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三億貧困戶是中共領導出來的——三論中國的脫貧和改良社會制度 
(博訊2015年12月27日發表)

     
    
     聽說脫貧的攻堅任務業已經佈署下去：規定一定的國家機關負責完成一定的脫貧任務，目標精準，期限分明，雷厲風行，務期必成。 
    
    建立由政黨和政府替窮人脫貧的舉國體制，可以說是地球上沒有先例的一場大革命。“軍令狀”云云，那是套用戰爭語言，無非是一種責任制。
    
    毛主席搞運動，如學雷鋒之類，就喜歡採取這種責任制，有時也叫“一幫一，一對紅”，挺熱鬧的。當時就有人不以為然，擔心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
    
    我主張確定治療方案應該慎重。為求對症下藥，首先需要徹底弄清楚這三億窮人致貧的根由。把三億人置於金字塔的底層，恕我直言，其實是鄧小平設計出來的。倒不一定是鄧有意為之，很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但畢竟是他南巡總設計的題中應有之義。作為大政治家，鄧不是小孩子，不可能不懂有正面就有反面的常識。他想必懂得，是幾億廉價勞動力，在中國崛起中起了擎天柱的作用。他本應依法維護他們的全部合法權益。可惜，鄧小平根本沒有，黨中央根本沒有，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也根本沒有。終於，在權貴富豪們彈冠相慶，一個個飈升到頂層的同時，用肩膀扛着整個金字塔重負的廉價勞動力，整體地被拋下了深淵。
    
    應該全面地公道地評價毛澤東“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和鄧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路線：朱門酒肉臭也罷，路有凍屍骨也罷，兩者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出來的，都不在黨的計劃之外，都是毛的制度和鄧的路線的目標和產物。
    
    許多人正在研究“中國特色”，以為它是什麼神奇的東西。其實，兩句話就足以盡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一切——這是毛為中國確定的制度；共產黨以維護本黨的權力和利益為宗旨——這是鄧為該黨確定的路線。把握住這兩點，就比較容易看透中國。只要現行的體制不變，整個中國只存在着一個能動的主體——中國共產黨。至於人民，儘管被稱為國家的主人，其實統統是被黨支配和安排的對象。
    
    就這樣，三億窮人的一席之地只能安排在塔底，只能得到全國總財產的百分之一。他們有腳，但是沒有走動的自由。他們有手，但是沒有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他們有嘴，但不得發出自己的呼聲。名為“三個代表”的黨，永遠是他們的當然代表，所以，他們永遠代表不了自己。黨已經以他們的名義組織了各種團體，所以他們自行集會結社就成了非法組織，聚眾鬧事。土地和房屋的徵用，農產品的收購，工資水平的高低，就業還是失業，一切聽從黨安排。除了主旋律，沒有其他新聞和信息。在黨的面前，他們只有服從領導一條路，沒有選擇的可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沒有上訴上訪的渠道，更沒有遊行示威的權利。
    
    《憲法》第2條不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嗎？不過，既然大救星已經把領導一切之權冊封給了一個黨，人民所能得到的，也就只剩下一個“服從權”了。
    
    《憲法》第35條不是明明規定了公民所擁有和行使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嗎，但是，既然領導權高踞於金字塔之巔，公民權當然就應該匍匐在石板之下了。
    
    聽人擺布的公民，哪得不貧？無怪乎以落實憲法為目標的憲政，也被列入被境外敵對勢力教唆的負面清單，成為非法了。
    
    剝奪公民權的範圍，遠遠不限於1949年6月30日被毛澤東私自立法規定為“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1]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事實上，這專政早就擴大到了被稱為國家“基礎”的“工農聯盟”。——當毛澤東把“耕者有其田”變成“耕者無其田”的時候，當“經濟沙皇”為落實鄧小平路線而下令上千萬職工買斷工齡“下崗”的時候，作為國家基礎的“工農聯盟”，什麼時候發過聲，什麼時候抗爭過！
    
    法定的公民權，被中國特色的制度和路線扔進了廢紙簍。無聲，無腳，無團體，無代表，因而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公民，不一個個墜入貧困的深淵才怪！
    
    叫你貧，脫你貧：這就是黨的繁重而又偉大的歷史。這裡好有一比：又製造冤假錯案，又平反冤假錯案，須知也同樣是黨的繁重而又偉大的歷史。創造歷史的主體永遠是黨。不能自主掌握命運的人，連夢也得跟着黨去做。這是必須的。
    
    能動的主體和被動的對象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兩千年前的思想家孟子分析得一清二楚：“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官府的恩典，官府有權收回，哪能屬於你！
    
    統治者的仁政和公民的權益也是兩個不同的範疇。一百年前的思想家梁啓超也分析得一清二楚：“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
    
    透徹極了。原則很清楚。改良社會制度和脫貧到底應該從何着手，難道還不清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