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谁的命？）

我的大哥饶漱石

饶玉莲　口述　　景玉川　整理

饶漱石是我同父异母的兄长，比我年长28岁，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因为大哥1928年离家后，一直没有音信，所以小时候父亲也没有跟我谈起过他。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在南昌一中教书的父亲偶然在校图书室一份画报上看到北平军调部国、共、美三方代表会谈的报导，画报上刊登了共方顾问饶漱石的照片。这位顾问名字与我大哥相同，相貌也有点像，但大哥离家时没有小胡子，照片上的饶漱石却留有小胡子。因世上多同名同姓的人，所以父亲一时不敢认定这位中共代表团顾问饶漱石就是他的儿子、我的大哥。虽说如此，父亲还是悄悄带着那份画报来到临川老家，拿出画报与几位堂兄弟共同辨认。大家仔细看了照片，也不敢肯定，都觉得照片中的人既像又不像。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找一位信得过的乡间教书先生，请他帮助代笔给北平军调部写封信（避免我父亲的笔迹被国民党当局认出来）。信是试探性的，大意说：我们家有个儿子外出多年没有消息，名字也叫饶漱石，不知是否同名同姓？如果不是就请原谅；如果是，就请按信上地址回一封信，免得家里人牵挂。过了不久，果然北平来信了，信寄到了临川老家，写信的真的是我外出多年的大哥。信中说他外出多年，也惦念家里的亲人，曾请人探听过家里的情况，但都说找不到这个村庄。父亲和他的堂兄弟接信后非常高兴，又请那位乡间教书先生接着去了一封信，诉说家乡的苦难。不久，北平又回了一封信，安慰说他知道家乡的贫困，但相信今后一定会改变，希望我们耐心等待。并告诉说他的地址不定，今后不要再来信了，怕收不到……这件事，当时我和姐姐并不知道，只觉察那几年父亲有一卷东西总是藏来藏去，很神秘的样子，我猜测，那可能就是我大哥给家里的回信。

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我们这才知道大哥当了大官，已到了上海，是第三野战军的政委，上海市委书记。率部解放南昌的陈赓将军曾来中学看望我父亲，说：感谢您培养了饶政委这样一个好儿子。此后，父亲才较多地跟我们谈起大哥，说大哥有理想，有抱负，成绩好，尤其语文、英语出众，遇事冷静，讲话逻辑性很强……1949年秋天，父亲和大哥的养母（父亲寡居的弟媳，我的母亲抗战期间病逝后我也一度由她抚养）一同去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患肺病多年的父亲检查了身体，由于江西有新安排的工作等着他，所以父亲没住多久就先回了南昌。养母本想多住些日子，但大哥说自己工作忙，无空照顾她，劝她不久也回到江西，和我们家住在一起。

南昌解放时，姐姐饶石莲正在大学英语系读三年级，由于敬佩大哥，她将自己名字改为饶漱芬。陈赓将军回上海时，将她带到上海。姐姐原本以为大哥会给她安排一个理想的工作，但大哥却要她去“革大”学习。结业后本来组织部门准备将她留下，由于大哥不同意，她和她的男友便被安排一同去松江参加土改。土改结束后，他们双双被分配到无锡纺织学校教书，没有给一官半职。我的二哥饶章泉1949年大学毕业后也想留在上海，但大哥要他回江西。当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同志对我父亲说想把我二哥安排在中南局（当时江西属中南局管辖），父亲说他哥哥不同意。二哥只好先进“八一革大”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中学教书，直到后来他报名参加志愿军。

父亲年轻时就倾向革命，邹努、陈赞贤、冯任等烈士都曾是他的学生。大革命时期，父亲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部长，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他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参加了庆祝大会，支持起义……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受到信任，担任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和1957年，又两次当选为江西省人民委员和副省长。

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我和二哥在父亲鼓励下报名参军。经过几个月的集训，1951年我被分配到北京装甲兵司令部搞机要工作。1952年大哥调中组部工作，他到北京不久，就到装甲兵司令部来看我。这是我们兄妹俩第一次见面，但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一见面就觉得非常亲切。这以后遇到节假日，我便会上大哥家，与他共同进餐，或陪他散步，看电影。那时我已有了男朋友，但我没敢带他上大哥家，因为姐姐曾带男友上他家事后受到他的批评。我的男友自尊心很强，大哥没邀请，他绝不会主动提出登门（他没有见过饶漱石，后来却受到大哥一事的牵连）。1953年我从部队转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石油专业。读书期间，到了周末，我经常去大哥家，与他有过一段不长，但非常愉快的接触。只是我发现他这时身体似乎不大好，精神比较差，经常处于疲惫状态，寡言少语。但他生活仍然有规律，衣着饮食简朴清淡，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高档衣服，汗衫都是补了又补。有一次，我对他说：现在上课要做很多笔记，用蘸水笔很不方便，能不能给我买一支自来水笔？大哥说：现在大家都很艰苦，有条件用自来水笔的人恐怕不多，你还是与同学们保持一致，不要显得特殊。我访苏时，带回一支钢笔一样的圆珠笔，给你做个纪念。说实话，这支笔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只是一件小礼物而已。在北京同大哥接触近两年，这是他送给我的唯一一件纪念品。

1954年初寒假，我回到南昌。有一天，父亲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这一段时间报上怎么不见你大哥的名字，怕是有什么事吧……对政治我不大懂，所以也无法回答父亲。寒假结束后我回到学校，不久，学校给我一项任务，要我每周周末去大哥家陪伴大哥。（当时不知原因，多年以后才猜测是当年2月高岗自杀未遂，可能有关部门担心饶漱石自杀才派我去陪伴他）这一段时间，我与大哥接触时光最多，他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忙，我陪他聊天，还陪他去看过演出。我们谈话时内容比较广泛，我们谈家乡的旧事，谈父亲在治学上的缺点，说到高兴时，他会双手有节奏地拍打沙发的扶手。他说父亲虽说爱接受新的知识，做了很多读书笔记，但由于探索面太广，所以每一方面都难精……其实这一段时光是大哥最痛苦的日子，可当时我却懵懵懂懂，一点也不知道，他也不会告诉我。

这学期结束，我告别大哥回南昌度暑假。快开学时，政治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全省传达了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父亲虽是民主党派，但作为副省长，也听了传达。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在我们家震响，一连几天，愁云惨雾笼罩着我们家。大哥的出事对父亲的打击不言而喻，因为大哥是父亲最喜欢的儿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可是父亲还是强打精神，努力不将自己的痛苦表现出来，他对我们说：国事为大，家事事小，要大义灭亲，坚决划清界限，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话虽这样说，但他内心的伤痛是无法消解的，随着1955年大哥又被打成“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而下狱，父亲变得终日郁郁寡欢，经常连续数天称病卧床不起，直到三年后病逝。三年来，家里人从不提及大哥，都怕触动我们大家心中共同的痛楚。大哥的养母常惠娥在文革中凄凉辞世，至死也没人告诉她养子的遭遇，她大概也猜到了什么，生前从不问及。

1954年暑假结束，我回到学校，发现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以前往来的朋友也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使我感到孤独、寂寞，忍不住在男友面前抱头痛哭。然而，现实不因我的痛苦而改变，甚至还影响了我的男友、现在的爱人谷思义的政治前途。谷思义是陕北人，叔叔与兄长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二人后来分别任云南省军区副政委和河北省军区副政委），他和我都曾在装甲兵司令部工作。1954年饶漱石出事，谷也开始受到冷落与不公。从1955年起，单位经过一年多的审查，没有发现谷思义任何问题，但仍迟迟不给他授军衔。1958年5月，年轻能干的他被转业到“南大荒”（东北盘锦农场）劳动，同年秋，为照顾夫妻关系随我调到江西，在南昌的江西师范学院附中教书。他凭着自己的勤勉、努力和业务能力，从初一教起，一直教到高三，后又到大学任教。文革后任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系主任，离休前后曾长期任江西省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抚顺，一年后为照顾年迈多病的父亲，我调到江西，先后在省石油局和石油化工局工作。父亲病逝后，我被下放工厂，在基层做统计员。文革中我随同丈夫一同被下放到江西边远山村，1973年才回厂，在食堂做会计，直到退休。我的二哥饶章泉，1958年从志愿军转业回江西中学教书，文革中因大哥的关系曾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我的姐姐饶漱芬从中专教职考上了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任技术员，文革中因与大哥的关系她不断受到批斗、殴打，最后被逼自杀，死后连骨灰也不知何处。

（责任编辑冯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