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范：那些師生間的美好往事

林建剛

對師生關係，潘光旦有句名言：“學校，猶水也，師生，猶游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先導，小魚尾隨，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不求而至，不為而成。”

學生跟隨老師從游，這是知識薪火相傳的有效方式。從游過程中，老師做學問的方法以及不言之教，都會潛移默化的薰陶學生，給學生以深刻的啟迪。而老師與學生的這種互動，僅靠課堂上的時間是遠遠不夠的。頗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去老師家，在跟老師的閒聊請教中，思想的火花很可能不期而至。著名學者陳平原回憶自己的讀書生涯時，曾多次強調，其最美好的回憶就是去王瑤先生家跟他閒聊漫談的時光。

民國時期就有很多類似的故事。更讓人慨嘆的是，這一時期的學生，跟老師的關係極為密切，密切到衣食住行都呆在老師家的程度。

其中頗有名的是羅爾綱與胡適的故事。

（羅爾綱(1901-1997)，師從胡適，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訓詁學家，晚清兵志學家。圖片源自網絡）

羅爾綱是上海中國公學的學生。當時胡適是校長。1929年春，為了激勵學生求學的熱情，胡適頒布了獎學金條例，獎勵全校學業最優的五名學生，羅爾綱是其中之一。雖然此時的羅爾綱沉默木訥，但胡適還是記住了他。羅爾綱快要畢業的時候，決定從事歷史研究，冒昧寫信給胡適，請求胡適幫助。

收信後，胡適盛情邀請羅爾綱去他家，幫助他整理胡傳的日記。與此同時，也順便輔導胡適兩個兒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功課。後來，由於跟國民黨“約法與人權”的論爭，胡適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前往北大教書，羅爾綱也跟着胡適前往北平。這一時期，胡適正致力於考證《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而羅爾綱則是胡適的學術助手。在幫胡適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羅爾綱領悟到了胡適關於考據學的方法。後來，羅爾綱還從楊復吉的《夢闌瑣筆》中找到了《醒世姻緣傳》的作者是蒲松齡的間接證據。

這一時期，羅爾綱曾回廣西短暫教過書。限於環境因素，熱衷學問的他最終決定重回北平。得知羅爾綱的意願後，胡適給羅爾綱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你覺得家鄉環境不適宜你做研究，我也贊成你出來住幾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歡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幾個要求：

（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錢來供你費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辭。

（三）你何時能來，我寄一百元給你作旅費，你不可辭。如此數不敷，望你實告我。 ……

你這一年來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謝，自不用我細說。我只能說，你的工作沒有一樣不是超過我的期望的。

（《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第22頁。）

這一段話很可以看出兩人的師生情誼。後來，胡適甚至幫助羅爾綱將他的妻子也接到了北平，他們一度一起住在胡適家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羅爾綱在胡適的指導下，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國的學術道路。

除了胡適與羅爾綱之外，周作人與廢名之間的師生情誼也讓人動容。

1921年，受到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馮文炳（廢名）還在武昌當小學老師，由於熱衷新文學，遂冒昧給新文學運動的文藝理論家周作人寫信請教。兩人遂有了通信往來。

一年後，廢名考上北大預科，恰好周作人是北大教師，兩人遂有了更密切的往來。不過，這一時期兩人的思想並不合拍，作為青年，廢名更加理想主義，對現實的態度也更激烈，而此時的周作人則沖淡平和，隱士的色彩更濃。不過，隨着廢名對現實理解的加深，他最終認同了周作人的思想主張。

1927年，身在北平卻窮得揭不開鍋的廢名只好求助於自己的老師周作人。接到廢名的信之後，周作人盛情邀請廢名跟他一起居住。這一住，就是大半年。而就在這大半年的同吃同住的過程中，兩人往來如親屬。在如此近距離而又長時間的接觸之後，廢名對周作人的思想主張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在《藥堂雜文·懷廢名》中，周作人曾說，廢名“實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而周作人對廢名的才華也稱賞不已，對廢名的每一部文學作品，周作人都寫過序。

同樣的故事還發生在金岳霖與殷海光的身上。

1930年代，殷福生（殷海光）高中畢業之後，打算去北平學習，卻遭到了家人的堅決反對。沒有經濟來源的殷福生一籌莫展，只好向金岳霖寫信求助。在此之前，他因為愛好邏輯，曾跟金岳霖有過書信往來。

接到殷海光的求助信之後，金岳霖讓張東蓀給殷海光找個工作。張東蓀答應了，於是金岳霖寫信讓殷海光來北平半工半讀，結果張東蓀並沒有給殷海光找到工作。這種情況下，金岳霖自己負擔了殷海光的生活費。不僅如此，金岳霖還跟他約好，每周吃飯一次，一邊吃飯，一邊聊天談學問。

抗戰開始之後，北大、南開、清華三所大學前往昆明，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這一時期，殷海光一直跟隨金岳霖讀書思考。

後來，在給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充滿深情地寫道：

“在這樣的氛圍里，我突然碰見業師金岳霖先生。真像濃霧裡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而已，並且是一個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吸，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集》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4年12月版）這一段話，最可以看出殷海光與金岳霖的師生情誼，第155頁）

通俗而美好地說，他們的故事都是伯樂與千里馬的故事。在千里馬人生困窘的時刻，伯樂充分體現了惜才之心，給予其力所能及的幫助。而在大師身邊的薰染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學生。

另外，民國時期的胡適、周作人、金岳霖等人之所以能“養”學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有很優裕的經濟條件。這也從側面反證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地位。

不過，不論是胡適與羅爾綱，還是周作人與廢名，抑或是金岳霖與殷海光，他們的師生情誼都遭遇了現實政治的考驗，結果也都為他們的師生情誼蒙上了一層陰影。

抗戰期間，周作人落水成了漢奸，廢名只好遠離自己曾經尊敬過的老師。1949之後，胡適去了美國。在強大的精神壓力下，羅爾綱寫下了《兩個人生》，全面批判並檢討了自己所受胡適的影響。與之類似，由於殷海光最終跟隨國民政府去了台灣，金岳霖也不得不批評殷海光。1952年，金岳霖在《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中寫道：“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轉引自謝泳《大學舊蹤》，第113頁）

寫到這裡，我不僅想起了顧頡剛的一則日記。張旭東在《顧頡剛在五十年代》一文中披露了大陸版顧頡剛日記中被刪節的一則史料。1969年8月5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

“聞白壽彝在北京師大亦已被定為‘三反分子’。此人在解放前靠我周濟渡日，垂二十年，解放後即若不相識。以拍陳垣，得任師大歷史系主任。以拍尹達，得為歷史所兼任研究員。以回民故，得為全國人大代表。以拍吳晗，得為‘歷史小叢書’編輯委員。”

從這則史料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作為老師的顧頡剛的寒心和激憤，讀之讓人慨嘆。可以說，特殊年代裡鼓勵學生批判老師的做法，嚴重破壞了師生間的融洽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破裂與疏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20世紀中國學術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