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
把计划的恶与市场的恶
同时发挥到极致 来源：烧伤超人阿宝 我们的医改政策制定者，一方面不愿意得罪资本，一方面不愿意得罪民粹。两面讨好的结果，就是非常神奇的同时把计划的恶与市场的恶同时发挥到了极致，导致中国的医疗改革南辕北辙，积弊重生。 中国改革开放搞了快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改革已经广泛深入中国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几乎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是，象医疗领域改革这样，改的医生不满意，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方方面面全部恶评如潮的，实在并不多见。 医疗行业对民生影响巨大，因此医改的社会关注度也远高于其他领域。在医改顶层设计上，有些人坚持市场化方向，认为唯有市场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有些人则针锋相对的认为：健康权是最基本人权，不能交给市场，应该由政府控制医疗市场，保证医疗的公益性。 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几十年来争吵不休。这种争吵也造成了很多网友包括网络大V的精神分裂。上一分钟高呼要全民免费医疗，下一分钟高呼医疗充分市场化的人，在现实中绝非个别。 我们的医改政策制定者，一方面不愿意得罪资本，一方面不愿意得罪民粹。两面讨好的结果，就是非常神奇的同时把计划的恶与市场的恶同时发挥到了极致，导致中国的医疗改革南辕北辙，积弊重生。 一说起市场的恶，很多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会立刻被提到睾丸一般一跳三尺高。在他们看来，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最完美最优越的制度。政府根本什么都不应该管，市场自然会解决一切问题。只要让市场充分竞争，最终一定会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廉价的商品。 说实在话，相信这些自由主义者的鬼话，还不如真的相信世上有鬼更靠谱一些。 市场经济确实非常的高效，但资本的唯一动力是追逐利润。市场经济条件下，胜出的是一定是最能赚取利润的企业。问题在于：最能赚取利润的企业绝不等同于能提供最优质最廉价商品的企业，更不等同于具备社会公德和基本良知底线的企业。 在没有政府监管和干预的情况下，提供规范优质医疗服务的顶级专家，在市场上未必竞争的过张悟本王林之流的骗子和各种仁波切。
说起市场的恶，历史上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美洲的黑奴贸易。 当欧洲殖民者占有美洲之后，他们在美洲从事的一项重要产业是种植业，而甘蔗种植是种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美洲甘蔗种植业的发展，欧洲市场蔗糖的供应大大增加，蔗糖从高档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 为了满足巨大的欧洲蔗糖市场以获取巨额利润。种植园主急于扩大种植规模。但是，种植园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力供不应求，如果靠从欧洲招募工人，不仅无法满足需求，而且会大大增加生产成本。 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为了给欧洲市场供应物美价廉的蔗糖。从16世纪到19世纪，至少一千万黑人被贩卖到美洲，其中百分之七十在甘蔗种植园工作。他们生活工作条件极其悲惨，大多数奴隶都英年早逝。 正是市场的力量，使得欧洲人跑到非洲大规模捕猎黑人，将他们绳捆索绑，塞进条件恶劣的船舱里面，千里迢迢送到陌生的大陆，让他们作为奴隶活活累死。而且，当一个种植园使用奴隶后，其他种植园无论是否情愿都只能做同样的选择，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 有人问自由主义者：如果没有政府，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谁来保护你呢？ 自由主义者振振有词的回答：可以去雇佣私人保安公司啊。 当千万黑人被人被当做猎物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私人保安公司为他们提供服务呢？答案很简单:既然捕猎贩卖黑奴的利润比保护黑人的利润更高，那我干嘛不去捕猎黑人而是保护他们呢？
高效快速，反应灵敏，这是市场的善。唯利是图，没有底线，这是市场的恶。 所以，市场永远不能脱离法律和政府的监管。一旦脱离了必要的约束，资本就会露出他狰狞可怕的吃人面目。 很遗憾的是，在中国私营医院发展上，中国政府采取了几乎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令市场的恶，在私营医疗领域发展到了极致。 中国私营医院里面，最大名鼎鼎也最臭名昭著的是莆田系。你可以说中国的私营医院不仅仅是莆田系，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八成的私营医院都是莆田系。 某种意义上，莆田系就是当年的黑奴贩子。莆田系靠着坑蒙拐骗，靠着无数患者的血泪和冤魂，建立起了一个肮脏而罪恶的王国。有人说：莆田系的老板有一个算一个，枪毙一百回都不冤。 而这些枪毙一百回都不冤的医疗资本家们，不仅没有被枪毙，反而有无数的高官贵人为他们站台助威，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那些对规范廉价的公立医院整天横挑鼻子竖挑眼，连卫生间没手纸都要上纲上线批评一番的记者和媒体，在莆田系老板面前却一个个都象哈巴狗一样，低眉顺眼乖巧无比。 市场是可以做恶的，所以需要政府的监督，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的强力干预如果得当，可以最大限度的约束市场恶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但市场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无视市场规律，强行的以行政手段扭曲市场。以完全的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则又会走到另外一个反面，不仅起不到好的作用，还会造成另外一种恶：计划经济的恶。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在私营医疗领域把市场的恶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又在另一个领域，把计划经济的恶也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的很多药品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制定的。几十年过去，无论人力成本还是原材料成本都已经上涨无数倍。尊重市场规律，适度调整这些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为了迎合民粹，为了保持所谓的稳定。在私营医疗领域放任自流的政府有关部门却一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坚决的拒绝市场规律的要求，强行以行政命令和计划经济的手段，把价格钉死在几十年前的水平。
中国儿科待遇低，风险高，导致儿科医生大量流失，很多医院儿科被迫停诊，而且局面有越来越恶化的趋势。 任何正常人都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只要适度提高儿科的挂号和诊疗费用，提高儿科医生待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把儿科医生挂号费由几块钱提高到几十块一百块，既不会让患者感到太大压力，又能大大提高儿科医生收入，增加儿科对医生吸引力。 而我们的政府部门，宁可选择降低儿科执业医师分数线，宁可逼迫医院让内科医生去儿科顶岗，也坚决不肯稍微尊重一下市场规律。
磺胺嘧啶银粉剂，大面积烧伤救治中极为重要的创面处理药物。该药政府定价极低，加之临床大面积烧伤患者数量不多，需求量很小，唯一的生产厂家已经停产，今后特大面积烧伤患者救治将面临极大困难。
放线菌素D，妇科滋养细胞肿瘤化疗重要药物，一支不足二十元钱，每个患者一个疗程的使用量不超过十二支。低价加上低使用量，厂商几无利润可言。去年，放线菌素D厂家停产。很多亟待救治的患者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 氯胺酮，临床常用麻醉药物，六毛钱一支，没企业愿意生产，断货了。 这个清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之中。 由于强制的价格管制，大量廉价而临床必需的重要药物，由于厂家无利可图甚至赔本生产，慢慢从临床上消失了。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消失，却已经变得极度短缺，一支政府定价几元几十元的药物在黑市被炒到几千元的事情，已经不罕见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尊重市场规律，适度提高价格，让企业有合理的利润，不仅能保证药物供应，而且不会太大程度的增加患者负担。 去年，一种叫地高辛的药物价格提高了十倍，由每瓶6.7元涨到68元，引发了中国媒体义愤填膺的声讨，声称“病人吃不消”。 实际情况如何呢？这种地高辛包装为一百片一瓶，患者一天吃半片，足够吃二百天，涨价后平均每天治疗费用三毛四分钱，买根老棒冰都不够。这尼玛要嫌贵那怎么才叫便宜？ 每天的药费由三分四厘涨到三毛四分钱，对患者是不能承受的负担吗？我们是应该选择让患者每天多花三毛钱但能长期买到这种药物。还是该选择强行维持低价，让药厂无法承受亏损而停止生产？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面对中国这群脑残媒体制造的汹汹民意，面对中国泛滥成灾的民粹思潮，这种不言自明的选项恰恰被排除在外。政府宁肯这些救命药物从临床消失，也坚决不肯尊重市场规律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向合理水平适度回归。 你有强行违背市场规律的权力，可是，你有不受市场惩罚的能力吗？ 当市场的恶与计划的恶被同时发挥到极致，这样的医改，前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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