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廬山會議之初，毛澤東等中央常委列出十九個問題以供討論(1)，目的是讓那些剛從“大躍進”火在線被召回來的各方大員，從“熱鍋上的螞蟻”變成“冷鍋上的螞蟻”，沉下心來總結經驗教訓。與會者對此反應不一：

高燒未退者，只愛說經驗不願談教訓；

不再發燒但看臉色說話者，吞吞吐吐地談教訓；

不再發燒且又不看臉色說話者，則快人快語地談教訓，其中談得最重者亦是談得最好者當數彭德懷將軍。

彭將軍廬山諫言由兩部分組成：

其一，他在７月３日至７月10日八天中的七次發言和插話(2)；

其二，他於７月14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即所謂的“萬言書”(3)。

彭德懷的這些言論概括起來說，既對事又對人。對事，揭露大躍進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對人，指出毛澤東身上所染有的種種毛病。據李銳記載，毛澤東後來在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時說過這樣的話：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4)他的這一說法實是對彭將軍批評的一種響應，只是響應得太過度了。

彭德懷“對事”的批評，涉及所批“事”的三個方面，即範圍、程度和性質。

就範圍說，他指出這一時期出現一系列重大失誤，既涉及大躍進問題，如基本建設“過急過快”，大煉鋼鐵費錢費物，其財政補貼“比一年的國防費開支還要多”，用來買消費物資，堆起來“恐怕會有廬山這樣高”；又涉及人民公社化問題，如所有制問題“曾有一段混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

就程度說，他指出所暴露問題的嚴重性，已經達到影響各階級間關係和各階層間關係的地步，“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並且，這一錯誤雖盛行時間不長，但影響深遠。

就性質說，彭德懷把他所批評的“事”判定為“左傾”錯誤。這也是他廬山言論的重心所在。

所謂“左傾”錯誤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超越客觀現實而作空想盲動。彭將軍的批評緊緊抓住這一點：

──“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

──人民公社“辦早了”，沒有經過高級社充分發展階段、沒有經過實驗，就貿然興辦；

──大煉鋼鐵也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沒有全面地考慮各種制約關係，就倉促上馬；

──鋪張浪費，“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

──任務指針“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

──“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代替經濟法則”，“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

這些“都是一種‘左’的傾向”。

就中共政治運作方式看，最嚴重的錯誤莫過於“路線”錯誤。它出自最高領導機關，有關黨的大政方針，故能影響全局。

就中共自身發展歷史看，最嚴重的“路線”錯誤莫過於“左傾路線”錯誤。如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中共三次“左傾路線”，特別是其中的王明“左傾路線”，幾乎造成全軍覆沒的後果。誠然，陳獨秀“右傾路線”也給中共帶來嚴重危害，但比不上王明“左傾路線”。前者導致數萬黨人犧牲，後者則導致數十萬人馬損失；前者只是丟了腦袋，後者則不僅丟了腦袋，而且丟了軍隊、丟了根據地。若再順着中共歷史向後看，就會發現該黨執政後仍是“左傾”錯誤最有危害性。

就中共黨內鬥爭結局看，最聲名狼藉的“路線”錯誤也莫過於“左傾路線”錯誤。它曾被揭得最深，批得最透。中共曾在延安開展過一場曠日持久的“整風”運動，主要批判“左傾路線”，並從思想、政治、軍事、組織各個方面來整治“左傾”人物，結果搞臭了“左傾路線”以及與“左傾路線”有過關係的人和事。

當時正值抗日戰爭相持苦熬階段，毛澤東卻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要將領，召回中共大後方延安搞“整風”。一整就整了好幾年，整去半個抗戰時期；一整就整到抗戰快結束，整得自己手忙腳亂。那邊的“鬼子”要投降，這邊的“首長”卻在開大會。情急之下，諸將領只好倉促趕往抗日前線，率起已脫離自己指揮數年的抗日軍隊，奪敗兵之城，繳降兵之械，收復失地，還我河山。

毛澤東在此時此地發動如此大規模整風運動，雖能為一些中共黨人理解，但也使許多國人生出疑問：毛澤東似是把黨內鬥爭看得高於民族鬥爭，把“反左”看得重於“抗日”。

延安整風后期，中共中央形成一個重要文件，即《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5)，全面總結自建黨以來歷次路線鬥爭經驗教訓。其中，談“左傾路線”教訓部分，占總篇幅80％以上。

文件概括出“左傾路線”的一些特點，例如，表現為“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表現為“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把自己主觀的願望、感想和空談當做實際，把片面當成全面，局部當成全體，樹木當做森林。”

又如，“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許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根本改變他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因而他們對於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們對於‘左’的革命詞句和口號有很大的興趣，他們容易發生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和行動。”(6)

因此，當彭德懷在其信中談到“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時，就已在給毛澤東對號入座了，就已在用一種外人不大熟悉而他和毛都很清楚的話語系統來給後者定性了。

再就毛澤東個人榮辱史看，一方面，他在黨內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在於受到“左傾路線”排擠，被撤掉了紅軍總政委、前委總書記等職務，被驅逐於當時至關重要的軍權之外；另一方面，他在黨內所獲得的最大成功也就在於推翻“左傾路線”統治，進而執掌中共中央大權。如今彭竟也把他當做“左傾”來批評，竟也用起他曾經用來批評別人的話來批評他本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據李銳記述(7)，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剛被印發出來時，與會者們還摸不清老人家的反應，還沒有把“意見書”當作“反黨綱領”，但都能感覺到信中“有刺”，即便是十分贊成彭德懷的人也不例外。黃克誠大將說他粗看了一下，就發現信中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儘管照實際情況，還可說得重些。這“有刺”，指的就是彭德懷信中有一些話很能戳痛正坐鎮山上左右會議的毛澤東主席。

彭德懷“對人”的批評，也觸及三方面問題，即有關毛澤東個人的責任問題、能力問題以及作風問題。

關於1958年失誤的責任問題，彭德懷說：“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顯然，這是話裡有話：每個人都有責任，但每個人的責任並不一樣，至少毛澤東的責任和他彭德懷的責任不一樣，前者是主動犯錯誤，後者只是沒有能夠阻止前者犯錯誤。若再進一步分析“意見書”所歷數的一樁樁錯誤，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是由毛澤東本人或直接倡導或大力推廣的。對此，毛本人也不得不予承認。他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反覆提到，自己是“始作俑者”，“第一個責任是我”。

誠然，彭將軍也反覆提到，“不要追究責任”。但是，不要追究責任不等於不要明確責任，不等於不要搞清楚問題。否則，幹什麼事都較真、都要弄個明白的彭老總，就沒有必要去寫這惹人生氣招人嫌的“意見書”了。

再者，彭德懷說不追究責任，即不追究確有責任者的責任，言辭間顯示出一種高姿態來：我老彭是能夠原諒你老毛的，不想抓着你不放。可是，對於一貫居高臨下、心高氣傲的毛澤東來說，受人寬恕原宥比遭人窮追猛打，似乎更難以忍受。他後來在其批彭講話中，屢屢表露出不想領彭德懷這個情的怨憤來。

在“意見書”中，彭德懷對毛澤東搞經濟建設的能力也表示懷疑。他寫了這樣一句後來引起許多非難的話：“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顯然彭的話意是說，你老毛搞經濟趕不上搞政治。

這句話在當時特定背景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突出，格外刺耳。不久前，毛澤東先是數落鄧子恢等人“象小腳女人一樣走路”，後又嘲諷周恩來、陳雲等人“象蝸牛一樣爬行”。如今，他親自跑到前台上來抓經濟，結果也不怎麼樣，還不如他所批評的那些人。

就連毛身邊的人也有這種看法。他的幾位秘書（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李銳）在一起議論時，“有一共同觀點：五八年由主席自己到前台來直接管經濟，來發號施令，結果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他自己也覺得應當如何來轉彎了。”(8)

不過，老人家的面子還拉不下來。一次在與譚震林、田家英談話時，他突然提起此事，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9)如今彭將軍又提起這惹他上火的事，不難想象，這回他要將廬山上的桌子拍得更響了。

另外，彭德懷還談到工作方法上的問題：有任務指針而缺乏具體措施，有沖天幹勁而缺乏科學分析，混淆了戰略布局與具體策略、長遠方針與當前步驟等等關係，腦子熱得很，手腳亂得很。

讀到彭將軍的這些話，很容易使人想起“志大才疏”這句成語。而彭本人也愛用此話，曾用它來評價胡宗南、評價周盤。後者是他在湘軍時的上司。(10)不過，他如今的上司與他過去的上司還是有很大差別的。這位毛上司雖在搞經濟上有些才短，但在搞政治上、在與人相鬥上才高八斗，是那位周上司不能望其項背的。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還對毛澤東的領導作風問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批評後者決策專斷，工作浮躁，有時還撒點小謊。

彭在西北組討論中講了一段很重的話：“現在是不管黨委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明白人一聽次話就知道他老彭在說誰了。因為，像這種個人專斷現象，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但中央最嚴重。

他還談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其批評所指再清楚不過了。

他還批評說，由於勝利“造成群眾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只講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面的東西。”顯然，這前一句說的是“群眾”，後一句說的是“毛主席”，說他偏聽偏信。

彭又指出：“什麼‘算賬派’，‘觀潮派’，……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這裡所謂“算賬派”、“觀潮派”，都是毛常愛說的話，都是他常拿在手裡隨時準備扣出去的帽子。

老人家到前台搞經濟之初，就多了一個心眼，預先準備了諸如“算賬派”、“觀潮派”這類帽子，把話搶說在前面，好堵日後批評者的嘴。這儘管沒堵住彭將軍的嘴，但還是堵了大多數人的嘴。

由於執政黨主席好給人扣帽子，故在該黨中形成了一種很不好的說話風氣，即許多人不是先按自己的想法說話，而是先摸領導人的心理再說話。其中摸得最好者，當數“柯老”，即中共華東局書記柯慶施，如薄一波二十年後所言：“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愛琢磨透了。”(11)

另據李銳記述，廬山會議期間許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員，紛紛向他和周小舟、周惠等能進出“美廬”、能和主席一聊幾個小時的人打聽情況，揣摩風向，對小道消息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顯然，這種興趣不那麼高雅，甚至有些格調低下。可這種興趣後來竟成了許多執政黨官吏的一種嗜好，成了他們之所以能夠爬上高位或之所以能夠安坐高位的一種必備素質。

彭還把堵塞言路問題提高到“路線”上來：“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三言兩語，道出了中共黨內鬥爭的重大隱情。不讓人講話，是“左傾路線”的一個重要特點。二三十年代的‘左’是如此，五六十年代的‘左’也是如此，八九十年代的‘左’又是如此。與此相應，不讓人講話，也是“左傾路線”難以糾正的一個重要原因。諱疾忌醫，怎能夠治好病？

實際上，毛本人也曾多次被“左傾路線”剝奪過發言權。對此，他耿耿於懷，幾十年間嘮嘮叨叨、不斷重提此事，既向黨內人嘮叨，又向黨外人嘮叨，甚至見了外國人也嘮叨。1949年底，這位中國“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一次出國，剛見到那位比他更傲慢的斯大林時，就抱怨說自己曾在黨內沒有發言權。(12)

可如今，被別人剝奪發言權的人也剝奪別人的發言權，抱怨別人的人也被別人抱怨。因此，對於他不讓人講話這一專斷作風的批評，也就有了雙重意義：一是現實批評，就事論事；二是歷史嘲諷，嘲諷此人台下被人欺台上亦欺人。尤其當這個批評是由彭德懷這位知根知底的老同事說出來時，就更顯得有“刺”了。

彭還談到工作作風上的問題：“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吹遍各地各部門”，竟使“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也迷惑了許多人，搞亂了許多工作。這裡的用詞也是相當尖銳的，也是那位耳不順的六旬老人難以消受的。

在西北組討論會上，彭還談了這樣一件小事不小或大事不大的事情：他不久前去過毛澤東家鄉的公社，了解到這個公社在吃國家偏飯、得到政府許多扶助的情況下，只增產14％，卻虛報了比這高得多的數字。毛本人也剛去過這個公社。彭問他知道不知道這件事。毛回答說他在那裡沒談過這個事。彭不相信他的話，“我看他是談過的”。這實際上是說：我們的毛主席也在那裡撒謊。

今天回過頭來看，彭將軍也太認真了。像毛這樣的“大政治家”撒點小謊又算得了什麼，可他非要把這當作一回事給捅出來不可。這或許能說明後者當將軍可以，當政治家尤其是當中國政治家就很有問題了：大事小事都愛摸老虎屁股，到頭來還能有他的好？

註解:

(1)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6─33頁。

(2)參見《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588-590頁；參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55-856頁；參見：同(1)，第127─128頁。

(3)全文載於《彭德懷傳》，第595-601頁。

(4)引自：同(1)，第196頁。

(5)全文載於《毛澤東選集》豎排合訂本，第955-1002頁。

(6)引自：同(5)，第959、994頁。

(7)參見：同(1)，第135─153頁。

(8)(9)引自：同(1)，第17─18頁。

(10)參見《彭德懷傳》，第297─298頁；參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75頁。

(11)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373頁。

(12)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37頁。

【21】

總的說來，上述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批評是擊中要害的，既有準確性一面，也有嚴厲性一面。人們對於前者異議不大，對於後者則有不同看法。

事隔許多年後，許多人為彭德懷抱不平，說彭總的信除了少數言辭較尖銳外，其它說法都較和緩，並強調彭總還沒有把他所知道的一些更嚴重的問題寫出來(1)，因而他寫出來的話並不重。但在筆者看來，人們可以認為彭總沒有寫出或說出他所知道的所有問題，但不能認為彭總對毛的批評不重。

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看，語言有公共語言亦有私人語言，或者說，被一定人所表述出來的一定說法有公共性質亦有私人性質：既有能為一般人所知曉的層面，也有僅為某些人所理解的層面。前者能夠喚起多數人的一般認知力，後者僅能激活少數人的特有領悟力。尤其是在那些曾長期密切相處過的人之間，其語言表述意義的特殊性就更加突出了。特殊的生活交往經歷產生特殊的語言交流系統，即在內涵上比公共語言更為豐富的私人語言系統。

彭德懷與毛澤東相處幾十年，既有患難與共時，也有意見分歧時，恩恩怨怨，相知頗深。一方說之一二，另一方則悟之八九，其字面上的直陳意義要遠遠少於其語氣中的蘊含意義。彭信中的一些話，在別人看來較一般化，只是描述一些事實而已，但在彭與毛之間則有可能蘊涵着特殊的意義，有可能激活他們內心最深層的東西，或有可能刺到對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前文提到的那些話，如搞經濟不象搞政治那樣得心應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容易導致“左”的東西、“左”的一來就不讓人講話等，都是很有“刺”的。很可能，彭信中還有一些常人讀來不覺如何而毛公讀來一觸即跳的話，至今未被人們充份注意到，或許永遠不會被人們充份理解了，人去而言空。

不管怎麼說，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批評是相當重的，是其它中共高層領導人所不敢為之的。可以說，毛自坐穩主席位子到睡進紀念堂中這數十年間在黨內所受到的最嚴厲批評，莫過於彭的廬山言論了。

毛澤東曾作一詩稱頌戰場上的彭德懷，其中有這樣兩句：“誰敢橫槍勒馬，唯我彭大將軍。”(2)後人也可套用此話來稱頌廬山上的彭老總：“誰敢當朝橫罵，又見彭大將軍。”

亞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中，講述了這樣一件事(3)：

當野心家珀西斯特刺圖斯建立私人衛隊以謀求獨裁權力時，大立法者梭倫挺身站出來，說他比一些人聰明，因為這些人還看不出珀氏的野心，而他梭倫看到了；又說他比另一些人勇敢，因為這些人也看出了珀氏的野心卻不敢說出來，而他梭倫看到了就說出來了。

彭德懷在廬山上似也如此。

顯然，彭德懷比與會者中的一些人聰明，例如比“譚老闆”（譚震林）、“賀鬍子”（賀龍）等人要聰明得多。因為，這些人當時就根本沒有看清問題的嚴重性及其深遠影響。

前者譚副總理，大躍進時數他最賣力，是毛公掛帥搞經濟分遣在農業方面的先鋒官；廬山會議時又數他最護短（不過，此公護短與“柯老”護短有所不同），與彭德懷爭執，與黃克誠大吵。可事隔數年後（1967年2月），他在中南海懷仁堂上的位置，頗有些近似於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的位置。這一次輪到他向毛的錯誤發難了，結果也像彭將軍一樣被打倒，並被扣上“二月逆流黑幹將”的帽子。譚老闆如此扮演歷史角色，讓後人看來不像是一個明白人所做的事。

後者賀副總理且賀元帥，竟也堅信大躍進的神話，並積極參與整治彭德懷的活動，甚至把後者與他閒聊時講的一些話也當做錯誤言論告發了(4)，使之成為彭將軍的一條“罪證”。然而，歷史也不厚待此公。事過七年後，賀某也跌落到彭將軍的地步上，甚至跌落得更慘，被關押兩年半就去世了，死在彭之前。後人讀到這段歷史，除了對毛過河拆橋感到憤憤不平外，對賀的榮辱升降也不免生出些疑問來：你賀老總也多少有些元帥風骨，做事怎能這樣小家子氣，看問題也怎能看不出這一點：他老毛既然能夠把全軍戰功最大的彭元帥整倒，那麼也能夠翻過手來把你這個排行老五的賀元帥收拾掉，而且收拾起來要容易得多。賀某這種助毛整人又為毛所整的歷史結局，讓後人看來也覺着他不怎麼明智，至少不比彭明智。

又顯然，彭德懷比另外一些人勇敢，例如比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等人要勇敢得多。因為，這些人也看出了問題，甚至看得更充份些；但是，他們沒有能夠像彭德懷那樣痛痛快快地說出來，沒有能夠像彭德懷那樣敢於扭住毛澤東不放而非要討個明白說法不可。尤其是當毛澤東決定要整倒彭德懷時，這些共和國大員們不僅沒有勸阻他，反而屈服於他的壓力，助其為虐，落井下石，置彭大將軍於孤立無援、被動挨打的境地。

尤為可悲的是，彭將軍上書既是替中國的老百姓說話，也是替他們這幾位常在老人家面前行走的人說話，說他們想說而不好說或不敢說的話。他本是替這些人說話，結果卻代這些人受過，甚至為這些人所毀。

彭德懷官在國防部長任上，主要管的是軍事而不是經濟。在出席廬山會議的中共高層官員中，就數他老彭管的事離會議原定內容最遠。對於當時國家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他不會比周恩來、劉少奇、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了解得更多、更具體。可會議的實際情況是，也就數他這位管軍事的將領談經濟問題談得最來興致、最為透徹。

很顯然，彭將軍於廬山上大談經濟問題，是在為別人擔載，替別人着想。據《彭德懷傳》記載，“彭德懷曾對人談過他在寫這封信前的一些考慮：他知道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對當時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都有覺察和擔心，但他認為劉少奇不便講；周恩來剛被批了‘反冒進’不能講；陳雲、鄧小平在山下沒有機會講；只有他來談談比較適當。”(5)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們看到這個“比較適當”的實際結果後，不能不覺出這段話中隱有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襟懷。

廬山會議開到7月23日前，彭將軍比一些人聰明而說的話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比另外一些人勇敢而說的話也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接下來就是等待了。

不久，從“美廬”這所整個廬山中最具神秘性、最顯幽深感的房子裡閃出一個胖大身影，急沖沖而來，要向彭將軍索取說聰明話、說勇敢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共歷史上一場最荒唐、最富有戲劇性的批判會揭幕了。

註解：

(1)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33-134頁。

(2)引自《彭德懷自述》，第206─207頁。

(3)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務印書館1959年中文版，第17頁。

(4)參見：同(1)，第144頁。

(5)參見《彭德懷傳》，第601頁；參見：同(1)，第129頁。

【22】

1959年7月23日晨，住在廬山牯嶺一帶別墅里的“神仙”客們接到通知：上午開大會，主席要講話。對此，他們既感突然，又不感突然。

說突然，這是臨時改變會議議程，連那幾大常委都未能預知。(1)

說不突然，會開到這個時節，主席也該出來講話了。早先開的是“神仙會”（毛澤東語）：會外，嶺上嶺下，遊興大作，詩風勁吹；會內，雲里霧中，閃爍其辭，不得要領。如此會況，急壞了那位上山想談實事不想當神仙的彭將軍，急得他一時性起，抓起筆來寫了一通自己想說的話，並以信的形式呈遞老人家。後者則將此信印發出來，要大家開會議論。可是，大多數“神仙”仍是語焉不詳。他們很為難，不說不好，開會豈能無話；說也不好，不知主席用意究竟如何。於是，諸“神仙”一面指指點點彭總的意見，一面又不時轉過頭來張望“美廬”的動靜，回眸中自有幾分期待：虎已嘯，龍豈能不吟？

老人家終於出來講話了，並一發而不可收。(2)

開場白，別具風格：“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

話一出口便帶幾分情緒：一個想什麼時候開會就什麼時候開會、想講多長時間就講多長時間的人，居然也懇請別人聽他講話。說是要“講個把鐘頭”，結果一講就講了三個鐘頭。說是吃了三次安眠藥都“睡不着”，如果睡着了又怎樣？無疑會議將推後，重大事件日期將改寫，而大多數與會者也不至於如此倉促赴會。可見，此人給其黨史留下的痕跡太個人化，也太隨意。

結束語，風格別具：“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就舒服了。”

用詞不雅，但道出了某種真實的情狀：從字面上看，道出了一個便秘患者終於能離開馬桶時的感覺；從話里含義來說，則道出了一個“與人斗其樂無窮”者在向對手作出打擊後的心態。不過，他舒服了，別人就不舒服了。據李銳回憶，他們當時的感受“無異于晴天霹靂，悶頭一棒。”(3)顯然，在此公那種“拉出來就舒服”的感覺中，包含着讓對手聽進去就大大不舒服的預期。他的“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境界，是以讓對手其苦無比為鋪墊的。

從結構上看，毛講話與彭德懷《意見書》相似，都是不對稱的，都有前後兩個不成比例的部份：前部份有條件地贊成對方，篇幅較小；後部份則嚴厲地批評對方，篇幅較大，是整個結構的重心所在。

從這裡也可看出我們民族禮儀文化或面子文化的某種特點：即便馬上就要狠狠地打將起來，也不忘禮數，不忘先客氣一番，說聲“承讓”。不過，比起彭信，毛講話的結構不對稱性要更突出些，前部分輕描淡寫，後部分濃墨重染、肆無忌憚。

講話一開始，毛公就批評那些較“左”的人，說他們“一觸即跳”，聽不得壞話；轉而又要他們“硬着頭皮頂住”，“無非是罵祖宗三代”，勸他們要養成聽得下壞話的“習慣”。這一段言詞話裡有話，說是批評，實為呵護。不難想象當時台下那些聽眾的神情，快樂“神仙”成了煩惱羅漢，一臉子迷惑。

接下來，毛公開始批評那些離右派“只差三十公里”的動搖份子。彭德懷的意見開始有了正式答覆，並且是沒完沒了的答覆。

毛公先說自己，說他現在與年青時有些不同，那時“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現在學會了聽，硬着頭皮“聽他一兩個星期”；不過，有一點自始至終沒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

毛在實際使用這個原則時，不僅做到人若犯他，他必犯人；而且做到人若犯其一，他必報之十，翻番倒算，加倍返還。彭僅在廬山以個人名義向他提意見，他則在長達十餘年間發動整個中央以至全黨全軍全國來對彭進行聲討。前者只說得他不中聽，他卻整得人家不能過。在他這裡，不僅有文章結構的不對稱，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對稱。他可以負人，人不可以負他，頗有些曹孟德氣度。

彭寫信給他個人，他卻把這信公諸大會，讓眾人來評頭論足，說長道短。彭為此火冒三丈，質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干。他答道：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彭聽後，或因不善辭令，或因氣糊塗了，竟一時語塞，答不上話來。(4)

其實，彭很在理上：不錯，我沒有講不要印發，但我也沒有講要印發，不印發至少有一半理，故在發不發時你也應該問我一下；何況這事關重大，就更應該左右掂量了；再說咱們同志相識數十年，住所相距數百尺，通個氣，打聲招呼，不至於太難。

毛澤東的辯解無疑是一種言不由衷且很難站住腳的託詞。按照他答覆彭的意思：如果你彭德懷在信上註明，此書信僅供我一人閱，請勿外傳，那麼，我老毛也會遵囑照辦。好像偌大個事只怪老彭少寫了幾個字。

這種假設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彭德懷不可能加上那麼一句話。這不合常理常情，尤不合彭將軍那種坦蕩性情。何況他給毛澤東寫信，既不屬暗中密報，也不為私下交易，沒有必要畫蛇添足，加上這麼一句故作神秘、不倫不類的話。其二，即使彭將軍寫上諸如“勿得外傳”之類的話，收信者也未必不把它公諸於外。毛何許人？為了“革命需要”，什麼做不出來。

彭德懷只是在小組會上批評毛澤東，毛澤東則開大會批判彭德懷。他除了在7月23日大會上正式批彭外，接着又在8月2日、11日、16日召開的全體中央委員會議上，繼續對彭及其支持者冷嘲熱諷，給他們上綱上線。他還於7月31日、8月1日召開常委會，糾合其它中共頂尖人物，聯袂整彭，一起來翻彭的歷史老賬，數落彭的這個問題那個問題。

在整彭德懷過程中，儘管有不少人打小報告、吹耳邊風、獻計獻策，但主要導演者還是毛本人。他首先設陷，拋出彭信；繼而緊逼，又是講話又是批文；最後開中央全會做結論，把彭等打為叛臣。

7月16日，毛拋出彭的信，責成會議討論。在7月23日前，會議討論彭信的總體情況是：極少數人或完全贊成，或完全反對；大多數人都基本同意，只是對其中一些較尖銳的提法有異議。(5)

到了7月23日，毛親作批彭講話，一人扭轉整個會議形勢，促使多數與會者改變態度，開始批評彭總。在7月26日前，大家的態度還比較冷靜，批評的語氣較緩和，會議的氣氛也較正常。(6)

到了7月26日，毛作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7)於是，會議批判升級，將彭德懷等人的犯顏直諫，指責為有組織的反黨活動。這又是一人燒火，大家發熱。

其後，毛繼續作講話、批文件，調子越唱越高，口氣越說越重，甚至親自扣帽子。像“猖狂進攻”、“軍事俱樂部”這類熱得燙人的詞，均出自他的口。

可以說，在整個批彭過程中，每個關鍵場合都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身影，每個關鍵時刻都可以聽到老人家的聲音。無怪乎當年受害者之一李銳在回顧這段歷史時，稱此人所作所為“無不直接起着如鼓風機對高爐升溫的作用”。(8)

彭德懷批評毛澤東時，有什麼問題談什麼問題：談其事，有失敗也有成功；談其人，有長處也有短處。輪到毛批評彭時，則全盤否定：談事，一團漆黑；談人，一無是處。

彭說毛在經濟上犯了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毛則反斥彭在政治上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惡毒攻擊和誣衊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以及中央和軍委其它領導同志”。

彭說毛領導作風專斷，聽不得反面意見，毛則反譏彭“最不民主，最專制”，對下粗暴、專橫，“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並且還“鬧獨立王國”，組織“軍事俱樂部”，“進行宗派主義分裂黨的活動”。

毛的這種反彈，何止是“一觸即跳”，更像是“跳起來就打”，“打起來便往死里整”。

然而，厲害不等於有理。毛對彭的反彈實為霸道，而彭對毛的批評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毛澤東被彭德懷所批評的錯誤，是一種很可能要貽笑千年的錯誤。如放“畝產13萬斤稻”的衛星、訂“1974年鋼產４億噸”之計劃，都將成為歷史大笑料。

毛澤東在拒絕彭德懷批評後所繼續犯下的錯誤，是一種很可能要留罵千古的錯誤。如國民經濟倒退十年、人口損失數千萬，都是我們民族的大悲劇、大慘禍。尤其是在和平時期且正常年景下，一次性餓死那麼多人的慘況，肯定是前無古人，並很可能是後無來者的。

另外在思想上，彭德懷只是批評毛方法不當，毛澤東則反過來斥責彭立場反動。

彭說他“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則反斥彭掛着馬列主義招牌，“實質上一腦子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資產階級的極端虛偽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並且還有某些封建殘餘思想”。

彭說他有“主觀主義”的傾向，他則反譏彭有“資產階級的經驗主義和唯我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

據李銳記述，在8月1日常委會上，毛澤東專門批了彭德懷的所謂“經驗主義世界觀”。(9)他對彭說：你的世界觀是經驗主義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你本來就不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也不真正懂得什麼是經驗主義。可問題是，你“還不知道經驗主義是何物”，就承認自己是經驗主義，豈不無知；還不懂得經驗主義是非馬克思主義，就覺着講經驗主義會“舒服點”；殊不知，這是涉及宇宙觀和方法論的，是“不好隨便承認的”。左一個“你不懂”，右一個“你不懂”，在不到五千字的講話記錄稿中竟出現7次之多。

與此相應，他還擺出一副你不懂我來告訴你的姿態，大談馬克思主義ABC，並不時引一些聽講者未必熟悉的外國人的名字和歷史上的故事。言辭間多有對彭的輕蔑與嘲諷，以伶牙欺剛正，以利齒辱厚重。

實際上，毛所說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許多問題。他指責別人不懂許多東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這些東西。

比如，他說經驗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還說得過去；但又說經驗主義“是指馬赫唯心主義經驗論”，就不準確了。因為，經驗主義是一外延較大的概念，不僅包括馬赫哲學，而且包括其它哲學，上自古希臘普魯泰戈拉哲學，中有英國經驗論，下至本世紀邏輯經驗主義哲學。，馬赫哲學只是經驗主義一種，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故不等於經驗主義本身。我們可以說馬赫主義是經驗主義，但不能說經驗主義是馬赫主義。這就如同可以說男人是人而不能說人是男人一樣。

另外，毛還告誡彭德懷，“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系”。這一說法也是有問題的。按毛屢屢引為權威的那些經典作家的說法，在經驗主義哲學中，既有唯心主義派別，也有唯物主義派別，後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馬克思稱培根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10)；恩格斯則稱霍布斯為“第一個現代唯物主義者（18世紀意義上的）”(11)；列寧則說，從洛克出發，既可以“走向唯我論”（貝克萊）；也可以“走向唯物主義”（狄德羅）。(12)因此，把經驗主義斷然認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系”，頗為勉強。

再者，毛所引用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是列寧的一部很有局限性的哲學著作，在許多方面落後於當時的學術進展。例如，列寧對當時業已出現的相對論、量子論等重大科學突破知之不多，卻十分斷然地去批判那些與上述科學成就有密切關係的哲學學說，從而使該書成為一本過於政治化、過於黨派化的哲學文獻。

當然，毛也不完全有失謙虛風度，畢竟還承認，“我也不懂多少理論，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讀很多書。我書讀得少，是些什麼意思，大體懂一點。”可問題是，他雖然“只是知道一些”，但不妨礙自己好為人師，不妨礙自己在彭將軍面前以及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

又如，他屢屢嘲諷彭德懷不懂馬克思主義，尤其不懂歷史唯物主義。那麼，他自己又懂得多少呢？誠然，我們不能說他完全不懂這一學說。他好歹也是上了“馬恩列思毛”排行榜的，是入了“世界無產階級偉大導師”之列的，是在馬氏宗祠中享有一塊牌位的。不過，稍加審視，就會發現這位中國導師與那些外籍導師有許多不同之處，比如他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理解就與馬克思本人的理解不一樣，甚至很不一樣。

在毛看來，階級鬥爭學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內容，“階級鬥爭是歷史唯物主義範疇”；有時兩者就是一回事，講階級鬥爭就是講歷史唯物主義。他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13)這段話對於許多中年以上的中國人來說，不會很陌生。它曾被收入在那本“小紅書”中的顯着位置上（《毛主席語錄》第二篇第一條），曾被千百萬“革命群眾”反反覆覆誦讀過。

然而，在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原創者那裡，有着與毛不同的說法。馬克思曾十分嚴肅地聲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他發明的，而是資產階級學者首創的：

“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4)

在這一段話中，談及與談話者本人有關的階級鬥爭一詞，只有一處，即談話者本人所稱的第二點“新貢獻”；並且，這一“新貢獻”的主要之點，僅在於指出階級鬥爭最終結果如何，即“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不在於揭示階級鬥爭本身性狀如何。

那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版本究竟如何呢？按一般公認的說法，就是創始者本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寫的那一段話：“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15)

在馬克思這一段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總結性陳辭中，也沒有提到階級鬥爭一詞，只提到了一下與它有些相近的“社會革命”一詞，並且，所談重心也僅在於揭示社會革命發生的原因如何，即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生對抗性矛盾，而不在於闡述社會革命本身的性質如何。馬克思的這一表述，對於動輒就向人們揮舞“階級鬥爭─歷史唯物主義”大旗的毛澤東來說，不能不說是很遺憾的。

不過，從上述毛澤東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中，可以看出此公那種我行我素、不落舊套的個性來。他是以“六經注我”的方式來對待馬克思這位“全世界無產階級”最高導師的，不是按照馬克思的本義來理解馬克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理解乃至塑造馬克思。

他自己覺着“與人斗其樂無窮”，於是就到馬克思那裡去尋找這方面的東西：不合其意的，即使連篇累牘，也視而不見；合乎其意的，哪怕只言詞組，也要大加發揮，以至搞出了一個大講階級鬥爭的歷史唯物主義，一個不倫不類的馬克思學說，一個能把彭將軍腦袋侃得發暈的高深理論。

註解：

(1)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64頁。

(2)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其中，毛澤東7月23日大會講話，見第165─176頁；毛澤東7月26日指示，見第196頁；毛澤東7月26日作《對於一封信的評論》，見第196─197頁；毛澤東7月29日大會講話，見第207─208頁；毛澤東7月30日召集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見第209─210頁；毛澤東7月31日常委會講話，見第216─225頁；毛澤東8月1日常委會講話，見第226─259頁；毛澤東兩次常委會後留列席會議的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見第259─260頁；毛澤東8月2日大會講話，見第263─267頁；毛澤東8月2日給張聞天的信，見第267─268頁；毛澤東於會議期間若干批語，見第268─275頁；毛澤東8月11日大會講話，見第326─333頁；毛澤東8月16日大會講話，見第344─351頁；另參見《彭德懷傳》，第三十三、三十四章。

(3)引自：同(1)，第176頁。

(4)參見《彭德懷傳》，第612頁。

(5)參見：同(1)，第135─136頁；參見：同(4)，第603頁。

(6)參見：同(1)，第180頁。

(7)引自：同(1)，第196頁。

(8)引自：同(1)，第268頁。

(9)引自：同(1)，第227─237頁。

(10)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文版，第163頁。

(1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10.27）》，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703頁。

(12)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85─86頁。

(13)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載《毛澤東選集》豎排合訂本，第1491頁。

(14)《馬克思致約﹒魏德邁（1852.3.5）》，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第509頁。

(15)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2─33頁。

【23】

毛澤東對彭德懷除作了上述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外，還作了許多歷史批判。彭批評毛與毛批判彭，都是“對事也對人”。不過，前者的批評只是針對此一時的事和人；後者的批判既針對此一時的事和人，又針對彼一時的事和人，將前前後後三十一年（1928─1959）間的事和人都翻出來數落一番。

通觀廬山批彭言論，毛主席三番五次講話、眾大員七嘴八舌幫腔，其間最有談論內容且最顯談者品性的話題，莫過於清算彭將軍歷史舊賬了。算賬者，翻箱倒櫃，東拉西扯，扯出了幾十年間的黨史；泄憤者，敞其私處，傾其積怨，流露了許多心底的東西。

7月23日，毛在其第一次批彭講話中就指出(1)：“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不過，他此次只是籠統說說，沒有具體說明有哪些個“關鍵時”，是怎樣個“不堅定”。

此後，毛澤東頻頻講話，對上述提法詳加說明。尤其在兩次常委會（7月31日，8月1日）上，毛唱主角，其它幾位常委當配角，對彭德懷數十年歷史作了全面清算。

毛所謂“關鍵時”，主要指中共黨內重大路線鬥爭時期。在7月23日講話中，他說中共黨史上有四條錯誤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此為粗算。在7月31日講話中，他又說中共黨史上有八條錯誤路線：五次右傾路線，即陳獨秀路線，羅章龍路線，張國燾路線，第二次王明路線，高饒路線；三次左傾路線，即瞿秋白路線，李立三路線，第一次王明路線。此為細算。8月16日，他主持通過八屆八中全會有關決議，判定彭德懷等人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此又為新算。

毛所謂“動搖”，是指中共黨內一些人在上述錯誤路線泛濫時或推波助瀾或隨波逐流。其中，動搖於右傾路線者，或搞階級妥協或另立山頭，易犯投降主義或分裂主義的錯誤；動搖於左傾路線者，超越客觀實際而盲動蠻幹，易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在毛所歷數的這九次錯誤路線中，有三次與彭牽扯不上。彭1928年春入黨，同年夏起義，故與在此之前發生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和“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無緣。彭起義後便率軍縱橫湘贛邊區，故又與在白區中發生的“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無緣。其餘六次路線鬥爭均與彭有或多或少聯繫。

毛總體評價彭：自加盟革命後，大多數“關鍵時”都“動搖”，大多數路線錯誤都有份，在六次路線鬥爭中有五次犯錯誤，或犯左傾錯誤或犯右傾錯誤，或負跟隨之責或負領頭之責。

即便是彭唯一一次站在正確路線方面的作為，也很難容於毛，很難為他稱道。在這次路線衝突中，彭支持毛反對“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毛承認彭的基本立場沒有錯誤，但認為彭的方式方法很成問題。

據《彭德懷傳》記述(2)，當時，張國燾依仗四方面軍槍多人眾，企圖脅迫疲奔萬里且破衣爛衫的一方面軍聽從他指揮。值此關頭，彭主張先扣押四方面軍領導，使其失去指揮，再謀脫身；毛則決定先不露聲色，穩住對方，再夜半起身，不辭而別。

事隔二十餘年後，毛在廬山翻出此事，嚴辭批道：“四方面軍錯在張國燾，是階級異己分子，同他作鬥爭，應當在黨內鬥，不能用武力。但長征中彭德懷提議過用武力解決，這是資產階級、封建集團互相吃掉的辦法，無產階級不能用這個辦法。”（8月16日講話）。

到頭來，毛還是把彭在此次路線鬥爭中所作所為給否定了：雖沒犯支持“右傾路線”的錯誤，卻犯了反對“右傾路線”不當的錯誤；雖不是熱心追隨“張國燾路線”的人，卻成了熱衷使用“反動階級方法”的人。事實上，毛在此次路線鬥爭中，既靠葉劍英截取電報而獲知隱情，也靠彭德懷調動三軍團護衛而得以脫身。事過境遷，他只記前者密告之功（竟於廬山會議上數次念叨此事(3)），不提後者保駕之勞，甚至向其潑髒揚灰。

在毛給彭開出的歷史賬單中，除記有他在“張國燾右傾路線”發作時有過不軌想法外，還記有他在“李立三左傾路線”發作時動搖過，打過大城市長沙；在“王明左傾路線”以及“王明右傾路線”發作時跟着幹過，並且很賣力氣；在“高饒右傾反黨聯盟”中也有一席位置，實為“彭高聯盟”；在此次廬山會議上又向党進攻，成為“彭黃張周右傾反黨集團”首領。顯然，毛的這本舊賬單是夾有他的許多個人成見的。

毛澤東盛年時在黨內的最大競爭對手莫過於王明了。他曾被王的路線執行者解除兵權而靠邊站，並被王本人及其同道廣證博引“馬恩列斯”原著而反襯得十分土氣，以至被譏諷為“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多少理論的“狹隘經驗主義”者。不僅如此，他辛辛苦苦拉起的隊伍、打下的地盤，也幾乎被王的路線執行者丟失殆盡。

因此，對於“王明路線”，毛澤東不論於公還是於私都是深惡痛絕的。似乎可以這樣說：能否堅決反對蔣介石是區分共產黨與非共產黨的標準，能否堅決反對王明則是區分中共黨內毛派與非毛派的標準。毛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卻另闢天地搞起曠日持久的整風運動來，為的就是要在黨內肅清王明的影響，打擊非毛派的氣焰。八年抗戰，竟有四年整風；中共大部份高幹都在此運動中痛作檢查，自貶自損。

對於王明路線，毛澤東不僅當時狠狠整治，而且事後耿耿於懷，久久不能釋然，一有機會就翻出來批一通，既批“王明路線”本身，也批與“王明路線”有牽連的人，其中包括彭德懷。毛指責彭跟隨王明路線跟得很緊，先是支持王的“左傾路線”，後又支持王的“右傾路線”。

就實際情況看，毛對彭的批評不能說毫無根據，但可以說以偏概全。彭確實支持過“王明路線”，也確實反對過“王明路線”，並確實很堅決很有效地反對過“王明路線”。可是，毛只說前者，不提後者。

當“第一次王明路線”以“左”的面貌肆虐中央蘇區時，彭德懷最初支持過它，但後來發現它在軍事方面有嚴重錯誤，便斷然改變態度，指着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當時紅軍“太上皇”─的鼻子，臭罵其無能無恥，“崽賣爺田心不痛”。怒吼之後，他包起衣服，準備坐牢，準備被殺頭。(4)此時毛澤東正在蘇區南線會昌城外賦詩填詞：“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5)

當“第二次王明路線”又以“右”的面貌影響抗日統一戰線時，彭德懷也曾經響應過它，積極指揮所部作戰，以策應由國民黨主持的正面戰場，並與許多國軍高級將領如程潛、衛立煌、孫殿英等建立了較為溫和的協作關係，但後來發現一些國軍惡待共軍，不是刁難就是搶奪，便暴跳如雷，堅決回擊。在人家國統區里，他竟把國民黨特務捆起來問罪其上司。在自家根據地中，他又一下子吃掉磨擦將軍朱懷冰部二個師一萬餘人。彭德懷在做這些事時數度穿行於國統區，屢涉險地；此時毛澤東正安坐後方窯洞，奮筆疾書。

彭德懷晚年談到自己在歷次路線鬥爭中表現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從這裡也認識到自己見事遲，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開始總是模糊的，一定要問題發展到明顯的時侯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開始分支在手腕處，我要等到五個指頭擺出來時才認識的。”(6)由此不難看出這位工農將軍有其憨?可愛的一面。他承認自己對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缺乏先見之明，但也有意無意地辯解道，自己畢竟能把一些已暴露出的問題看個明白，還有一些後見之明。

可是，毛只抓住他沒有先見之明的方面，不承認他還有後見之明的方面；只強調他前面做錯的事，不重視他後面改正的事；只過於渲染他的過失，不充份肯定他的貢獻。從這裡也可看出毛處世為人的一些特點：對於那些有負於自己的人和事的記憶，比起那些有益於自己的人和事的記憶，要牢固得多、深刻得多。此公是一個得罪不起的人。

在毛給彭算出的一筆筆歷史舊賬中，較重者，除了上述逢“關鍵時”便“動搖”外，還有所謂“與我關係三七開”，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這筆賬先是在7月31日會議上列出，後又在多次會議上演算，最後公布全黨。

毛澤東歷來把自己看作是黨的正確路線代表，因此，既已認為彭德懷屢屢站在錯誤路線一邊，就應判定彭屢屢站在他的反面，大多數場合都與他作對。可是，毛這種算法過於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小處顯智而大處露愚。

據說，朱德在目睹廬山整彭這一幕醜劇後，說出一句痛心疾首的話：誰還會相信我們曾在一個碗裡吃過飯？

不知這位老將軍有沒有意識到，他所抱怨的恰恰是毛所希望的。毛希望人們獲得這樣一個印象，即他和彭原本就不大在一起吃飯，不大用一個碗，聚餐時短，分餐時長。道理很簡單，既然把彭的歷史說得大有問題，就應把自己的歷史說得與前者分開乃至對立，從而能夠在否定前者的同時把自己解脫出來。

然而，就歷史事實來看，這種解脫很成問題，表面上是在解脫自己，實質上也在否定自己，即在否定彭的歷史的同時，也在或多或少地否定毛的歷史。

縱觀中共戰史，彭德懷戰功最大。十大元帥排名一號的朱德在彭落難時說過一句公道話：我們最難走的路是他走的，我們最難打的仗是他打的，要講艱苦卓絕沒有人能比得上他。朱說了實話。

第一次國共戰爭時，中共最能打硬仗的部隊是他統領的。如1930年夏長沙之戰，他率紅三軍團以八千之兵擊敗三萬之敵，並一鼓作氣攻下湖南省城長沙─紅軍在十年內戰期間所攻下的最大城市。

又如1933年3月江西草台崗之戰，他率紅三軍團擔任主攻，奪下霹靂山敵主陣地，匯合友鄰部隊聚殲敵第十一師大部。該師為陳誠起家部隊、精銳之旅，其餘部後來發展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第十八軍。

再如1933年9月福建芹山之戰，他指揮所部殲滅蔡廷鍇的從未打過敗仗的、曾和日本人較量過的第三三六團，並且是以一個團兵力殲滅一個團兵力。這同毛澤東和林彪的那種集中優勢兵力的打法頗為不同。

抗日戰爭時，中共所打的最大戰役百團大戰是他指揮的。此役他調集一百零五個團兵力，在敵後數千公里交通在線，同時展開破襲戰，接着拔據點，再接着反掃蕩，共殲敵數萬，從而改變了國人乃至敵人關於“土八路”不能打大仗的看法。

第二次國共戰爭時，中共敵我兵力最為懸殊的戰區即西北戰場是由他經略的。戰端初開時，彭部僅為二萬餘人，敵方則有二十餘萬人。並且，前者重武器根本沒有，輕武器缺少彈藥，糧食常為吃下去拉不出屎的黑豆；後者為蔣介石嫡系部隊，其主力前身是蔣北伐起家的國民革命第一軍，號稱“天下第一軍”，其統帥胡宗南為蔣最得意的黃埔弟子，屬“天子門生”，故軍中兵員充足，裝備精良。兩軍對陣結果，彭部屢戰屢勝，胡部喪師失地。

朝鮮戰爭時，當代世界武器裝備水平差距最大的戰爭也是由他擔當主角的。美軍驍將李奇微曾概括志願軍打法為“月光攻勢”和“四五天攻勢”(7)。因為沒有制空權，志願軍只能於夜晚活動，故常選擇月明之時進攻。又因為缺乏後勤保障，志願軍僅靠人體所能承負的戰鬥給養發動進攻，故其攻勢不超過一星期。即使在這種惡劣裝備條件下，彭德懷也能率軍先是驅使世界頭號強國的軍隊退走幾百里，繼又頂住後者發動的陸海空立體式反攻。

此外，還有以往人們不大提起的一點，就是在中共武裝力量系統中，幾乎所有“山頭”的部隊都先後被彭直接指揮過。在中共眾多高級將領中，彭這一經歷是絕無僅有的。

例如，老底子為“紅一方面軍”的部隊，他在中央蘇區、長征路上、黃土高原上直接指揮過。該部抗戰時改編為八路軍115師暨山東軍區和晉察冀部隊，後來分別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四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

又如，老底子為“紅四方面軍”的部隊，他在太行山上直接指揮過。該部抗戰時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暨晉冀魯豫軍區，後來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

又如，老底子為“紅二方面軍”的部隊，他先後在華北、西北直接指揮過。該部抗戰時改編為八路軍一二０師暨晉綏軍區，後來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

再如，老底子由紅軍主力長征後留下的“南方八省游擊隊”組成的部隊，他也在朝鮮戰場上直接指揮過。該部抗戰時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次國共戰爭時與山東軍區一部合編為華東野戰軍，後又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其中第20、21、23、24、26、27軍（即華東野戰軍第一、二、四、六、八、九縱隊，多為主力縱隊）先後入朝作戰。

毛澤東雖為中共軍委主席，但對各地戰事籌劃，多是坐鎮戰場之外，多以電報傳令，多為間接指揮，而不象彭德懷那樣親臨各軍前線，既以電報也以電話乃至喊話傳令。更有甚者，彭職務在軍師長之上，但其指揮位置常在軍師長之前，有時竟跑到團部、營部乃至連部。

以上僅為簡述，但已不難看出：彭德懷個人的歷史是與中共軍隊的歷史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並且是與其中較為重要且較有光彩的部份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說，一人生涯，半部軍史。

因此，如果過分歪曲彭德懷的歷史，就會不可避免地殃及中共的軍史，就會使後者中許多光彩篇章變得模模糊糊、不明不白，就會使後人在閱讀該軍軍史時，或弄不明白許多重大戰役的真相，或突然發現許多光輝業績竟是由一個不良份子領着做出來的﹗

例如，自1959年後，在記述中共西北解放戰爭史的文獻中，就很少出現彭德懷的名字了，以致給後人造成這樣一個印象，仿佛是毛本人直接主持這一戰事的。這是弄虛作假的。

曾有西北野戰軍老戰士杜鵬程寫了一本小說《保衛延安》，寫出許多歷史事實。1954年，該書出版，印數近百萬冊；1959年，該書被停印；1963年，文化部發“〈63〉文出密字第1394號通知”：停售和停止借閱此書；1964年，文化部又發“〈64〉文群密字216號補充通知”：就地銷毀此書；1966年，“文革”開始，作者本人“大禍臨頭了﹗抄家、批鬥、遊街、示眾、蹲牛棚、勞動改造……”。(8)

又如，在中共軍史中，1928年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意義重大：其一，振奮了處於革命低潮時的中共黨人的精神；其二，誕生了一支能征善戰的紅軍隊伍─堪稱紅色“湘軍”。然而，廬山批彭竟把此舉說成是一次個人投機行動，即彭德懷以此“入股”革命，頗有個人“野心”地想“參加革命做大事”(9)。這是過河拆橋的。

同樣道理，毛澤東如果過份貶損彭德懷的歷史，過份否認他與彭的聯繫，就會不可避免地殃及他自身的歷史，就會使有關他自己的那種馬背君主生涯的記述顯得大有問題：或因過份排斥彭將軍，而使自己的一些歷史經歷顯得模模糊糊；或因過份貶低彭將軍，而使自己的一些歷史作為顯得黯然失色。前者可從五九年後中共對有關西北解放戰爭史文獻處理中看到，後者可從下面這樣一個事例中看出。

在廬山會議上，毛多次指責彭抗戰時大鬧獨立性：“重大問題自己干自己的，可執行可不執行。可執行者，自己意見同上級意見相同的；不執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會議做了決議也不服從中央方針。到華北軍分會另發指示。”“華北軍分會作的是根本違背中央方針的決定。”（8月1日講話）

抗戰時，彭將軍在華北主事六年整（1937年9月至1943年9月）。前二年多時間（1937年9月至1940年4月），他與朱德將軍共同主持八路軍前方抗戰大業，並因自己年富力強而做了較多的事。後三年多時間（1940年4月至1943年9月），亦即華北敵後抗日戰爭最為艱苦且最為輝煌的三年時間，朱返回延安，彭獨挑大梁，當家八路軍總部，集黨、政、軍、民、財五大權於一身。

我們既已知道彭德懷在抗戰中的實際地位，即全權主持中共華北抗戰大局；也已知道毛澤東批彭將軍的主要說法，即“根本違背中央方針”，“自己干自己的”；再將兩者連接起來推證，便可獲得一個相當簡單的三段論：

前提一：華北抗戰大局為彭主持；

前提二：彭有背中央有背毛澤東；

結論是：華北抗戰大局與毛澤東的中央沒有多大干係。換句話說，毛的英明決策或光輝思想，對華北抗戰至少對彭當家太行山時的華北抗戰沒有多大影響。

如果再考慮到，在中共整個抗戰大業中，華北八路軍占七成以上，而華中新四軍、東江縱隊以及東北抗聯加在一起僅為三成；那麼，又連帶出一個結論：在中共整個抗戰大業中，毛澤東的中央不起主導作用。

問題到此還未結束，如果再進一步考慮到，毛澤東還曾抱怨過，由項英主事的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前（1937年12月至1941年1月），也向他領銜的中央大鬧獨立性，不聽延安指揮，自行其事；那麼，再連帶出一個結論：毛的中央曾一度既不影響華北抗日之大局，也不影響華中抗日之大局。於是，毛本人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為成了問題，似乎一度游離於中共抗日大業之外。這一點連他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承認：“那時侯，新四軍在項英手上，八路軍在彭德懷手上，連陝西省委都不聽話”，於是，“延安成為留守處”。（8月11日、16日講話）

平心而論，上述逐步退減論證，對毛過於苛刻了。可是，這不能怨怪別人，只能怨怪他自己：搞黨內鬥爭，過於歪曲政敵，過於貶損政敵，結果殃及自身；吵起架來，只求痛快淋漓，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而不考慮是否自圓其說。他本是朝政敵潑髒揚灰，結果也連帶着把自己弄了個灰頭土臉。

毛澤東在倒算彭德懷歷史舊賬時，還有一個“三國志”說：

“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7月31日講話）

此話較難理解。既要愛國，又要讓外國人多占自家國土，世上哪有這樣的愛國。這不免使人覺着說此話者本人大有問題：或有氣節問題，或有神智問題。可仔細審察，兩者都不是：毛澤東真心愛國，不容懷疑；毛澤東頭腦正常，也不容懷疑。顯然，毛澤東話中藏有隱情。

這個隱情主要藏在“三國志”這一說法里。準確地講，不是“三國”，而是兩國三方：中日兩國，國共日三方；中日為敵，國共明為盟暗為敵。每一方都要同時處理與另外兩方的關係，從而使三方間關係異常複雜。

就中共方面說，可以向日本人奪地盤，即建立敵後根據地；但不能向國民黨奪地盤，否則就是破壞國共合作抗日大業。換句話說，日本人占領區越大，共產黨人建立敵後根據地的範圍及其合法性也越大。常有這種情況：日本人在前面驅趕國民黨中央軍，共產黨八路軍以及新四軍則跟在後面擴大自家根據地。因此，毛所謂“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實為“讓日本多占地才愛黨”。

從一黨之利來說，共產黨希望日本人多打國民黨。因為，除了上述可以擴大根據地外，還可既減輕自己身上的壓力，又削弱國內競爭對手的實力。不過，共產黨也不希望日本人徹底打垮國民黨。這除了出於中國人的良心外，還由於國民黨中央軍的存在能夠牽制住侵華日軍的大部份主力師團。

同理，國民黨也希望日本人多打共產黨。這也會既減輕自己身上的壓力，又削弱國內政敵的實力。並且，它也不希望日本人徹底打垮共產黨。因為，後者在華北、華中拖住了侵華日軍的許多有生力量、以及偽軍的絕大部份力量。

從日本人角度看，國共兩黨都要打擊，並且都要徹底打垮。至於哪一個予以先打或後打，哪一個予以重打或輕打，則視情況而定：如果想奪取更多城市、更多交通樞紐，自然要多打、重打國民黨；如果想肅清後方、掠奪占領區資源，則要多打、重打共產黨。

然而，若讓超越黨派利益的老百姓來看，若讓沒有歷史積怨的後輩者來看，既不希望共產黨受到日本人重創，也不希望國民黨受到日本人重創，更不希望國土讓日本人多占；與其讓日本人統治，勿寧讓中國人統治，管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實際上，就中共自身來說，既有這種理論，即所謂“此時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的說法；也有這種實踐，即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拖住了大量原準備向國民黨統治區進攻的日本軍隊。

基於以上看法，多數中國人不會贊成毛對彭的批評，不會贊成他的“三國志”說法，尤其不會贊成他所謂“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說法；相反，會對彭將軍發動“百團大戰”這一抗日之舉抱有深深的敬意。

讀到毛澤東的“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的話，自然想到蔣介石的“攘外先安內”的話。兩者用詞不同，但涵義相近，都把黨派利益看得過高過重。兩人心裡都想，要抗外敵，先反內敵。蔣公想的是，要反日本，先剿紅軍。毛公想的是，要打日本，先趕蔣軍。

不過，毛公所做還不止於此。他不僅是，要攘國外之敵，先安國內之爭；而且是，要攘黨外之敵，先安黨內之爭，要打日軍蔣軍，先反左傾右傾。

正當抗日相持階段，毛公頻頻調令八路軍新四軍主要抗日將領雲集抗日後方，學習文件，總結經驗，改造思想，整頓黨風，張三挨批，李四反省，人人須檢查，個個要過關。到末了，延安城內思想交火還未盡興，延安城外抗日烽火已將燃盡，整風完了，抗日也快結束了。

中共抗戰三件事：整風，拒蔣，打鬼子。毛公費心最多在前事，彭將軍用力最多在後舉；前者痛責後者，後者豈能心服前者？

註解:

(1)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70頁；以下所引毛澤東在廬山的講話均見該書有關部分。

(2)參見《彭德懷傳》，第七章第五節。

(3)參見：同(1)，第210、256頁。

(4)參見：同(2)，第六章第七節。

(5)毛澤東《清平樂﹒會昌》，載《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頁。

(6)引自《彭德懷自述》，第229頁。

(7)參見馬修﹒邦克﹒李奇微《朝鮮戰爭》，軍事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03、91、192、104－105、192頁，第66、88頁；參見葉雨蒙《出兵朝鮮》，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24頁。

(8)參見杜鵬程《〈保衛延安〉的寫作及其它"重印後記》，載《延河》1979年第3期。

(9)參見：同(6)，第68、103?106頁；參見：同(1)，237頁。

【24】

閱讀毛澤東的廬山言論，體會他對彭將軍的嬉笑怒罵，不能不使人感受到其間透出一種強烈的心理個性、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

這種精神氣質在筆者看來，較多地表現為一種陰柔之氣、一種常常能夠摧陽折剛之氣，既可顯現為毛澤東個人的一種行為模式特徵，也可折映出我們民族的某些文化傳統特徵。

從政治現象層面上看，毛批彭講話中的陰柔之氣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其一，翻箱倒櫃揭老底，陳芝麻爛穀子均搬上檯面；

其二，東拉西扯亂上綱，帽子棍子皆派用場。

前文提到，在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彭德懷所作的諸多批判中，話題最多也是份量最重者，當數這些人對彭的歷史批判，說了不少往日舊事，算了許多陳年老賬。

首先，這老賬算的時間跨度大。迄廬山會議止，彭與毛相識三十一年，廬山上的賬也算了三十一年：

近者，算了這三十一年之末的彭“猖狂進攻”總路線的賬；

遠者，算了這三十一年之初的彭“入股”革命的賬；

更遠者，則算了這三十一年之前的許多零零碎碎的賬，如追問彭：因何在湘軍二師六團中獲得上司信任？(1)如何在老家湘潭烏石寨蓋起十二間瓦房？(2)為何原名叫“彭得華”，是不是想一人獨得中華？

其次，這老賬也算得虛虛實實。其間有實賬，有虛賬，亦有介於虛實之間的賬。

實者，確有其事，毛澤東等人則抓住不放，反覆念叨。如彭德懷曾一度支持過王明路線的舊事，毛幾乎是逢會必說。

虛者，查無實據，毛澤東等人則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如彭德懷剛訪問過東歐國家，毛臆測其可能“從國際取了點經”，“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8月1日講話）。毛的追隨者們後來走得更遠，竟非常肯定地追究彭“裡通外國”的罪行。如此栽贓，激得將軍大吼：我彭德懷一句外國話都不會，怎麼個裡通外國？我在外面說了什麼聽了什麼全靠翻譯，你們為什麼不先去問問他就來下結論？(3)

介於虛實之間者，稍有事實，毛澤東等人便加以發揮，上綱上線。如彭德懷在中央蘇區肅反“ＡＢ團”時曾救過黃克誠的命，毛據此推論彭黃之間大有名堂，甚至當面追問黃克誠本人他是否與彭德懷有不正常的“父子關係”（7月30人講話）。

如此翻歷史老賬，使人不禁想起婦人罵大街的情狀。張三嫂子，李四媳婦罵起街來多是翻老賬，揭老底，揭對方某某時做過某某事，拿過王二家的東西，偷過劉五家的漢子……

翻歷史老賬、揭個人老底，作為一種政治鬥爭策略，雖格調不高，但頗為實用。這是因為，在與政敵進行爭執過程中，冷不防揭其老底，常能使其頓時陷於一種不知所措、有口難言的境地。

對於揭出來的老底，被揭者或是非常清楚卻不願回答，或是不甚明了而難以回答。前一種情況較容易理解，心裡確有陰私，口中自是囁嚅不語。後一種情況要複雜一些，不是聽者心中有愧，而是問題本身惱人。

這固然是由於突然轉換話題而使對方措手不及，但更重要的是由於轉換話題後所提出的問題令對方困惑不已，使他既感到事關自己榮辱必須起而辯解，同時又感到懵懵懂懂不知從何辯起。似曾相識又似曾不相識的往事，常常使他陷入苦苦思索之中：那是什麼時侯、什麼場合？我究竟做了什麼事情？然而，歲月流失，往事如煙，苦思者很難得出十分清晰的結論，與此相應，也就很難做出十分確然的反駁。

不過，這種情況也是因人而異的。那些肚腸狹小故陰柔氣較重者，既很興趣於他人隱私，也很留心於自身鎖事；若碰上揭老底這檔子事，非但不覺為難，反而極有興致，乘勢參和進去，輕車熟路，大行窺陰揭私之道，並從中為自己謀取政治優勢。

與此相反，那些心胸坦蕩者，既不愛多記他人過失，也不願常提自己功績；一旦遇上翻個人歷史老賬之類的事就會煩惱不堪：既不知如何以牙還牙地反詰他人短處，也不知如何虛張聲勢地標榜自己長處，故而常陷於一種蒙冤受屈但又欲辯無詞的境地。

基於以上理解，當我們讀到彭將軍的“我一生無筆記”這句話時(4)，就不難想象當時這位陽剛漢子在周圍一片婆婆媽媽的責難聲中是如何不知所措的。

不僅如此，當我們又知道彭將軍在其餘生中的大部份時間裡被迫回憶往事、被迫梳理那些遙遠的且瑣瑣碎碎的往事以作交代時，就更不難理解落難將軍所受到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屈辱，更不難理解英雄暮年所走過的是一條多麼不容易走的路。

無庸諱言，翻老賬揭老底，是老人家搞黨內鬥爭的一種傳統，他若要整倒一個人，就會默許手下人拋出乃至編織許多不利於這個人的歷史材料，以證明他原本就是一個壞份子。“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如此，“文化大革命”整劉少奇也如此。

劉公在中共黨內鬥爭中的經歷頗具悲劇性(5)。“廬山會議”時，他也參與揭發彭將軍的歷史問題，訴說彭在長征途中如何犯自由主義錯誤，如何亂說有關中央的壞話；後又如何多出一個心眼，不把自己的真實意見報告中央。(6)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他也被別人大揭歷史問題，並且，揭出的老底更多，定下的罪名更重，被戴上了諸如“叛徒”、“內奸”、“工賊”之類的大帽子，最後，被迫害致死於河南開封。後人讀到他的這段歷史時，不禁為之嘆曰：早知開封，何必廬山。

在中共黨內路線鬥爭中，一個領導人要是不犯“錯誤”的話，則有關他的一切都是好的；若是犯了“錯誤”的話，則有關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都要被東拉西扯地朝最壞的方面說去。

廬山會議前，彭德懷在中共黨里、在中共軍隊中，被公認為忠誠無私的革命家、英勇善戰的大將軍、艱苦樸素的老戰士。廬山會議後，他又在這同一個黨里、同一個軍隊中，風光盡失、面目全非。世上最丑的話盡灌其耳，最髒的水盡潑其身。同志戰友，說翻臉就翻臉，並一翻臉就翻到底，翻到將對方說得一無是處的地步。

關於這些醜話髒水，前文已作過一些敘述，此處再自變量言，以觀驟然翻臉者之氣色。

彭將軍用心良苦，上書諫言。毛澤東則勃然大怒，反唇相稽：“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領導，瓦解總路線”。（8月1日講話）

批過彭將軍眼下寫的信，又揭彭將軍過去做的事：“歷史上參加過各種分裂組織”，“政治上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游擊主義、上山主義”（毛8月11日講話），“總之，由來已久”，“總要發作的”。（毛8月16日講話）

揭了彭將軍的歷史，又貶彭將軍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許多學說、政黨、階級鬥爭、經濟學說、政治、上層建築、政法、意識形態（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毛８月１日講話）。彭德懷的世界觀，“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而是主觀唯心主義，經驗主義，或唯我主義，外國流派，馬赫主義，盧那察爾斯基……”（毛8月11日講話）。毛這一下子給彭扣上了許多頂“大帽子”，還都是“洋帽子”。這種“洋帽子”特別能唬住那些工農出身的幹部，很像今天帶有洋文商標的服裝特別好銷於時髦小青年一樣。

數落完了彭將軍的思想，又來數落彭將軍的質量：其一，革命動機不純，“就是說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你的說法，是說過參加革命做大事”，“個人英雄主義很危險，野心即出在這裡”，“你是個投機份子”（毛8月1日講話）。林彪幫腔道：“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留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個人野心。”(7)

其二，做人內外不一，“人們只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毛8月1日講話）在此，林彪又幫腔道：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8)

上述這種東拉西扯且一概否定的批判法，很有些像黑格爾所說的“抽象法”。黑格爾曾就此“抽象法”舉了一個例子(9)：

“‘喂，老太婆，你賣的是臭蛋呀﹗一位女顧客對一個女商販說。這個女商販可惱火了：‘什麼？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敢這樣來說我的貨物嗎﹗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媽媽跟法國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養老院裡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單都做成了自己的頭巾啦﹗你所有的帽子和漂亮衣裳大概也是用床單做的吧﹗除了軍官們，像你這樣的人，是不會拿服裝來出風頭的﹗規規距距的女人多半是在家照料家務，而象你這樣的女人，只配坐監牢﹗最好你還是補補襪子上的窟窿去吧﹗’

“她也是抽象地思維的：僅僅因為那位女顧客說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得罪了她，於是她就把女顧客全身上下編派了一番──從帽子到床單，從頭到腳，還有爸爸和所有其餘的親屬。一切都沾上了這些臭蛋的氣味”。

彭德懷在廬山上何嘗不也是碰上了這樣一位賣雞蛋的“商販”。他說了一句大躍進的“蛋”有些臭，結果被賣此“蛋”者罵得一無是處，渾身都是臭蛋味，從言論到行動，從思想到質量，從現實到歷史，幾乎無處不臭，無時不臭。

黑格爾只寫了那位顧客如何挨罵，而沒有繼續去寫她挨罵後有何感受。哲學家或許不忍心這樣做。廬山會議的見證人則不僅記下彭將軍挨了什麼樣的罵，而且記下他挨此潑罵後的真切感受，令後人讀之不忍：

“在八月二日早上，即八屆八中全會正式開始的那天，他抱着難以名狀的心情自言自語地說：‘我已經夠臭的了，這次還要把我搞臭。不過這樣也好，這樣才能在全軍消除我的影響。’說完，就大步出門開會去了。”(10)即去開那個將要把他正式定罪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頭子和“反黨集團”首領的會議。

註解：

(1)參見《彭德懷自述》，第34-35頁。

(2)參見：同(1)，第40─41頁。

(3)參見《彭德懷傳》，第34章第2節。

(4)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1頁。

(5)參見：本書第13─14節。

(6)引自：同(4)，第247─248頁。

(7)引自：同(4)，第282頁。

(8)引自：同(4)，第227、242、283頁。

(9)黑格爾《誰在抽象思維》，載《學習譯叢》，1957年第二期。

(10)引自：同(4)，第263頁。

【25】

毛澤東廬山整人之舉，除從政治現象層面上作出考察外，還可從文化傳統層面加以闡釋。

廬山上的陰柔之道，承襲了中國史上許多政治家在整治政敵過程中常常採取的兩種策略：

其一，機會主義策略，即手段的選擇是不受限制的；

其二，倫理主義策略，即人格的攻擊是大行其道的。

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性，大多如水的品性。

水性柔而能克剛，能鏽蝕鋼鐵、溶穿岩石、沖刷河床、切割大地；

水無定狀，故變無常形，動無常態；

水無定處，故無所不至，無孔不入。

依此水性來搞政治鬥爭，自然是不守常規、不講章法、無巧不取、無所不為，或說是機會主義的。

這種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說起來不大好聽，做起來也不怎麼堂堂正正，但常有克敵致勝的效用，故為許多政治家所採用，尤為那種只求成功不問其它的政治家所喜用。

中國史上，許多建有事功的政治家通常都能玩出一些機會主義的東西、甚至能玩出許多下三濫的東西來。換句話說，這些政治家們大都有些狡詐的才能、有些不那麼光明正大卻能夠取勝於人的才能。

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的這種狡詐才能，不只用於對付陣營外的宿敵，還用於對待陣營內的盟友，不擇手段且又不惜故交。

史上劉邦長於項羽的地方，若僅就人格因素而言，主要不在其富有陽剛之氣，而在其多有陰柔之道。正是憑藉後者，這位曾身無一文卻敢誑語萬錢賀禮而爭得賓席上座的泗地小亭長，終於整倒了那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

打江山時，他精於詭詐，既來而盟誓，又去而背誓，把與之爭雄者整得進退失措而亡。坐江山時，他也工於心計，既封侯功臣，又奪其轄地，整了一大幫象韓信那樣的開國元勛。太史公筆下的漢高祖，既有曠世雄主之風采，又有肖小徒輩之行色，幾分雄才，幾分痞氣。

不僅漢高祖劉邦如此，幾乎所有奪得天下者都有其陰柔詭詐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文韜武略，冠蓋百帝，但為奪君位，也干出逼父殺兄之事。宋太祖趙匡胤亦為名君，但也有陳橋背主且杯酒驅友之事。

明太祖朱元璋則把謀害大臣的事做到極致處。當他把皇位傳給建文帝時，已把朝中幾乎所有在資望或能力上強於此帝的重臣干將都給收拾掉了。不過，這位老謀深算的朱皇帝也有疏漏之處，只戒備異姓臣犯上，而未防備同姓王作亂，結果在其死後不久，便有了“壬午之變”（1402年），燕王掀翻了建文帝，四皇兒取代長皇孫，做了朱家第三個皇帝。

毛澤東雖不好與史上名君相比，但作為能奪得天下者，自是有許多過人之處，自是一個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長袖善舞者。對於此公來說，陰柔之道也是爛熟於肚中的。

張聞天這位中共黨內的大秀才，把毛這方面的才能看得較透。廬山會議期間，他曾對彭德懷說：毛這個人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從中國歷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的權術。(1)

彭德懷當時還不能接受張的這一看法，並替毛作了一些辯護。他說，毛主席對於中國歷史的熟悉，是黨內任何同志遠不及的；又說，歷代開國之君都英明且厲害，無產階級領袖也要厲害才行，但同皇帝有本質不同。(2)不久，這位辯護者就會親身感受到此“開國之君”的厲害，感受到此人是如何把他從精神到肉體都整得死去活來的。

從這裡可看出中共黨內鬥爭的一個特點，即黨內知識分份子出身者先覺，黨內工農群眾出身者後覺，故黨內錯誤領導總愛整黨內知識分子；而黨內錯誤領導自身也多為知識分子，故在黨內常有知識分子大整知識分子之事。

例如，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時，殺了包括軍長許繼慎、政委曾中生在內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以致在整個紅四方面軍中，很難找到幾個文化程度較高的軍事指揮員。後來在出自這一山頭的中共軍隊高幹中，也是戰將尚多，儒將甚少。與此相連帶的一個後果是，在1955年被授銜的將軍中，出自這一山頭的上將者很多，而出自這同一山頭的大將者和元帥者甚少：在十個大將中僅有兩個半，即徐海東、王樹聲、以及半個陳賡（先在鄂豫皖蘇區，後轉中央蘇區）；在十個元帥中僅有排名第八的徐向前一人。與此形成反向參照的是，在此時仍倖存的老紅軍中，又以出身紅四方面軍者為多。

又如，夏曦主政湘鄂西蘇區時，也殺了包括彭德懷入黨介紹人段德昌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以致在這一大塊蘇區中，被承認為黨員者只有夏曦、賀龍、關向應、陸冬生數人。(3)

再如，毛本人主持中央蘇區肅反“AB團”運動，也殺了許多知識分子。此後王明路線統治中央蘇區，又搞起反右傾經驗主義運動，其間也整了毛這個“山溝溝里”的秀才。

最後，廬山上整出的反黨集團，掛名四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實為六人（加周惠和李銳），其中，除首領彭德懷外，余者五人，無不是黨中秀才。

一位長者曾告訴筆者這樣一件事：

1936年“西安事變”時，中共中央決定與蔣介石進行談判，以結成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對此，張國燾向當時中共中央總負責者張聞天提出異議，說蔣介石老奸巨猾，詭計多端，與他打交道是要吃虧的。後者笑而答道，老兄多慮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老蔣有謀，我們老毛更有謀，他老蔣鬥法是鬥不過我們老毛的，讓老毛來對付老蔣橫豎吃不了虧。

聽了張聞天這番話，張國燾有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此後有何行動，我們倒有些清楚。僅過一年多時間（1938年4月），張國燾就借祭掃黃陵之際背叛中共而投奔老蔣去了。究其原因，除了他共產主義信仰動搖、革命意志衰退外，恐怕就是此人怕毛公更甚於怕蔣公了。

人們不妨作一設想，假如張繼續留在毛的黨內，他將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呢？可以肯定的是，不久後開展的整風運動就會讓他脫一層皮，1949年後的各次政治運動也都會讓他不得安寧，並最終會讓他死於執政黨獄中。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測，理由很簡單，在毛的治下，許多稍有些歷史問題甚至沒有歷史問題的人都不能倖免於難，而像他這種曾另立中央並試圖加害毛主席的人就更不能指望會有什麼善終的事了。

當然，張投蔣也沒有什麼好的結局。他在被隆重歡迎後，就被百般詢問以提供中共情報，並被多方趨使以設計反共策略；在此期間還多次受到軍統頭子戴笠的斥責與羞辱，以至於“搖頭嘆氣”，“無限感傷”(4)；四九年後離開大陸，漂落他鄉，在寫了許多回憶錄後，孤獨而死。這也應了“凡叛變者均未有好下場”那句老話。

“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史，果如張聞天所言，老蔣終究鬥不過老毛。從國共抗日統一戰線中獲利最大者，不是蔣領導的黨，而是毛領導的黨。

蔣想用統一戰線限制共產黨，毛則想借統一戰線壯大自己。結果，前者設想破滅，後者預期實現。僅以軍隊數量為例：抗戰前期，共軍不及國軍的五十份之一；抗戰後期，共軍擴至國軍的三份之一強，相對比率增加近二十倍。

蔣仗着勢大不時搞點摩擦，毛則針鋒相對，你摩擦我也摩擦。國軍搞摩擦明火執仗，一味蠻打、蠻沖、蠻幹，以顯國中正統。共軍反摩擦先禮後兵，講究有理、有利、有節，儘量作哀兵狀。國軍在先若占些便宜，過後定會被共軍討要回去。整個抗戰期間，國軍摩擦掉共軍的數量要遠遠少於共軍摩擦掉國軍的數量；可是，國軍背的摩擦罪名卻大大重於共軍背的摩擦罪名。

    蔣介石靠的是槍多、人多，再加中央政府的牌子，結果地盤越打越小。毛澤東靠的是八路軍、新四軍會作群眾工作，會打游擊戰爭，會跟在日軍攻蔣師團後面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結果地盤越打越大。

如前文所述，毛可以一方面高談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高喊抗戰高於一切；另一方面又從內心希望日本人多占國民黨的地盤，以使自己方面的人能夠合法地去經略它。

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局面：先是日本人把大片蔣管區變成大片淪陷區，繼是八路軍、新四軍再把大片淪陷區變成大片游擊區乃至大片根據地。後者搞的似是一種“曲線發展”的戰略。

至於國軍方面，一些人則打起“曲線救國”的旗子，實為先降日軍，後打共軍。據中共方面統計，在由國軍譁變的偽軍中，90％以上者被用來對付八路軍、新四軍，致使中共抗日根據地周圍的偽軍數大大多於日軍數。於此相應，中共八年抗戰消滅的偽軍數也遠遠多於同期消滅的日軍數。

以小說《平原游擊隊》的生活原型郭興武工隊為例。當時，郭興隊長從八路軍太行山五分區司令員皮定均那裡，接受這樣一個戰鬥任務：一年內消滅100個偽軍和5個日本兵。(5)在此，八路軍所要消滅的日偽軍比率，高達一比二十。

上述兩個“曲線”，在性質上截然相反：“曲線救國”者，屬漢奸之舉；而“曲線發展”者，雖有削蔣之意，但總體上屬抗日之舉。不容否認，出自國軍的降日者與出自共軍的降日者相比，無論在絕對量上，還是在相對量上，前者都遠遠超過後者。

不過，兩者在策略上，都講一個“曲”字，都想借日軍之力削弱對方，進而擴展己方。於是乎“三國志”成了“三角地”，國、共、日各據一角。其間，國共既相互依侍，又相互對峙，既直線相達，又曲線相連，而日本人正居於這曲線的拐角處。

這種“曲”斗之法，顯然不屬陽剛之舉，而為陰柔之術。蔣公長於此術，毛公亦長於此術。兩相比較，前者不及後者。前者把玩此術玩得地盤日蹙，後者把玩此術則玩得實力日增。玩到末了，不知蔣公有無“既生瑜，何生亮”之嘆。

與史上許多政治家相似，毛的陰柔之術不只是用於對付外部政敵，還用來整治內部盟友。五九年廬山一幕，演的正是以柔克剛的事，整的正是自家黨里的人。

他整彭所採用的陰柔之術，除了前文談到的婦人罵街式的“肆揭老底”之法、“東拉西扯”之法外，還有其它一些機會主義做法。

1959年7月31日，毛在鞍山市委報告上批語：“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瞎子。”(6)毛寫此話時腦子裡究竟是怎麼想的，我們不得而知，但他話中所提示出來的一點，我們認為是相當準確的，這就是在1959年夏廬山這個時間這個地點整治彭德懷，確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因為，彭德懷此時此地上書，不僅犯了毛個人的顏色，而且觸到很多人的痛處。廬山會議上的多數人，都曾是“大躍進”的前線指揮官，都曾跑在毛澤東的鞍前馬後，甚至比馬上主帥跑得更歡、幹得更起勁，故而個個都程度不一地犯有急躁冒進的錯誤。二十年後，鄧小平承認：大躍進，毛澤東頭腦發熱，我們也發熱；中央犯錯誤，毛澤東個人要負責，我們大家也要負責。(7)可問題是，二十年前，彭德懷就要去揭露“大躍進”的錯誤，就要去弄清“大躍進”的責任，這就在批評毛澤東的同時，也犯了大家的眾怒。

對於“大躍進”的錯誤，與會者中有些人能坦然待之，有些人則十分護短(8)，如毛說的“一觸即跳”。正是這後一些人或輕描淡寫、或捂着蓋子不說，把前期廬山會議開得冷冷清清、不知所云，使得老彭坐臥不安，欲罷不能，故才有了他的上書諫言之事。

湖南省長周惠在麻將桌上說笑話：五八年無非三種人：官僚主義，不講真話（滑頭），看風使舵；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此話一出，怒聲四起，掀起了軒然大波，以至周恩來總理不得不慎重其事，專門開會，批評說笑話者。(9)

對於彭的批評信，“五八年的三種人”在毛沒有發話前，均懼於彭老總的威嚴而不敢大聲嚷嚷；一待毛髮話，便磨拳擦掌，喊聲陣陣，從四面八方圍了上去。毛此時整起彭來，已是幫腔者多，援手者眾，故可說是抓着了一個不可失且不再來的大好時機。

另外，在如此重大會議上，毛卻反反覆覆地大談彭德懷不善處人的問題，屢屢提及在彭德懷與一些人之間所存有的隔閡：十個元帥，除自己外，一個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十個大將更不在話下（8月1日講話）；七個政治局常委，談得來的究竟有幾個？十個元帥，九個不合作，大將、上將有幾個合作？（8月11日講話）

自古就有“猛將性烈”之說。彭亦不例外，其性格尤為剛烈，嫉惡如仇，易動肝火。上自毛澤東，下至師團長，挨過他罵的官員不在少數（不過，據楊勇上將說，他就不罵戰士(10)）。因此，相當多的中共高幹對他存有積怨，這可從後來批彭會上的種種泄私憤話中看出。彭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常常自嘲：“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

然而，這種事畢竟屬於彭的個人性格問題，或只涉及他與其它人的個人關係問題，而不應與廬山會議本要討論的國家大政方針問題相提並論。後人很難看出彭德懷的暴躁脾氣與大躍進的糟糕問題有多少內在聯繫。

可是，廬山會議主持者偏偏要把這兩個不同話題硬扯到一塊，大加發揮，甚至在大會上扯出諸如彭德懷當年如何反蕭克的教條主義、如何反賀龍的軍閥主義這類離題很遠的話。毛顯然是在挑撥，是在煽動反彭情緒、組織反彭隊伍，是在用機會主義方式整人。

依筆者所見，毛之所以在廬山與會者面前大揭彭的歷史問題，還有他的另一層機會主義考慮。

廬山上的人都很清楚，彭德懷分管的工作主要是軍事而不是經濟，而他此次廬山言論所涉及的問題大多不屬前者而屬後者，即說的多是他本人專業之外的話。

因此，他老彭講得縱有不妥，也是情有可原的，頂多只能否定他的次要方面，而不能否定他的主要方面。正如，人們不能因一個男人在針線活上做得不細巧而否定其男人角色一樣，或者說，不能因一個扛大包者在來往賬上記得不清楚而否定其苦力身份一樣。同理，毛澤東也不能因管軍事的彭將軍在經濟上說錯了話而撤其國防部長的職務。

可見，要整倒彭德懷這個人，僅憑據他關於“大躍進”的言論還不夠，還需要添加其它可資利用的材料。於是，毛澤東把眼睛轉向了朦朦朧朧的過去，試圖從那布滿塵封的舊物堆里翻找眼下用得着的東西，結果還真的找出彭歷史上的許許多多“問題”，包括“政治問題”、“軍事問題”、“思想問題”、“愛發脾氣問題”……

而這些問題與廬山上的與會者們都多多少少有些聯繫，故使得他們也都能湊上前來，幫個腔，援個手。

註解:

(1)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30頁。

(2)引自：同(1)，第130-131頁。

(3)引自：同(1)，第143頁。

(4)參見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載《文史數據選輯》第22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89-90頁。

(5)參見馬月玲《‘李向陽’的原型-郭興》，載《縱橫》1991年第六期。

(6)引自：同(1)，第268─269頁。

(7)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

(8)參見：同(1)，第82頁。

(9)參見：同(1)，第87頁。

(10)參見：同(1)，第290頁。

【26】

中國人搞政治鬥爭喜歡做道德方面的文章，打道德方面的牌：

若要擁護一個人，就會為他描繪出許多倫理的光環，使其驟生許多感人至深的道德力量，結果常常把某些操行不過爾爾之人哄抬為德高望重者；

若要打倒一個人，就會把他從道德上搞臭，使其成為老幼婦孺皆可罵之人，結果常常把某些品行高尚者貶損為大逆不道者。

前者製造偽善，後者進行誣陷。廬山批彭採取的是後一手法。

從社會基本行為規範形式上看，傳統中國既不是一個以宗教戒條為本位的國家，也不是一個以普遍法理為本位的國家，而是一個以世俗倫理為本位的國家。

儒學與墨學，當數先秦學之顯者。兩家均以道德學說為本：儒家講“仁愛”，而怒斥“禮崩樂壞”；墨家講“兼愛”，而非議“功戰糜用”。

宋明儒學，當數秦後學之顯者，其間，有程朱與陸王兩大宗。兩宗都講道德本心：前者通過縝思推證，把此道德本心推至為萬物皆分其義的“天理”；後者則通過參悟直覺，把此道德本心擴展為萬物皆容其內的“良知”。

中國人搞學問愛做道德文章，搞政治則更愛做道德文章。評論政權，先問人心向背；臧否人物，先問口碑如何。此人心和此口碑均屬公眾道德評價。為其肯定者，則為德政和賢人；為其否定者，則為苛政和無道之人。

道德評價，在中國人的政治鬥爭中常被用作打擊政敵的有效手段。要抨擊一個政權，必說它是腐敗的；要抨擊一個人物，也必說他是有嚴重道德問題的。換句話說，要想在政治上打倒一個政權或一個人，就須在道德上搞臭這個政權或這個人。政治批判通常包含道德批判。

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政治討伐文章有這樣兩篇：其一，駱賓王為徐敬業寫的討伐武則天檄文；其二，陳琳為袁紹寫的討伐曹操檄文。兩者有一共同點，即都對政敵做了大量道德批判。

駱文痛斥武則天，“性非和順”，“穢亂春宮”；“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駱筆下的女皇帝無德可言，既無婦德，又無妃德，更無君德。

陳琳上罵曹操祖父曹騰無德，為“妖孽”宦官，“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復罵曹操父親曹嵩無德，“乞攜養，因贓假位”；再罵曹操本人無德“贅閹遺丑，本無懿德，狡鋒協，好亂樂禍”，“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陳筆下的曹操也是無德可言，既無祖德，又無己德，更無臣德。

中共黨人承繼了這一傳統政治鬥爭手段，無論是打江山還是坐江山，都對政敵作出許多道德批判。

第二次國共戰爭時，中共軍隊內部曾掀起一個“新式整軍運動”。其主要內容，是讓解放軍戰士尤其是讓那些剛由國軍轉為共軍的新戰士“訴苦”，訴家鄉的地主老財是怎樣榨取他們的血汗的，是怎樣奪走他們的土地的，是怎樣強姦他們的姐妹的……(1)顯然，這種“訴苦”具有強烈的道德批判性質，並因此而具有巨大的政治鼓動效用，即能夠促使解放軍戰士把自己的“苦”轉化為對國民黨的“恨”，轉化為奮勇殺敵的決心，尤其是能夠促使那些剛剛繳械投降的國軍士兵迅速轉變為敢於衝鋒陷陣的共軍戰士。

另外，中共黨人還曾打起過反國民黨腐敗的旗幟：揭露其接受大員搞“五子登科”，即在接收敵產過程中大撈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揭露其軍政要員及其子女大搞官倒，大發國難財；揭露其領袖人物極度富豪化，有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甚至告訴那些飢腸轆轆者，他老蔣夫人宋美齡常用你們喝不上的牛奶來洗澡（筆者六十年代讀小學時還聽到這樣的說法）。顯然，這些指責也都具有道德詰難的意義，不管其真實程度有多大，但其政治效用是確然無疑的，即實實在在地激起了許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與反叛，從而加速了這一統治在大陸的潰敗。

中共今日也遭遇着國民黨當年所遭遇的那種困境：不僅受到別人的政治批判，而且受到別人的道德批判；不僅被別人指責在政治體制上不民主、大興一黨專政，而且被別人指責在官場活動上不廉潔、大興腐敗之風。

相對說來，中共政權不大怕人們說它不民主，因為中國的許多任務人、農民、甚至一些知識分子對於現代民主制度並沒有真切的體認；但它非常怕人們說其腐敗，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對此有着深切的感受。若讓他們也來“訴苦”的話，他們也會倒出許多苦水來，也會說出許多今日的“黃世仁”、“南霸天”（大陸官方報刊已有此說法(2)）來，也會揭出許多今日的“四大家族”、“八大家族”。

“文革”搞“憶苦思甜”活動就搞出過這樣的事：一些憨厚老農竟在訴苦會上大訴六零年餓死人之苦，說“老蔣時期”，甚至“鬼子時期”都沒有“大躍進時期”餓死人多，結果訴得台下革命群眾啼笑皆非，訴得台上左派頭頭坐立不安。

執政後，中共黨人仍是頻頻使用道德批判手段來整治政敵。批黨外的梁漱溟時，大講他當年在國共和談期間如何不講朋友交情；批黨內的高崗時，則大講他如何結黨營私，如何質量敗壞；批彭德懷時，就更是肆無忌憚地做這方面的文章了。

在廬山會議給彭德懷開出的許多罪名中，最重者莫過於“裡通外國”和組織“軍事俱樂部”了。

８月1日，毛在常委會上向彭提出質疑：是否從國際取了點經，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在這同一天會上，毛還指責彭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組織隊伍。

次日，毛又在《給張聞天的信》中，開篇即言道：“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里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信的末尾又說道，此“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3)

在毛本人頗有深意地作出這兩點提示後，他的追隨者們心領神會，很快就正式追查起來，責令彭德懷交代“裡通外國”的具體情節和“軍事俱樂部”的綱領、組織、名單。彭對此予以拒絕，並因此而受盡折磨

這兩條罪行，從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上看，均屬大逆不道的罪行，均應受最嚴厲的道德批判。

所謂“裡通外國”罪，在中國人的道德詞典里就是“漢奸”罪，十惡不赦。正因此，李銳把這“國際取經”說，稱之為“射向彭總的一支惡箭”，“‘裡通外國’，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罪名。”(4)

所謂組建“軍事俱樂部”罪，按中國傳統政治話語來說，輕則為結黨營私，重則為結黨謀反，無論輕重，都屬亂臣賊子所為。毛澤東本人有一段話，把這一層意思挑得非常明白：

“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顧慮。”（8月1日講話）

言下之意，彭是一個終究要犯上作亂的人，故而也是一個現在就應對之作出防範性處理的人。

在廬山批彭問題上，與毛配合最好者當數被他急令調上山的林彪。後者批彭的重點就落在彭的道德問題上。據李銳記錄，他僅在8月1日的一次講話中，就數落了彭德懷一大堆個人質量問題，扣出的帽子達數十頂之多(5)：

據李銳記錄，林彪僅在8月1日的一次講話中，就數落了彭德懷一大堆個人質量問題，扣出的帽子達數十頂之多：

“講假話，有野心”；

“入黨前，救中國捨我其誰”；

“在黨內也有藐視一切的思想，好犯上”；

“總覺得自己行”，“自視很高”；

“看風使舵”，“拿石頭打船”；

“是另外一個黨性、派性”；

“是個不馴服的黨員”；

“入黨後即獨立為王”，“長期獨斷專行”；

“對上級、同級不尊重，對下看不起”；

“想在革命事業中成功成名，出風頭”；

“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

“形式上有很多迷人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並不是張飛”；

“老奸巨滑，老於世故”；

“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

“記仇”；

“表面似好意，實際要抓辮子，地下檔案，控告書，告黨狀”；

“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單獨政治見解”；

“內容與形式總相反”；

“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

“都是丘八，就是那麼個材料，那麼大作用”；

“罵兒子樣罵幹部，似本能”；

“相處過多少人，總覺你特別，威風氣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負太大，剛愎自用。”……

林彪這段講話，在整個廬山批彭言論中顯得十分突出：在那樣一種高級別的會議上，林將軍卻在那裡大談很瑣屑的問題；在那樣一個主要是爭論重大路線是非的會議上，林將軍卻在那裡大講彭個人性格的問題。這很像是一位德育教師在給一個壞學生寫操行評語，一寫就寫了一大篇言詞激烈且又雞零狗碎的話。

林這樣做，表面看似有些文不對題，實際上頗有打擊力度，即頗有效地在中共內部損害了彭將軍的道德形象。林彪是一位很懂政治、尤其很懂中國傳統政治的將軍──事實上他也是中共高層內少有的一位能把毛澤東摸得很透並予以利用的大員。林非常清楚在中國人的政治鬥爭中，倫理問題據於什麼樣的位置，道德批判又具有什麼樣的效用。他的這段講話，與前面提到的駱賓王和陳琳的兩篇檄文一樣，都是大搞人格攻擊的力作，只是文採風度不及前人罷了。

毛澤東以及林彪之所以要對彭將軍作如此嚴厲的道德批判，除了可從中國人搞政治鬥爭喜打道德牌這一傳統模式上作出解釋外，還可從暴力打江山這一特定角度來理解。

一般說來，起於暴力反抗的開國元勛們，多為沙場英雄，多有人格魅力。這種人格魅力常常表現為一種倫理精神，一種感人至深的道德情操。

─它可能是一種獻身精神，一種英勇氣概。能夠從刀口槍尖上滾過來的人，能夠從槍林彈雨中衝出來的人，還畏懼什麼？

─它可能是一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一種吃苦耐勞的質量。能夠從居無常所、食無常飽、衣無常暖的征途中走過來的人，還有什麼樣的苦吃不了。

─它可能是一種團隊精神，一種戰友情懷。長期生活在一個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戰鬥群體中的人，最知道什麼叫集體主義，什麼叫袍澤之情。一個自己把生命託付給別人而別人也把生命託付給他的人，最知道什麼叫情深似海，什麼叫義重如山。

……

上述這些以長期戰爭磨礪為背景的倫理精神，在彭德懷身上表現得尤為充份。

彭將軍勇冠三軍，歷經數百戰，身先士卒，破關斬將。紅軍打開於都城時，第一個登上城牆者，不是別人，正是軍長彭德懷。八路軍進攻關家瑙時，抵敵最近的舉望遠鏡者，也不是別人，也正是副總司令（實際行使總司令職權）彭德懷。朝鮮戰爭時，林彪不敢領兵，彭德懷敢領。廬山會議時，別人不敢摸老虎屁股，又是彭德懷敢摸。

彭將軍的艱苦奮鬥精神也表率全黨，用朱老總的話說，“誰也比不過他”。在紅三軍團中，軍團長與馬夫同吃一鍋飯。在八路軍總部里，副總司令與戰士同食山野菜。即便野菜，他也不准戰士在村子附近處挖，而讓他們到較遠處挖，不與民爭食，既克己，又克軍。當他被打成壞人的消息傳到太行山時，老百姓們死活不相信。(6)

打下江山後，他仍然是粗茶淡飯，輕車簡從。住進中南海後，他又大罵某些將軍干起“選妃子”的臭爛事(7)，竟把全軍最漂亮的文工團員送進新華門裡的跳舞場。

“三陪”是今天的話，可其中的“陪舞”對於這個黨的高層來說，就不只是今天才有的事。軍中粉黛、黨中佳麗陪首長跳舞，就曾是一種由延河水畔延續到中南海里的娛樂傳統，或說是一種實行多年的“保健制度”。那位曾罵彭將軍是“偽君子”的主席大人，就十分樂於此道。他老人家從陝北舞到北京，從中年舞到老年，一直舞到“快三”、“慢四”舞不動時；興致最高期間，隔三差五，便於群芳簇擁中左摟右攬，跳到不亦樂乎處。彭將軍對此深為輕蔑且厭惡，曾一怒之下把眾多陪舞者通通逐出新華門外。可以想象，他的這一舉動，不知要得罪多少"黨頭”、“軍頭”。

彭將軍秉性鯁直，不喜交際，常給人以不近人情、不易相處的印象。但事實上，他心腸熾熱，作戰講風格，待人重情義。

長征途中，彭將軍直接指揮了遵義之戰全過程。仰攻婁山關時，他命自己親領的三軍團破關開路，而讓友鄰部隊跟後前進。奪取遵義城時，他又讓三軍團去攻有內外兩套城牆的老城，而讓一軍團去打沒有城牆的新城。迎戰吳奇偉援兵時，他又讓三軍團正面衝殺，而讓一軍團側面出擊。三戰下來，三軍團傷亡過半，每連兵力多者五六十人，少者四、五個班；四位團長，兩位負傷；十二位營長，六位傷亡；“各團部及軍團參謀處一空如洗”。(8)許多年過去了，談到遵義之戰時，許多當事人只說毛主席如何運籌帷幄，而不說彭將軍如何縱馬陣前、如何顧全大局；與此相應，許多後來人也只知毛主席的中央紅軍大獲全勝，而不知彭將軍的紅三軍團損失慘重。

過雪山時，彭發現屬下孫毅（後為解放軍中將）沒有食物，當即把自己的乾糧一分為二，一人一半。四十六年後，孫將軍回憶道：“這件事我終身難忘，彭總那顆樸實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見。”(9)

遠征新疆時，彭聽到部下匯報昔日西路軍女戰士被殺、被俘、被奸、被賣的遭遇時，不禁淚如雨下，嗚嗚不能成語。(10)將軍也是感情中人。

視察西南三線建設途經大渡河時，彭將軍觸景生情，“兩眼含淚，凝視着波濤翻滾的河面”。隨行人員找到當年的一位老船工，彭急步上前，代表當年所有乘船紅軍，向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一躬。(11)將軍也是知恩知義人。

彭將軍無疑是很有道德情操的，故而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因此，要徹底地打倒他，就必須相應地做這方面的文章，潑其污水，栽其贓物，以抹黑他在人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這也正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在廬山上大行其道的事，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政治鬥爭中常見的那種陰柔克剛強的事。

註解：

(1)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卷第三章第五節；參見《彭德懷傳》，第十七章第五節。

(2)參見《長江日報》1994年9月22日。

(3)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67頁。

(4)引自：同(3)，第275頁。

(5)引自：同(3)，第248-252頁。

(6)參見《彭德懷傳》，第290-291頁。

(7)參見：同(3)，第342頁。

(8)引自：同(6)，第132-133頁。

(9)引自：同(6)，第137頁。

(10)參見陳海涵《在彭總指揮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246頁。

(11)參見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整理《在彭總身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9頁。

【27】

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的陰柔之道，還體現於一種姑且叫做“除悍禁暴，摧陽折剛”的執政原則。前述“機會主義”、“倫理主義”等鬥爭策略主要被用來整治政敵，此一執政原則主要被用來統治臣民。

專制制度對其治下臣民的性格類型是有所選擇的，即需要柔弱而排斥剛強。在專制君主看來，理想的臣民應該是那種怯懦恭順、畏首畏尾的人，而不是那種直言骨鯁、敢作敢為之人。他們最敵視那些強悍剛勇、遇有不平則勃然而起的人，必欲除之而後快。

比如，麵塑藝人要想隨心所欲地揉捏出各種形狀的面人，就不能讓麵團里存有石子砂礫等硬物。同理，專制統治者要想隨心所欲地趨使治下臣民，也不能允許他們中存有敢於犯上的硬漢、敢於出頭鬧事的強悍之徒。

“除悍禁暴、摧陽折剛”這一執政原則從理論上說，可追溯到荀子和韓非子的著述中。荀韓兩夫子可說是中國數千年專制制度的理論奠基者，堪稱中國史上的百帝之師。尤其韓非，大講“法”、“術”、“勢”，把許多中國皇帝都給教壞了。頗有諷刺意義，韓夫子不僅把自己的思想奉獻給了專制主義制度，而且把自己的腦袋奉獻給了專制主義制度，他本人成了秦國專制者的刀下之鬼。

荀子對於社會中那些敢於爭鬥的人很不以為然：“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1)

荀子還主張，要建立“大化至一”的理想社會，就必須做到“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願”，即要把那些“暴悍勇力”者“化”為拘謹恭順之輩。(2)

荀子還記述了孫卿子對秦國風俗的讚譽，稱秦國老百姓為“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稱秦國官吏為“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3)秦國是當時最專制的國家，其君主最為專斷，其臣民最為恭順。換言之，在其社會內部，暴悍勇力者最為少見。

韓非子則大講“法”與“私”的對立，力倡興“法”滅“私”：“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道私者亂，道法者治。”(4)

其“法”，指的是專制集權之法，即要求國人言論一律、行為一律之法。

其“私”，與“法”正相反對，指的是臣民的獨立言論和獨立行為，故不容於專制集權之法。在韓非看來，最具反叛性的“私”有兩種：

其一為“私學”，以儒士為代表，“儒以文亂法”；

其二為“私劍”，以遊俠為代表，“俠以武犯禁”。(5)

前者是民間社會的文化強者，後者則是民間社會的武力強者。兩者都是專制集權制度的對立物，故而都要為這個制度所打壓。

荀韓之後、秦國以降，各朝各代的專制主義統治者，都奉行這種除悍禁暴、摧陽折剛的統治原則，並呈越除悍越嚴厲、越禁暴越徹底之勢。到了公元1959年，此一除悍除到了廬山會議上，此一禁暴禁到了彭將軍身上。

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中，彭德懷無疑是最顯強悍個性或最有陽剛氣度之人。不過，從那位說一不二的主席大人方面來看，彭德懷又無疑是最不聽話或最有反骨之人，並因而是最應除掉之人。

彭生性叛逆。九歲時，他就一腳踢翻祖母的鴉片煙鍋，犯了孝道，事後險些被宗族祠堂按家法沉潭。(6)

十五歲遇家鄉大旱，他領頭反對地主富商囤積居奇，強吃排飯，事後險些被團防局以“聚眾鬧事、擾亂鄉曲”罪名捕獲。(7)

十八歲入湘軍後，他抱團結社，立志殺富濟貧，先是自作主張，秘殺劣紳歐盛欽；後又另樹大旗，率部反叛國民政府。

加入中共隊伍後，他骨鯁依舊，遇有不平仍是拍案而起，前有臭罵李德、怒斥王明路線之事，後有冷拒劉少奇、熱撞毛澤東之舉。不過，兩者後果不同：犯上於王明路線沒給彭帶來多大問題，仍當他的司令；犯上於毛澤東權威則給彭帶來巨大災難，最終淪為毛的囚徒。

“性格即命運”這句格言，雖有些大而化之，但不全無道理。(8)彭將軍的叛逆性格既激使他在群雄並起的戰亂世道中打出一片天地，又致使他在一雄獨尊的專制體制下蒙受奇恥大辱。他既因好犯上而崛起，又因好犯上而落難。彭的叛逆性格即他的榮辱命運。

彭將軍曾給自己下過一個評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9)他所說的“本性”，自是包括他的“好犯上”的性格。

問題是，當此本性未移而江山已改時，就會發生適應性困境。江山未定時，大家都可以爭當天下英雄，一些人若“好犯上”，倒有可能成就他們的英雄事業。江山一統後，就只有一個人即最高統治者可以獨稱天下英雄，至於其它人若還要“好犯上”、還要顯示他們的英雄氣概，就只會自取羞辱、自討苦吃了。

對於這一點，林彪看得很透，也講得很白。他在廬山非難彭德懷時說過這樣一些話：

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毛主席才是真正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10)

這個黨、這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大英雄、一個大丈夫；而任何想與之爭雄者、想與之鬥氣者，都不能與之並立於黨、並立於國，都會被列入除悍禁暴之對象。

具有諷刺意義，在1970年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正是這同一個林彪於這同一個地方忘了他十一年前批評彭德懷的話，居然也想在毛澤東面前鬧一鬧獨立性、顯一顯英雄氣。

毛澤東說不設國家主席，他林彪硬要設國家主席，並組織起了一支上前吆喝叫陣的隊伍，有文有武，蔚為壯觀。

可結果正應了他本人早先說過的話：“自古兩雄不能並立”。一座廬山容不下兩隻老虎，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主席：黨主席與國家主席。在毛暴然反撲下，林不得不灰溜溜下山，偃旗息鼓；後又急慌慌出逃，“折戟沉沙”。

對於不能向毛澤東挑戰這件事，彭將軍既認識不到，也做不到，故而不得善終，關押至死；林彪認識到了，開始也做到了，最終卻做不到，故而也不得善終，亡命他鄉；但有一個人，既認識到了，又自始至終地做到了，故而得以善終，老病而逝。這後者便是曾名滿九州島島的周恩來總理。

據李銳記述，當時在對彭將軍圍斗中，周恩來表現出的態度不算嚴厲，但說出的話耐人尋味。他在8月1日常委會上有一段言簡意賅的插話(11)：

他指責彭：“你的骨頭是犯上”；

又告誡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

並反問彭：“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

周的上述“指責”，的確抓住了被指責者的真實性格特徵。

周的上述“告誡”，也的確道出了告誡者本人的真實性格特徵。

周的上述“反問”，讓人覺得似乎就是彭將軍曾經指責周的話。

在中共歷史上，周公的馴服性與彭總的叛逆性形成鮮明對照。周公言行如一，真正做到了“馴服”。廣義地說，他做了黨的馴服工具；狹義地說，他成了毛的馴服工具。

自毛澤東主持中共大局後，周一直甘當配角，並不遺餘力。搞“大躍進”時，他竭力配合過毛；搞“文化大革命”時，他又竭力配合過毛。打倒彭德懷時，他舉過手；打倒劉少奇時，他又舉過手。

並且，他對毛的支持，既有實幹精神，又講謙讓風格。當吃苦事送上來時，他急步搶到毛的身前；當閃光燈亮起來時，他又側身隱入毛的背影中。

當然，他也鬧過一些獨立性，但幾乎每次都以克己服毛而告終。例如，他曾反對毛的“冒進”，但當聽到毛的怒斥聲時，便檢討不迭，自己給自己扣上了一頂又一頂大帽子（參見本書第16節）。

在人們對周恩來的讚譽中，最常聽到的話是：忍辱負重，顧全大局。這種說法基本正確，但有些大而化之。人們還可進一步追問：忍誰之辱？負誰之重？顧誰之大局？

這些問題自是要涉及到他的老上級：周公固然有忍“四人幫”之辱的成份，但更多是忍毛澤東個人之辱；固然有負黨組織重任的成份，但更多是負毛澤東個人之重任；固然有顧全黨和國家大局的成份，但更多的是顧全毛澤東個人之大局。

周公屢屢為毛公拾遺補缺，收拾爛攤子；屢屢為毛公遮羞蓋丑，張羅破門面。如果離開周公傾力相助，很難想象毛公還能夠搞出那麼多名堂，還能夠硬撐那麼長時間；很難想象毛公在製造出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之後居然不倒台，在製造出殃及幾萬萬人的大浩劫之後居然不垮掉。周公所作所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客觀上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既延長了毛澤東的政治壽命，也延長了中國人民的苦難時間。

可見，在如何對待毛澤東問題上，周恩來與彭德懷是迥然不同的。借用周的話說，前者最突出點是“馴服”，後者最突出點則為“犯上”。正因此，前者能夠常侍於毛的身旁，後者則不能久留於毛的面前，不少中共老人在談到廬山彭毛衝突時，常常流露一種惋惜之情：

如果，怎樣怎樣；那麼，就不會如此如此。

實際上，彭毛不發生衝突是不可能的。一個剛正不阿，一個不容異己，勢如冰碳水火。彭不發難於廬山，也會發難於他山。毛公不在此地整彭，也會在彼地整彭。事情至此，遠未結束。毛不僅要將彭打倒，而且不准彭翻身，一旦整倒他，就不會再讓他站起來。

毛澤東在拒斥彭德懷等人力諫後，一意孤行，硬闖蠻幹，你說不可行我偏說行，你說不能幹我偏要干，結果把“大躍進”變成了大災難：

國民經濟倒退十年，竟倒退到建國初期水平以下，三年折騰抵上百年戰亂；

全國人口損失數千萬，竟相當於整個中華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戰爭中傷亡總數，─內憂甚於外患。

毛澤東在製造了這樣大的浩劫、作了這樣大的孽之後，有何舉措呢？怎樣對待自己？怎樣對待他人？尤其是怎

樣對待那些事前曾勸阻過他並且事後被證明為正確的人呢？此時，他可作這樣一些選擇：

上者，不勝羞愧；

中者，不覺痛悔；

下者，不思悔改；

下下者，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加害於人。

結果，老人家選擇了下下者，1962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坐在台上，迫於壓力，承認自己負有領導責任；但到了台下，又發自內心，大加讚賞林彪那一通把他老毛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的講話（參見本書第13節），並對那些敢在會上抱怨“大躍進”過失的人耿耿於懷，埋下了日後發動大規模政治運動予以報復的種子。

同年九月，中共又開八屆十中全會，確定執政黨在“大躍進”失敗後的工作方針。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講話，表明他由大搞經濟建設轉為大搞政治鬥爭，從七千人大會以來的守勢地位上轉到此時的攻勢地位上，即又可從另一角度出發來批判人、整治人。

他說到做到，還未等此會結束就一連抓了三個“階級鬥爭事件”。其中第一個事件，就是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新的進攻”。另外兩個事件，分別為批判鄧子恢等“刮單幹風”和批判習仲勛等“利用小說《劉志丹》進行反黨活動”。

本來毛彭廬山之爭已由事實作出裁決，誰是誰非已然明了。可是，毛拒不向彭認錯，拒不給彭平反。他告誡手下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12)劉少奇也在七千人大會上講：“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13)

不僅如此，毛及其追隨者還對彭打擊有加，迫害升級。

例如，廬山會議問彭是不是“從國際取了點經”、是不是“聞了人家的氣味”這些質疑性說法，到了此時便被升格為“裡通外國”這一確定性罪名。昔日抗日民族英雄如今被說成是投靠蘇修的內奸，儘管說者心裡很清楚此人連一句外國話都不會說。彭將軍為此“心膽俱裂”。(14)

又如，廬山會議後，彭只是被調離現職，仍享有政治局委員待遇；只是被遷居京郊，仍享有個人行動自由。到了“大躍進”徹底失敗後，亦即彭意見被事實證明為正確後，他反而受到更嚴厲的對待，參加中央會議權利被取消，駐地被監管，行動被跟蹤，交往被限制。彭將軍實已被軟禁起來，實已“淪為吳家花園裡的政治犯。”(15)

毛如此對待彭，使人不禁想起袁紹如何對待田豐之事(16)：

袁紹欲發兵攻曹。謀士田豐盡陳弊害，竭力勸阻。袁紹聽之不悅，將田囚入牢中，遂率大軍南征。果不出田豐所料：經白馬、延津、官渡數戰，袁紹不敵曹操，大敗而歸。此時，有人向田豐道賀：先生料事在先，“君必見重”。田不以為然：“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果又不出田豐所料：袁兵敗後，恐為田恥笑，非但不重用他，反而將其誅殺。他這是由敗而羞，由羞而惱怒，由惱怒而不容人，尤不容那種已被事實證明為比他袁紹高明的人。史家陳壽評之：“紹外寬雅”，“而內多忌害”。

毛公何嘗不也如此，當自己執意導演的“大躍進”徹底失敗後，不僅不去認真反省自己的錯誤，反而去竭力加害那些曾勸阻過自己不要犯此錯誤的人。他容不得黨中國中有比他毛澤東更正確的人，容不得黨中國中有向他毛澤東顯示剛勇氣概的人。

不過，毛彭之爭與袁田之爭不盡相同。兩者有相似處，亦有不相似處。相似處在於毛堪比袁，不相似處在於彭不及田。

此“不及”指的不是剛正不及，而是算度不及。彭儘管也能發現毛一意孤行錯誤，並且也能直言相諫，但未能認識毛在鑄成大錯後不僅不思悔改反而遷怒他人的政治品性，相反還對他報有許多良好期望，故就不如田謀士了。

當彭目睹“大躍進”慘重失敗後，並看到中共中央為補救這一過失而發布的《十二條》、《八字方針》、《農業六十條》時，竟天真地認為，“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已因實踐而得到解決。”(17)

彭將軍不僅有如此天真的想法，而且作出一些天真的舉措。

1961年，中國還未從“大躍進”的浩劫中擺脫出來，仍是一片破敗景象。彭德懷卻於當年九月向毛澤東提出要去農村考察。

彭此舉就客觀效果來說，無疑是去翻看毛搞經濟建設的失敗記錄，無疑是去端詳毛胡亂折騰出來的破疤爛瘡，故很難為毛所快。彭似是不明個中隱情而行事，結果屢碰釘子。

下鄉調查前，彭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見見面。毛答覆，現在不見，回來再見。待到返京後，彭又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談一談。毛此次連個答覆也不給了。(18)

彭本想為黨再做一點調查工作，再提供一些真實情況；但沒想到所獲得的回報，竟是黨中央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將他的罪名大大加重。他又本想向黨提出申訴，請予澄清自己的問題；但又沒想到所獲得的響應，竟是黨中央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將他的此舉定性為向黨發動“新的進攻”。

可見，彭德懷雖能夠發現毛在政治舉措上的許多弊端，卻很難認識毛在內心深處里的一些弱點，如陳壽所說的那種“內多忌害”弱點；故而一方面對其牢騷滿腹，另一方面又對其存有希望，仍願意向其提意見，仍願意向其作申訴；結果不斷遭其打擊，不斷受其凌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彭德懷對毛澤東的認識不及田豐對袁紹的認識。田一眼就把袁看穿，彭則歷經磨難才把毛看透，才在臨終前要拒吃“毛澤東的飯”，要拒服“毛澤東的藥”。

不過，話說回來，彭德懷畢竟屬猛將而非謀士，難免剛勇有餘而算度不足。

借用前文所引韓非之言，彭將軍可被排入“私劍”之列，田謀士則可被排入“私學”之列。前者以剛勇氣概直逼專制君主，後者則以獨立見識洞察專制統治者。

實際上，在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中，既有“私劍”者，如彭本人；也有“私學”者，如黨內大秀才張聞天。後者以見識為長，能夠把毛這樣的專制者看得很透（參見本書第25節）。1949年後，在整個中共內，敢於指着毛澤東鼻子說話者，唯彭德懷將軍一人。彭無疑是中共高層中最具有剛勇性格的人，故也是毛澤東主席最不能容忍的人。彭要保持自己有話直說的一貫作風，毛要確立自己說一不二的專制權威，於是，兩者間的對立乃至衝突成不可避免之勢。1959年廬山會議，則為這種衝突提供了時間、空間、以及人事機緣，於是，有了彭德懷的“意見書”與毛澤東的“反右傾”之爭，有了廬山上的“龍”與“虎”之斗。結果，彭被打倒，毛又一次獲得黨內鬥爭的勝利，又一次打破執政黨內部力量所給予他的制約。

1934年江西廣昌，當最能打惡仗的紅三軍團都頂不住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時，紅一方面軍就只剩下長征這一條路了。

25年後江西廬山，當最敢講真話的彭大將軍都擋不住毛澤東主席的蠻幹時，中國老百姓就只剩下挨餓這一條路了。

這同時意味着，打這以後，中共高層內就再也不會有人敢站出來公開指責毛澤東了；與之相應，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將任他折騰，任他折騰完中國經濟，再折騰中國政治，幹完“第一件大事”，再干“第二件大事”。

註解:

(1)《荀子﹒榮辱》。

(2)《荀子﹒議兵》。

(3)《荀子﹒強國》。

(4)《韓非子﹒詭使》。

(5)《韓非子﹒五蠹》。

(6) 參見湖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代史組、文學組《平江起義》，《歷史研究》1979年第2期。

(7)參見《彭德懷傳》，第一章第二節；參見《彭德懷自述》，第4頁。

(8)性格僅是命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它的充份條件。人們可以說，若要成就大業，就須具備堅強性格；但不能反過來說，只要具備堅強性格，就能成就大業。

(9)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91頁。

(10)參見：同(9)，第252、282頁。

(11)參見：同(9)，第249頁。

(12)參見《彭德懷傳》，第683頁。

(13)參見：同(2)，第678頁。

(14)參見：同(2)，第678─679頁。

(15)參見：同(2)，第685頁。

(16)陳壽《三國志》卷六，傳第六。

(17)參見：同(2)，第668頁。

(18)參見：同(2)，第668、677頁。

1962年，對於毛澤東治下臣民來說，似乎不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年份，既不是肚子最餓的年份，“黑色六零年”剛過去不久；也不是世道最亂的年份，“紅色六六年”還得等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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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轉折：七千人大會與八屆十中全會

引言

1962年，對於毛澤東本人來說，倒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一個在其執政生涯中堪稱轉折點的年份。

隆冬一月，北京開“七千人大會”。老人家低下了頭，認了錯：

“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1)

金秋九月，北京又開“八屆十中全會”。老人家再次昂起了頭，昂得比過去更高，並作出一副高瞻遠矚的模樣，向人們鄭重地宣布：

“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少則幾十年多則兩百年），始終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

“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很激烈的。”(2)

此斷言口氣宏大、言辭激烈，撞鐘擊鼓般地告訴中國老百姓，他們的毛主席現在要去做比搞經濟更重要也更迫切的事了。

【28】

在這一年中，執政者毛澤東先是低頭退卻，後又昂首進擊，從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轉變：由主要搞經濟建設轉變為主要搞階級鬥爭，由竭力做“第一件大事”轉變為竭力做“第二件大事”。

在此之前，面對飢號遍中國的慘況，老人家項上那顆一向是高高聳起的頭顱已頻頻低垂了，那張總顯得豪情萬般的臉上竟不時透出些愧色來。

在1961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反覆談到要恢復實事求是傳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並承認自己近幾年不大了解情況，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從前在江西做的那種調查研究，現在做得少了。(3)

同年3月13日，他在寫給中央其它領導同志的信中，先是批評這些人以及各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對於農村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義問題，“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繼而捎帶批評了自己一句：“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4)

9月29日，他在寫給中央政治局其它常委的批示中承認，在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定於生產隊還是定於生產大隊這一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從1956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清醒過來了吧！”(5)

到了第二年初，老人家把這種自我批評從中央高層內做到“七千人大會”上，正式向全黨認錯，說出了前文所引述的那段話。

不過，他說出那段認錯話的時間，並非會議之初，而是會議開幕後的第20天。當時，會議按原計劃接近尾聲，但許多與會者反映，他們心中還有些話沒有講完，還些氣沒有出盡，希望會議再強調一下發揚黨內民主和反對官僚主義等問題。政治家毛澤東在獲知這一情況後，立即與常委們商量，決定延長會期以補議這些問題。

1月29日下午，他宣布會議要接着開下去，開成“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

1月30日下午，他本人作了長篇講話，講民主集中制，講自己也有錯誤、也應承擔責任。他一共談了六個問題：１、此次會議開法；２、民主集中制；３、現階段階級關係；４、認識客觀世界；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６、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他談得較多的是第２個問題和第４個問題。他談前者談出了十個分問題，談後者談出了四十年黨史，都力圖回答執政黨近幾年來何以犯錯誤問題。他談前者時說，這是因為執政黨沒有很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沒有充份地發揮黨內民主。他談後者時說，這也是因為執政黨缺乏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缺乏這一方面的經驗。

那麼，他所談的這兩個問題與他本人有什麼關係？他有沒有把自己談進去，承認不承認自己既不講民主又缺乏經驗？通觀其講話，他談前者只談別人，談後者才談到了一點自己。

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他說(6)：

“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麼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

“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

“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

“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象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齣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笑聲）我為什麼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着覺。他們如果睡得着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裡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裡去幹什麼呢？為什麼不坐到自己房子裡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議論紛紛呢？”

毛澤東在談別人不民主時，也談到了自己，但主要是作為正面例證來談的：

“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它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

他在談有些人犯了錯誤自己不說也不許別人說時，再一次談到了自己：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隨後便講了那段“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的話。

這裡，確有承認錯誤的意思，但更有表白自己敢於自我批評且勇於承擔責任的意思。

不講民主，本應是執政者毛澤東難以啟口的痼疾，如今倒成了他滔滔不絕的談資，並獲得陣陣掌聲。

毛承認自己確有錯誤，但只把它歸結為認識問題(7)：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毛又指出這種認識問題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覆的實踐，在實踐裡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着盲目性。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毛還特別以“民主革命”為例：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

在此之前，“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份之一。……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反之，“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份的經驗，還不能充份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毛在此既講歷史又談哲學，無非是要向他的黨人表明，他們的主席搞社會主義建設犯錯誤是合乎認識發展規律的，是合乎情理的。而那些無論在歷史學識上還是在哲學見識上都遠不及他的聽講者們，自然聽得確信不疑，感動不已。

其中的一位聽講者薄一波在三十年後回顧此事時，仍掩飾不住自己的激動之情：“毛主席這段話講得多好啊！他的態度如此誠懇、謙虛，當時大家聽了，無不深受感動。……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光明磊落的精神。”(8)

顯然，薄某不是在正視毛澤東，而是在仰視他，是帶着一種近乎宗教感的領袖情結來看待他，崇敬有餘，說理不足。這也是許多老中共黨人至今仍棄之不去的心理包袱。

與之相反，只要抱着客觀態度，稍加分析，就可看出毛所說的這些話有許多漏洞。

例如，他承認周恩來、陳雲等比他更懂經濟，可他又為什麼要強使他們作違心檢查，並越過他們搶到前台來獨斷一切？他承認自己對搞社會主義建設知之不多，可他又為什麼要拒絕別人提意見，甚至把提意見者打成機會主義份子？

顯然，這已超越了認識問題，而涉及到政治問題，涉及到執政者如何運作政治權力問題。

又如，毛澤東說人們在做那些從未做過的事情時難免要犯錯誤。這種說法過於抽象，迴避了一個重要問題：

犯錯誤有一個程度問題，有犯小錯誤者，有犯大錯誤者，甚至有犯特大錯誤者。人們可以說做事難免要犯錯誤，但不能說做事難免要犯大錯誤或特大錯誤。毛澤東以及由他領導的執政黨在這幾年中所犯錯誤正是這後者。

可見，毛用上述話來解釋其錯誤，實是用抽象來混淆具體，用不加限定的一般常理來掩飾其所犯下的特定錯誤，即那種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錯誤。

又如，他說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北伐戰爭與土地革命戰爭兩度失敗，才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這位老黨人在說此話時，有意無意地漏掉了一個重要史實：

中共在這兩度失敗後，不僅獲得了對革命的認識，而且撤掉了一些領導人的職務，至少把他們排除到最高決策圈外。這期間先後被撤職或被降職的中共領導人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秦邦憲、陳紹禹等。重大的失敗必須有重要的人物來承擔重大的責任。這種承擔責任不能以責任者說幾句認錯話來了事，而應使其受到嚴厲懲處，至少被逐出決策圈外，使其不能再貽害本黨。

可是，毛澤東在用本黨搞民主革命的失敗教訓來解釋自己搞社會主義的失敗後果時，只談失敗能夠增進認識的一面，不提失敗應有負主要責任者為此丟官的一面。這種談法顯然是實用主義的，是唯我所用的。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真的按照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慣例來行事的話，那麼，毛在1962年初就不只是認錯了，很可能要下台了。這無論對他自己來說，還是對他的黨對他的國家來說，都有好處，至少他執政後所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很可能搞不起來。

再如，他說執政黨缺乏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故在行動上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干出“許多蠢事”。這一說法也有難以說清的地方：

毛說此話時，新中國已有十二年歷史了，其間分為前八年（1949─1957)與後四年(1958─1962)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由周恩來、陳雲等人掌管經濟工作，後一階段主要由毛澤東自己掛帥搞“三面紅旗”運動。按理說，前八年經驗要少些，捅的漏子要大些；後四年盲目性則應小些，干的蠢事也應少些。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前八年不僅沒有捅大漏子，而且成績斐然；後四年盲目性則更大，干的蠢事也更多。面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很尷尬，不僅有其責任問題，而且與其理論不符：搞社會主義建設時間短反而錯誤很少，搞社會主義建設時間長反倒錯誤很多。顯然，這個問題對老人家來說是迴避不了的，必須予以解釋。

毛澤東承認前八年的建設做得比較好，但又指出：“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那麼，後四年的建設又如何呢？他說：“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9)

簡言之，前八年建設，雖然搞得好，卻是照抄別人的，缺乏創造性；後四年建設，雖然碰釘子，卻是自力更生的，故不免缺乏經驗。

如此辯解，讓人覺着老人家太缺乏風格了，對別人過於苛刻，對自己過於遷就。共產党家中的理，不論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讓他一個人說了。

不幸的是，如此強詞奪理的講話，竟還能贏得滿場的喝彩，贏得全黨七千名縣以上幹部的附和，故預示着這個黨還要犯大錯誤，還要栽大跟斗。

話說回來，毛澤東畢竟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認自己應對執政黨失誤負有領導責任，總算低了一下頭。這一低頭意味着他將從經濟戰線上退卻下來。

註解：

(1)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1.30)》，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數據》第24冊，

第4頁。

(2)《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1962.9.27)》，載《人民日報》1962年9月29日。

(3)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372─373頁。

(4)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904頁。

(5)引自：同(4)，第939─940頁。

(6)引自：同(1)，第1─5頁。

(7)引自：同(1)，第5─9頁；參見：同(4)，第1030─1031頁。

(8)引自：同(4)，第1031頁。

(9)引自：同(1)，第8頁。

【29】

對於毛澤東從經濟戰線上的退卻，他的同志們尤其是他身邊的那些中央大員們，將會作出何種反應呢？

這些大員們表現出一種好意與戒心參半的態度來：一方面，為他遮遮掩掩，好讓其走人了事；另一方面，對他旁敲側擊，以勸其好自為之。

出於維護毛澤東威信的好意，他們紛紛出來為其打掩護，使之能體面退場。其中，出力較多的有這樣幾個人：一是於四十年代被毛確認為第一副手的劉少奇，二是於五十年代被毛提升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三是於六十年代被毛指定為接班人的林彪。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先是代表中央向會議提交一份書面報告以供與會者討論，後又發表講話以對書面報告作補充說明(1)。在此報告與此講話中，劉反覆強調，這幾年來“我們的成績還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與此相應，他列舉了十二條成績與四條缺點錯誤，並說如果大家覺得缺點錯誤說得不夠，還可加上一兩條。他還補充道：“這些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停止，不再犯了，已經改正了，或者正改正。也就是說，缺點和錯誤的大部份已經過去了，好像一個人害了一場大病，現在這場病基本上已經好了。”

關於這些缺點錯誤的性質，劉一再強調：“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的過程中，在某些時候，發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對於好省注意不夠，或者沒有注意；只注意數量，對於品種、質量注意不夠。”

另外，劉還特別提到五九年廬山會議，繼續為毛澤東進行辯護，繼續對彭德懷進行詆毀。在書面報告中，他堅持說，彭德懷上書是為了達到他蓄謀已久的篡黨目的，廬山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2)

在大會講話中，劉又解釋道，廬山會議之所以要開展反右傾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於是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坐於一旁的毛澤東當即作了一個畫龍點睛般的插話：“只要不是裡通外國。”(3)

於是乎，彭德懷為民請命之舉有了漢奸嫌疑，並且這種嫌疑被言之鑿鑿地公布於這個中共有史以來最大的幹部會議上。

據《彭德懷傳》記述，當將軍後來讀到此話時，“臉色徒變”，“拍案而起，心膽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連聲喊道：‘誣衊，誣衊﹗’”(4)

劉少奇在此大會上，之所以要提廬山會議、要講這些不實之詞，說到底還是為了維護毛澤東主席的。在毛搞“大躍進”推行“左傾路線”的過程中，1959年廬山會議是一關節點：

毛的左傾路線在此之前，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在此之後，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而且表現在政治方面。

毛犯錯誤在此之前，還可說是無意所致；在此之後，就無疑是一意孤行、明知故犯。

結果這條左傾路線不僅搞垮了經濟，而且打擊了忠良、坑害了百姓，致使幾百萬黨員蒙冤、幾千萬人民被餓死，可謂罪孽深重。

因此，劉少奇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基本正確性”，要維護毛澤東本人的“光輝形象”，就不能從廬山會議結論上後退，就不能不朝彭將軍那已到處是傷的身上再踹一腳。

由鄧小平領銜的中央書記處曾向中央常委會提出報告，一方面肯定“三面紅旗”的正確性，另一方面表示要由他們來為這幾年錯誤承擔責任。鄧本人也在大會上談道：就全國來說，首先由中央負責；就中央來說，則首先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5)

雖然“七千人大會”被稱做“出氣會”，即大多數與會者都對這幾年來黨的工作進行了批評，重點批省委；但對於中共這個很強調精神力量的黨來說，不能光“出氣”，還得要“打氣”。臨近大會結束時，總書記鄧小平作報告，強調他的黨仍有“五好”：一是“有好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黨的指導思想。”二是“有好的黨中央，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其它三好分別為“好的骨幹”，“好的傳統、好的作風”，“好的人民”。(6)

至於林彪如何為毛澤東辯護，前文已作論述，指出他大發奇論：一是東拉西扯，說我們雖在物質上損失了，但在精神上收穫了；二是顛倒黑白，說我們之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按毛主席的話去做。對於林這番辯解，毛非但不覺背理，反而大加讚賞，認為比其它人講得好。

關於林講這番話的動機，有論者指出他是在故意製造個人崇拜，以實現個人政治野心。(7)本文以為，林如此說法除藏有他個人心機外，還存有為毛着想之意，他很想幫他的老首長過這道坎。在歷史上形成的中共高層派系中，林與劉鄧都同屬毛的班底，都受過毛的大力提攜，故而都與毛休戚相關。

毛對林所作辯護的讚賞，就被辯護者方面來說，意味着毛不容異己的政治品性將更趨顯化。就辯護者方面來說，意味着劉少奇與林彪的政治仕途將發生變化：前者已走到盡頭，後者則繼續上升，直至完全占有乃至超過前者曾經達到的位置。

在此番保毛過坎的眾多大員中，自然少不了周恩來總理。四人抬的轎子，已有劉、林、鄧三方，餘下一方便是此公了。在大會最後一天，周登台發言，十分懇切地作出自我批評，承攬責任。另外，在大會分組討論中，以及在會前會後，周還多次作檢討，說“這幾年所犯錯誤，國務院要負主要責任”(8)

顯然，周恩來這一自責言過其實了。就實際情況看，在“大躍進”之初，他是被毛趕着走的，是在被毛嚴辭批評而不得不做關於“反冒進”違心檢討後起步的；在“大躍進”之中，他也頭腦發熱，講了過頭話，做了過頭事，甚至寫了一本多有虛誇言辭的小冊子《偉大的十年》；在“大躍進”之末，他則殫精竭慮，為毛收拾爛攤子，填窟窿、補漏洞。因此，周對“大躍進”失敗，縱有責任，也不應負主要責任。

周恩來自1935年後，就沒有直接反對過毛澤東，而總是支持他，至少是順從他。這種支持和順從常常採取自我批評的形式(參見本書12節)。建國前，在“遵義會議”上，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時，他站起來通過嚴責自己的方式，為毛重掌軍權投了最有份量的一票；在“延安整風”中，他又以中共資深領導人身份作現身說法，以自己的錯誤來證明毛的正確。建國後，搞了“反冒進”，他便檢討自己犯了保守的錯誤，以服從毛的領導；搞了“大躍進”，他又檢討自己犯了激進的錯誤，以維護毛的威信。

可以說，周恩來是中共黨內做自我批評做得最多也是做得最好的人，既勇於做自我批評，又善於做自我批評。他做錯事能夠自我批評，沒做錯事也能夠自我批評。並且，他每次做自我批評，無論做恰如其份的自我批評，還是做誇大其詞的自我批評，都不影響他在黨內的威信，甚至能增進他在黨內的威信。

儘管他的許多黨人都說他嚴於律已，但歷史要說他在嚴於律已的同時過於姑息毛澤東，過於容忍這位老人家為所欲為。毛無論搞“大躍進”還是搞“文化大革命”，都得到過他的支持。這種支持有時是有所保留的，但多數情況是傾其心力的。

總之，面對因毛一意孤行而釀成的經濟浩劫：

國家主席劉少奇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

黨務干臣鄧小平說，他所領銜的書記處應對此錯誤負有主要責任；

政府首腦周恩來說，他所掌管的國務院應為此錯誤承擔主要責任；

軍隊統帥林彪十分乾脆地說，毛主席根本沒有責任。

四個轎夫吆喝着不同號子，但都朝着一個方向用力，都要把已陷於泥淖中的老人家抬起來，結果也真的抬起來了。在眾大員竭力掩護下，毛澤東終能從“大躍進”慘敗中全身而退，中央主席的位子照舊坐着，偉大領袖的形象依然光彩奪目。

註解：

(1)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報告》、《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417頁、418─443頁。

(2)(3)引自《彭德懷傳》，第678頁。這兩段引言，在後來編排的《劉少奇選集》中均被刪去。這種大肆刪改重要歷史文獻的現象，在現今出版的已故中共領導人的文集中屢見不鮮。如此做法是不負責任的，既不尊重死去的人，也不尊重活着的人，是在有意識地對讀者、對人民進行隱瞞。這一做法也是不聰明的，因為，後人最終能夠看到文章的本來面目，同時能夠看出這些選編者們是如何在那裡裁剪歷史的，並對他們嗤之以鼻。

(4)引自《彭德懷傳》，第678─679頁。

(5)引自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載《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55頁；參見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14、17、18頁。

(6)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1頁。

(7)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11─412頁。

(8)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027─1028頁；參見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14、18頁。

【30】

這些中央大員們在力陳上述不實之辭時，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想為毛作些掩護，一方面又對毛存有疑慮：你捅了那麼大一個漏子，點一下頭就要走人，似乎沒那麼簡單；再說我們好不容易將您抬出一個爛泥坑，不是為了讓您再跌進另一個爛泥坑，弄得大家不能安歇。

這種矛盾態度在劉少奇這位政治局大班身上表現得較為突出。他一方面堅持說這幾年執政黨所犯下的錯誤不是路線性質的，另一方面又對“三面紅旗”持保留態度：“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1)可是，這“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面面都涉及路線問題，都具有路線性質。

在分析三年挫折原因時，他多次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認為主要原因是人為的，並指出這種人為原因突出地表現為一些領導同志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尤其是破壞了黨的民主作風。他向“七千人大會”提供的《報告》和他在大會上作出的《講話》，都有一一對應三個部份，每個部分都反覆談到民主集中制問題，其中第二部分就直接以此為標題。

據薄一波記述，“少奇同志在修改自己的講話時，親自用鉛筆重寫了幾大段話，加進了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強調這是幾年來犯嚴重錯誤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2)

誠然，破壞民主集中制的領導人不在少數，中央有，地方也有，中南海有，各部委也有；但最突出者無疑是那位權力最大者，那位今日吆喝這個部明日拍扳那個委、此次批評張三大員下次訓斥李四大員的老人家。

可見，劉少奇此番大談民主集中制問題，尤其是大談民主作風問題，不能不觸到毛澤東痛處。如薄一波事後所說的，“這些話，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3)結果，還沒等到劉少奇要於5年、10年後再來總結經驗時，老人家就在四年後用“我的一張大字報”向他算起“1962年的右傾”這筆賬。

前文提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為維護毛而繼續為“廬山會議”辯護，繼續向彭德懷潑髒水。如果稍微推敲一下劉說的那些話，就不難發現內中隱有深義。

據《彭德懷傳》披露(4)，劉少奇在談到廬山會議時說：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是不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

不是因為這封信，那又因為什麼呢？劉少奇接着列出彭德懷兩大罪狀：一是長期以來在黨內搞小集團，二是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前為結黨營私，後為裡通外國，皆為中國政治之大忌。

按照劉這一說法，彭在廬山上所犯錯誤，主要不是在那封信上面寫了什麼東西，而是在那封信背後搞了一些名堂。這實際上是在重新解釋廬山會議，是在變相修改廬山會議結論，使之顯得不如以往那麼重要了。

彭將軍在信上寫了什麼呢？概而言之，既對事又對人（參見本書第20節）：對事，是說這幾年來黨的工作出現一系列重大錯誤，已危及到各階級各階層關係，錯誤具有“左傾”性質；對人，是說黨主席毛澤東應為此負主要責任，此人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很可懷疑，作風浮躁專斷。彭的這些批評大都涉及執政黨全局性問題。劉卻說彭信所言沒有大錯，甚至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

至於彭在信背後做了什麼，劉給他羅列了上述兩大罪名。可是，這兩者嚴格說來，都不屬執政黨的全局性問題，僅涉及該黨中的一小部份人，並限於他們的個人質量問題。

劉少奇這一新解釋可謂“明升暗降”：對彭德懷個人的批判明顯地升溫了，對會議總體意義的評價則暗暗地降低了。

另外，劉的這種舍信而究其它的責難方式，也使得彭案的確信度大為降底。他放着白紙黑字的東西不問，而去追究那些很難找到實據的問題：

說彭“裡通外國”，卻提不出有關證據、證人。毛澤東等能夠予以確定的事情僅僅限於彭德懷於廬山會議前曾訪問過東歐數國。

說彭搞“反黨集團”，卻查不出有關綱領、名錄。廬山會議鬥了數十日，只斗出一個六人“軍事俱樂部”，其中四人（張聞天、周小舟、周惠、李銳）還是非軍人。

再者，給彭開罪名開得過重，也會適得其反，使人們很難相信真有此事，並對開罪名者的這種搞法產生懷疑。

如說彭“裡通外國”，可將軍本人“一句外國話也不會說”，每與外人交談均有翻譯在場，並記錄在案。真要是有此事的話，早就會被揭出來了。毛手下那些搞“專案”的人，最會幹這種翻箱倒櫃揭人隱私的事了。

就彭的軍事生涯來看，他曾屢屢同外軍作殊死之戰，同日本人打了八年，同美國人打了三年，打得英勇頑強，不屈不撓。即使在自家陣營內也不怯於外人，對紅軍太上皇德國人李德敢於臭罵，對“蘇聯老大哥”不卑不亢，並獲蘇軍敬重。

抗日英烈武士敏將軍生前對人說，“當了幾十年的兵，真正懂得為國報效，是在小東嶺會議（第二戰區東路軍將領會議─引者）上聽到了彭副總司令的教誨後才認識的。從此，我才懂得怎樣做一個真正的軍人。”(5)

一個國軍將領，聽了彭副總司令一席話就真正懂得為國報效，懂得怎樣做一個真正的軍人。可是，那些中共大員們，何止是聽過彭老總一席話，哪一個不與彭共事數十年並親眼目睹彭是怎樣為國奮戰的，結果卻把彭說成是一個搞“裡通外國”的人。兩相比較，足見這後一種人弄虛作假、薄情寡義到何種程度。

又如說彭拉幫結派，可彭在中共高層中屬最不喜歡也最不善於拉拉扯扯的人。無論在延安還是在北京，他都不願在中共大員之間作聯絡感情式的走動，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不拜，孤僻。(6)平日裡，將軍不苟言笑，做事較真，遇有看不慣事，不管牽涉到什麼人都會說出來，甚至臭罵一頓，人頭越熟越不講情面，致使許多中共高幹望而生畏。

五十年代，中南海一名衛士向一位首長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發現許多中央首長都有些怕彭總，他想知道彭總是不是真的可怕。這位首長告訴他，彭總並不可怕，彭總實際上是一個能夠嚴格要求自己，黨性極強的人。說此話的首長，不是別人，正是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嚴詞數落彭總質量不良的劉少奇。(7)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重新解釋廬山會議是意味深長的：

一方面，委婉承認彭的信中所言，認為其間許多內容是符合事實的，從而間接地肯定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批評（事實上，也無法不作此表示，因為彭在“萬言書”上所寫的話，除了“毛澤東”這三個字外，其它的話包括象“左的傾向”這種很有刺激性的話，都被與會者們以不同方式說到，並被說得更具體更生動）；

另一方面，加重責難彭的個人質量，幾乎把他說成是一個“亂臣賊子”，結果淡化了廬山會議的路線鬥爭意義，同時凸顯了這一會議的政治傾軋性質。

顯然，劉少奇這種解釋既不能為那位剛性有餘而柔性不足的彭將軍接受，也不能讓那位正坐於一旁而悶頭聽講的老人家感到好受，如其夫人江青後來所言：“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8)。

註解：

(1)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26頁。

(2)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037頁。

(3)引自：同(2)，第1046頁。

(4)引自《彭德懷傳》，第678頁。

(5)引自李國慶《粉粹日軍九路圍攻晉東始未》，載《山西文史資料》1986年第二輯，第27─39頁；本文引自《彭德懷傳》，第183頁。

(6)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34頁。

(7)引自石國瑞等《在少奇同志周圍─警衛人員的回憶》，載《紅旗飄飄》第20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244頁。

(8)引自廖蓋隆《黨史探索》，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頁。

【31】

1962年初，中共中央七大常委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及前述為毛抬轎子四人外，還有兩位重臣也就“大躍進”問題發了言。一是排名第四的朱德委員長，二是排名第五的陳雲副總理。不過，兩人發言都沒發在七千人均出席的全體會議上，而是發在小範圍的分省會議上。兩人發言都發得更為坦率直露。

2月3日，朱德出席山東組會議並作了講話。他講的中心話題就是反“左”，疾言“那一套‘左’的歪風要痛改。”他的這一講話紀要，後來被冠以《糾正‘左’的編向，恢復和發展生產》篇名而收入其選集中(1)。

他說：執政黨反“左”是十分困難的，“‘左’的傾向來了，也帶群眾性，制止不住，要到失敗了，吃了虧，才制止得住。有那麼一些人，在‘反右’中總覺得高指標都對，不搞高指標就‘右’了。所以，風剎不住。反右比較容易，因為資產階級的東西在我們黨內比較容易識別，好制止一些。‘左’的東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他說：“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

那麼，誰搞“左”的東西能夠做到“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其談鋒所指已十分明了。朱將軍這番批評可以說是在重述他的老戰友彭德懷曾於廬山說過的話，也是他的老政委毛澤東當年最感刺痛的話（參見本書第19節），並也是後者此時最感隱痛的話。

朱德指出：“自己犯了錯誤，怕人家揭穿，就壓制群眾，哪個還敢講話呀？”“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黨內鬥爭有時同對反革命份子的清理混淆了。”

他還滿懷深情地談到老紅軍講團結、講友愛的傳統，談到：“對群眾我們起碼要團結百份之九十以上，對幹部就不是團結百份之九十，而是要爭取團結百份之百。培養一個幹部，要十年、幾十年，不容易啊！要使他到老、到死始終是個好幹部。”將軍所言使人很容易想到他的那位老紅軍戰友，那位曾經被黨培養幾十年而如今不再被黨團結的老幹部。

據李銳記述，當年朱將軍在廬山會議上，曾為彭德懷說過公道話；即使被裹脅着參與批彭鬥爭，也是避重就輕，以致被毛澤東譏為“隔靴搔癢”。(2)此次他在山東組會議上大發批評，雖未指名道姓，但肯定不是“隔靴搔癢”。

毛澤東曾請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後者則以自己還未摸清問題為由而推辭不講。可是，就在大會閉幕後第二天，他跑到陝西省全體來京幹部會議上，講了許許多多話。(3)

陳一向被譽為“黨內理財能手”，“國家經濟總管”，但在此會上不講他的財政經濟問題，而大談黨的思想作風問題：

“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

陳雲認為，這幾年黨風問題突出表現為不說真話，尤其不說作為反面意見的真話，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人們沒有話說，而是因為人們不敢說話，其主要責任在領導身上：

“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相同的意見誰也敢講，容易聽得到；不同的意見，常常由於領導人不虛心，人家不敢講，不容易聽到。”

陳雲這一批評，雖未特指某個人，似是泛指整個幹部群體；但肯定涉及毛澤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他說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在一個地區如在陝西省盛行不講真話風氣，那麼主要責任在該省領導身上；如果在全黨乃至在全國大行不講真話風氣，那麼主要責任就不在地方領導身上，而在中央領導身上，尤其在那位中央最高領導身上。在中共高層里，陳雲是一個講話歷來不多但每講都很用心的人。

陳雲十分了解他的那位上司在頭腦發熱時，非但聽不進來自基層的真話，而且聽不進來自高層的真話。他也十分清楚彭德懷在廬山上說的都是真話，其中有許多話本來就是他陳雲想說而未說出來的。

據有關文獻記述(4)，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期間，彭德懷與陳雲同住在瑞金二路五號，同席進餐，一起散步，交談過許多問題，對“大躍進”中的高指標等問題有較一致的看法。三個月後，彭上了廬山便急沖沖地說出他想說的話，話中自是包括他先前與陳交換過的看法。

人們在讀到彭信全文時可能會問：這位把大部份時間用來統管數百萬軍隊的猛將軍，何以能夠寫出這種事關經濟卻頭頭是道且一針見血的東西來？這除了他本人擁有一顆體恤民情民苦的熱心和掌握一些調查材料外，是否還有高人指點？

今天回過頭去看，這高人至少有兩位：一是在廬山與將軍常常見面的張聞天，二是在上海與將軍頻頻交談的陳雲。前者屬中共黨內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頂尖高手，後者屬中共黨內從事經濟實際工作的頂尖高手。並且，兩者都熟知黨的歷史，都熟知毛的為人。因此可以說彭的意見書，就其提出方式而言，完全屬彭個人行為；但就其所寫內容而言，不全屬彭個人私見，其中許多看法屬黨中同仁共識。

張上了山則與彭同難，陳未上山故與彭案牽涉不多。不過，後者即便上山，也未必會說出彭所說出的那些話，至少不會說得像彭所說得那樣坦露無遺。陳多少還有些忌憚老人家，但這不意味着他會就此罷休，會對彭代己進言而受過這件事完全緘默不語。

當1962年毛澤東作經濟退卻時，他陳雲在“七千人大會”後，跑到陝西來京幹部會上大談黨內民主問題，大批不講真話風氣。

又當1978年毛澤東作古兩年後，他陳雲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預備會上，第一個站起來為已蒙冤十九年的彭德懷鳴冤叫屈，呼籲為其平反昭雪，終獲成功。當年年底，中共中央為彭將軍補開追悼會以恢復名譽。

註解：

(1)朱德《糾正‘左’的偏向，恢復和發展生產》，載《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391頁。

(2)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80─181，191─192，204，226，258，283─284頁。

(3)陳雲《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載《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90頁。

(4)參見《彭德懷傳》，第589頁；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24─125頁。

【32】

對於毛澤東容不得批評這一領導作風，陳雲不僅能從他人的遭遇上觀察到，更是能從自身的經歷中感受到。前述他對此公的那番間接批評，實是出自他對後者的直接了解。

在中共高層大員中，陳雲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人物。他能看出許多問題，也想說出這些問題，雖不能象彭大將軍那樣無所顧忌地說話，但總在尋找機會或等待機會說話，並儘量使說話不過於尖銳以致刺痛那位主席大人。這就使得他與毛關係十分微妙：

一方面，毛承認陳能夠看出許多問題的癥結，並能開出相應的藥方，稱之為“良將”、“賢妻”，以至心頭一熱便委以重任，讓其挑擔子；

另一方面，毛又不能容忍陳真的要來糾正他所犯的錯誤，故常反悔說氣話，致使後者心有餘悸，檢討不迭，最後也就撂挑子，打道回府養病去了。

薄一波曾指出：“每當經濟建設遇到挫折的關鍵時刻，總是要請他出來，組成中央財經小組，由他主持來解決問題。當時，一些同志把毛主席和中央的這種做法喻之為‘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然而陳雲同志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和謹慎細緻的工作方法，同當時‘左’的急於求成的做法是不合拍的，這就形成了財經小組完成了解決問題的任務後，又不被重視，中止工作，問題來了又恢復，這樣幾起幾落的情況。”(1)

正如薄所言，陳對毛搞經濟建設所犯的每一個重大錯誤，都有所發現，並都試圖以某種方式予以指正，也都因此受到毛的斥責。不過，陳雲與彭德懷不同：彭往往揪着毛的錯誤不放，非要論出個是非來不可，即便被整治了也不服氣，一有機會就寫申訴材料，以反駁種種強加於他的罪名，結果越發不容於毛；陳只要毛一批評就主動走人，以脫離接觸，故而使他與毛的矛盾從未激化到毛要致他於絕境的地步。

1955年，毛澤東批判鄧子恢“右傾保守思想”，從生產關係變革上一直批到經濟建設速度上，結果引發了一個“冒進”狂潮。

1956年初，周恩來與陳雲等人聯袂“反冒進”，又是發社論，又是砍計劃，一度遏制住了經濟過速增長的勢頭。陳雲在此期間強調：寧願慢一點，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2)

1956年秋，毛澤東開始“反反冒進”，大會小會批右傾。甚至在會上搖着柯慶施文章指名道姓地譏諷周恩來，到會下又說他那樣做實際上是針對陳雲的。(3)在此情勢下，周與陳等只得低頭挨罵，連連檢討，一直檢討到八大二次會議上才告一段落。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1957年實際產鋼535萬噸基礎上，計劃1958年產鋼1070萬噸、1959年產鋼2700─3000萬噸。計劃增長幅度均在三位數以上，大大超過實際可能，致使毛自己都懷疑起來。當年11月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遂把1959年產鋼指標由2700─3000萬噸降到2141萬噸（仍是1958年指標的200%），隨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又把這一指標降為1800─2000萬噸。

據薄一波記述(4)，1959年初，毛澤東找陳雲等人談經濟工作。陳列出諸多困難，認為1959年度計劃難以完成。有人不贊同陳的意見，認為是右傾。毛傾向於陳的意見，有心降低指標，故要他向下面講話。可是，陳雲沒有理解毛的意思，以為毛又要他作檢討，於是在2月1日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先講自己真實想法，後作自我批評，認認真真檢討了一番。

另據李銳記述(5)，陳雲此番舉動又把毛澤東弄糊塗了。毛說他本是贊同陳的，但不知陳後來為什麼要檢討自己。

筆者在讀到這些當事人記述時，也很納悶：不知是陳把毛弄糊塗了，還是毛把陳弄糊塗了。不知陳雲是不是在想：你老毛一貫正確，又總愛讓不贊成你意見的人做檢查，我這不剛剛才因反您的冒進而做了檢查；你如今讓我來談你已允準的事，我又很想談一些不同意見，故很可能要再做檢查；與其遲做，不如早做，或許能主動些。

後來澄清誤會，毛正式授權陳雲去實事求是地審訂1959年鋼產指標，該是什麼就是什麼。後者在做了調查研究後，手起刀落，一下砍去數百萬噸，把指標由1800─2000萬噸砍為1300萬噸。

不過，就陳雲不摸底便檢討這件事來看，很能說明一些問題：一是說明此時中共高層間關係已十分不平等、不正常了；二是說明陳雲對毛澤東批他“反冒進”心有餘悸，對毛存有一種畏之如虎、隨時準備向其低頭認錯的心態，以致無所適從、不得要領。

平心而論，陳雲在中共高層里屬於愛說實話的人，此次也正因為想說實話而難為了自己：既想說實話，又怕毛責怪；權衡再三，只好先說實話，後作檢查。結果毛卻說這檢查多此一舉，讓他好不明白，同時也讓他好不難看。

不知毛是真的不明白還是裝作不明白。他理應清楚在其殿前行走的諸大員中，除彭德懷將軍外，大都很懼怕他，大都唯其馬首是瞻，他對了說他對，他錯了也說他對。

人們很難理解象陳雲這種素來愛說實話的老黨人，到了毛的面前竟表現得如此不講原則；或很難理解象陳雲這樣一向頭腦清楚的明白人，到了毛的面前竟把話說得如此前顛後倒。連陳雲都如此，至於其它大員就可想而知了。從這裡可看出，毛在自己身邊已很難聽到他不愛聽到的真話，相反倒很容易召集起一支圍攻彭德懷的隊伍。

陳雲曾以自己還沒有考慮好為由而拒絕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成為“七大常委”中唯一沒有在此會上講話的人。但在筆者看來，陳雲很可能是這七人中考慮最成熟的人。他十分了解國家經濟實況，也十分了解毛澤東為人，很想說真話，又不想得罪老人家，於是採取了大會上不說大會後再說的策略。

陳雲除了在大會後舉行的陝西幹部會上大談黨風問題外，又在此後舉行的“紅樓會議”（3月21日─23日）上，分析了嚴峻的經濟形勢，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深獲劉少奇等人的讚賞；接着又在國務院擴大會議（3月26日）上，作同一主題報告，贏得國務院各部委領導成員長時間熱烈掌聲。許多與會者說，很久沒有聽到這樣實事求是的報告了。

由於眾望所歸，陳雲於“紅樓會議”後再次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領銜總管全國經濟工作。

這是他第三次出任此項工作。1957年1月10日，他出任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為時不長，便悄然去職。1958年6月10日，他又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因當時毛親自跑到前台抓經濟而被晾於一旁，其中有一段時間被毛起用來落實鋼鐵指標，隨後又因廬山會議開展“反右傾”鬥爭而再受冷落，直至整個中央財經小組被撤銷。他此次被起用已是“三起”，不久又要“三落”了。

從1962年春起，中央採取一系列有力效措施，如下調工業生產指標、減少城鎮人口、抑制通貨膨脹、搞好市場供應以保證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盡一切可能來促進農業增產，從而迅速改變了局面，使得已經趨於崩潰的國民經濟出現轉機，轉而趨於恢復。這些措施用薄一波的話說，“基本上就是陳雲同志在西樓會議和國務院擴大會議上講的那些。”(6)

然而，陳雲所作的這些努力，到頭來不僅沒有獲得毛澤東讚賞，反而受其批評，被其指責為刮“黑暗風”、“單幹風”。

其一，在形勢判斷上的分歧。

1961年9月，毛談了當時形勢：錯誤就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到了當年年底，他又說；國內形勢總的是不錯的。前幾年有點灰溜溜的，心情不那麼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興些了。(7)

隨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附和毛的看法，作出斷言：“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8)

可是，陳雲不同意毛的看法，但也沒在“七千人大會”上把問題挑明，只是到了“紅樓會議”上才大談形勢的嚴重性。他指出(9)，全國人民還在餓肚子，吃穿用都不夠；可是國家基建規模仍是過大，農業負擔不了，工業也負擔不了，災荒時候負擔不了，正常年景也維持不了；赤字嚴重，通貨膨脹，市場萎縮。他得出結論：現在已談不上發展了，只能談恢復，這種恢復需要3至5年，其中糧食生產用5年時間都不一定能恢復到以往最高水平。他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同志們，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裡失掉。”話中透出一種似是到了最後關頭的危機感。

陳雲這些看法無疑影響了其它中央大員。劉少奇在陳雲講話後談到剛剛結束的由他作主報告的“七千人大會”，說此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10)為此，他修改了自己在那次會議上所作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的結論，承認“在城市裡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並指出“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他在談到1962年經濟調整計劃時不無感慨地說：“搞了這麼多年高指標，我們搞一年低指標行不行？”“‘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11)

周恩來也承認，在這兩年來的調整中，“我們總是對困難估計不夠，總是希望好一點、好得快一點”；但現在看來，要爭取快，準備慢，如陳雲說的那樣。至於有多慢，周比陳說得更明確：“調整時期要成為一個階段，主要的內容就是恢復”；“一般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恐怕就是個調整階段，甚至於還不夠”；其中糧食生產恢復，需要三至五年時間，至於農業全面恢復（包括農、林、牧、副、漁、），則要超過五年。(12)

毛澤東不同意陳雲等人的看法，但當時未表明自己的態度，照發、照轉諸大員提請批覆的各有關報告，只是到了數月後才開始和這些大員們過不去，三番五次地指責他們大刮“黑暗風”(13)：

－－現在有一部份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

－－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

－－農業恢復要五年、八年，講得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今後五年不只是恢復，一定要有所發展。

－－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了，這不是壓我？

本來諸大員幫助毛收拾爛攤子，是為國家考慮，為百姓考慮，也是為他這個主要責任者考慮。結果毛不說感謝的話，反說這些人存心壓他，並一壓就是好幾年。言辭之間個人意氣凸顯，聽不得反面意見且好記仇的老毛病又犯了。

誠然，說執政黨犯了嚴重錯誤自然含有壓執政黨主席之意，但問題是：這個主席領着全國人民搞“三面紅旗”運動，搞得禍國殃民；結果他只在“七千人大會”上稍稍低了一下頭，而在會前會後竟覺着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像人們說得那樣“黑暗”，又把頭翹得很高；因此，於情於理都應該壓他一下。

並且，諸大員對毛的批評或曰“壓”，一般都是躲躲閃閃的，生怕硬碰硬地衝撞他，故已是相當客氣了（也不敢不客氣）。換作彭德懷將軍，假如他還有許多知曉權和許多發言權的話，那麼，他就很可能會為老百姓而和毛過不去，讓毛下不了“七千人大會”的台。

據薄一波記述(14)，當時也有人對陳雲“西樓會議講話”不以為然，認為陳這種會上推辭不講會後“大講一通”的做法是“不正常”的。薄說，他與少奇、恩來、小平都不同意這種看法。

不過，後人也會對薄公等人的看法不以為然：當時黨內最清醒的人居然不在當時黨的最重大的會議上說話，能說正常嗎？一個曾經諄諄教導幹部要堅持原則勇說實話的老組織部長如今也在那裡待機而言，能說正常嗎？

問題關鍵不在於這是否“不正常”，而在於這“不正常”是因何而起的。答案不難作出：這種講話方式上的不正常主要是由執政黨風氣上的不正常造成的。

可以設想，如果陳雲真的在會上“大講一通”的話，後果將不難預測：毛重則要狠狠地整治他，即席剝奪他的發言權，就像對待彭德懷那樣，輕則要牢牢地記恨他，過些日子再來收拾他，就像對待劉少奇那樣。不過，陳雲既不是彭德懷，也不是劉少奇；不僅熟知國家的經濟形勢，而且深知毛公的執政作風；故而暫避風頭，會上不講，會後再講。

其二，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的分歧。

當時，陳雲並不是搞“包產到戶”的主角（此主角從基層方面說是千百萬中國農民，從高層方面說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但無疑是支持這一搞法的級別最高的中央大員，是能夠直接向毛澤東主席據實稟報和據理進言的人，故不可避免要與後者發生矛盾。

毛澤東執政後熱衷搞農村生產關係變革，搞“窮過渡”，僅用幾年時間就領着仍是十分貧困的中國農民上了幾個大台階：由互助組到合作社，由到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可是，這種生產關係變革不適合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僅沒有給農民帶來切實好處，反而使他們蒙受巨大損失，流失了數以千億計的財富，喪失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

因此，許多中國農民實在是不想走這一集體化道路，而總想自家種自家的地，自家搞自家的勤勞致富。他們一遇有機會就分田單幹，接二連三地搞出了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

1957年，高級社成立不久，許多農民就反其道而搞起“包產到戶”，但很快就被執政黨通過發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大辯論”而給制止住，來的快，去的也快。

1959年夏，“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展起來不到一年時間，又有許多農民搞起“包產到戶”，並得到執政黨內一些領導幹部支持。如河南省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和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慧智，都贊成包工包產、責任到人到戶。不久，“廬山會議”掀起“反右傾”鬥爭，也把農民這一搞法給反掉了，指責它是農村中“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15)

1961年春，“三面紅旗”運動已把中國農村經濟搞得奄奄一息、搞得餓殍遍地。中國農民情急之下又搞起“包產到戶”或“責任田”。與前兩次相比，此次搞的時間較長，歷時兩年左右；搞的規模也較大，涉及各個地區，估計當時全國約20％的社隊（安徽省約80％的社隊）實行了“包產到戶”(16)；搞出的執政黨反響也更強烈，從地縣到省市到中央，都有許多領導幹部站出來替農民說話。

1961年中，毛澤東對農民為自救而搞起的“包產到戶”未予明確否定，同意試驗一下。這是他鑑於當時農村經濟形勢極為惡化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種讓步。

到了年底，他開始變卦了，召來自己曾當面向其許諾可試搞“責任田”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農村生產恢復了，是否把“責任田”這個辦法變過來。後者提出，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

轉年年初，他就在“七千人大會”上斷然否定這一搞法，把它上升到錯誤路線高度，並為此撤掉曾希聖的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曾書記當屬他那個年代裡的黑色幽默人物，執政安徽期間，先是跟着毛大刮“共產風”，餓死數百萬人，後又逆着毛大搞“責任田”，拔了全國的頭籌，卻丟了自己封疆大吏的頂戴。人稱：“左”也數他，“右”也數他，結果左右都不容他。

不過，事情並不因毛髮話而就此結束。當時不論在基層還是在高層，都有許多持相反意見者。基層中的農民，尤其是“剛剛嘗到甜頭”的安徽農民，強烈要求不要再改“責任田”了，至少三年不改。

高層里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以及毛自己的秘書田家英等一批要人，通過調查研究，得出與老人家不同的結論，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搞“包產到戶”或“責任田”，不僅沒有大錯，反而很是合理。他們將自己的調查材料和研究結論上報中央，敦請從實際出發，改弦更張。

據薄一波記述(17)，當時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認為此事可議論一下，同在北京的鄧小平也表示贊成，並引用劉伯承將軍常愛說的一句四川老話：“黃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遠在南方的陳雲也讀了有關材料，認為此舉是非常時期必須採取的辦法，並準備向毛澤東進言，向這位不經其點頭就辦不成此事的黨老大討個恩准。

陳雲回到北京，就與幾位在京常委交換看法，取得基本一致意見，便向毛澤東寫了一封求見信：“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毛澤東似也看重這位他曾呼之“良將”、“賢妻”的黨中要人，回到北京當夜就召之談話。不過，兩人談話結果不好。在陳說時，毛不置可否；當陳走後，毛怒氣沖沖地批示道：分田單幹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

另外，李志綏大夫還記述了毛批文中對陳的另一段評價：將情況說成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18)字裡行間透出一種厭惡之情，不止憎恨，更有輕蔑，竟把黨中大幹部還以商場小夥計的面目，實為潑罵。

陳雲聞訊後，沉默不語，隨即向中央請了一個沒有截止期的病假，從此就不在毛身旁走動了，故也就不在毛繼續導演下去的一出出劇目中擔任重要角色了。在此後十幾年裡，陳淡出了中國政治，中國政治似也忘記了他，即使“文化大革命”也沒有把他大張旗鼓地“挖”出來。

不過，陳之所以能夠順利地脫離與毛接觸，主要不是因為他請了病假得到“紅十字”性照顧，而是因為他留下了話：

“7月24日《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我已看過，我完全同意中央作這樣一個決定”。(19)

陳的這句話換個方式說就是：我完全同意中央作出的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完全同意中央對我關於分田單幹主張的完全否定。可見，陳是在向毛表了無條件認錯態度後而向其請假的；毛也是因陳這麼快就掛起免戰牌─不象彭德懷那樣冥頑不化─而讓其走人的。

1965年6月18日，陳雲又上書毛澤東，再次檢討自己：

1962年7月初，我曾經向你提出，同時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幾位同志談過，用重新分田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產量。這個意見是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它關繫到農業方向集體經濟與小個體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現在用加強集體經濟的辦法，3年就恢復了農業，如果用分田的辦法，可以想是資本主義會大發展，後患不堪設想。思想根源，在於沒有把人與物的關係搞准，沒有人的因素第一這種思想。這是右傾錯誤。

叢進先生在引述這一材料後評論道：“陳雲的自我批評，交了毛澤東點名批評的一筆‘賬’，免除了一場可能降臨的災難。”(20)

縱觀建國後陳雲與毛澤東關係：陳屢屢說實話，從而屢屢受毛冷遇，但也從未被毛徹底打倒過；陳最終活到毛之後，故能糾正毛生前犯下的許多錯誤，但也從未將毛徹底否定過。

註解：

(1)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053─1054頁。

(2)引自：同(1)，第555─556頁。

(3)引自：同(1)，第639頁。

(4)引自：同(1)，第828頁。

(5)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80─81頁。

(6)引自：同(1)，第1058─1066頁。

(7)引自：同(1)，第1073頁。

(8)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載《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59頁。

(9)陳雲《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幹辦法》、《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載《陳雲文選》第三卷，第191─206，207─215頁。

(10)引自：同(1)，第1051─1052頁。

(11)劉少奇《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載《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44─449頁。

(12)周恩來《認清形勢，掌握主動》，載《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411頁。

(13)引自：同(1)，第1074─1077頁。

(14)引自：同(1)，第1069頁。

(15)《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數據》第23冊，第159頁。

(16)引自：同(1)，第1078頁。

(17)引自：同(1)，第1083─1086頁。

(18)引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1994年中譯本，第378頁。

(19)引自：同(1)，第1086頁。

(20)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80─581頁。

【33】

“七千人大會”開後不久，毛澤東便遭遇了一系列事情：

陳雲在大講經濟形勢的嚴重性，並帶着其它大員一起講，講農業凋蔽、工業萎縮、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鄧子恢在大講包產到戶的優越性，一直講到中央常委圈中，講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還不如農民的“小私有小自由”好；

鄧小平在大抓甄別平反工作，一下子平反了數百萬人案，致使那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運動的成果所剩無幾。

那位倔脾氣的彭德懷又不甘受辱，再度上書，洋洋八萬言，有理有據，把自廬山會議以來強加於他的種種罪名都否定了。

這些事情，樁樁都不合毛意，都似是衝着他來的，都使他感到在“壓我”。老人家有些坐不住了，有些心堵氣悶了。執政黨也將因此而要風雲驟起了。

一般說來，毛若想排遣心中怨氣，就要開會，開那種由自己坐於高台之上教誨張三訓斥李四的中央會議。

毛是一個很愛開會的人，甚至可說是一個“會迷”。他開起會來用嘴巴更甚於用耳朵，因為他有着政務長官和精神導師的雙重身份，有着完全不受限制的發言權，既可以就事論事地評說下屬的工作得失，又可以上綱上線地斷說下屬的思想是非。他開會發言還不同於唱獨角戲，還總有着一幫子抬轎子吹喇叭的角兒環侍身旁，故總能夠贏得一片喝采聲。可以說，他幾乎每次開會都能開出個意氣風發的境界，只是開“七千人大會”有點例外，竟開出一些矇混過關的味道。

此次毛想排遣胸中自“七千人大會”以來不斷瘀結的政治怨氣，也要開會，結果一連開了三個會，歷時兩個多月：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8月24日)；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8月26日─9月23日)；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會議(9月24日─9月27日)。

在這些會議中，毛澤東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狠批“三風”，批“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就是講政治，講階級鬥爭，並提出一套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批“黑暗風”的重點是批陳雲。

毛指責陳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使人喪失前途（參見本書第32節）；另外，還嚴辭批評陳所分管的財經工作：

“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

“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迪要幹什麼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麼？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1)

毛這一批評，與他數年前指責“反冒進”者對他搞“封鎖”、不讓他參與經濟工作“設計”那一批評（參見本書第16節），是很相似的，即又指責陳雲等人犯了做臣子的大忌。

陳雲屢屢為毛分憂，擔當大任，卻又屢屢為毛猜忌，落荒退場。他的這一進退表明他的那位上司已不能知人善任了，用中國老話來說已缺乏做“人主”的才具了，其身旁已呈君子凋零而小人蜂起狀。

批“單幹風”的重點是批鄧子恢。

鄧子恢是中共農村工作元老。第一次國共戰爭時期，他從事過中央蘇區的農村工作，提出過“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政策，屬於毛澤東的“山溝溝里的馬克主義”一派。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他主持過中共五大野戰軍中的三大野戰軍的後方工作，先是三野，繼是二野，後是四野；經略過黃河以南和潼關以東的廣大地區的農村工作，搞土改，抓支前，籌集糧食，調派民工。建國後，他又長期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具體指導全國的土改運動、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以及三年困難時期的農村經濟恢復工作。

雖然毛澤東與鄧子恢同為中共農村工作元老，甚至前者比後者更老些；但前者由於位居高位且又愛想入非非，故而不如後者更了解農村實情、更能拿出具體辦法。

毛澤東搞人民公社不講章法，搞得“五風”肆虐，搞得農村經濟一片混亂。就在他一愁莫展之際，鄧子恢通過調查研究擬出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用以規範公社經濟行為。這個條例也就是後來頒行全國的《農村工作六十條》的原版本。當時毛也承認：鄧子恢同志去年到山西、石家莊、蘇南做了一次調查，做得很好。他的觀點很正確。這幾年農村工作的錯誤，沒有他的份。他的很多意見是正確的。(2)

鄧子恢沒有滿足於這一表揚，沒有停留在這種修修補補工作上，而是通過進一步調查研究，提出更為實際也是更為尖銳的看法。1962年7月11日，他在中央高級黨校談出這樣一些觀點(3)：

─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大部份沒有搞好；

─社員生產積極性不高，是相當普遍的；

─可以說大部份幹部不與群眾聯繫，有的幹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貪污浪費，過去老百姓養一個保長，現在養許多保長，過去十戶養一個“韃子”，現在兩戶、五戶養一個“韃子”；

─這是因為，在所有制上變來變去不固定，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在生產管理上沒有建立責任制度；

─我們有些同志過分強調了不斷革命論，忘掉了革命發展階段論，怎麼能年年革命呢？七革八革把革命性革掉了；

─因此，要固定所有制，反對平均主義，允許農民搞些小自由、小私有，尤其是要建立生產責任制；

─“農活生產責任制不和產量結合是很難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產到戶，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農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產到戶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樣，沒有區別。沒有包產到戶的自留地搞得特別好。因為包產到戶了超產是他的，責任心強，肥料也多。不能把作為田間管理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幹，雖然沒有統一搞，但土地、生產數據是集體所有，不是個體經濟”。

鄧子恢這些說法是相當大膽的，尤其後面一段話公然為“包產到戶”評功擺好，公然衝擊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都不曾後退的防線，顯然已超過了毛所能容忍的限度。

在中共高層內，鄧子恢也是一個少有的不大輕易向毛澤東讓步的大員。他對毛敢於直言，甚至敢於頂撞。在1955年合作化運動中，他就數度與毛面對面爭執，氣得後者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4)

此次在毛已表明不贊成“包產到戶”態度後，鄧又是爭辯不已，氣得毛事後耿耿於懷：鄧子恢同志曾當面和我談過保薦責任田，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麼談話，是受他的訓。(5)

不過，訓毛澤東是要犯“錯誤”的。1955年，鄧子恢因此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並被嘲諷為“象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1962年，鄧子恢又因此犯了“刮單幹風”的錯誤，並被新賬老賬一起算：

“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1955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他沒有聯繫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主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6)

批“翻案風”的重點是批彭德懷。

關於彭德懷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誰是誰非問題，事實已作出結論。毛澤東心裡明白這一點，否則他就不會在私下裡向彭承認“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劉少奇心裡更明白這一點，否則他也不會在“七千人大會”上向全黨中高級幹部承認彭信中說的話“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

然而，毛劉等人不願公開承認這個結論，也不願公正對待彭德懷。這裡既有出於維護執政黨領袖的崇高威信的考慮，也有出於忌憚彭德懷將軍的剛烈品性的考慮。他們很清楚像彭這樣的人，只要有機會說話，就會把他看到的不實之事或聽到的不實之詞說穿開來，而在這幾年中又有哪位中央大員沒幹過不實之事，沒講過不實之詞？

這就有了矛盾：一方面，毛劉等人要維持廬山會議所作出的結論；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無視客觀事實已作出的結論。為了緩解這一矛盾，他們採取這樣一個辦法，就是儘量不在那些能夠很快加以驗證的問題上做文章，而在那些較難迅速查驗清楚的問題甚至是故意弄不清楚的問題上做文章，於是拖出了那種很難找到旁證的所謂“裡通外國”問題，拖出了那種鮮有文字記錄的所謂“秘密集團”問題。這些問題雖調查起來困難，但用來定性足可將人整倒並搞臭。

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彭德懷在眾位老戰友勸說下，從維護團結願望出發，作了違心檢查，用他自己的話說：“要什麼給什麼”。實際上，他並沒有完全做到“要什麼給什麼”，至少沒有給出兩樣東西，即承認上述兩大罪名。因為他強烈地意識到：這不僅在毀滅自己，而且要“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7)

如今連廬山會議都沒有定下的這兩大罪名，竟在全黨五級幹部大會上被正式開列出來：劉主席既在書面報告裡將它們寫出來，又在口頭講話中將它們提出來；毛主席則坐於一旁不斷插話以將它們點出來。這就不難理解彭何以在獲悉後心膽俱裂、怒吼不止，何以在一年中三次上書、反覆申辯。

1962年6月16日，彭德懷上書毛澤東和黨中央。全文長達82000字，後被稱為“八萬言書”。

如果說他1959年上書是倉促寫成的，那麼他此次上書就不同了，雖直接起因於“七千人大會”關於“唯彭德懷案不能翻”的結論，但醞釀過程已有數年之久。這期間，不僅彭本人有了許多獨處深思的時間，而且事實發展也為他提供許多可資運用的材料。因此，他的“八萬言書”寫得充充實實，幾乎把所有強加於他的罪名都給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既平了五九年老賬，又平了六二年新賬。

五九年“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曾把彭德懷意見書定性為反黨綱領。此次彭德懷上書，則緊緊抓住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那段話，即“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藉此作出推論：“這就是說，那封信就不是什麼‘反黨綱領’了”。(8)這一論證是很有力的，它着眼的是結論性的問題，採用的是揭對方自相矛盾的方法。對此，毛劉等人是很難從道理上予以回應的。

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正式給彭德懷開列出來的那兩大罪名，是“八萬言書”所要申辯的重點問題。彭深知這些罪名的嚴重性，也深知那些開列罪名者的心虛處。於是，他詳談了自己過去與黃克誠、高崗等人的來往關係，詳談了自己在1936年至1958年期間與外國人九次接觸的具體情況；並反問開列罪名者：你們說的如是真話就不難拿出證據來，你們能拿出來嗎？

關於“裡通外國”罪名，彭是這樣寫的(9)：

“我首先申明，我是一個完全不懂外國語言和不識外國文字的人，這就給查對事實的工作帶來極為有利的條件。我同外國人的每次接觸或談話，都有翻譯同志跟隨着。”“總之，是有充份條件來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的。”

“我誠懇地要求黨中央根據一貫實事求是的原則，派專人徹底清查這一是非問題，如發現事實確據，按以叛國論罪，判處死刑無怨。”

彭將軍說這些話，是在向整人者叫板：你能拿出證據，我就奉出腦袋。字裡行間又流露出一些硬氣來，又要讓老人家不高興了。

8月22日，彭德懷在“八萬言書”遞呈兩月未見回音後，再次上書，仍是既作請求又講硬話(10)：

“請求主席和中央組織專案組審查，處理我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如查有確實證據，願受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制裁，那怕是處以死刑和開除黨籍，都是不會怨恨的。”

臨近信尾，他又丟下這樣一句話：“只要把這一問題弄清楚，以後，我就不會再來打擾主席和中央其它同志了。”言下之意，如仍不予認真審查，恕我老彭還會再三上書。

就毛澤東來說，也不能不作答覆了。一是彭德懷“緊逼盯人”太甚，沒完沒了。二是所有政治局委員已人手一份“八萬言書”，大家讀完了都抬着腦袋看他。三是在與人相鬥中來而無往不合他一貫性情，既有人前來叫板，就得將他打回去。

實際上，在彭第二次上書之前，毛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到彭第一次上書，說彭德懷要翻案，說19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但未將這個問題作為該會正式議題。

只是到了八屆十中全會(包括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上，也就是彭第二次上書後，毛才正式回應彭。全會第一個星期主要批“單幹風”，此後就集中批“翻案風”，批其代表人物彭德懷。

據當事人薄一波記述(11)，“9月3日毛主席曾召集小範圍會議，布置要把彭的兩封信拿到全會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充滿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指責彭的上書，在國際上配合各種反動勢力進行反華活動，在國內利用國家暫時困難向党進攻；並翻揭彭的歷史，說他一貫反對毛主席，既同高饒結盟過，又同王明勾結過；甚至把他說成是現代的張邦昌，石敬塘……

毛澤東如此答覆，反倒使彭德懷清醒起來。前次七千人大會對他的誣陷，曾使他暴跳如雷；此次八屆十中全會對他的加倍誣陷，卻未使他再次大怒。彭已不指望這位黨主席會講公道了，更不指望那個奉毛如神明的黨中央會主持公道了。

當年年底，他又第三次上書，再度反駁各種強加於他的不實之辭。只是他此次上書已不抱平反希望，僅為表態而已，即表明他老彭仍是不服：上次開會栽贓，我起而反駁；此次開會栽贓，我再起而反駁；你們只要造謠中傷，我就有話要說。

毛的中央此次沒有回應彭的上書，彭也就不再去寫他的申辯信了，而努力去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在那座由中央指定居住的據傳曾是明末叛將吳三桂私宅的吳家花圈中，彭安然度日，孤燈讀書，隻身耕種。

讀書使他把自己不再比做“張飛”，而是比做“于謙”，即不僅以“勇”而且加之以“冤”來自注人生，同時也暗以無道的“明英宗”來諷喻紫禁城裡的那位新主子。

耕種使他重操祖業，使他再次認識到最適合自己幹的事，除了做將軍外，就是當老農了。

八屆十中全會批“翻案風”，除批彭德懷外，還批小說《劉志丹》，斥之為高崗翻案，並以此為發端批出了一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亦稱“西北反黨集團”)。

習仲勛與劉志丹、高崗等，同為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陝北蘇區的領導人。他們都曾在當地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尤其劉志丹家喻戶曉，以至有“只知劉志丹不識毛澤東”的說法。1936年劉志丹意外死亡，曾在陝北人民中引起震動與悲慟，老百姓自發送葬隊伍綿延數里。

這些陝北老同志也是北上三大紅軍（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餘部的收容者。沒有他們創建的根據地，就很難有毛澤東等疲奔二萬五千里路後的落腳點，很難有“西安事變”的發生，很難有“棗園窯洞”的燈光。

到了六二年後，這些創建陝北蘇區的老同志們，除了死於戰爭者外，大都被他們自己的黨整倒了，一部分隨“高崗集團”被整下去，一部分隨“習仲勛集團”被整下去。

毛澤東批“翻案風”，也批到鄧小平身上，指責他在主持甑別平反工作時大刮平反之風：

“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部份錯了部份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12)

毛此時雖未把鄧當作政敵來批判，但已對他表示不滿。毛鄧反目初見端倪。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既對日前他所受到的挑戰作出嚴厲反擊，狠批“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又對日後他所要做的事情作出重要部署，提出一條政治路線，要求執政黨大抓階級鬥爭。老人家又處在亢奮中了。

註解：

(1)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1962.8.9)》，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36頁。

(2)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912─913頁。

(3)鄧子恢《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106─114頁.

(4)引自：同(2)，第345頁。

(5)引自：同(2)，第1088─1089頁。

(6)引自：同(2)，第1088頁。

(7)參見《彭德懷自述》，第279頁。

(8)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97頁。

(9)引自《彭德懷傳》，第682頁。

(10)引自：同(9)，第683─684頁。

(11)引自：同(2)，第1092─1094頁。

(12)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9.24)》，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1頁。

【34】

1962年，執政者毛澤東在其一低頭與其一昂首之間，完成了他由主要搞經濟建設向主要搞政治鬥爭的轉折、由據以守勢地位向據以攻勢地位的轉折。

其低頭，顯示了他從經濟戰線上被迫退卻的態勢。他此後除了喊喊像“抓革命、促生產”這類大而化之的口號外，再也沒有於這方面做出什麼實質性工作來。

其昂首，顯示了他在政治戰線上主動進擊的態勢。他很快就搞起一場場政治運動，以清洗一批批政敵。

這同時，預示着他身上原有的政治職業病將迅速惡化的趨勢：

他的“政治被迫害狂想症”將繼續加重，將使他把由自己直接領銜的中共決策圈中的許多人都懷疑為蓄謀反對自己的人，並把他們都至少整治了一遍；

他的“政治多動症”將繼續惡化，將使他治理起國家來就像頑童擺弄玩具一樣，拆了再裝，裝了再拆，一直擺弄到拆了再也裝不起來為止。他搞了一場又一場運動，搞到“文化大革命”時就搞得收不了場了，就搞得其黨其國面目全非了。

毛澤東為什麼要作出這種由“低頭”到“昂首”的轉折？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執政趨向從搞經濟建設上轉移到搞政治鬥爭上？

前文已就此問題作過一些回答（參見本書第13節）：

其一，他之所以要從經濟上退卻，一是緣於客觀情勢所迫，即老人家闖的禍太大而自知難卸其責；二是出自主觀心理需求，即老人家需要有一個自我心理調整時期。

其二，他之所以要在政治上進擊，一從性格上看，毛是一個極有表現欲的政治家，總想另搞一套來搶別人的“戲”；二從策略上看，毛又是一個擅長於游擊戰的政治家，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你打你的經濟優勢，我打我的政治優勢。

顯然，這些回答對於毛何以作出1962年“轉折”這一重大問題來說是不夠的。為此，本篇還將從毛的執政方式特點和毛的繼續革命理論內涵這兩個角度來進一步回答上述問題。

毛澤東的執政方式有這樣兩個特點：

其一，總以非專業化的方式來實行行業領導；

其二，總以非規範化的方式來從事政治鬥爭。

1962年前後，毛執政方式上的這兩個特點，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執政黨內出現的“條例化”施政傾向的規避中。

1961年─1962年間，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條例年”。當時，幾乎所有行業都在制定“條例”。

農業方面，制定了《農村六十條》。1960年底，鄧子恢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修改稿）》，共66條。1961年3月，毛澤東以上述條例為基礎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共60條，始稱《農村六十條》。同年6月，毛主持修改《草案》，擬出《修正草案》。1962年6、7月間和8、9月間，毛又兩度主持修改《修正草案》，並提交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通過。

工業方面，制定了《工業七十條》。1961年5月20日，鄧小平在聽取薄一波匯報時，表示要搞一個涉及工業各項政策的文件。6月12日，毛澤東在談到《農村六十條》同時，指出“城市也要搞幾十條”(1)。6月17日，中央書記處正式提出起草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的任務，並指定薄一波主持起草工作。8月11日─14日，中央書記處修改並通過條例稿，共70條。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頒發《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

手工業方面，制定了《手工業三十五條》，即《中共中央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於1961年6月19日頒發。

商業方面，制定了《商業四十條》，即《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於1961年6月19日頒發。

科學研究方面，制定了《科研十四條》。1961年6月，國家科委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共同起草了《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14條意見（草案）》。6月20日，聶榮臻將此《草案》報送中央書記處，同時呈遞由他署名的《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這兩個文件，並指出“文件的精神，對於一切有知識份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也都是適用的”。(2)

教育方面，制定了《高教六十條》。1961年上半年，教育部起草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並報中央書記處。8月，陸定一主持修改這一條例草案，定稿為10章60條。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該條例在教育部直屬院校討論試行。此後，中共中央還批發《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

文學藝術方面，制定了《文藝八條》。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文化部黨組和全國文聯黨組起草了文藝工作條例草案，共10條。8月1日，中宣部將草案印發各地徵求意見。後由陸定一主持修改草案，壓縮為八條。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頒發《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

其它行業方面，也制定了諸如《林業十八條》、《電影業三十二條》等工作條例。

執政黨之所以這樣大張旗鼓地制定“條例”，直接起因於當時國內形勢。五八年後，毛澤東跑到前台來指揮一切，插手各行各業工作。可是，此公做起這些事來，不講章法卻好大幹一氣：動不動就“大辦”，這裡“大辦鋼鐵”，那裡“大辦水利”……；動不動就“颳風”，今天刮“共產風”，明日刮“浮誇風”……。結果將各行各業搞得混亂不堪。執政黨若要改變這一局面，就必須為這些行業制定出一系列具有硬性約束力的規定和條例，以使其行業行為有序。

這種有序有兩方面功用：

一是體現在人與物關繫上，能夠帶來效率，不去做或少去做無用的功；

二是體現在人與人關繫上，能夠帶來公平，不認可或少認可例外的人。

這種有序也有兩個特點：

一是專業化，即要求分工更為細緻，技能更加專精；

二是規範化，即要求規則更為明晰，運作更有章法。

然而，行業條例所具有的這兩個特點直接與毛執政方式上的那兩個特點相衝突：專業化與非專業化相衝突，規範化與非規範化相衝突。因此，這些條例很難容於毛的治下，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這些條例多被斥之為“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多被說成是對廣大革命群眾的“管卡壓”。儘管毛本人曾親自批准過這些條例，甚至曾親自參與制定過其中一些條例。

在科技和教育等條例中，都十分突出地提到所謂“紅與專”關係問題，即無產階級政治方向與具體部門專業工作之間的關係問題，都明確反對用“紅”來壓制“專”乃至代替“專”，反對搞“空頭政治”，都要求把政治工作限定在一定範圍內，使之不能過多影響專業工作。

顯然，這種提法是有針對性的，即針對當時那些本是缺乏特定專業技能卻硬要向特定專業部門指手劃腳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們─其間最有代表性者莫過於毛澤東主席了。

老人家雖然讀了許多方面的書籍，但未必是這許多方面的專家，如他自己在“七千人大會”上所承認的那樣，不大懂工業，不大懂商業，只是懂一些農業，但也懂得不多。他說的是謙詞，也是實話。在社會分工已很發達的今天，他毛澤東可以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比如是搞“階級鬥爭”的專家、是整治人的專家，但不可能是所有方面的專家，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有專業化建樹。然而，老人家總想領導一切；總想對各行各業發號施令，或指導它們應該這樣做，或指責它們不該那樣做。

這是個矛盾：不是所有行業的專家，卻又想在所有行業中享有充份的發言權。那麼，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呢？

毛澤東揚長避短：不去大講專業化的東西，這是其知之不多的地方；而去大講“政治”，這是其能說上許多話的方面。於是，在其治下有了所謂“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外行可以領導內行”的說法，有了所謂“批白專道路”、“拔白旗”的行徑。

這種“揚長避短”，可以說是一種“搶戲”行為，即政治家搶專門家的戲，政治領導搶行業領導的戲。

前文提到的中共中央曾於1962年夏秋間接連召開的那三個會議，原本是想開成工作會議，主要解決農業、商業、工業、計劃等方面的工作問題，故安排各行業領導作主題報告，談他們本職工作。不過，毛澤東在會議開後不久，便頻頻發言，“講政治”，講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結果硬是把行業工作會議開成了政治動員會議，開成了政治家毛澤東唱主角的會議。

如當事人薄一波所言：“實際上，由於毛主席提出了階級、形勢、矛盾等問題，從8月6日起，會上大部分時間是討論階級鬥爭問題和批“三風”，只用了很少時間研究和討論工作問題。”(3)

儘管毛本人仍在口頭上強調：不要讓階級鬥爭影響我們的工作。(4)

註解：

(1)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953頁。

(2)《中央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批示（1961.7.19）》；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3冊，第499─500頁。

(3)引自：同(1)，第1072頁。

(4)毛澤東《在八屆十中會上的講話（1962.9.24）》，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1─42頁。

【35】

作為一個總愛搶別人“戲”的政治家，毛澤東不希望人們向專業化方面發展，而要求他們向政治化方面發展，即向自己易於伸展手腳的方面發展。那麼，毛在這一方面是如何伸展手腳的呢？

一般說來，人們搞政治有兩種搞法：

其一，講究規範的搞法，可稱之為博弈式搞法；

其二，不講規範的搞法，可稱之為謀略式搞法。

按吳稼祥先生的說法(1)，在博弈相爭中，參與各方都必須按一定規則角逐；在謀略相爭中，參與各方則不必按一定規則角逐。

搏弈是一種有前定契約關係的競爭。其間的契約關係具有明晰性和強制性。其間的競爭各方都能清楚地知道契約內容，並都得嚴格地依照契約行事，否則，被判違約而遭受處罰。

在謀略相爭中，沒有前定契約關係，沒有已獲各方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競爭各方除了“維護自己、擊敗敵手”這一條外，很難再找到大家都認可的東西了。競爭各方都按照只有自己清楚且只合自己意願的方式進行角逐。謀略相爭因此可以說是一種既缺乏透明度又缺乏制約力的角逐，其極端者可以說是一種不擇手段的角逐。一般說來，現代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角逐是博弈的。角逐各方都須依法行事，而這個法是公之於天下的，是由國家強制力來保證施行的。另外，角逐各方還須接受社會輿論監督，致使政治家們成為生活在“玻璃房子”中的人，其言行舉止多在眾目睽睽之下。

尼克松可以公開地且聲情並茂地攻擊對手，但不可以背地裡去竊聽對手，尤其不可以在事情敗露後繼續欺騙公眾。他雖貴為總統，但只要違反了遊戲規則，拂逆了民眾意願，就得下台他去，成了博弈中因犯規而被罰出局的人。

尼克松也可以說是記者把他搞下台的，是記者把他從黑幕里一下子拖到“玻璃房子”中，以讓國人飽覽他那身黑衣黑褲走夜路的行裝以及那副鬼鬼祟祟做夜活的神情。記者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就在於現代民主制度賦予他們能夠公開報道公共事務的權利。

也可以說，當代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改革的應有之義，就是要把它的謀略政治轉變為博弈政治，即把大幕覆蓋之下的政治運作方式轉變為眾目睽睽之下的政治運作方式。戈爾巴喬夫在其“公開化”運動中正是作了這樣一種努力。他的這一努力，對於俄羅斯民主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尚可討論；但對於前蘇聯黑幕政治的瓦解所起的作用，無疑是決定性的。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政治角逐，有博弈的，有謀略的。

在封建王朝昌明時期，法規較嚴明，君主也較賢達，這就為當時出現的政治角逐，既提供較好的規則，又提供較好的裁判，故而使之具有較多的博弈性質。

到了封建王朝沒落時期，法紀趨於松馳，君權也趨於昏弱，故使得各個政治集團難以按照博弈方式進行角逐。他們大都不是依循各方都應遵守的規則來行事，而是按照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來行事。他們已不指望有一個公正的權威來仲裁彼此間的紛爭，只求助實力來決定一切。因此，他們間的角逐是十分狡詐的，也是十分殘酷的。例如，東漢末年宦官、外戚、官僚三大集團間的爭鬥，以及唐朝後期南司與北司兩大集團間的爭鬥，均具有這種黑幕性質和這種血腥性質。

若從總體上看，在中國封建王朝史中，謀略性角逐要多於博弈性角逐。這除了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明君甚少而庸君昏君比比皆是外，還因為中國封建王朝中的黨爭往往具有無限責任的性質。

此處“無限責任”說法是反借“有限責任”這一經濟法術語的。在現代企業制度下，某一有限責任公司一旦破產，其產權所有者損失掉的東西僅限於他已投入到該公司里的資產，而不殃及他在其它方面的資產。這好比在一場賭局中，輸家輸掉的東西僅是桌面上的注資，或僅是口袋裡的現錢。

然而，在中國舊時黨爭中，輸家輸掉的往往不只是已經拿出來的東西或口袋裡裝着的東西，還有自己整個人，甚至還連帶上許多親友，一損俱損。他們或被貶謫，或被砍腦袋，或被株連九族殃及門生故舊。

為了避免承受這種難以承受的失敗，中國舊時黨爭的參與者們就有可能不惜採用任何手段，即不受任何規則約束，不行博弈之道。

傳統政治角逐的這種非規範性質或謀略性質，尤為突出地表現在它的特殊形態─戰爭上。

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這種手段“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暴力的使用是沒有限度的。”(2)

中國老子也曾有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3)。老子所說的“奇”，也可看作一種非規範的謀略方式，一種能使敵方感到變幻莫測故而無所適從的謀略方式。昌明的政治最講法正刑典，成功的戰略則講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孫子則說得更明晰：“兵者，詭道也”；“故兵以詐立”；“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4)

不過，戰爭並不全是非規範的，而是有奇有正的。就對敵用兵來說講出奇制勝，但就對內治軍來說講軍規森嚴，以至可以說在所有行業中就數軍事行業的條例最多、最嚴格。若有違反軍規者，輕則受罰，重則丟腦袋。

鑑於以上對兩種政治搞法所作的分析性界說，本文傾向於將毛澤東的施政方式歸入非規範類型或謀略性類型。事實上，毛本人也曾以自嘲的方式承認了這一點。他形象地把自己的施政方式比作“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

就毛個人生涯來看，他沒有系統地受過現代民主政治教育，卻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系統地受過現代軍事知識教育，卻坐上了軍委主席位子；沒有系統地受過現代經濟理論教育，卻敢於鼓動各條經濟戰線搞“大躍進”；沒有系統地受過現代高等教育，卻能夠決定全國所有大學是辦還是不辦、是這樣辦還是那樣辦……

因此可以說，毛澤東是通過自學而成為執政者的，走出了一條非常個別化的成材道路。在他的這一“自學成材”的道路上，既沒有多少已定的規矩可供他依循，也沒有多少鐵定的章法能使他就範。

再就毛進行政治角逐的方式來看，更能看出其間的非規?性質，看出他主要不是按博弈方式而是按謀略方式來整治對手的。建國前，毛澤東主要同黨外政敵角逐，輔之以同黨內異己角逐。

前者搞的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自是採取那種不擇手段以致敵於死地的方式或說是謀略方式。

後者爭的是按你的主張辦還是按我的主張辦，屬革命黨內的決策之爭、權力之爭，從道理上說應採取按規則行事的方式或說是博弈方式，但實際情況不全然如此，而要視毛的權威達到何種程度而定。

當由別人來制定規則時，毛大致能做到進退有節。他好提意見、好攬權，但在其意見被多數人否決時，在其職權被組織上削減時，基本上能服從組織決定，甚至能服從組織上做出的錯誤決定。

當由自己來制定規則時，毛就逐漸顯露出以我劃線、任人為親的施政作風來。他主政江西蘇區時就有過這方面的記錄，如重用象李韶九那種順從自己但品質惡劣的人，以致釀成“富田事變”。(5)他主持延安整風運動時又有過這方面的記錄，又重用那種順從自己但品質不良的人，以致造成審幹工作擴大化錯誤。

許多中共文獻都把“延安整風運動”說成是解決黨內矛盾方式的典範，說它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講按黨的組織原則行事。實際上，這一運動是有重大缺陷的，從中，既可看出十餘年前“打ＡＢ團”的一些遺風，也可看出十餘年後“反右傾”的一些徵兆。

在運動中，一些從事審幹工作的人採用逼、供、信手段，製造出大量冤、假、錯案，竟在一年內清出“特務”一萬五千多人，致使有些單位的“特務”數占其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其中，整人最為積極者，也是毛澤東很為信任者，當數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副主任康生。他創意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在半個月內就挖出所謂“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6)

雖然大多數蒙冤者後來得到甄別平反，毛澤東本人也三臨中央黨校（1944.5，1944.10，1945.2）向同志們道歉(7)，但這個運動畢竟傷害了許多人，並留下了許多後遺症。這些後遺症將隨着時間推移而越顯嚴重。

如今一些文獻談到延安整風中的過火問題時，多將責任歸於康生。可是，康生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是為毛十分信賴的。並且，這種過火問題就發生在毛的身邊，並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雖然康生直接抓的“搶救運動”只搞了十幾天，但審幹過程中的“左傾做法”持續了一整年。又大又猛的火燒的時間很短，可不大不小的火燒的時間很長。顯然，毛是充份知曉並欣然允准燒這後一種火的。

延安審幹最終搞成了“捉放曹”：康某捉，毛公放；康某懲前毖後，毛公治病救人。如此先奪後予，受之者自是記恨前者，感恩後者。許多年後，一些中共老人談起延安整風便罵康生陰毒，並感嘆主席寬大為懷。可是他們的主席並不記恨康生，並對之重用有加數十年，使之成了中共大員中幾乎是唯一能夠安然老死於毛身旁的人。

另外，康生之所以能夠如此大張旗鼓地整人，除了與深獲毛的信任有關外，也與得到其它中共大員的協助分不開。甚至在一些場合，康也僅僅是協助其它中共大員行事而己。

當時，康生在中共高層中既非數一數二人物，也非數三數四數五人物，其權力作為應是很有限的。如今，由於此人已被他的黨徹底否定了，於是中共黨史上的許多壞事，當初或全是他幹的或不全是他幹的、或是以他為主幹的或不是以他為主幹的，現在都被說成或全是他幹的或是以他為主幹的。

建國後，毛澤東做了十年國家主席，曾一度大抓國家經濟建設，但最終以“大躍進”失敗告終。他到處奔波，顯得比所有人都忙，結果卻未能使他的人民看到繁榮富強的景象，相反倒使他們感到飢腸轆轆的煎熬。

問題還沒有結束。毛澤東搞“大躍進”的失敗，是政治家搞經濟的失敗，故其後果不僅涉及經濟，還會反饋政治，還將影響這位政治家的政治處境與政治抉擇：

其一，他的政治權威將受到挑戰。

當“大躍進”剛顯敗象時，毛就受到彭德懷將軍的挑戰。例如，彭在廬山說過一句很重的話：老毛搞經濟不象搞政治“那樣得心應手”。即是說，此公搞政治還行搞經濟就不成了。此前召開的中共“八大”已做出決議：執政黨今後的工作重心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經濟。若將彭的話與“八大”決議聯繫起來看，即暗示毛已不能勝任工作重心轉移後的執政黨的領導角色了。

又當“大躍進”完全失敗後，毛則受到來自更多方面的制衡。比如，他這位“和尚打傘”式的政治家，已不得不開始面對許許多多“條例”了。

其二，為回應上述挑戰，他將再次搞起他的政治鬥爭，再次發揮他的政治專長。

不過，此次搞的政治鬥爭與以往搞的政治鬥爭有很大的不同：以往主要是同黨外階級敵人角逐，雙方都殺紅了眼；此次主要是同黨內不同意見者發生分歧，雙方都是老戰友、都曾生死與共過。

按常理說，前者是敵我衝突，屬你死我活之爭，故而鬥起來就不擇手段了；後者為黨內分歧，屬我長你短之爭，故而吵起來應按規矩行事，即使吵得過火了，也應不出太大的格。

可是，毛澤東沒有作出這種區別。對於這位好鬥的政治家來說，任何自覺或不自覺阻礙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敢於站出來向他挑戰的人，都是他必欲打倒的人，都是他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予以處置的人。

當他發現自己在五九年和六二年所受到的制約都來自執政黨內時，便宣布這個黨裡面也有階級鬥爭，也有許多反動階級代表人物，並強調這些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比那些黨外的階級敵人更狡猾、更兇惡、更有危害性。

又當他把黨內不同意見者宣布為階級敵人時，便意味着他在與這些人衝突中，可以採取任何鬥爭方式，其中包括許多非規範的鬥爭方式。因為，在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是很難講什麼博弈規則的，何況挑起這場搏鬥的人本來就是一個好於謀略的政治家、一個熟讀二十四史長於詭詐之道的政治家。

這不禁使人想起法國大革命中的那句最為恐怖的話，即宣布某某人或某某黨不受法律保護。當時，在作了這種宣布後，人們就可以對這某某人或這某某黨採取任何極端措施，或實行囚禁、或動以酷刑，或送上高高的斷頭台，甚至不允許他們為自己辯護。最初，革命者宣布叛亂的僧侶和貴族不受法律保護。不久，革命者內部又自相殘殺起來：先是孔多塞等吉倫特黨的領袖們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繼是丹東等山嶽黨的領袖們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最後則是羅伯斯比爾等雅各布布賓俱樂部的領袖們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

像丹東和羅伯斯比爾這樣的雄辯家，曾經為法國大革命做了最為感人的論證，最終卻不能為自己做出任何方式的辯護。因為，革命的法庭不允許革命的敵人享有這一權利。丹東被以不尊重法律的名義剝奪了辯護權，羅伯斯比爾則被以更富有戲劇性的形式剝奪了辯護權。

1794年熱月9日，羅伯斯比爾出席國民公會，但被與會者屢屢用“打倒暴政者”的口號聲剝奪了發言權。在絕望中，他向議長喊道：“殺人兇手的議長，你能不能最後讓我發一次言？”在被拒絕後，他又向聽眾喊道：“純潔的人們，有道德的人們，我就靠你們了，殺人兇手們不准我發言，你們准許我發言吧。”在被又一次拒絕後，他口吐白沫，頹然坐下，欲言又止地聽任大會做出逮捕他和其同黨的決定。當晚，巴黎發生暴亂，隨即被平息。第二天黃昏，革命　

法庭將雅各布布賓派的領袖們送上了斷頭台。當羅伯斯比爾人頭落下時，人們為之鼓掌達數分鐘之久。(8)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此前不久，羅伯斯比爾的同黨庫東提出一項法案，其中有這樣一條：“法律決不准許陰謀分子有辯護人”。(9)時隔數月，該項法案的提議者本人以及附議者羅伯斯比爾，就是按這條法律被審判的。剝奪者也被剝奪。

類似事情也發生在中國。1967年夏中南海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被拉上批鬥會，被強按着頭作彎腰狀達數小時，其間不斷遭到謾罵、扭打，蒙受種種羞辱。會後，他於憤怒中一手扶着桌子站立，一手拿着憲法抗議：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10)

可是他不明白，他已被這個國家的“偉大領袖”以及“革命群眾”認定是最大的“走資派”，是最危險的階級敵人，故而是可以用一切手段予以打擊的人，即已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人。他此時卻要去尋求法律保護，無異是緣木求魚，至於他還以這戴罪之身去捍衛這個法律，就更是不得要領了。

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到頭來竟弄不清楚曾由其本人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究竟有何種權威，弄不清楚在它的條文形式與它的實際行使之間究竟有多大距離。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共和國的悲劇。

鑑於“大躍進”無序且無效的教訓，執政黨在1961年至1962年間制定出一系列行業條例，以使各項工作走上專業化和規範化的道路，並使本黨主席所實行的那種非專業化和非規?化的執政方式受到相應的制約。毛澤東若要繼續抓國家常務性工作、抓經濟建設，就必須面對這些條例、就應該按其要求行事。

顯然，這種條例化傾向不合毛的意，不能為他所容。可是，他也不能直接否定這些條例，因為它們或曾是由他親自主持制定的、或曾是由他親筆簽署生效的。這似乎是一個矛盾，但實際上是一個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因為老人家已另闢蹊徑了。

1962年，毛澤東完成了他的施政重心的轉移：將他的主要精力不是用於抓經濟建設、抓已訂有各種條例的具體行業工作，而是用於抓政治、抓階級鬥爭；並通過抓這種領導一切的政治工作以抵制那種行業工作中的專業化傾向，通過抓這種不擇手段的階級鬥爭以抵制那種政務工作中的規範化傾向。

老人家是很看好《西遊記》中大鬧天宮的孫行者的。他自己何嘗不也是一個孫行者式的政治家，何嘗不也是在那兒一會兒翻筋斗，一會兒變身法，鬧個不停，直鬧得他那些盟兄弟們不勝其煩。於是，大家齊心協力在他正翻騰蹦躍的山上打了許多樁，圍了許多欄，好讓他進出有規，舉止有矩。可到末了，這位孫行者一個筋斗，便從這座四處是樁是欄的經濟建設之山上，翻躍到了那座難以打樁圍欄──即使打了圍了也能輕易地拔了扯了──的階級鬥爭之山上，並轉過身來把那些想羈絆他的盟兄弟們收拾一番。

老人家曾有些看不上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在他看來，後者的缺陷不僅在於它後來變成了修正主義，而且在於它本身搞出了教條主義、搞出了許多條條框框。這些條條框框死板僵硬，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故而是中國人在搞自己的社會主義時應予以防止的東西。五十年代後期，雖然中蘇關係還沒有公開破裂，但毛的黨已在軍事教育中大批“教條主義”，已在“大躍進”中大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這裡所要批的“教條主義”以及所要破的“迷信”，大多指“蘇聯老大哥”搞的那一套繁瑣程序。

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有它的問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也有它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斯大林搞出的是一個條條框框的社會主義，毛澤東搞出的則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主義。

前者雖也有過肅反擴大化等問題，但總體上是有秩序的，有時也是有效率的，以至達到過世界第二強國的位置。後者雖也有過日新月異的發展時期，但總體上是缺乏秩序的，同時也是缺乏效率的，以致瀕臨過崩潰的邊緣。

不過，壞事與好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由於它自成體系已久，有着高度的自我約束性，有着許多難以捨棄的貴重物品，故而改革起來阻力較多。它是渾身負重而趑趄前行的。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則由於它本來就沒有多少十分嚴整的規章制度，沒有多少值得牽掛的上好東西，故而改革起來容易得多。它是光着膀子穿着短褲而跑步上路的。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有人曾把毛澤東的那一套搞法戲稱為“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後者並不覺得它有什麼不好，反而認為它比其它類型的馬克思主義──或來自大城市裡的馬克思主義，或來自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或來自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或三者兼而有之的馬克思主義如王明的馬克思主義──要高明得多。

平心而論，這種“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有長處也有短處。

其長處在於它能走十分難走的路，甚至能走先前沒有路的路，有時還能手腳並用地爬上那高高的懸崖峭壁。

其短處在於它真要到了一馬平川處卻不知如何走是好，真要上了現代公路後卻不懂交通規則，也不想學習交通規則，並厭惡乃至拒絕遵守交通規則。

事實也是如此。毛澤東總想開社會主義快車，並且總想不看紅綠燈地開社會主義快車，結果只能將他的這輛快車變成一堆廢鐵扔在半道上。

總之，毛澤東這位“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成就於山間小路，卻不能凱歌於平川大道；能夠在無序中謀略克敵，卻不能在規範中博弈取勝。

註解：

(1)吳稼祥《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第一章，上海三聯出版社1996年版。

(2)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8年中譯本，第43、26頁。

(3)《老子》第五十七章。

(4)《孫子》第一、七、六、五篇。

(5)引自李銳《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我認識的黃克誠》，載《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頁。

(6)(7)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78、280頁。

(8)參見米涅《法國革命史》第九章，商務印書館1977年中譯本，第230─254頁。

(9)參見：同(8)，第236頁。

(10)引自劉平平等《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年紀實》，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頁。

【36】

毛澤東無疑是一位很有理論嗜好的政治家，不論做大事還是做小事，總要為自己找出幾分理來；並且，不論講大道理還是講小道理，也總能使一些聽眾聽起來像是有那麼回事。1962年，他在做出由主要搞經濟轉為主要搞政治這一重大決策時，也講出了他的一番道理來。這番道理集中體現在由他親自審定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一段話里：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份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重大歷史意義，在於它勝利地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進攻，維護了黨的路線和黨的團結。無論在現在和在將來，我們黨都必須提高警惕，正確地進行在兩條路線上的鬥爭，既要反對修正主義，也要反對教條主義，只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不斷地加強黨的團結，不斷提高黨的戰鬥力。”(1)

這段話後來被確認為“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被認作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不過，這個“重大發展”，最終把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整個國家都發展到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中。

關於這一理論，人們已作了種種批判，就連執政黨自己也在“文革”後予以徹底否定(2)。對於這些批判，筆者有的贊成，有的不盡贊成。

與“徹底否定”論不同，本書認為，在這個非常錯誤的理論中，也包含着某些真實的東西：或反映了新中國史上的某些真實的情況，或反映了毛澤東本人的某些合乎邏輯的思想過程。毛畢竟是一個有一定觀察力的人，不可能完全看不到客觀事實；同時，他又是一個有一定判斷力的人，不可能將自己看到的某些事實以完全顛倒的方式連接起來。借用毛的俄國老師列寧批判唯心主義的話說：他所創製的這個理論不是“純粹的胡說”，而是抓住了事物發展過程中某些“真實的片斷”，只是將其誇大了而已。(3)

比如，老人家在他的這一理論中告誡他的老百姓：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共產黨國家轉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

他的這種講法不能說毫無道理，甚至可以說講得不夠。當時毛講的還只是可能性，如今這種可能性已變成現實性。如果可以從經濟上把“資本主義”定義為“私有制＋市場經濟”的話，那麼可以說，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正在走上或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又如，毛告誡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一部份小生產者有着“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

他的這種講法也是講得不夠。當時他估算這種人“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幾”，如今看來則要反過來說，即這種人以外的人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幾。在現時中國大陸上，農村中的莊稼漢大都在種自家的田地，城鎮中的個體戶則大都在擺自家的攤子，至於國家單位里的許多人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占着公家的位子，謀着自家的好處。

再如，毛特別指出，黨外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

他的這種講法更是講得不夠。就搞“資本主義”而言，當時他說，黨外影響黨內；如今則是，不僅黨外影響黨內，而且黨內積極引導黨外。

在所謂“發家致富”（發自己家致個人富）上，許多共產黨幹部已經走到了群眾的前面，帶頭干起了他們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計不讓他們幹的事，並最終當成了他們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計不許他們當的“走資派”。

只是其中一部份人，走得太快，幹得太火，以致於干到了另一個極端上。過去，他們打地主，斗資本家，如今，他們中的一些人竟比當年的一百個地主還要富，竟比當年的五十個資本家還要闊。

有這樣一些家族：祖輩原是鄉間小地主，父輩則為黨內老幹部，子孫輩成了國中大富豪。其父輩出身富家，即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後來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出身入死，最後做了“高幹”。其子女承蒙蔭庇，化公為私，遂成富豪。於是乎，這些家族走出了一條“曲線發家致富”的道路。

歷史跟這些家族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也跟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險並承受巨大犧牲來支持中共革命的老百姓們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只是後者笑不出聲來。

因此，毛澤東在1962年開會時的擔心，不能完全說是杞人憂天。他當初所憂慮的那個天，如今真的塌下來，或正要塌下來。

同理，老人家在1976年臨走時的擔心，也不能完全說是庸人自擾。他當初最擔心的那個人，也是他在歷史上曾像炕燒餅一樣翻過來復過去地加以關照的那個人，後來真的把他曾精心炮製的“階級鬥爭理論”給修正了，乃至否定了，並真的把他曾苦心經營的“無產階級紅色江山”給改變顏色了，改變成紅（政權）、黃（金錢）、黑（權錢交易）多彩顏色了。

註解：

(1)《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公報》（1962.9.27）；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166頁。

(2)參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7節，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55─766頁。

(3)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1─4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