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旧体制与新弊端 

    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最大不同：上次改革面对的是此前30年形成的旧体制，本轮改革面对的是两个东西，概括说一个旧体制一个新弊端，即第一轮改革没有能完全触动的此前30年的旧体制和近20年形成的新弊端。这是本轮改革的复杂性之所在。

   旧体制的特点是极权，新弊端的特点是权贵。两者当然有密切关系，权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极权式权力蜕变而来，但又是在对极权体制半否定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前者伴随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后者纯粹是利益的驱动。

    因为旧体制与新弊端是有差别的，对于这两者孰轻孰重的不同体认，形成了中国特殊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这里我说的是真正的左派，不是那些坏派。右派针对的是前30年的旧体制，左派针对的是近20年的新弊端。

   当然，如果仅仅是体认的问题也就简单了，分歧的深刻在于，两个东西的背后关联着不同的社会主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关联。这些年普通老百姓深受权贵之苦，对新弊端有切肤之痛。因此很容易将问题归因于权贵对极权的半否定。就是人们表面看到的怀念毛、“反改革”。精英层更多感受到的是极权之害，由于中国社会其他主体基本处于无力状态，所有这些矛盾和尴尬，最后就落在唯一有行动能力的红二身上。这颇有点尴尬人遇到尴尬事的意思。红二一部分已经成为权贵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由于种种原因对权贵深恶痛绝。甚至在同一部分人身上就兼有这两种因素。这是他们的宿命吧，也算历史留给他们的课题。

   但不管怎么说，现实的情况是，红二已经是第二提琴手，并且在拉着第一把提琴。为什么说是第二提琴手？因为当下中国力量最浑厚的还是权贵。现在的情形就犹如雄师遇到了精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谁会笑到最后，还在未定之天。权贵的弱点是缺乏整合，难以统一行动。优势是人数众多，而且生生不息。

   好，现在接着写。其实越写越难写。前面说到旧体制与新弊端。现在比较吊诡的是，根源是旧体制，难点却在新弊端，即前面说的权贵。在刚才的讨论中，不止一个网友说，你说这么多都是废话，不就是权力的问题吗？但我要反问的说，都知道是权力的问题，为什么就解决不了？问题是症结在哪里？为何破不了局？

   我首先要说的是，权贵的力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这种力量不仅是他们对权力的拥有，不仅仅是在于资源的掌控，更在于他们这些年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八九绝不仅仅是改革的挫折，而是历史的逆转。邓开启了改革，也葬送了改革，更造就了改革不可能的进程。甚至他南巡开始改革的每一步成就，都在加固这种逻辑。

   权贵的成功首先是对资源的掌控。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其具有了空前的攫取和掌控资源的能力。其力量几乎到了无敌的程度。现在大家都在谴责舆论控制。说句不中听的话，这至少说明把你当个力量。权贵几乎视你为无物。他们在舆论的控制上似乎都有点漫不经心。他们知道，就算给你点自由，也不过是屁的自由。

   权贵最大的成功，是其社会基础的奠定。最近人们惊异于一些官员，一些学者，怎么能讲出那么混帐的话来。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所在的场就是这样一种氛围，讲这样的话已经是一种正常。而这个场是在过去20多年中逐步形成的。90年代初，一方面改革如火如荼，另一方面这个场也在形成中。培养了一大批人。

   90年代中期，我们就曾系统分析过精英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核心部分的基础是稳定基础上的利益。外围部分只要廉价的收买就可以了。其实收买没有那么多资源也没关系。改变你的想法就可以。而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具体情形不细说了，总而言之，世界上最强大的权力的力量与体量最大的财富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

   出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可能需要三步：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先说破权贵。当前这场反腐败，客观上可能有三重含义：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破除权贵。前面说过，权贵的力量已经根深蒂固，无论当前的反腐败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即便是为了保江山，即便是看不出制度建设。

   对于当前反腐败，不少人持保留态度。其中担心之一是会不会用极权的方式反权贵。我觉得，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变数是能不能在反腐败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将反腐败常规化的同时转向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反腐败的招数很容易用老的。而呼之欲出的打老虎又为这个转变提供了可能。

   要看到，权贵集团不仅是掠夺社会财富，不仅形成庞大的势力，而且形成一系列的恶政。这个恶政总得有个人作为代表。凭我的想像力，我只能想到师傅了。如果师傅仅仅作为一个更大的腐败分子，没有太大意义。您为党国做次贡献吧，这些恶政就由你来代表吧。而且确实你也不冤枉。你是这恶政的主要制造者之一。

   说说为什么除恶政才能立宪。因为权贵用意识形态绑架了国家。他们已经营造了一种意识形态氛围，谁主张立宪，在内部叫背叛，在外部叫异端。这个事情没有现实可能性。除恶政本质是一次新的拨乱反正。设立的是新的取向，设立的是不能违宪的新的标准。由此才能实现体制内外的共识与认同。两者的顺序很重要。

   有网友认为，本人上述微博是在支持反腐败，是在为当局背书。支持反腐是肯定的，谁反腐败我都支持，毕竟对社会对老百姓有好处。找一个圣人来反腐，当然好，但可遇不可求。但说背书，谈不上，我只是在探讨一种逻辑：权贵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用反腐破除这个阻力，可以打通这个通道。

   有相当一部分评论认为，目前这种反腐败的方式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从根本上要建立制度，要限制权力。我当然赞成。但很多网友能看出来，我这里主要讨论的不是反腐本身，而是其对于破除权贵的客观作用。

   进一步说，反腐会不会出现一些网友担心的后果？当然有可能。所以我一直说，左陷极权，右陷权贵。这里最关键的是能不能在继续反腐的同时，转向对权贵恶政的清理。这个我在年初就写过一系列的微博。

   许多评论都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关键是法治，关键是制度，关键是对权力的制约。这当然都没错。但我要问的是，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在权贵如此大的力量面前，谁给你法治？谁给你制度？谁给你制约？我的意思不外乎是，不破除权贵，所有这些都谈不上。从过去这些年的历史，还看不出这个吗？

   在许多评论中，都提到民众的力量。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我去年就曾将裴敏新一篇文章的观点概括为两句话：体制未改，生态已变。体制还是原来的体制，老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的老百姓。并且多次向人们介绍这个观点。问题是民众的作用不是抽象的，推动反腐向清理权贵恶政的转变，就是具体路径之一

   看了半天也没看清一些批评者与我的分歧在哪里。我这样概括不知是否对：我主张破权贵，才能立宪政；一些批评者的意思是立宪政才能破权贵。能不能把问题清晰化一点呢？当然上面所说不能涵盖所有讨论。

   有朋友会说，他们会主动清理权贵恶政吗？正因为看不出来才要推动，不然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哪里？反过来说，不反腐败，宪政就有希望？反腐败失败宪政就有希望？如果反腐败失败，是权贵力量的更加强大和巩固。孰轻孰重，难以判断吗？

   有人说，你说从反腐败转向清理权贵恶政，太理想化了，太一厢情愿了。我现在要说的是，清理恶政，是一个比宪政，比制度建设低得多，但也现实得多的目标。是走向宪政的一个现实步骤。清理恶政无非是说，打压民众权利，掠夺社会和民众财富是不能被允许的。通过这种清理，形成一种社会共识。

   清理权贵恶政不仅仅是一个较低的要求，也是一个更现实的目标。所提的都是最低的要求，最底线的共识。没有这些，谈何宪政？而且，我说煮面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契机，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对他并不冤枉在现实性上也更为可行的机会。如果能通过社会的合力，走向清理恶政，实现宪政的障碍也就小得多了。

   一些网友担心：反权贵来了极权，结果是不是更坏。我的基本观点是，权贵很强大，极权相对好办。第一，权贵无变数，极权有变数，即便不能高估。第二，极权力量外强中干且后继无人，而权贵基础广泛且生生不息。第三，反极权的力量有自由主义系统思想资源，反权贵的泛泛之众则没有这种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