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在香港的超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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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3日，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以下是讲稿全文

如秋水长天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 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塌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中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里，我提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付出的行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泪对着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它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你有必要含着泪感谢他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它：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么回答：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吧。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玛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你就应该指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么想：换个人来扫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是什么都管不好。这30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它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松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之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气沉沉，为什么国产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这么难看？因为电视管制。为什么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那么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会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被长篇累牍地报道，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为。近几十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视为国家的苦难。在这里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制度中，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迹其中，在这里我要说，即使是你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么你和罪恶的关系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产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那人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扣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么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它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什么用，不会帮你升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但它却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松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