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事件的教训：“非毛化”“非邓化”同时并举

——兼谈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次序

香港《前哨》2012-5

严家祺

    薄熙来倒下去了，中国普遍的情绪是高兴，但也有人悲伤、发愁，有人无所谓。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薄熙来的亲友和多年受他迫害的人，而是指中国的社会舆论，指中国“左派”、“自由派”和各种各样的风。
   

薄熙来是“唱红”“抬毛”“非邓”

    薄熙来“唱红打黑”，很多人把它与“文革”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唱红”、“抬毛”、“非邓”。一些“毛派”人物，把薄熙来看作“反对瓜分国有资产”、坚持毛泽东“社会主义”的一股力量。薄熙来完了，一些据说是“以往对共产党怀有希望的人”，顿时感到绝望。有一位叫“看山”的人在网路上痛心疾首地写道：“薄熙来事件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那些原来真心支持共产党继续执政、希望通过它的自我改良来带动社会向前走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开始对这个党绝望；那些一直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权和制度的人，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那些在多次争论中，自觉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希望依据这个平台来抵御国内外势力对中国蚕食鲸吞的人，痛心疾首；那些在历次争论中，认为只有换政权、换制度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欢喜莫名......当‘唱红’也成为罪名时，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这个社会的稳定性，也就完全依赖经济增速。当国企这最大一块肥肉也被分光吃净后，维系社会稳定的最后一个阀门就被拆除。到那时，或许中国就只剩下几个吃得脑满肠肥的大胖子，以及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乞丐。”
   

我不知道“看山”是谁，可以看出，“看山”说的“瓜分国企这最大一块肥肉”，主要说的是当今中国的权贵资本家及其代表。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是力主和推动“国企私有化改革”的人。薄熙来“打黑”，经常是“黑打”，他利用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反感，把“打黑”的矛头指向一些民营企业家。薄熙来垮台，温家宝非常高兴。对温家宝来说，如果薄熙来在十八大后进入政治局常委，而那时温家宝已经不再是国务院总理了，温家宝担心的是，薄熙来和他代表的“毛派”势力，会不会对“国企私有化改革”反其道而行之呢？会不会把“打黑”的矛头转向薄熙来不喜欢的“权贵企业家”呢？会不会对温家宝及其家族动脑筋呢？几年后，如果薄熙来主控“政法委”，薄熙来会不会发动一场波及胡温的、新的“唱红打黑”呢？
   

“非毛化”大将的错觉

    从思想体系来说，胡锦涛与温家宝有分歧。胡锦涛虽然多次到世界各国访问，但他在国外的拘谨姿态，使所有外国首脑认为他完全不愿意去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胡锦涛的思想，还停留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前。面对中国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胡锦涛希望从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道路”上有所“退步”，但小心谨慎而不敢有所作为，薄熙来之所以猖狂多年，与胡锦涛的软弱和默认是分不开的。胡锦涛喜见“唱红”，而不想“打黑”，他不是薄熙来“打黑”的后台，而是薄熙来“唱红”的“后台”。
   

温家宝说中国有文革的现实危险，这是不成立的。十年文革，是毛泽东利用全国性大规模群众运动为铲除政敌而发动的一场持久性的运动，是建立毛泽东个人独裁的一场政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础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经济日益自由化的今天，是产生不了毛泽东那样“一言九鼎”的独裁者的了。中国当今“非毛化”大将辛子陵在薄熙来垮台前不久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不可复制的。”这是正确的判断。辛子陵又说：“现在的军中，没有毛的嫡系，没有保毛拥毛的力量。毛的组织根脉断了，思想感情的根脉也断了。只有他那个傻孙子挂着少将的牌子，说着‘我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我奶奶’的疯话。”
   

在胡锦涛当政九年中，除了摧残人权不遗余力外，中国所有大事，他都无所作为。对这样的人，“非毛化”大将辛子陵竟认为，胡锦涛“窝囊了九年，该施展一下拳脚了。”“只有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能抗住原教旨派的压力，给18大撑起一片民主的天空。”“当前稳定人心和局势的要务是：把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权威建立起来！” “窝囊了九年”，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九年、不问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九年。 “窝囊了九年”的人，最后一年能有作为吗？
   

“非毛化”“非邓化”的标准

    中国的发展不会与苏联俄国相同，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历史。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正是“非斯大林化”，为日后苏联俄国的大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江泽民下台后说了一句好话，他说“赫鲁晓夫是伟大的改革家。”在中国，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进行了十分有限的“非毛化”，一方面，为改革开放打开了缺口，另一方面，使邓小平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毛泽东专制权力。“六四”后，特别在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共产党从行为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开始走一条在共产党专政下大规模“非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说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点也不假。
   

中国在共产党专政下“非共产主义化”是在江泽民胡锦涛当政的二十年中大规模地进行的。共产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不是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而是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江泽民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把所有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发展大量民营企业的同时，更产生了大批权贵资本家。现在中国虽然还保留着一百多个大型国有企业，但中国的经济实际是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的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已经空前严重，百分之零点五的人占有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就迎合了一些人的需要。毛泽东连“资本主义的尾巴”也要割，毛泽东成了今日中国“反资本主义”的一面旗帜和象征。在形式上，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是一种穿着“毛派”外衣的“局部非邓化”行动。
   

薄熙来是借毛泽东来偷偷摸摸“非邓化”。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和中国四处泛滥的“非毛化”思潮说明，中国发展的下一步一定要进行“非毛化”和“非邓化”。毛泽东的像必须从天安门移开，毛泽东纪念堂要移作他用。邓小平“六四”罪行也要受到揭露。但在未来的“非毛化”和“非邓化”过程中，有三点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 “非毛化”、“非邓化”必须同时并举。不能用推崇毛泽东的做法简单地“非邓化”，或者用邓小平的一套办法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和罪行。当然，同时并举的具体做法也有先后，“为赵紫阳平反”可能首先提上日程。
   

第二， “非毛化”、“非邓化”必须“大处着眼”、“实事求是”。作为历史人物，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公有化、共产化”政策应当全面否定，毛泽东暴虐统治犯下的罪行应当一一得到揭露。毛泽东是一位暴君，就像秦始皇、朱元璋一样，毛泽东在独立自主、统一中国大陆中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应得到全面评价。当我们揭露邓小平“六四屠杀”的罪行时，对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 必须把“人民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凡是他们做的所有危害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受到揭露和批判。而“非毛化”、“非邓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权力斗争”，为了打击政敌，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使中国走上民主自由健康发展的道路。对毛泽东、邓小平的不同评价，在非毛化、非邓化过程中，同样可以发表。以势压人，不容发表不同看法，没有包容，就没有民主。

 
    只有经过“非毛化”、“非邓化”，就像“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一个个“冤假错案”一样，让正气抬头，全中国老百姓的“气”顺了，中国就无需“暴力维稳”，社会才能有真正的稳定。也只有经过“非毛化”、“非邓化”，中国才能走上全面开放的道路，卓有成效地与世界接轨。
   

中国如何与世界接轨

    毛泽东的中国是一个专制、封闭的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了大门。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当政的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继续用专制主义的方式实行统治，而在经济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加入“WTO”后，开始认识到“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性。 “非毛化”、“非邓化”后，中国如何与世界接轨就更为迫切地提上日程。
   

“与世界接轨”,从企业和市场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会计原则都容易接轨，但并不是每一种都要接轨。现代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存在许多弊病，本身如何改革，今天全世界还没有找到方向。如果与现代世界的金融资本主义接轨，中国的权贵资本虽然可以在中国耀武扬威，但在外国的“金融大鳄”面前，仍然不堪一击。与世界接轨，不是简单地使中国的企业与市场与世界接轨，而是接受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首先是接受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社会公正、宪法至上等普世价值，其次，在具体问题上有步骤地与世界接轨，如保障私人财产权；货币的国际化；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制定新闻法、政党法，在人权问题上接受中国已签字的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标准；开放网禁，让中国人可以获得到全球网上的一切信息；取消“官方候选人”制度，实行自由提名的选举。
   

中国在经济上竭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一套，然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政治的结合，中国社会并没有变成今日欧美国家那样的社会，而变成了马克思时代那种充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薄熙来“唱红打黑”和“看山”一类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正是中国这种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国有大企业的问题愈来愈多，效率低下而国企高管却拿着超高薪，国有大企业的私有化似乎成了唯一出路。然而，按今天中国的路子走下去，急急忙忙再瓜分剩余的一百多家“国有大企业”，其后果是，这些“国有大企业”的主管，在几年后就成了一批更大的“权贵资本家”，只是使原来属于“国家”的财富名正言顺地转移到极少数中国新权贵新富豪和外国资本手里，中国的“两极分化”将更为严重。
   

“国有大企业”的私有化迟早要进行，但要按不同系统、不同方式，通过立法、有步骤地进行。在私有化前，用法律规定，禁止“国企高管”盗窃和私分国有财产。
   

中国“与世界接轨”还突出地表现在希望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方面，这就需要“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在今天，国家货币是一种“信用货币”，政治的持久稳定、法治的长期实行和国家经济实力是“国家信用”的基础。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人民币就不可能国际化。“开放资本市场”包括投资者的开放、外国上市公司到中国境内来上市等多个方面。在中国今天严重“两极分化”、“贪官遍地”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开放资本市场”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而今天中国国务院的计划却表现了这种急急忙忙的态度。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计划，上海将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二0一五年不含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将达到一千万亿人民币。只要算一下一千万亿元的交易费用，就可以知道中国将会产生多少有亿万财富的新的金融权贵。在几年时间内建成的、不成熟的金融机构中，还不知道会产生多少金融骗子。中国没有成为欧美式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却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

“非毛化”、“非邓化”之所以需要同时并举，在于“非邓化”不能回到毛泽东那里去，不能用“国进民退”来“非邓化”，而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如何发展的大问题。面对中国今天的现状，“非邓化”要做的是，把建设“社会公正”和建设“民主政治”同时提上日程。
   

中国必须与世界缓接轨，但在实行全世界同样的人权标准上，中国有必要尽早与世界接轨，让现行中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都能一一落实。中国与世界接轨，还需要使中国现行宪法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一样，宪法上怎样写，就怎样做，如果做不到，就修改宪法。薄熙来事件说明，政治局的权力、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凌驾与中国政府之上，这是完全违反中国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不能行使宪法规定的全部权力，中国的司法系统也不能按宪法规定行使权力，一个在宪法上没有规定的“中央政法委”在严控着中国的司法系统。除了瑞士宪法明文规定实行“委员制”和中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权”由一个“委员会”来掌握。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实行“委员制”，而周永康、李长春等人却用“委员制”的方式分割着最高行政权。当驾驶汽车时，“行政权”就是“司机”操纵方向盘和油门刹车的权力，中国却要把这一权力由几个人来行使，这怎么能不翻车呢？
   

总之，在二十一世纪，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将一步步与世界接轨，接轨要有一个次序。国家信用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基础，当中国可以不遵守自己的宪法时，当中国践踏人权和法制的消息不停地传向世界时，中国就不会有国家信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开放中国资本市场，也就不能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带来好处。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接轨应放缓进程。只有循序渐进地与世界接轨，中国才能愈来愈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事务，到一定时候，中国才会有能力影响全球性规则的制定，对全人类的事业作出新、更大的贡献。（2012-4-1）

(薄熙来事件的教训:“非毛化”“非邓化”同时并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