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习近平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09日

    一，习近平当政一年多来，因雷厉风行反腐而备受瞩目。习李王新政反腐力度之大、威力之猛可谓惊心动魄。周永康落马更是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传统规则。这让世人对他刮目相看，对他的气魄、心智、果敢作风，对他的执政能力有所领教。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国家上层运作基本是黑箱作业，人们所知甚少。加上习近平本人性格沉稳内敛，“喜怒不形于色”（李光耀评语），人们对他的执政思路，他将走什么路，或者说他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都不甚了了。许多人都仍在观望猜测。
        且不说中国左右两派（准确说是毛左派与自由派）对习的看法不同，就是在左、右派内部，人们对习的评价也迥然有异，有些看法甚至尖锐对立。
        先说左派。左派对习近平始终处于矛盾纠结之中。他们这种忐忑，有个细节足以说明。去年12月26日毛诞，左派主要骨干在河北某地聚会，当手机传来习近平率政治局常委进入纪念堂的消息，个个涕泪交加。也就是说，此前他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薄熙来被判刑入罪，几乎所有左派都悲愤难抑，私下里更是恨得牙痒痒的。代表性的有孔庆东公开在网上号召上街抗议；还有王铮的冒死上书，等等。但后来习近平一些左的讲话和对自由派的打压，又让他们欣喜若狂，以为重新找到旗手，天就要变了。正是在这种环境背景下，一些左派文人迫不及待跳出来，炮制了一篇篇反宪政、反普世、宣扬“宇宙真理”等指鹿为马、非驴非马的文章（当然不排除有人授意）。
    然而左派中也有些头脑清醒的人。左派得力写手冼岩，长期撰写反普世文章（在左派中，他的文章水平与胡锡进有得一比）。习上任后一些言行，让他亢奋异常，俨然以胜利者姿态，对自由派极尽嘲讽。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出来后，他彻底傻眼了，悲愤地写了篇文章《习近平虚晃一枪，左派惨被忽悠》。文章标题是网络编辑改的，但文章的意思基本如此。他在文中悻悻然哀叹，从三中全会决议已可看清，习近平要走的是什么道路。冼岩可说是如跌入冰窖。
    对周永康案，左派们也是心中戚戚，有苦说不得。明知周、薄是一家，但一来周不是精神领袖，二来习反腐败打周深得人心，他们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也有变色龙如司马南等，看风转舵，对周来个落井下石，以撇清关系。
        而在自由派阵营，除了辛子陵、吴稼祥、铁流少数几个人外，基本上对习的看法都是负面的。他们对习大都经历了从满怀希望到完全失望的过程。习的一些讲话，如“男儿论”、“鞋论”、“两个30年不能否定论”等让他们心寒齿冷；习对公民社会、网络自由的控制打压，抓捕许志永、浦志强等自由派人士，更让他们彻底失望。他们深信中国已进入政治严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代表性文章如李伟东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基本上认定习就是毛的传人。网络上更有人称他为“习泽东”。
    但政治是复杂的。人也是相当复杂的。对政治人物，尤其极权社会的政治人物，不能只听他们说什么，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更要看他们主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习近平一年多来做过的是许多件大事。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60条改革方案，就会发现其整体方向是朝自由经济、建设法制社会迈进的。这包括：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公正、公平、独立地行驶审判权、起诉权、监督权；肯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得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经济基础；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更重要的是，三中决议正式废除了劳教制度。这个决定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决议同时放宽了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两个独生子女家庭生育第二胎。虽然要落实这些决议仍障碍重重，尚需时日，但基本方向明确，具深远政治、历史意义。
        在此之前，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区，实现金融的自由化、汇率的国际化、利率的市场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
      今年7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议。至此，中国再无“农业户口”。这次户籍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壁垒，颠覆了由毛建立起来的，奴役农民的等级制度。这是习近平致力推动的改革。他早在13年前所写《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一文，即明确指出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那时他未握权柄，有心无力。
        只要不带偏见，尊重事实，就应该承认，所有这些都是在朝着文明、进步方向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改革。里面也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因素。加之强力推行反腐倡廉，简政亲民，习深得民意支持。而这些都是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完成的。这些改革与毛主义没有丝毫关系。
      在外交方面，习也展示出灵活、务实，不再墨守成规。比如，摒弃中共背了几十年的传统意识形态包袱，已彻底与北朝鲜切割。另外，人们只看到他上任后首访俄罗斯，但忽视了他在上任前夕首先访问了美国，与奥巴马在加州庄园共叙情谊，期间谈及各自青少年时的苦难经历。
        因此，事情并非只有一种结论。我们都应该改变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一切事物都可能存在灰色地带，存在过渡，也会有第三种形态。
    二，当年第三代“核心”江、朱接班时，人们普遍抱有幻想；后又盼着胡温新政会出现奇迹，但都落空了。习李新政，许多人再一次由希望而失望。这几乎已成一种定律，人们再不敢将中国政改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接班人身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革命”重新被有些人提出（主要是一些激进的异见人士，及国内一些受压民众）。这种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或“茉莉花”革命。
      暴力革命的想法显然已很不实际。现代社会已进入高科技时代。政府管控已全面进入网络化信息化。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或井冈山式的武装斗争已经成为历史。如今监控镜头遍布城市每个角落，卫星定位能锁定跟踪某个大街上的行人。冷兵器时代边关战事也许几个月才传到京都，而现代特种部队可以即时赶赴现场实施封锁。当然还有渗透到最基层的严密行政管控。据说海外异见人士杨建利（杨不主张暴力革命），曾接到过国内某受打压者的电话，要求帮助他们搞“暴力革命”。杨问：假如给你一亿美金，你能搞到几条枪，拉到多少人马？对方就撂下了电话。
        现在中国社会问题很多，这是事实。因贫富差距、征地拆迁、官员枉法、司法不公、医患矛盾、有毒食品、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冲突和群体事件也确实不少。但这些大都属于某种利益诉求。除了个别异见人士，很少看到他们有自由民主政治诉求。
        客观的说，经过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国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市场物质也相当丰富（这并非某党的功劳，恰恰是因为他们松开了民众的绑缚）。绝大多数民众都会安于温饱，希望过和平安宁的日子。都不想再折腾。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大妈街舞”就足以说明问题。坦率地说，中国人不是血性刚强好勇斗狠的民族。在历史上，只有到了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境地才会造反闹事，改朝换代。鉴于同样的原因，“茉莉花”当前也很难在中国发生。中东国家的管控水平、程度与中国无法相比（这是共产党的强项）。就是与89天安门事件也不能相比。如今人心不同，道德不同了，生活水平也已不同了。同时，那场运动根本没有改变政权的诉求，本不该有风险；参加者也根本没有料到真的会开枪。否则情况可能就又不同了。《共识网》老总周志兴谈到，他曾访问过国内好几个在思想上同情支持“茉莉花”的公知学者，但他们都表示不会直接参与街头政治。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矜持清高，“君子不党”。
        因此，现阶段看不到通过革命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性（出现经济崩毁等重大灾难另当别论）。历史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实现转型无一例外都是靠执政党自己去改变。革命或外力都无济于事。中国也不会例外。“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宿命。
        实事求是说，以中国现在的现实，比如整体的道德堕落；水火难容的意识形态分歧；严重撕裂的族群状况，等等，通过“茉莉花”或什么手段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转型实现民主，未必就是国家之福，民族之幸。重症下猛药乃大忌。中东转型期的灾难过程，中国没有理由能幸免。如今的中国，已承受不起这种折腾。
        习近平多次谈到“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指的应该就是这些。如果可能，中国应该走循序渐进式的转型道路。而前提条件是必须藉威权政治，自上而下慢慢推进改革（台湾蒋经国的改革就是成功范例）。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安定的环境。善意的理解，习对自由派的压制，就是平衡左右，减少干扰，目的是希望有个安定的环境实施改革。
        现代人不相信救世主，都知道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但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往往是某个关键人物扭转乾坤，改变了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历史是英雄谱写的。在集权政治下，尤其如此。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华国锋、邓小平，世界就不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历史的“三千年大变局”，也到了势在必行的转折关口。而习近平具备了改变历史的所有条件。所以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整个世界眼睛都瞪着习近平。就是对他已经失望的人，心下里仍然有所企盼。
        原因很简单：别无它途。
     三，就人性而言，每个人都有善、恶一面，也就是西方哲学家所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大恶或大善之人都是极少数（或称之为好人、坏人）。“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将坏人变好”基本没有错，但准确来说是好的制度有监督功能，坏人也受规则制约难于坏事做尽。然而坏人如果成为极权社会统治者，那就是国家民族之劫。这种事无法预测，有太多偶然性。偏偏坏人天生是变色龙，善能掩饰（所谓“王莽谦恭礼让时”），所以几乎无从选择，只能当是上帝对黎民的惩罚。这种事例太多了。据说希特勒的母亲曾想过将这个胎儿人流。果真如此，世界历史都该改写了。反之，如果碰上好人当政，哪怕是封建皇帝也会是个比较好的“明君”（如唐太宗）。
        极权社会转型阶段尤其如此。最高掌权者的思想品德、心理人格，甚至身体状况对历史进程都有极大影响。因此，对习近平的身世、人品性格、教育经历始终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没有人怀疑这影响着中国社会未来走向。
        人们对习近平的家庭背景认识基本一致。其父习仲勋被誉为“一代忠良”，宅心仁厚，为人耿直。这一点，有口皆碑。他思想开明，对广东早期改革开放有卓著贡献。胡耀邦被贬，只有他一人敢于拍案而起，为胡申辩。按中国人的观念，有其父必有其子。至少，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会受到影响。
        对习本人，就我们接触到的资料，都认为他极富同情悲悯之心，为人厚道，质朴。习在河北正定任职时，与当地作家贾大山的深厚情谊，即相当感人。习在陕北粱家河插队时的农民朋友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债台高筑，贫病交加。习近平知道后，数次接他到福州治病（习任职福建），工作再忙也常去医院看他，并为他支付了所有费用。不管为官为民，做人能做到这样，就相当难得，是当之无愧的“好人”。
        习的成长过程饱受磨难。其父习仲勋蒙冤系狱，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全家因此受牵连，文革中几近家破人亡。习近平15、16岁两度被关劳教所。其后插队到陕北山村七年，受尽饥寒劳役之苦。这样的环境锻就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也让他体验和关注到民间疾苦。2004年，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组对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做了专访。他详细谈了这些经历和感受。这对人们了解习近平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资料。
        且不去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类套话。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经受的苦难，必将深深铭刻在心，永不忘记。这样的经历也将因此影响终生，影响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对是非善恶，他都应该有清醒的辨别能力。如果他对这样的体制一点都没有反思，就不符合逻辑。习关心民众疾苦，注重民生，渴望改变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富强之梦，应该都是真诚发自内心。我同意吴稼祥的说法：这个“大大”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大大”。
        这样的经历及其后30年官场摸爬滚打，使习成为有丰富人生经验、执政实践经验的领导人。上任一年多来，已充分展现出他的执政风格：务实，坚韧、沉稳，果断，做事不动声色。他及他的团队在处理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案中都显示出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比如充分运用互联网造势放风，先发制人，欲擒故纵，各个击破，等等。现在看来，他也善于驾驭大局，善于搞政治平衡，该拉的拉，该压的压，将左右两派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右派固然被压得抬不起头，左派则被卖了还帮着数钱。
        先前许多人都以为习比较平庸，将他误读了。其实习是典型的大智若愚。
        习近平有些极左言论，始终让人难于理解。其实还是那句话，对政治人物，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主要做什么。身处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所有极权社会都如此），谁也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话真真假假，都当不得真，完全出于一种策略，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简单举几个事例。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曾说过，斯大林就是他的亲生父亲。林彪说过，毛泽东思想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邓小平复出时，也向毛写了保证“永不翻案。”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在重庆高呼过“蒋委员长万万岁”的口号。
        人们对习的认识，多停留在表面。有一件事，许多评价习的人都没有引起重视。2005年1月赵紫阳逝世，习的母亲齐心代表全家给赵送了花圈。此时习任职浙江省委书记。齐老太太不可能未征得他同意擅自行动。这在当时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他们不送花圈，没有任何压力，别人也能理解。而给赵送花圈，则需要勇气，完全出自良知。从这件事可看出，他不是个没有原则的人。
        2013年10月15日，习仲勋诞生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毛纪念堂奉命关闭。对此，每个人可以作出不同解读。但决非无缘无故。
        习近平将走什么路，虽然仍不明朗，但说他会重回毛泽东道路，或者说他就是毛的传人，是绝不可能的。

    四，人们对习近平的“中国梦”实质，并不完全了解。但从他上任来所作所为，从他大刀阔斧的反贪腐，从三中全会大胆改革的决议，从他发表的一些带实质性理论，都可以看出，他将引导中国走向进步，走向光明，应该没有疑义。他所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本质上来说，与普世认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没有什么不同。自由、民主即包含了平等公正，包含了法治、和谐、诚信、友善。而爱国、敬业与这些也并不相悖。
        但也不能认为，习近平会马上施行政改，引进民主。这需要时间和条件。一般推测，习会仿效新加坡模式，即廉政高效的威权政治、自由经济。作为一种过渡，也许有其合理性。但新加坡模式本身就是过渡性质。新加坡乃弹丸之地，更像是一个公司或经济实体。而且带有家族色彩。因此这种模式不见得可以复制。也没有可持续性。新加坡的政治生态最近也在发生变化。李光耀去世后，可以预期新加坡也会融入真正的民主大家庭。
        习近平也许想探索、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社会。不管其名称叫什么（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特色民主社会），如果能设置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监督机制，能让民众充分享有自由民主权利，那么就OK。但这样的架构就是民主制。可谓殊途同归。民主制度本就存在各种不同版本和模式。正如百岁老人周有光所言，人类社会最终只有民主一条路。中国如果能对民主有所创新和建树，那是对人类的贡献。
        事实上，西方民主远未完美。英国《经济学人》近期一篇文章就指出当前西方民主存在的诸多问题。但这不等于证明专制优于民主。民主社会的弊病能够通过民主机制自疗。这些问题包括：高工资高福利造成一些国家失去活力和竞争力，导致经济频临崩毁；选举机制设计缺陷容易将毫无执政经验、缺乏经济管理能力的人选为领导，将国民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极端自由主义泛滥将让社会生活失序。等等。中国将来实行民主，就要在顶层设计时制定规则，杜绝这类问题发生。
        发展民主是个复杂过程。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文明基础、文化传统和道德体系决定和影响着民主进程和民主质量，关系到民主成功与否。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南美、非洲、亚洲、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就出现水土不服，变形走样。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源于基督教文明。这些国家显然无法将这种文明基础一起移植。没有相应的文化和文明依托，民主实行的过程将更加漫长。
        所幸的是，亚洲儒文化圈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民主都进展良好。如日本、南韩、台湾、香港。这说明儒家传统文明与现代普世文明有相交点和相通之处。儒家传统中当然也有糟粕。但其主要核心价值如仁爱、信义、孝道等都具永恒价值和普世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法则。
        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传统文明的价值。他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回归，在此基础上重建道德文明体系。他强调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主张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近百年来，尤其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相当严重。文革几乎将中国传统文明彻底摧残。中国社会如今出现道德灾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左派是反传统文明的急先锋，毛泽东是始罪魁祸首。而有些自由派对儒家传统文化也相当排斥，甚至将之与现代普世文明对立起来。在这方面，左右两派的认识都不如习近平。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肯定儒家传统、将中华传统文明视为根本的最高领导人。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机制，需要文化内核的支撑，需要道德文明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的承载和依托，民主就只是空中楼阁。而中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文明就是中国民主的内核和基础。明确了这一点，就明白回归传统文化和道德文明体系重建的重要性。它与建设民主政体同样关键，或者说更加重要。实现了传统文化文明的回归，实现了道德重建，建立起融合中华文明、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他歪理邪说就没有了空间和位置，就会自然淘汰、消亡。
        虽然中国的政治生态依然复杂，但习近平的权力已日益巩固，已很难有人能向他挑战。其实，他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停止对国内异见者的打压。也应该以更宽广的胸怀，欢迎海外异见人士回国看看，感受国家的变化。还应该以更高的姿态促成习马会，为两岸统一创造条件，团结所有力量共同促进民主法治建设，早日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