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不是做學問的標準，是做人的標準

2013年07月23日 14:06

記者：“陳寅恪熱”持續了約三十年，尤其是自1990年代開始，不僅是學術圈，“陳寅恪”也是一個公眾的話題，這跟市場開放以來中國的人文環境缺失有關係嗎？

傅國涌：跟大的環境當然有關係，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知識界有兩個趨勢，一是知識分子的市場化，往錢看，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犬儒化，這兩個趨勢都跟外部環境有關。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掘出在黑暗年代還堅持自身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就越能被認同。所以，1990年代有幾個發現，一個是顧準的發現，一個是陳寅恪的發現，還有西南聯大的發現、儲安平的發現等等。這跟整個時代精神上的失落，需要重新尋找精神坐標有關。陳寅恪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以他獨特的文化保守主義對抗當時大一統的、幾乎不可抗的時代洪流，所以他成為了中國人心目當中具有人格風範的榜樣。古往今來，在中國讀書人最耿耿於心的就是風骨，他身上體現的更多就是傳統的風骨。

記者：同樣因為人文環境缺失，90年代中的中國出現的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好像才維持兩年就草草結束了。但是對陳寅恪討論就能一直能夠持續下來，這是什麼原因？

傅國涌：陳寅恪是一個個案，作為一個個人，他的身上有道德力量、人格力量、思想力量、學術力量，這使他能夠成為後世人心目中持續、長久的話題，也許再過五百年還可以討論，就像《紅樓夢》、曹雪芹還可以討論一樣，這種力量是可以穿越時空的。而那種比較簡單化的、抽象的什麼主義、思潮的討論，往往都是面上的，缺乏內在的力量，所以難以持續。

記者：現下和1990年代的社會環境又有區別，信息接觸、人文環境可能都與1990年代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陳寅恪的意義有改變嗎，比如某一方面的價值被凸顯？

傅國涌：我想這樣的表述不夠準確，準確的說是跟80年代有什麼不同，因為當下的這個中國某種意義上就是從1992年開始的，那是全面商業化、城市化、泡沫化、碎片化、娛樂化開始的時代，從90年代到今天的二十幾年，是一個完整的歷史段落，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現在應該跟80年代比較，80年代中國處於另一個時代，與今天之間有一個巨大的鴻溝，或有巨大的落差，80年代末，中國改革的進程曾被中斷過，所以今天在道德、文化、精神上都在向下走，在肉體、欲望、物質消費上瘋狂膨脹，顯示了這樣一種上下、逆向分道揚鑣的趨勢。可以說今天是90年代的結果，90年代是今天的開端。

記者：微博等自媒體興起，每個人都可以發表對社會議題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大眾對知識分子，即所謂的“社會良心”的期待和依賴性會不會降低？在這種情況下，“陳寅恪熱”有沒有可能降溫？

傅國涌：你說的現在跟90年代在這方面的不同，其實只是技術層面的不同，互聯網的出現、包括微博、微信的出現，只是降低了發言的門檻，但對發言的品質、深度、準確性、周全性方面，仍然沒有明顯的改變。知識分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民族的大腦，大眾最終還是要依賴於民族的大腦，所以並不是發言門檻的降低就說明依賴性被削弱了。表面上來看，似乎一隻貓都能在網上說話，好象是零門檻，但是從長遠來看，歸根到底一個民族還是要靠他的大腦提供向哪裡走的思考。只不過今天的中國被民粹主義和專制主義雙重裹脅，霧霾蔽日，滿地雞毛，趨利化和碎片化、本能化導致的浮躁遮住了網絡，所以很多東西變得模糊不清而已。

我覺得陳寅恪現象將是中國長久的話題，他並不是一個思想家，他是一個學者，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歷史學家，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他並不是對中國政治有很多思考的知識分子，人們關注他的主要也不是他對公共領域的發言，而是人格、道德層面的。大家關注的是一個國家大變革、王朝更迭的時期，一個有深厚專業素養的知識分子如何堅持自己的文化人格的選擇，如何能保持自己的精神並始終如一地捍衛自己作為人的尊嚴，這是他最根本的地方。中國今天最缺的就是這一點。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做人的標準，而不是做學問的標準。做學問的話誰能做得過他呢？人們關心更多的是作為人的陳寅恪，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生命的陳寅恪。

人總是嚮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仰望稀缺的人，如果大家都變成一樣的，你會去仰望、羨慕嗎？陳寅恪堅持自己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價的，多數人都做不到，他做到了，所以他被後人肯定、讚美、反覆言說，這是很正常的。

現在的知識分子跟陳寅恪那樣的知識分子不是一個概念，你提到的“知識分子”確切的說是職業知識分子（當然從謀生的角度，對他們的選擇同樣要有同情之理解），他們多受過大學教育，而且從事與知識相關的職業，比如科技工作者、教師、工程師、記者、編輯、律師等，還有現在很多官員也都是博士，也可以叫做知識分子。但事實上，知識分子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和職業的知識分子之分，真正的知識分子有自己的內涵，起碼要具備三性：一是專業性，在專業領域要有出色的表現，沒有專業性，一切都免談。二是公共性，就是要關心這個社會。如果你只關心自己家裡的房子、車子，也算不上。現在社會上將“公知”這個詞污名化，但事實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公共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都具有公共性的，如羅素、愛因斯坦、魯迅、胡適、傅斯年等人，也有很多像陳寅恪、錢穆、竺可楨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公共領域發言不多，也都是堅守良知底線，在關心社會這一點上是沒有問題的。“公知”恐怕是中國當下獨有的表述，是臨時想出來的一個權宜之詞，因為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只是職業知識分子，為了特別的區分，出現了這個詞，但這個詞在中國語境下已經變成是一個貶義詞，罵人的說法了。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本就應該具有公共性。

除了專業性和公共性之外，知識分子最重要、最核心的是獨立性，不只不能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或任何的利益集團，更重要的是不迎合大眾輿論，任何時候都能對舉世滔滔的民粹意見保持清醒，不屈從多數的意見，始終堅持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這是最難做到的獨立。“三性”之中，專業性是第一位的，獨立性則是最根本的，這兩個是構成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最核心要件。陳寅恪具備專業性，他是出色的歷史學家，又具有獨立的批判精神及人格，所以他具有獨立性。雖然他的公共性不強，但是他仍然是一個標準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已經具備了最重要的兩性。今天這個時代，大部分被看作是知識分子的人已夠不到這三條標準，所謂的“知識分子”也只是職業知識分子。有些人專業性不夠，但是公共性很強，在網上發幾條帖子、微博就自以為成了“公知“或被看做是“公知“了，“公知“被污名化雖然是網絡民粹主義和專制主義合謀的結果，與這些只有公共性的一代“公知“的出現也有很大關係。這也是互聯網初級階段時代才會出現的一個怪現象。

記者：那今天的中國社會，您覺得有沒有可能再出現一個類似陳寅恪這樣的人物？

傅國涌：在學問上，在傳統學問上，不可能再有人可以跟他比擬，那樣的時代過去了。他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在那個轉型的時代，他有很深的舊學根基，又到西方長期留學，開眼看世界，掌握了西方學術的工具，運用到中國學問當中。所以在中西合璧上，他的建樹今人不大可能達到。但並不是說今天或將來中國就不可能出現學術成就上超越他的知識分子，將來或許會出現學術上用新方法做出新貢獻，同時又有公共性、獨立性，並能扭轉時代走向精神的人。這沒什麼不可能，每個時代都能產生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看到的比較糟糕的情況是，我們眼下這個時代在人文或社會科學領域出這種人物的可能性會低一些，這主要是外部環境的客觀因素，當然也有主觀的因素，“錢學森之問“追問的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