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京华掠影 2012年5月18日，又到北京，住了一周。因为年事已高，是去和北京告别了吗？上世纪的1956年秋，那是一个“秋天里的春天”。初次去，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关键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文章。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图景！ 从那之后，记不得去了多少次了。 历史走过曲折的道路。 文革中，陆定一同志在秦城狱中，两个月没解下手铐。可想而知，想“方便”也不方便。 其实，他有什么罪呀。通过什么法律程序了吗？ 到今天，“文革”的阴影还没有完全退去，“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还可能重来。”温家宝总理这样说。 在北京这一星期，我的感受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 一 何方老有话要说 去北京的直接原因，是何方老的召见。他在信中表达“希望一晤”。第二封信中又说：“惜山遥路远。”老人家已90高龄。怎能不去呢！交通倒也方便，火车直达，在上边睡一觉也就到了。 出发前，情不自禁的做了一件事，也是因为学习摄影，把他先后送给我的5本书《党史笔记》等放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缀一束月季花，一个磁盘，上边有范曾所提“太史齐简”。觉得这是恰当的。画面色彩甚好，心想，可名之为“何方颂”。 何老看到我去，当然很高兴。他说：“我来安排，请你去住一个地方。享几天福。”还要通知一些朋友一聚。夫人宋大姐十分热心，立即操作。被我坚决劝阻了。我说：“我看看何老，听何老谈谈，目的就达到了。万不可！” 我跟何老说：“我是带着问题来请教的，有备而来啊。”他很高兴。面对这位当今之世国际问题的观察家，我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如何来看美国？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小平遗嘱两个版本，都肯定美国。而主流媒体仍视其为潜在的敌人。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没有普世价值”。军方鹰派准备打仗，要打到美国去。但也有人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军事力量，幸亏在美国手里。”（刘亚洲语）这个美国怎么说？ 二、国际形势会发生大战吗？人类会毁于自己的手上吗？还是会逐步发展走和平统一的路？ 三、中国民主宪政这一关怎么过呀？ 何老畅谈。条理清晰、思想深邃、思路开阔。我发现宋大姐坐他后面立即紧张地记录，还动用了录音笔。后来她说：“一些问题，他过去还没有讲得这样详细过。” 我计划出一个小册子《假如马克思还活着》，目录和主要篇目早已寄给了何老，请他指教，希望他写个序言。这是借名人以自重吧。其实，这是一个最通俗、最简要的小书。何劳何老的如椽之笔呢！没有想到，何老明确讲：“我不可以写！”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比你走得更远了。”写当然是要讲真话。这不是要麻烦了吗！ 原来《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刊出吴光明先生的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前期后期，一贯正确。他这样说这不奇怪。但何老认同没有前期后期，这引起误解和惊讶。他想和我谈谈，可能就是想说清楚免得误解下去。 吴的没有前期后期，是说它一贯正确。 何老也认为没有前期后期，是认为实践证明他始终是错的。但目前还是思想垄断，还高举马克思主义。他不便多讲。 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详细做了分析。何老认真，对这个问题，后又來信作书面陈述。 中午，何老夫妇带我们到一个山庄就餐。那是一个高档又有野趣的地方。 和何老一聚，谈到马克思主义，附言数语如下，供参考。 一、碰到鲍彤同志，对这个问题，他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中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他“提倡自由”。 二、辛子陵在最近的文章中一再强调恩格斯的那九十六个字，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个理论体系，用之于实践会造成灾难后果。 三、我在即将出版的《假如马克思还活着》一书中，第一篇是《共产党宣言的精华和糟粕》。谢韬老说可列入思想史，起码是研究的开始。思想垄断，对马克思的著作只能学习怎能商榷呢？该书最后一篇、最后一句：“我们什么时候能废除出版工作的预审制，（如英国三百年前），人民可以享受言论出版自由，以告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 二 重返十三陵水库 何老居北京东北的顺义区，和十三陵水库是同一个方向。从他那儿出来，顺道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了。许多年间，不论在什么地方，我心里都为自己是十三陵水库的建设者而自豪。它是当年首都各界人民劳动的结晶。毛泽东在大坝之下给畚箕添土，周恩来给运土的小车背纤。我们列队挑土上大坝，日复一日。坝很高，很陡，木板很窄，是反复讲土不能多装，否则出问题。 没想到眼前的情景是库底已经干涸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和大坝平行有了公路，没有桥，可见干涸已久。这真奇了！这是上帝开玩笑，还是我们应知而未知？当年那千军万马、轰轰烈烈，不是唐吉诃德的闹剧了吗？既然没有北水南来，何必筑坝呢？ 十三陵库区，河面很宽，这本是大水造成的，现在是广阔的荒滩。旁边有为旅游业服务的几匹马点缀着这寂寥的荒原，一时还没有什么生意。 建国后对治水总有豪言壮语，但为什么一再事与愿违？黄河三门峡彻底失败，只培养出一个道德的制高点，那令人尊敬的黄万里先生。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人称是一次豪赌。前几天还有一篇文章说三峡出了大问题。令人揪心。这个材料被李锐老要去，实在不想跟他谈三峡之事。他已九十六岁高龄，他的心情又是可以理解的。他曾经跟外孙女深情而郑重其事的讲：“你要记住，外公是反对上三峡大坝的。”河南有一系列水库在一九七五年依次崩塌，淹死多少万人呀！这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 在进城的汽车上，当年在北京生活的往事在脑际闪过： 我们的系主任安岗说：“多开一些课程，就填鸭吧，回去以后再慢慢消化。”机会难得，这真很好。在先农坛看足球赛，坐在主席台前球场边。周恩来走到我们中间，鼓励我们要给客队加油。在首都剧场看话剧“蔡文姬”，第二天在晚报上才知道周总理坐在最后一排。散场之后他步行送演员们回到宿舍。除四害，我们停课去朝阳门的城墙上捉麻雀，敲起脸盆，杀声阵野。课也不上了，后来又给麻雀平反，说它还是吃了很多害虫的。要捉老鼠，校内没有老鼠。停课去农村，跑到酒仙桥，把农民的大草垛推倒，终于捉到几只老鼠，凯旋而归，农民损失很大。他们也知道应该突出政治了，不好说什么。徐水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各路专家往访，无不高度赞场，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我班有半数同学前去，分工撰写一本书。后來看亊情不妙，不了了之。因为开始饿死人了。想起这些往事，有些亊不自禁会有会心的微笑。有些觉得沉重。 三 前往谢府拜望 听说我来北京，谢小玲热情地说：“还是住到我们家里来吧。”我也真想去，起码再去住一天，再去感受谢韬老师和卢玉老大姐营造的氛围。次日我还是立即去了。以去向恩师拜别的心情。虽然他们已不在了。 家里的情况略有变化：厅堂正中原来放的是一张不大的周恩来像。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领袖像，而是小玲他们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清场时抢救出来的一个纪念品！现在换上了父母的遗像。这张照片很大，是有生活气息的成功的人像作品。两侧是辛子陵先玍写的对联。 桃李天下 一代宗师传佳话 指点江山 千古文章留美名 我注意到墙角上谢韬老用于健身的刀枪剑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只在书橱里留下了他练功的照片。前些年他做各种练功的招数，我还拍了一些照片。 和谢老是师生之谊，只是一九五六年我到校时，他是副校長已经去了秦城。仲甫先生说：“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这是最美好的生活。”谢老不仅如此，他把监狱也变成了研究室。这是那个年代特殊的政治生态造成的一个特例。 吴老（吴玉章，中共的四老之一）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小罗（罗是吴老发展入党的晚辈），谢韬不是什么胡风分子。我把他接到家里来了，你要抓就到我家来抓吧！”罗诉苦说：“这是钦定的呀！”谢老说：“你们不要为难了，我去坐牢。”一去七年。在狱中他是一批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政治教师。这样，他在里边一边坐牢一边可以研究学问。 一九九八年谢韬老有惊人之笔。他的那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共运思想史上的惊蛰春雷。八十五岁到南通来，使我得以先睹为快。古纪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节目主持人）说什么“数十年的挚友，去南通是商量发表此文的得失大计。”我立即做了澄清和批驳。但此种误会也证明谢老长期关爱有加。平时他在文事上多有指点，建议把拙著《历史曲线的反思》改为《在历史的天平上》 。并热情著序。在这篇序言里，他把陈独秀和毛泽东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从十四个角度做了比较。这形成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法。由于谢老文章的巨大影响，导致美英法各国的电台都谈到这本书的出版，导致两次被抄没销毁，导致终于形成四个版本流行海内外。卢玉老大姐又花钱制作一批，广赠四川家乡父老。她旋即去世，成为临别的赠品。胡晓风（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说：“对此举，大家无不为之感动。”我是书的作者感念何如！ 一年夏天，收到卢大姐寄来的二百元。我们问这是做什么用的？她才说：“天太热，正走到邮局，寄给你们买点冷饮吃吧！”以如此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和谢老夫妇这样的师生之谊是罕见的。 在京数日，小玲一直在为我们操劳。 四 监复老的身影 小玲打电话给李锐老，约定往访。她知道我没见过姚监复老，而又希望看到他。打电话请他也去，对此我是喜出望外。这些年，姚老帮助九十多岁的胡绩伟，下载其思想，发表一篇篇系列文章。胡老关心到我，他也就关心到我了。没有想到他也已经是耄耋之年。 在李老家，姚老到得略迟。他坐下來就奋笔记录李老的发言，而后两天诸友一聚的宴席上，他也只顾奋笔记录朋友们的高论，全然是以职业革命家的使命感在埋头苦干。他编辑的《胡赵新政启示录——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剖析》 已经出版。所好有一个一国两制的香港，那儿作为英国殖民地时，就没有出书的“预审制”。姚老告诉我：“领导上明确指示，这本书不准出！我说作者不是我，是胡绩伟呀。”最后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终于享受到了出版自由。 胡老長期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和社长。，是全国传媒的领军人物。 约十年前，胡老在新加坡发表了《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一文，文章很长，连载十五天，引起震动。有关部门请示中央“怎么办”？胡老告诉我，江指示：年纪大了，随他怎么说吧，不要理他，否则更不利。胡老风趣的说：“我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随我怎么说了。”其实胡老为文从來是极为严肃的。 鲍彤为此书写序。他说明胡老在历史关键时刻，担起了拨乱反正的重任，胡老寄望于后人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要有自由的思想。” 现在他的思想，通过监复老的笔不断传之于世。 五 在李锐老府上 每到北京，总要去看望李锐老。有时也没有去：一次会上，几位同志要去看望，我打电话，玉珍老大姐说：“在医院正装起搏器呀。”这当然不便去了；有一次我住在外交学院，想到李老正忙，他在赶写《大跃进亲历记》的下卷，所以只是打个电话问候，不去打扰。为此石磊同志（院长）批评说：“你错了，他把路怎么走都告诉你了，应该去呀，我可派车送你去呀！”我看到一些境外的记者、学者，对看到李老觉得不容易，都觉得很荣幸。当然，他是中国宪政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他发出的时代强音。 他已九十六岁高龄，想看到他的人也多，我想在他那儿停留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没想到老人家情绪很高，侃侃而谈。比过去任何一次说的都多，都清晰。语速如同五六十岁的人，毫无老态。 内容广泛涉及延安时代的风云，建国后漫长时日的朝中之事。姚老认真记录。在我思想上留下的亮点有： 1．延安抢救，打出特务一万五千以上。敌方有材料证明一个也没有派过来。 2．最早了解毛泽东的是杨开慧，她留下了书面材料，说他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我在《千古绝唱蝶恋花》一文中写到杨的愤慨，但话没有说得那么难听。 3．我不想跟李老谈三峡问题了。但他给我的书面材料中还是提到：“黄万里来我家两次，我总是记着他的愤慨的话：三峡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同岳王庙里那样铸三个跪在那里的历史罪人。中间是钱正英，两边是张光斗、李鹏。黄万里了不起。黄炎培的七个儿女都被打成了右派。”毛泽东和黄炎培有著名的“窑洞对”，其中强调发扬民主，让人民讲话。对照看是极大的讽刺了。 4．李老给了我两个书面材料，其中他说，我认为社会进步不靠革命要靠改良，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Reform）。他说：“我这一生，做人和做共产党员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不惜一切坚持前者。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 5．他说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错了（和何方老的观点相同）。上边来人，叫我不要这样说，但我这样说并没有错。 在李府，当然看到张玉珍大姐。我怀着敬意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正好有李老写的一个条幅《九十一岁装支架有感》： 安装起搏器回生，心中依旧不太平。 妙手又将支架搭，仍留老骥续争鸣。 这样的诗，真是贴近生活，而又反映出了精神实质。 离开李府前，李老把给张宣三的那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写的序言，复印一份给我。可见他很在乎这篇文章。其实，这本书他早寄给我了。这些年李老关怀甚多。我对他说：“这些年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王若水的那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把马列分割开来，拯救了马克思主义。李老说：“是的，这篇文章我也给了耀邦同志，他说启发很大。” 六 杜光的饭局不平凡 22日在李锐老家，姚老给我悄悄讲了一句话：“我打电话过去，杜光明天请你吃饭。”这就是说此次北京之行可以看到杜光了，甚喜！事后知道，有此饭局我是碰巧了。他是为《回归民主》一书的出版，要感谢有关同志，特别是要感谢鲍彤为他写序。这样说，我这次有缘可以看到这位长期深陷囹圄的大政论家了，更不容易。 杜光安排的这个饭局，有不凡的重要意义。 时间在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地点在中央党校北门外的那个大饭店中。 去年（也可能是前年了），陈奎元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入主社科院。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否定普世价值。核心内容还是强调阶级性而否定人性，批判人性论。贾庆林在《求是》上立即发文呼应。接着吴邦国又把这个理论问题提到了政治层面。他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并具体化为“五个不搞”。为此我写了一个小文章 《否定普世价值意欲何为？》吉林省的历史学家靳树鹏先生说：“这一问，问得好！”杜光说：“仍然是通俗生动的文风！”我的文章不为人所注意，影响很小。而杜光先生不然，他是针对生活中涌现的问题一步不让，写得多，是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你说“五个不搞”，我就一个一个跟你谈。当今理论战线上有如此胆识，如此执著者无出其右。他的《杜光文存》人们或复印转发，或装订收藏。 他选取和吴邦国“五个不搞”进行商榷的文章，出了一本书，题目是《回归民主》 。杜光说：“先有几位领导来建议不要出，后又有更高的领导来说此书不准出！”书稿早到了香港，我打电话过去，讲了领导的指示，他们说已经印了。领导说：“印了不准卖。”我又打电话过去，他们说已经卖了一部分。领导说：“没有卖的不要再卖了，我们全部买断。”有人开玩笑：“杜光有稿费可以请吃烤鸭了！”也有人说：“香港的出版界可以多印几万本，反正有人买断。” 这样，《回归民主》一书创造了禁书的新形式。在抄没焚毁、胎死腹中之外又有了花钱买断的办法。当然这又增加了维稳经费，也有人说增加了GDP。 不过有了电脑，到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应该说已经走过了禁书时期。不论用什么办法，禁书已经没有作用，这是赛先生（科学）帮了德先生（民主）的忙。但杜光还是只能送了我一本《回归民主》的影印版。影印的质量差一点，但单价贵得多，它却更有价值。它是历史现象的一个见证。 这个饭局是杜光先生战斗历程阶段性的标志。 席间，应大家的要求，鲍彤这位党的总书记的秘书做了长时间的发言。高屋建瓴，落地有声如同他的文章。一位杂志社的编辑递过一个条子问：“形势会失控吗？”鲍明确回答：“不可能！我们要相信党的控制能力。”对此他从历史的角度做了论证。 七 “天外天”的欢聚 当天晚间，又有“天外天”饭店的欢聚。小玲告知：“你可以看到王康。”我刚在家里看到他的文章，是他先后接受十多家国外传媒采访的精彩文章。怎么他从重庆也到了北京？席间一睹他的风采：小胡子如同捷尔任斯基，大额头如同列宁。讲起来细致入微，不时有惊人之语。现在他俨然成了“重庆事件“的发言人、评论员。大家侧耳聆听，他娓娓道来：薄是小毛泽东吗？不！他要超过毛泽东，他要建立东方的大帝国。他已经完整形成并认真实践着纳粹的经验，并已经打通了通向北京的路……这次及早的暴露，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他对中国的变局认为：个别事件也可能震动全局，在国际民主化的浪潮中许多国家大多如此。对如何发展，我们也只能是走着瞧。鲍彤认为：促进社会进步，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几天中发现人们共同的认识是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政局已经叫人惊心动魄了。细听也有不同的声音： 1．有人认为社会是溃而不崩，会拖很久；有人认为大变局就在眼前，拖不过五年；也有人说十年。 2．对温家宝总理，有人说他是作秀，有人说他可敬可爱。王康说：“他的话叫我感动。” 3．对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全部错了，有人认为它还是与时俱进的。说恩格斯彻底否定了那些原理在实践上的作用。 这些问题录以备考。 八 在国防大学门口喜得《李斌画集》 我们是怎么了？王若水为党的理论建设立了大功，却并不见容，流落海外，客死他乡。这是规律吗？北大校長马寅初的人口论为民族立了大功，却被软禁二十年。孙冶方、顾准谈到市场经济，是先觉者，却家破人亡。中央党校校長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进行补充是正确的，是大贡献啊，却也惨遭不幸…… 眼前一个例子是辛子陵，他赤心救党，献计献策，文章甲天下，誉满海内外。到京传已解禁，既然这样，小玲向导前去看望。他是国防大学的教授、大校。到了门口，说是有特殊任务不准入内。小玲能干，讨价还价，总算还是争取到夫人李大姐被允许出来和远道而来的客人见见面。她带出一本《李斌画集》相赠，以此表示谢意。 当晚看画集感到不安，这样精美高档的东西，如此画技和思想境界的不凡，这样难得的佳作怎么送给我了！一幅《假如》就发人深思韵味无穷。假如什么？是假如鲁迅活着。毛端坐在沙发之上，鲁迅转身背对吸烟，挺胸昂然，中间一个藤椅打翻在地……一九五七年湖南人罗稷南对毛有设问求答的著名故事。李斌是艺术再现了。 九 去看几个豪华山庄 二十五日要离开北京了。已经预订了下午九时四十分的火车票。 早饭后驱车去回访文殊先生。他白发垂肩，仙风道骨；四时起床，即上电脑。足不出户知天下之事，多有指点。家有巨幅“宁静致远”碑帖。是从西安碑林所得。院内花卉簇拥，瓜棚蔽日，环境优美。 小魏、高洁陪同前去看北郊的这个山庄那个山庄，还有叫外国名字的什么山庄，风格各异，极尽豪华之能事。表现为安谧、精致，雕塑很多，人迹罕至，如到欧洲一游。各有背景，均是红二代建设的人间乐园。我知道过去这一带是北国的蛮荒之地，这些年成了远离人间的仙境了。不一一细说。 十 告别北京 走过三个胡同 下午五时提前吃晚饭，这样还有四个多小时在北京逗留。 这一个星期，小魏担任的哥的角色。实在是十分感谢。他问：“还想到哪里去吗？”我说：“一路向南（我们住在北五环回龙观），去三个胡同再去看看。”我具体告诉他，经雍和宫向南到“铁狮子胡同一号”，然后再向南到“富强胡同六号”，再向南到“箭杆胡同二十号”。 他说：“这条路你熟吗？”我只知道大方向，他于是上电脑查地图，对路线做了详细记录。 这三个地方都是我经常怀念、深有感情的地方。在我告别北京之际，想最后再去看一看，也正好顺路。 铁狮子胡同已改名为张自忠路。小魏问及张自忠其人。我说：“他是在鄂北战场牺牲的国军将领。当时的国军只能理解为国家的军队。他是抗日为国牺牲的英雄，在全国用国军将领命名的街道不多。昨天听王康说他们的大型国画“浩气长存”正在台北展出，就是歌颂这些抗日英雄的作品。 在这胡同一号的门前，两个大石狮子仍端坐两侧，体态雄伟。我的个子已经很高，但伸手还够不到它的下巴。看它的那神情是无比的惊骇和愤怒。我一再提到，雕刻者是预言家吗？“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它的脚下，有一个小石碑记其事。段祺瑞听说他的部下打死了一些学生，顿足大呼：“这断送了我一生的名节！”后来当众下跪向人民请罪。看来人称北洋军阀的人物多少还有点共和思想。他占领北京拒绝入住中南海。把自己的政府安排在这个一号。清朝时这儿是陆军部海军部。中山先生手无寸铁，一九二五年到达时，组织了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当时北京的许多报纸有绝对的新闻自由。鲁迅先生痛斥当局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和朱自清的批判文章都可发表。他安排中山先生比邻而居（在五号）。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亡故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大学在西郊，唯独新闻系在此。我在这儿生活三年。这三年生活波澜起伏极富戏剧性。老师们还是传授了许多知识。安岗、冯其庸、高放等老师不知身在何处，理当一一拜望，深感不安。只有在此深深鞠躬致敬，表示谢意！也只能是如此告别了。 遂去富强胡同，途经菜市口，这是谭嗣同等六君子为立宪而断头之地。这儿车如流水人如潮，没有下车，不知道还有什么纪念性的标志否？ 不料旁边的富强胡同静悄悄，长长的小巷空无一人，只有一辆汽车停在那儿，有一棵和巷子不相称的大树歪斜地长在那儿。几步到了六号，朱门紧闭。这儿名声很大有什么特点吗？门牌不是钉在门上，而是钉在外面的墙上，比一般的门牌大四倍左右。上书富强胡同六号。这样把它在巷子里特别突出起来了。左侧墙上还有一块小牌子，上书“不是旅游之地禁止参观”。这恰恰证明了是一个应该参观的地方，只是不准看而已——煞费苦心，也很有趣。 主人在此住了十五年。这显然突出了他的历史地位。在刚入住时，新华总社的冯东书先生说：“他胜利了！”我一时不解，渐渐知道原来是道德伦理的搏弈。这些年又有了传奇故事，宗凤鸣，一位党委书记自称气功师，不断前来所谓发功治病，这得以留下了他的思想，收入文集，传之人世间。昨天在李锐老那儿，他谈到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是共产党帮助共产党。这儿也是共产党帮助共产党，只是要取地下工作的形式帮共产党了，耐人寻味。这次來，得知宗先生己仙逝。他的传奇故亊，将永留人间。 主人的警语很多，从目前形势的需要看，人们突出的传诵了他的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不培养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危险的。”话不多，真是石破天惊。 我在这门前停留三四分钟。 继续向南，到达箭杆胡同。这一带比过去整洁，所有墙壁都粉刷得干净。二十号门前新有一个小石碑，上书“陈独秀故居，文物保护单位”。可是进去一看破烂如旧。比建国前上海的贫民窟还要脏乱拥塞。上次接见我的房东孙志诚先生已经故去，这次是他的弟弟孙志广接见我。他对这些年北京建筑辉煌，而这儿光景依旧，颇为不解。近二十年前，来此写了一篇《瞻仰那一个老屋》，得到谢云先生的肯定（人民出版社副主编，人物杂志主编）。他说：“我在几处地方都说大家应该看看这篇文章。”几处转载。在那个文章里，我就谈到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句话，不料今日仍如此。为陈正名，跑遍他一生活动的许多地方，撰写了《探访陈独秀》一书。这儿是起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感情的地方。 走出门来，碰到一个邻居。他看我苍然白发，老而耄矣！问：“你老到此是和陈独秀家有什么关系吗？”我说：“有关系，他是我们党五届总书记，党的创始人呀！”他觉得答非所问，转身而去时说：“你说的也不错，如果是他当家就好了。”话里有话。只可惜未及进一步领教。当然，陈越到晚年，对民主越有深刻的思考。他把民主、自由、法制视为普世价值，回到五四去了。 北京一周。多得何方老，李锐老，监复先生，杜光先生等的关怀，更有小玲，小魏及高洁老弟的帮助，时间紧凑，收获很大。心满意足和北京告别。在此对大家表示感谢。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又回到了濒江临海的南通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