王康：我以欣慰讚許心情力薦曉星先生文章。如果有百分之一——1400萬國人閱讀此文，中國危局應對化解之道庶機可見端倪。 王康 2012,7,15 重慶（ 2012年7月15日18:41 ）新浪微博 我對台灣問題的思考 曉星 Posted July 15, 2012 寫出肝膽語，願得知己知。不得知己知，甘受世人嗤。——作者自題
1900年，台灣籍詩人丘逢甲乘船去南洋。時當農曆二月十三夜，一輪明月從碧海躍上天穹，水天相連，晶瑩澄澈。詩人觸景生情，不禁感慨道：“人間萬事紛變滅，方見月圓旋月缺。四萬八千修月仙，玉斧長勞竟何說。”如果用月亮來比喻一個民族的話，那麼，今天的中華民族顯然還沒有到“月圓”的時分，還有待千千萬萬的“修月仙”共同努力。兩岸分治六十多年了，其間出生者已有三四代人，更有無數的人帶着遺憾而離去。凡是與神州大地血脈相連者，不可能不感受到這種分裂 的創痛；凡是對中華民族寄予熱望者，不可能不思考這個民族的未來。有些想法，已在我胸中積存多年。《詩經》有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俗語亦曰：“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有些事我可能做不到，但有些話我卻不能不說。我的話不可能都是正確的，然而有一點我很自信，我要說的都是我心裡想要說的話。
一、兩岸分治有其歷史必然性
海峽兩岸的分治現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出現的，然而中華疆域內的分治局面，卻並非始於1949年。且不說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山頭林立，自1927年共產黨人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起，國共分治的局面就開始形成了。共產黨在自己統轄的區域內，不僅自收賦稅，自設法庭，自行選舉，而且自立銀行，自印貨幣，這不是分治又是什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當時的“國中之國”。國民黨政府對紅色區域發起的一次又一次“圍剿”，從另一角度去觀察，無非是想用軍事手段結束分治狀態而已。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着新的選擇。“重慶談判”過程中發生的種種爭執，歸根結底，就是繼續維持分治還 是加速實現統一。國共兩黨都以統一中國為己任，但都不願在於己不利的情況下實現統一。當時曾有一些好心的人士，文有胡適，武有薛岳，都提出過這樣的設想：將東北地區交給共產黨管理，讓他們去搞共產主義實驗，在分治的格局中展開和平競賽，看誰能夠給中國帶來真正的進步。這一建議遭到了國民黨最高領袖的斷然拒絕。
六十多年前的慘痛歷史昭示後人：憲政不行則內戰禍起，強行統一則流血千里。在戰場上遭受重創後，原先反對分治的國民黨當局，被迫提出了“劃江而治”的求和方案。“自從兵戈動，遂覺天地窄。”長江畢竟太淺太窄了，擋不住百萬乘勝之師的腳步，於是，中華民族不得不面對隔海分治的嚴峻現實。 一個民族分裂為兩個政權，互相比拼又互相制約，這既是東西方兩大政治集團冷戰對抗的陰影投射，也是中華民族在舊權威瓦解而新框架未建立時的痛苦徘徊。
不少人以為，當年要是不發生朝鮮戰爭，美國軍事力量不直接介入台灣海峽，兩個政權對峙的局面也許早就解決了。這是過分誇大了單個事件的作用，而忽視了歷史進程中的內在必然性。強攻金門島的先遣部隊近萬人，因風向逆轉、後援不濟而全軍覆沒；好不容易湊集起來的準備渡海作戰的艦隊，因疏於防備，在吳淞口空襲中被摧毀殆盡；潛伏在台灣地區的中共地下網絡，志滿躊躇，卻因蔡孝干叛變而全線崩潰——這些都發生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難道都是偶然的嗎？“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天下無全勝之局，上蒼有不忍之心。“解放戰爭”的血腥狂飆終將止步於滔滔海浪前，歷史的天平正開始向失敗的一方傾斜。
國共兩黨都因實行“一黨獨裁”而飽受詬病，然而就中華全境而言，其實並沒有哪個黨能夠做到完全徹底的獨裁。在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的年代，共產黨就是最大的反對黨，而且是依靠暴力爭取發言權的反對黨。正像當年堂堂國民政府的法令管不了陝甘寧邊區一樣，共產黨執掌大陸政權後發起的一波又一波聲勢浩大的運動，無論是摧毀舊世界的政治運動，還是拆毀舊世界的經濟運動，照樣無法席捲台灣地區。這就是分治格局在客觀上帶來的制衡作用。
權力是需要制衡的，這是當今文明世界的共識。制衡權力的最佳途徑當然是憲政民主。然而，當一個古老民族在憲政之途上正步履艱難的時候，分權自治也是一種不算壞的選擇。分治，就是在總體無序的政治生態下，強行建立一道藩籬，形成有序對抗的平衡狀態；分治，就是在整個民族探索現代化的進程中，多幾條試驗的途徑，不至於全擠在一堵牆跟前撞死；分治，就是在“政治一體化”的重重陰霾下，為人民多爭取一些表達的空間，以保證總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可以發出來。“西方不亮東方亮，陰了南邊有北邊。”只要分治依然存在，再可怕的洪水也無法淹沒全部疆土，再濃重的霧霾也不能遮蓋整個民族。
俄羅斯的葉利欽在對比中俄兩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時，曾感嘆中國有一個香港作為參照物。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不僅有香港，我們更有台灣。六十多年來，台灣走了一條跟大陸很不相同的道路，從貧窮到富裕，由專制到民主。“天意從來高難問”。不管蒼天是有意還是無意，台灣事實上已成為中華民族在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實驗區。台灣人民所取得的經驗，無論是成功的還是不那麼成功的，都將有助於整個中華民族選擇正確方向和減少轉型代價。
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的實踐，我們會天真地以為，只有通過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只有使用暴力活活斗死了成千上萬的地主和富農，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為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鋪平道路。
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的實踐，我們會沮喪地以為，一個政治人物只要爬上了權力巔峰，就將被永遠供奉在神壇上，即使他犯下了慘絕人寰的滔天大罪，生前照樣不受懲罰，死後依然無法清算。
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的實踐，我們會恐懼地以為，對待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政黨，人民只能像侍奉親爹親娘一樣永生永世供養它，因為它一旦下台，就意味着千百萬人頭落地，人民從此就再也看不到太陽了。
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的實踐，我們會悲觀地以為，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獲得的普世經驗，並不適合我們這個古老的東方民族，中國人由於天生的素質低下和冥頑不化，解決政治紛爭只能依靠槍桿子而不能信賴票箱子。
然而，台灣人民用自己的實踐，鏗鏘有力地告訴我們：理論有多重色彩，歷史有多種選擇，中國並沒有模式，一切在自主探索。“我欲仁，斯仁至矣”，世界各國人民能夠做到的事情，中華民族同樣能夠做到。
兩岸分治六十年，不管是對抗狀態，還是緩和狀態，始終是在互動中。只要一方有所動作，另一方必然予以回應，無論這種回應是正面的、反面的還是側面的。就這一點而言，兩岸確可謂血脈相連。大陸鬧“文革”，自我封閉，民生凋敝。台灣恰恰在此期間經濟騰飛，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這也成為促使大陸執政者毅然決策改革開放的動因之一，而且是最不願明說、卻最關痛癢的重要動因。因為在兩岸分治的狀態下，兩個政權“誰戰勝誰”始終是最大的政治。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反過來又對台灣形成了壓力。尤其是1989年北京發生的不幸事件，深深刺激了台灣人民，進而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步伐，軍隊脫離黨壟斷、公民直選領導人等等相繼成為現實。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鼓舞了大陸人民，也令大陸執政當局惶恐莫名。“三個代表”這一說法的強力推出，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因應台灣地區政治生態巨變給大陸人民帶來的心理衝擊，而這一點恰恰是為許多觀察家所忽略的。
有人曾擔心，中國大陸的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後，將因失去動力而停滯不前。如果將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這種擔憂並無必要。一個黨固然有私利束縛，一個民族同樣會因循苟且。然而，正是兩岸分治的格局，保證了整個民族在轉型過程中無法停下腳步。中國尚未統一，就是最沉重的現實壓力；兩岸和平競爭，就是最強大的改革動力。經濟貧困，將淘汰出局；政治落後，照樣被人民唾棄。因為人民不僅嚮往富足和安寧，同樣渴望在更自由、更民主、更符合人性的制度下生活。“東家種竹，西家治地”，中華民族內部的這種血脈聯動，無論多麼堅固的政治屏障也休想隔絕。
“萬事禍為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中華民族既受累於兩岸分治，又受惠於兩岸分治。這兩方面的作用同時存在，至於哪一 方面更大些，則要看兩岸執政者的政策導向以及世界格局的變化。從近三十年的狀況來看，應該說後一方面的作用更趨明顯。中華民族被迫分裂為兩個政權，既是難以撫平的歷史創傷，也是走出舊格局、步入新軌道的契機。對於大陸的改革事業來說，台灣跟香港一樣，不僅是參照物，更是助推力。正是兩岸分治的格局，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實踐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和資源。回溯千年華夏史，即使在皇權專制登峰造極的年代，空間性、地域性的差異不但始終存在，而且也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內部動因之一。在中華疆域內，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我們為什麼不能站得更高一點，看得更遠一些呢？
台灣海峽風和日麗航路暢通，兩岸人民安居樂業頻繁往來，這是兩岸關係現階段所能達到的最佳狀態。根據近年來台灣地區的民意調查，儘管在發展方向上分歧嚴重，但贊成“維持兩岸現狀”的民 眾仍占大多數，這說明兩岸分治在現階段是最安全且最具正面意義的。兩岸分治六十年或一百二十年，在中華民族的整個歷史上都不過是短暫一瞬，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不能超越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去急切追求心目中的“偉大目標”。經驗早已證明，凡是不尊重事物發展的規律而強行超越者，帶給人民的必定是災禍。
我們以最大的誠意期盼祖國統一，但我們並不迷信“統一”。正如經濟學上的“順差時代”未必優於“逆差時代”一樣，一個領土完整、治權統一的國家，帶給人民的未必就是幸福。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早已警示我們，在黨權高於民權、輿論強行一律的專制政體下，統一的面積越廣，餓死的民眾越多。春秋戰國時代湧現出了那麼多傑出的思想家，群星璀璨，輝耀千載，令後人只可仰望而無法超越，其原因就在於那是一個既沒有“統一號令”也沒有“標準答案”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統一號令”誤了我們的民族，“標準答案”毀了我們的後代。
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分治還是統一併無必然聯繫。六十多年來，中華民族正是在分治中成長，在分治中壯大，在分治中走向現代文明。只有當兩岸在各個層面的交流幾乎都沒有障礙了，當兩岸人民在未來方向上取得了高度共識後，當兩岸的大多數人都感覺到繼續維持兩個政權成本過高而價值越來越低時，一種更高形態的融合將水到渠成勢不可擋，和煦的春風將翻開中華民族史冊的嶄新一頁。在那個偉大的時刻到來之前，一切焦慮和躁動都是無濟於事的。
二、不能迴避“中華民國”的存在
要想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如何公正地、合理地、妥善地對待台灣現政權，這是大陸人民和大陸政府無法迴避也無法繞過的一道坎。
眾所周知，1949年以後，中華民族分裂為兩個政權，一個叫做“中華民國”，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歷史較為長久些，但管轄的實際面積較小；另一個管轄的面積較大，而且目前占據着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是光天化日之下男女老少人人可見的現狀。世界上確實只有一個中國，但世界人民目前看到的只是一個分裂的中國。
非要說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那是我們無法接受的，因為那不是事實；但要說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權也已經壽終正寢，同樣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事實上，僅就治權而言，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殘缺的、不完整的。台灣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就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管理權鞭長莫及，終有管轄不到的一塊地方。
兩個政權的對抗史，就是無數同胞的血淚史。且不說血沃千里的殘酷內戰摧毀了無數個幸福安寧的家庭，在兩個政權激烈對抗的歲月里，兩岸互相“抓特務”、“除內奸”，而且都是神經過敏草木皆兵，又戕害了中華民族多少優秀人才！在國際舞台上，兩個政權為了爭奪所謂“唯一合法”的地位，“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極力詆毀和排擠對方，丟盡了中華民族的臉面。大陸的政權曾經有二十二年時間被排除在聯合國大門之外，有人以“孤立中共”而自鳴得意，實際受傷害最深的還是大陸民眾；同樣道理，自1971年10月台灣方面的代表被迫退出聯合國後，整整四十年過去了，不管我們這邊怎樣解釋，終究是虧待了台灣人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是中國人自己建立的政權，都是中華民族的合法政權。正因為兩者都是合法政權，所以才需要展開平等的對話和談判。如果一個是合法的，另一個是非法的，那還有什麼好談的！“一個中國”原則的精義，或可概括為：政權雖分兩個，國土不容分裂。前半句話，大陸方面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默認的， 不管是不是真心情願。要不然，兩岸之間簽署了那麼多涉及經貿、交通、司法、教育等方面的協議，又該如何解釋？
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曾經有過治權統一的時代，也有過治權分裂的時期，有時候出現的政權還遠不止兩個。例如為史家津津樂道後來又通過演義小說而家喻戶曉的魏蜀吳三國即是。這三個相互抗衡的政權，究竟哪一個最有資格代表漢家正統，古人在這上面糾纏了許多年，“攘臂張目，筆斗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然而在我們今天看來，這個所謂“大是大非”的問題，還有什麼意義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今一理，豈不信然！
一個政權是否已經終結，不能憑藉主觀想象，只能依據客觀現實。六十年來，這個被稱作“中華民國”的政權，有效管理着台澎金馬地區以及南海的部分島嶼。正因為那面旗幟至今仍在飄揚，我們才有理由宣稱，上述地區仍在中國人的牢牢掌控之中。僅就這一點而言，這個政權同樣功不可沒。公然否認這個政權的存在，就等於說1949年以後的台澎金馬地區處在無政府狀態，這是將黨派利益置於民族尊嚴之上，自欺欺人莫此為甚。“實事求是”的萬丈光芒，假如連這樣大面積的一種事實都無法照見，那還有什麼科學性可言！
行文至此，不能不說一說台灣現政權的那面旗幟。一個政權總要有一種象徵物，旗幟就是一種象徵物。那面旗幟，曾經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徵，至今也沒有退出歷史舞台。遺憾的是，我們中間有些人似乎患了一種很奇怪的“集體失憶症”，能夠娓娓述說五千年未曾中斷的歷史，卻偏偏看不見近在眼前的事實。
我們不應該如此健忘——那面由辛亥先烈陸皓東設計、孫中山先生親手改定的旗幟，自從被國民政府採用後，其圖案、顏色至今沒有改變過。那時，五星紅旗遠沒有出現。
我們不應該如此健忘——在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中，無數中華兒女前仆後繼浴血疆場，就是為了保衛那面旗幟所代表的民族尊嚴和疆域完整。那時，五星紅旗並沒有出現。
我們不應該如此健忘——在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凱歌聲中，中華民族正是擎着那面旗幟，與美、英、蘇等國一起，創立了旨在維護世界和平的聯合國組織。那時，五星紅旗仍然沒有出現。
內戰造成的殘酷現實，並不能改變事物的本來面目。只要我們不帶偏見地直面歷史，就不能不承認，那面旗幟同樣也是中華民族的光榮之旗，同樣應當受到應有的尊重。對那面旗幟的尊重，就是對中華民族既有歷史的尊重，就是對生活在台澎金馬地區的兩千三百萬同胞的尊重，就是對至今仍同台灣現政權保持着感情紐帶的一部分海外僑胞的尊重。
在兩岸就相關問題達成政治協議之前，作為政府公務人員有必要謹言慎行，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民間交往中，比如學術、文化、體育等活動，就不應該有那麼多忌諱。其實，台灣有很多人早已不忌諱大陸的五星紅旗了，我們又何必要忌諱那面旗幟呢？生活在三江五嶽懷抱中的人，應當具有偉大的襟懷，不能那般小肚雞腸！如果連普通的赴台旅遊者都心懷怵惕，像躲避瘟疫似的迴避那面旗幟，其結果只能是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台灣問題不同於香港和澳門，不存在“回歸祖國”一說。近代歷史上，台灣確曾被東鄰侵占過。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駐台總督安藤利吉在國民政府代表陳儀面前簽署降書，那是1945年10月25日。毫無疑問，從那一天起，台灣寶島已經順利回歸祖國。1949年以後出現的兩岸對抗和分離，雖然也有外部勢力橫加干預的因素，但就本質而言，終究屬於中華民族內部的政治紛爭，以及由這種政治紛爭所導致的兩個政權並峙的現狀。要一個政權向另一個政權“回歸”，那是損人顏面、傷人自尊，是一部分同胞所無法接受的。兩岸的政治分歧，只能通過地位平等的談判來解決。
在兩岸分治時期，祖國應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不能說只有大陸才是祖國，台灣就不是祖國了。大陸和台灣，都是祖國的一部分。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愛國主義；熱愛“中華民國”，同樣是愛國主義。愛國不分彼此，愛國同為一家。
三、試說“一個中國”的新定義
“一個中國”是大陸方面始終堅持的原則立場，也是海峽對岸高度敏感的禁忌詞彙。儘管大陸方面在公開場合已不再刻意強調“一個中國”的具體所指，而代之以“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這類模糊說法，可是許多台灣同胞仍對此戒心甚重，生怕掉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陷阱。我想，假如我長期生活在台灣地區，恐怕也會作如是觀，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目前畢竟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人想藉助“一中各表”來解決當下的難題，可謂苦心孤詣。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表述方式，破解僵局或可一用，維持長久終非勝算。因為它代表的僅僅是一種曖昧的默契，更多出於一廂情願，而非各方共識。其實誰都明白，失去了共同目標的“一中各表”，無非是隱性的“兩國論”。中華民族不能老是在灰色地帶“打太極拳”、“擺八卦陣”。“一中各表”終究是要過渡到“一中共表”的。只有能夠共同表述的“一中”，才是可信賴的“一中”，也才是有前途的“一中”。 然而在目前階段，“一中共表”談何容易！正像世界上的許多事物一樣，“一個中國”也有過去時段、現在時段、未來時段。從1949年至今，是現在時段。這個時段的特徵是，兩個政權對峙，誰也代表不了誰；小處或可通融，一旦到了關節點 上，誰也不肯讓步。無論雙方怎樣絞盡腦汁來“表達善意”，表述出來的仍然是一個分裂的中國。這是“一個中國”在現在時段所無法擺脫的尷尬。
我想，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一個中國”的定義往前移動一下，放到未來時段中去表述呢？兩岸為什麼不可以就未來方向達成共識，共同締造一個新中國呢？這個未來的中國，當然也要有一個名稱。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大陸領導人曾在不同場合一再宣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包括國號、國旗、國歌。”國家名稱從來就是人定的而不是神定的，凡是人定的東西都是可以討論和修改的。也許太魯莽，也許太超前，我還是忍不住想給這個未來的告別了分治的新中國擬一個名稱。我私心偏愛“中華共和國”，理由有三：
第一，本着“兩岸平等”的原則，兩岸現有政權的名稱，要麼都不動，要動只能一起動。
第二，這個新名稱，對於兩岸目前的名稱改動較小。在大陸方面，只要去掉“人民”二字即可；在台灣方面，只要去掉“民”字加上“共和”二字。
第三，這個名稱是有出典的，出自鄒容《革命軍》，而這位年僅二十一歲就為民主共和獻出了生命的先驅者，至今受到海峽兩岸的共同尊敬。
我們承認現狀，但我們並不滿意這個尷尬的現狀。人民有選擇前途的自由，也有憧憬未來的權利。我並不強求別人的贊同，在我的心目中，“一個中國”就是未來的“中華共和國”。只要兩岸確認了共同奮鬥的目標，那就意味着，現在時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只是過渡階段的產物；既然是朝着同一個方向前進，那就意味着，在這一進程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無所謂誰是“中央”誰是“地方”。俯瞰神州，“一個中國”終究是破碎的現實，怎麼也美好不起來的；放眼 未來，“一個中國”才是絢爛的理想，鼓舞人民勇敢前行。“一個中國”，在現在時段表述，天地逼仄，左支右絀；“一個中國”，在未來時段論述，天空海闊，月朗風清。
這個未來的“中華共和國”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架構，由於歷史尚未進展到這一步，其細節目前很難描繪，但有一些願景是可以展望，也是應當展望的。
統一後的中國，將是一個包容相當廣泛的政治共同體，可能會吸納世界上若干聯邦制國家的優點。在國土不分裂、外交不重疊的前提下，一國兩制或一國三制或一國四制，都是可以探討和設計的。中華民族歷盡劫波後的再一次統合，將不再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僵硬的“大一統”，而是憲政基礎之上的統一與分治的有機結合，是在主權共享之下的多種自治模式的共存共榮。
統一後的中國，將誕生一部為各民族、各地區、各黨派共同擁護的共和憲法（或曰共和大綱）。這部憲法將成為中華民族長治久安的“定海神針”。共和憲法中，將不再出現任何政黨的名稱，也不再有任何個人的名字。在共和憲法的指導下，各黨派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都擁有自己的宣傳陣地，可以自由地表達各自不同的信仰和觀點。但任何黨派都不得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是非觀強加給全體國民，任何黨派都不得鼓吹以暴力手段解決政治紛爭——誰膽敢進行這樣的鼓吹，誰就將遭到全體國民的唾棄。
統一後的中國，軍隊將完全國家化，任何黨派都不得直接操控或組建軍隊。目前在海峽兩岸各有一支軍隊。這兩支軍隊，既是保衛中華疆域不受侵犯的利器，在一定條件下又可能成為內戰的工具。期盼這兩支軍隊最終能夠合而為一，期盼在中華大地上徹底結束禍延百年的軍閥政治，這是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而要達到這一目標，軍隊國家化乃是必由之路，舍此別無他途。歷史已經證明，在落後的政治生態下，由專權的政黨和政黨之間商談什麼“軍隊統一”問題，無異於與虎謀皮。
懷抱憲政強國、民主興邦的宏偉理想，反觀中華疆域內的現狀，尤其是兩岸政治生態的落差，我們不能不清醒地意識到，現在還遠不是談論“統一”的時候，前面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其實，國號、國旗、國歌都是技術性問題，只要時候到了，都容易解決的。真正困難的是，在國家理念、人民主權、政黨地位等一系列問題上，兩岸尚存在重大分歧，而且這種分歧至今尖銳對立無法調和。台灣海峽目前風平浪靜，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兩岸之間更深層次的較量，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中。擺在我們面前的也許只有兩條路：要麼用暴力手段去改造對岸，使之名副其實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要麼用和平手段改造我們自己，使自身脫胎換骨，兩岸人民攜起手來，共同為 “一個中國”注入嶄新的內容。
為什麼被叫得震天價響的“一個中國”，不但沒有出現預期中的感召力，反而讓台灣同胞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反感？原因無需外求，缺陷就在自身。這個似乎在政治上無比正確的“一個中國”，其實是狹隘的、空洞的、蒼白的。說它是狹隘的，因為它始終固守黨派立場，無法正視中華民族的分治現狀，所謂“主權”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離不開一黨利益的最大化；說它是空洞的，因為除了一往情深的領土概念之外，現代文明國家應當追求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等內容，在這裡全然不見蹤影；說它是蒼白的，因為伴隨它的只有民族主義的喧囂，然而經驗早已證明，背離了民權和民生的“民族主義”，不但毫無血色，而且居心叵測。
我們究竟要一個什麼樣的中國？是追求和平的中國，還是崇尚暴力的中國？是憲政民主的中國，還是獨裁專制的中國？是各民族、各地區人民平等共享的中國，還是官僚特權階級壟斷一切作威作福的中國？這並不是什麼新問題，而是一個已經被問了無數遍的老問題。想當年，國民黨政府也是以“統一中國”為號召，動用國家機器強力推進“剿共大業”。滿懷悲憤的共產黨人，對國民黨基於一黨私利的“統一中國”提出了強烈的質疑。言辭鑿鑿，聲猶在耳。現在，輪到普天下人對共產黨發出同樣質問的時候了。
“統一中國”不是至高無上的，在其上還有更加崇高的理想追求，還有更加神聖的評判標準，那就是人權和正義。如果“統一”與人民幸福相牴觸，我反對“統一”；如果“統一”與社會正義相違背，我譴責“統一”；如果“統一”的局面反而使得各民族、各地區、各階層人民的自由表達的空間被大大壓縮，如果“統一”意味着更多的青山綠水將遭污染、更多的雄鷹駿馬將被閹割，如果“統一”的結果只是讓少數權貴又獲得了三萬多平方公里可以跑馬圈占的土地和兩千多萬可以任意驅使的民眾，那麼我說，這樣的“統一”還是永遠不要實現為好。統一應當與進步並行，而不是逆行。統一所帶來的，應當是更加民主、更加開放、更具包容性的社會，而不是相反。統一政令不是我們追求的根本目的。我們的最大願望，是要讓居住在中華疆域內的所有人都過上安寧、富足、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我們要的是一國良制，而不是一國惡制。在優良的制度下，生活在這邊，還是生活在那邊，其實都無所謂；而在惡劣的制度下，無論生活在哪裡，都備感壓抑和痛苦。如果說兩岸至今仍存在“誰戰勝誰”的問題，那麼歸根到底，就看誰的制度能夠最終贏得人心。
大陸同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人民已經享受到的權利，大陸人民遲早也要享受到，否則，我們寧可不要這般醜陋的“一個中國”。也許只有我們的後代，才能真正理解什麼叫做“告別舊中國”——因為我們將要告別的，不僅是一個治權分裂的中國，我們還將告別一個黨主高於民主、特權 大於法權的中國，告別一個視生命如草芥、以大眾為芻狗的中國，告別一個棄誠信如敝屣、賣謊言競天價的中國。“新中國”從來不是自封的。什麼才是名副其實的新中國，一黨一派說了不算，只有全體國民說了算，子孫後代說了算，司馬子長說了算。
四、平心靜氣看待“台獨”
客觀地看，“台獨”思潮的發生，起初並不是針對共產黨的，不是為了反抗大陸政府，當然更不是為了挑戰大陸人民。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台獨”現在成了兩岸和平交往中的最大障礙，就像飄浮在台灣海峽的令人畏懼的“幽靈水雷”。
如果只有幾十人幾百人在那裡鼓吹“台獨”，我們或許可以一笑置之；然而實際狀況是，台灣居民中至少有數百萬人不同程度地擁護“台獨”主張，這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其中一定有我們尚不了解或不願正視的原因。
在我看來，“台獨”本質上也是一種民粹的變形。台灣有台灣的民粹，大陸有大陸的民粹。台灣有些人，一聽到“中國”二字就暴跳如雷，而大陸有些人，也是一聽到“台獨”二字就火冒三丈。在過激情緒的操控下，其實誰也沒有聽清楚對方在說些什麼。現在對於兩岸人民來說，用心了解對方的想法或許比堅持自己的想法更重要。
有一句來自西方的名言，在中國知識界已是耳熟能詳：“我堅決反對你的意見，但我將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我在這裡想問一個問題：在那些我們反對但又必須保護的意見中，是否也包括“台獨”的聲音呢？也許有人會覺得，提出這樣的問題很突兀，甚至很不應該。然而在我看來，直面這個現實問題，是再正常不過了。一種萬口喧傳的理念，往往不能貫徹到底，甚或蛻變成了裝點門面的幌子，恰恰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很大缺陷。
“台獨分子”也是我們的同胞，是一些跟我們意見相左的同胞，他們當然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大陸同胞有權表達反對“台獨”的鮮明立場，但無權用粗暴手段去扼殺那種 呼聲。“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捍衛他人的發言權，同時也是捍衛自己的發言權。打着“愛國主義”的莊嚴旗號，今天封殺這種聲音，明天禁絕那種聲音，到頭來就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了，整個民族只剩下了萬馬齊喑、萬木蕭疏。這樣的國家，縱然統一了，又有什麼可愛的！
“台獨”只是一種政治立場，並不代表一個人的全部。一個秉持“台獨”立場的人，同樣可能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一個思想卓越的人，一個盡心盡力為大眾服務的人。僅僅因為立場的不同，而給對方扣上某某“分子”的帽子，必欲投畀豺虎而後快——這種蠻不講理、強行霸道的事情，我們過去難道做得還少嗎？“山不厭高，海不厭深。”一個真正偉大的中國，應該是海納百川、包羅萬象的。連幾個“台獨分子”都容納不下，這樣狹隘的中國是無論如何也偉大不起來的。
人民正在痛苦的經驗中成熟起來。經驗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正確的意見，也沒有百分之百錯誤的意見。一種大體正確的意見，或許潛藏着為害甚烈的因子；一種基本錯誤的意見，也可能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台獨”的政治主張，在我們看來是一種錯誤的意見；但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伴隨着“台獨”思潮湧動的，還有台灣人民自主意識的快速覺醒以及對於自身處境的痛切反思。而這種覺醒和反思，不但不應受到大陸同胞的排斥，還應當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中華民族可以暫時不統一，但不能不追求自由，不能不追求民主，不能不追求正義。從這一角度去觀察，台灣人民最近二十年所做的，方向是正確的，步伐是有力的，成效是明顯的。我們 不能因為聽到一點“台獨”的雜音就亂了方寸，全然無視台灣人民嚮往自由、反抗霸權的豪邁激情，全然無視台灣地區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取得的長足進步，全然無視台灣經驗對中華民族整體邁向現代化所起到的示範作用。
一個國家，貧窮固然落後，富裕了也可能依然落後，因為這個國家的許許多多人尚未站立起來——也許是不讓他們站起來，也許是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應當站起來。“權為民所賦”，台灣人民領先一步。這是中華民族從古代邁進現代的關鍵一步，這一步走得非常之艱難。有一部分同胞先站起來了，我們怎能不備感歡欣，怎能不額手稱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未必就是好事，要看最終結果；一部分人先站起來，影響不可小覷，示範帶動全國。
“久羈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台灣人民好不容易剛從一個令人窒息的“黨國”籠子裡掙脫出來，總算可以大聲說話、縱情歡笑了，現在你要想重新蒙上他們的眼睛，捆住他們的手腳，把他們塞進一個更巨大也更憋悶的“黨國”籠子裡去，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天底下沒有比自由更可寶貴的財富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人民可以在藍天白雲下暢想統一的前景，但絕不願蜷縮在籠子裡討論“統一大業”，無論這籠子是用什麼材料打造的。真理不需要故弄玄虛，真理可以用最淺近直白的語言來表述。台灣人民不願再進籠子——這就是統合難題至今無解、台灣民心漸行漸遠的關鍵所在。
一說起台灣問題，有些大陸同胞會脫口而出：“台灣是我們的。”從來沒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卻認為自己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種所謂的“愛國主義情懷”，其實是在“皇權大一統”的醬缸中浸泡已久，而且又摻入了殖民主義的添加劑，我們卻往往習焉不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來自皇權時代的觀念，早已深入國人的骨髓，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專制病毒的攜帶者。“愛國主義”大廈的外牆縱然裝飾新穎，其內在鋼筋依然是“君主至上”。個個以“王臣”自居，人人無“王土”之權。這不但是中國的歷史，還是迄今為止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現狀。
主權觀念並不是現在才有的，幾乎從國家出現之日起，主權之爭便如影隨形。如果說現代的主權觀跟古代有什麼不同的話，那麼，最根本的區別就看是否把居住地人民的感受擺放在第一位。歷代統治者只知道攻城掠地、拓土開疆，卻從來不去問一問那些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民眾是何感受。然而，土地畢竟是有人居住的，而人是有感情、有意志、有信仰的。從來就沒有亙古不變的“王土”。違背民心的“主權”喧囂，其結果只能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夫土地者，惟德在耳，何常之有？”這個連古人都明白的道理，今人何以竟暗昧不明！
台灣這塊土地到底屬於誰？在我看來，台灣首先屬於祖祖輩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屬於近四百年來為反抗外來侵略而不屈不撓的台灣志士，屬於六十年來為了台灣的進步和繁榮而執着奮鬥的當代台灣人。兩千三百萬台灣同胞才是台灣的真正主人。他們的感情、意志和嚮往，決定着這塊土地的現在與未來。缺少這種對於台灣同胞的最基本的尊重，兩岸交流只能在低層次進行，在更高的層次上將永遠談不攏。
讓我們往前看——即使海峽兩岸今後簽署了告別對抗的和平協議，我們也別指望台灣地區會在法律上禁止“台獨”言論。我注意到，台灣在最近一次關於“人民團體法”的修訂中，刪除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的規定。這是台灣地區在言論自由方面的又一進步。已經進步的台灣，不應當也不可能後退。一種理想能否實現，並不取決於少數理念型人物的堅持，而取決於最廣大人民的意志。但表達理想是天賦人權，不應當預設前提。
讓我們再往前看——兩岸的政治分歧，如果都不願訴諸兵戎，那遲早會走到談判桌前的。參與談判的各方，都希望自己手中握有儘可能多的籌碼，這是天下通行的法則。在海峽對岸，即使是對“台獨”最反感的政治家，內心其實也不願看到“台獨”這堆火完全熄滅，因為“台獨”的民意壓力本身就是一項有分量的籌碼，可以迫使大陸方面做出更多的讓步。政治從來就是一門講求實用的藝術，任何政黨都不可能脫離賴以生存的特定環境。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中國共產黨不是在大陸地區乾綱獨斷，而是在台灣地區參與競選，它還會像今天這樣聲色俱厲地痛斥“台獨”嗎？根據這個黨一貫的行事風格，人們是不難做出判斷的。
讓我們繼續往前看——當兩岸融合進入更高層次後，有可能組成聯合的立法機構或議事機構，來自台灣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也將在其中占有相當的比例。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一些代表會持續提交傾向“台獨”的議案。盡 管這類議案獲得的票數可能並不多，但只要提案程序符合法定要求，這類議案本身的合法性同樣無可置疑。如果有人感覺這種局面匪夷所思，那說明他對和平統一的 前景其實並沒有真正的思想準備。
在這裡，我還想說一說對岸那個被嚴重污名化的政黨——民主進步黨。儘管我不贊同民進黨的民粹立場，甚至還 打算批判這個政黨的某些論點，但我仍然要為民進黨的出現和發展而歡欣鼓舞，因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生活從此另開新局。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深受蘇俄影響，都是依靠暴力起家的，民進黨則不是。無論我們現在同民進黨有着多麼嚴重的分歧，有一個基本事實是誰也無法否認的：迄今為止，民進黨沒有殺害過一名共產黨員。
共產黨和國民黨有着血海般的深仇，尚且能夠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而再度協商，為什麼就不能同民進黨展開平等而理性的對話呢？有人說，那是因為民進黨的黨綱中還 有“台獨”內容，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台灣共和國”。這種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千方百計詆毀和排斥民進黨，恐怕更多是出於一種陰暗心理，即痛恨民進黨這個變數的出現攪了“國共合作”的大局，使獨裁分贓的美夢頓成明日黃花。
我不知道大陸同胞中究竟有多少人認真讀過民進黨的黨綱。吠影吠聲不是現代公民應有的品質。只要摘下有色眼鏡，仔細讀一讀這份洋溢着現代政治文明氣息的黨綱，我們將不得不承認，其中的大部分內容不但值得肯定，而且也是大陸地區各政治團體應當學習和借鑑的。至於那部分我們與民進黨有分歧的內容，誰對誰錯眼下還不好說，還有待時間的檢驗，因為誰也不是上帝派來的最後裁判者。
一個政黨懷抱的理想，跟它的現行政策往往會有差距，甚至有不小的差距。舉個近在眼前的例子吧：時至今日，在號稱八千萬之眾的共產黨員中，究竟還有多少人仍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仍期盼着將來有一天能徹底消除私有制，早已成了天大的問號。儘管如此，卻並不妨礙黨的領導集團照樣堂而皇之地將“實現共產主義”寫進黨 章，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近些年來，海內外不斷有人呼籲中共與時俱進，在黨章中刪除“共產主義”的字樣。共產黨至今沒有響應這種呼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家的章程尚且抱殘守缺，又安能指手劃腳強迫別人修改黨綱！
政黨要有理想，就像店家要有招牌一樣。理想並不都是 用來實現的，有時可賴以凝聚人心，有時可藉以謀取利益，有時可助以攻擊政敵。在中華大家庭中，一個黨反對或批判另一個黨的政綱，這是正當權利，無可厚非；而一個黨強迫另一個黨修改黨綱，那就是霸道行徑，令人齒冷。政黨的獨立與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如果一個黨只有遵從另一個黨的旨意才被允許存在，這樣的黨只能是“奴才黨”。民進黨當然也會審時度勢調整自己的黨綱，但那只能是在台灣的民意趨向發生重大轉變之後，而不可能屈從於隔海施威的強權壓迫。
將民進黨與“台獨”劃上等號，是一種草率的評判；將“台獨”與“賣國”劃上等號，更是一種粗暴的武斷。擁護“台獨”主張的同胞，絕大多數仍是堅定熱烈的愛國 者。關於這一點，有些大陸同胞可能不理解：既然是愛國者，為什麼對“中國”這個名稱如此反感，非要跟中國大陸分離呢？其實原因很簡單，那是我們還沒有學會“換位思考”，還沒有站在台灣人民的位置上，用心體驗他們的真實感受。假如“中國”這個名稱的現狀帶給他們的只是屈辱和恐懼，假如在“中國”這頂大帽子的 籠罩之下發展空間越來越窄，那為什麼不掙脫舊鎖鏈另闢新天地呢？從“兩個政權之爭”的巨大陰影中走出來，在無所恐懼的氛圍中安排自己的生活，這不僅是台灣 人民的熱切期盼，也是大陸同胞的真誠願望。在這一點上，兩岸人民同樣心連心。
即使從民進黨的黨綱中刪除了“台獨”內容，也刪除不掉某些人對“台獨”的夢想。兩三百公里寬的海峽，總會讓一些人產生夢想的。人是一種喜歡做夢的動物。維護夢想的權利，也是人權保障的題中應有之義。比如“中華共和 國”就是我的夢想，你可以不贊同我的夢想，甚至認為我的夢想很荒唐很可笑，但是你卻無法阻止我去夢想。一個人的夢想，也許只是他個人的臆想，也許將成為千萬人的共同追求。關鍵是看誰的夢想更符合時代的潮流，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敵人往往是有意或無意製造出來的。如果你把“台獨”當作一個萬惡的敵人，它真的會慢慢成長為一個你很難對付的敵人；如果你把“台獨”看作是在特定階段滋生的一種比較極端的想法，那麼到頭來它或許也就是一種想法而已。有人大概會批評我政治上很幼稚，我亦欣然受之。其實，阻礙我們這個民族進步的，恰恰不是那種清純如水的幼稚，而是腐臭如溷的成熟。政治學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不動聲色之間有效化解對立面；政治家的最大敗筆，就是在短時間內給自己創造了無數敵人。
關鍵不在於某個政黨的黨綱，而在於台灣人民的民意趨向。民意不可違，民心大如天。千百種說辭各異的黨綱，都無法替代人民的愛憎。只有當台灣人民意識到他們的自治要求通過其他 形式同樣可以得到充分滿足時，只有當台灣人民感覺到日益強盛的中國大陸不再是可怕的威脅而是一種有力的依靠時，只有當台灣人民可以和大陸人民一樣作為正常國民堂堂正正地參與國際事務時，“台獨”運動才會黯然褪色，失去對大多數人的感召力。
五、中華民族長治久安的兩大基石
要求兩岸在制度上完全一致，無論是大陸方面要求台灣方面，還是台灣方面要求大陸方面，都是不現實的。然而，如果兩岸想要走向政治統合，那就必定要有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應該是什麼呢？
有人以為就是民族主義，以為“血濃於水”可以勝過一切，所以把文章都做在了這上面，即所謂“曉以民族大義”也。然而，實際結果想必大家都看到了，持續多年的 宣傳攻勢，並沒有在台灣人民中間激起多大反響。可見兩岸矛盾的癥結並不在這裡，僅靠“民族主義”那把老舊的鑰匙，是打不開“台灣問題”這具鎖的。因為同宗 同脈同血緣，就非得硬湊在一起過日子，天底下並沒有這樣的道理。
兩岸之間的互相認同，不應該是強人所難的認同，而應當是心悅誠服的認同。這種認同，主要不是對血緣的認同，而是對文明的認同。對血緣的認同，只是往後看；對文明的認同，才是向前看。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在落後的甚至野蠻的政治生態下分裂為兩個政權的，它只有在邁向現代政治文明的進程中才能結束分治完成統一。換言之，在低層次發生的裂痕，在同一層次是無法修復的，只有在更高的層 次上才能彌合創傷再生新肌。
六十多年前，中華民族也曾面臨和平解決政治紛爭的歷史性機遇。遺憾的是，這個機遇並沒有化作現實。國共重慶談判雖然失敗了，甚至像有人說的只是為準備新的內戰施放了煙幕，但重慶談判期間廣為傳播的三項政治原則，卻至今光彩奪目令人神往。這三項政治原則就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政黨平等合法化”。儘管就中華全境而言，這三項政治原則仍是理想而不是現實，但它在台灣地區卻已然開花並初步結果。這足以說明三項政治原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所展示的憲政民主前景，乃是中華民族擺脫千年專制陋習的自救之路，是將內部紛爭納入有序軌道的自新之路，是奮起追趕世界文明潮流的自強之路。
雖然目前兩岸的政治談判尚未開始，但完全可以預見，只要兩岸對談一旦進入政治層面，三項政治原則必然會重新端上桌面。這既是中華民族尚未完成的歷史任務，也是檢驗兩岸談判是否真有誠意的試金石。緊緊圍繞三項政治原則而展開的談判，是真和談，不僅能夠從根本上消除兩個政權的對立，而且將大大提升整個中華民族的政治文明程度；故意迴避或極力排斥三項政治原則的談判，是假和談，決然無法實現兩岸在更高層次上的溝通，只能使中華民族 長期陷於專制和分裂的境地。
兩岸走向統一的政治基礎只能是憲政民主。憲政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入關簽證，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憲政也是兩 岸化解分歧的最大公約數，舍此便不會有真正貼心的共同語言。在憲政的基礎之上，根據中國的國情，還要解決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即主權共享之下的區域性自 治。按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早就有了“區域自治”的條款，這個課題似乎已經解決了。然而遺憾的是，這種“區域自治”就跟憲法中的“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等一樣，至今備受爭議。由此看來，僅僅有了紙面上的憲法，並不等於就是憲政國家；而失去了憲政民主的保障，就連面對世界莊嚴承諾的“一國兩制”都會荒腔走板，更何況原本就是心不在焉的“區域自治”！
世界上的民族糾紛和地區衝突，雖然情況各有不同，但只要深究下去，幾乎都存在一個自治權沒有得到有效落實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既然承認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那麼，它的每一個成員都應當受到公正的對待，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公正是和諧的基礎，平等是和睦的前提。不公正就沒有和諧，不平等就沒有和睦。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奴役，一個地區對另一個地區的壓迫，無論打着多麼神聖的 旗號，披上多麼華麗的外衣，終究是無恥的奴役和殘忍的壓迫。生活在一個地區的居民，如果連身邊的山川資源、勞動成果以及生活方式都無法做主，那麼，所謂 “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純然是一個絕頂美麗的彌天大謊。上帝並沒有預先設定在這個星球上將出現一個叫做“中華民族”的群體，更沒有具體規定這個群體 將有多少個成員。今天的中華民族，是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而且這種進程未必處處都是光彩的。歷史總有不忍細說的一面。面對越來越清晰的要求分家 的呼聲，我們現在需要反省的是：中華大家庭到底出了什麼毛病，為什麼就留不住人？是沿襲多年的家長制已經陳腐不堪，令人呼吸不暢，還是利益分配出現嚴重不 均，讓人無法忍受？抑或是這個大家庭的結構本身就有缺陷，年深月久積弊叢生，讓越來越多的人感覺活得不自在？
什麼叫“活得自在”？在祖祖輩輩居住的土地上，能夠真正成為自己家園的主人，能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愛的生活方式，能擁有不受侵犯的居住權，不會被人像牛羊那樣驅來趕去，這就叫“活得自在”；在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能有權支配腳下的資源，公平享受勞動的成果，不用擔心被掠奪，不用害怕被奴役，這就叫“活得自在”；在流血流汗又流淚的土 地上，能大聲說出想說的話，縱情唱響愛唱的歌，能維護自己信仰的純潔性，而不必去膜拜那些自己並不喜歡的牌位，這就叫“活得自在”。真理往往就是常識。始終和常識站在一起的人，距離真理不會太遠。讓我們牢牢記住這個最樸素的真理吧：“活得不自在，遲早要分家。”
一聽到有人想分家，便恨不得斬盡殺絕，這是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態度，因為奴隸從來是沒有人身自由的。誠如梁啓超所言，中華民族乃是一個多元混合的群體。有些少數民族，跟漢族談不上同宗 同源，文化差異十分明顯。要讓他們心甘情願地留在中華大家庭而不忍離去，應該是也只能是因為這個大家庭的政治體制具有優越性，不僅有可靠的安全感，而且有很高的舒適度。這種舒適，不但體現在物質層面，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精神層面。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每個民族都有權賦予其自身能夠接受的含義。各民族、各地區人民究竟想要些什麼，只有他們自己心裡才最明白。漢族儘管人數眾多，但也不可能懂得一切，更不可能包攬一切。一個喜歡唱《國際歌》的政黨，最好不要到處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打碎鐵鎖鏈”這類事情，應該由各民族、各地區人民自己去做，你只要不把新的鎖鏈強加給他們，就算萬千之幸了。
事實上，民主制度本身就包含着自治成分，至於自治的形式和程度，則要視具體國情而定。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大國，地理形勢複雜，生態環境各異，風俗信仰迥別，“八方殊風，九州島異則”，怎麼可能不加區分地“混一文軌”呢？統一於一種管理模式，必然削足適履；統一於一種意識形態，只能心勞日拙；統一於 一種生活方式，更屬異想天開。“色不均而皆艷，香非一而並芳。”中華民族從來就是五彩繽紛的，不可能只有一種顏色。企圖用一種顏色統一河山，這是封建王朝 治天下的傳統。“天下以不治為尚，群生以盡性為歡。”讓各民族同胞自由選擇最有利於自身健康的繁榮之道，就是最大的安定；讓各地區人民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勞動和生活，就是最高的和諧。蓋樓的不要剝奪種田的，開車的不要危害放牧的，唱歌的不要指揮誦經的，各安其所，各敬其業，各崇其天，“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這才是真正“和而不同”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任何一個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都會面臨很多問題，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體制，這才是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在目前狀態下，不但台灣問題看不到和平解決的希望，而且有些我們自以為已經解決的區域性問題，同樣破綻百出、怨聲四起。其原因就在於我們的體制落後，框架太窄，包容遠遠不夠。“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這就好比一個雄壯的巨人，你非要給他套上一件又小又窄的緊身衣，那怎麼能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問題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它將迫使我們無法安於現狀，不得不努力探索和改革，尋求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架構。當一種集合了無數人智能的嶄新的政治架構出現後，如果能夠贏得台灣大多數居民的認同，那麼，其他憤憤不平的民族和 地區，應該大體上也能接受了。
我將這種具有更大包容性的自治模式，稱為“共和自治”。它既不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武裝割據，也不是那種名不副實的“區域自治”，而是在承認共和憲法的前提下，在部分地區實行的高度自治，讓該地區人民獲得最大限度的自主權。除了國防和外交有必要統一安排之外，各自治區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宗教文化制度，悉聽從自治區人民自行選擇。不需要哪個救世主出來承諾“五十年不變”，未來的共和憲法中將對此有鐵律般的規定。民主就是尊重人民的選擇權。民眾投票選舉自己信任的領導人，這是民主的體現；生活在不同區域的民眾選擇最適合自身發展的模式，更是人民的權 利。不把選擇的權利歸還給人民，中華大家庭就不會有安生的日子。我喜歡用簡潔明快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假如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共和自治的精髓，那就是七個字：“我的家園我做主。”只要本民族的大多數人感覺不舒服，我就可以不走你替我設計的“康莊大道”；只要本地區的大多數人認為不合適，我就應當拒絕你下派給我的“輝煌指標”。“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只有長期生活在某個區域的民眾，才最熟悉身邊的環境，才最珍惜腳下的資源，才會與山川相親、與鷗鳥相友。熱愛祖國的基本元素是熱愛家園，而不是熱愛黨國。
實行高度自治的區域，應當包括主要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區、信仰獨特的宗教文化的地區、有着特殊歷史情況的地區。台灣就屬於“有着特殊歷史情況的地區”。解決台灣問題，未來可能有多種模式，這要看兩岸人民努力的程度以及中外力量博弈的結果。但無論哪一種模式，最終都將落實到這樣一個基本層面，即“台灣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我對這一點抱有信心。台灣的繁榮與穩定，根基在於自主和自治。沒有台灣人民的同意，任何人或任何集團都無權替台灣的事務做主。此項原則，同樣適用於共和憲法所規定的其他實行高度自治的區域。
憲政民主是共和自治的可靠保障，共和自治是憲政民主的有力依託，兩者相輔相成，將構成維繫中華民族大家庭長治久安的兩大基石。前者着眼於維護最大多數人的權益，即讓所有符合條件的公民，都能用手中的選票來表達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後者更關注於保障少數人的利益，避免出現“多數人的暴政”，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為了防止多數人欺負 少數人。相對於漢族人口，其他五十多個民族都是少數民族；相對於大陸地區，生活在台灣的居民就是少數群體。人是有惰性的動物，不要寄希望於人的所謂“良心 發現”。“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要是沒有以憲政為主導的各方共識，沒有共和自治框架的強力屏護，我們這個大家庭同樣會成為生物法則的奴隸，同樣會以眾暴寡、以強凌弱，致使少數族群相繼淹沒於蠶食鯨吞的殖民惡浪中。兩岸只能“自由戀愛”，不能“捆綁成親”。要給台灣人民更多的時間，讓他們再看一看、再想一想；大陸同胞也需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為什麼非要統一不可，統一之後又該怎麼過日子，其實很多大陸同胞也沒有想明白，甚至根本就沒有去想。我所以希望兩 岸分治的格局能夠延續更長一段時間，本意就是要爭取在和平競爭的態勢下，讓分治的正面作用更多地表現出來，讓兩岸更多的同胞能夠細心體驗與思索。兩個政權對峙的局面終究是要結束的，但分治時代的種種優點將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並被融入未來的共和體制中。
只有憲政民主才能安中國，只有共和自治才能固中華。我敢於預言，台灣問題獲得最終解決之時，必定是憲政民主與共和自治這兩者結合得最好並大放光芒的時刻。非但台灣問題，中華民族內部尚存爭議的其他歷史遺留問題，也將在這一總體框架下，通過談判協商，獲得合理的妥善的解決。按我的設想，我們應當從現在起，不失時機地努力推進憲政民主建設，有步驟地着手解決大陸地區的歷史遺留問題，而將台灣問題留到最後。等到有那麼一天，兩岸人民都覺得有必要商談更高層次的融合時，建立在憲政民主基礎上的兩岸溝通已經很少隔閡了，而共和自治模式也在實踐中已然成熟並贏得廣泛尊重。如果能夠循着這一路徑向前走，則中華民族幸甚。
孔子曾描繪過一個 人在成熟以後所能達到的至高境界：“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又何嘗不是如此？“從心所欲”，意味着各民族、各地區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在未來的“中華共和國”，民族之間有摩擦，地區之間有衝突，黨派之間有鬥爭，這些仍將長期存在。但無論是怎樣的摩擦、衝突和鬥爭，誰也不願意打破這個 共同體，誰也不願意脫離這個大家庭。因為這個共同體是各方力量真心誠意共同鑄造的，這個大家庭是所有同胞“從心所欲”各顯其能的安身立命之所。它的基石是 穩固的，它的文化是卓越的，它的制度是優良的，它的憲政框架充滿彈性舒張自如，容得下所有的異端和另類。只有到那時，我們才可以說中華民族是真正的成熟了，也真正的強大了。
六、終止內戰在於人民的覺醒
不少同胞以為，隨着大陸的軍事力量的快速增強，台灣終究是無法抗拒統一的。這是仍然未跳出傳統思維的窠臼，仍然將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作為最佳選項。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多個政權並峙的局面後，最終結果總是其中一方以武力兼併另外幾方，我們祖先在這方面積累了過於豐富的經驗，陳陳相因，千年不醒；若要以和平手段解決兩個政權間的紛爭，讓曾經敵對的雙方放下各自的旗幟，坐到圓桌前共畫未來藍圖，這對於號稱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來說也是全新的課題，《二十四史》顯然不夠用了，需要一改故轍，另闢蹊徑。六十多年前《新華日報》社論中的論斷，放到今天來看，依然無比正確：“中國需要的統一，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是和平的統一，民主的統一，而不是武力的統一，專制的統一。”
武力固然有一定作用，可以暫時地排除某些政治障礙，但終究無法解決所有的政 治分歧，更不可能征服人心。抗戰勝利後，一些政黨的領導人迷信武力，以為憑藉武力就可一勞永逸地消除政治紛爭，結果適得其反，政治紛爭反而以極為殘酷的方式蔓延開來，大大延緩了中華民族邁向現代政治文明的進程。歷史的教訓不應忘記，走進新世紀的中國人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處境和地位，已迥然不同於前兩個世紀，而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在總體形勢有利於中華民族和平發展的環境中，在歷史要求中華民族更快融入世界主流社會的背景下，如果我們依然找不到解決內部紛爭的正確途徑，仍要繼續上演同室操戈骨肉相殘的悲劇，那將是整個神州大地的恥辱。不要問喪鐘將為誰而鳴，敲響中華民族喪鐘的槌柄就握在你我的手上。不改變千年一貫的思維方式，等待我們的只能是萬劫不復。
面對政治紛爭，需要動腦子，難免拍桌子，但不要動刀子。如果你堅持認為只有動刀子才能解決政治紛爭，並且自詡為不可改變的“中國特色”，那麼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正是這種所謂的“中國特色”，毒化着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靈，阻礙着中華民族邁向現代政治文明的步伐。
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會有政治紛爭。按照什麼方式、運用什麼手段處理政治紛爭，考驗着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解決台灣問題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正 是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民族將設計出一種框架，建立起一些規範，讓拍桌子成為常態，讓動刀子成為非法。“中國之寶不在刀”，人民有這樣的期盼，也有這樣的要求。所有走上政治舞台的人，都不允許佩劍帶刀。政治舞台縱然不乾淨，也絕不能永遠淪為血腥刺鼻的角斗場。
在政治紛爭的過程中，會產生許多政客，也會產生偉人，但最不應該產生的就是烈士。綿延幾代人的政治紛爭，竟然製造出那麼多的烈士，這絕不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和驕傲，而是莫大的不幸和悲哀。聖女林昭在四十多年前發出的疑問，至今仍在叩響着我們這些後知後覺者的心扉：“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種比較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痛哭深。”中國人民嘗盡了內戰的苦楚。一百年來，中華民族在歷次內 戰和內亂中戕害的同胞的數量，遠遠高於在反侵略戰爭中付出的生命代價。這是每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人不能不為之痛心疾首的。中華民族之所以在政治文明上進步 緩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殺人太多，暴戾之氣瀰漫九州島。屍骨枕藉的道路，阻礙着歷史車輪的前行；冤冤相報的仇恨，窒息了創造文明的理性。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吶喊，並非僅僅針對個別統治者，而是針對我們這個擺脫不了嗜血夢魘的可憐民族：“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
無論多麼美好的願望，還是多麼崇高的信念，都不意味着你可以不擇手段地去荼毒天下。你可以堅信“共產主義”是最偉大的理想，但你沒 有權利用活活餓死幾千萬人的代價去追求人間天堂之夢；你可以認定“統一祖國”是最神聖的事業，但你沒有權利用千萬個家庭那撕心裂肺的哭號去譜寫統一交響曲。新世紀的統合進程不是舊王朝的祭天神壇，並不需要供奉那麼多的血肉祭品。踩着千百萬具屍體去點燃神壇上的“聖火”，無論其理由多麼冠冕堂皇，都無法掩 蓋極端的自私和殘忍。
那種“秦王掃六合”的統一方式，不可謂不雄壯，不可謂不痛快，然而留下的後遺症，幾代人都收拾不完。即使用暴力手段解除了台灣的防務力量，鎮壓了台灣的民粹主義運動，下一個一百年，我們仍將不得安寧。天下至柔者莫過於人心，天下至強者亦莫過於人心。無論是坦克機槍，還 是飛機導彈，都無法摧毀由人心築造的千古長城。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人心定然不服；人心不服，怨恨難解，合了還會再分。我們要的不是“中華大一統”的虛假光環，而是中華民族的實實在在的長治久安。
2005年3月在人代會上以高票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反映了一部分大陸同胞對於台灣地區出現的異常動向的深切憂慮；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個文件本身是有缺陷的，甚至是有嚴重缺陷的。作為生活在大陸地區的公民，我部分認同《反分裂國家法》所闡明的原則和立場，但堅決反對其中第八條的規定，即授權方式存在嚴重錯誤。按目前這項規定，等於是提前開出了一張空白支票，讓中央軍委的少數人可以隨時填寫。 而歷史的經驗早已證明，只要想發動內戰，理由是很容易找到的。
“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無論是內戰還是外戰，不僅意味着巨大的財政支出，更意味着無數生命的喪失。人代會如果真的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那就應當將戰爭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斷不可如此不負責任地提前授權。不是開打以後才裝模作樣地來向人代會“匯報”，而是沒有得到人代會的最終授權之前決不允許開打。我是在人代會通過這個文件之後才從報上讀到全文的，我也找不到任何 一家報刊可以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我至今也沒有弄明白，究竟是哪位“人大代表”擅自代表我去投出那“神聖一票”的。這是大陸地區千千萬萬選民的共同悲哀， 也是軍隊尚未國家化所隱藏的巨大危害——人民將無法有效制止悍然發動的內戰，將為自己不願看到的結果而付出慘重代價。
回想上世紀五十年 代，所謂“蔣軍反攻大陸”的傳言，曾不時引起東南沿海居民的恐慌。半個世紀過去了，時移勢易，這種恐慌又轉移到了海峽對岸。生活在台澎金馬地區的居民，是 我們的骨肉同胞，他們同樣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真誠地呼籲，只要兩岸能以政治協議的方式確保國土不分裂，《反分裂國家法》就應作出相應的修改或調整。兩岸人民應當共同努力，解除懸在中華民族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我們什麼時候真正做到了和台灣人民休戚與共、榮辱相依，兩岸間那就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了。
時至今日，仍然有人在利用各種形式（包括文藝形式），不遺餘力地宣揚“內戰神聖論”和“暴力萬能論”，甚至有“紅色後代”公開放言將用血與火的手段去完成“統一大業”。儘管政治形勢發生了滄桑巨變，“推翻蔣家王朝”的口號早已失去了鼓動人心的力量，然而，“消滅台獨勢力”的蓄意煽動，仍有可能驅使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走上骨肉相殘的屠宰場。這是我們不能不倍加警覺的。一個依靠血腥暴力起家的集團，對血腥有着一種天然的嗜 好，這毫不奇怪。但人民應該有自己的判斷，不能把某個集團的嗜痂之癖當作全民膜拜的中華國粹。“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應當成為全民族的堅定共識，而不僅僅是一句廉價的宣傳口號；“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同樣不分內外，因為同胞的生命絕不比外人低賤。
如果有外部勢力直接介入兩岸爭端，並企圖使國土分裂成為永久事實，那麼，我將和全國人民一道，堅定捍衛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如果大陸政府罔顧普世通行的文明準則，妄圖以野蠻和血腥的手 段去征服台灣，那麼，我將義無反顧地站在台灣人民一邊，堅決反對以落後討伐先進、以黑暗吞噬光明的所謂“統一戰爭”。這同樣是愛國主義的表現，而且是更高 境界的愛國主義，是面向未來的愛國主義，是擁抱文明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不是愛國家權力，不是愛國家機器，甚至也不是愛經過歷代統治者精心包裝的所謂“國學”。愛國主義就是愛我的所有同胞，不論他們身居何處，也不論他們的信仰、觀點、生活方式跟我有多大的不同。愛國主義就是將同胞的生命和尊嚴視為至高無上，決不允許以“維護國家主權”為幌子，任意剝奪同胞的生命，切斷他們的喉管，閹割他們的靈魂。愛國主義就是不分民族、地區和黨派，承認所有同胞都有參與中華文明再創造的平等權利，堅信具有包容性和多樣化的政治體制才最適合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繁榮。
七、讓思想衝破“黨主思維”的牢籠
什麼叫“黨主思維”？就是以一黨的立場作為最高的評判標準，以一黨的利益作為全民的價值取向。“黨主思維”在本質上就是專制思維，是“黨天下”在意識形態上的集中反映。
記得四百多年前，中國有個名叫李贄的思想家，曾無情地嘲笑舉世“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辛亥革命以後，尤其是經過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儘管儒學仍有其內在價值，但要求整個思想界甚至全社會都以孔子的判斷為圭臬，已經是“戛戛乎其難矣哉”。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在舊軌道上因循太久了，精神上竟是 那樣的孱弱，結果又讓一種巧妙裝扮的專制思維“入主中原”，像癌細胞般彌散於整個社會——不但以一黨之是非為是非，而且以一黨之榮辱為榮辱，甚至以一黨之 生死為生死。這是“一黨獨裁”對人類正常思維的肆意侵蝕。
“一黨獨裁”在中國，說到底就是皇權專制的變種，而且是變本加厲的專制，連皇權 時代尚能容忍的民間自治組織都被摧毀殆盡，連原本就不按世俗規則運作的宗教團體也被強行納入“改造”。一百年前的那場革命，扯碎了黃袍，卻沒有摧毀那個千年寶座，以致讓某些心懷叵測的政治團伙又大搖大擺地坐了上去，集神權、君權、父權甚至夫權於一身，身上貼滿了炫人眼目而又無需驗證的“萬歲”標籤，“惟辟 作福，惟闢作威，惟辟玉食”。令人痛恨的三座大山，轉眼間被簡化成了一座，即覆壓萬眾的黨山。黨山巍巍，至崇至尊。黨可以賜予一切，黨也可以剝奪一切。政治上的專制霸道，必然要求思維上的絕對順從。黑和白的界限是什麼，鹿和馬的區別又在哪裡，一切只能惟黨是從；因為這個巨無霸的黨不但壟斷了政權、壟斷了財權，還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
例如我在前文說過，兩岸現有的兩個政權，都是中華民族的合法政權，而且都處於現在時態。這原本是普通常識，然而在有些人看來，這是萬萬不可接受的謬論。原因何在？說到底，無非是“黨主思維”在作祟。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他把自己的眼睛捂住了，就以為把普天下人的眼睛都蒙住了。在這種狹隘的專制思維的禁錮下，多少真相被遮蔽，多少常識被拋棄，多少良知被泯滅，多少心靈被窒息。解決台灣問題，要有大境界，要有大包容，要有大智慧。然而，只要整個社會仍被“黨主思維”所籠罩，便無境界可言，只有“朕即國家”的霸道；無包容可言，只有“人莫予毒”的狹薄；無智慧 可言，只有“請君入甕”的算計。
再比如“統一還是分裂”這個十分嚴肅的話題，在“黨主思維”的強力操控下，從來就沒有正常的是非觀。當國家的分裂 狀態最有利於這個黨的生存與發展時，它會為“分裂有理論”製造出千百條理由來；而當政令統一的環境更便於這個黨（其實是少數黨閥權貴）橫徵暴斂掠奪財富時，它又鼓動人民為“統一神聖論”獻上了無數讚歌。“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譬如昨日之縱情放火可譽為“偉業”，今日之高壓滅火又儼然是“大業”，這樣一個連是非善惡都找不到定論的民族，如何能夠光明磊落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一個政黨無論多麼龐大，在全體國民中畢竟是一小部分，黨的領導集團更是一小撮。用極少數人制定的準則去規範絕大多數人的思維，經驗證明只能導向荒謬。黨總說它在前頭指導着我們，然而事實上，它往往是在用那過於臃腫的身軀，遮擋着人們探尋真理的視線；黨總認為它才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然而不幸的是，這台火車頭已經明顯的動力不足了，在更多的時候是靠人民推動着黨往前走。政黨的心術是淺陋的，人民的理性是健全的；政黨的立場是狹隘的，人民的胸懷是寬廣的。黨看不見的事實，人民已經看清；黨邁不開的腳步，人民正在邁出。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而不是某一黨派的立場，所有為民族復興做出過貢獻的兒女，都是中華俊傑，不論他們秉持何種理念；所有參加過反侵略 戰爭的同胞，都是抗戰勇士，不管他們隸屬何黨何派。國共內戰掀起的蔽天煙塵，終究遮不斷歷史的真實影像；政治歧見種下的無情蒺藜，到底攔不住人性的大步回 歸。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而不是某一黨派的立場，那些因政治歧見而被毀掉的抗戰紀念物，應當予以恢復，而宣揚內戰的紀念物，儘可能少建或不 建。即使要修建或保留內戰紀念物，也應當以客觀的態度、悲憫的情懷，如實記載戰爭的創傷和人民的苦難，而不是去渲染某一政治集團的赫赫戰功。相對於整個民 族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任何黨派的所謂“勝利”或“失敗”都顯得無足輕重了。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而不是某一黨派的立場，我們哀悼方志敏、劉胡蘭，我們也哀悼張靈甫、吉星文，我們哀悼所有在內戰以及隨後的整肅運動中喪失生命的同胞。中華民族即將迎來一個大和解的時代，這是任何政治勢力都阻擋不了的，因為人民正在覺醒中。數以千萬計的尚未瞑目的冤魂，正等待着一場沒有黨派色彩的全民族共同參與的盛大祭禮。
說起國共內戰，自然無法 迴避至今仍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所謂“國共合作”。對於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兩次“國共合作”，應當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但不應過度推 崇。因為“國共合作”並非憲政條件下正常的兩黨交往，只是兩大軍事專制集團面對新的壓迫而暫時結成的“魔鬼聯盟”。正是這種機心百變、詭異萬端的聯盟，嚴重阻塞了中華民族走向政治文明的通道。從本質上看，“一黨獨裁”固然是壟斷政治，沒有憲政制約的“國共合作”同樣是政治壟斷。更何況“國共合作”僅僅是手 段，最終目的仍是要一個滅掉另一個，往事昭昭，焉能健忘？對於“國共合作”在歷史上的作用，我們不但要看到“成也蕭何”的一面，更要看到“敗也蕭何”的另 一面。事實充分證明，捨棄憲政民主的光明大道，中華民族無論產生多少英雄豪傑，都只能在千年墳場中團團打轉，永遠走不出“鬼打牆”的迷障。
國共兩黨再度和解，當然是值得歡迎的好事，但這充其量也只能是兩岸全面和解的先聲。“國共合作”聯手擺布億萬民眾的時代，正在漸漸遠去。“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今天的兩岸之爭，早已超越了國共兩黨之爭，也不是兩個主義之爭，而是制度之爭、人權之爭，甚至是道義之爭。這表明隨着時代車輪的滾滾向前，中華民族也在與時俱進，並沒有停留在原有的位置上。當歷史已經演進到今天，倘若還念念不忘“前朝曲”，乞靈於“國共合作”來解決兩岸統合難題，這就好 比兩千年前那個著名寓言所嘲諷的，非要從原先刻下記號的地方下水去撈那把寶劍，卻沒有想到這船已經駛出去很長一段路了。
只要這個世界上還存在政黨，黨派鬥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鬥爭，民進黨跟共產黨的鬥爭，以及其他黨派的鬥爭，都將成為常態，無足深怪。國共兩黨以往的鬥爭，錯不在鬥爭，錯在那種鬥爭的方式無法無天踐踏人權，最終演變為滅絕人性的殺戮競賽。憲政條件下的黨派鬥爭，猶如充滿生機的一池活水，激清揚濁，吐故納新，不用擔心會出現“霸王魚”，也沒有哪條魚兒膽敢蹦到岸上來；非憲政條件下的“兩黨合作”，卻如兇險莫測的無底深淵，無章可循，無法可依，翻覆之間便可吞噬千百萬人的生命。
中國共產黨曾因反對“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而贏得了千千萬萬人的尊敬和擁護，可是它在掌握了大陸政權之後，同樣陷入了“一黨獨裁”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這足以說明國家權力是人世間最強烈的腐蝕劑，足以說明世界上並不存在“拒腐蝕永不沾”的政黨。因為政黨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組成的，只要是從低等動物進化而來的人，就會有七情六慾，就會有幾乎與生俱來的自私、妒忌、貪婪和殘忍。說世上竟有這麼一個崇高無比的政黨，它的成員都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之外，它本身沒有其他的利益追求——這種勝過《封神演義》的神話，我們這一代都不信 了，下一代還會相信嗎？
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果多多，但有一項成果似乎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無數神話的相繼破滅——關於國家的神話、關於軍隊的神話、關於政黨的神話、關於領袖的神話……這無疑是社會進步的表徵。一個離開了神話就無法過活的民族，其精神發育狀態仍徘徊在未成年階段，而皇權專制就是最適應這種精神狀態的統治形式。當一個民族的大多數成員仍在苦苦企盼“大救星”的時候，任何從外部移植進來的理念和制度，無論多麼先進，都無法在這塊土地上生根；只有當千千萬萬的人被罪惡的現實所驚醒，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救星就是災星”，只有當那些純樸的老農也悲憤地喊出“今天包公已經死了”，這個民族才會拋開一切幻想，拼盡全力去打造制度的鐵鏈以捆住邪惡的人性。
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神話出發，我們不能不承認，任何政黨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一個政黨，如果它的綱領和政策與時代潮流相呼應，與現階段民眾的要求相吻合，那麼我們可以說，這個黨是先進的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黨。然而，世上不會有永遠站在時代前列的政黨，更沒有永世不可動搖的執政黨。即使這個黨的創始人真的具有純正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懷，隨着環境和地位的改變， 對權力的迷戀和對財富的貪婪，同樣會使這個黨蛻變得齷齪不堪。迷信政黨就跟崇拜皇帝一樣，都是臣民意識而非公民覺悟。把全部希望寄託於“好皇帝”出現，是 古代人的局限；將所有權力交付到“好人黨”手上，是現代人的愚昧。
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萬歲，政黨更別指望萬歲，只有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辛勤勞作的人民才是真正的萬歲。人民為重，國家為輕，政黨更次之。假如連這個最基本的順序都弄顛倒了，還去侈談什麼“建設現代化國家”，那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中國人民今後幾十年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將上述三者的相互關係重新梳理一遍，把弄顛倒了的順序再重新顛倒過來。一個真正走向現代化的國家，不是政黨管住人民，不許人民亂說亂動，而是人民管住政黨，不讓政黨胡作非為。人民的頭頂，應該是蔚藍的天空，沒有神，也沒有黨；政黨的手中，只能是人民的選票，沒有鞭，更沒有槍。
“一祖之法無不弊，千夫之議無不靡。”當越來越多的人正開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的時候，若還執迷 於按照“黨天下”的思路統一全中國，試問今日之域中，還有幾人能贊同？如果說專制政體的囂張跋扈是利用了古老中國的千年慣性，那麼，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種 來自歷史的慣性畢竟是在慢慢減弱，中華民族嚮往政治民主的熱情決不亞於世界上其他民族；如果肯定“一黨獨裁”在社會轉型期曾有過某種程度的歷史合理性，那麼，隨着時代的進步和人民的覺醒，這種短暫的合理性終將被更高層次的歷史必然性所取代；如果承認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迄今為止已發現的真理之一，那麼，下述事實判斷也將是確鑿無疑的真理——在共產黨消亡以後很多年，人類仍將繼續存在，仍要繼續探索浩瀚無垠的未知世界。
兩岸分離六十年，教訓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只有一條：“一黨獨裁”這條道終究是走不通的。你沒有走通，我也走不通，這就是歷史的結論。兩岸都要搞“一黨獨裁”，結果“天無二日，民 無二主”，只能各占地盤，各自稱王；現在，一方已經幡然醒悟，改弦易轍，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光明大道，另一方卻固步自封，不可一世，死死抱住獨裁的牌位滑 向黑暗的深淵，這種局面正好比“冰炭不同器，熏蕕不共室”，還有什麼統一可言！隨着時間的推移，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看清楚，造成祖國分裂的根本原因，在於內政不良，而非外力干涉。想讓中華大家庭“破鏡重圓”，首先要清除這面千年古鏡上的重重積垢。只有當這個國家不再成為任何黨派的私產時，兩岸談論統一 才會順理成章。
有人喜歡用“天下大勢，分久必合”來表達對兩岸前景的樂觀。其實，這是一種“皇權大一統”觀念主導下的歷史循環論，並無多少科學的依據。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一旦分開就再也無法合攏的事例，可謂比比皆是。我更欣賞這樣一句話：分合自有時，順逆莫相違。所謂“順”，就是順潮流、順民心、順天道。“循流 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讓我們順着時代潮流前進吧，“因已變之勢，復創造之規”，兩岸人民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共同為已經僵硬的“一個中 國”注入政治文明的新鮮血液；如果抗拒時代大潮卻又高唱“祖國統一”，那就好比逆坂走丸、迎風縱棹，結果只能促使兩岸漸行漸遠，使認同大陸的台灣人越來越 少，最終難免懸崖撒手大分家。一個沒有勇氣面對民主化挑戰的政權，它遲早會發現，實際上它也已經無法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了。
中國不是一黨一派的領地，更不是一家一姓的樂園。中國是不同信仰、不同觀點、不同生活方式的所有華夏兒女的共同家園。中華民族的發展方向，不但取決於大陸地區包 括各自治區人民的意願，同時取決於台灣地區人民的意願，取決於香港、澳門特區人民的意願，還要兼顧因各種原因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同胞的意願。所有這些意願綜 合在一起，交流碰撞，求同存異，將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強大合力——在這一洶湧澎湃的合力面前，任何政黨無論其自我感覺如何，都將是渺小的。千流歸大海，不 是歸入哪一個政黨的懷抱，而是歸入中華民族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追求正義的歷史洪流中。
“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睜開眼睛看 看今天的世界吧——一串串神話破滅，一堵堵高牆坍塌，一頂頂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發。山未成礪，河未如帶，多少強大的統治者卻已灰飛煙滅。一個政權兼併 另一個政權，一種專製取代另一種專制，讓財富從一部分人手中轉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用暴力脅迫人們改變自己的信仰、觀點和立場，那不叫“解放戰爭”；全中國各民族、各地區、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完成自三皇五帝以來從未有過的歷史性變革，將所有同胞從落後愚昧的皇權專制下解放出來，在自由的空氣中呼吸，在正義的陽光下生活，讓中華民族潛藏的勇氣、智慧和創造力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這才是兩岸人民共同期盼的真正偉大的解放戰爭。
這場史無前例的解放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它沒有漫天烽火，沒有遍地血腥，也沒有誰來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它是化育萬物的春風，溶解着層層累積的千年冰封，喚醒了和正喚醒着在禁錮狀態下麻木已久的無數心靈；它是蕩滌凡塵的瀑布，以超天拔地的氣概，一洗奴性和卑怯的沉霾，在歷史的峽谷中唱響自由的頌歌；它是激情澎湃的岩漿，在高壓的縫隙間奔涌穿行，不斷改變着地表的溫度，並努力尋找突破口，以迸發出絢爛奪目的禮花。
中華民族體內的千重宿怨，將在這一進程中趨向化解；中華民族身上的百年創痕，將在這一進程中逐漸撫平。“月缺重圓會有期，人間何得久別離。”一個歷經了無數天災人禍而至今生生不息的民族，是不可能被一道淺淺的海峽永久隔開的。我深知自己看不到未來的結局。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訴我的同胞，並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深深祈禱——
天佑中華！
二零一二年六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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