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一个叫王晴的女人，与她初次接触打交道，如果是在她担任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时，那就可能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她是一个做事干练、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如果是在国内贸易部的办公大楼里见到她，面对科技司司长王晴，跟她谈公事，最好把各种数据图表都准备妥了，要不然，她会用一连串的问题把你问倒。再稍稍打听一下，或许就会得知，这位科技司司长可不简单，她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位如期回国的双学位硕士，曾是军马场的女知青。当然，你可能还会十分吃惊地听到某位深知底细的人悄悄对你说一个秘密:“知道吗？她的父亲是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王晴原名叫刘平平。”

那时的刘平平，的确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她的母亲王光美与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结合不久，就在全国解放的喜庆锣鼓声中来到当时还叫北平的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于是，在1949年5月13日出生的这个女孩，就有了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平平。

刘少奇、王光美与刘涛、刘平平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平平生下来就由外祖母照看，她是在外祖母捐出家产宅院办的洁茹幼儿园长大的。等到她长大几岁上小学时，就又回到了父母身边。

在这所寄宿制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里，身为共和国主席女儿的平平，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最困难的几个年头。饿肚子的滋味让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那时，他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大人们一样三餐见不到细粮，就连豆面、燕麦，也只是个半饱。在刘家度过大半生的陈阿姨想起那时的情景，感慨地说:“每到星期天，几个孩子都饿狼似的，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妈妈心疼地流着泪，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可到星期一，又催着孩子们快走。连老师都建议，孩子正在发育，别住校了。少奇同志一句话挡住了:‘让他们知道挨饿的滋味，长大为人民做事的时候，就不会让人民挨饿。’”

其实，即使不在困难时期，刘家的物质生活也非常一般。那时候，刘少奇同志的工资是404元，王光美则是120多元，要养活孩子和阿姨7个人，经常还有亲戚朋友往来。很长时间，孩子们每月的零花钱只有2元，除了吃饭，几乎没有零食。有时只有一个苹果，由母亲作主，把这个唯一的苹果切开，少奇同志一半，最小的女儿小小一半。

工作人员觉得刘主席家太艰苦，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工作人员有夜班费，那么，主席天天熬夜更应该有，就加上了。没想到，此举后来被少奇同志发现，硬是退回去了。

在中南海福禄居前合影。（左起：亭亭、刘爱琴、王光美、涛涛、平平。前：小小）

9岁那年，爸爸交给平平一封信，让她送给妈妈。她自己倒汽车、挤火车，又步行十几里，赶到在农村“蹲点”的妈妈面前时，妈妈愣住了，怎么让这么小的孩子专门来送一封信？

等她拆开信一看，才晓得这是少奇同志教育与培养女儿的一次实践，以此锻炼她的能力。

留在平平记忆里童年唯一的特殊，是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们的接触。她两次和父母一起上庐山开会，平时也有许多机会见到领袖们。在她的眼里，他们都是亲切随和的叔叔伯伯。

毛主席最爱逗小孩儿，一见到平平他们，就用手指做一字状、圆形和“人”字说，这是平平、源源和亭亭。她和主席在一起看京剧《铁弓缘》，武打中，关肃霜扮演的角色将枪踢给了对方，平平天真地问:“怎么把武器送给敌人？”

毛主席连连称赞道:“有阶级斗争观点，将来可以当中国的女总理。”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见到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改名，叫京京！”因为原先叫北平的这个北方大都市，现在已改称北京，成了全中国的首都了。

刘平平和周总理接触较多，关系也格外亲密。1963年的一天，总理突然打电话让平平和几个弟弟妹妹去打乒乓球，他陪着孩子们玩了整整一个下午。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周总理又派人把他们送回家。此事过去很久，平平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原来，总理从情报部门得知，当时正在柬埔寨出访的刘少奇主席那天下午面临一场谋杀，为了防止万一敌人对刘少奇子女也进行攻击，他就在采取措施的同时，把孩子们也叫到了身边。由于措施及时，刘主席安然无恙。消息传来，总理才放心地让孩子们离去。在送孩子们走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平平说:“要好好地爱你们的爸爸。”

领袖们在孩子面前流露的普通人的爱心和天性，对平平的成长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小时候起，她各方面的表现就十分出色。品学兼优的她从幼儿园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官”，班长、中队长、大队长，甚至宿舍的舍长。这就是她的童年，一个红色的童年。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时，16岁的刘平平也是一腔豪情，誓死捍卫毛主席，要与“帝修反”斗争到底。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还把一直是学生干部的她推出来，当了头儿。平平与同学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刷标语、穿军装、唱造反歌、“破旧立新”。

只是出于善良与人道的本能，平平比同学们多了几分冷静，她不赞成打人、搞武斗，而在其他诸多的“革命”行动中，她则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是名副其实的红卫兵领袖。

家里人中，对平平照顾最多的是从小把她带大的外婆，她们之间格外亲密。可平平一旦认定外婆房里的青花瓷器是“四旧”，也毫不留情地一件件抱出去砸了。

这件事给平平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她说:“多少年以后，当我回忆往事时才发现，这段似乎最为神气的红卫兵经历，却和少年时代挨饿的滋味一样，刻骨铭心地留在了记忆里。”

1966年年底，平平与红卫兵战友们一同外出串联，可等她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最尊重的父亲已经成了批判对象，要求她退出红卫兵的勒令，一串串接踵而来。

1967年1月6日，这天，师大一附中红卫兵突然安排召开批判“黑苗子”刘平平大会。刘平平被迫走上讲台，用十几分钟作了一番检查。她实在无话可说，而且从心底里感到委屈与伤心。在作了检查后，她没有按在场的红卫兵要求，一直不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又突然通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和她谈话，却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了人质。阴谋是这样的:把刘平平引出校园后，有人就把一个电话直接打进中南海国家主席的家里，说刘平平因为在学校受批斗极度伤心，返回时被汽车撞伤。

这个消息震惊了刘少奇全家。还是王光美心较细，她亲自接过电话询问处理措施，听说打了强心针，她产生一丝疑虑:抢救方法不对呀！于是，她就挡住刘少奇，没让心急如焚的刘少奇外出，让源源和亭亭先去看看。结果刘家的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一到医院，就被扣住，那些人还逼着亭亭给家里打电话，说姐姐不行了。当时才七八岁的小亭亭吓坏了，刚拿起电话叫声“妈妈”就哭起来。家里以为出了大事，刘少奇同志执意和王光美一起来到医院。

精心策划了“智取王光美”的红卫兵，没有想到少奇同志会一同出现在医院里，一下子全愣了。还是源源反应快，跳起来大叫:“妈妈，这是一场骗局，他们就是为了抓你！”

王光美果断地把刘少奇推进汽车，让司机快走。

几个月后，1967年10月13日的深夜，中国两位在“文革”期间成了两个阵营代表人物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就是从刘平平负伤这件事开始的。

毛主席与刘少奇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平平的腿好了吗？”事实却是，刘平平的腿没有伤，而其父亲刘少奇的政治命运走到了最后时刻，作出这个致命判决的是刘平平曾誓死捍卫的伟大领袖。

父母的厄运终于成了事实，共和国主席的女儿最终把一颗迷惘的心投向书籍，寻找答案。那些日子里，空荡荡的北京图书馆里，管理员常常看到有个姑娘专心捧读的身影。

原先要好的同学们早已和她这个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之女保持距离，妹妹们还小，只有比她小一两岁的源源是唯一可交流想法的对象。几乎每天晚上，姐弟俩都相约到天安门广场谈心，从马克思谈到毛泽东，从巴黎公社谈到秋收起义。天安门红墙下，两个天真的中学生感到在中国已是万般无奈，他们甚至想离开这个国家，参加援越抗美，献身国际无产阶级运动！

1968年的新春，对平平毫无温暖可言。爸爸妈妈早已不知道被隔离在哪里，姐弟几人分别住校，连最小的妹妹小小也和赵阿姨一起被赶出中南海。3月26日，平平突然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进去以前搜身检查，甚至把发卡、裤带也拿走了。起初天天提审，追问家里的一些事情，到后来，再也不问什么，日以继夜地被关在几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

19岁的平平先后被换了三次监狱，整整过了18个月的痛苦日子。

后来，平平又像同时代的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她的知青生涯是在山东的一个军马场度过的。她说:“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印象和感觉。”

平平用十分怀恋的口吻回忆道:“军马场分配我做咸菜，我扛过200斤重的大麻袋，咸盐蜇得手脚裂口，但我生活在人和自然中。山东的人很厚道，那里是黄河入海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奔腾不息的大河，我能长久地置身这样的景色中一动不动，仿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粉碎“四人帮”，刘平平与她的弟妹们才回到了北京。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解放，含冤而逝的父亲的骨灰也还不知去向。但是，他们刘家的几个子女，不光被允许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还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代大学生……

学有所长的刘平平有机会到美国去深造，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晴。出国时，刘平平已经31岁，国家规定她在5年里拿到学位，可1986年她回国时，已经拿到4个学位:家政系食品专业学士、食品营养科学硕士、食品营养硕士和营养教育博士。

回京后，作为王光美的长女，平平一边跑妈妈的释放，陪妈妈治疗，一边以高分考取了公派留学。当她在大洋彼岸的纽约亨特大学上第一课时，竟然激动得夜不能寐，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畅叙多年求学终如愿以偿的喜悦心情。

平平的博士学位指导教师、美国国会议员卡索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她:“王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

值得说明的是，卡索教授是在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才知道王晴的真实身份。他在给平平的电话里感叹:“我现在知道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了。"

1985年，平平回国探亲，对国内的变化十分吃惊。农贸市场鲜活食品应有尽有，商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已当上了副省长的弟弟刘源，谈起基层的发展，更使她感慨万分。

在美国求学的最后一年里，朋友们都感到平平的明显变化。王晴不爱说话了，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几年后，在国内，平平才谈起这一段的心态:“中国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1985年我回国一趟后，就坚定认为，我再也没有权利说中国该怎么样了。中国的变化里许多人有份儿，却没有我的一份。同龄人中，特别是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当中，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活了下来，有家庭有孩子，还在国外读了博士。我缺少的是贡献，我决心把自己一直构想的东西尽快变成现实。”

平平对我国的饮食习惯、结构、供应体系进行了研究；在国外，她从“热狗原来是凉的”开始注意西方饮食。经过比较研究，她认为，中国人平均寿命较长，证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科学。因此，与其改造人，不如改造食品，而且必须建立在符合原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通俗地说，就是不做面包做馒头，不做虾条做油条，不做牛奶做豆浆，但小作坊式的生产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食品工业化是个重大问题。中国食品制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难度。

怎样使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成了平平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她以此命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决定从豆浆入手，付诸实践。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平平做完了全部前期工作，回国就直接进了豆制品厂。老赵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那些日子里，平平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八九点，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

1987年，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投产，袋袋浓鲜豆浆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与此同时，平平的论文在美国顺利通过，指导教师说，这是唯一一篇理论实践同时实现的论文。

食品研究所在北京的机构改革很有特色，平平讲的却都是问题。1988年，她制定了一套旨在奖勤罚懒的改革方案。方案出台后，一个工人闹到所长办公室，扬言要跳楼。王所长一点儿也不怵，讲明道理后说:“跳吧，你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恐怕连追悼会也没人给你开！”几个月后，包括这位工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尝到了改革的好处。

值得欣慰的是，她得到了社会肯定。平平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她开心地说了一句笑话:“源源一辈子都想得到的劳模，让我先得到了。”

她改变自己的名字；她在研究所正式参加工作后，严肃声明:要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可是，我拒绝利用我的社会关系去办任何事。但是刘平平也好，王晴也罢，她却永远摆脱不了父亲的影响。和“文革”中摆脱不了家庭厄运一样，平平时至今日摆脱不了这种苦恼。但是，和公平最后属于她的父母一样，历史也会同样给予她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