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南開創辦人“葬在南開”的遺愿實現等了38年 石齊平:張伯苓是南開大學、南開中學的創辦人,要了解他當年的影響力,我們可以看看這兩張照片。一張1927年,另一張是1947年,兩張都是張伯苓從國外回來在天津火車站拍攝的,可以看出來,在這二十年里,張伯苓回國都是一件非常轟動的的事情,尤其是1947年的這次,天津市還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專門成立了一個籌委會,天津市長杜建時甚至還跑到天津北站,上火車,再陪同張伯苓一起坐在天津東站下車,另外還有一個小插曲,張伯苓回國前,曾經有人建議全市的教堂一起鳴鐘來表示歡迎,張伯苓知道后連忙回信說,“惟因時局不清,教堂鳴鐘事請勿舉行”。時局不清也許不僅是一個托辭,當時國共戰爭,正在離天津幾百公里外的東北打得如火如荼。 解說:1949年11月,大戰前夕的重慶人心惶惶。中共在北京建國已經兩個月,潰不成軍的國民黨退守西南,意圖“反共復國”。然而重兵把手的烏江天險,11月上旬就已被解放軍攻破,重慶門戶大開,一種世界末日般的氣氛在城中蔓延。 進入11月下旬,從南京撤退廣州,又在一個月前遷來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準備再次向西退守。但是蔣介石顯然已在做最壞的打算,11月27日晚,他來到位于沙坪壩的重慶南開中學,這里是近代中國杰出的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始人張伯苓的住所。他的到來,讓當時年僅11歲的張媛真憂心忡忡。 張媛真(張伯苓孫女):他說給你預備兩架飛機,你們走吧,讓我祖父把我們這些人全都帶到臺灣去。那么我祖父就一句話不說,蔣介石坐在那,兩個人就僵在那。我母親還有我嬸嬸,就扒在兩個房間的門那看,都很緊張,這時候我們才知道緊張。 解說:平津解放時,張伯苓的三個兒子都選擇了留下,只有家中的老弱婦孺,被帶往重慶與他相聚。當時,張伯苓的處境非常尷尬,對國民政府失望,又對共產黨政權疑慮重重。尤其是在1948年5月,蔣介石在第一次總統選舉中勝出,邀請張伯苓入閣出任考試院院長。猶疑再三,張伯苓還是邁出了日后追悔莫及的一步。 張媛真:我記得那時候非常清楚,天津市的市長杜建時就坐在我家的外面,我祖父坐里頭。就等,看我祖父是不是同意,我祖父當時看不清楚,整個的社會會發展到什么樣,他說我不蹚這個渾水,誰來蹚這個渾水,最后還是答應了。 解說:張伯苓被稱作南開之父,他創建的南開中學,南開大學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包括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話劇大師曹禺以及日后的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和新中國的總理周恩來,生于光緒年間的張伯苓,看盡了大清末年強敵壓境的屈辱和軍閥混戰下百姓的苦難生活,驅使他最終走上教育救國之路的,正是要挽救民族于貧弱之中的憂國之情。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拉開了中國八年抗戰的大幕。這八年,南開經歷了從毀滅到重生,張伯苓也一步一步與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站到了一起,并于1940年最終加入國民黨。就在“七七事變”后25天,日軍對天津發起全面進攻,并于7月30日炸毀南開大學,圖書館、教學樓,連帶學生宿舍都蕩然無存。當時人在南京的張伯苓,獲知消息后悲痛萬分。 梁吉生(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31號,蔣介石夫婦宴請張伯苓,對南開來說,對張伯苓和蔣介石的關系至關重要,蔣介石說,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非常地振奮。一個62歲的老人,向全國的校友發表談話,敵人所毀者是南開的物質,而南開的精神將因此挫折愈益奮勵。《中央日報》特別發表評論,這就是中華民族精神,這就是南開精神,那么由此張伯苓對蔣介石越發感激。 解說:南開遭受轟炸后,在國民政府的推動下,于1937年8月與國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并于第二年西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其后的8年零11個月里,西南聯大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在國土淪喪、民族危難的年代,成為中國學人的心靈家園,并為后世傳唱。 梁吉生:一個私立的南開的小學校,能夠躋身于跟兩所最著名的大學組成臨時大學,這是一個機遇,歷史的機遇,而這個機遇跟蔣介石是有關的。在這種國事、校事、家事的背景下,張伯苓對蔣介石的認識更進一步,他認為蔣介石是民族的偉人。在這樣國難當頭的危機下,只有團結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才能夠有可能打敗日本,建設中國。 解說:而張伯苓與共產黨之間,在1938年之前,接觸并不頻密。對于當時力量還很弱小的共產黨,也不太能理解。 張媛真:最早最早,他說過一句話,他說,共產黨不行,是一盤散沙。 解說:不過,張伯苓與共產黨之間,有一個天然的聯絡人,那就是周恩來。周恩來于1913年入讀南開中學,并于1919年在張伯苓的推薦下,成為南開大學的第一屆學生,并被減免了全部學費。后來因為學生邉樱芏鱽碓谌雽W四個月后,就被南開大學開除。但1936年西安事變過后,經張伯苓親自宣布,又恢復了周恩來在南開大學的學籍。 梁吉生:1937年,張伯苓在南京建立了南開大學招待處,他跟學生講,現在是抗日時期,你們要投筆從戎,到抗日前線去,我支持。你們如果想到共產黨,八路軍的方面去,我也支持,我可以給周校友寫信,你們可以聯系。 解說:1938年7月,張伯苓出任國民參政院副議長,他居住的重慶南開中學,成了國共兩黨,以及左、中、右各派民主人士、文化精英聚會、議政的場所。周恩來與他南開中學時的學弟,當時的重慶市市長吳國楨,更是常會爭論得不可開交。而張伯苓的思想也在這爭論之間,悄悄發生著改變。 梁吉生: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經常去津南村,按照他們當時的說法幾乎每周都去,他們把那作為一個統一戰線,宣傳共產黨政策的一個基地。老是這樣,所以張伯苓的思想,也是受到了周恩來的影響的,1939年1月他親自邀請周恩來,給南開的師生做抗日形勢的報告。 解說:盡管周恩來努力把張伯苓與共產黨拉得越來越近,但在張伯苓的心中,依舊視蔣介石以及國民政府為正統,甚至在1941皖南事變爆發后,面對參政院里,激烈批評蔣介石的民主黨派,主持會議的張伯苓,仍是一派息事寧人的作法,甚至1948年國民內戰已經爆發,國民黨四處鎮壓反戰邉訒r,張伯苓也依然態度曖昧。 梁吉生:他總是說我們要看事物,我們應該用望遠鏡看整個的宏觀的全局,不要吹毛求疵一些小的東西,鄧穎超因為是中共的代表,就起來,張校長,這不是南開,這是參政會,周恩來也不表態,只是笑。 解說:所以,1948年5月,蔣介石邀請他出任考試院院長時,張伯苓并沒有強烈反對。但僅僅一個月后,就已追悔莫及。國民政府里貪污橫行,朋黨結私,張伯苓感慨說,真乃“無官不貪、無吏不污”,并以“體弱需靜養”為借口,離開南京避居重慶。 張媛真:根本就不敢回天津,你回天津的話,不就等于你不想干這個考試院了嘛?他就說重慶學校有校務需要我處理,其實重慶南開中學不需要,校務已經不需要他,他到重慶,實際上是躲起來了。 解說:1948年11月底,由東北南下的解放軍,已將戰線推至平津一帶。國民政府開始緊急動員,北平、天津的大學,研究院向南搬遷。但在最初的幾次會議上,應者寥寥。1949年的元旦,解放軍包圍天津,地處天津市郊的南開大學,以處于對陣雙方的火力網中,此時從北平傳來的消息說,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都已在10多天前,搭乘國民政府的專機離開了北平。是走,還是留,人生的選擇,從未如此真切而又急迫地擺在了每一個南開人的面前。 梁吉生:著名的教授,都每人兩張機票,第二個華北共產黨的組織,已經開始做進步教授的工作。當然教授們也不愿意離開,撇開家庭,撇開親人,已經走不了了,形勢已經非常明顯了,所以大多數同意留下來。除了代理校長何廉走了,他說實在抱歉,航班已經斷了,我回不去了。 解說:南開最終沒有隨國民政府整體遷往臺灣,就像北大和清華最終也都留在了北平。但是胡適走了,梅貽琦走了,遠在重慶的張伯苓去留還在定奪之中。往日西南聯大的校歌仿佛還在耳邊傳唱,卻轉眼已要各奔東西。 1949年11月27日夜晚 重慶沙坪壩津南村 蔣介石與張伯苓相坐無言 梁吉生:他別的話不說,他就說您抬愛我了,您抬愛我了,他就說這樣的話。 張媛真:最后是我祖母出來,她說蔣先生,張先生不能去,跟你到臺灣去。理由就是他三個兒子在北方,其實這個東西不是個理由。但是蔣介石看見我奶奶,怎么樣也不敢發作,沒什么文化的,就弄得很尷尬的場面,最后蔣介石走了。 解說:這已是蔣介石第二次登門,親自勸說張伯苓去臺灣。但都被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為由拒絕了。其后幾天,蔣經國還曾多次前往張家,但據張伯苓的長子后來說,此時的張伯苓其實已經收到了周恩來寫來的密信。 梁吉生:八個字,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這個事情是只有張伯苓的長子張希陸在跟我談話的時候來談的這個情況。 解說:人們普遍猜測,這封信是由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經手。傅冬菊不但是中共地下黨員,更是重慶南開中學的校友。傅作義本人與張伯苓也是多年知交。重慶解放后,張伯苓被接來北京暫住,就是住在傅作義的家中。盡管如今這封密信已不知去向,但張伯苓晚年的生活,卻真實地被改寫了。 梁吉生:重慶一解放,張伯苓就把教務主任劉兆基先生叫來,讓他清點所有的南開財務,造冊登記,讓他把南開中學移交給人民政府。張伯苓這個做得很早的,作出這種決定和動意,那是很早的。 解說:但是已年過七旬的張伯苓,在新社會只生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因為在最后關頭,出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回到天津后的他處境尷尬,難以融入正在改天換地的新時代。就是在他付諸一生心血的南開,也人人對他避而遠之。1950年9月回到天津后,陪伴他渡過生命中最后一段時光的,是一種令人恐惶的寂靜。 梁吉生:周恩來說,這沒問題,老校長是我請回來的,我給天津市寫信,讓他們予以關照。南開中學的老教師,感情是心向張伯苓的,可是南開中學的青年教師認為張伯苓是歷史反革命,戰犯沒有劃上你張伯苓,就算不錯了,南開的女中的學生看張伯苓來了,過去是蜂擁而至,現在遠遠地,直呼張伯苓的名字,張伯苓張伯苓,就這么叫。到了南開中學的范孫樓,剛進去不久,就有人通知,我們要在這兒開會,請你離開。 張媛真:我祖父回來也沒人來看,南開是自己辦的,到最后都不理你,你想你什么心情?現在我想起來,我祖父回來以后,又得一次腦溢血就死掉了,他是第三次,在重慶已經一次。 解說: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在天津去世。第二天就趕來天津悼念的周恩來,為張伯苓的一生做了定論,他說,張校長一生中是進步的,愛國的,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有功于人民的。此后近三十年,張伯苓的名字在南開的校園里消失了,連他希望安葬在南開的遺愿,也直到他死后38年才真正實現。八十年代初,南開的老校友集資給張伯苓立了一個銅像,擺放在南開大學的校園里。1989年10月,在多方努力下,張伯苓及其夫人的骨灰被移來這里入土,他終于又可以日夜伴他熱愛的南開校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