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沉思录

陈坡

【前注】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已取得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言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饥饿的肚肠与为意识形态虚假叙事充塞的大脑是这个历史岁月的人的特有画像。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人文的烂漫，遥不可及，消失于革命大批判的空洞文字。但对文革的历程，亿万人的生命处境与磨难，存在的荒谬与蒙昧，青春的暴力与压抑，却应以人性、人权、人文的视角反复考量。所有文革的亲历者，心里都有一本帐，一杆枰，都有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与审判文革。

……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与彻底否定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直到史学和哲学的伟大发展。……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那样流血的智慧。

——陈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一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精神”？这是反思文革碰到的首要问题。文革的性质当然不是什么反修防修，更不应从发动者的主观意图中去判断。从六十年代中期的困境看，大饥荒恢复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既恢复经济也恢复人性与人道的修正主义阶段(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式的修正主义，还是东欧式的修正主义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纠正与缓和激进的阶级革命之消极后果的有益偿试)……文革显然是与休养生息的现实需要背道而弛的，是悖道之举，那么，这个逆举的风暴起于坚守列宁原教旨的“伟大领袖”，虽然文革的发动者承诺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纲领是斗私批修，修正主义被咒为罪恶之源，而文革的根本精神却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占据神圣性之缺位，以其“乾纲独断”导演一场毁灭文化文明人性与社会的荒唐戏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

　　 以必然论阐述文革起源的理论模式应警惕陷入宿命论的观念陷阱，犹如对文革机制的制度性深层解析不能冲淡对个人责任的探究。勒庞讲得好，研究历史，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但吸取历史教训却难上加难。在人的观念、知识结构与社会政治环境未有实质性的改进时，历史不是创新，而是循环。文革虽然过去四十年了，对文革的认知有多少进步？ 对文革究竟有多少反思反省？研究文革，有多种视角，从下到上，从基层到中层，从上到下，从首都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国内到国际，从现在到过去，各有各的观察与判断……但文革毕竟是中央号召的，毛决策的，不是什么天然的群众运动，政治史，是文革的核心部分，是纲。因此，文革起源的谜底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毛为什么发动文革？毛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毛如何发动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与目的究竟是什么？毛对文革起因的论述前后是否一致？其中前三个问题的探寻必须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与理论，尤其是延安时期以后领导集团的分化组合，比如毛的神话是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两次造神运动的结晶，还要探索中苏关系之演变与国际共运的轨迹。因为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是恶性的互动。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

　　 个人崇拜是文革的突出现象，其规模与信众应为史无前例，亦是文革之祸因。怀疑一切的文革只有毛和毛思想不能怀疑、不准怀疑、禁止怀疑的。文革法是《公安六条》。毛是真理的化身，代表真理的领袖，片言只语皆是最高指示。个人崇拜即偶像崇拜，对领袖的偶像崇拜与盲目信仰。在无神论的国度、地区与文明，是否必然发生偶像崇拜，值得研究。历史经验证明，无神论的文化土质与心理结构容易滋生偶像崇拜的奇观。而六、七十年代举国上下导致走火入魔的崇拜狂潮，有其强力的政治推动，是封闭社会的特有现象。在文革结束时通称为个人崇拜，或因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说法，亦称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更为准确。个人崇拜与迷信在共产国际与中共都有久远的历史。胡乔木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也自认为是斯大林。所以，不仅应梳理评估延安至文革刘、彭、林、周鼓吹领袖崇拜编织领袖神话的历史，也要探明毛泽东崇拜毛主席的自弹自唱。毛从两种崇拜的诡辩到肯定和主张个人崇拜，鼓励党内外对他本人的崇拜，实为有意识地为其政治上的个人独断取得正当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

　　 什么是文革？这是文革的算术题，也是文革的代数题。作为文革中从属于单位共同体的中国人，几乎都被动员而自愿不自愿地卷进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时而叱咤风云时而身陷囹圄，经受无常命运的起伏与感受人世的沧桑。每个亲历文革十年的人都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史，也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图像。只要诚实地面对自我，谁也不能不拷问文革。不知为什么，胡风那拗口的名句“精神奴役的创伤”时时想起，余味无尽。精神被奴役后留下的深深的伤痕，曾以“伤痕文学”记录一代人沉痛的心灵历程。经历了，并不意味着理解。我以为应以人道主义的视野研究文革中的国人的人性，文革的状态，恐惧，政治恐怖，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匮乏，意识形态疯狂，不是正常的心智所能参透的。那么，文革究竟是什么？谁的文革？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民众究竟从文革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三年还是十年？文革是历史、文化与语言的断裂，偶然意志的促弄，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史的必然？绘制怎样的一画文革图像才能更理性地把握文革的现实？文革，结束了吗？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

　　 对于文革的后果、后遗症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长远影响，绝不能低估。估为文革残余是轻敌。毛的遗体展示在首都的广场上，其反资反修的魔咒活在国人的神经中。毛左，活跃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文革，亦被文革理论家巧伪包装。最悲哀的是，我们都从毛时代走过，曾是毛左、毛分子，红小兵，红卫兵，有毛思想的遗因，同一物种……韶山，会是毛崇拜者的圣地吗？领袖崇拜会死灰复燃？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巫教的崇拜中心是太阳，难道神洲还会升起人样的太阳吗？从文革到改革，改革的背景是经济的凋敝、社会的碎裂与文化的废墟……文革既连根铲除了传统文化，又根本摧毁了神圣性根基。这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去神性化与去人性化是文革与文革精神的主要特征。反思文革的两个维度一一精神与理性，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是首先应确立的“理论良心”。无神圣性的根基，精神落叶无根，百孔千疮的人心难以自安，而无科学的冷静逻辑，就不存在理性的条件。“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

　　 59-62年是中共建政史上最关键性的三年，因为这三年的旷世灾难“粮食关”古今罕有，不仅是中共建政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举措的重大挫折，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良知底线也是一个极大的拷问与考验，与毛在58年豪情万丈的自吹自擂恰成对照，甚至应该说，47年内战以来一系列凯旋式胜利在大饥荒中化为尘埃……而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共核心层的分裂亦在此时，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领域，八大以来确立的毛刘周朱陈林邓及两彭都发生了政治裂痕，其中包括政策分歧、形势判断、意识形态地位、对外方针、权力较量与认知差异……这些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猜忌共同把中国推向了难以逆转的文革，一场五千年难遇的浩劫，而其主谋者是主张“独裁好”的毛。而领袖核心的集中制制度为毛提供了独断的条件。臥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两个主席并立的局面摇摇欲坠，其问题仅仅在于，毛心目的中国赫鲁晓夫是何时并因何而成形的。这可是文革的头号敌人，革命的主要对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

　　 虽然我倾向于把文革的爆发溯自62年以后高层分歧的激化，但仍同意陆定一的判断，57年是转折点。因为在我看来，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56年宣告终结，阶级基本消亡，单位为社会成员的栖存地。而57年反右后，改变了八大的基本判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的新概念，康生后来解释说，毛看阶级问题，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这为阶级斗争无中生有与扩大化的理论根据。59一62年关于大跃进与调整政策的党内分歧发生后，毛把这种阶级斗争观念延伸到党内，发挥了阶级解释的随意性，与国内外所谓复辟与颠覆势力联系到一起，阶级斗争是毛终生奉行的法宝，直至到毛决定对党政军进行大清洗，到文革后期，毛总结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新概念，做为社会主义的长期对象，而在社会生活领域，把阶级斗争转化为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之争，从而排斥任何成员的物质利益欲求，权力特权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私欲餍足方式。权力政治的极端形态披着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覆盖了山河大地。因此，发生了冯友兰判断的思想史上的与实践的荒唐阶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

　　 我之认为59年庐山会议是毛建政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庐，并不是说毛的政治权威受到削弱，而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其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批评的高度敏感显然是忆起了其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缠斗不休的“王明路线”，不能完全排除彭以其道还治其人迫毛反省改错的暗讽，毛知道自己心亏，理亏，但认错改错却不是他的品性，毛是从不下罪己诏的。毛的反应是从反左到反右的大逆转，并排兵布将发动了对彭的全面清算。毛彭的决裂对中共的震动远远超过高饶事件。刘周林配合了毛对彭的清算，彭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轮番围攻，软硬逼迫，不得不违心检讨，因而中国人民注定要为毛的权威、空想与虚荣献上更多的生命更重的祭品。但耐人寻味的是，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胡未敢起草文件也未敢告毛。后来胡受到刘的责问后，竟以养病为名退出了中枢……毛刘的蜜月接近尾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

　　 大跃进的惨重失败及给农民造成的巨大苦难，在当时就引起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批评议论，其反映在更真实全面掌握信息的中共高层，也发生了种种或明或暗的不同意见，我不想在这篇概述性的文革史导论中旁征博引，史料俱在，千古不磨。陈云、邓子恢在农村调整政策(三自一包)与毛的分歧(陈向毛建议分田到户)，周恩来陈毅在知识分子性质上与毛的分歧，邓小平在平反右倾上的一风吹做法(平反600万)，朱德对公共食堂的尖锐批评和单干的主张，彭真对大跃进文件的清理并点名要毛检讨错误并承担责任，陈甚至讲集体化以后再搞……最重要的，是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对形势、政策与三面红旗的评价，他在湖南调查时说大饥荒时期死的人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时还多，其主因是人祸，称中央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主张“退够”，这些核心领导层的意见、主张与批评都深深刺痛了自负自恋自我崇拜的毛。他在战友们心目中百战百胜的光辉形象蒙上了阴影，对其建设能力的怀疑在高层滋生，因此可以认为，毛的赫鲁晓夫情结与心病就是六十年代初形成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

　　 （1）

　　 毛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阶段——夺权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毛临终回首只讲了两个时期，夺权与文革。把文革视为生平创举，而迴避了毛进行经济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而导致四年大饥荒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为什么呢？

　　 （2）

　　 40后50后的中国人，最刻骨铬心的未必是文革的闹剧，而是饥饿，大饥荒。是粮食关。饥饿与饥渴症是这两代人成长的真正烦恼。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弥天大谎，是第一面神秘的面纱。这个面纱是文革织就的，因为里面有文革起源的全部密码。青少年的狂热犯罪可以压抑童年的匮乏。

　　 （3）

　　 毛的幸与不幸都在于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刻意遮沒的往往是念兹在兹的，他的恶梦是遍野饥号的大饥荒而非文革，反官僚反修大民主的青春白日梦老少皆宜，轰轰烈烈，享足了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后现代虚拟现实的况味，把二十年代兴起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闹剧式的高潮，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旷野的哀音却不是那么惬意的。大跃进从农业生产跃进肇始，以农民受难终结。文革亦以学生造反爆发，以上山下乡冷却。

　　 （4）

　　 研究者与观察者可以把党内冲突远溯到二三十年代血腥肃反的苏维埃时期，也可以驻足于红太阳升起的延安，但对于文革，对于四十年代开始的毛刘联盟到决裂的文革，其主要成因却不必追溯那么远，因从庐山会议(59年)到庐山会议(70年)的政治轨迹足以见证文革的酝酿与运行轨迹，对毛思想的复杂性与单一性可作多视角的分析，尤其要联系其政治实践。千秋始皇谁欲求，毛刘，唯见红墙起洪流。

　　 （5）

　　 因此看来，最被掩饰的历史一一刘少奇声称”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大饥荒是文革的发源地。而1962年的七千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群)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是一次底线良知的测验。检讨大跃进是从这个大会开始的。江青68年讲，这次革命应该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1962年，我们伟大领袖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呢？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 而文革的真实目的却是，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造反永远地埋葬这个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胜利了。因为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少年将有一个光荣的青春回忆与革命回忆，反官僚永远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一

　　如果说，58年莫斯科会议后毛雄心勃勃与赫鲁晓夫争锋国际共运的领袖，以超英赶美的人定胜天之豪气闯下了饿殍千里的滔天大祸，59年败象尽露后仍坚持乌托邦实验与跃进指标，到61年面临崩溃，不得不实行调整政策，苦渡困厄，那么，熟读帝王史书而精明透顶的毛此时此刻所考虑的就是死后声名的身后事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越来越成为他念念不忘的心病。所以，毛的选择不是改弦更张，而是以挑起意识形态谬误争论转移目标，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在北戴河会议高谈阔论形势与阶级斗争，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利用一本所谓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制造了习贾刘反党集团，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夺占先机而卷土重来，对一线主持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制约，而林彪主导的军队，以“政治挂帅”导演了在全国全党范围内对毛的造神运动。军队、政党与人民的政治指导思想逐渐为立竿见影的“毛主席语录”所支配。个人崇拜强化了毛的政治地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更为突出，由训政时期到军政时期的过渡亦开先河。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二

　　内政决定外交，内政决定社会主义国家间政党关系。大跃进失败后的政治斗争加剧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这个政治的主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坚持反美的革命，在国内坚持清肃异己异议的“阶级斗争”，而苏联苏共的最大罪状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支持欧洲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自称为“全民党”、“全民国家”，这是62年以后毛从国际反美转向反美反苏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的尖锐批评也是触怒毛的重要因素)，同时又借势把这种激进好战的反苏反修转向国内党内，制造紧张气氛，如给对大跃进有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构陷了“里通外国”的罪状以置之死地令彭死不暝目。所谓中苏大论战，虽有邓小平后来所谓民族“受屈辱”之曲辩，实质是服务服从于国内党内的毛式阶级斗争政治的需要，以坚持列宁原教旨应对国际和平、变革与科学发展的变局，固步自封，饰非拒谏，以遮蔽内政失误转移危机并压制正常的批评异议，是一种愚臣愚民手段。反修反帝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孤立。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三

　　托毛之赐，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苏共领袖赫鲁晓夫，但又有几人真识这位矿工之子呢？赫氏作为退休者临终曾经忏悔：“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但赫氏无负于中国，反而有功，沙俄从中国东北掠取的权益是赫氏时代归还的，对华工业与军事的大规模援助是赫氏完成的，大饥荒时期又是赫氏主动提出对华援助粮食与糖，延缓偿债……但毛对赫的善举不屑一顾，以赫为国际头号大敌，主要是因为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在苏共二十大清算了暴君斯大林，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戳中了毛继承斯大林的中国梦，对毛来说，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中共的冲击亦不可低估。刘认为应译为“个人迷信”。两卷《斯大林批判文集》证明赫氏报告的国际影响。中国“右派”的某些思想资源亦出自赫氏的报告。赫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家，在内外政策上都做了一系列改变列一斯原教旨主义的举措，主张裁军，限制核武，与西方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不仅如此，赫氏对斯大林的挖尸焚灰也刺痛了毛，更让心高气傲的毛难以容忍的，是赫对大跃进的抨击并批评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这是毛的麦城。58年与赫开始决裂，62年以后组织对苏共的九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指赫鲁晓夫与铁托，剑指中国的赫鲁晓夫。赫是毛的恶梦。毛至死未忘土豆烧牛肉。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四

　　那么，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呢？ 无可讳言，文革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刘邓彭贺罗主持的中央一线领导，刘是文革打倒的首要对象。因此，不探究详查毛刘从合作、结盟到分歧、对立、决裂的全过程，就无法把握文革的起因。而不洞察毛何以利用以破坏为目的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和全面夺权的方式即“全面内战”(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摧垮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权力集团，而不是像对高岗彭德怀那样通过党内整肃予以罢黜，就不能深刻地认识文革的特殊性以及文革的消极后果。因为文革是领袖独断与群氓暴政的大动乱，是人类政治史上两种最坏的奴役形态的结合，亿万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愚弄参与秘密政治的高层政争，打断了国家正常进化的过程，为祸甚巨，为害甚深，对几代人都是难以解脱的精神创伤。高层权争政争以全社会长期动荡内乱为代价，以亿万家庭生离死別的沧桑巨变结束，史无前例，也可能后无来者。文革的群众性是其反思的难点。然而，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十五

　　中共建政以后毛刘的意见分歧主要有三次，一次是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争，其结果是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与高饶事件。一次是56年冒进与反冒进之争，其结果是58年南宁会议与大跃进。一次是62年七千人大会及前后对经济形势与困难原因之争。其结果是调整政策、经济复苏和文革。毛刘分歧公开显露于65年社教运动的一次对话，这个运动局部试点于62年下半年，是毛布置阶级斗争的产物。对大面积饥荒与非正常死人的反应，如震惊朝野的信阳事件，毛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及党内坏人捣乱破坏，因而要求民主革命补课。其后果是更大的灾荒与人禍。经济调整政策的逐渐生效，毛认为动摇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与三面红旗的正确性，62到65年，毛有计划地布署从基层到高层以及从国际到国内的所谓阶级斗争，以收回一线中央的权力，回到前台。文革之前，公安部明文规定的阶级敌人即所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多达三千万人，株连亲属多达亿人以上。刘应对毛式阶级进攻战略的方法，是将斗争的锋芒引向基层干部的四不清，引向文化领域与传统的革命对象，这是毛刘分歧的政治背景，而自64年开始，毛已从大饥荒的消沉中振起，以政治策略家的机谋实施剪除刘邓中央一线的一系列政治设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六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饥饿是六十年代前五年的记忆符号，革命与阶级斗争则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十五年间的记忆符号。饥饿的肚肠与为意识形态虚假叙事充塞的大脑是这个历史岁月的人的特有画像。无论多少妙笔，多神画技，也绘制不出另类的图像。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尊严，个人权利的意识，人文的烂漫，遥不可及，消失于革命大批判的空洞文字。研究指导文革的思想理论，是一件枯燥且劳而无功的苦差事。文革的反动，不仅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而是国民心理对文革理论一一阶级与专政一一的永久的厌倦与厌弃。但对文革的历程，亿万人的生命处境与磨难，存在的荒谬与蒙昧，青春的暴力与压抑，却应以人性、人权、人文的视角宜细不宜粗地反复考量，它离开文明究竟有多远？！《苦恋》结尾的人字问号意味深长，“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存在？”文革，使亿万人难以进化为现代人。所有文革的亲历者，心里都有一本帐，一杆枰，都有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与审判文革。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七

　　毛是从文武两条战线进袭一线中央的。对毛来说，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枪杆子是政权的根本，枪杆子亦是文革的支柱。64-65年，毛决定在中直机关、国务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其主要负责人由军队派任。在毛看来，当时形成了刘邓彭掌控的党机器与刘贺罗掌控的军事机器，而罗是兼跨党政军的实权人物。罗对刘贺的效从和刘对罗的信用是文革发动的绊脚石，亦是文革的隐患。65年底神秘的上海会议以“野心家”(“篡军反党”)和反对“突出政治”的罪名罢黜了茫然不知所措的罗，诬其为抢班夺权的“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是毛利用军内将帅矛盾联手林周叶的重大政治战役。整罗，也是对周的警示。罗案曾是中共建政史的最大谜案之一，亦被当作林彪与毛交易陷害忠良的罪证。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与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开，罗案的庐山面目显露真容。朱德对罗案将导致“党内不平安”的感叹一语成真。罗案后，林叶杨取代贺罗，叶是罗案的关键参与者与受益者。杨亦举足轻重，为军中翘楚。罗案则是文革内乱大动荡的真正开端。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八

　　另一条战线是文。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是毛时代的重要特征。毛深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及影响力。造舆论是夺权的先声。毛发动党内清洗与政治运动的惯例，是首先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名不正言不顺。65年初毛秘授江青先通过华东局后找上海市委谋划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刊于65年11月《文汇报》，几乎与罗案同时，被官方和学界认为是毛发动文革的信号。这篇文章批判的重点是明代清官海瑞的“退田”，影射六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毛讲《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影射庐山会议罢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的官。“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彭即当代海瑞。几乎同时，彭被毛劝说离京到西南任职。尽管作为文革信号的姚文在当时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人知其政治含义，邓小平依旧找吴晗打牌，周恩来将姚文转载于《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栏，试图将其向学术论争方向引导。被毛誉为“红秀才”评海文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一直在幕后的毛夫人江青的政治亮相。“露峥嵘”。但历史将昭示，缓解大饥荒的经济政策对患有意识形态僵化症与妄想症的毛而言，是新一轮政治整肃的突破口。其罪名是“修正主义”。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九

　　历史与文艺，是毛式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两大重心。从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毛讲话到66年初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其主旨都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权力需要服务。江青的这个纪要，把文艺政治化到“尖锐阶级斗争”的程度，以文艺问题为政治问题，锋芒直指陆周的中宣部文化部，开辟了攻击刘邓陆的文化舆论战线，是中共建政以后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批丁冯的继续，其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创作，否定中国、欧洲与俄罗斯的古典作品，否定苏联的经典作品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否定三十年代的国防文学，达到“我花开來百花杀”的地步，堪称全盘推倒所谓“封资修”即人类艺术成果的文艺虚无主义的典范。其中提及接受斯大林的所谓教训竟然是斯大林无批判地继承了俄罗斯与欧洲的经典著作。纪要经毛多次修改并以“林彪同志委托”向全军全党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批发。毛邀请林彪这个“尊神”为其夫人助威。江青从此以创造京剧革命的“文艺旗手”的身份称霸文坛，闯进政坛，呼风唤雨，并以文艺文化为利器向彭真限制文革的《二月提纲》开刀，文革夫妻店敲响了毀灭文化自我膨胀的震天锣鼓。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

　　林、周是毛发动文革稳定军政的柱石，没有林、周的支持，文革难以发动，发动了也难以控制。林、周在文革前期对毛的辅助是不可缺少的政治支持，故其对文革的灾难亦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也是林、周，后来却成了文革的制约因素。69年九大以后的毛林分歧以林71年9月13日出逃苏蒙实践了高岗、彭德怀里通苏共的罪名，震骇中外。林案的扑朔迷离演绎为当世的拍案惊奇。毛主持的对林的揭露批判令国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位最亲密的战友接班人私下对毛腹诽最多最尖刻，“妄议”毛的个人品质与政治诡计，不是愚忠，而是利忠，利用之利也。“主先臣后”、“主倡臣和”……林以宫廷政治的诈术对毛。作为林政变纲领印发全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批林文件竟是一篇石破天惊鞭辟入里的讨毛檄文，道出了毛式整人政治的真相，直指毛为秦始皇，毛时代为秦皇时代……毛苦心虚构的文革理论顿时破灭为举国的笑柄，所谓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所谓文革理想的五七指示，不过是烟幕。在人们的心目中沦为宫廷的权力角逐。最最革命的话语后面是“封建复辟”。无论张春桥辈如何妙笔生花，罕有人信以为真了。而周，以其老成稳重鹤立为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与二次出山的邓共同为结束文革进行了思想与组织准备。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一

　　文革纲领一一五一六通知后两天，518林彪的“政变”讲话讲透了毛的心事，是这个通知的注释。从64年底到66年初，毛在党内高层和与外宾谈话中讲了一年多“修正主义”、“造反”、“反革命复辟与政变”的危言，毛断言“修正主义”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甚至鼓励地方学蔡谔造反。林的讲话，是对毛的响应与呼应，是政治警告(“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亦是政治动员(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作为军人政治家，林在文革初的讲话较直白地说明了毛的真实想法。如传世的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林的权力学忠实地折射了毛的权力观。这是研究文革时值得特別关注的。周也讲了反革命政变问题。与此同时，为应对毛因一线中央控制而忧虑首都已非安全之所，防范“修正主义”占领北京，周恩來受毛委托秘密组建并始终控制首都工作组，叶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其主要成员来自总参作战部，调兵布将，改组扩大北京卫戍区，增加到四师一团，调动70师、189师进驻南苑长辛店清河地区，全面接管北京的安全保卫，直接对毛负责，其所发文件均属绝密级，以让65年3月离京南去的毛放心回京。首都工作组为毛发动文革时期的一着重棋。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二十二

　　 66年6月到8月，毛决定公开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与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一张大字报并亲笔复信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这是文革的动员令，召唤出“造反有理”的大规模红卫兵运动。因势利导，毛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1000余万红卫兵及宋彬彬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将造反之火引向刘邓一线及各级当权派。因停课与免费交通，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以大串联的方式迅猛席卷全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革命暴力、领袖神话与阶级斗争价值观的大中学生狂热地卷进毛为总司令的造反运动，文革初期的打、砸、抢、烧、斗、抓、关、杀、抄家、掘墓及无所不在的语言暴力，多为青春燥动的红卫兵所为，充分显现了暴力仇恨教育下泯灭人性的少年人的残忍性和蒙昧性。这是长期运动施政的后果，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恥辱的一页。北京高校率先造反并在反工作组压迫中受毛支持而崛起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独领风骚名噪一时，为文革势力所利用而深深卷入了高层的政治内讧并于九大以后陆续作为政治牺牲品身陷漫长的牢管之灾。长期受歧视的社会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受到所谓革命群众的集体迫害和无妄之灾。其子女亦因血统论而饱受凌辱。北京大兴惨案与湖南道县惨案只是两个文革初期的典型案例。这是十年文革中最受屈辱最悲惨的社群。

文化大革命沉思二十三

　　文革之初的工作组与反工作组之争反映了毛刘不同的文革观。刘以为毛发动的文革是新一轮反右运动，故其主持的中央以传统的派工作组方法处理首都学校日益失控的造反活动，计划打出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因为响应毛“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召起来造反的攻击对象往往是各单位的党政领导，从而造成难以避免的乱象。如北京大学的乱批乱斗。工作组理所当然把这些造反分子当做新右派来清查处理。王光美顾问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对蒯大富就是这样的立场。文革打开了当时社会冲突与积怨的潘多拉之盒，各地的造反派以毛的文革思想与516通知为指南表达各自的不满与利益诉求，与地方党政领导冲突不断，后者对前者的压制亦沿用了一贯的反右模式。而毛的文革目的是全盘改组甚至清洗从刘邓中央一线到地方的党政军当权派，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因为毛视刘邓为异己的、失控的、变修的党政官僚集团的代表，是革命对象，毛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重新造党造军造政府，使之完全成为自己意志的随心所欲的工具。林彪讲文革是罢官运动，组织问题是政权问题。“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陶铸讲，“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文革的实质。通过文革纲领的516通知时，刘是会议主持人，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就是毛的乾纲独断。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四

　　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兵)运动的“大闹天宫”达到了甚至超出了毛的“天下大乱”的预期，66年12月26日，毛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在中南海过七十三岁生日并为他的心腹干将祝酒：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67年1月上海由安亭事件引发的夺权风暴使这一年成为文革最动荡而血腥“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岁月。王洪文呼啸而出。夺权按照毛的意图和布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文革从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阶段进入工农兵为主体的造反派阶段，激进的造反势力与当时党政军权力当局相关的相对保守的势力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卷进充斥暴力的派性之争，中央文革则为激进造反者的主导者与坚强后盾。中央乃至地方的党政机关多在造反群众的冲击下陷入瘫痪。而夺权背后的派性斗争激化了旧制度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也恶化了各类历史的与现实的及民族的人间嫌怨，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人性灾难遍及神洲大地。野蛮的丛林法则支配了仇恨的政治世界。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堂皇论争较量后面掩饰了权欲的狡诈与贪婪。文革中的两面人格是毛时代独特的人性变态。1966年下半年以北京为中心的打砸抢抄抓、67年下半年以武汉为代表的全国血腥武斗与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是文革中三个恐怖时期。而率先造反的北京各路领袖，则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把矛头指向毛反复抨击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包围中南海的“揪刘火线”。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五

　　刘少奇从被审查直到惨死开封的结局，说明毛的阶级斗争政治发展到极致，即使是党内最高层，也难幸免，人人胆颤心惊，朝不保夕，党内斗争如此残酷、如此冷血、如此不可理喻，世所罕见。中南海外，揪刘火线的喇叭震天轰响，中南海内，在毛女儿组织的批斗会上，刘与全家受尽羞辱，死前含愤抗议以至拒绝医治，血管无下针处，发长数尺，仍被令其生命治疗延续到听读“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人世之辱，莫此为甚。难以测知刘在临终之际如何感叹人生如何追思往事，延安时期就辅佐毛打天下，为毛护法，为毛造神，竭智尽忠，呕心沥血，一旦分歧，黄泉相见，党治人治之噬人自噬，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悲剧。这个悲剧说明中共政治制度化的严重缺陷。其一，党内缺乏有效监督最高领袖的体制机制，其二，党内缺乏文明理性处理高层政治分歧的体制机制。因此，党极易变成领袖的工具而难以自行纠错。组织的神圣化与领袖的神化是毛时代的两个政治陷阱，多少罪恶，多少人伦灾变，假组织、领袖与革命的名义发生。毛刘的政治悲剧值得永远回味。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六

　　文革中最动荡的一幕戏是67年的夺印。夺权，谁來夺权，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当权集团与夺权造反势力的对立，利害不同的造反群众亦分化为因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而誓不两立的两派或多派。夺权时期发生了对各级党政干部的游街戴高帽喷气式关押围殴等批斗场景，也有地方当权者动员工农围攻造反学生……其混乱是必然的，因为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谁是毛派，谁是反毛派，谁是文革派，谁是反文革派，谁是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并无明确的标准与裁判的规则。他们信奉的都是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阶级革命价值观。故其政治争斗亦无章可循，更无妥协之伦理。派性斗争撕裂社会，其影响不止于文革，为文革的恶果之一。全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也可发现某种共同性。如地方党政权力与地方军区往往有密切的关系，与野战部队则较有距离。如保定武斗的军方背景。对地方党政的造反冲击也难免波及地方军区甚至冲击军事机关，后者在局部地区则用军事手段压制造反派，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和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而武汉的七二O事件，则把这种大民主的群众对立推向白热化，惊动中枢，震憾全国，演变为文革群众性动乱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二十七

　　 67年2月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后，江青的文革小组取代了周的碰头会，毛的“天下大乱”与夺权政策引起全国范围内尤其各大省会城市的愈演愈烈的派别武斗。其中武汉事件尤为突出。7月，毛亲自坐镇武汉，处理武汉的派別冲突，试图树立一个典型。几乎同时，武汉发生了造反派的大游行与保守派百万雄狮对游行的冲击，死伤百人。毛决定把武汉军区与省军区独立师支持并参与的百万雄狮定为保守组织，对立派别三钢三新为革命造反派，以后者为中心实现大联合，并要求陈再道领导的武汉军区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领袖。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周恩来对陈讲武汉军区犯支左方向错误，遭陈顶撞。周走后，大量军人(8201独立师、8199部队及军校)卷入的百万雄狮持冲锋枪长矛大刀冲进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误殴陈再道，拳打脚踢后绑走了中央文革代表王力，游斗十余小时，骂退谢富治(“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困毛于东湖客舍。牛怀龙蔡炳臣坐视不问。百万雄狮近百万人连日荷枪实弹浩浩荡荡环武汉三镇武装大游行，其中百余辆军车，车头架着轻重机枪，高喊“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坏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质问陈伯达”的口号，亦有质问毛的言论，向中央施压，挟制中央改变对武汉派别性质的认定与处理方针。其标语有“毛主席受了蒙蔽”。武汉全城如节日狂宴，呼声震天。毛下令找回王力，警车出动482辆，消防警报响彻武汉上空。是夜，武汉全城回响着“百万雄狮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吼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八

　　武汉事件震惊了北京。江青惊慌失措，以为陈再道”兵变”，劫持了毛。林、周商议后，林亲笔致信毛要毛转移，着手相应的军事布署，周赴武汉劝毛离开。这是中共建政以后毛头一次被迫离开一个城市，避往上海。七二O事件后，毛判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首脑都是支持党政右派的，他以毛润之的署名私自致信江青，提出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支持揪“军内一小撮”。这是江青号召“文攻武卫”的依据。林彪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文革从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进入全面内战的时期。各地爆发的大规模武斗与死伤事件多发生在这个时期，发枪与抢枪，甚至劫抢援越军用物资，接管监狱，阻断铁路，炸桥，抢劫银行、仓库、商场，局面开始失控。毛感叹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这是文革最动荡最血腥的阶段。毛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被迫对造反夺权降溫，强调自上而下三结合，以军队为主，老干部与革命群众代表都是结合对象。依靠林彪对动荡地区实行全面的军管。派军宣队工宣队接管学校。认为攻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甚至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所以，七二O事件是文革群众性动乱从盛转衰的转折点，在短期的疯狂过后，毛从鼓动群众造反到强调革命大联合，最激进的造反派开始走向衰亡。8月26日毛下令逮捕文革要员王关戚，不久前王力曾是武汉事件的英雄，从武汉回北京受到林彪、江青安排的百万军民凯旋式欢迎。谁能导演这样的人间戏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九

　　武汉事件是文革政治史富有启发意义的典章，其对文革的进程影响甚巨。文革对毛，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它释放了文革前被压抑的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其暴力强度匪夷所思，称之内战并不夸张。两派对立势同水火，生死相拼，是一次人为权死的总爆发。毛深夜二时转移到王家墩机场，黯然飞沪后，怒称东湖是贼窝，七二O是反革命兵谏。毛是深知事件之性质与严重性的。将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周讲是家丑，“百万雄狮是对着中央来的……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林彪将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困兽犹斗，有武汉军区与地方独立师深度介入的百万雄狮为其政治命运挺而走险，清君测要挟中央，几危元首，确是惊心动魄的政治辣剧。武汉人的火炉脾性充沛展现。各种势力各类人物之表演淋漓尽致，活龙活现，笔墨难述。据邱会作回忆，事传北京，江青向叶群哭诉“反革命分子已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要求林叶亲去武汉护驾。周率中央警卫团人员赴汉，王家墩机场被占，其专机只好改降山坡机场，周化装后急奔东湖救驾，帅府千金有挥泪别红颜之传闻，王力评论8201部队的特别呼吁：“这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陈再道、钟汉华事后检查对毛的安全不闻不问，“以蒋介石的态度对待主席”……毛对于自己释放出来的革命魔鬼，已近失控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

　　武汉事件三十余年后，烟消雾散，已过不惑之年的当年敌对派別的代表人物曾经聚首江城，杯酒交错，相逢一笑泯恩仇，往事历历堪回首，其话题离不开激情燃烧的七二O事件，百万雄狮的当事者坦承：项庄舞剑、意在毛公。可见证毛、林、周、江对武汉严重局势的估计是准确的，军队的分裂与地方的独立，是严重的危机。以毛的绝对权威，摆不平武汉一个群众组织的抗命，差点演变成军队的火并。当权的地方党政军集团仍有左右局势的实力且并不甘愿俯首被黑，更不甘愿任由昔日臣民的摆布。据我观察，被斗被关被审查的老干部心服口服者少之又少。七二O事件后，据统计被打伤打残打死人数多达十八万四千人。毛在武装左派重组军队的激进举措之同时，亦保留了几分清醒的头脑，如保护陈再道钟汉华，争取大多数，很快停止“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使用，令张春桥从大别山请回许世友，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后，毛听从周的建议，果断逮捕文革激进派王关戚，为文革狂热适度降溫，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大串联，制止武斗，复课，派工宣队军宣队接管武斗的高校，为造反派开办学习班，并亲自召集京城五大造反领袖训话，演出了喜怒交加的惨淡的闭幕场景。

文化大革命沉思三十一

　　学生停课闹反的疯野岁月最多两年，到67年的夺权风暴中程度不同卷入武斗的混战，已非运动的主流。到68年上半年，从中央到地方的成批当权者或管制或关牢或下放，在党内诸敌扫荡之后，毛着手恢复秩序，6月向各大军区省军区派驻了中央支左部队，平息武斗，督促大联合。毛对造反学生开始厌倦了，亲派中央警卫团官兵与工人进驻清华，为蒯大富武斗所阻，死五人，伤731人。7月28日，毛在林周江康陈谢黄陪同下召见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韩蒯王谭，进行严厉的训话，自称“黑手”。毛怒斥造反学生武斗不得人心，警告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并厉声宣布：“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的训话杀机毕露，意味着毛要收回造反的猴毛了，学生退场，军人上场，军政时代开始，文革秩序，以军管启幕。毛在对姚文元文的批语中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別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毛强调，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所谓整党，就是建立文革秩序。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二

　　从68年5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转嫁文革危机以恢复秩序的传统作法。以文革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维，就是沒有中央文革的干预，各派政治力量也是难以实现权力分享的所谓革命大联合的。造反派显然不具备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文明素质。阶级斗争意识与暴力革命传统只会使各路造反派更加敌视更加对抗。和平对话妥協让步服从规则是与毛式革命格格不入的。派性，是文革政治的必然。所谓大民主，是毛利用群众整肃政敌的政治手段。毛式运动的后期，总要秋后算帐，总会伴随一个恐怖的肃反阶段。因此，清队是革命转向造反指挥系统与造反派内部的标志，打击对象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所谓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虽然有政治表现论，但翻阅毛林周江康等在文革时期的讲话，追查出身并以出身为犯罪犯错根源之论调比比皆是，这是文革中特有的两面现象，而清理阶级队伍，就是从党政军首脑机关及造反队伍中清出不听话不顺从的异己分子，出身、家庭与历史“有问题”的人，首当其冲。利用清队挟嫌报复者，亦不在少数，是文革中的反右运动。其间发生的五一六冤案，受屈者多为有异议的造反派，牵及百万之众，后果惨重，遗患无穷，是文革中非常阴暗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三

　　毛文革前曾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小指头却是十年清算。文革大致有三个阶段，造反有理、全面内战的66-68，这三年是社会大动荡时期。69-71年为第二阶段，是军管与军政时期。72-76年是衰亡的最后阶段。从66年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到68年10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毛以亿万人卷入大动乱的巨大代价完成了对刘少奇的彻底清算，达到了文革的预期目标。《炮打司令部》以蒯大富提供的材料指控刘邓围剿造反派，“联系到1962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可窥察毛刘分歧的历史轨迹，62年为关键。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span>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四

　　刘案株连其妻王光美。文革中株连极其广泛，专案组不计其数，外调内查，冤及亿人。刘案专案人员前后近40万。王与江，是文革前与文革中领袖夫人介入政治的范例。王因桃园经验名扬天下，又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67年4月，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万人的批王大会，其间《三审王光美》流传甚广，传达的信息亦很丰富。关于《清宫秘史》，王答刘未说是爱国主义，关于天津讲话，王答刘是毛派去纠偏的，当时讲剥削有利生产是需要的，关于战后和平民主，王答非一人责任，刘勇于担责，关于后十条，王答刘修改的，精神是好的，关于蒯大富，王答刘未说未定蒯是反革命，关于桃园经验，王答成绩多缺点少，关于红色资本家，王答非刘讲，谁说的保密，关于戚文，王答刘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今天重观《三审王光美》，感觉王这位曾是辅仁大学留美的博士侯选人在群众围攻的压力下据实申述，实为难能可贵，有大家闺秀之风范。70年6月，刘王专案组定王为美国特务，江青要毛判其死刑，毛批“保留活证据”……文革十年，王囹圄十年。出狱后白发苍苍，未闻王对文革有多少深刻反思，是为憾事。毛倒刘念了两个魔咒，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资本主义复辟，前者刘沾点边，后者与刘无缘，但刘的天津讲话有卓见。另外，毛的魔咒是有效的，迄今党内无人敢做毛的“秘密报告”。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五

　　值得一提的是，与清队同时，67年下半年全国各地还涌出了所谓二月逆流以來又一次非议中央文革的“右倾翻案风”，似是文革中第一次右倾翻案风，如，江西多城市公开号召为刘邓陶翻案，国防科委的“多中心论”，上海有群众组织为陈丕显曹荻秋“鸣冤叫屈”，天津为陈里宁周杨翻案，内蒙为乌兰夫翻案，河南安阳高悬刘少奇像，南京为谭震林翻案，清华有人支持蒋南翔刘冰，外交部保护陈毅的大字报，北京有学生为二月逆流翻案，与之相反，上海炮打“大叛徒”张春桥声势浩大，北京等多地炮打谢富治，四川群众打倒中央文革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江青断言“目前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共产党员张志新，文革中挺身而出质疑毛江，批评林彪的顶峰论，为刘声辩，与抨击出身论主张人人身份平等反对等级歧视社会的思想先驱一一中学生遇罗克，为不朽的双杰。杨余傅事件后，北京造反派追究陈叶聂，叶住地受围困……68年3月，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受命稳定京都，军管四方，从上到下大多数革命委员会，实为军管会，主要领导均为上面指派，原有的夺权设想全面失败，造反派未实现打江山坐江山的梦想，军队干部主宰乾坤，军队干部90%以上参加过支左军管。全国山河一片红，毛虽志得意满又心事重重，民国折腾成军国，举国疮痍，九大不能再拖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六

　　从56年中共八大到69年中共九大，十三年间未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因为毛对八大中央有疏离乃至不滿。八大甫过，毛即对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表示异议，文革中则谣传刘背着毛起草并匆匆忙忙通过政治报告。文革之初，王光美面对造反派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质疑，曾说，主席没看过？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57年反右以后，毛以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论取代了八大的生产力论，58年向自然开战的高指标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的公共食堂导致四年大饥荒，闯下秦皇以来未有的巨祸。从59年庐山会议到62年七千人大会，党内外议论纷纷，怨声载道，毛隐忍退守。此时按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显然对毛不利。62年以后几年，为经济调整与经济恢复时期，刘主持的中央一线殚精竭虑于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毛却日益焦虑大权旁落与赫氏的死后鞭尸以及接班人问题，故从社教迂回攻击中央一线，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文革，其中亦有利用群众反官僚特权腐化的因素，引起天下大乱，党政组织瘫痪，夺权与反夺权，全面内战，难以收场，68年借重林彪军管后，局面才趋于稳定，毛要通过全会与大会把文革合法化，同时确立新的领导层。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七

　　 68年10月召开了九大的准备会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全会出席的委员不足半数，会前康生密信江青，八届中委候补中委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占总数71%，毛讲八大刘少奇招降纳叛。故，全会只好增补中委，凑足半数。周讲话强调了两部分出席者，一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陈康江张姚，一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刘贤权，全会有两大主题，一是批判对一月夺权冲击老干部不满的元勋重臣，包括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李先念。毛开幕讲话指全会应肯定文革的必要性。这是毛最关心的。周恩来讲，陈毅大骂红卫兵，说“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叶剑英未制止其女儿冲击军科院，在67年1月座谈会上拍桌子拍断了骨头，讨论八条时反中央文革，自称“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起哄，“不愧为元帅叶参座”。聂讲抓高干子弟是“不教而诛”。赵永夫打死三百多人，叶发电祝贺。把造反派当敌人。徐向前对在三座门静座几昼夜的学生评论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聂荣臻搞“多中心论”，把国防科委搞成独立王国。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直接攻击毛与林……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在分组会上，朱德被黄永胜指控“有野心”、“想当领袖”，康生批二月逆流是反毛，为王明翻案，否定延安整风，谢富治称：“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这些批判的目的，是排除异见，舆论一律。林彪总结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会以后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树立毛的权威。另一目的，是为九届一中全会不选或少选这些开国元勋进政治局制造舆论。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八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主题也是最重要的议题，是审查通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刘案原由周恩来负责，因拖延不决而毛授命江青负责，江以逼供信的伪证编制三本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报送中央。具体负责专案的谢富治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周在审议中小心翼翼，与江、康多次争论，在毛的高压下，同意了江青的定案，表示“向你学习”，并以专案组长的身份在全会上作了审查报告。耐心寻味的是，林在报告上批了“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表决时，全会只有一个陈少敏未举手。文革后，胡耀邦高度评价陈少敏的气节，在当时政治气氛下，确属不易。69年10月，刘被押送开封，11月12日，死于囚禁中。因刘案受株连冤案共22053件。毛从62年开始的清算“赫鲁晓夫式野心家阴谋家”的政治工程至此大功告成。文革中真正陷人于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所谓历史问题。刘案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也对中国政治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全会闭幕的时候，毛建议保留邓小平党籍。区別刘邓。毛发动文革时曾讲邓是刘司令部里摇鹅毛羽扇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九

　　九大之前，改朝换代接近完成，混乱局面仍待控制。毛从策略上为文革降溫，强调注意政策，注意调查研究，团结多数，少关不杀，“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走资派不都是坏人，“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子女可教，以缓和党内外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如火如荼的清队在各单位制造阶级斗争与冤假错案，审查全部干部，清华1228人被立案审查，北大抓了九百人。而两校是毛亲自派人(迟群谢静宜)抓的典型。据统计，全国清队期间近20%的干部受到立案审查。革命大批判以批所谓黑六论改造思想，洗脑，其中“人性论”和“唯生产力论”为批判重点，姚文元在给毛的报告中，指苏联修正主义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和人性之上的，经济上则批判刘少奇的利润挂帅、工分挂帅、计件工资、物质刺激、专家治厂等活跃经济的具体政策。与此同时，大批干部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喧嚣的城市空荡起来……69年3月，突然发生中苏珍宝岛战役，中苏关系处在战争状态，几乎引致核战争，以达到转移矛盾、消除派性与国内团结的政治目标……九大筹备期间，为自上而下指派代表，《红旗》刊文批判迷信选举，系出自毛的指示，批判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外松内紧，九大的全部筹备工作是由中央文革碰头会组织召集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

　　 69年4月九大在神秘的气氛中开幕。九大的主要任务仍是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毛在九大期间召集人的一次讲话说：为什么来一次触及上层建筑的文化大革命，“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夺权，全面夺权，这就是文革的本意，文革的真实目的。为加强文革的正当性，九大政治报告概述了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其核心理念是63年归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主要由张春桥根据政治需要编撰的。张因此被毛重用，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九大主席台阵线分明，有如红白脸古装戏，毛左边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在九大筹备期间讲，陈毅代表左中右的右派参加大会。九大对毛营造的个人崇拜达到中共有史以来的顶峰。伴随毛出现的狂热掌声与口号响彻会议始终。这是一次封毛为神的代表大会。与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并反对个人崇拜强调中共集体领导的八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一

　　林彪在九大修改的党章中确立为毛的接班人。这是文革中的荒诞事件之一。高岗事件之后，林大隐隐于朝窥察毛的心机与政术，逐渐揣摩出一套对付与迎合毛的君臣之道，其要旨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他深谙毛的习性与心理，认为毛“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深居简出，性格孤傲，少言寡语，亦少交往，对毛的独断政治不容异见体悟甚深，“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是林的肺腑之言，亦是屈身于毛治的政治铁律。林在文革前曾较消极，奉行不轻易骑上去的审慎之道，毛当面批林想当明世宗，林不得不上位，并于八届十一全会的讲话中流露心情沉重，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据纪登奎回忆，林在文革中少有表现。他奉行“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消极方针，突出毛，“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把送毛的文件由“请”和“送”改为“呈”，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对运动事不关已，避之千里。然而，林担有稳定军队的重任，对军队的冲击不容坐视，且严禁江青的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事务，曾怒责江青乱军，其部属杨成武亦因过于投靠江青而被罢黜，直至913出走，江青未能染指军权。林主拟《军委八条》，与周共同维持大乱中军队与政府运作的基本格局。武汉事件后三个多月间全国武斗升级，局部失控，林恃毛提出“还我长城”，助毛军管，稳定社会秩序，亦使军方的权力膨胀到高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二

　　早在68年，中央成立的以林为主任的党史編委会拟出的《京西大纲》对林有诸如井冈山会师的突出描述，为毛否定。毛林政治分歧始于九大，当时并不为人所知。林彪事件后，周在十大政治报告有所回顾。毛委托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属意于陈伯达九大后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报告构想，主张从人民、国家的角度讲民富国强，周同意，但为毛否决，张、姚受毛委托起草的继续革命报告，反映了毛巩固文革与发展文革的意图，被陈伯达讥讽为“运动是一切”，陈受到毛的粗暴训斥。林结结巴巴在大会上照本宣科了毛修改的张姚报告，并回绝了张春桥请其在报告上签名。毛张姚与林周陈九大后政治目标的分歧虽然未如毛彭与毛刘公开争论却也是性质严重的……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借苏联“攻击”中共“军事官僚体制”即“军事官僚专政”自嘲，其实隐晦地表达了对全国军管后军人坐大的忧虑。九大选出的中委中军头占多数。毛对所有威胁其权威权力的潜在势力都有本能的警觉与防范。据有关回忆，毛在九大其间曾问林，林后的接班人如何考虑？提到张春桥。对张赏识有加。林沉默以对。林对张不屑一顾，多次评其为无名小卒，小记者，不知其冒自何处。毛林在人事上的龃龉，也为九大之后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据相关回忆，九大后毛曾专赴苏州看林，谈林后谁接班的安排，又提到张，林仍沉默以对。毛林的蜜月注定比毛刘短促。九大开后，毛快七十七了，时不我待。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三

　　九大以后，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造反夺权演变为严酷的清队肃反，群众专政被纳入检举揭发告密的无产阶级专政即由工宣队军宣队主持的专案审查，如毛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厂矿、机关、学校，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单位。七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又轮回到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旧轨，群众运动的恐怖被专案系统的恐怖所取代，这是毛式运动的必然归宿。清队的锋芒指向反革命，与“揪叛徒”狂潮相伴随的是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阴谋集团，实为以严格的阶级路线打击前期运动中群雄蜂起的所谓坏人和异己分子，或所谓追求巴黎公社原则的“人民文革”，制造了大量以言定罪的冤假错案件。这种清查延续到文革结束。70年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为落实《公安六条》，死刑判决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遇罗克被北京军管会判处死刑。70年十个月就清出叛徒特务反革命184万余人，逮捕28万4千8百人，造反领袖蒯韩王聂谭等先后被关被审或下放改造，兔死狗烹。68年底开始干部知识分子大规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与初高中学生成批成批上山下乡(兵团、插队、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亿万家庭天各一方，有如生离死別，高校停办，学制缩短，教育、文化中断，样板戏独响神洲，城市短时为老炮的天空。在从喧闹到一片灰冷的社会中，从演戏到观戏，人们将听到高层深宫中传来的汹涌暗潮。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四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邓陈主持的平反工程，对于中共建政以来的党内大案，只有两个维持原案不变，即反党的高饶案与反革命的林案。尺度是不再定性为路线斗争。不排除邓陈与高林历史上的私怨公恨，但其如此定案主要是维护毛三七的历史评价，保证党内高层的统一与稳定，如胡乔木所言，中共无列宁，毛集列-斯于一身，为维护中共的统治，必须树立毛的历史地位。高林于是为祭品，与之相关的人员也只有蒙冤受屈，含恨九泉。对于集权的中共，政治需要永远是权势者对待历史的指南。毛生前最苦恼的“秘密报告”终于未现，毛的标准像仍高悬于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思想作为集体智慧仍是指导思想。林彪做序的毛语录早废弃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唱了。因为两案不动，国内的所谓研究者在毛林问题上多为君讳，以毛之是非为是非，不足为史，不足为信。而林的幽灵仍在祖国的土地上徘徊，本来神秘莫测的林案因而更加神秘，王年一曾慨叹林案关键性的资料甚缺。林家幸存的公主亦成为谜样人物。心理学的定律是，越被掩饰的事物，越会招引人们更大的好奇心。何况关乎千百万人命运的林案呢？好，闲话少说，试看林案一角。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五

　　文革本来是毛为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发动的一场内乱。因为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很难说毛刘有实质性分歧，也更难说刘有什么修正主义理论与观念。毛刘的分歧主要是具体政策，侧重于经济、管理政策与方法。对毛的文革，刘讲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不晓得如何办，也是老实话。按常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与九大已解决了接班人问题，并把毛的亲密战友写进了党章，白纸黑字，江青也如愿进了政治局，自命为党内第三号人物，文革也该结束了。难道毛又疑心其亲密战友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君王心事有谁知，董狐直笔难写实。以前，毛需要个人崇拜倒刘。现在，毛开始注意个人崇拜鼓手的幕后动机。吴法宪、邱会作与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披露了文革初期到913事件之间高层分歧与较量的不少鲜为人知内幕，以前先是毛江后是邓陈的两面之词增加了第三种从林彪立场的说法，这对全面地了解文革尤其是了解毛林从合作到决裂的过程有所助益。兼听则明，然而，所有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都有政治、思想与心智的局限性，其中较重要的事实务须反复核实，也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与回忆者的处境遭遇辨別其真伪，否则，又会从一个误区进入另一个误区。如，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中央文革，是权力之争，还是事关文革的原则之争？其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林的暗斗？邱的回忆，证明黄、吴、李、邱确曾密议联合反江，如九大选举时投江的反对票，这些毛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另外，近来又有戚本禹的回忆，从江青立场回忆文革及王力反思录，张春桥的家信，都是研究与反思不应忽略的材料。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六

　　九大后毛林矛盾的激化是否源于江青与林彪或军委办事组的冲突？或者因为军委办事组的反江俱乐部？因为汪对毛江关系的误导？或因为陈伯达被江蔑视而靠拢林？林与江是否宗派之争？林是否急于抢班夺权？在我看来，有这些因素，但都不是主要的。九大时的毛，面对两个高峰，一个是个人崇拜的高峰，一个是军头涌动的高峰。而林，是军队的代表，是当时政治气氛中众望所归的副帅接班人，与周默契合作，支持周的工作，稳定政局，总揽军权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是其忠诚部属。革命革成了“军政府”。作为一代政治枭雄权术大师的毛，不是为左右颂词迷惑的昏君，并未陶醉于胜利与万岁的欢呼中。他从未相信过任何一个战友，也不信正确路线战无不胜的神话，而是心有不安，心有所虑。对林与林的势力深怀戒心，并不在于林是否忠心，而是有了不忠的能力与实力。削军权，为个人崇拜降温，多设制衡，就是他深思熟虑的几步棋。首先，是对林的试探。毛主持九大开幕式时讲到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立即站立大声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急忙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这戏剧性的一幕有深远的意味，拉开了毛林斗法的序曲。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七

　　林从六十年代开始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有力配合了毛对刘邓一线的攻击。到了文革，林对毛的赞美变本加利，又有了许多创新式的提法与语言，国人印象深刻，而且在捧毛时把其个人的命运牢牢隶属于毛，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没有毛就没有他，如果贺龙朱德当权，他早掉头了……毛降温个人崇拜，矛头直指林式语言，九大前曾多次在文件中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九大后不久毛到武昌，要人把其住所梅岭一号的毛语录与画像全部摘除，针对林说毛讲话“一句顶一万句”，毛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毛自知不是神，也不甘于空虚的神位。他不愿被架空，高据云端。他还说：“四个伟大，太讨厌”。6月，毛指令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像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规定“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70年4月，毛删去了两报一刊社论林捧毛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等“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用语。毛还让周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牌全部摘去，并当着林面自嘲，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7月，围绕八一社论毛“亲自缔造”与林“直接指挥”的陈张之争，毛先淡化而后又对汪讲：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毛又在忧虑“大权旁落”了。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四十八

　　毛对林的牵制，最紧要的是权力部署。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是毛林共同的信条。对周的笼络，是双方的重心，周之地位的举足轻重，于此突显。乱世求良臣，毛林都明白这个道理。早在67年夏，林就建议周主持中央碰头会，限制江青。周在九大发言则讲了毛林井岗山会师的谀词，后为张秀川主持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写成“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岗山)胜利会师”。党内元勋，似无一人看重江青。九大后，林指令黄吴李邱配合周的工作，后者曾为造反所苦，如许世友在九大直言，老干部都恨造反派，乐得協助彬彬有理资望高深的周。毛亦知江积怨甚多，九大后取消了文革小组，亲荐李德生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政治部主任，安排许世友、陈锡联进政治局，保邓党籍，留刘陈徐聂叶为军委副主席，组建了陈毅牵头叶徐聂参加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缓和与老同志的关系，对二月逆流老战友们的恩怨已似昨夜秋风，黄河逝水，强调落实政策，反对扩大化。政治场上无永远之敌，亦无永远之友。“利”与“害”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九

　　林对毛是否放权的试探是69年10月根据毛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和基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向军委办事组发出的战备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以应对苏军突然袭击。被时任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编为“第一个号令”。命令发出后以“电话记录”(急件传阅)报毛。据汪回忆毛收到林件后命烧掉，并亲自点火烧之，为汪所阻。周询问林令事，汪以实告之，周默然并随即转告林。回首历史，温故知新。59年毛彭的公开分歧是大跃进的成败利弊，64年毛刘的公开争论是社教主要矛盾。70年毛林的公开争议则是国家主席的设废。为准备四届人大，毛3月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如设，建议林彪做。4月，林建议毛任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还建议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自己不宜任副主席。政治局多数赞成林的建议。毛又予以否决：“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国家主席之争，撇开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林主张设国家主席就认为是抢班夺权的判断不足为取，林及支持者从未提出过林出任国家主席的主张，只有康生说过毛不做林做的意见，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野，康生以养病为名躺倒不干了。我以为，林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是对毛的又一次信任试探。另外，林周等谁也猜不透毛想不想做国家主席。万一毛想做呢？毛林分歧的关节点不在于此。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

　　九届二中全会前发生在宪法修改小组的吴张争吵可看作毛林角逐的前哨战。70年8月，张体察圣意，在修宪讨论时建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出自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吴法宪“一触即跳”维护林彪，指控张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坚守被张讥为讽刺的林捧毛的三个副词，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林支持吴，并要求陈、黄、李支持吴，查找马恩列天才语录批张。周亦对吴表示支持，即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文革时期的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全会比文革前更保密也更神秘，毛江以此为傲，讲坏人被清洗了，无人泄密。而这时代的民众却是政治敏感性最高的，几乎人人是政治动物，因而对神秘的中央政治更为好奇与关心。林案比刘案更诡异，几乎看不到什么思想上的交锋，文字戏法里面刀光剑影，似是夺权与反夺权的宫廷戏，所以难以责怪人们窥视毛林内斗的好奇与关注。官方修史，语焉不详，或张冠李戴，只讲其一，不说其二，造成更大的混乱。还原真相，乃研史首旨。毛林斗法是从清君侧与清相侧开始公开化和激化的。又是一场发生在庐山的恶斗，较之59年为民请命的悲壮的彭“海瑞”，这次更似一场闹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一

　　 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毛林四十余年亲密合作的正式终结。与十一前的那次会议一样，开始也有点神仙会的气氛。全会召开前的常委会，五个常委除毛外均赞成设国家主席，实现党的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一元化。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坚持宪法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坚持毛任国家主席以确立其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以此为“宪法的灵魂”，坚持毛的天才论及毛思想作为全国人民指导思想。林讲到体制功能的一段话较经典：“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那么，林指的什么风呢？据知情人回忆，林的讲话是与毛商量过的，毛讲不要点名。林讲完，掌声雷动，许世友陈锡联跑去与林握手，康生接着讲，他完全赞成林讲话并说：“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是国家主席讨论中难一可见的荐林为国家主席公开发言。经吴法宪提议，全会收听林讲话录音，分组讨论林讲话。当夜，陈伯达编出恩列毛林论天才的语录，次日交会议秘书处打印。风暴酝酿在讨论林讲话的过程中。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二

　　林讲话对张春桥是震慑但未指名，经过叶群警示“陆定一式人物”的传话，陈、吴、李、邱在小组发言中暗示有人反毛林，反八届十一中决议，反毛是天才并把这股风往下吹。华北组汪东兴一马当先，坚决主张恢复国家主席设置，暗示有人反毛，称“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陈伯达讲有人贬低毛思想，有人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汪、陈的发言作为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简报称要把反毛天才的坏蛋反革命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刀万剐。这个简报点燃了过敏的政治神经。二百多与会者纷纷发言写信，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邓颖超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汪东兴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许世友说：“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致信毛林，要求毛当国家主席。许提议把张春桥等下放农村劳改三年。陈云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一定要参加。”陈毅说：“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林的讲话，经叶群的引导，陈、汪的解释发挥，变成二百多中共要员讨伐张江的动员令，达到了清君侧的策略效应，对毛重用张甚至培养其为接班人是一种中流阻击，曲折地表达了文革中受冲击打压的老干部对中央文革的愤怒与敌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三

　　毛林国家主席之争是烟幕，捍卫还是动摇接班人地位才是本质，两班人马、两个阵营，较文革初更加壁垒分明。如果说，文革发动前后的两个司令部是毛亲手划定，那么，庐山博击的文革派与军队派则更似运动形成。而林，更似是被毛刺激出洞，如高文谦所言为捍卫九大确立的接班人地位与受屈的个人尊严以惯用的高举造神方式奋力清君侧，其忠实嫡系(双红二)紧紧追随，四面出击，多方响应，大笔杆子陈伯达与近卫军总头领汪东兴做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急先锋，意外地把大多数文革中蒙冤受屈被边缘的元勋重臣都动员起来集体在拥护林副主席的名义下起哄，实为发泄对张江的中央文革势力的不滿，以改变毛的偏宠。陈伯达因嫉恨张江而主动为林出谋划策全力配合以夺回其党内首席理论家的席位。汪在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的怪异表演实为可疑，检查后一如既往为毛信用也不寻常，值得专门探究。黄吴叶李邱作为反张江的林系人员罕有的联合互动在共产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亦是不常见的，“党内有派”？双方互指对方有宗派活动，在毛的旗帜下如地方两派一样明争暗斗，这是四年文革后党内出现的新气象。文革前的刘邓时代似无明显的派系活动。由此而言，文革开始蕴育其掘墓人。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四

　　 8月25日，毛听了江张姚会议讨论情况的紧急汇报，立即找汪谈话，对其告诫，又分別与林周陈康单独谈话，迅雷不及掩耳反击，召集常委扩大会，怒斥陈伯达搞突然袭击，声称“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了，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以其惯用的泼皮语言警告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议”。毛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吴汪等检查。林告吴不必检讨。局势骤变。毛抓住陈伯达不放，26日严厉批陈，31日批陈所编恩列毛天才语录，其中有“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诛心之语，讽刺陈为“天才理论家”，对林笼络，专门攻陈。并于9月1日将批陈批语加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9月4日，毛在常委扩大会上揭发陈是“托派、叛徒”，追随王明反共。9月6日，毛在闭幕会上讲要读马列，指陈为“黑秀才”，决定对陈立案审查。毛委托叶剑英具体负责陈案，调查陈的历史问题。毛“剪相侧”一举成功。毛保张，因为张体现了他的意图，是坚定的文革派造反派。文革后宋平说，毛是最大的造反派。庐山雾散，服务员打扫会场时，检到“打倒张春桥一一几个中央委员”的纸条送周。林下山时对黄吴李邱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最多是彭德怀第二。 庐山的事未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五

　　庐山会后，毛继续批陈，在北京对陈先瑞、吴德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把自己与林比作对立的两条船，名为批陈，实为对林。毛把汪检讨的批件批给林，要黄吴李邱书面检讨，并决定在全党全军开展批陈整风，称陈为“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70年9月，毛决定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参加重大政策研究。11月，毛决定设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康生，组员江张姚纪登奎李德生，康自九届二中全会后称病不出，江张主持，该组权力集中广泛，统管组织宣传党校等党务。与军委办事组、国务院业务组鼎足而立。70年底华北会议毛改组北京军区。毛指陈为华北的太上皇，免去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任命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毛称为挖林的墙角，其中李郑与林陈无特殊关系。71年2月，毛远新亮相，指“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俨然毛的代言人。71年4月，毛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后称为“掺沙子”。对吴、叶的检查，毛加入尖刻的批语，冷嘲热讽，旁敲测击，如在叶群检讨上批“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后来又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同志那里，是叶群同志当办公室主任。”令林难堪，意在逼林检讨。林沉默以对，死不检讨，为毛时代的又一个异数。因为林深知刘、彭的结局，检讨了也是死路一条，反而被毛抓住把柄，自取其辱。前有林彪，后有赵紫阳，都是中共高层不检讨不认错的异类。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六

　　庐山会议甫过，毛通过一系列密集的人事调整与批陈政治造势，改变九大的组织格局，削弱林黄掌控的部门与权威，以批陈不力屡批黄吴叶李邱，并在对外谈话与批示中指责林对毛的颂词，如四个伟大，这些颂词曾是毛发动文革时乐于纳受而且认为有必要的。到71年4月，周代表毛宣布黄吴叶李犯了方向路线宗派主义错误，追随陈伯达的分裂路线。党内七大以后惯例，凡不同于毛者为分裂。毛怎样违背众意都是反潮流的正确路线。批陈实质上是批林。对林的进逼在8月南巡中图穷匕现。毛说：陈伯达后面还有人，“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林不开口，黄吴李邱不会开口的，其纲领是设国家主席，是天才，林要负责任，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南巡讲话毛把林看作彭、刘。林获悉毛南巡讲话后，不甘于刘、彭下场，小杖则受，大杖则走，9月13日携叶群林立果乘空军256专机出逃苏蒙，坠亡于蒙古国溫都尔汗。九十年代我翻过一册军方刊印的十大元帅画册，最后一幅是一代战将折戟沉沙尸横异域的照片，心生凄恻。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七

　　林彪被逼出走苏蒙的九一三事件举世惊骇，对文革期间高度政治化的党政军民学是天降霹雳，长久地震荡着人们的灵魂，确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再愚钝的头脑也开始思考文革的问题。文革的凯旋仅仅两年，九大确立的接班人成为反毛的政变领袖。关于林彪出走的疑惑甚多，传闻甚多，李作鹏甚至讲是故意放走的。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9月29日，毛决定收捕黄吴李邱，军委日常工作由叶主持。随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10月3日，决定成立周恩来负责的林陈反党集团的中央专案组，纪登奎汪东兴具体负责。林案被定为组织谋杀毛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定性最严重的案件。疏理审核公开公布的全部文件，林叶黄吴李邱无确凿证据证明参与了谋刺毛的行动，有无谋刺计划亦不可知。据传黄曾封锁毛批陈指示，念过一首唐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林立果的所谓小舰队确有批毛害毛的私下议论与设想，但似未有实际作为，也无周密计划，其价值最大的，是被毛钦定为反革命政变纲领的《“571工程”纪要》，这是一份难得的思想文献。李慎之生前对我讲，对毛的批判迄今未超过纪要。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八

　　 “571工程”纪要是在北京空军学院林立果等人活动的一座小楼里搜到的于新野记录在活页纸上的林立果周宇弛等人的桌边谈话，这些记录估计非一次两次，而是多次谈话的笔记。据说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形成的。林彪事件后，林案的相关人员对这些记录作了选择性整理，作为林彪的罪状和林彪的反革命纲要，毛决定将其印发各大军区和各省委常委，后作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附件印发全党，以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充分认识林彪反毛的两面派本质。没有证据表明林彪参与或知道这个纪要，更无黄吴李邱知道这个纪要的确切证据。合理的推测是，纪要是以林立果为中心的调研小组自由讨论的记录，反映了他们这些青年军官的政治分析与思想动态，也包括一些救弊治国的一些主张。其中是否有林彪思想的影响，难以断定。如果说，毛刘之争还声势浩大地批判了几年“黑六论”，有理论论争的意味，但毛林之争毛公之众的是林的阴谋诡计，如利用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抢班夺权，及叛国卖国云云，后来周批“空洞极端形式主义”极左思潮，为毛扼制，指林形左实右，“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那么，这份林立果思想的纪要却有了特殊价值，迄今仍是一份珍贵的政治思想文献。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九

　　那么，林立果的纪要是如何看待与评估毛时代的社会状況呢？纪要称：“十多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十多年，应从58年算起。据统计，66一68年因文革内战导致国民经济损失1100亿。纪要称，经济停滞的后果，“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纪要对各阶层的状况与不满情绪言简意赅：“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城市学生构成的“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从农村到城市，从农、工到学生、干部，林立果描述的这幅文革社会各阶层的惨淡画面是八九不离十的。纪要称，“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张姚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结论：“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

　　林立果纪要中的独裁者指毛泽东，代称B一52。纪要称毛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揭露了毛之为毛的政治手段：“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纪要列举毛的罪状和众叛亲离，称“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关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纪要抨击了毛的权谋政治，称“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別人”。有人怀疑这些深刻的观察非林立果几个青年人所发明，那么，纪要是否与林彪有关呢？林立果这样一个年仅25岁的理工男如何具备这样一针见血的判断呢？纪要不就是一篇七十年代始林立果对毛时代政治与社会的反思吗？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六十一

　　因为是小团体的“特级绝密”，纪要对毛与毛时代的批判是赤裸裸的坦率，无忌无讳。思想理论上，纪要称毛的“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上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社会政治领域，毛“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其“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其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纪要推测毛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林的接班人地位汲汲可危，那么，怎么办呢？纪要设计以活捉、逼宫或谋杀方式倒毛，动员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对过去毛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政治上平反，实现民富国强，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纪要在提出打着毛的旗号打击毛的力量时，强调集中打击毛及其一小撮独裁者，解放一大片。可以想见，对于文革中沉醉于毛的迷信的党群众生，林立果的讨毛檄文是多么石破天惊，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骆宾王讨武奇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二

　　林案定罪最为严重，甚于张国焘，林彪作为九大确立并写入党章的领袖接班人被中央专案组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永远开除出党，牵及包括林在内九大选出的两名常委，七名政治局委员(陈黄吴李邱李被永远开除出党)，为九大政治局委员的三分之一。四野及双红二的林部属被反复审查，株连甚广，其对军队清洗程度为七大以来最烈，即使文革结束后，因华叶邓陈决定维持林案不变，林案的受屈人员仍然依旧。邱会作说，把林江綁在一起审判，实际上就是审判毛的九大政治局。此言不虚。林彪事件有多重的意义。意识形态而言，毛圈定林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理论纲领是称天才，不足以服人，更不足以为高层心服，人们实在不晓得毛林的政治分歧是什么？对于毛津津乐道的“路线斗争”，人们普遍地感到“不可知”。难道林彪的罪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是毛迴避的问题。组织而言，毛遵义会议以后长期依重的军队嫡系受到重创。毛最敏感党内军内结伙，却是他曾最亲密的战友们结伙反他的老婆和他的新宠张春桥，动摇他的文革路线，甚至亲密战友的儿子组建了一个谋杀他的小舰队……对于毛，这是讽刺，是嘲弄，是延安以來极为自傲的政治生涯的重挫与低谷，比七千人大会时还被动，71年10月，毛对塞拉西皇帝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毛的心理与生理进入了衰退与衰亡的最后时期。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三

　　林彪事件之后，毛昏死过两次。政治局中江青、周恩来的地位突显出来。林立果观察得很准，毛“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在讲毛谋划新权力格局之前，72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值得评估，就是中国进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一件事是周鼎力協助毛晚年为中国未来铺垫的至关重要的事件，为后来邓小平的开放打破了坚冰。尼克松访华起因于中苏珍宝岛战役引起的苏联对中国的核威協和美对苏的核制衡，而中国又因缓和中美关系而成为美在国际范围内制衡苏联促进美苏缓和以裁军的因素。“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毛的“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转变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文明的窗口。封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十余年狂热的反美意识形态骤然降温，交流取代了对抗。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命运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尼克松访华的一周“对中国今后的道路真正是旋乾转坤的一周”。正如李慎之所言：“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没有一个字的批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晚年做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实际上，全党可以没有遗憾地接受的毛泽东的遗产也仅仅是这一点，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毛转移国内危机的战争冒险结出了中美交流的善果，应是天佑中华。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四

　　林彪的出走与林案破了毛苦心经营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大局，对毛的精神与身体都是无法复原的重击。副统帅的鬼魂徘徊不去，恶梦连连，寝食难安，摔杯砸碗，脾气更加坏下去。孤独而虚弱，定时借人工氧气存活的毛首先考虑的是他的千秋大业一一文革，对毛来说，路线的根基是组织人事，离开权力，一切都是空谈。文革七年，还是一个接班人问题，谁来接班？鹿死谁手？72年，毛调派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进京，加上此前入主军机的张春桥、李德生，五雄争帅，城头变幻二王旗。毛最先属意的接班人是天字第一号造反派王洪文。73年5月，毛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列席政治局，王列席三个会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负责党章修改小组。8月，毛建议王任中共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周为副手。十大，周的政治报告充分肯定文革并把推倒林陈当作文革又一伟大成果，王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将“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增写进党章，晋升中央副主席，年仅三十八岁。张春桥进常委，江青、姚文元进政治局。林彪走了，王洪文来了。王是文革造反夺权的符号，造反英雄终成接班人，十大是造反派胜利的代表大会。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五

　　林彪事件后，周曾伏案痛哭，似乎预感将在迟暮之年更为困厄艰辛。他负担更重，压力更大，也由党内第三号人物升为第二号人物，与毛的关系更为直接敏感，伴君如虎。72年，废除军管，恢复地方党委。对于批林，周小心翼翼导向批左与无政府主义，批空头政治，以落实干部政策和恢复经济、文化、教育的正常秩序，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收拾文革乱局。“批透极左思潮”成为周在72年的一面旗帜，周指出，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于实际操作，周借毛参加陈毅追悼会与平反贺龙及曾山、陈正人之死，推动更多老干部复出。周之资望、信誉与凝聚力时为国之柱石、党之干城。江、张、姚以“反右倾回潮”回击周，因极左与文革水乳交融，批左就是批文革，毛支持江张制止周反极左，讲批左把批林批邪了，而指示批林“极右实质”，禁止批左、批唯意志论、批精神万能论与空头政治论，并将批林导向批孔，指向周的中庸之道。毛写了一首流行甚广的诗批郭沫若尊孔：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指责郭《十批判书》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73年9月，毛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那么，批孔又为何与批林联系起来了呢？又怎样与批周联系起来了呢？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六

　　批林整风时，林案人员迟群谢静宜等在林彪官邸毛家湾搜查时发现林彪称道孔孟的若干语录，毛决定批孔。74年，毛将江青定稿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选编以中央文件批发全党，把林彪反毛的思想归因于尊孔反法。林彪曾写条幅并赠叶群：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林讲的复礼究竟为何义，不得而知，毛江张姚讲林是复辟资本主义。林彪给林立果写了“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以激励其子勤奋读书，被批判为宣扬孔孟之道。林彪60年讲“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被批判为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右倾投降，复辟周礼。69年林彪书写“王者莫高周文”，推崇周文王，被批判为做皇帝梦。林彪引了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被批为崇尚蒋介石。林彪抄录了《三国演义》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被姚说成林睡在毛身边谋害毛，耍两面派……批孔之荒诞，荒诞派剧作家也望尘莫及，其恶果是对中国文化的毀灭。批林之荒唐，民众对毛江路线斗争之指鹿为马完全失去兴趣，政治激情转为冷漠，更加关注日常的烦恼，更为好奇中南海的秘闻。所以，江青的批走后门倒是引起了人们对特权的抨击和生存困境的不满，文革时期的权本位在整人与走后门中渗透到一切单位一切领域。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七

　　毛是终生的反孔派。以斗争为生命。文革中宣称两个决裂，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早在66年底，毛讲过文革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清除孔儒的影响。秦始皇也是毛心仪的历史人物。“秦皇汉武”。但林彪事件深深刺激了毛，因为林家父子诅咒毛为当代秦始皇，令毛耿耿于怀。73年毛给郭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抒发了这种郁闷的情绪。 而林彪是崇文王的。毛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贼一样。因此，发动批孔运动，是批古人死人以警示活人，如张江姚所暗示的现代的儒，党内大儒。74年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谢静宜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矛头所指是人所尽知的。江批评周对批孔“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对批孔的真实想法，周曾对其侄说：“对孔孟之道还是要进行全面地合理地科学地研究分析”。江还利用批林批孔不断染指军队。显然，毛亲自发动和领导批孔运动是为了防范周对文革“右倾翻案”。影射史学是这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独特特征。“周公”成了周恩来的暗喻。另外，权衡利弊，毛重新启用邓也是制周甚至代周。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八

　　维护文革的历史地位与收拾文革的动荡混乱是毛垂暮之年政治上的指导方针。这是毛最后的战争。邓二次出山是毛的一步险棋。毛一直保留邓这个棋子以观后效。72年8月，毛在邓信上的批语主要讲邓在中共建政前的功劳。对于中共建政后，毛只讲邓“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据相关学者研究，49年之后，特別56一61年，毛邓有一段非常密切的合作时期，被评为“谋事在毛，成事在邓”。56年八大以后，邓以总书记主持党政军日常事务，号令八方。毛在59年确实讲过，他是正帅，邓是副帅，“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以至贺龙问朱，少奇怎么摆？只是62年大饥荒以后，毛邓政见有別，渐行渐远，毛讲邓总躲着他，“敬鬼神而远之”。文革时毛几次讲邓是刘司令部中摇鹅羽毛扇的军师。应该说，大饥荒与谪居江西的两个三年是邓反省左祸的两个关键性觉悟时期。九大以后政局的诡异突变，远放江西的邓又有了出头的机遇。73年3月，邓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列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将如慧星流过，轮到“党内二号走资派”登场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九

　　毛对邓的任用与考察近两年，从73年3月邓孤独地现身于国务院招待西哈努克的宴会，其国内的落寞与海外的轰动意味深长，到因周遭遇十一月寒流而崛起于政坛，才为邓的施政结束了预备期。周被毛视为老右，林倒后，毛的目光聚焦于周，而周在政坛的地位与影响无与伦比，海内外瞩望，一人之下，亿众景仰。74年国庆招待会，周短短祝酒词被十余次掌声打断，人心向周而非毛。江张姚的前哨骚扰接连不断，而终于在周与临別的基辛格会谈军事合作问题未及时请示毛而决定继续交换意见的所谓外交失误上引发惊涛骇浪，毛严厉指控周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苏联打过来要当儿皇帝，11月21日到12月上旬，政治局会议连续批判周叶的右倾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周奉旨主持自己的批判会，江指责周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取代毛。周对江申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政治局会开成了对周的批斗会。这是74年江青策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及“揪现代大儒”的政治背景。邓冷静观察，体悟圣心，会议结束前对周警示：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话不多而言重。毛知后随即决定邓进政治局、军委，任总参谋长。称“请了一个军师”。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邓顺应当时民众厌乱望治的普遍心理，以举重若轻的强势作派开始了清理文革的全面整顿，被杨小凯称为英国革命蒙克将军的复辟。邓不是周，是急性子，且在南昌效野的小路上走了三年，沉思了三年，不说急不可待，亦是跃跃欲试。邓出山是一个标志，老干部越来越多恢复原职，还乡团回来了。毛把二月逆流以及贺龙杨余傅罗瑞卿等案的责任统统推给死无对证的林彪，高层的政治气氛大大和缓，为了支持邓放胆工作，毛建议邓出席联大特別会议，批评上海帮、四人帮，并称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4月，邓在联大上发言：“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就应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0月， 江张等籍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崇洋媚外”，邓在政治局会议上以理力争，江大吵大闹，邓拂袖而去。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决定周与王共同负责，并建议邓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12月，毛又决定邓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羽毛丰滿。75年将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一年，正是这一年的作为与成绩及由此享有的声望，为改革开放时期邓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一

　　批孔的一段插曲 冯友兰《论孔丘》发表后，梁漱溟在政協学习组对批孔运动始终保持沉默。他对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不以为然。政協的同事们劝告梁向冯氏学习，公开发表意见支持批孔，梁说，冯文讲得未必是真话。梁被围攻，要求他对当前批孔运动明确立场，端正态度。梁说，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主持会议的人要梁讲讲，长短不限。74年2月22日，八十一岁的梁登台开讲：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梁氏的讲演在当时只是鸡同鸭讲，只能招致一阵疯狂的大批判。面对轮番的批判质问，梁氏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最后的儒家一一梁氏的独立思考与自由思想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二

　　 74年11月，受毛委托，邓为病重的周主持起草了最简洁的在四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控制在五千字以内，主旨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经过文革八年的折腾，经过周邓务实派的顽强努力，又回到国家的正式议程，成为主导中国未来四十余年的奋斗目标。这是举国举世注目的大事。75年1月，周以病弱之躯念了开头的这个报告转瞬间为迷乱动荡的国人开了一扇面向未来的窗口。然而，四届人大的现代化，仍限于工业、经济与技术的现代化，这个目标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努力，已基本实现了。而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一一法治、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一一本应成为未来中国三十年的奋斗目标，以成就四化的初衷乃至中国仁人志士百年来的梦想，这是现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真实利益与渴望，也是现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执政党却沒有把这样的目标一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一一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希望作为国家的议程、国家发展的方向，凝聚中国民众的共识，以制度变革的智慧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与失误，让人权的普世价值照彻通向世界文明的正途。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三

　　四届人大甫过，周宣布邓主持国务院工作。早在73年4月，周在玉泉山与邓长谈，通报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查。邓与周就达成了政治默契。5月，邓主持中央工作。邓接手的中国政局，问题成堆，吃饭仍是很大的问题，魚米之乡的浙江，要从北方省份运地瓜干、小麦救灾，运输的火车车厢上写着白漆狂草“给浙江懒汉吃”，金华、溫州发生了民兵参与的大规模武斗，伤亡惨重，省委书记谭启龙被绑架。……邓的全面整顿先从军队开刀。文革把中国折腾成军政，军队膨胀，从59到71年，军队总人数增加360万，74年时，军队干部超编60多万，多为非作战部队的政工闲杂人等。文革派性渗透军队，纪律散漫，训练废弛，有令不行，74年西沙作战时，有擅自把大队长以上干部派去执行临时任务。准备打仗，是邓整顿军队的纲。邓以“肿、散、骄、奢、惰”概括军队痼疾，消肿为首，重点清除派性，并严防中央文革势力控制军权。叶警告，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叶与各军区各军种负责首长以个別谈话的方式，通报毛对上海帮的批评，对任何人不经过军委干预部队事务的，有权抵制。75年6、7月军委扩大会议后，组建了叶聂粟陈杨成武梁必业的军委领导小组，决定减少军队定额160万，其中主要削減机关、后勤与陆军，加强海空军与特种兵，保留技术骨干，选配与调整军队的各级主官。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四

　　邓力推的全面整顿，集中触动了文革后期国民经济与社会政治积压的各类棘手问题，如体制机制、管理规章、派性、条条块块、军队地方、冤假错案等，在毛坚守文革基本格局与意识形态进攻性的限制下，处理这些尖锐顽症，必然触及文革，难免遇到巨大的干扰与阻力。尽管中共领导阶层劫余所存，千疮百孔，仍在各重要领域有一批有识有胆有能有为且敢于为民先驱的猛将，如铁路交通领域的万里，科技领域的胡耀邦，教育领域的周荣鑫，国防工业领域的张爱萍，财政领域的张劲夫以及国务院研究室的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邓在党政军的主要助手，如叶剑英、谷牧，地方才俊赵紫阳等，没有这些人的鼎力推进与冲锋陷阵，邓小平是孤掌难鸣的。而邓的气势作风，亦可圈可点。如对军队派性，邓讲闹派性的一个不留，万里讲徐州受冤平反者应有七八千人之众，邓讲要借东风一块解决，七八千人，800人一批，分10批，公开向群众宣布。平反要一批一批地搞。邓籍整党在全国范围内清洗新老造反派及反潮流分子，削弱中央文革势力的干部基础。邓否定了胡乔木政研室吸收一些革命造反派的建议。对邓而言，四化、现代化是大局。三个文件的起草一一《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为全面整顿提供了理论根据，既是六十年代初各种条例的承继，又是八十年代改革的先声。1975年，是十年文革中较有生气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五

　　毛在从战术上起用邓治理整顿的同时，从未忘记巩固文革的既定方针。毛重用张春桥，从意识形态方面为文革护法。74年底，毛关于专政理论的谈话，就是为文革寻求马列理论的依据，其实质内容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商品制度、工资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构建系统的继续革命理论，建立传之千秋万世的文革道统，也为邓的整顿划一个界限。文革的理论是这一时期形成的。首席理论家是张春桥。张在四届人大上做修改宪法的报告，把五四宪法修改成全面专政的阶级斗争宪法，可取之处是准许罢工自由。随后，张被毛任用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因与江青冲突被贬为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如愿以偿介入军委领导核心层。75年2月，毛决定印发张姚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二十三条。4月，张春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称文革的实践证实了文革的理论。张春桥称：“一个官僚资本或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张强调政治领导权是最根本的，只要有权，所有制想变就变。而文革解决的就是领导权问题。乌有之乡的文革鼓噪不过是张春桥思想的拙劣的复制。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六

　　毛的两手政略引起文革派与整顿派的不断冲突。两派难以调和。为癌症所苦的周在垂死之年为邓保驾护航。应该说，是这个时期，也只是在这个时期，周邓的政治命运才牢牢地并为后世永久地连在一起了。75年4-6月张王江姚反经验主义为邓叶周通过毛联手扼制，邓叶还借此对江青严加批评，江做了书面检讨，检讨了四人帮的宗派主义。75年8月，毛评论《水浒传》：“《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谁是投降派？谁是宋江？谁是晁盖？姚将毛的《水浒》评论起草了一份反投降派与投降主义的请示报告，其核心观点为修正主义者都是投降派。毛批发全党，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奇异的政治运动，江青称：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显然是把矛头指向周邓叶的。毛或许有被老战友们孤立之感，自比晁盖，那么宋江一定是周。被谁招安呢？美国吗？周病魔缠身，心地苍凉，对老朋友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9月，周对邓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自知不久于人世，遂亲笔致信毛举荐邓接替他现任的职务。此信石沉大海。而毛，越来越难以容忍邓纠正文革的后果，邓亦不妥协，周于是在批邓的压力下，在越剧《黛玉葬花》的忧伤曲调中，绝望地辞别人寰。周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七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发动的最后一场政治运动，是运动一生的共产袅雄在垂死之年对“资本主义”风车的最后一击。本来是幻影的风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无中生有，越转越大。这是历史的喜剧。证实了超级的权力意志在时代趋势与人性顺逆的伟大力量前面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卑微！75年10月，毛留其侄毛远新做自己与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要小毛帮助江。文革的政治是毛江的政治。反对江青的元老勋臣在毛手下迟早都受到残酷的斗争与无情的打击，只有周体悟这个政治秘密。周曾告诫邱会作“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林副主席死了，中央政治就只有毛与江了。细细品味毛对江的多次批评，关爱之情绵绵不绝。十大会后，毛见吴德等，谆谆教诲他们支持江张王姚，如培育花园的春苗。小毛与江青心有灵犀相互支持。王海容唐闻生因受康生嘱托调查江青叛徒历史而被毛疏远。章含之为此事向江青的告密令其夫乔冠华晚岁坷坎郁郁而终。而邓，是又一个钢铁公司，绵里藏针，是从来不把江青看在眼里的。毛曾要江找邓沟通，江邓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邓是不可能辅佐江的。这不符合邓的政治性格。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八

　　毛远新进京入中枢随侍核心左右，政局很快逆转。毛从不同渠道包括李先念获知邓在全面整顿中对文革的非议，其中小毛的汇报有不可低估的刺激因素。早在9月27日，小毛向毛反映社会上有股否定文革的风。当毛联络员后的11月2日，小毛对老毛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应该说，小毛的观察并不错，邓确是以四届人大宣告的四个现代化为政治大局与指导方针推进全面整顿的，对文革造成的派性混乱坚决处置，必欲除之而后快，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安定团结与现代化。也正是这种拨乱反正的努力，经济社会局面有了好转。邓的黄金岁月一年有余。但毛，对于文革的任何批评都是高度敏感与高度警觉的。文革是毛的禁地与禁忌。老毛赞成小毛的看法，讲有人要算文革的帐，委托小毛开小会解决邓的文革立场问题，冲突箭在弦上。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九

　　批邓肇始于邓两次转送清华刘冰信给毛，刘信反映的是迟谢私人品行的不雅与迟的迷权逐势等不良表现，毛勃然动怒，批评刘信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指责邓偏袒刘冰，并将刘信上纲为“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迟群、谢静宜成了文革的象征。由此引发了所谓大辩论。随后，毛远新奉旨召开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参加的四人会议。小毛对全面整顿加以全面指控。邓力辩九号文件以后的形势应由实践证明好坏。并称“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老毛听小毛汇报后讲，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授令小毛开八人会议讨论。11月，小毛召开邓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人会议，讨论文革认识问题。张指责邓与刘冰立场一致。毛听汇报后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指令小毛开再扩充人数的小会帮邓。11月20月，毛通过政治局会议要邓主持作一个关于文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决议，邓婉拒并称：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邓关于文革评价的分歧迅猛演变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暴。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

　　毛的批邓是一步步推进的，从质问到帮助到批评，有几个月从小到大的扩展，毛远新扮演了毛的代表，对邓施压。由于邓的不认错不服输以至拒作文革决议，毛从怀疑到确信：永不翻案，靠不住啊！邓在毛活着的时候，就已表露了对文革的不满，而且要算帐。这是毛绝对不能容忍的。批邓急速升级，11月24日，毛决定在邓主持的政治局打招呼会上宣布他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清华问题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两天以后，中央将《要点》传达高层乃至全国，正确对待文革的大辩论由清华扩散到全国。12月20日，邓主持政治局会议并做了检讨发言。邓在说明了整治派性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性后，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邓将检讨发言呈毛审阅。1976年1月1日，权威的两报一刊社论公布了毛批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大悲大喜的文革尾声伴着不断的哀乐奏响，是文革的丧钟。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一

　　 1976初邓的二次检讨坦承，以“三项指示为纲”未请示毛也未经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1月8月，周恩来病逝。邓在周追悼会上致悼词，为他这位五十多年前的留法兄长而于垂暮之年结为政治死盟的战友哽咽挥泪而永別。随后，毛决定华国锋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2月2日毛又决定华任代总理，陈锡联主持军委，叶靠边站。稍后，批邓在党内公开。并公布了小毛整理的毛批邓讲话，择要如下：邓“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比较毛对刘、林、邓、周与对江张王姚的批评，轻重立见，对前者，不是一般的批评，而是立场、原则与敌对的指控，是宣布罪状，其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卖国贼、投降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扣帽子、打棍子，小题大作，而对后者，是善意的提醒，同志式的告诫，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大题小作。毛把王明批他的政治帽子全部且添油加醋扣在了刘林周邓头上。而且方法也是如法泡制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4月4日，迟群等列席政治局会议，批邓“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为了在文革派与整顿派中平衡，毛决定“政治水平不高”却谨慎忠厚的华接替邓，同时托小毛安抚张，自己曾任十年副手。毛没有忘记庐山会议的震荡。华总理上场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二

　　就在批邓从清华园扩散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时，地下的异议汇成群众性抗议，从对当局限制周恩来悼念活动及官媒《文汇报》含沙射影批周的蛮行中触发，高高在上的肉食者无视民众的意愿而独断独行，人民则不再愚不可及，沉寂突然被打破，“扬眉剑出销”，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面对自发的、天然的、无计划无操纵的反抗运动，从3月初南京大学生与市民首义雨花台追悼周声讨江张开始，终于天安门抗议群众被镇压，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周恩来变成反抗秦皇暴政的旗帜，矛头明白无误指向江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压抑九年的怒火如火山爆发，突然席卷了从南京到北京的中心地带，十里长街伫立着近百万哭送总理的各界民众，以感天动地的哀泣表达对文革的愤怒，愤怒出诗人，诗歌如雪片纷飞，志士奔走相告，天安门上的花圈与火焰是人心与时代的象征，73年与75年的党内抗争获得了数百万南北民众的响应。深居宫中的病夫感觉无限的沉郁与失落，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首都，天安门，这是算我二十七年的帐。胡乔木说，毛闭目塞听，没有几个人同他来往。运动群众的祖师被群众运动了，这位奋斗一生的红太阳终于品尝到了日落时分被全民批斗的凄楚滋味。无以计数的死魂与冤魄齐集中南海，向苍天厚土呼唤正义的报应。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三

　　文化大革命的土地，沉积着一层又一层的冤气、怨气与怒气，不仅仅是贫困，不仅仅是命运的无常或个人的无奈，而是別无选择，绝望，从被压在最底层的贱民一一地富反坏右，二元体制下被剥夺了一切福利保障和权利的农民，被知青困扰的千万城市家庭，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被下放的党政军干部与被改造被羞辱的知识分子，到领袖核心层一批批从天堂摔落地狱的亲密战友们，文革十年，坏分子知多少？帽子知多少？一轮又一轮的百分之五，累计成庞大的数字，画成一个天大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伟大领袖永远是正确的？革命究竟为了什么？荒诞的是，要不要生产都成了堂皇庙堂讨论的问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如果卫星上天必然红旗落地，要红旗干嘛？“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难道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只因人口太多了？从怀疑一切，到怀疑一个人，一个神，越來越多的人在心底里默诵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春秋故事。无数的疑问，无穷的苦闷，对前途的绝望，忧己忧家忧民忧国，空洞的意识形态已无任何感召力，而清明时分的天安门事件是这种怀疑、怒气与怨气的总爆发。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四

　　周的灵魂萦绕神洲。死者纠缠着垂死者。毛圈阅毛远新关于天安门悼念与抗议活动的情况汇报，其中有天安门抗议者“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清场。4月7日，毛听取毛远新天安门镇压的情况汇报，颤抖地写下“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的歪歪斜斜的纸条，连喊“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向全国公布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真相。并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决定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接着，是各地党政军首脑表态，游行，庆祝。纵观舆情，轰轰烈烈的表面是强颜欢笑与惨淡的心情，再也没有文革初期造反有理的狂热兴奋，生活的磨难与希望的幻灭早使人们沉入一个个迷茫的岁月。度日如年。4月30日，毛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无奈地叹息“天下大乱”。再后，是追查谣言，特别是一本流传甚广的《红都女皇》的小册子……7月28日，一场唐山大地震摇憾了中国，30万生灵归还地府。年初(4月)的陨石雨与此前毛生日长寿面的断碎，预示着更大的变局。中国人真的酷似《共产主义宣言》的无产者，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五

　　毛对邓“猫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又一次把论争引到大饥荒时代的62年，或许这一年是毛邓政策裂痕的关键年份，56年以后的反右、反军队教条主义与反修，邓都是毛的秘书长，是副帅，是几个组的组长，是毛的心腹股肱，为毛立下汗马功绩，而面对千万人啼饥哀号的大饥荒，从四川大量调粮而致川民辗转沟洫尸填山野的惨象，邓被震动了，意识形态的僵化教条动摇了。邓、陈未参加59年的庐山会议。对于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打成的成千上万右倾分子，邓主持的平反一风吹了，被毛后来批评为“翻案风”。邓毛的隔膜再难愈合。当然，彭德怀骂皇帝的冤案谁也不敢翻。62年7月，邓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如何恢复农村经济时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不久又在见共青团全会的委员时讲，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猫论传播甚广，形同现代俗谚，只是在流传中“黄猫”传成“白猫”，而毛，死死记住了邓的不改的“黑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六

　　批邓的纲领，是毛远新整理的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的多次讲话，1976年3月作为中央4号文件发布，题为《毛主席重要指示》。准确地说，这是毛的最后指示，应看作毛的政治遗嘱。毛的这些讲话的全部要旨是对文革的理论做总结，为文革的正当性盖棺论定。毛说：阶级斗争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七

　　毛最后一次挂帅出征的批邓讲话，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讲道，更似与被禁闭的老战友们争辩，与副帅邓小平争辩，也未忘以哲学家的气势为其操纵的文革理论提供“辩证根据”：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毛信口开河的百千万年革命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干了。毛已无九大对文革的咄咄宏论，而是放下了身段调低了嗓门：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承认文革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毛对老同志与造反派各有告戒，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毛讲批邓运动在党委领导下开展，“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最后，毛以导师的身份劝其臣属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八

　　对比毛的最后指示与邓的南巡谈话，毛远新讲毛邓治国理念之不同是确实的。但毛邓在党专政方面是高度一致的，毛誓死捍卫文革，邓临终坚守四个坚持，差别在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邓是唯生产力论，邓有现代化目标，毛没有，毛的革命是无穷无尽的。毛邓的分歧是党治下的纲目之別。76年批邓时，尼克松拜会了毛，后来回忆说：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最后的几个月，6月25日，毛同华谈话时写了“国内问题要注意”最后七个字。差不多同时，毛对华王张汪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讲话中还有毛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得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垂死之年，毛似乎预感了什么，他又调出并重温延安时期批王周的“九篇文章”。他梦归故土，思归故土，却不可能。他常常同张玉凤孟锦云看港台电影，讨论《红与黑》。7月，毛虚弱地吟诵了瘐信的《枯树赋》：昔日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8月，江青悲叹：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9月9日，弥留之际，毛自语，我不行了，快完了。韶山的太阳终于下山了。江青“悲痛之状，催人泪下”。江才是毛的亲密战友而非亲密伴侣。青年时代的毛写道：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人没有万寿无疆1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十九

　　历史无法预测。毛死后不到一个月，10月6日，华叶汪调动8341部队逮捕了江张王姚与毛远新。据韩钢的考证，这个行动事先实际上征得了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又如中央对华悼词所言，华在逮捕行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这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还原华国锋”。华汪无法与江青共事，叶更难容忍，在毛造成的你死我活的无法无天政治氛围下，江张王姚与小毛沦为政治斗争的阶下囚，也是罪有应得。据说事变前陈云计算过十大中委的立场，以为通过全会无法解决四人帮问题。非毛化是从华叶汪启始的。77年7月，邓恢复职务。78年12月，陈云扮演了特殊角色的三中全会又一次改变了政局，邓陈胡取代了华叶汪，叶的地位虽未变，但逐步隐为幕后的国老。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贡献是彻底终结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政治，转向周恩来梦想的现代化建设。于平反冤假错案中脱颖而出的正直的胡耀邦注定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实践标准”独领风骚。文革，终于结束了。曾几何时，中共把文革的一切罪恶归于四人帮，外国人总是举起五个手指。谁会忘记始作俑者呢？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

　　文革对中共高层的震动太大了，教训太深了，天翻地覆。经济重心的转移引起了拨乱反正的平反浪潮。从元勋国老到地富反坏右，所有受到政治迫害的阶层与个人都要恢复公民的平等权利，都要洗刷几十年政治批判的污泥浊水。否则，人心不平，民心难顺。文革后的执政集团，从华叶汪到邓陈胡，都难以迴避国内外与党内外对文革的质疑。从62年七千人大会检讨大跃进到80年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一一实际是检讨文革反省文革一一是共产党内健康力量良知未泯的不懈努力。崔武年讲历史决议是八十年代邓陈老一代政治领导层对文革的反思与论定，是有见识的。也就是说，文革反思有局限，局限于党国元老。文革是亿万群众参与并受难的政治运动，反思必须是全民的反思。反思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马晓力蔡霞两位女士于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发动的文革反思就是全民反思的一部分，是接着八十年代的老一辈政治家的反思的，那一次的反思开启了经济改革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次的反思能否开创政治改革的宪政议程呢？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一

　　八十年代初 四千名高级干部议论文革，是三中全会与理论务虚会讨论的继续。大难刚过，劫后余生，发生了中共历史上少有的较为民主与较清醒的时期。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齐头并进，墙里墙外相互呼应。叶帅坦言，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三中全会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其政治影响是惊人的。受囚禁8年的彭最后的申明是：庐山会议是毛主席的错误。这是要害。文革有两个史无前例，一个是卷入的群众人数史无前例，小学生亦不例外。受伤害的人群数千万乃至上亿。二是受冲击受审查受迫害的干部史无前例，波及面75%以上，最高层难以幸免，而且首当其冲，阶级斗争斗到无产阶级专政之核心部门，肃反肃到共产党的中枢机关，面积广，人数众，手段残忍，伤亡大，持续时间长……文革是中共建政以来运动施政的集大成……这不能不引起文革后的领导集团对历史、领袖、体制、理论与方法的反思反省，尤其是对领导体制与领袖专断的反思，应该说，四千人大讨论是党内空前的思想解放，其深度与成果远远超出了历史决议。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二

　　据龚育之介绍，决议起草时胡乔木主持的起草组曾力排众议，这个众议，就是相当多老干部对毛的个人品质与个人责任的评论。个人崇拜是检讨的首要失误。以前，是对毛的无条件的个人迷信。张执一反省说：“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李维汉历经中共历史的各个阶段并身居高位，对毛较了解，他认为毛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中共建政以来，56年反冒进是关键，陈云讲反冒进是中央集体意见。到58年，毛称“你们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一人推翻中央方针。房维中披露，毛58年批评李富春怀疑钢铁翻番的指标，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毛的一言堂导致大跃进无人进言。因为谁对大跃进有意见，谁就是右倾右派赫鲁晓夫。党内形成了邓小平所讲“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的不正常状况。大饥荒是这种独断的政治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三

　　中共党史体系的编篡人胡乔木说，58年党内开始宣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跃进的进程与对毛的个人迷信相辅相成，同时达到高潮。因为捧毛，胡说，这个同志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了。胡讲的是毛欣赏的柯庆施。南宁会议时，毛把柯氏文章《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给周看，问周：“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周答：“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周曾因反冒进提出辞职，为政治局拒绝。胡认为，59年庐山会议批彭后，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毛夸大阶级斗争作用，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事后检查，从57年到66年主抓的阶级斗争案件都是假的。夏衍说，58年毛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他对毛的评判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张爱萍讲，毛是言必称秦始皇。朱德秘书陈友群说，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胡克实说，毛是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四

　　胡乔木讲，由于58年党内盛行的个人迷信，中央高层“就不太容易平等地跟毛主席讨论问题”。超英赶美的经济跃进，与“不能够容忍更谈不上接受正确意见有关”，毛了解陈云比他懂经济，但把陈当做党内右派。关于文革的根源，胡认为“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如果这样找，不但无法纠正文革错误，反而会坚持这个错误，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李颉伯与慕纯农说，毛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最后孤零零死在深宫里，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胡乔木讲，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是毛的误区，毛对蒙哥马利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因为有了八亿人口，非斗掉它一批才行。胡耀邦讲，过去文件上写“毛主席、党中央”，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老是搞斗争，动辄就叫作党内斗争，再一提叫作路线斗争，再一提叫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方毅说，苏区时毛泽覃与毛争论，毛就打他，他喊“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五

　　关于文革教训，坐了6年国民党监狱又在文革中被共产党监禁9年半的彭真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他醒悟到，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邓小平也认为文革的教训是制度问题。邓说，制度因素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文革的另一个教训是个人崇拜。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一定的个人崇拜，大跃进发动不起来，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批判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也很难批起来。胡耀邦说，突出宣传个人是1958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荒谬绝伦。据统计，1967年就刊印《毛泽东选集》9100多万部，等于文革前15年的8倍。《毛主席语录》印了3亿6千9百万册，到69年，毛像章制作了22亿个，人均3枚多……有鉴于此，胡在81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党的六中全会要正式做出决定，要永远严禁搞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82年中共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种规定是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六

　　 80-81年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历史问题的一个重要共识是，57一58年党内盛行的毛迷信是大饥荒与文革的祸根，与党内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相一致。而高度集权往往导致领袖专断，如邓小平所言，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许多重大问题往往一两个人说了算，党组织成为个人意志的工具。李慎之认为，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度成了极权主义。邓80年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胡乔木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反对……59年庐山会议是毛迷信的一个重要标志。林代彭后，首先在军队范围内搞个人崇拜，以活学活用等方式更多煽起个人崇拜的狂热，毛又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把军内的个人崇拜影响到社会上了，对文革起了准备的作用。六十一人叛徒案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有深刻的反省。薄一波说，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们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刘澜涛说，我们这些人都把毛主席当神供奉，一个劲儿地烧香呀磕头呀，把老人物熏黑了还烧呀，磕呀，我们也有责任呀！安子文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历史也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谁来监督毛主席？这是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高层反思文化大革命最高水准的拷问。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七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一不能迴避毛泽东的问题，二不能迥避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与政治体制问题，三不能迴避中共建政以后运动施政的问题，四不能迥避党内核心领导层的政治分歧与权力斗争问题，五不能迴避以阶级为中心的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与阶级歧视的政治迫害问题，六不能迴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列宁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革命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与现代化的紧张冲突及二十世界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失误与失败问题，七不能迴避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政治文化与人类主流的文化文明的断裂问题，八不能迴避卷入文革的从高层到底层各类人群的不同程度的摧残人性践踏文明的个人责任问题。造就文革的是这八种因缘，或主要是这八种因缘。八个不能迴避，是全民反思文革成败与否的衡量尺度，也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走向政治成熟与文化自觉的精神标志。正视，而不是迴避，更不应遗忘。理解当代中国，一定要研究文革，当代中国起源于文革。文革反思，从我做起，“要争取自由，唯有靠自己”。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八

　　 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邓小平代表的毛泽东同时代的老资格政治家们对十年文革的认识与裁判。其积极价值是判定文革十年是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邓称是“巨大的浩劫”，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毛泽东对十年内乱负有主要责任。邱会作和江青讲公审林江，就是审判文革审判毛泽东。把毛请下神坛，是这个决议的最大成果。十年造神运动宣告失败。但这份历史决议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却如陈云所说，要一锤定音，确立毛与毛思想的历史地位。因为这种政治需要，使决议有了文革被林、江“反革命集团”利用的错误判断，即“利用论”，以减轻毛的罪责，这是决议的基本局限性。对毛的评价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胡耀邦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和“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也要说透”及四千高级干部讨论中许多尖锐深刻的意见都被舍弃了，从而留下了遗患。毛生前焦虑不安的“秘密报告”因邓陈及黄克诚对毛的辩护而未现，毛与党难舍难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丟不得”，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对毛的评价，确立毛的历史地位，这是邓陈的一致意见。可以论定，这份决议还是也只能是一份权宜的政治决议，历史仍要后人评说。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十九

　　历史是吊诡的、调皮的。记录在官史上的，堂皇、严肃、一本正经。可是，再有政治原则的头脑，怎么会完全遏止心灵的激荡呢？发明“大民主”之术语的李慎之对我讲过，起草历史决草的时候，邓小平曾对胡乔木说，有人坚持要写毛的品质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看有，举两个例，对待高岗与刘少奇，但不能写，写了对党不利。邓小平解释了其政治考虑：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先贤李慎之先生在为王年一、张天荣和我与余习广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辞典》作序中，写道：尽管发动文革的第一原理是“不破不立一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实践的结果却是，破不但不能导致“立”，甚至不能达到预期“破”的目的。在精神的领域内，只有以经得起考验的新的道理代替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教条，才能最终完成破与立的过程。换言之，只有新的东西的完全确立，才是旧的东西的彻底否定……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与彻底否定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直到史学和哲学的伟大发展。……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那样流血的智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