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庐山会议之初，毛泽东等中央常委列出十九个问题以供讨论(1)，目的是让那些刚从“大跃进”火在线被召回来的各方大员，从“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沉下心来总结经验教训。与会者对此反应不一：

高烧未退者，只爱说经验不愿谈教训；

不再发烧但看脸色说话者，吞吞吐吐地谈教训；

不再发烧且又不看脸色说话者，则快人快语地谈教训，其中谈得最重者亦是谈得最好者当数彭德怀将军。

彭将军庐山谏言由两部分组成：

其一，他在７月３日至７月10日八天中的七次发言和插话(2)；

其二，他于７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即所谓的“万言书”(3)。

彭德怀的这些言论概括起来说，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揭露大跃进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人，指出毛泽东身上所染有的种种毛病。据李锐记载，毛泽东后来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时说过这样的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4)他的这一说法实是对彭将军批评的一种响应，只是响应得太过度了。

彭德怀“对事”的批评，涉及所批“事”的三个方面，即范围、程度和性质。

就范围说，他指出这一时期出现一系列重大失误，既涉及大跃进问题，如基本建设“过急过快”，大炼钢铁费钱费物，其财政补贴“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来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又涉及人民公社化问题，如所有制问题“曾有一段混乱”，“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

就程度说，他指出所暴露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达到影响各阶级间关系和各阶层间关系的地步，“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并且，这一错误虽盛行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

就性质说，彭德怀把他所批评的“事”判定为“左倾”错误。这也是他庐山言论的重心所在。

所谓“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超越客观现实而作空想盲动。彭将军的批评紧紧抓住这一点：

──“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办早了”，没有经过高级社充分发展阶段、没有经过实验，就贸然兴办；

──大炼钢铁也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没有全面地考虑各种制约关系，就仓促上马；

──铺张浪费，“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

──任务指针“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

──“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代替经济法则”，“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这些“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就中共政治运作方式看，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路线”错误。它出自最高领导机关，有关党的大政方针，故能影响全局。

就中共自身发展历史看，最严重的“路线”错误莫过于“左倾路线”错误。如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共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其中的王明“左倾路线”，几乎造成全军覆没的后果。诚然，陈独秀“右倾路线”也给中共带来严重危害，但比不上王明“左倾路线”。前者导致数万党人牺牲，后者则导致数十万人马损失；前者只是丢了脑袋，后者则不仅丢了脑袋，而且丢了军队、丢了根据地。若再顺着中共历史向后看，就会发现该党执政后仍是“左倾”错误最有危害性。

就中共党内斗争结局看，最声名狼藉的“路线”错误也莫过于“左倾路线”错误。它曾被揭得最深，批得最透。中共曾在延安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主要批判“左倾路线”，并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来整治“左倾”人物，结果搞臭了“左倾路线”以及与“左倾路线”有过关系的人和事。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苦熬阶段，毛泽东却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将领，召回中共大后方延安搞“整风”。一整就整了好几年，整去半个抗战时期；一整就整到抗战快结束，整得自己手忙脚乱。那边的“鬼子”要投降，这边的“首长”却在开大会。情急之下，诸将领只好仓促赶往抗日前线，率起已脱离自己指挥数年的抗日军队，夺败兵之城，缴降兵之械，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发动如此大规模整风运动，虽能为一些中共党人理解，但也使许多国人生出疑问：毛泽东似是把党内斗争看得高于民族斗争，把“反左”看得重于“抗日”。

延安整风后期，中共中央形成一个重要文件，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5)，全面总结自建党以来历次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其中，谈“左倾路线”教训部分，占总篇幅80％以上。

文件概括出“左倾路线”的一些特点，例如，表现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

又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6)

因此，当彭德怀在其信中谈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时，就已在给毛泽东对号入座了，就已在用一种外人不大熟悉而他和毛都很清楚的话语系统来给后者定性了。

再就毛泽东个人荣辱史看，一方面，他在党内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在于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被撤掉了红军总政委、前委总书记等职务，被驱逐于当时至关重要的军权之外；另一方面，他在党内所获得的最大成功也就在于推翻“左倾路线”统治，进而执掌中共中央大权。如今彭竟也把他当做“左倾”来批评，竟也用起他曾经用来批评别人的话来批评他本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据李锐记述(7)，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刚被印发出来时，与会者们还摸不清老人家的反应，还没有把“意见书”当作“反党纲领”，但都能感觉到信中“有刺”，即便是十分赞成彭德怀的人也不例外。黄克诚大将说他粗看了一下，就发现信中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尽管照实际情况，还可说得重些。这“有刺”，指的就是彭德怀信中有一些话很能戳痛正坐镇山上左右会议的毛泽东主席。

彭德怀“对人”的批评，也触及三方面问题，即有关毛泽东个人的责任问题、能力问题以及作风问题。

关于1958年失误的责任问题，彭德怀说：“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显然，这是话里有话：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每个人的责任并不一样，至少毛泽东的责任和他彭德怀的责任不一样，前者是主动犯错误，后者只是没有能够阻止前者犯错误。若再进一步分析“意见书”所历数的一桩桩错误，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由毛泽东本人或直接倡导或大力推广的。对此，毛本人也不得不予承认。他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反复提到，自己是“始作俑者”，“第一个责任是我”。

诚然，彭将军也反复提到，“不要追究责任”。但是，不要追究责任不等于不要明确责任，不等于不要搞清楚问题。否则，干什么事都较真、都要弄个明白的彭老总，就没有必要去写这惹人生气招人嫌的“意见书”了。

再者，彭德怀说不追究责任，即不追究确有责任者的责任，言辞间显示出一种高姿态来：我老彭是能够原谅你老毛的，不想抓着你不放。可是，对于一贯居高临下、心高气傲的毛泽东来说，受人宽恕原宥比遭人穷追猛打，似乎更难以忍受。他后来在其批彭讲话中，屡屡表露出不想领彭德怀这个情的怨愤来。

在“意见书”中，彭德怀对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他写了这样一句后来引起许多非难的话：“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显然彭的话意是说，你老毛搞经济赶不上搞政治。

这句话在当时特定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格外刺耳。不久前，毛泽东先是数落邓子恢等人“象小脚女人一样走路”，后又嘲讽周恩来、陈云等人“象蜗牛一样爬行”。如今，他亲自跑到前台上来抓经济，结果也不怎么样，还不如他所批评的那些人。

就连毛身边的人也有这种看法。他的几位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在一起议论时，“有一共同观点：五八年由主席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当如何来转弯了。”(8)

不过，老人家的面子还拉不下来。一次在与谭震林、田家英谈话时，他突然提起此事，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9)如今彭将军又提起这惹他上火的事，不难想象，这回他要将庐山上的桌子拍得更响了。

另外，彭德怀还谈到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有任务指针而缺乏具体措施，有冲天干劲而缺乏科学分析，混淆了战略布局与具体策略、长远方针与当前步骤等等关系，脑子热得很，手脚乱得很。

读到彭将军的这些话，很容易使人想起“志大才疏”这句成语。而彭本人也爱用此话，曾用它来评价胡宗南、评价周盘。后者是他在湘军时的上司。(10)不过，他如今的上司与他过去的上司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位毛上司虽在搞经济上有些才短，但在搞政治上、在与人相斗上才高八斗，是那位周上司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还对毛泽东的领导作风问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批评后者决策专断，工作浮躁，有时还撒点小谎。

彭在西北组讨论中讲了一段很重的话：“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明白人一听次话就知道他老彭在说谁了。因为，像这种个人专断现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但中央最严重。

他还谈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其批评所指再清楚不过了。

他还批评说，由于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显然，这前一句说的是“群众”，后一句说的是“毛主席”，说他偏听偏信。

彭又指出：“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这里所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毛常爱说的话，都是他常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扣出去的帽子。

老人家到前台搞经济之初，就多了一个心眼，预先准备了诸如“算账派”、“观潮派”这类帽子，把话抢说在前面，好堵日后批评者的嘴。这尽管没堵住彭将军的嘴，但还是堵了大多数人的嘴。

由于执政党主席好给人扣帽子，故在该党中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说话风气，即许多人不是先按自己的想法说话，而是先摸领导人的心理再说话。其中摸得最好者，当数“柯老”，即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如薄一波二十年后所言：“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11)

另据李锐记述，庐山会议期间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员，纷纷向他和周小舟、周惠等能进出“美庐”、能和主席一聊几个小时的人打听情况，揣摩风向，对小道消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然，这种兴趣不那么高雅，甚至有些格调低下。可这种兴趣后来竟成了许多执政党官吏的一种嗜好，成了他们之所以能够爬上高位或之所以能够安坐高位的一种必备素质。

彭还把堵塞言路问题提高到“路线”上来：“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三言两语，道出了中共党内斗争的重大隐情。不让人讲话，是“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二三十年代的‘左’是如此，五六十年代的‘左’也是如此，八九十年代的‘左’又是如此。与此相应，不让人讲话，也是“左倾路线”难以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讳疾忌医，怎能够治好病？

实际上，毛本人也曾多次被“左倾路线”剥夺过发言权。对此，他耿耿于怀，几十年间唠唠叨叨、不断重提此事，既向党内人唠叨，又向党外人唠叨，甚至见了外国人也唠叨。1949年底，这位中国“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出国，刚见到那位比他更傲慢的斯大林时，就抱怨说自己曾在党内没有发言权。(12)

可如今，被别人剥夺发言权的人也剥夺别人的发言权，抱怨别人的人也被别人抱怨。因此，对于他不让人讲话这一专断作风的批评，也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是现实批评，就事论事；二是历史嘲讽，嘲讽此人台下被人欺台上亦欺人。尤其当这个批评是由彭德怀这位知根知底的老同事说出来时，就更显得有“刺”了。

彭还谈到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各地各部门”，竟使“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迷惑了许多人，搞乱了许多工作。这里的用词也是相当尖锐的，也是那位耳不顺的六旬老人难以消受的。

在西北组讨论会上，彭还谈了这样一件小事不小或大事不大的事情：他不久前去过毛泽东家乡的公社，了解到这个公社在吃国家偏饭、得到政府许多扶助的情况下，只增产14％，却虚报了比这高得多的数字。毛本人也刚去过这个公社。彭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毛回答说他在那里没谈过这个事。彭不相信他的话，“我看他是谈过的”。这实际上是说：我们的毛主席也在那里撒谎。

今天回过头来看，彭将军也太认真了。像毛这样的“大政治家”撒点小谎又算得了什么，可他非要把这当作一回事给捅出来不可。这或许能说明后者当将军可以，当政治家尤其是当中国政治家就很有问题了：大事小事都爱摸老虎屁股，到头来还能有他的好？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6─33页。

(2)参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88-590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55-856页；参见：同(1)，第127─128页。

(3)全文载于《彭德怀传》，第595-601页。

(4)引自：同(1)，第196页。

(5)全文载于《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955-1002页。

(6)引自：同(5)，第959、994页。

(7)参见：同(1)，第135─153页。

(8)(9)引自：同(1)，第17─18页。

(10)参见《彭德怀传》，第297─298页；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75页。

(1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73页。

(12)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37页。

【21】

总的说来，上述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既有准确性一面，也有严厉性一面。人们对于前者异议不大，对于后者则有不同看法。

事隔许多年后，许多人为彭德怀抱不平，说彭总的信除了少数言辞较尖锐外，其它说法都较和缓，并强调彭总还没有把他所知道的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写出来(1)，因而他写出来的话并不重。但在笔者看来，人们可以认为彭总没有写出或说出他所知道的所有问题，但不能认为彭总对毛的批评不重。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言有公共语言亦有私人语言，或者说，被一定人所表述出来的一定说法有公共性质亦有私人性质：既有能为一般人所知晓的层面，也有仅为某些人所理解的层面。前者能够唤起多数人的一般认知力，后者仅能激活少数人的特有领悟力。尤其是在那些曾长期密切相处过的人之间，其语言表述意义的特殊性就更加突出了。特殊的生活交往经历产生特殊的语言交流系统，即在内涵上比公共语言更为丰富的私人语言系统。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处几十年，既有患难与共时，也有意见分歧时，恩恩怨怨，相知颇深。一方说之一二，另一方则悟之八九，其字面上的直陈意义要远远少于其语气中的蕴含意义。彭信中的一些话，在别人看来较一般化，只是描述一些事实而已，但在彭与毛之间则有可能蕴涵着特殊的意义，有可能激活他们内心最深层的东西，或有可能刺到对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前文提到的那些话，如搞经济不象搞政治那样得心应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容易导致“左”的东西、“左”的一来就不让人讲话等，都是很有“刺”的。很可能，彭信中还有一些常人读来不觉如何而毛公读来一触即跳的话，至今未被人们充份注意到，或许永远不会被人们充份理解了，人去而言空。

不管怎么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是相当重的，是其它中共高层领导人所不敢为之的。可以说，毛自坐稳主席位子到睡进纪念堂中这数十年间在党内所受到的最严厉批评，莫过于彭的庐山言论了。

毛泽东曾作一诗称颂战场上的彭德怀，其中有这样两句：“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2)后人也可套用此话来称颂庐山上的彭老总：“谁敢当朝横骂，又见彭大将军。”

亚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3)：

当野心家珀西斯特刺图斯建立私人卫队以谋求独裁权力时，大立法者梭伦挺身站出来，说他比一些人聪明，因为这些人还看不出珀氏的野心，而他梭伦看到了；又说他比另一些人勇敢，因为这些人也看出了珀氏的野心却不敢说出来，而他梭伦看到了就说出来了。

彭德怀在庐山上似也如此。

显然，彭德怀比与会者中的一些人聪明，例如比“谭老板”（谭震林）、“贺胡子”（贺龙）等人要聪明得多。因为，这些人当时就根本没有看清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深远影响。

前者谭副总理，大跃进时数他最卖力，是毛公挂帅搞经济分遣在农业方面的先锋官；庐山会议时又数他最护短（不过，此公护短与“柯老”护短有所不同），与彭德怀争执，与黄克诚大吵。可事隔数年后（1967年2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上的位置，颇有些近似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的位置。这一次轮到他向毛的错误发难了，结果也像彭将军一样被打倒，并被扣上“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谭老板如此扮演历史角色，让后人看来不像是一个明白人所做的事。

后者贺副总理且贺元帅，竟也坚信大跃进的神话，并积极参与整治彭德怀的活动，甚至把后者与他闲聊时讲的一些话也当做错误言论告发了(4)，使之成为彭将军的一条“罪证”。然而，历史也不厚待此公。事过七年后，贺某也跌落到彭将军的地步上，甚至跌落得更惨，被关押两年半就去世了，死在彭之前。后人读到这段历史，除了对毛过河拆桥感到愤愤不平外，对贺的荣辱升降也不免生出些疑问来：你贺老总也多少有些元帅风骨，做事怎能这样小家子气，看问题也怎能看不出这一点：他老毛既然能够把全军战功最大的彭元帅整倒，那么也能够翻过手来把你这个排行老五的贺元帅收拾掉，而且收拾起来要容易得多。贺某这种助毛整人又为毛所整的历史结局，让后人看来也觉着他不怎么明智，至少不比彭明智。

又显然，彭德怀比另外一些人勇敢，例如比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要勇敢得多。因为，这些人也看出了问题，甚至看得更充份些；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像彭德怀那样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没有能够像彭德怀那样敢于扭住毛泽东不放而非要讨个明白说法不可。尤其是当毛泽东决定要整倒彭德怀时，这些共和国大员们不仅没有劝阻他，反而屈服于他的压力，助其为虐，落井下石，置彭大将军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境地。

尤为可悲的是，彭将军上书既是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话，也是替他们这几位常在老人家面前行走的人说话，说他们想说而不好说或不敢说的话。他本是替这些人说话，结果却代这些人受过，甚至为这些人所毁。

彭德怀官在国防部长任上，主要管的是军事而不是经济。在出席庐山会议的中共高层官员中，就数他老彭管的事离会议原定内容最远。对于当时国家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比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了解得更多、更具体。可会议的实际情况是，也就数他这位管军事的将领谈经济问题谈得最来兴致、最为透彻。

很显然，彭将军于庐山上大谈经济问题，是在为别人担载，替别人着想。据《彭德怀传》记载，“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5)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看到这个“比较适当”的实际结果后，不能不觉出这段话中隐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襟怀。

庐山会议开到7月23日前，彭将军比一些人聪明而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比另外一些人勇敢而说的话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不久，从“美庐”这所整个庐山中最具神秘性、最显幽深感的房子里闪出一个胖大身影，急冲冲而来，要向彭将军索取说聪明话、说勇敢话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共历史上一场最荒唐、最富有戏剧性的批判会揭幕了。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3-134页。

(2)引自《彭德怀自述》，第206─207页。

(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7页。

(4)参见：同(1)，第144页。

(5)参见《彭德怀传》，第601页；参见：同(1)，第129页。

【22】

1959年7月23日晨，住在庐山牯岭一带别墅里的“神仙”客们接到通知：上午开大会，主席要讲话。对此，他们既感突然，又不感突然。

说突然，这是临时改变会议议程，连那几大常委都未能预知。(1)

说不突然，会开到这个时节，主席也该出来讲话了。早先开的是“神仙会”（毛泽东语）：会外，岭上岭下，游兴大作，诗风劲吹；会内，云里雾中，闪烁其辞，不得要领。如此会况，急坏了那位上山想谈实事不想当神仙的彭将军，急得他一时性起，抓起笔来写了一通自己想说的话，并以信的形式呈递老人家。后者则将此信印发出来，要大家开会议论。可是，大多数“神仙”仍是语焉不详。他们很为难，不说不好，开会岂能无话；说也不好，不知主席用意究竟如何。于是，诸“神仙”一面指指点点彭总的意见，一面又不时转过头来张望“美庐”的动静，回眸中自有几分期待：虎已啸，龙岂能不吟？

老人家终于出来讲话了，并一发而不可收。(2)

开场白，别具风格：“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话一出口便带几分情绪：一个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的人，居然也恳请别人听他讲话。说是要“讲个把钟头”，结果一讲就讲了三个钟头。说是吃了三次安眠药都“睡不着”，如果睡着了又怎样？无疑会议将推后，重大事件日期将改写，而大多数与会者也不至于如此仓促赴会。可见，此人给其党史留下的痕迹太个人化，也太随意。

结束语，风格别具：“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用词不雅，但道出了某种真实的情状：从字面上看，道出了一个便秘患者终于能离开马桶时的感觉；从话里含义来说，则道出了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者在向对手作出打击后的心态。不过，他舒服了，别人就不舒服了。据李锐回忆，他们当时的感受“无异于晴天霹雳，闷头一棒。”(3)显然，在此公那种“拉出来就舒服”的感觉中，包含着让对手听进去就大大不舒服的预期。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是以让对手其苦无比为铺垫的。

从结构上看，毛讲话与彭德怀《意见书》相似，都是不对称的，都有前后两个不成比例的部份：前部份有条件地赞成对方，篇幅较小；后部份则严厉地批评对方，篇幅较大，是整个结构的重心所在。

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民族礼仪文化或面子文化的某种特点：即便马上就要狠狠地打将起来，也不忘礼数，不忘先客气一番，说声“承让”。不过，比起彭信，毛讲话的结构不对称性要更突出些，前部分轻描淡写，后部分浓墨重染、肆无忌惮。

讲话一开始，毛公就批评那些较“左”的人，说他们“一触即跳”，听不得坏话；转而又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劝他们要养成听得下坏话的“习惯”。这一段言词话里有话，说是批评，实为呵护。不难想象当时台下那些听众的神情，快乐“神仙”成了烦恼罗汉，一脸子迷惑。

接下来，毛公开始批评那些离右派“只差三十公里”的动摇份子。彭德怀的意见开始有了正式答复，并且是没完没了的答复。

毛公先说自己，说他现在与年青时有些不同，那时“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听他一两个星期”；不过，有一点自始至终没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毛在实际使用这个原则时，不仅做到人若犯他，他必犯人；而且做到人若犯其一，他必报之十，翻番倒算，加倍返还。彭仅在庐山以个人名义向他提意见，他则在长达十余年间发动整个中央以至全党全军全国来对彭进行声讨。前者只说得他不中听，他却整得人家不能过。在他这里，不仅有文章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

彭写信给他个人，他却把这信公诸大会，让众人来评头论足，说长道短。彭为此火冒三丈，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答道：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彭听后，或因不善辞令，或因气糊涂了，竟一时语塞，答不上话来。(4)

其实，彭很在理上：不错，我没有讲不要印发，但我也没有讲要印发，不印发至少有一半理，故在发不发时你也应该问我一下；何况这事关重大，就更应该左右掂量了；再说咱们同志相识数十年，住所相距数百尺，通个气，打声招呼，不至于太难。

毛泽东的辩解无疑是一种言不由衷且很难站住脚的托词。按照他答复彭的意思：如果你彭德怀在信上注明，此书信仅供我一人阅，请勿外传，那么，我老毛也会遵嘱照办。好像偌大个事只怪老彭少写了几个字。

这种假设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彭德怀不可能加上那么一句话。这不合常理常情，尤不合彭将军那种坦荡性情。何况他给毛泽东写信，既不属暗中密报，也不为私下交易，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加上这么一句故作神秘、不伦不类的话。其二，即使彭将军写上诸如“勿得外传”之类的话，收信者也未必不把它公诸于外。毛何许人？为了“革命需要”，什么做不出来。

彭德怀只是在小组会上批评毛泽东，毛泽东则开大会批判彭德怀。他除了在7月23日大会上正式批彭外，接着又在8月2日、11日、16日召开的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上，继续对彭及其支持者冷嘲热讽，给他们上纲上线。他还于7月31日、8月1日召开常委会，纠合其它中共顶尖人物，联袂整彭，一起来翻彭的历史老账，数落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在整彭德怀过程中，尽管有不少人打小报告、吹耳边风、献计献策，但主要导演者还是毛本人。他首先设陷，抛出彭信；继而紧逼，又是讲话又是批文；最后开中央全会做结论，把彭等打为叛臣。

7月16日，毛抛出彭的信，责成会议讨论。在7月23日前，会议讨论彭信的总体情况是：极少数人或完全赞成，或完全反对；大多数人都基本同意，只是对其中一些较尖锐的提法有异议。(5)

到了7月23日，毛亲作批彭讲话，一人扭转整个会议形势，促使多数与会者改变态度，开始批评彭总。在7月26日前，大家的态度还比较冷静，批评的语气较缓和，会议的气氛也较正常。(6)

到了7月26日，毛作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7)于是，会议批判升级，将彭德怀等人的犯颜直谏，指责为有组织的反党活动。这又是一人烧火，大家发热。

其后，毛继续作讲话、批文件，调子越唱越高，口气越说越重，甚至亲自扣帽子。像“猖狂进攻”、“军事俱乐部”这类热得烫人的词，均出自他的口。

可以说，在整个批彭过程中，每个关键场合都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身影，每个关键时刻都可以听到老人家的声音。无怪乎当年受害者之一李锐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此人所作所为“无不直接起着如鼓风机对高炉升温的作用”。(8)

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时，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谈其事，有失败也有成功；谈其人，有长处也有短处。轮到毛批评彭时，则全盘否定：谈事，一团漆黑；谈人，一无是处。

彭说毛在经济上犯了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毛则反斥彭在政治上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恶毒攻击和诬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它领导同志”。

彭说毛领导作风专断，听不得反面意见，毛则反讥彭“最不民主，最专制”，对下粗暴、专横，“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还“闹独立王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进行宗派主义分裂党的活动”。

毛的这种反弹，何止是“一触即跳”，更像是“跳起来就打”，“打起来便往死里整”。

然而，厉害不等于有理。毛对彭的反弹实为霸道，而彭对毛的批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毛泽东被彭德怀所批评的错误，是一种很可能要贻笑千年的错误。如放“亩产13万斤稻”的卫星、订“1974年钢产４亿吨”之计划，都将成为历史大笑料。

毛泽东在拒绝彭德怀批评后所继续犯下的错误，是一种很可能要留骂千古的错误。如国民经济倒退十年、人口损失数千万，都是我们民族的大悲剧、大惨祸。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且正常年景下，一次性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况，肯定是前无古人，并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另外在思想上，彭德怀只是批评毛方法不当，毛泽东则反过来斥责彭立场反动。

彭说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则反斥彭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

彭说他有“主观主义”的倾向，他则反讥彭有“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据李锐记述，在8月1日常委会上，毛泽东专门批了彭德怀的所谓“经验主义世界观”。(9)他对彭说：你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你本来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经验主义。可问题是，你“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就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岂不无知；还不懂得经验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就觉着讲经验主义会“舒服点”；殊不知，这是涉及宇宙观和方法论的，是“不好随便承认的”。左一个“你不懂”，右一个“你不懂”，在不到五千字的讲话记录稿中竟出现7次之多。

与此相应，他还摆出一副你不懂我来告诉你的姿态，大谈马克思主义ABC，并不时引一些听讲者未必熟悉的外国人的名字和历史上的故事。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欺刚正，以利齿辱厚重。

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

比如，他说经验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还说得过去；但又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学，而且包括其它哲学，上自古希腊普鲁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马赫哲学只是经验主义一种，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故不等于经验主义本身。我们可以说马赫主义是经验主义，但不能说经验主义是马赫主义。这就如同可以说男人是人而不能说人是男人一样。

另外，毛还告诫彭德怀，“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这一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那些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马克思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0)；恩格斯则称霍布斯为“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11)；列宁则说，从洛克出发，既可以“走向唯我论”（贝克莱）；也可以“走向唯物主义”（狄德罗）。(12)因此，把经验主义断然认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颇为勉强。

再者，毛所引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列宁的一部很有局限性的哲学著作，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当时的学术进展。例如，列宁对当时业已出现的相对论、量子论等重大科学突破知之不多，却十分断然地去批判那些与上述科学成就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学说，从而使该书成为一本过于政治化、过于党派化的哲学文献。

当然，毛也不完全有失谦虚风度，毕竟还承认，“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些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可问题是，他虽然“只是知道一些”，但不妨碍自己好为人师，不妨碍自己在彭将军面前以及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

又如，他屡屡嘲讽彭德怀不懂马克思主义，尤其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自己又懂得多少呢？诚然，我们不能说他完全不懂这一学说。他好歹也是上了“马恩列思毛”排行榜的，是入了“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之列的，是在马氏宗祠中享有一块牌位的。不过，稍加审视，就会发现这位中国导师与那些外籍导师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理解就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

在毛看来，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有时两者就是一回事，讲阶级斗争就是讲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3)这段话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不会很陌生。它曾被收入在那本“小红书”中的显着位置上（《毛主席语录》第二篇第一条），曾被千百万“革命群众”反反复复诵读过。

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原创者那里，有着与毛不同的说法。马克思曾十分严肃地声明，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发明的，而是资产阶级学者首创的：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4)

在这一段话中，谈及与谈话者本人有关的阶级斗争一词，只有一处，即谈话者本人所称的第二点“新贡献”；并且，这一“新贡献”的主要之点，仅在于指出阶级斗争最终结果如何，即“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在于揭示阶级斗争本身性状如何。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版本究竟如何呢？按一般公认的说法，就是创始者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写的那一段话：“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5)

在马克思这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总结性陈辞中，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一词，只提到了一下与它有些相近的“社会革命”一词，并且，所谈重心也仅在于揭示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如何，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对抗性矛盾，而不在于阐述社会革命本身的性质如何。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对于动辄就向人们挥舞“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大旗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

不过，从上述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此公那种我行我素、不落旧套的个性来。他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最高导师的，不是按照马克思的本义来理解马克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乃至塑造马克思。

他自己觉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就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这方面的东西：不合其意的，即使连篇累牍，也视而不见；合乎其意的，哪怕只言词组，也要大加发挥，以至搞出了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不伦不类的马克思学说，一个能把彭将军脑袋侃得发晕的高深理论。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64页。

(2)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其中，毛泽东7月23日大会讲话，见第165─176页；毛泽东7月26日指示，见第196页；毛泽东7月26日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见第196─197页；毛泽东7月29日大会讲话，见第207─208页；毛泽东7月30日召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见第209─210页；毛泽东7月31日常委会讲话，见第216─225页；毛泽东8月1日常委会讲话，见第226─259页；毛泽东两次常委会后留列席会议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见第259─260页；毛泽东8月2日大会讲话，见第263─267页；毛泽东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见第267─268页；毛泽东于会议期间若干批语，见第268─275页；毛泽东8月11日大会讲话，见第326─333页；毛泽东8月16日大会讲话，见第344─351页；另参见《彭德怀传》，第三十三、三十四章。

(3)引自：同(1)，第176页。

(4)参见《彭德怀传》，第612页。

(5)参见：同(1)，第135─136页；参见：同(4)，第603页。

(6)参见：同(1)，第180页。

(7)引自：同(1)，第196页。

(8)引自：同(1)，第268页。

(9)引自：同(1)，第227─23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文版，第163页。

(1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10.27）》，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703页。

(12)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85─86页。

(13)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91页。

(14)《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3.5）》，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第509页。

(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2─33页。

【23】

毛泽东对彭德怀除作了上述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外，还作了许多历史批判。彭批评毛与毛批判彭，都是“对事也对人”。不过，前者的批评只是针对此一时的事和人；后者的批判既针对此一时的事和人，又针对彼一时的事和人，将前前后后三十一年（1928─1959）间的事和人都翻出来数落一番。

通观庐山批彭言论，毛主席三番五次讲话、众大员七嘴八舌帮腔，其间最有谈论内容且最显谈者品性的话题，莫过于清算彭将军历史旧账了。算账者，翻箱倒柜，东拉西扯，扯出了几十年间的党史；泄愤者，敞其私处，倾其积怨，流露了许多心底的东西。

7月23日，毛在其第一次批彭讲话中就指出(1)：“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不过，他此次只是笼统说说，没有具体说明有哪些个“关键时”，是怎样个“不坚定”。

此后，毛泽东频频讲话，对上述提法详加说明。尤其在两次常委会（7月31日，8月1日）上，毛唱主角，其它几位常委当配角，对彭德怀数十年历史作了全面清算。

毛所谓“关键时”，主要指中共党内重大路线斗争时期。在7月23日讲话中，他说中共党史上有四条错误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此为粗算。在7月31日讲话中，他又说中共党史上有八条错误路线：五次右倾路线，即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三次左倾路线，即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此为细算。8月16日，他主持通过八届八中全会有关决议，判定彭德怀等人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此又为新算。

毛所谓“动摇”，是指中共党内一些人在上述错误路线泛滥时或推波助澜或随波逐流。其中，动摇于右倾路线者，或搞阶级妥协或另立山头，易犯投降主义或分裂主义的错误；动摇于左倾路线者，超越客观实际而盲动蛮干，易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毛所历数的这九次错误路线中，有三次与彭牵扯不上。彭1928年春入党，同年夏起义，故与在此之前发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无缘。彭起义后便率军纵横湘赣边区，故又与在白区中发生的“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无缘。其余六次路线斗争均与彭有或多或少联系。

毛总体评价彭：自加盟革命后，大多数“关键时”都“动摇”，大多数路线错误都有份，在六次路线斗争中有五次犯错误，或犯左倾错误或犯右倾错误，或负跟随之责或负领头之责。

即便是彭唯一一次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作为，也很难容于毛，很难为他称道。在这次路线冲突中，彭支持毛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毛承认彭的基本立场没有错误，但认为彭的方式方法很成问题。

据《彭德怀传》记述(2)，当时，张国焘依仗四方面军枪多人众，企图胁迫疲奔万里且破衣烂衫的一方面军听从他指挥。值此关头，彭主张先扣押四方面军领导，使其失去指挥，再谋脱身；毛则决定先不露声色，稳住对方，再夜半起身，不辞而别。

事隔二十余年后，毛在庐山翻出此事，严辞批道：“四方面军错在张国焘，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8月16日讲话）。

到头来，毛还是把彭在此次路线斗争中所作所为给否定了：虽没犯支持“右倾路线”的错误，却犯了反对“右倾路线”不当的错误；虽不是热心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人，却成了热衷使用“反动阶级方法”的人。事实上，毛在此次路线斗争中，既靠叶剑英截取电报而获知隐情，也靠彭德怀调动三军团护卫而得以脱身。事过境迁，他只记前者密告之功（竟于庐山会议上数次念叨此事(3)），不提后者保驾之劳，甚至向其泼脏扬灰。

在毛给彭开出的历史账单中，除记有他在“张国焘右倾路线”发作时有过不轨想法外，还记有他在“李立三左倾路线”发作时动摇过，打过大城市长沙；在“王明左倾路线”以及“王明右倾路线”发作时跟着干过，并且很卖力气；在“高饶右倾反党联盟”中也有一席位置，实为“彭高联盟”；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又向党进攻，成为“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首领。显然，毛的这本旧账单是夹有他的许多个人成见的。

毛泽东盛年时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莫过于王明了。他曾被王的路线执行者解除兵权而靠边站，并被王本人及其同道广证博引“马恩列斯”原著而反衬得十分土气，以至被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多少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者。不仅如此，他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打下的地盘，也几乎被王的路线执行者丢失殆尽。

因此，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不论于公还是于私都是深恶痛绝的。似乎可以这样说：能否坚决反对蒋介石是区分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标准，能否坚决反对王明则是区分中共党内毛派与非毛派的标准。毛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却另辟天地搞起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来，为的就是要在党内肃清王明的影响，打击非毛派的气焰。八年抗战，竟有四年整风；中共大部份高干都在此运动中痛作检查，自贬自损。

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不仅当时狠狠整治，而且事后耿耿于怀，久久不能释然，一有机会就翻出来批一通，既批“王明路线”本身，也批与“王明路线”有牵连的人，其中包括彭德怀。毛指责彭跟随王明路线跟得很紧，先是支持王的“左倾路线”，后又支持王的“右倾路线”。

就实际情况看，毛对彭的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可以说以偏概全。彭确实支持过“王明路线”，也确实反对过“王明路线”，并确实很坚决很有效地反对过“王明路线”。可是，毛只说前者，不提后者。

当“第一次王明路线”以“左”的面貌肆虐中央苏区时，彭德怀最初支持过它，但后来发现它在军事方面有严重错误，便断然改变态度，指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当时红军“太上皇”─的鼻子，臭骂其无能无耻，“崽卖爷田心不痛”。怒吼之后，他包起衣服，准备坐牢，准备被杀头。(4)此时毛泽东正在苏区南线会昌城外赋诗填词：“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5)

当“第二次王明路线”又以“右”的面貌影响抗日统一战线时，彭德怀也曾经响应过它，积极指挥所部作战，以策应由国民党主持的正面战场，并与许多国军高级将领如程潜、卫立煌、孙殿英等建立了较为温和的协作关系，但后来发现一些国军恶待共军，不是刁难就是抢夺，便暴跳如雷，坚决回击。在人家国统区里，他竟把国民党特务捆起来问罪其上司。在自家根据地中，他又一下子吃掉磨擦将军朱怀冰部二个师一万余人。彭德怀在做这些事时数度穿行于国统区，屡涉险地；此时毛泽东正安坐后方窑洞，奋笔疾书。

彭德怀晚年谈到自己在历次路线斗争中表现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侯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6)由此不难看出这位工农将军有其憨?可爱的一面。他承认自己对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缺乏先见之明，但也有意无意地辩解道，自己毕竟能把一些已暴露出的问题看个明白，还有一些后见之明。

可是，毛只抓住他没有先见之明的方面，不承认他还有后见之明的方面；只强调他前面做错的事，不重视他后面改正的事；只过于渲染他的过失，不充份肯定他的贡献。从这里也可看出毛处世为人的一些特点：对于那些有负于自己的人和事的记忆，比起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人和事的记忆，要牢固得多、深刻得多。此公是一个得罪不起的人。

在毛给彭算出的一笔笔历史旧账中，较重者，除了上述逢“关键时”便“动摇”外，还有所谓“与我关系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笔账先是在7月31日会议上列出，后又在多次会议上演算，最后公布全党。

毛泽东历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既已认为彭德怀屡屡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就应判定彭屡屡站在他的反面，大多数场合都与他作对。可是，毛这种算法过于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小处显智而大处露愚。

据说，朱德在目睹庐山整彭这一幕丑剧后，说出一句痛心疾首的话：谁还会相信我们曾在一个碗里吃过饭？

不知这位老将军有没有意识到，他所抱怨的恰恰是毛所希望的。毛希望人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和彭原本就不大在一起吃饭，不大用一个碗，聚餐时短，分餐时长。道理很简单，既然把彭的历史说得大有问题，就应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与前者分开乃至对立，从而能够在否定前者的同时把自己解脱出来。

然而，就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解脱很成问题，表面上是在解脱自己，实质上也在否定自己，即在否定彭的历史的同时，也在或多或少地否定毛的历史。

纵观中共战史，彭德怀战功最大。十大元帅排名一号的朱德在彭落难时说过一句公道话：我们最难走的路是他走的，我们最难打的仗是他打的，要讲艰苦卓绝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朱说了实话。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最能打硬仗的部队是他统领的。如1930年夏长沙之战，他率红三军团以八千之兵击败三万之敌，并一鼓作气攻下湖南省城长沙─红军在十年内战期间所攻下的最大城市。

又如1933年3月江西草台岗之战，他率红三军团担任主攻，夺下霹雳山敌主阵地，汇合友邻部队聚歼敌第十一师大部。该师为陈诚起家部队、精锐之旅，其余部后来发展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第十八军。

再如1933年9月福建芹山之战，他指挥所部歼灭蔡廷锴的从未打过败仗的、曾和日本人较量过的第三三六团，并且是以一个团兵力歼灭一个团兵力。这同毛泽东和林彪的那种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颇为不同。

抗日战争时，中共所打的最大战役百团大战是他指挥的。此役他调集一百零五个团兵力，在敌后数千公里交通在线，同时展开破袭战，接着拔据点，再接着反扫荡，共歼敌数万，从而改变了国人乃至敌人关于“土八路”不能打大仗的看法。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敌我兵力最为悬殊的战区即西北战场是由他经略的。战端初开时，彭部仅为二万余人，敌方则有二十余万人。并且，前者重武器根本没有，轻武器缺少弹药，粮食常为吃下去拉不出屎的黑豆；后者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主力前身是蒋北伐起家的国民革命第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其统帅胡宗南为蒋最得意的黄埔弟子，属“天子门生”，故军中兵员充足，装备精良。两军对阵结果，彭部屡战屡胜，胡部丧师失地。

朝鲜战争时，当代世界武器装备水平差距最大的战争也是由他担当主角的。美军骁将李奇微曾概括志愿军打法为“月光攻势”和“四五天攻势”(7)。因为没有制空权，志愿军只能于夜晚活动，故常选择月明之时进攻。又因为缺乏后勤保障，志愿军仅靠人体所能承负的战斗给养发动进攻，故其攻势不超过一星期。即使在这种恶劣装备条件下，彭德怀也能率军先是驱使世界头号强国的军队退走几百里，继又顶住后者发动的陆海空立体式反攻。

此外，还有以往人们不大提起的一点，就是在中共武装力量系统中，几乎所有“山头”的部队都先后被彭直接指挥过。在中共众多高级将领中，彭这一经历是绝无仅有的。

例如，老底子为“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他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黄土高原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暨山东军区和晋察冀部队，后来分别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

又如，老底子为“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他在太行山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又如，老底子为“红二方面军”的部队，他先后在华北、西北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一二０师暨晋绥军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再如，老底子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的部队，他也在朝鲜战场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与山东军区一部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后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其中第20、21、23、24、26、27军（即华东野战军第一、二、四、六、八、九纵队，多为主力纵队）先后入朝作战。

毛泽东虽为中共军委主席，但对各地战事筹划，多是坐镇战场之外，多以电报传令，多为间接指挥，而不象彭德怀那样亲临各军前线，既以电报也以电话乃至喊话传令。更有甚者，彭职务在军师长之上，但其指挥位置常在军师长之前，有时竟跑到团部、营部乃至连部。

以上仅为简述，但已不难看出：彭德怀个人的历史是与中共军队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与其中较为重要且较有光彩的部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人生涯，半部军史。

因此，如果过分歪曲彭德怀的历史，就会不可避免地殃及中共的军史，就会使后者中许多光彩篇章变得模模糊糊、不明不白，就会使后人在阅读该军军史时，或弄不明白许多重大战役的真相，或突然发现许多光辉业绩竟是由一个不良份子领着做出来的﹗

例如，自1959年后，在记述中共西北解放战争史的文献中，就很少出现彭德怀的名字了，以致给后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是毛本人直接主持这一战事的。这是弄虚作假的。

曾有西北野战军老战士杜鹏程写了一本小说《保卫延安》，写出许多历史事实。1954年，该书出版，印数近百万册；1959年，该书被停印；1963年，文化部发“〈63〉文出密字第1394号通知”：停售和停止借阅此书；1964年，文化部又发“〈64〉文群密字216号补充通知”：就地销毁此书；1966年，“文革”开始，作者本人“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8)

又如，在中共军史中，1928年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意义重大：其一，振奋了处于革命低潮时的中共党人的精神；其二，诞生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队伍─堪称红色“湘军”。然而，庐山批彭竟把此举说成是一次个人投机行动，即彭德怀以此“入股”革命，颇有个人“野心”地想“参加革命做大事”(9)。这是过河拆桥的。

同样道理，毛泽东如果过份贬损彭德怀的历史，过份否认他与彭的联系，就会不可避免地殃及他自身的历史，就会使有关他自己的那种马背君主生涯的记述显得大有问题：或因过份排斥彭将军，而使自己的一些历史经历显得模模糊糊；或因过份贬低彭将军，而使自己的一些历史作为显得黯然失色。前者可从五九年后中共对有关西北解放战争史文献处理中看到，后者可从下面这样一个事例中看出。

在庐山会议上，毛多次指责彭抗战时大闹独立性：“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意见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做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分会另发指示。”“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8月1日讲话）

抗战时，彭将军在华北主事六年整（1937年9月至1943年9月）。前二年多时间（1937年9月至1940年4月），他与朱德将军共同主持八路军前方抗战大业，并因自己年富力强而做了较多的事。后三年多时间（1940年4月至1943年9月），亦即华北敌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且最为辉煌的三年时间，朱返回延安，彭独挑大梁，当家八路军总部，集党、政、军、民、财五大权于一身。

我们既已知道彭德怀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即全权主持中共华北抗战大局；也已知道毛泽东批彭将军的主要说法，即“根本违背中央方针”，“自己干自己的”；再将两者连接起来推证，便可获得一个相当简单的三段论：

前提一：华北抗战大局为彭主持；

前提二：彭有背中央有背毛泽东；

结论是：华北抗战大局与毛泽东的中央没有多大干系。换句话说，毛的英明决策或光辉思想，对华北抗战至少对彭当家太行山时的华北抗战没有多大影响。

如果再考虑到，在中共整个抗战大业中，华北八路军占七成以上，而华中新四军、东江纵队以及东北抗联加在一起仅为三成；那么，又连带出一个结论：在中共整个抗战大业中，毛泽东的中央不起主导作用。

问题到此还未结束，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毛泽东还曾抱怨过，由项英主事的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1937年12月至1941年1月），也向他领衔的中央大闹独立性，不听延安指挥，自行其事；那么，再连带出一个结论：毛的中央曾一度既不影响华北抗日之大局，也不影响华中抗日之大局。于是，毛本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成了问题，似乎一度游离于中共抗日大业之外。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承认：“那时侯，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连陕西省委都不听话”，于是，“延安成为留守处”。（8月11日、16日讲话）

平心而论，上述逐步退减论证，对毛过于苛刻了。可是，这不能怨怪别人，只能怨怪他自己：搞党内斗争，过于歪曲政敌，过于贬损政敌，结果殃及自身；吵起架来，只求痛快淋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考虑是否自圆其说。他本是朝政敌泼脏扬灰，结果也连带着把自己弄了个灰头土脸。

毛泽东在倒算彭德怀历史旧账时，还有一个“三国志”说：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7月31日讲话）

此话较难理解。既要爱国，又要让外国人多占自家国土，世上哪有这样的爱国。这不免使人觉着说此话者本人大有问题：或有气节问题，或有神智问题。可仔细审察，两者都不是：毛泽东真心爱国，不容怀疑；毛泽东头脑正常，也不容怀疑。显然，毛泽东话中藏有隐情。

这个隐情主要藏在“三国志”这一说法里。准确地讲，不是“三国”，而是两国三方：中日两国，国共日三方；中日为敌，国共明为盟暗为敌。每一方都要同时处理与另外两方的关系，从而使三方间关系异常复杂。

就中共方面说，可以向日本人夺地盘，即建立敌后根据地；但不能向国民党夺地盘，否则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业。换句话说，日本人占领区越大，共产党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范围及其合法性也越大。常有这种情况：日本人在前面驱赶国民党中央军，共产党八路军以及新四军则跟在后面扩大自家根据地。因此，毛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实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党”。

从一党之利来说，共产党希望日本人多打国民党。因为，除了上述可以扩大根据地外，还可既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又削弱国内竞争对手的实力。不过，共产党也不希望日本人彻底打垮国民党。这除了出于中国人的良心外，还由于国民党中央军的存在能够牵制住侵华日军的大部份主力师团。

同理，国民党也希望日本人多打共产党。这也会既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又削弱国内政敌的实力。并且，它也不希望日本人彻底打垮共产党。因为，后者在华北、华中拖住了侵华日军的许多有生力量、以及伪军的绝大部份力量。

从日本人角度看，国共两党都要打击，并且都要彻底打垮。至于哪一个予以先打或后打，哪一个予以重打或轻打，则视情况而定：如果想夺取更多城市、更多交通枢纽，自然要多打、重打国民党；如果想肃清后方、掠夺占领区资源，则要多打、重打共产党。

然而，若让超越党派利益的老百姓来看，若让没有历史积怨的后辈者来看，既不希望共产党受到日本人重创，也不希望国民党受到日本人重创，更不希望国土让日本人多占；与其让日本人统治，勿宁让中国人统治，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实际上，就中共自身来说，既有这种理论，即所谓“此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说法；也有这种实践，即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拖住了大量原准备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的日本军队。

基于以上看法，多数中国人不会赞成毛对彭的批评，不会赞成他的“三国志”说法，尤其不会赞成他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说法；相反，会对彭将军发动“百团大战”这一抗日之举抱有深深的敬意。

读到毛泽东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话，自然想到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的话。两者用词不同，但涵义相近，都把党派利益看得过高过重。两人心里都想，要抗外敌，先反内敌。蒋公想的是，要反日本，先剿红军。毛公想的是，要打日本，先赶蒋军。

不过，毛公所做还不止于此。他不仅是，要攘国外之敌，先安国内之争；而且是，要攘党外之敌，先安党内之争，要打日军蒋军，先反左倾右倾。

正当抗日相持阶段，毛公频频调令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抗日将领云集抗日后方，学习文件，总结经验，改造思想，整顿党风，张三挨批，李四反省，人人须检查，个个要过关。到末了，延安城内思想交火还未尽兴，延安城外抗日烽火已将燃尽，整风完了，抗日也快结束了。

中共抗战三件事：整风，拒蒋，打鬼子。毛公费心最多在前事，彭将军用力最多在后举；前者痛责后者，后者岂能心服前者？

注解:

(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0页；以下所引毛泽东在庐山的讲话均见该书有关部分。

(2)参见《彭德怀传》，第七章第五节。

(3)参见：同(1)，第210、256页。

(4)参见：同(2)，第六章第七节。

(5)毛泽东《清平乐﹒会昌》，载《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6)引自《彭德怀自述》，第229页。

(7)参见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03、91、192、104－105、192页，第66、88页；参见叶雨蒙《出兵朝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24页。

(8)参见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记》，载《延河》1979年第3期。

(9)参见：同(6)，第68、103?106页；参见：同(1)，237页。

【24】

阅读毛泽东的庐山言论，体会他对彭将军的嬉笑怒骂，不能不使人感受到其间透出一种强烈的心理个性、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在笔者看来，较多地表现为一种阴柔之气、一种常常能够摧阳折刚之气，既可显现为毛泽东个人的一种行为模式特征，也可折映出我们民族的某些文化传统特征。

从政治现象层面上看，毛批彭讲话中的阴柔之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翻箱倒柜揭老底，陈芝麻烂谷子均搬上台面；

其二，东拉西扯乱上纲，帽子棍子皆派用场。

前文提到，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彭德怀所作的诸多批判中，话题最多也是份量最重者，当数这些人对彭的历史批判，说了不少往日旧事，算了许多陈年老账。

首先，这老账算的时间跨度大。迄庐山会议止，彭与毛相识三十一年，庐山上的账也算了三十一年：

近者，算了这三十一年之末的彭“猖狂进攻”总路线的账；

远者，算了这三十一年之初的彭“入股”革命的账；

更远者，则算了这三十一年之前的许多零零碎碎的账，如追问彭：因何在湘军二师六团中获得上司信任？(1)如何在老家湘潭乌石寨盖起十二间瓦房？(2)为何原名叫“彭得华”，是不是想一人独得中华？

其次，这老账也算得虚虚实实。其间有实账，有虚账，亦有介于虚实之间的账。

实者，确有其事，毛泽东等人则抓住不放，反复念叨。如彭德怀曾一度支持过王明路线的旧事，毛几乎是逢会必说。

虚者，查无实据，毛泽东等人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如彭德怀刚访问过东欧国家，毛臆测其可能“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8月1日讲话）。毛的追随者们后来走得更远，竟非常肯定地追究彭“里通外国”的罪行。如此栽赃，激得将军大吼：我彭德怀一句外国话都不会，怎么个里通外国？我在外面说了什么听了什么全靠翻译，你们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就来下结论？(3)

介于虚实之间者，稍有事实，毛泽东等人便加以发挥，上纲上线。如彭德怀在中央苏区肃反“ＡＢ团”时曾救过黄克诚的命，毛据此推论彭黄之间大有名堂，甚至当面追问黄克诚本人他是否与彭德怀有不正常的“父子关系”（7月30人讲话）。

如此翻历史老账，使人不禁想起妇人骂大街的情状。张三嫂子，李四媳妇骂起街来多是翻老账，揭老底，揭对方某某时做过某某事，拿过王二家的东西，偷过刘五家的汉子……

翻历史老账、揭个人老底，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虽格调不高，但颇为实用。这是因为，在与政敌进行争执过程中，冷不防揭其老底，常能使其顿时陷于一种不知所措、有口难言的境地。

对于揭出来的老底，被揭者或是非常清楚却不愿回答，或是不甚明了而难以回答。前一种情况较容易理解，心里确有阴私，口中自是嗫嚅不语。后一种情况要复杂一些，不是听者心中有愧，而是问题本身恼人。

这固然是由于突然转换话题而使对方措手不及，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转换话题后所提出的问题令对方困惑不已，使他既感到事关自己荣辱必须起而辩解，同时又感到懵懵懂懂不知从何辩起。似曾相识又似曾不相识的往事，常常使他陷入苦苦思索之中：那是什么时侯、什么场合？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然而，岁月流失，往事如烟，苦思者很难得出十分清晰的结论，与此相应，也就很难做出十分确然的反驳。

不过，这种情况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些肚肠狭小故阴柔气较重者，既很兴趣于他人隐私，也很留心于自身锁事；若碰上揭老底这档子事，非但不觉为难，反而极有兴致，乘势参和进去，轻车熟路，大行窥阴揭私之道，并从中为自己谋取政治优势。

与此相反，那些心胸坦荡者，既不爱多记他人过失，也不愿常提自己功绩；一旦遇上翻个人历史老账之类的事就会烦恼不堪：既不知如何以牙还牙地反诘他人短处，也不知如何虚张声势地标榜自己长处，故而常陷于一种蒙冤受屈但又欲辩无词的境地。

基于以上理解，当我们读到彭将军的“我一生无笔记”这句话时(4)，就不难想象当时这位阳刚汉子在周围一片婆婆妈妈的责难声中是如何不知所措的。

不仅如此，当我们又知道彭将军在其余生中的大部份时间里被迫回忆往事、被迫梳理那些遥远的且琐琐碎碎的往事以作交代时，就更不难理解落难将军所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屈辱，更不难理解英雄暮年所走过的是一条多么不容易走的路。

无庸讳言，翻老账揭老底，是老人家搞党内斗争的一种传统，他若要整倒一个人，就会默许手下人抛出乃至编织许多不利于这个人的历史材料，以证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坏份子。“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如此，“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也如此。

刘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颇具悲剧性(5)。“庐山会议”时，他也参与揭发彭将军的历史问题，诉说彭在长征途中如何犯自由主义错误，如何乱说有关中央的坏话；后又如何多出一个心眼，不把自己的真实意见报告中央。(6)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他也被别人大揭历史问题，并且，揭出的老底更多，定下的罪名更重，被戴上了诸如“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大帽子，最后，被迫害致死于河南开封。后人读到他的这段历史时，不禁为之叹曰：早知开封，何必庐山。

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中，一个领导人要是不犯“错误”的话，则有关他的一切都是好的；若是犯了“错误”的话，则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都要被东拉西扯地朝最坏的方面说去。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在中共党里、在中共军队中，被公认为忠诚无私的革命家、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艰苦朴素的老战士。庐山会议后，他又在这同一个党里、同一个军队中，风光尽失、面目全非。世上最丑的话尽灌其耳，最脏的水尽泼其身。同志战友，说翻脸就翻脸，并一翻脸就翻到底，翻到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的地步。

关于这些丑话脏水，前文已作过一些叙述，此处再自变量言，以观骤然翻脸者之气色。

彭将军用心良苦，上书谏言。毛泽东则勃然大怒，反唇相稽：“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8月1日讲话）

批过彭将军眼下写的信，又揭彭将军过去做的事：“历史上参加过各种分裂组织”，“政治上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毛8月11日讲话），“总之，由来已久”，“总要发作的”。（毛8月16日讲话）

揭了彭将军的历史，又贬彭将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毛８月１日讲话）。彭德怀的世界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毛8月11日讲话）。毛这一下子给彭扣上了许多顶“大帽子”，还都是“洋帽子”。这种“洋帽子”特别能唬住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像今天带有洋文商标的服装特别好销于时髦小青年一样。

数落完了彭将军的思想，又来数落彭将军的质量：其一，革命动机不纯，“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你是个投机份子”（毛8月1日讲话）。林彪帮腔道：“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7)

其二，做人内外不一，“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毛8月1日讲话）在此，林彪又帮腔道：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8)

上述这种东拉西扯且一概否定的批判法，很有些像黑格尔所说的“抽象法”。黑格尔曾就此“抽象法”举了一个例子(9)：

“‘喂，老太婆，你卖的是臭蛋呀﹗一位女顾客对一个女商贩说。这个女商贩可恼火了：‘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敢这样来说我的货物吗﹗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单都做成了自己的头巾啦﹗你所有的帽子和漂亮衣裳大概也是用床单做的吧﹗除了军官们，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拿服装来出风头的﹗规规距距的女人多半是在家照料家务，而象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监牢﹗最好你还是补补袜子上的窟窿去吧﹗’

“她也是抽象地思维的：仅仅因为那位女顾客说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得罪了她，于是她就把女顾客全身上下编派了一番──从帽子到床单，从头到脚，还有爸爸和所有其余的亲属。一切都沾上了这些臭蛋的气味”。

彭德怀在庐山上何尝不也是碰上了这样一位卖鸡蛋的“商贩”。他说了一句大跃进的“蛋”有些臭，结果被卖此“蛋”者骂得一无是处，浑身都是臭蛋味，从言论到行动，从思想到质量，从现实到历史，几乎无处不臭，无时不臭。

黑格尔只写了那位顾客如何挨骂，而没有继续去写她挨骂后有何感受。哲学家或许不忍心这样做。庐山会议的见证人则不仅记下彭将军挨了什么样的骂，而且记下他挨此泼骂后的真切感受，令后人读之不忍：

“在八月二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的那天，他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说完，就大步出门开会去了。”(10)即去开那个将要把他正式定罪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反党集团”首领的会议。

注解：

(1)参见《彭德怀自述》，第34-35页。

(2)参见：同(1)，第40─41页。

(3)参见《彭德怀传》，第34章第2节。

(4)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1页。

(5)参见：本书第13─14节。

(6)引自：同(4)，第247─248页。

(7)引自：同(4)，第282页。

(8)引自：同(4)，第227、242、283页。

(9)黑格尔《谁在抽象思维》，载《学习译丛》，1957年第二期。

(10)引自：同(4)，第263页。

【25】

毛泽东庐山整人之举，除从政治现象层面上作出考察外，还可从文化传统层面加以阐释。

庐山上的阴柔之道，承袭了中国史上许多政治家在整治政敌过程中常常采取的两种策略：

其一，机会主义策略，即手段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

其二，伦理主义策略，即人格的攻击是大行其道的。

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性，大多如水的品性。

水性柔而能克刚，能锈蚀钢铁、溶穿岩石、冲刷河床、切割大地；

水无定状，故变无常形，动无常态；

水无定处，故无所不至，无孔不入。

依此水性来搞政治斗争，自然是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或说是机会主义的。

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说起来不大好听，做起来也不怎么堂堂正正，但常有克敌致胜的效用，故为许多政治家所采用，尤为那种只求成功不问其它的政治家所喜用。

中国史上，许多建有事功的政治家通常都能玩出一些机会主义的东西、甚至能玩出许多下三滥的东西来。换句话说，这些政治家们大都有些狡诈的才能、有些不那么光明正大却能够取胜于人的才能。

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的这种狡诈才能，不只用于对付阵营外的宿敌，还用于对待阵营内的盟友，不择手段且又不惜故交。

史上刘邦长于项羽的地方，若仅就人格因素而言，主要不在其富有阳刚之气，而在其多有阴柔之道。正是凭借后者，这位曾身无一文却敢诳语万钱贺礼而争得宾席上座的泗地小亭长，终于整倒了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

打江山时，他精于诡诈，既来而盟誓，又去而背誓，把与之争雄者整得进退失措而亡。坐江山时，他也工于心计，既封侯功臣，又夺其辖地，整了一大帮象韩信那样的开国元勋。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

不仅汉高祖刘邦如此，几乎所有夺得天下者都有其阴柔诡诈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冠盖百帝，但为夺君位，也干出逼父杀兄之事。宋太祖赵匡胤亦为名君，但也有陈桥背主且杯酒驱友之事。

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当他把皇位传给建文帝时，已把朝中几乎所有在资望或能力上强于此帝的重臣干将都给收拾掉了。不过，这位老谋深算的朱皇帝也有疏漏之处，只戒备异姓臣犯上，而未防备同姓王作乱，结果在其死后不久，便有了“壬午之变”（1402年），燕王掀翻了建文帝，四皇儿取代长皇孙，做了朱家第三个皇帝。

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对于此公来说，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张闻天这位中共党内的大秀才，把毛这方面的才能看得较透。庐山会议期间，他曾对彭德怀说：毛这个人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1)

彭德怀当时还不能接受张的这一看法，并替毛作了一些辩护。他说，毛主席对于中国历史的熟悉，是党内任何同志远不及的；又说，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且厉害，无产阶级领袖也要厉害才行，但同皇帝有本质不同。(2)不久，这位辩护者就会亲身感受到此“开国之君”的厉害，感受到此人是如何把他从精神到肉体都整得死去活来的。

从这里可看出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即党内知识分份子出身者先觉，党内工农群众出身者后觉，故党内错误领导总爱整党内知识分子；而党内错误领导自身也多为知识分子，故在党内常有知识分子大整知识分子之事。

例如，张国焘主政鄂豫皖苏区时，杀了包括军长许继慎、政委曾中生在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致在整个红四方面军中，很难找到几个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指挥员。后来在出自这一山头的中共军队高干中，也是战将尚多，儒将甚少。与此相连带的一个后果是，在1955年被授衔的将军中，出自这一山头的上将者很多，而出自这同一山头的大将者和元帅者甚少：在十个大将中仅有两个半，即徐海东、王树声、以及半个陈赓（先在鄂豫皖苏区，后转中央苏区）；在十个元帅中仅有排名第八的徐向前一人。与此形成反向参照的是，在此时仍幸存的老红军中，又以出身红四方面军者为多。

又如，夏曦主政湘鄂西苏区时，也杀了包括彭德怀入党介绍人段德昌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以致在这一大块苏区中，被承认为党员者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陆冬生数人。(3)

再如，毛本人主持中央苏区肃反“AB团”运动，也杀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后王明路线统治中央苏区，又搞起反右倾经验主义运动，其间也整了毛这个“山沟沟里”的秀才。

最后，庐山上整出的反党集团，挂名四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实为六人（加周惠和李锐），其中，除首领彭德怀外，余者五人，无不是党中秀才。

一位长者曾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决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以结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对此，张国焘向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者张闻天提出异议，说蒋介石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与他打交道是要吃亏的。后者笑而答道，老兄多虑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老蒋有谋，我们老毛更有谋，他老蒋斗法是斗不过我们老毛的，让老毛来对付老蒋横竖吃不了亏。

听了张闻天这番话，张国焘有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此后有何行动，我们倒有些清楚。仅过一年多时间（1938年4月），张国焘就借祭扫黄陵之际背叛中共而投奔老蒋去了。究其原因，除了他共产主义信仰动摇、革命意志衰退外，恐怕就是此人怕毛公更甚于怕蒋公了。

人们不妨作一设想，假如张继续留在毛的党内，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不久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会让他脱一层皮，1949年后的各次政治运动也都会让他不得安宁，并最终会让他死于执政党狱中。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理由很简单，在毛的治下，许多稍有些历史问题甚至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不能幸免于难，而像他这种曾另立中央并试图加害毛主席的人就更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善终的事了。

当然，张投蒋也没有什么好的结局。他在被隆重欢迎后，就被百般询问以提供中共情报，并被多方趋使以设计反共策略；在此期间还多次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斥责与羞辱，以至于“摇头叹气”，“无限感伤”(4)；四九年后离开大陆，漂落他乡，在写了许多回忆录后，孤独而死。这也应了“凡叛变者均未有好下场”那句老话。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史，果如张闻天所言，老蒋终究斗不过老毛。从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中获利最大者，不是蒋领导的党，而是毛领导的党。

蒋想用统一战线限制共产党，毛则想借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结果，前者设想破灭，后者预期实现。仅以军队数量为例：抗战前期，共军不及国军的五十份之一；抗战后期，共军扩至国军的三份之一强，相对比率增加近二十倍。

蒋仗着势大不时搞点摩擦，毛则针锋相对，你摩擦我也摩擦。国军搞摩擦明火执仗，一味蛮打、蛮冲、蛮干，以显国中正统。共军反摩擦先礼后兵，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尽量作哀兵状。国军在先若占些便宜，过后定会被共军讨要回去。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摩擦掉共军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共军摩擦掉国军的数量；可是，国军背的摩擦罪名却大大重于共军背的摩擦罪名。

    蒋介石靠的是枪多、人多，再加中央政府的牌子，结果地盘越打越小。毛泽东靠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会作群众工作，会打游击战争，会跟在日军攻蒋师团后面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结果地盘越打越大。

如前文所述，毛可以一方面高谈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高喊抗战高于一切；另一方面又从内心希望日本人多占国民党的地盘，以使自己方面的人能够合法地去经略它。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先是日本人把大片蒋管区变成大片沦陷区，继是八路军、新四军再把大片沦陷区变成大片游击区乃至大片根据地。后者搞的似是一种“曲线发展”的战略。

至于国军方面，一些人则打起“曲线救国”的旗子，实为先降日军，后打共军。据中共方面统计，在由国军哗变的伪军中，90％以上者被用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致使中共抗日根据地周围的伪军数大大多于日军数。于此相应，中共八年抗战消灭的伪军数也远远多于同期消灭的日军数。

以小说《平原游击队》的生活原型郭兴武工队为例。当时，郭兴队长从八路军太行山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那里，接受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一年内消灭100个伪军和5个日本兵。(5)在此，八路军所要消灭的日伪军比率，高达一比二十。

上述两个“曲线”，在性质上截然相反：“曲线救国”者，属汉奸之举；而“曲线发展”者，虽有削蒋之意，但总体上属抗日之举。不容否认，出自国军的降日者与出自共军的降日者相比，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不过，两者在策略上，都讲一个“曲”字，都想借日军之力削弱对方，进而扩展己方。于是乎“三国志”成了“三角地”，国、共、日各据一角。其间，国共既相互依侍，又相互对峙，既直线相达，又曲线相连，而日本人正居于这曲线的拐角处。

这种“曲”斗之法，显然不属阳刚之举，而为阴柔之术。蒋公长于此术，毛公亦长于此术。两相比较，前者不及后者。前者把玩此术玩得地盘日蹙，后者把玩此术则玩得实力日增。玩到末了，不知蒋公有无“既生瑜，何生亮”之叹。

与史上许多政治家相似，毛的阴柔之术不只是用于对付外部政敌，还用来整治内部盟友。五九年庐山一幕，演的正是以柔克刚的事，整的正是自家党里的人。

他整彭所采用的阴柔之术，除了前文谈到的妇人骂街式的“肆揭老底”之法、“东拉西扯”之法外，还有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做法。

1959年7月31日，毛在鞍山市委报告上批语：“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6)毛写此话时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话中所提示出来的一点，我们认为是相当准确的，这就是在1959年夏庐山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整治彭德怀，确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彭德怀此时此地上书，不仅犯了毛个人的颜色，而且触到很多人的痛处。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都曾是“大跃进”的前线指挥官，都曾跑在毛泽东的鞍前马后，甚至比马上主帅跑得更欢、干得更起劲，故而个个都程度不一地犯有急躁冒进的错误。二十年后，邓小平承认：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也发热；中央犯错误，毛泽东个人要负责，我们大家也要负责。(7)可问题是，二十年前，彭德怀就要去揭露“大跃进”的错误，就要去弄清“大跃进”的责任，这就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也犯了大家的众怒。

对于“大跃进”的错误，与会者中有些人能坦然待之，有些人则十分护短(8)，如毛说的“一触即跳”。正是这后一些人或轻描淡写、或捂着盖子不说，把前期庐山会议开得冷冷清清、不知所云，使得老彭坐卧不安，欲罢不能，故才有了他的上书谏言之事。

湖南省长周惠在麻将桌上说笑话：五八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滑头），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此话一出，怒声四起，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慎重其事，专门开会，批评说笑话者。(9)

对于彭的批评信，“五八年的三种人”在毛没有发话前，均惧于彭老总的威严而不敢大声嚷嚷；一待毛发话，便磨拳擦掌，喊声阵阵，从四面八方围了上去。毛此时整起彭来，已是帮腔者多，援手者众，故可说是抓着了一个不可失且不再来的大好时机。

另外，在如此重大会议上，毛却反反复复地大谈彭德怀不善处人的问题，屡屡提及在彭德怀与一些人之间所存有的隔阂：十个元帅，除自己外，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8月1日讲话）；七个政治局常委，谈得来的究竟有几个？十个元帅，九个不合作，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8月11日讲话）

自古就有“猛将性烈”之说。彭亦不例外，其性格尤为刚烈，嫉恶如仇，易动肝火。上自毛泽东，下至师团长，挨过他骂的官员不在少数（不过，据杨勇上将说，他就不骂战士(10)）。因此，相当多的中共高干对他存有积怨，这可从后来批彭会上的种种泄私愤话中看出。彭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常常自嘲：“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然而，这种事毕竟属于彭的个人性格问题，或只涉及他与其它人的个人关系问题，而不应与庐山会议本要讨论的国家大政方针问题相提并论。后人很难看出彭德怀的暴躁脾气与大跃进的糟糕问题有多少内在联系。

可是，庐山会议主持者偏偏要把这两个不同话题硬扯到一块，大加发挥，甚至在大会上扯出诸如彭德怀当年如何反萧克的教条主义、如何反贺龙的军阀主义这类离题很远的话。毛显然是在挑拨，是在煽动反彭情绪、组织反彭队伍，是在用机会主义方式整人。

依笔者所见，毛之所以在庐山与会者面前大揭彭的历史问题，还有他的另一层机会主义考虑。

庐山上的人都很清楚，彭德怀分管的工作主要是军事而不是经济，而他此次庐山言论所涉及的问题大多不属前者而属后者，即说的多是他本人专业之外的话。

因此，他老彭讲得纵有不妥，也是情有可原的，顶多只能否定他的次要方面，而不能否定他的主要方面。正如，人们不能因一个男人在针线活上做得不细巧而否定其男人角色一样，或者说，不能因一个扛大包者在来往账上记得不清楚而否定其苦力身份一样。同理，毛泽东也不能因管军事的彭将军在经济上说错了话而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可见，要整倒彭德怀这个人，仅凭据他关于“大跃进”的言论还不够，还需要添加其它可资利用的材料。于是，毛泽东把眼睛转向了朦朦胧胧的过去，试图从那布满尘封的旧物堆里翻找眼下用得着的东西，结果还真的找出彭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思想问题”、“爱发脾气问题”……

而这些问题与庐山上的与会者们都多多少少有些联系，故使得他们也都能凑上前来，帮个腔，援个手。

注解:

(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0页。

(2)引自：同(1)，第130-131页。

(3)引自：同(1)，第143页。

(4)参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文史数据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9-90页。

(5)参见马月玲《‘李向阳’的原型-郭兴》，载《纵横》1991年第六期。

(6)引自：同(1)，第268─269页。

(7)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8)参见：同(1)，第82页。

(9)参见：同(1)，第87页。

(10)参见：同(1)，第290页。

【26】

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喜欢做道德方面的文章，打道德方面的牌：

若要拥护一个人，就会为他描绘出许多伦理的光环，使其骤生许多感人至深的道德力量，结果常常把某些操行不过尔尔之人哄抬为德高望重者；

若要打倒一个人，就会把他从道德上搞臭，使其成为老幼妇孺皆可骂之人，结果常常把某些品行高尚者贬损为大逆不道者。

前者制造伪善，后者进行诬陷。庐山批彭采取的是后一手法。

从社会基本行为规范形式上看，传统中国既不是一个以宗教戒条为本位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以普遍法理为本位的国家，而是一个以世俗伦理为本位的国家。

儒学与墨学，当数先秦学之显者。两家均以道德学说为本：儒家讲“仁爱”，而怒斥“礼崩乐坏”；墨家讲“兼爱”，而非议“功战糜用”。

宋明儒学，当数秦后学之显者，其间，有程朱与陆王两大宗。两宗都讲道德本心：前者通过缜思推证，把此道德本心推至为万物皆分其义的“天理”；后者则通过参悟直觉，把此道德本心扩展为万物皆容其内的“良知”。

中国人搞学问爱做道德文章，搞政治则更爱做道德文章。评论政权，先问人心向背；臧否人物，先问口碑如何。此人心和此口碑均属公众道德评价。为其肯定者，则为德政和贤人；为其否定者，则为苛政和无道之人。

道德评价，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常被用作打击政敌的有效手段。要抨击一个政权，必说它是腐败的；要抨击一个人物，也必说他是有严重道德问题的。换句话说，要想在政治上打倒一个政权或一个人，就须在道德上搞臭这个政权或这个人。政治批判通常包含道德批判。

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政治讨伐文章有这样两篇：其一，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伐武则天檄文；其二，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檄文。两者有一共同点，即都对政敌做了大量道德批判。

骆文痛斥武则天，“性非和顺”，“秽乱春宫”；“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弒君鸩母”。骆笔下的女皇帝无德可言，既无妇德，又无妃德，更无君德。

陈琳上骂曹操祖父曹腾无德，为“妖孽”宦官，“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复骂曹操父亲曹嵩无德，“乞携养，因赃假位”；再骂曹操本人无德“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割剥元元，残贤害善”，“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陈笔下的曹操也是无德可言，既无祖德，又无己德，更无臣德。

中共党人承继了这一传统政治斗争手段，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对政敌作出许多道德批判。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军队内部曾掀起一个“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让解放军战士尤其是让那些刚由国军转为共军的新战士“诉苦”，诉家乡的地主老财是怎样榨取他们的血汗的，是怎样夺走他们的土地的，是怎样强奸他们的姐妹的……(1)显然，这种“诉苦”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性质，并因此而具有巨大的政治鼓动效用，即能够促使解放军战士把自己的“苦”转化为对国民党的“恨”，转化为奋勇杀敌的决心，尤其是能够促使那些刚刚缴械投降的国军士兵迅速转变为敢于冲锋陷阵的共军战士。

另外，中共党人还曾打起过反国民党腐败的旗帜：揭露其接受大员搞“五子登科”，即在接收敌产过程中大捞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揭露其军政要员及其子女大搞官倒，大发国难财；揭露其领袖人物极度富豪化，有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告诉那些饥肠辘辘者，他老蒋夫人宋美龄常用你们喝不上的牛奶来洗澡（笔者六十年代读小学时还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这些指责也都具有道德诘难的意义，不管其真实程度有多大，但其政治效用是确然无疑的，即实实在在地激起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与反叛，从而加速了这一统治在大陆的溃败。

中共今日也遭遇着国民党当年所遭遇的那种困境：不仅受到别人的政治批判，而且受到别人的道德批判；不仅被别人指责在政治体制上不民主、大兴一党专政，而且被别人指责在官场活动上不廉洁、大兴腐败之风。

相对说来，中共政权不大怕人们说它不民主，因为中国的许多任务人、农民、甚至一些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民主制度并没有真切的体认；但它非常怕人们说其腐败，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若让他们也来“诉苦”的话，他们也会倒出许多苦水来，也会说出许多今日的“黄世仁”、“南霸天”（大陆官方报刊已有此说法(2)）来，也会揭出许多今日的“四大家族”、“八大家族”。

“文革”搞“忆苦思甜”活动就搞出过这样的事：一些憨厚老农竟在诉苦会上大诉六零年饿死人之苦，说“老蒋时期”，甚至“鬼子时期”都没有“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多，结果诉得台下革命群众啼笑皆非，诉得台上左派头头坐立不安。

执政后，中共党人仍是频频使用道德批判手段来整治政敌。批党外的梁漱溟时，大讲他当年在国共和谈期间如何不讲朋友交情；批党内的高岗时，则大讲他如何结党营私，如何质量败坏；批彭德怀时，就更是肆无忌惮地做这方面的文章了。

在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开出的许多罪名中，最重者莫过于“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了。

８月1日，毛在常委会上向彭提出质疑：是否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这同一天会上，毛还指责彭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次日，毛又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开篇即言道：“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末尾又说道，此“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3)

在毛本人颇有深意地作出这两点提示后，他的追随者们心领神会，很快就正式追查起来，责令彭德怀交代“里通外国”的具体情节和“军事俱乐部”的纲领、组织、名单。彭对此予以拒绝，并因此而受尽折磨

这两条罪行，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看，均属大逆不道的罪行，均应受最严厉的道德批判。

所谓“里通外国”罪，在中国人的道德词典里就是“汉奸”罪，十恶不赦。正因此，李锐把这“国际取经”说，称之为“射向彭总的一支恶箭”，“‘里通外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罪名。”(4)

所谓组建“军事俱乐部”罪，按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来说，轻则为结党营私，重则为结党谋反，无论轻重，都属乱臣贼子所为。毛泽东本人有一段话，把这一层意思挑得非常明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8月1日讲话）

言下之意，彭是一个终究要犯上作乱的人，故而也是一个现在就应对之作出防范性处理的人。

在庐山批彭问题上，与毛配合最好者当数被他急令调上山的林彪。后者批彭的重点就落在彭的道德问题上。据李锐记录，他仅在8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数落了彭德怀一大堆个人质量问题，扣出的帽子达数十顶之多(5)：

据李锐记录，林彪仅在8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数落了彭德怀一大堆个人质量问题，扣出的帽子达数十顶之多：

“讲假话，有野心”；

“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

“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

“总觉得自己行”，“自视很高”；

“看风使舵”，“拿石头打船”；

“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

“是个不驯服的党员”；

“入党后即独立为王”，“长期独断专行”；

“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

“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

“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

“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

“老奸巨滑，老于世故”；

“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

“记仇”；

“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

“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

“内容与形式总相反”；

“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

“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

“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

“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

林彪这段讲话，在整个庐山批彭言论中显得十分突出：在那样一种高级别的会议上，林将军却在那里大谈很琐屑的问题；在那样一个主要是争论重大路线是非的会议上，林将军却在那里大讲彭个人性格的问题。这很像是一位德育教师在给一个坏学生写操行评语，一写就写了一大篇言词激烈且又鸡零狗碎的话。

林这样做，表面看似有些文不对题，实际上颇有打击力度，即颇有效地在中共内部损害了彭将军的道德形象。林彪是一位很懂政治、尤其很懂中国传统政治的将军──事实上他也是中共高层内少有的一位能把毛泽东摸得很透并予以利用的大员。林非常清楚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伦理问题据于什么样的位置，道德批判又具有什么样的效用。他的这段讲话，与前面提到的骆宾王和陈琳的两篇檄文一样，都是大搞人格攻击的力作，只是文采风度不及前人罢了。

毛泽东以及林彪之所以要对彭将军作如此严厉的道德批判，除了可从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喜打道德牌这一传统模式上作出解释外，还可从暴力打江山这一特定角度来理解。

一般说来，起于暴力反抗的开国元勋们，多为沙场英雄，多有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常常表现为一种伦理精神，一种感人至深的道德情操。

─它可能是一种献身精神，一种英勇气概。能够从刀口枪尖上滚过来的人，能够从枪林弹雨中冲出来的人，还畏惧什么？

─它可能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种吃苦耐劳的质量。能够从居无常所、食无常饱、衣无常暖的征途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样的苦吃不了。

─它可能是一种团队精神，一种战友情怀。长期生活在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斗群体中的人，最知道什么叫集体主义，什么叫袍泽之情。一个自己把生命托付给别人而别人也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最知道什么叫情深似海，什么叫义重如山。

……

上述这些以长期战争磨砺为背景的伦理精神，在彭德怀身上表现得尤为充份。

彭将军勇冠三军，历经数百战，身先士卒，破关斩将。红军打开于都城时，第一个登上城墙者，不是别人，正是军长彭德怀。八路军进攻关家瑙时，抵敌最近的举望远镜者，也不是别人，也正是副总司令（实际行使总司令职权）彭德怀。朝鲜战争时，林彪不敢领兵，彭德怀敢领。庐山会议时，别人不敢摸老虎屁股，又是彭德怀敢摸。

彭将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也表率全党，用朱老总的话说，“谁也比不过他”。在红三军团中，军团长与马夫同吃一锅饭。在八路军总部里，副总司令与战士同食山野菜。即便野菜，他也不准战士在村子附近处挖，而让他们到较远处挖，不与民争食，既克己，又克军。当他被打成坏人的消息传到太行山时，老百姓们死活不相信。(6)

打下江山后，他仍然是粗茶淡饭，轻车简从。住进中南海后，他又大骂某些将军干起“选妃子”的臭烂事(7)，竟把全军最漂亮的文工团员送进新华门里的跳舞场。

“三陪”是今天的话，可其中的“陪舞”对于这个党的高层来说，就不只是今天才有的事。军中粉黛、党中佳丽陪首长跳舞，就曾是一种由延河水畔延续到中南海里的娱乐传统，或说是一种实行多年的“保健制度”。那位曾骂彭将军是“伪君子”的主席大人，就十分乐于此道。他老人家从陕北舞到北京，从中年舞到老年，一直舞到“快三”、“慢四”舞不动时；兴致最高期间，隔三差五，便于群芳簇拥中左搂右揽，跳到不亦乐乎处。彭将军对此深为轻蔑且厌恶，曾一怒之下把众多陪舞者通通逐出新华门外。可以想象，他的这一举动，不知要得罪多少"党头”、“军头”。

彭将军秉性鲠直，不喜交际，常给人以不近人情、不易相处的印象。但事实上，他心肠炽热，作战讲风格，待人重情义。

长征途中，彭将军直接指挥了遵义之战全过程。仰攻娄山关时，他命自己亲领的三军团破关开路，而让友邻部队跟后前进。夺取遵义城时，他又让三军团去攻有内外两套城墙的老城，而让一军团去打没有城墙的新城。迎战吴奇伟援兵时，他又让三军团正面冲杀，而让一军团侧面出击。三战下来，三军团伤亡过半，每连兵力多者五六十人，少者四、五个班；四位团长，两位负伤；十二位营长，六位伤亡；“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8)许多年过去了，谈到遵义之战时，许多当事人只说毛主席如何运筹帷幄，而不说彭将军如何纵马阵前、如何顾全大局；与此相应，许多后来人也只知毛主席的中央红军大获全胜，而不知彭将军的红三军团损失惨重。

过雪山时，彭发现属下孙毅（后为解放军中将）没有食物，当即把自己的干粮一分为二，一人一半。四十六年后，孙将军回忆道：“这件事我终身难忘，彭总那颗朴实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见。”(9)

远征新疆时，彭听到部下汇报昔日西路军女战士被杀、被俘、被奸、被卖的遭遇时，不禁泪如雨下，呜呜不能成语。(10)将军也是感情中人。

视察西南三线建设途经大渡河时，彭将军触景生情，“两眼含泪，凝视着波涛翻滚的河面”。随行人员找到当年的一位老船工，彭急步上前，代表当年所有乘船红军，向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一躬。(11)将军也是知恩知义人。

彭将军无疑是很有道德情操的，故而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因此，要彻底地打倒他，就必须相应地做这方面的文章，泼其污水，栽其赃物，以抹黑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形象。这也正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庐山上大行其道的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中常见的那种阴柔克刚强的事。

注解：

(1)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卷第三章第五节；参见《彭德怀传》，第十七章第五节。

(2)参见《长江日报》1994年9月22日。

(3)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67页。

(4)引自：同(3)，第275页。

(5)引自：同(3)，第248-252页。

(6)参见《彭德怀传》，第290-291页。

(7)参见：同(3)，第342页。

(8)引自：同(6)，第132-133页。

(9)引自：同(6)，第137页。

(10)参见陈海涵《在彭总指挥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246页。

(11)参见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整理《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9页。

【27】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阴柔之道，还体现于一种姑且叫做“除悍禁暴，摧阳折刚”的执政原则。前述“机会主义”、“伦理主义”等斗争策略主要被用来整治政敌，此一执政原则主要被用来统治臣民。

专制制度对其治下臣民的性格类型是有所选择的，即需要柔弱而排斥刚强。在专制君主看来，理想的臣民应该是那种怯懦恭顺、畏首畏尾的人，而不是那种直言骨鲠、敢作敢为之人。他们最敌视那些强悍刚勇、遇有不平则勃然而起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比如，面塑艺人要想随心所欲地揉捏出各种形状的面人，就不能让面团里存有石子砂砾等硬物。同理，专制统治者要想随心所欲地趋使治下臣民，也不能允许他们中存有敢于犯上的硬汉、敢于出头闹事的强悍之徒。

“除悍禁暴、摧阳折刚”这一执政原则从理论上说，可追溯到荀子和韩非子的著述中。荀韩两夫子可说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的理论奠基者，堪称中国史上的百帝之师。尤其韩非，大讲“法”、“术”、“势”，把许多中国皇帝都给教坏了。颇有讽刺意义，韩夫子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奉献给了专制主义制度，而且把自己的脑袋奉献给了专制主义制度，他本人成了秦国专制者的刀下之鬼。

荀子对于社会中那些敢于争斗的人很不以为然：“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1)

荀子还主张，要建立“大化至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做到“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即要把那些“暴悍勇力”者“化”为拘谨恭顺之辈。(2)

荀子还记述了孙卿子对秦国风俗的赞誉，称秦国老百姓为“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称秦国官吏为“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3)秦国是当时最专制的国家，其君主最为专断，其臣民最为恭顺。换言之，在其社会内部，暴悍勇力者最为少见。

韩非子则大讲“法”与“私”的对立，力倡兴“法”灭“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道私者乱，道法者治。”(4)

其“法”，指的是专制集权之法，即要求国人言论一律、行为一律之法。

其“私”，与“法”正相反对，指的是臣民的独立言论和独立行为，故不容于专制集权之法。在韩非看来，最具反叛性的“私”有两种：

其一为“私学”，以儒士为代表，“儒以文乱法”；

其二为“私剑”，以游侠为代表，“侠以武犯禁”。(5)

前者是民间社会的文化强者，后者则是民间社会的武力强者。两者都是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物，故而都要为这个制度所打压。

荀韩之后、秦国以降，各朝各代的专制主义统治者，都奉行这种除悍禁暴、摧阳折刚的统治原则，并呈越除悍越严厉、越禁暴越彻底之势。到了公元1959年，此一除悍除到了庐山会议上，此一禁暴禁到了彭将军身上。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彭德怀无疑是最显强悍个性或最有阳刚气度之人。不过，从那位说一不二的主席大人方面来看，彭德怀又无疑是最不听话或最有反骨之人，并因而是最应除掉之人。

彭生性叛逆。九岁时，他就一脚踢翻祖母的鸦片烟锅，犯了孝道，事后险些被宗族祠堂按家法沉潭。(6)

十五岁遇家乡大旱，他领头反对地主富商囤积居奇，强吃排饭，事后险些被团防局以“聚众闹事、扰乱乡曲”罪名捕获。(7)

十八岁入湘军后，他抱团结社，立志杀富济贫，先是自作主张，秘杀劣绅欧盛钦；后又另树大旗，率部反叛国民政府。

加入中共队伍后，他骨鲠依旧，遇有不平仍是拍案而起，前有臭骂李德、怒斥王明路线之事，后有冷拒刘少奇、热撞毛泽东之举。不过，两者后果不同：犯上于王明路线没给彭带来多大问题，仍当他的司令；犯上于毛泽东权威则给彭带来巨大灾难，最终沦为毛的囚徒。

“性格即命运”这句格言，虽有些大而化之，但不全无道理。(8)彭将军的叛逆性格既激使他在群雄并起的战乱世道中打出一片天地，又致使他在一雄独尊的专制体制下蒙受奇耻大辱。他既因好犯上而崛起，又因好犯上而落难。彭的叛逆性格即他的荣辱命运。

彭将军曾给自己下过一个评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9)他所说的“本性”，自是包括他的“好犯上”的性格。

问题是，当此本性未移而江山已改时，就会发生适应性困境。江山未定时，大家都可以争当天下英雄，一些人若“好犯上”，倒有可能成就他们的英雄事业。江山一统后，就只有一个人即最高统治者可以独称天下英雄，至于其它人若还要“好犯上”、还要显示他们的英雄气概，就只会自取羞辱、自讨苦吃了。

对于这一点，林彪看得很透，也讲得很白。他在庐山非难彭德怀时说过这样一些话：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毛主席才是真正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10)

这个党、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大英雄、一个大丈夫；而任何想与之争雄者、想与之斗气者，都不能与之并立于党、并立于国，都会被列入除悍禁暴之对象。

具有讽刺意义，在1970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正是这同一个林彪于这同一个地方忘了他十一年前批评彭德怀的话，居然也想在毛泽东面前闹一闹独立性、显一显英雄气。

毛泽东说不设国家主席，他林彪硬要设国家主席，并组织起了一支上前吆喝叫阵的队伍，有文有武，蔚为壮观。

可结果正应了他本人早先说过的话：“自古两雄不能并立”。一座庐山容不下两只老虎，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主席：党主席与国家主席。在毛暴然反扑下，林不得不灰溜溜下山，偃旗息鼓；后又急慌慌出逃，“折戟沉沙”。

对于不能向毛泽东挑战这件事，彭将军既认识不到，也做不到，故而不得善终，关押至死；林彪认识到了，开始也做到了，最终却做不到，故而也不得善终，亡命他乡；但有一个人，既认识到了，又自始至终地做到了，故而得以善终，老病而逝。这后者便是曾名满九州岛岛的周恩来总理。

据李锐记述，当时在对彭将军围斗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态度不算严厉，但说出的话耐人寻味。他在8月1日常委会上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插话(11)：

他指责彭：“你的骨头是犯上”；

又告诫彭：“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

并反问彭：“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

周的上述“指责”，的确抓住了被指责者的真实性格特征。

周的上述“告诫”，也的确道出了告诫者本人的真实性格特征。

周的上述“反问”，让人觉得似乎就是彭将军曾经指责周的话。

在中共历史上，周公的驯服性与彭总的叛逆性形成鲜明对照。周公言行如一，真正做到了“驯服”。广义地说，他做了党的驯服工具；狭义地说，他成了毛的驯服工具。

自毛泽东主持中共大局后，周一直甘当配角，并不遗余力。搞“大跃进”时，他竭力配合过毛；搞“文化大革命”时，他又竭力配合过毛。打倒彭德怀时，他举过手；打倒刘少奇时，他又举过手。

并且，他对毛的支持，既有实干精神，又讲谦让风格。当吃苦事送上来时，他急步抢到毛的身前；当闪光灯亮起来时，他又侧身隐入毛的背影中。

当然，他也闹过一些独立性，但几乎每次都以克己服毛而告终。例如，他曾反对毛的“冒进”，但当听到毛的怒斥声时，便检讨不迭，自己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参见本书第16节）。

在人们对周恩来的赞誉中，最常听到的话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但有些大而化之。人们还可进一步追问：忍谁之辱？负谁之重？顾谁之大局？

这些问题自是要涉及到他的老上级：周公固然有忍“四人帮”之辱的成份，但更多是忍毛泽东个人之辱；固然有负党组织重任的成份，但更多是负毛泽东个人之重任；固然有顾全党和国家大局的成份，但更多的是顾全毛泽东个人之大局。

周公屡屡为毛公拾遗补缺，收拾烂摊子；屡屡为毛公遮羞盖丑，张罗破门面。如果离开周公倾力相助，很难想象毛公还能够搞出那么多名堂，还能够硬撑那么长时间；很难想象毛公在制造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之后居然不倒台，在制造出殃及几万万人的大浩劫之后居然不垮掉。周公所作所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既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

可见，在如何对待毛泽东问题上，周恩来与彭德怀是迥然不同的。借用周的话说，前者最突出点是“驯服”，后者最突出点则为“犯上”。正因此，前者能够常侍于毛的身旁，后者则不能久留于毛的面前，不少中共老人在谈到庐山彭毛冲突时，常常流露一种惋惜之情：

如果，怎样怎样；那么，就不会如此如此。

实际上，彭毛不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一个刚正不阿，一个不容异己，势如冰碳水火。彭不发难于庐山，也会发难于他山。毛公不在此地整彭，也会在彼地整彭。事情至此，远未结束。毛不仅要将彭打倒，而且不准彭翻身，一旦整倒他，就不会再让他站起来。

毛泽东在拒斥彭德怀等人力谏后，一意孤行，硬闯蛮干，你说不可行我偏说行，你说不能干我偏要干，结果把“大跃进”变成了大灾难：

国民经济倒退十年，竟倒退到建国初期水平以下，三年折腾抵上百年战乱；

全国人口损失数千万，竟相当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伤亡总数，─内忧甚于外患。

毛泽东在制造了这样大的浩劫、作了这样大的孽之后，有何举措呢？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他人？尤其是怎

样对待那些事前曾劝阻过他并且事后被证明为正确的人呢？此时，他可作这样一些选择：

上者，不胜羞愧；

中者，不觉痛悔；

下者，不思悔改；

下下者，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加害于人。

结果，老人家选择了下下者，1962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坐在台上，迫于压力，承认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但到了台下，又发自内心，大加赞赏林彪那一通把他老毛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讲话（参见本书第13节），并对那些敢在会上抱怨“大跃进”过失的人耿耿于怀，埋下了日后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予以报复的种子。

同年九月，中共又开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执政党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表明他由大搞经济建设转为大搞政治斗争，从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守势地位上转到此时的攻势地位上，即又可从另一角度出发来批判人、整治人。

他说到做到，还未等此会结束就一连抓了三个“阶级斗争事件”。其中第一个事件，就是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另外两个事件，分别为批判邓子恢等“刮单干风”和批判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本来毛彭庐山之争已由事实作出裁决，谁是谁非已然明了。可是，毛拒不向彭认错，拒不给彭平反。他告诫手下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12)刘少奇也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13)

不仅如此，毛及其追随者还对彭打击有加，迫害升级。

例如，庐山会议问彭是不是“从国际取了点经”、是不是“闻了人家的气味”这些质疑性说法，到了此时便被升格为“里通外国”这一确定性罪名。昔日抗日民族英雄如今被说成是投靠苏修的内奸，尽管说者心里很清楚此人连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彭将军为此“心胆俱裂”。(14)

又如，庐山会议后，彭只是被调离现职，仍享有政治局委员待遇；只是被迁居京郊，仍享有个人行动自由。到了“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亦即彭意见被事实证明为正确后，他反而受到更严厉的对待，参加中央会议权利被取消，驻地被监管，行动被跟踪，交往被限制。彭将军实已被软禁起来，实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15)

毛如此对待彭，使人不禁想起袁绍如何对待田丰之事(16)：

袁绍欲发兵攻曹。谋士田丰尽陈弊害，竭力劝阻。袁绍听之不悦，将田囚入牢中，遂率大军南征。果不出田丰所料：经白马、延津、官渡数战，袁绍不敌曹操，大败而归。此时，有人向田丰道贺：先生料事在先，“君必见重”。田不以为然：“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又不出田丰所料：袁兵败后，恐为田耻笑，非但不重用他，反而将其诛杀。他这是由败而羞，由羞而恼怒，由恼怒而不容人，尤不容那种已被事实证明为比他袁绍高明的人。史家陈寿评之：“绍外宽雅”，“而内多忌害”。

毛公何尝不也如此，当自己执意导演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不仅不去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去竭力加害那些曾劝阻过自己不要犯此错误的人。他容不得党中国中有比他毛泽东更正确的人，容不得党中国中有向他毛泽东显示刚勇气概的人。

不过，毛彭之争与袁田之争不尽相同。两者有相似处，亦有不相似处。相似处在于毛堪比袁，不相似处在于彭不及田。

此“不及”指的不是刚正不及，而是算度不及。彭尽管也能发现毛一意孤行错误，并且也能直言相谏，但未能认识毛在铸成大错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他人的政治品性，相反还对他报有许多良好期望，故就不如田谋士了。

当彭目睹“大跃进”惨重失败后，并看到中共中央为补救这一过失而发布的《十二条》、《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时，竟天真地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因实践而得到解决。”(17)

彭将军不仅有如此天真的想法，而且作出一些天真的举措。

1961年，中国还未从“大跃进”的浩劫中摆脱出来，仍是一片破败景象。彭德怀却于当年九月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农村考察。

彭此举就客观效果来说，无疑是去翻看毛搞经济建设的失败记录，无疑是去端详毛胡乱折腾出来的破疤烂疮，故很难为毛所快。彭似是不明个中隐情而行事，结果屡碰钉子。

下乡调查前，彭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见见面。毛答复，现在不见，回来再见。待到返京后，彭又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谈一谈。毛此次连个答复也不给了。(18)

彭本想为党再做一点调查工作，再提供一些真实情况；但没想到所获得的回报，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他的罪名大大加重。他又本想向党提出申诉，请予澄清自己的问题；但又没想到所获得的响应，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的此举定性为向党发动“新的进攻”。

可见，彭德怀虽能够发现毛在政治举措上的许多弊端，却很难认识毛在内心深处里的一些弱点，如陈寿所说的那种“内多忌害”弱点；故而一方面对其牢骚满腹，另一方面又对其存有希望，仍愿意向其提意见，仍愿意向其作申诉；结果不断遭其打击，不断受其凌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及田丰对袁绍的认识。田一眼就把袁看穿，彭则历经磨难才把毛看透，才在临终前要拒吃“毛泽东的饭”，要拒服“毛泽东的药”。

不过，话说回来，彭德怀毕竟属猛将而非谋士，难免刚勇有余而算度不足。

借用前文所引韩非之言，彭将军可被排入“私剑”之列，田谋士则可被排入“私学”之列。前者以刚勇气概直逼专制君主，后者则以独立见识洞察专制统治者。

实际上，在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中，既有“私剑”者，如彭本人；也有“私学”者，如党内大秀才张闻天。后者以见识为长，能够把毛这样的专制者看得很透（参见本书第25节）。1949年后，在整个中共内，敢于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者，唯彭德怀将军一人。彭无疑是中共高层中最具有刚勇性格的人，故也是毛泽东主席最不能容忍的人。彭要保持自己有话直说的一贯作风，毛要确立自己说一不二的专制权威，于是，两者间的对立乃至冲突成不可避免之势。1959年庐山会议，则为这种冲突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人事机缘，于是，有了彭德怀的“意见书”与毛泽东的“反右倾”之争，有了庐山上的“龙”与“虎”之斗。结果，彭被打倒，毛又一次获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又一次打破执政党内部力量所给予他的制约。

1934年江西广昌，当最能打恶仗的红三军团都顶不住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时，红一方面军就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

25年后江西庐山，当最敢讲真话的彭大将军都挡不住毛泽东主席的蛮干时，中国老百姓就只剩下挨饿这一条路了。

这同时意味着，打这以后，中共高层内就再也不会有人敢站出来公开指责毛泽东了；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任他折腾，任他折腾完中国经济，再折腾中国政治，干完“第一件大事”，再干“第二件大事”。

注解:

(1)《荀子﹒荣辱》。

(2)《荀子﹒议兵》。

(3)《荀子﹒强国》。

(4)《韩非子﹒诡使》。

(5)《韩非子﹒五蠹》。

(6) 参见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文学组《平江起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7)参见《彭德怀传》，第一章第二节；参见《彭德怀自述》，第4页。

(8)性格仅是命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份条件。人们可以说，若要成就大业，就须具备坚强性格；但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具备坚强性格，就能成就大业。

(9)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1页。

(10)参见：同(9)，第252、282页。

(11)参见：同(9)，第249页。

(12)参见《彭德怀传》，第683页。

(13)参见：同(2)，第678页。

(14)参见：同(2)，第678─679页。

(15)参见：同(2)，第685页。

(16)陈寿《三国志》卷六，传第六。

(17)参见：同(2)，第668页。

(18)参见：同(2)，第668、677页。

1962年，对于毛泽东治下臣民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年份，既不是肚子最饿的年份，“黑色六零年”刚过去不久；也不是世道最乱的年份，“红色六六年”还得等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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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转折：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

引言

1962年，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一个在其执政生涯中堪称转折点的年份。

隆冬一月，北京开“七千人大会”。老人家低下了头，认了错：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

金秋九月，北京又开“八届十中全会”。老人家再次昂起了头，昂得比过去更高，并作出一副高瞻远瞩的模样，向人们郑重地宣布：

“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少则几十年多则两百年），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2)

此断言口气宏大、言辞激烈，撞钟击鼓般地告诉中国老百姓，他们的毛主席现在要去做比搞经济更重要也更迫切的事了。

【28】

在这一年中，执政者毛泽东先是低头退却，后又昂首进击，从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变为主要搞阶级斗争，由竭力做“第一件大事”转变为竭力做“第二件大事”。

在此之前，面对饥号遍中国的惨况，老人家项上那颗一向是高高耸起的头颅已频频低垂了，那张总显得豪情万般的脸上竟不时透出些愧色来。

在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谈到要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承认自己近几年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从前在江西做的那种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3)

同年3月13日，他在写给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信中，先是批评这些人以及各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对于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继而捎带批评了自己一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4)

9月29日，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其它常委的批示中承认，在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定于生产队还是定于生产大队这一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5)

到了第二年初，老人家把这种自我批评从中央高层内做到“七千人大会”上，正式向全党认错，说出了前文所引述的那段话。

不过，他说出那段认错话的时间，并非会议之初，而是会议开幕后的第20天。当时，会议按原计划接近尾声，但许多与会者反映，他们心中还有些话没有讲完，还些气没有出尽，希望会议再强调一下发扬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政治家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常委们商量，决定延长会期以补议这些问题。

1月29日下午，他宣布会议要接着开下去，开成“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1月30日下午，他本人作了长篇讲话，讲民主集中制，讲自己也有错误、也应承担责任。他一共谈了六个问题：１、此次会议开法；２、民主集中制；３、现阶段阶级关系；４、认识客观世界；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６、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他谈得较多的是第２个问题和第４个问题。他谈前者谈出了十个分问题，谈后者谈出了四十年党史，都力图回答执政党近几年来何以犯错误问题。他谈前者时说，这是因为执政党没有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没有充份地发挥党内民主。他谈后者时说，这也是因为执政党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缺乏这一方面的经验。

那么，他所谈的这两个问题与他本人有什么关系？他有没有把自己谈进去，承认不承认自己既不讲民主又缺乏经验？通观其讲话，他谈前者只谈别人，谈后者才谈到了一点自己。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6)：

“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

“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议论纷纷呢？”

毛泽东在谈别人不民主时，也谈到了自己，但主要是作为正面例证来谈的：

“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它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他在谈有些人犯了错误自己不说也不许别人说时，再一次谈到了自己：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随后便讲了那段“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的话。

这里，确有承认错误的意思，但更有表白自己敢于自我批评且勇于承担责任的意思。

不讲民主，本应是执政者毛泽东难以启口的痼疾，如今倒成了他滔滔不绝的谈资，并获得阵阵掌声。

毛承认自己确有错误，但只把它归结为认识问题(7)：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又指出这种认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毛还特别以“民主革命”为例：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

在此之前，“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份之一。……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反之，“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份的经验，还不能充份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在此既讲历史又谈哲学，无非是要向他的党人表明，他们的主席搞社会主义建设犯错误是合乎认识发展规律的，是合乎情理的。而那些无论在历史学识上还是在哲学见识上都远不及他的听讲者们，自然听得确信不疑，感动不已。

其中的一位听讲者薄一波在三十年后回顾此事时，仍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毛主席这段话讲得多好啊！他的态度如此诚恳、谦虚，当时大家听了，无不深受感动。……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光明磊落的精神。”(8)

显然，薄某不是在正视毛泽东，而是在仰视他，是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领袖情结来看待他，崇敬有馀，说理不足。这也是许多老中共党人至今仍弃之不去的心理包袱。

与之相反，只要抱着客观态度，稍加分析，就可看出毛所说的这些话有许多漏洞。

例如，他承认周恩来、陈云等比他更懂经济，可他又为什么要强使他们作违心检查，并越过他们抢到前台来独断一切？他承认自己对搞社会主义建设知之不多，可他又为什么要拒绝别人提意见，甚至把提意见者打成机会主义份子？

显然，这已超越了认识问题，而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执政者如何运作政治权力问题。

又如，毛泽东说人们在做那些从未做过的事情时难免要犯错误。这种说法过于抽象，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

犯错误有一个程度问题，有犯小错误者，有犯大错误者，甚至有犯特大错误者。人们可以说做事难免要犯错误，但不能说做事难免要犯大错误或特大错误。毛泽东以及由他领导的执政党在这几年中所犯错误正是这后者。

可见，毛用上述话来解释其错误，实是用抽象来混淆具体，用不加限定的一般常理来掩饰其所犯下的特定错误，即那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错误。

又如，他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北伐战争与土地革命战争两度失败，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位老党人在说此话时，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一个重要史实：

中共在这两度失败后，不仅获得了对革命的认识，而且撤掉了一些领导人的职务，至少把他们排除到最高决策圈外。这期间先后被撤职或被降职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秦邦宪、陈绍禹等。重大的失败必须有重要的人物来承担重大的责任。这种承担责任不能以责任者说几句认错话来了事，而应使其受到严厉惩处，至少被逐出决策圈外，使其不能再贻害本党。

可是，毛泽东在用本党搞民主革命的失败教训来解释自己搞社会主义的失败后果时，只谈失败能够增进认识的一面，不提失败应有负主要责任者为此丢官的一面。这种谈法显然是实用主义的，是唯我所用的。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按照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惯例来行事的话，那么，毛在1962年初就不只是认错了，很可能要下台了。这无论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他的党对他的国家来说，都有好处，至少他执政后所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很可能搞不起来。

再如，他说执政党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故在行动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干出“许多蠢事”。这一说法也有难以说清的地方：

毛说此话时，新中国已有十二年历史了，其间分为前八年（1949─1957)与后四年(1958─1962)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由周恩来、陈云等人掌管经济工作，后一阶段主要由毛泽东自己挂帅搞“三面红旗”运动。按理说，前八年经验要少些，捅的漏子要大些；后四年盲目性则应小些，干的蠢事也应少些。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前八年不仅没有捅大漏子，而且成绩斐然；后四年盲目性则更大，干的蠢事也更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很尴尬，不仅有其责任问题，而且与其理论不符：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短反而错误很少，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长反倒错误很多。显然，这个问题对老人家来说是回避不了的，必须予以解释。

毛泽东承认前八年的建设做得比较好，但又指出：“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那么，后四年的建设又如何呢？他说：“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9)

简言之，前八年建设，虽然搞得好，却是照抄别人的，缺乏创造性；后四年建设，虽然碰钉子，却是自力更生的，故不免缺乏经验。

如此辩解，让人觉着老人家太缺乏风格了，对别人过于苛刻，对自己过于迁就。共产党家中的理，不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让他一个人说了。

不幸的是，如此强词夺理的讲话，竟还能赢得满场的喝彩，赢得全党七千名县以上干部的附和，故预示着这个党还要犯大错误，还要栽大跟斗。

话说回来，毛泽东毕竟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认自己应对执政党失误负有领导责任，总算低了一下头。这一低头意味着他将从经济战线上退却下来。

注解：

(1)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4册，

第4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9.27)》，载《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3)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72─373页。

(4)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04页。

(5)引自：同(4)，第939─940页。

(6)引自：同(1)，第1─5页。

(7)引自：同(1)，第5─9页；参见：同(4)，第1030─1031页。

(8)引自：同(4)，第1031页。

(9)引自：同(1)，第8页。

【29】

对于毛泽东从经济战线上的退却，他的同志们尤其是他身边的那些中央大员们，将会作出何种反应呢？

这些大员们表现出一种好意与戒心参半的态度来：一方面，为他遮遮掩掩，好让其走人了事；另一方面，对他旁敲侧击，以劝其好自为之。

出于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好意，他们纷纷出来为其打掩护，使之能体面退场。其中，出力较多的有这样几个人：一是于四十年代被毛确认为第一副手的刘少奇，二是于五十年代被毛提升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三是于六十年代被毛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先是代表中央向会议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以供与会者讨论，后又发表讲话以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1)。在此报告与此讲话中，刘反复强调，这几年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与此相应，他列举了十二条成绩与四条缺点错误，并说如果大家觉得缺点错误说得不够，还可加上一两条。他还补充道：“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份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

关于这些缺点错误的性质，刘一再强调：“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

另外，刘还特别提到五九年庐山会议，继续为毛泽东进行辩护，继续对彭德怀进行诋毁。在书面报告中，他坚持说，彭德怀上书是为了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庐山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2)

在大会讲话中，刘又解释道，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右倾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于是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坐于一旁的毛泽东当即作了一个画龙点睛般的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3)

于是乎，彭德怀为民请命之举有了汉奸嫌疑，并且这种嫌疑被言之凿凿地公布于这个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干部会议上。

据《彭德怀传》记述，当将军后来读到此话时，“脸色徒变”，“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4)

刘少奇在此大会上，之所以要提庐山会议、要讲这些不实之词，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在毛搞“大跃进”推行“左倾路线”的过程中，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关节点：

毛的左倾路线在此之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此之后，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

毛犯错误在此之前，还可说是无意所致；在此之后，就无疑是一意孤行、明知故犯。

结果这条左倾路线不仅搞垮了经济，而且打击了忠良、坑害了百姓，致使几百万党员蒙冤、几千万人民被饿死，可谓罪孽深重。

因此，刘少奇要维护毛泽东路线的“基本正确性”，要维护毛泽东本人的“光辉形象”，就不能从庐山会议结论上后退，就不能不朝彭将军那已到处是伤的身上再踹一脚。

由邓小平领衔的中央书记处曾向中央常委会提出报告，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表示要由他们来为这几年错误承担责任。邓本人也在大会上谈道：就全国来说，首先由中央负责；就中央来说，则首先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5)

虽然“七千人大会”被称做“出气会”，即大多数与会者都对这几年来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重点批省委；但对于中共这个很强调精神力量的党来说，不能光“出气”，还得要“打气”。临近大会结束时，总书记邓小平作报告，强调他的党仍有“五好”：一是“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其它三好分别为“好的骨干”，“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好的人民”。(6)

至于林彪如何为毛泽东辩护，前文已作论述，指出他大发奇论：一是东拉西扯，说我们虽在物质上损失了，但在精神上收获了；二是颠倒黑白，说我们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话去做。对于林这番辩解，毛非但不觉背理，反而大加赞赏，认为比其它人讲得好。

关于林讲这番话的动机，有论者指出他是在故意制造个人崇拜，以实现个人政治野心。(7)本文以为，林如此说法除藏有他个人心机外，还存有为毛着想之意，他很想帮他的老首长过这道坎。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共高层派系中，林与刘邓都同属毛的班底，都受过毛的大力提携，故而都与毛休戚相关。

毛对林所作辩护的赞赏，就被辩护者方面来说，意味着毛不容异己的政治品性将更趋显化。就辩护者方面来说，意味着刘少奇与林彪的政治仕途将发生变化：前者已走到尽头，后者则继续上升，直至完全占有乃至超过前者曾经达到的位置。

在此番保毛过坎的众多大员中，自然少不了周恩来总理。四人抬的轿子，已有刘、林、邓三方，馀下一方便是此公了。在大会最后一天，周登台发言，十分恳切地作出自我批评，承揽责任。另外，在大会分组讨论中，以及在会前会后，周还多次作检讨，说“这几年所犯错误，国务院要负主要责任”(8)

显然，周恩来这一自责言过其实了。就实际情况看，在“大跃进”之初，他是被毛赶着走的，是在被毛严辞批评而不得不做关于“反冒进”违心检讨后起步的；在“大跃进”之中，他也头脑发热，讲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甚至写了一本多有虚夸言辞的小册子《伟大的十年》；在“大跃进”之末，他则殚精竭虑，为毛收拾烂摊子，填窟窿、补漏洞。因此，周对“大跃进”失败，纵有责任，也不应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自1935年后，就没有直接反对过毛泽东，而总是支持他，至少是顺从他。这种支持和顺从常常采取自我批评的形式(参见本书12节)。建国前，在“遵义会议”上，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他站起来通过严责自己的方式，为毛重掌军权投了最有份量的一票；在“延安整风”中，他又以中共资深领导人身份作现身说法，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毛的正确。建国后，搞了“反冒进”，他便检讨自己犯了保守的错误，以服从毛的领导；搞了“大跃进”，他又检讨自己犯了激进的错误，以维护毛的威信。

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做自我批评做得最多也是做得最好的人，既勇于做自我批评，又善于做自我批评。他做错事能够自我批评，没做错事也能够自我批评。并且，他每次做自我批评，无论做恰如其份的自我批评，还是做夸大其词的自我批评，都不影响他在党内的威信，甚至能增进他在党内的威信。

尽管他的许多党人都说他严于律已，但历史要说他在严于律已的同时过于姑息毛泽东，过于容忍这位老人家为所欲为。毛无论搞“大跃进”还是搞“文化大革命”，都得到过他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有所保留的，但多数情况是倾其心力的。

总之，面对因毛一意孤行而酿成的经济浩劫：

国家主席刘少奇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党务干臣邓小平说，他所领衔的书记处应对此错误负有主要责任；

政府首脑周恩来说，他所掌管的国务院应为此错误承担主要责任；

军队统帅林彪十分干脆地说，毛主席根本没有责任。

四个轿夫吆喝着不同号子，但都朝着一个方向用力，都要把已陷于泥淖中的老人家抬起来，结果也真的抬起来了。在众大员竭力掩护下，毛泽东终能从“大跃进”惨败中全身而退，中央主席的位子照旧坐着，伟大领袖的形象依然光彩夺目。

注解：

(1)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417页、418─443页。

(2)(3)引自《彭德怀传》，第678页。这两段引言，在后来编排的《刘少奇选集》中均被删去。这种大肆删改重要历史文献的现象，在现今出版的已故中共领导人的文集中屡见不鲜。如此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既不尊重死去的人，也不尊重活着的人，是在有意识地对读者、对人民进行隐瞒。这一做法也是不聪明的，因为，后人最终能够看到文章的本来面目，同时能够看出这些选编者们是如何在那里裁剪历史的，并对他们嗤之以鼻。

(4)引自《彭德怀传》，第678─679页。

(5)引自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5页；参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4、17、18页。

(6)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1页。

(7)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11─412页。

(8)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27─1028页；参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4、18页。

【30】

这些中央大员们在力陈上述不实之辞时，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想为毛作些掩护，一方面又对毛存有疑虑：你捅了那么大一个漏子，点一下头就要走人，似乎没那么简单；再说我们好不容易将您抬出一个烂泥坑，不是为了让您再跌进另一个烂泥坑，弄得大家不能安歇。

这种矛盾态度在刘少奇这位政治局大班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他一方面坚持说这几年执政党所犯下的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另一方面又对“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1)可是，这“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面面都涉及路线问题，都具有路线性质。

在分析三年挫折原因时，他多次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并指出这种人为原因突出地表现为一些领导同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尤其是破坏了党的民主作风。他向“七千人大会”提供的《报告》和他在大会上作出的《讲话》，都有一一对应三个部份，每个部分都反复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其中第二部分就直接以此为标题。

据薄一波记述，“少奇同志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亲自用铅笔重写了几大段话，加进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2)

诚然，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人不在少数，中央有，地方也有，中南海有，各部委也有；但最突出者无疑是那位权力最大者，那位今日吆喝这个部明日拍扳那个委、此次批评张三大员下次训斥李四大员的老人家。

可见，刘少奇此番大谈民主集中制问题，尤其是大谈民主作风问题，不能不触到毛泽东痛处。如薄一波事后所说的，“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3)结果，还没等到刘少奇要于5年、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时，老人家就在四年后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他算起“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前文提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为维护毛而继续为“庐山会议”辩护，继续向彭德怀泼脏水。如果稍微推敲一下刘说的那些话，就不难发现内中隐有深义。

据《彭德怀传》披露(4)，刘少奇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因为这封信，那又因为什么呢？刘少奇接着列出彭德怀两大罪状：一是长期以来在党内搞小集团，二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前为结党营私，后为里通外国，皆为中国政治之大忌。

按照刘这一说法，彭在庐山上所犯错误，主要不是在那封信上面写了什么东西，而是在那封信背后搞了一些名堂。这实际上是在重新解释庐山会议，是在变相修改庐山会议结论，使之显得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

彭将军在信上写了什么呢？概而言之，既对事又对人（参见本书第20节）：对事，是说这几年来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重大错误，已危及到各阶级各阶层关系，错误具有“左倾”性质；对人，是说党主席毛泽东应为此负主要责任，此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很可怀疑，作风浮躁专断。彭的这些批评大都涉及执政党全局性问题。刘却说彭信所言没有大错，甚至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至于彭在信背后做了什么，刘给他罗列了上述两大罪名。可是，这两者严格说来，都不属执政党的全局性问题，仅涉及该党中的一小部份人，并限于他们的个人质量问题。

刘少奇这一新解释可谓“明升暗降”：对彭德怀个人的批判明显地升温了，对会议总体意义的评价则暗暗地降低了。

另外，刘的这种舍信而究其它的责难方式，也使得彭案的确信度大为降底。他放着白纸黑字的东西不问，而去追究那些很难找到实据的问题：

说彭“里通外国”，却提不出有关证据、证人。毛泽东等能够予以确定的事情仅仅限于彭德怀于庐山会议前曾访问过东欧数国。

说彭搞“反党集团”，却查不出有关纲领、名录。庐山会议斗了数十日，只斗出一个六人“军事俱乐部”，其中四人（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还是非军人。

再者，给彭开罪名开得过重，也会适得其反，使人们很难相信真有此事，并对开罪名者的这种搞法产生怀疑。

如说彭“里通外国”，可将军本人“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每与外人交谈均有翻译在场，并记录在案。真要是有此事的话，早就会被揭出来了。毛手下那些搞“专案”的人，最会干这种翻箱倒柜揭人隐私的事了。

就彭的军事生涯来看，他曾屡屡同外军作殊死之战，同日本人打了八年，同美国人打了三年，打得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即使在自家阵营内也不怯于外人，对红军太上皇德国人李德敢于臭骂，对“苏联老大哥”不卑不亢，并获苏军敬重。

抗日英烈武士敏将军生前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第二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引者）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5)

一个国军将领，听了彭副总司令一席话就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可是，那些中共大员们，何止是听过彭老总一席话，哪一个不与彭共事数十年并亲眼目睹彭是怎样为国奋战的，结果却把彭说成是一个搞“里通外国”的人。两相比较，足见这后一种人弄虚作假、薄情寡义到何种程度。

又如说彭拉帮结派，可彭在中共高层中属最不喜欢也最不善于拉拉扯扯的人。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北京，他都不愿在中共大员之间作联络感情式的走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不拜，孤僻。(6)平日里，将军不苟言笑，做事较真，遇有看不惯事，不管牵涉到什么人都会说出来，甚至臭骂一顿，人头越熟越不讲情面，致使许多中共高干望而生畏。

五十年代，中南海一名卫士向一位首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可怕。这位首长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说此话的首长，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严词数落彭总质量不良的刘少奇。(7)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新解释庐山会议是意味深长的：

一方面，委婉承认彭的信中所言，认为其间许多内容是符合事实的，从而间接地肯定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事实上，也无法不作此表示，因为彭在“万言书”上所写的话，除了“毛泽东”这三个字外，其它的话包括象“左的倾向”这种很有刺激性的话，都被与会者们以不同方式说到，并被说得更具体更生动）；

另一方面，加重责难彭的个人质量，几乎把他说成是一个“乱臣贼子”，结果淡化了庐山会议的路线斗争意义，同时凸显了这一会议的政治倾轧性质。

显然，刘少奇这种解释既不能为那位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的彭将军接受，也不能让那位正坐于一旁而闷头听讲的老人家感到好受，如其夫人江青后来所言：“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8)。

注解：

(1)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6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37页。

(3)引自：同(2)，第1046页。

(4)引自《彭德怀传》，第678页。

(5)引自李国庆《粉粹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始未》，载《山西文史资料》1986年第二辑，第27─39页；本文引自《彭德怀传》，第183页。

(6)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4页。

(7)引自石国瑞等《在少奇同志周围─警卫人员的回忆》，载《红旗飘飘》第20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244页。

(8)引自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31】

1962年初，中共中央七大常委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及前述为毛抬轿子四人外，还有两位重臣也就“大跃进”问题发了言。一是排名第四的朱德委员长，二是排名第五的陈云副总理。不过，两人发言都没发在七千人均出席的全体会议上，而是发在小范围的分省会议上。两人发言都发得更为坦率直露。

2月3日，朱德出席山东组会议并作了讲话。他讲的中心话题就是反“左”，疾言“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他的这一讲话纪要，后来被冠以《纠正‘左’的编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篇名而收入其选集中(1)。

他说：执政党反“左”是十分困难的，“‘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剎不住。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他说：“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那么，谁搞“左”的东西能够做到“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其谈锋所指已十分明了。朱将军这番批评可以说是在重述他的老战友彭德怀曾于庐山说过的话，也是他的老政委毛泽东当年最感刺痛的话（参见本书第19节），并也是后者此时最感隐痛的话。

朱德指出：“自己犯了错误，怕人家揭穿，就压制群众，哪个还敢讲话呀？”“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份子的清理混淆了。”

他还满怀深情地谈到老红军讲团结、讲友爱的传统，谈到：“对群众我们起码要团结百份之九十以上，对干部就不是团结百份之九十，而是要争取团结百份之百。培养一个干部，要十年、几十年，不容易啊！要使他到老、到死始终是个好干部。”将军所言使人很容易想到他的那位老红军战友，那位曾经被党培养几十年而如今不再被党团结的老干部。

据李锐记述，当年朱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曾为彭德怀说过公道话；即使被裹胁着参与批彭斗争，也是避重就轻，以致被毛泽东讥为“隔靴搔痒”。(2)此次他在山东组会议上大发批评，虽未指名道姓，但肯定不是“隔靴搔痒”。

毛泽东曾请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后者则以自己还未摸清问题为由而推辞不讲。可是，就在大会闭幕后第二天，他跑到陕西省全体来京干部会议上，讲了许许多多话。(3)

陈一向被誉为“党内理财能手”，“国家经济总管”，但在此会上不讲他的财政经济问题，而大谈党的思想作风问题：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陈云认为，这几年党风问题突出表现为不说真话，尤其不说作为反面意见的真话，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话说，而是因为人们不敢说话，其主要责任在领导身上：

“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

陈云这一批评，虽未特指某个人，似是泛指整个干部群体；但肯定涉及毛泽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他说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在一个地区如在陕西省盛行不讲真话风气，那么主要责任在该省领导身上；如果在全党乃至在全国大行不讲真话风气，那么主要责任就不在地方领导身上，而在中央领导身上，尤其在那位中央最高领导身上。在中共高层里，陈云是一个讲话历来不多但每讲都很用心的人。

陈云十分了解他的那位上司在头脑发热时，非但听不进来自基层的真话，而且听不进来自高层的真话。他也十分清楚彭德怀在庐山上说的都是真话，其中有许多话本来就是他陈云想说而未说出来的。

据有关文献记述(4)，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与陈云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一起散步，交谈过许多问题，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等问题有较一致的看法。三个月后，彭上了庐山便急冲冲地说出他想说的话，话中自是包括他先前与陈交换过的看法。

人们在读到彭信全文时可能会问：这位把大部份时间用来统管数百万军队的猛将军，何以能够写出这种事关经济却头头是道且一针见血的东西来？这除了他本人拥有一颗体恤民情民苦的热心和掌握一些调查材料外，是否还有高人指点？

今天回过头去看，这高人至少有两位：一是在庐山与将军常常见面的张闻天，二是在上海与将军频频交谈的陈云。前者属中共党内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顶尖高手，后者属中共党内从事经济实际工作的顶尖高手。并且，两者都熟知党的历史，都熟知毛的为人。因此可以说彭的意见书，就其提出方式而言，完全属彭个人行为；但就其所写内容而言，不全属彭个人私见，其中许多看法属党中同仁共识。

张上了山则与彭同难，陈未上山故与彭案牵涉不多。不过，后者即便上山，也未必会说出彭所说出的那些话，至少不会说得像彭所说得那样坦露无遗。陈多少还有些忌惮老人家，但这不意味着他会就此罢休，会对彭代己进言而受过这件事完全缄默不语。

当1962年毛泽东作经济退却时，他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后，跑到陕西来京干部会上大谈党内民主问题，大批不讲真话风气。

又当1978年毛泽东作古两年后，他陈云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第一个站起来为已蒙冤十九年的彭德怀鸣冤叫屈，呼吁为其平反昭雪，终获成功。当年年底，中共中央为彭将军补开追悼会以恢复名誉。

注解：

(1)朱德《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载《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391页。

(2)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80─181，191─192，204，226，258，283─284页。

(3)陈云《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载《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90页。

(4)参见《彭德怀传》，第589页；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24─125页。

【32】

对于毛泽东容不得批评这一领导作风，陈云不仅能从他人的遭遇上观察到，更是能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前述他对此公的那番间接批评，实是出自他对后者的直接了解。

在中共高层大员中，陈云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能看出许多问题，也想说出这些问题，虽不能象彭大将军那样无所顾忌地说话，但总在寻找机会或等待机会说话，并尽量使说话不过于尖锐以致刺痛那位主席大人。这就使得他与毛关系十分微妙：

一方面，毛承认陈能够看出许多问题的症结，并能开出相应的药方，称之为“良将”、“贤妻”，以至心头一热便委以重任，让其挑担子；

另一方面，毛又不能容忍陈真的要来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故常反悔说气话，致使后者心有余悸，检讨不迭，最后也就撂挑子，打道回府养病去了。

薄一波曾指出：“每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要请他出来，组成中央财经小组，由他主持来解决问题。当时，一些同志把毛主席和中央的这种做法喻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谨慎细致的工作方法，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合拍的，这就形成了财经小组完成了解决问题的任务后，又不被重视，中止工作，问题来了又恢复，这样几起几落的情况。”(1)

正如薄所言，陈对毛搞经济建设所犯的每一个重大错误，都有所发现，并都试图以某种方式予以指正，也都因此受到毛的斥责。不过，陈云与彭德怀不同：彭往往揪着毛的错误不放，非要论出个是非来不可，即便被整治了也不服气，一有机会就写申诉材料，以反驳种种强加于他的罪名，结果越发不容于毛；陈只要毛一批评就主动走人，以脱离接触，故而使他与毛的矛盾从未激化到毛要致他于绝境的地步。

1955年，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保守思想”，从生产关系变革上一直批到经济建设速度上，结果引发了一个“冒进”狂潮。

1956年初，周恩来与陈云等人联袂“反冒进”，又是发社论，又是砍计划，一度遏制住了经济过速增长的势头。陈云在此期间强调：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2)

1956年秋，毛泽东开始“反反冒进”，大会小会批右倾。甚至在会上摇着柯庆施文章指名道姓地讥讽周恩来，到会下又说他那样做实际上是针对陈云的。(3)在此情势下，周与陈等只得低头挨骂，连连检讨，一直检讨到八大二次会议上才告一段落。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1957年实际产钢535万吨基础上，计划1958年产钢1070万吨、1959年产钢2700─3000万吨。计划增长幅度均在三位数以上，大大超过实际可能，致使毛自己都怀疑起来。当年11月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遂把1959年产钢指标由2700─3000万吨降到2141万吨（仍是1958年指标的200%），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又把这一指标降为1800─2000万吨。

据薄一波记述(4)，1959年初，毛泽东找陈云等人谈经济工作。陈列出诸多困难，认为1959年度计划难以完成。有人不赞同陈的意见，认为是右倾。毛倾向于陈的意见，有心降低指标，故要他向下面讲话。可是，陈云没有理解毛的意思，以为毛又要他作检讨，于是在2月1日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先讲自己真实想法，后作自我批评，认认真真检讨了一番。

另据李锐记述(5)，陈云此番举动又把毛泽东弄糊涂了。毛说他本是赞同陈的，但不知陈后来为什么要检讨自己。

笔者在读到这些当事人记述时，也很纳闷：不知是陈把毛弄糊涂了，还是毛把陈弄糊涂了。不知陈云是不是在想：你老毛一贯正确，又总爱让不赞成你意见的人做检查，我这不刚刚才因反您的冒进而做了检查；你如今让我来谈你已允准的事，我又很想谈一些不同意见，故很可能要再做检查；与其迟做，不如早做，或许能主动些。

后来澄清误会，毛正式授权陈云去实事求是地审订1959年钢产指标，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后者在做了调查研究后，手起刀落，一下砍去数百万吨，把指标由1800─2000万吨砍为1300万吨。

不过，就陈云不摸底便检讨这件事来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是说明此时中共高层间关系已十分不平等、不正常了；二是说明陈云对毛泽东批他“反冒进”心有余悸，对毛存有一种畏之如虎、随时准备向其低头认错的心态，以致无所适从、不得要领。

平心而论，陈云在中共高层里属于爱说实话的人，此次也正因为想说实话而难为了自己：既想说实话，又怕毛责怪；权衡再三，只好先说实话，后作检查。结果毛却说这检查多此一举，让他好不明白，同时也让他好不难看。

不知毛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他理应清楚在其殿前行走的诸大员中，除彭德怀将军外，大都很惧怕他，大都唯其马首是瞻，他对了说他对，他错了也说他对。

人们很难理解象陈云这种素来爱说实话的老党人，到了毛的面前竟表现得如此不讲原则；或很难理解象陈云这样一向头脑清楚的明白人，到了毛的面前竟把话说得如此前颠后倒。连陈云都如此，至于其它大员就可想而知了。从这里可看出，毛在自己身边已很难听到他不爱听到的真话，相反倒很容易召集起一支围攻彭德怀的队伍。

陈云曾以自己还没有考虑好为由而拒绝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成为“七大常委”中唯一没有在此会上讲话的人。但在笔者看来，陈云很可能是这七人中考虑最成熟的人。他十分了解国家经济实况，也十分了解毛泽东为人，很想说真话，又不想得罪老人家，于是采取了大会上不说大会后再说的策略。

陈云除了在大会后举行的陕西干部会上大谈党风问题外，又在此后举行的“红楼会议”（3月21日─23日）上，分析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深获刘少奇等人的赞赏；接着又在国务院扩大会议（3月26日）上，作同一主题报告，赢得国务院各部委领导成员长时间热烈掌声。许多与会者说，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实事求是的报告了。

由于众望所归，陈云于“红楼会议”后再次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领衔总管全国经济工作。

这是他第三次出任此项工作。1957年1月10日，他出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为时不长，便悄然去职。1958年6月10日，他又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当时毛亲自跑到前台抓经济而被晾于一旁，其中有一段时间被毛起用来落实钢铁指标，随后又因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而再受冷落，直至整个中央财经小组被撤销。他此次被起用已是“三起”，不久又要“三落”了。

从1962年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效措施，如下调工业生产指标、减少城镇人口、抑制通货膨胀、搞好市场供应以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农业增产，从而迅速改变了局面，使得已经趋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出现转机，转而趋于恢复。这些措施用薄一波的话说，“基本上就是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的那些。”(6)

然而，陈云所作的这些努力，到头来不仅没有获得毛泽东赞赏，反而受其批评，被其指责为刮“黑暗风”、“单干风”。

其一，在形势判断上的分歧。

1961年9月，毛谈了当时形势：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到了当年年底，他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7)

随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附和毛的看法，作出断言：“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8)

可是，陈云不同意毛的看法，但也没在“七千人大会”上把问题挑明，只是到了“红楼会议”上才大谈形势的严重性。他指出(9)，全国人民还在饿肚子，吃穿用都不够；可是国家基建规模仍是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灾荒时候负担不了，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赤字严重，通货膨胀，市场萎缩。他得出结论：现在已谈不上发展了，只能谈恢复，这种恢复需要3至5年，其中粮食生产用5年时间都不一定能恢复到以往最高水平。他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话中透出一种似是到了最后关头的危机感。

陈云这些看法无疑影响了其它中央大员。刘少奇在陈云讲话后谈到刚刚结束的由他作主报告的“七千人大会”，说此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10)为此，他修改了自己在那次会议上所作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的结论，承认“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并指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他在谈到1962年经济调整计划时不无感慨地说：“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11)

周恩来也承认，在这两年来的调整中，“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但现在看来，要争取快，准备慢，如陈云说的那样。至于有多慢，周比陈说得更明确：“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其中粮食生产恢复，需要三至五年时间，至于农业全面恢复（包括农、林、牧、副、渔、），则要超过五年。(12)

毛泽东不同意陈云等人的看法，但当时未表明自己的态度，照发、照转诸大员提请批覆的各有关报告，只是到了数月后才开始和这些大员们过不去，三番五次地指责他们大刮“黑暗风”(13)：

－－现在有一部份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

－－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

－－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

本来诸大员帮助毛收拾烂摊子，是为国家考虑，为百姓考虑，也是为他这个主要责任者考虑。结果毛不说感谢的话，反说这些人存心压他，并一压就是好几年。言辞之间个人意气凸显，听不得反面意见且好记仇的老毛病又犯了。

诚然，说执政党犯了严重错误自然含有压执政党主席之意，但问题是：这个主席领着全国人民搞“三面红旗”运动，搞得祸国殃民；结果他只在“七千人大会”上稍稍低了一下头，而在会前会后竟觉着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像人们说得那样“黑暗”，又把头翘得很高；因此，于情于理都应该压他一下。

并且，诸大员对毛的批评或曰“压”，一般都是躲躲闪闪的，生怕硬碰硬地冲撞他，故已是相当客气了（也不敢不客气）。换作彭德怀将军，假如他还有许多知晓权和许多发言权的话，那么，他就很可能会为老百姓而和毛过不去，让毛下不了“七千人大会”的台。

据薄一波记述(14)，当时也有人对陈云“西楼会议讲话”不以为然，认为陈这种会上推辞不讲会后“大讲一通”的做法是“不正常”的。薄说，他与少奇、恩来、小平都不同意这种看法。

不过，后人也会对薄公等人的看法不以为然：当时党内最清醒的人居然不在当时党的最重大的会议上说话，能说正常吗？一个曾经谆谆教导干部要坚持原则勇说实话的老组织部长如今也在那里待机而言，能说正常吗？

问题关键不在于这是否“不正常”，而在于这“不正常”是因何而起的。答案不难作出：这种讲话方式上的不正常主要是由执政党风气上的不正常造成的。

可以设想，如果陈云真的在会上“大讲一通”的话，后果将不难预测：毛重则要狠狠地整治他，即席剥夺他的发言权，就像对待彭德怀那样，轻则要牢牢地记恨他，过些日子再来收拾他，就像对待刘少奇那样。不过，陈云既不是彭德怀，也不是刘少奇；不仅熟知国家的经济形势，而且深知毛公的执政作风；故而暂避风头，会上不讲，会后再讲。

其二，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

当时，陈云并不是搞“包产到户”的主角（此主角从基层方面说是千百万中国农民，从高层方面说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但无疑是支持这一搞法的级别最高的中央大员，是能够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据实禀报和据理进言的人，故不可避免要与后者发生矛盾。

毛泽东执政后热衷搞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搞“穷过渡”，仅用几年时间就领着仍是十分贫困的中国农民上了几个大台阶：由互助组到合作社，由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可是，这种生产关系变革不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切实好处，反而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流失了数以千亿计的财富，丧失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因此，许多中国农民实在是不想走这一集体化道路，而总想自家种自家的地，自家搞自家的勤劳致富。他们一遇有机会就分田单干，接二连三地搞出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

1957年，高级社成立不久，许多农民就反其道而搞起“包产到户”，但很快就被执政党通过发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而给制止住，来的快，去的也快。

1959年夏，“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又有许多农民搞起“包产到户”，并得到执政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支持。如河南省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都赞成包工包产、责任到人到户。不久，“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斗争，也把农民这一搞法给反掉了，指责它是农村中“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15)

1961年春，“三面红旗”运动已把中国农村经济搞得奄奄一息、搞得饿殍遍地。中国农民情急之下又搞起“包产到户”或“责任田”。与前两次相比，此次搞的时间较长，历时两年左右；搞的规模也较大，涉及各个地区，估计当时全国约20％的社队（安徽省约80％的社队）实行了“包产到户”(16)；搞出的执政党反响也更强烈，从地县到省市到中央，都有许多领导干部站出来替农民说话。

1961年中，毛泽东对农民为自救而搞起的“包产到户”未予明确否定，同意试验一下。这是他鉴于当时农村经济形势极为恶化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让步。

到了年底，他开始变卦了，召来自己曾当面向其许诺可试搞“责任田”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农村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后者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转年年初，他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断然否定这一搞法，把它上升到错误路线高度，并为此撤掉曾希圣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曾书记当属他那个年代里的黑色幽默人物，执政安徽期间，先是跟着毛大刮“共产风”，饿死数百万人，后又逆着毛大搞“责任田”，拔了全国的头筹，却丢了自己封疆大吏的顶戴。人称：“左”也数他，“右”也数他，结果左右都不容他。

不过，事情并不因毛发话而就此结束。当时不论在基层还是在高层，都有许多持相反意见者。基层中的农民，尤其是“刚刚尝到甜头”的安徽农民，强烈要求不要再改“责任田”了，至少三年不改。

高层里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以及毛自己的秘书田家英等一批要人，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与老人家不同的结论，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搞“包产到户”或“责任田”，不仅没有大错，反而很是合理。他们将自己的调查材料和研究结论上报中央，敦请从实际出发，改弦更张。

据薄一波记述(17)，当时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议论一下，同在北京的邓小平也表示赞成，并引用刘伯承将军常爱说的一句四川老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远在南方的陈云也读了有关材料，认为此举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并准备向毛泽东进言，向这位不经其点头就办不成此事的党老大讨个恩准。

陈云回到北京，就与几位在京常委交换看法，取得基本一致意见，便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毛泽东似也看重这位他曾呼之“良将”、“贤妻”的党中要人，回到北京当夜就召之谈话。不过，两人谈话结果不好。在陈说时，毛不置可否；当陈走后，毛怒气冲冲地批示道：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另外，李志绥大夫还记述了毛批文中对陈的另一段评价：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18)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厌恶之情，不止憎恨，更有轻蔑，竟把党中大干部还以商场小伙计的面目，实为泼骂。

陈云闻讯后，沉默不语，随即向中央请了一个没有截止期的病假，从此就不在毛身旁走动了，故也就不在毛继续导演下去的一出出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了。在此后十几年里，陈淡出了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似也忘记了他，即使“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他大张旗鼓地“挖”出来。

不过，陈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脱离与毛接触，主要不是因为他请了病假得到“红十字”性照顾，而是因为他留下了话：

“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19)

陈的这句话换个方式说就是：我完全同意中央作出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中央对我关于分田单干主张的完全否定。可见，陈是在向毛表了无条件认错态度后而向其请假的；毛也是因陈这么快就挂起免战牌─不象彭德怀那样冥顽不化─而让其走人的。

1965年6月18日，陈云又上书毛泽东，再次检讨自己：

1962年7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3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会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丛进先生在引述这一材料后评论道：“陈云的自我批评，交了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一笔‘账’，免除了一场可能降临的灾难。”(20)

纵观建国后陈云与毛泽东关系：陈屡屡说实话，从而屡屡受毛冷遇，但也从未被毛彻底打倒过；陈最终活到毛之后，故能纠正毛生前犯下的许多错误，但也从未将毛彻底否定过。

注解：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53─1054页。

(2)引自：同(1)，第555─556页。

(3)引自：同(1)，第639页。

(4)引自：同(1)，第828页。

(5)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0─81页。

(6)引自：同(1)，第1058─1066页。

(7)引自：同(1)，第1073页。

(8)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9页。

(9)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载《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91─206，207─215页。

(10)引自：同(1)，第1051─1052页。

(11)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4─449页。

(12)周恩来《认清形势，掌握主动》，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411页。

(13)引自：同(1)，第1074─1077页。

(14)引自：同(1)，第1069页。

(15)《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23册，第159页。

(16)引自：同(1)，第1078页。

(17)引自：同(1)，第1083─1086页。

(18)引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年中译本，第378页。

(19)引自：同(1)，第1086页。

(20)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80─581页。

【33】

“七千人大会”开后不久，毛泽东便遭遇了一系列事情：

陈云在大讲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并带着其它大员一起讲，讲农业凋蔽、工业萎缩、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邓子恢在大讲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一直讲到中央常委圈中，讲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还不如农民的“小私有小自由”好；

邓小平在大抓甄别平反工作，一下子平反了数百万人案，致使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的成果所剩无几。

那位倔脾气的彭德怀又不甘受辱，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有理有据，把自庐山会议以来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都否定了。

这些事情，桩桩都不合毛意，都似是冲着他来的，都使他感到在“压我”。老人家有些坐不住了，有些心堵气闷了。执政党也将因此而要风云骤起了。

一般说来，毛若想排遣心中怨气，就要开会，开那种由自己坐于高台之上教诲张三训斥李四的中央会议。

毛是一个很爱开会的人，甚至可说是一个“会迷”。他开起会来用嘴巴更甚于用耳朵，因为他有着政务长官和精神导师的双重身份，有着完全不受限制的发言权，既可以就事论事地评说下属的工作得失，又可以上纲上线地断说下属的思想是非。他开会发言还不同于唱独角戏，还总有着一帮子抬轿子吹喇叭的角儿环侍身旁，故总能够赢得一片喝采声。可以说，他几乎每次开会都能开出个意气风发的境界，只是开“七千人大会”有点例外，竟开出一些蒙混过关的味道。

此次毛想排遣胸中自“七千人大会”以来不断瘀结的政治怨气，也要开会，结果一连开了三个会，历时两个多月：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8月24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月26日─9月23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9月24日─9月27日)。

在这些会议中，毛泽东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狠批“三风”，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就是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并提出一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批“黑暗风”的重点是批陈云。

毛指责陈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使人丧失前途（参见本书第32节）；另外，还严辞批评陈所分管的财经工作：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1)

毛这一批评，与他数年前指责“反冒进”者对他搞“封锁”、不让他参与经济工作“设计”那一批评（参见本书第16节），是很相似的，即又指责陈云等人犯了做臣子的大忌。

陈云屡屡为毛分忧，担当大任，却又屡屡为毛猜忌，落荒退场。他的这一进退表明他的那位上司已不能知人善任了，用中国老话来说已缺乏做“人主”的才具了，其身旁已呈君子凋零而小人蜂起状。

批“单干风”的重点是批邓子恢。

邓子恢是中共农村工作元老。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他从事过中央苏区的农村工作，提出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属于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克主义”一派。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他主持过中共五大野战军中的三大野战军的后方工作，先是三野，继是二野，后是四野；经略过黄河以南和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的农村工作，搞土改，抓支前，筹集粮食，调派民工。建国后，他又长期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具体指导全国的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经济恢复工作。

虽然毛泽东与邓子恢同为中共农村工作元老，甚至前者比后者更老些；但前者由于位居高位且又爱想入非非，故而不如后者更了解农村实情、更能拿出具体办法。

毛泽东搞人民公社不讲章法，搞得“五风”肆虐，搞得农村经济一片混乱。就在他一愁莫展之际，邓子恢通过调查研究拟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用以规范公社经济行为。这个条例也就是后来颁行全国的《农村工作六十条》的原版本。当时毛也承认：邓子恢同志去年到山西、石家庄、苏南做了一次调查，做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这几年农村工作的错误，没有他的份。他的很多意见是正确的。(2)

邓子恢没有满足于这一表扬，没有停留在这种修修补补工作上，而是通过进一步调查研究，提出更为实际也是更为尖锐的看法。1962年7月11日，他在中央高级党校谈出这样一些观点(3)：

─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大部份没有搞好；

─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是相当普遍的；

─可以说大部份干部不与群众联系，有的干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贪污浪费，过去老百姓养一个保长，现在养许多保长，过去十户养一个“鞑子”，现在两户、五户养一个“鞑子”；

─这是因为，在所有制上变来变去不固定，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管理上没有建立责任制度；

─我们有些同志过分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忘掉了革命发展阶段论，怎么能年年革命呢？七革八革把革命性革掉了；

─因此，要固定所有制，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农民搞些小自由、小私有，尤其是要建立生产责任制；

─“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农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产到户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样，没有区别。没有包产到户的自留地搞得特别好。因为包产到户了超产是他的，责任心强，肥料也多。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数据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

邓子恢这些说法是相当大胆的，尤其后面一段话公然为“包产到户”评功摆好，公然冲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都不曾后退的防线，显然已超过了毛所能容忍的限度。

在中共高层内，邓子恢也是一个少有的不大轻易向毛泽东让步的大员。他对毛敢于直言，甚至敢于顶撞。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他就数度与毛面对面争执，气得后者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4)

此次在毛已表明不赞成“包产到户”态度后，邓又是争辩不已，气得毛事后耿耿于怀：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5)

不过，训毛泽东是要犯“错误”的。1955年，邓子恢因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被嘲讽为“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1962年，邓子恢又因此犯了“刮单干风”的错误，并被新账老账一起算：

“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主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6)

批“翻案风”的重点是批彭德怀。

关于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谁是谁非问题，事实已作出结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在私下里向彭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刘少奇心里更明白这一点，否则他也不会在“七千人大会”上向全党中高级干部承认彭信中说的话“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然而，毛刘等人不愿公开承认这个结论，也不愿公正对待彭德怀。这里既有出于维护执政党领袖的崇高威信的考虑，也有出于忌惮彭德怀将军的刚烈品性的考虑。他们很清楚像彭这样的人，只要有机会说话，就会把他看到的不实之事或听到的不实之词说穿开来，而在这几年中又有哪位中央大员没干过不实之事，没讲过不实之词？

这就有了矛盾：一方面，毛刘等人要维持庐山会议所作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无视客观事实已作出的结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他们采取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尽量不在那些能够很快加以验证的问题上做文章，而在那些较难迅速查验清楚的问题甚至是故意弄不清楚的问题上做文章，于是拖出了那种很难找到旁证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拖出了那种鲜有文字记录的所谓“秘密集团”问题。这些问题虽调查起来困难，但用来定性足可将人整倒并搞臭。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在众位老战友劝说下，从维护团结愿望出发，作了违心检查，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什么给什么”。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做到“要什么给什么”，至少没有给出两样东西，即承认上述两大罪名。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不仅在毁灭自己，而且要“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7)

如今连庐山会议都没有定下的这两大罪名，竟在全党五级干部大会上被正式开列出来：刘主席既在书面报告里将它们写出来，又在口头讲话中将它们提出来；毛主席则坐于一旁不断插话以将它们点出来。这就不难理解彭何以在获悉后心胆俱裂、怒吼不止，何以在一年中三次上书、反复申辩。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全文长达82000字，后被称为“八万言书”。

如果说他1959年上书是仓促写成的，那么他此次上书就不同了，虽直接起因于“七千人大会”关于“唯彭德怀案不能翻”的结论，但酝酿过程已有数年之久。这期间，不仅彭本人有了许多独处深思的时间，而且事实发展也为他提供许多可资运用的材料。因此，他的“八万言书”写得充充实实，几乎把所有强加于他的罪名都给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既平了五九年老账，又平了六二年新账。

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曾把彭德怀意见书定性为反党纲领。此次彭德怀上书，则紧紧抓住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那段话，即“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借此作出推论：“这就是说，那封信就不是什么‘反党纲领’了”。(8)这一论证是很有力的，它着眼的是结论性的问题，采用的是揭对方自相矛盾的方法。对此，毛刘等人是很难从道理上予以回应的。

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正式给彭德怀开列出来的那两大罪名，是“八万言书”所要申辩的重点问题。彭深知这些罪名的严重性，也深知那些开列罪名者的心虚处。于是，他详谈了自己过去与黄克诚、高岗等人的来往关系，详谈了自己在1936年至1958年期间与外国人九次接触的具体情况；并反问开列罪名者：你们说的如是真话就不难拿出证据来，你们能拿出来吗？

关于“里通外国”罪名，彭是这样写的(9)：

“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份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彭将军说这些话，是在向整人者叫板：你能拿出证据，我就奉出脑袋。字里行间又流露出一些硬气来，又要让老人家不高兴了。

8月22日，彭德怀在“八万言书”递呈两月未见回音后，再次上书，仍是既作请求又讲硬话(10)：

“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那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

临近信尾，他又丢下这样一句话：“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它同志了。”言下之意，如仍不予认真审查，恕我老彭还会再三上书。

就毛泽东来说，也不能不作答复了。一是彭德怀“紧逼盯人”太甚，没完没了。二是所有政治局委员已人手一份“八万言书”，大家读完了都抬着脑袋看他。三是在与人相斗中来而无往不合他一贯性情，既有人前来叫板，就得将他打回去。

实际上，在彭第二次上书之前，毛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彭第一次上书，说彭德怀要翻案，说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但未将这个问题作为该会正式议题。

只是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包括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也就是彭第二次上书后，毛才正式回应彭。全会第一个星期主要批“单干风”，此后就集中批“翻案风”，批其代表人物彭德怀。

据当事人薄一波记述(11)，“9月3日毛主席曾召集小范围会议，布置要把彭的两封信拿到全会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充满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指责彭的上书，在国际上配合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反华活动，在国内利用国家暂时困难向党进攻；并翻揭彭的历史，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既同高饶结盟过，又同王明勾结过；甚至把他说成是现代的张邦昌，石敬塘……

毛泽东如此答复，反倒使彭德怀清醒起来。前次七千人大会对他的诬陷，曾使他暴跳如雷；此次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加倍诬陷，却未使他再次大怒。彭已不指望这位党主席会讲公道了，更不指望那个奉毛如神明的党中央会主持公道了。

当年年底，他又第三次上书，再度反驳各种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辞。只是他此次上书已不抱平反希望，仅为表态而已，即表明他老彭仍是不服：上次开会栽赃，我起而反驳；此次开会栽赃，我再起而反驳；你们只要造谣中伤，我就有话要说。

毛的中央此次没有回应彭的上书，彭也就不再去写他的申辩信了，而努力去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在那座由中央指定居住的据传曾是明末叛将吴三桂私宅的吴家花圈中，彭安然度日，孤灯读书，只身耕种。

读书使他把自己不再比做“张飞”，而是比做“于谦”，即不仅以“勇”而且加之以“冤”来自注人生，同时也暗以无道的“明英宗”来讽喻紫禁城里的那位新主子。

耕种使他重操祖业，使他再次认识到最适合自己干的事，除了做将军外，就是当老农了。

八届十中全会批“翻案风”，除批彭德怀外，还批小说《刘志丹》，斥之为高岗翻案，并以此为发端批出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亦称“西北反党集团”)。

习仲勋与刘志丹、高岗等，同为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陕北苏区的领导人。他们都曾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尤其刘志丹家喻户晓，以至有“只知刘志丹不识毛泽东”的说法。1936年刘志丹意外死亡，曾在陕北人民中引起震动与悲恸，老百姓自发送葬队伍绵延数里。

这些陕北老同志也是北上三大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馀部的收容者。没有他们创建的根据地，就很难有毛泽东等疲奔二万五千里路后的落脚点，很难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很难有“枣园窑洞”的灯光。

到了六二年后，这些创建陕北苏区的老同志们，除了死于战争者外，大都被他们自己的党整倒了，一部分随“高岗集团”被整下去，一部分随“习仲勋集团”被整下去。

毛泽东批“翻案风”，也批到邓小平身上，指责他在主持甑别平反工作时大刮平反之风：

“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份错了部份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12)

毛此时虽未把邓当作政敌来批判，但已对他表示不满。毛邓反目初见端倪。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既对日前他所受到的挑战作出严厉反击，狠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又对日后他所要做的事情作出重要部署，提出一条政治路线，要求执政党大抓阶级斗争。老人家又处在亢奋中了。

注解：

(1)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8.9)》，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6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12─913页。

(3)邓子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06─114页.

(4)引自：同(2)，第345页。

(5)引自：同(2)，第1088─1089页。

(6)引自：同(2)，第1088页。

(7)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79页。

(8)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97页。

(9)引自《彭德怀传》，第682页。

(10)引自：同(9)，第683─684页。

(11)引自：同(2)，第1092─1094页。

(12)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1页。

【34】

1962年，执政者毛泽东在其一低头与其一昂首之间，完成了他由主要搞经济建设向主要搞政治斗争的转折、由据以守势地位向据以攻势地位的转折。

其低头，显示了他从经济战线上被迫退却的态势。他此后除了喊喊像“抓革命、促生产”这类大而化之的口号外，再也没有于这方面做出什么实质性工作来。

其昂首，显示了他在政治战线上主动进击的态势。他很快就搞起一场场政治运动，以清洗一批批政敌。

这同时，预示着他身上原有的政治职业病将迅速恶化的趋势：

他的“政治被迫害狂想症”将继续加重，将使他把由自己直接领衔的中共决策圈中的许多人都怀疑为蓄谋反对自己的人，并把他们都至少整治了一遍；

他的“政治多动症”将继续恶化，将使他治理起国家来就像顽童摆弄玩具一样，拆了再装，装了再拆，一直摆弄到拆了再也装不起来为止。他搞了一场又一场运动，搞到“文化大革命”时就搞得收不了场了，就搞得其党其国面目全非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出这种由“低头”到“昂首”的转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执政趋向从搞经济建设上转移到搞政治斗争上？

前文已就此问题作过一些回答（参见本书第13节）：

其一，他之所以要从经济上退却，一是缘于客观情势所迫，即老人家闯的祸太大而自知难卸其责；二是出自主观心理需求，即老人家需要有一个自我心理调整时期。

其二，他之所以要在政治上进击，一从性格上看，毛是一个极有表现欲的政治家，总想另搞一套来抢别人的“戏”；二从策略上看，毛又是一个擅长于游击战的政治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经济优势，我打我的政治优势。

显然，这些回答对于毛何以作出1962年“转折”这一重大问题来说是不够的。为此，本篇还将从毛的执政方式特点和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内涵这两个角度来进一步回答上述问题。

毛泽东的执政方式有这样两个特点：

其一，总以非专业化的方式来实行行业领导；

其二，总以非规范化的方式来从事政治斗争。

1962年前后，毛执政方式上的这两个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执政党内出现的“条例化”施政倾向的规避中。

1961年─1962年间，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条例年”。当时，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制定“条例”。

农业方面，制定了《农村六十条》。1960年底，邓子恢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共66条。1961年3月，毛泽东以上述条例为基础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始称《农村六十条》。同年6月，毛主持修改《草案》，拟出《修正草案》。1962年6、7月间和8、9月间，毛又两度主持修改《修正草案》，并提交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

工业方面，制定了《工业七十条》。1961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薄一波汇报时，表示要搞一个涉及工业各项政策的文件。6月12日，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六十条》同时，指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1)。6月17日，中央书记处正式提出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任务，并指定薄一波主持起草工作。8月11日─14日，中央书记处修改并通过条例稿，共70条。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手工业方面，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于1961年6月19日颁发。

商业方面，制定了《商业四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于1961年6月19日颁发。

科学研究方面，制定了《科研十四条》。1961年6月，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共同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6月20日，聂荣臻将此《草案》报送中央书记处，同时呈递由他署名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两个文件，并指出“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份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2)

教育方面，制定了《高教六十条》。1961年上半年，教育部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并报中央书记处。8月，陆定一主持修改这一条例草案，定稿为10章60条。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该条例在教育部直属院校讨论试行。此后，中共中央还批发《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文学艺术方面，制定了《文艺八条》。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起草了文艺工作条例草案，共10条。8月1日，中宣部将草案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后由陆定一主持修改草案，压缩为八条。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其它行业方面，也制定了诸如《林业十八条》、《电影业三十二条》等工作条例。

执政党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地制定“条例”，直接起因于当时国内形势。五八年后，毛泽东跑到前台来指挥一切，插手各行各业工作。可是，此公做起这些事来，不讲章法却好大干一气：动不动就“大办”，这里“大办钢铁”，那里“大办水利”……；动不动就“刮风”，今天刮“共产风”，明日刮“浮夸风”……。结果将各行各业搞得混乱不堪。执政党若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为这些行业制定出一系列具有硬性约束力的规定和条例，以使其行业行为有序。

这种有序有两方面功用：

一是体现在人与物关系上，能够带来效率，不去做或少去做无用的功；

二是体现在人与人关系上，能够带来公平，不认可或少认可例外的人。

这种有序也有两个特点：

一是专业化，即要求分工更为细致，技能更加专精；

二是规范化，即要求规则更为明晰，运作更有章法。

然而，行业条例所具有的这两个特点直接与毛执政方式上的那两个特点相冲突：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相冲突，规范化与非规范化相冲突。因此，这些条例很难容于毛的治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条例多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多被说成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管卡压”。尽管毛本人曾亲自批准过这些条例，甚至曾亲自参与制定过其中一些条例。

在科技和教育等条例中，都十分突出地提到所谓“红与专”关系问题，即无产阶级政治方向与具体部门专业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明确反对用“红”来压制“专”乃至代替“专”，反对搞“空头政治”，都要求把政治工作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能过多影响专业工作。

显然，这种提法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当时那些本是缺乏特定专业技能却硬要向特定专业部门指手划脚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家们─其间最有代表性者莫过于毛泽东主席了。

老人家虽然读了许多方面的书籍，但未必是这许多方面的专家，如他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承认的那样，不大懂工业，不大懂商业，只是懂一些农业，但也懂得不多。他说的是谦词，也是实话。在社会分工已很发达的今天，他毛泽东可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如是搞“阶级斗争”的专家、是整治人的专家，但不可能是所有方面的专家，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有专业化建树。然而，老人家总想领导一切；总想对各行各业发号施令，或指导它们应该这样做，或指责它们不该那样做。

这是个矛盾：不是所有行业的专家，却又想在所有行业中享有充份的发言权。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毛泽东扬长避短：不去大讲专业化的东西，这是其知之不多的地方；而去大讲“政治”，这是其能说上许多话的方面。于是，在其治下有了所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说法，有了所谓“批白专道路”、“拔白旗”的行径。

这种“扬长避短”，可以说是一种“抢戏”行为，即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前文提到的中共中央曾于1962年夏秋间接连召开的那三个会议，原本是想开成工作会议，主要解决农业、商业、工业、计划等方面的工作问题，故安排各行业领导作主题报告，谈他们本职工作。不过，毛泽东在会议开后不久，便频频发言，“讲政治”，讲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结果硬是把行业工作会议开成了政治动员会议，开成了政治家毛泽东唱主角的会议。

如当事人薄一波所言：“实际上，由于毛主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从8月6日起，会上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三风”，只用了很少时间研究和讨论工作问题。”(3)

尽管毛本人仍在口头上强调：不要让阶级斗争影响我们的工作。(4)

注解：

(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53页。

(2)《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1961.7.19）》；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第499─500页。

(3)引自：同(1)，第1072页。

(4)毛泽东《在八届十中会上的讲话（1962.9.24）》，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41─42页。

【35】

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人们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展手脚的方面发展。那么，毛在这一方面是如何伸展手脚的呢？

一般说来，人们搞政治有两种搞法：

其一，讲究规范的搞法，可称之为博弈式搞法；

其二，不讲规范的搞法，可称之为谋略式搞法。

按吴稼祥先生的说法(1)，在博弈相争中，参与各方都必须按一定规则角逐；在谋略相争中，参与各方则不必按一定规则角逐。

搏弈是一种有前定契约关系的竞争。其间的契约关系具有明晰性和强制性。其间的竞争各方都能清楚地知道契约内容，并都得严格地依照契约行事，否则，被判违约而遭受处罚。

在谋略相争中，没有前定契约关系，没有已获各方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竞争各方除了“维护自己、击败敌手”这一条外，很难再找到大家都认可的东西了。竞争各方都按照只有自己清楚且只合自己意愿的方式进行角逐。谋略相争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既缺乏透明度又缺乏制约力的角逐，其极端者可以说是一种不择手段的角逐。一般说来，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角逐是博弈的。角逐各方都须依法行事，而这个法是公之于天下的，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施行的。另外，角逐各方还须接受社会舆论监督，致使政治家们成为生活在“玻璃房子”中的人，其言行举止多在众目睽睽之下。

尼克松可以公开地且声情并茂地攻击对手，但不可以背地里去窃听对手，尤其不可以在事情败露后继续欺骗公众。他虽贵为总统，但只要违反了游戏规则，拂逆了民众意愿，就得下台他去，成了博弈中因犯规而被罚出局的人。

尼克松也可以说是记者把他搞下台的，是记者把他从黑幕里一下子拖到“玻璃房子”中，以让国人饱览他那身黑衣黑裤走夜路的行装以及那副鬼鬼祟祟做夜活的神情。记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在于现代民主制度赋予他们能够公开报道公共事务的权利。

也可以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应有之义，就是要把它的谋略政治转变为博弈政治，即把大幕覆盖之下的政治运作方式转变为众目睽睽之下的政治运作方式。戈尔巴乔夫在其“公开化”运动中正是作了这样一种努力。他的这一努力，对于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尚可讨论；但对于前苏联黑幕政治的瓦解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角逐，有博弈的，有谋略的。

在封建王朝昌明时期，法规较严明，君主也较贤达，这就为当时出现的政治角逐，既提供较好的规则，又提供较好的裁判，故而使之具有较多的博弈性质。

到了封建王朝没落时期，法纪趋于松驰，君权也趋于昏弱，故使得各个政治集团难以按照博弈方式进行角逐。他们大都不是依循各方都应遵守的规则来行事，而是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他们已不指望有一个公正的权威来仲裁彼此间的纷争，只求助实力来决定一切。因此，他们间的角逐是十分狡诈的，也是十分残酷的。例如，东汉末年宦官、外戚、官僚三大集团间的争斗，以及唐朝后期南司与北司两大集团间的争斗，均具有这种黑幕性质和这种血腥性质。

若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中，谋略性角逐要多于博弈性角逐。这除了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明君甚少而庸君昏君比比皆是外，还因为中国封建王朝中的党争往往具有无限责任的性质。

此处“无限责任”说法是反借“有限责任”这一经济法术语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某一有限责任公司一旦破产，其产权所有者损失掉的东西仅限于他已投入到该公司里的资产，而不殃及他在其它方面的资产。这好比在一场赌局中，输家输掉的东西仅是桌面上的注资，或仅是口袋里的现钱。

然而，在中国旧时党争中，输家输掉的往往不只是已经拿出来的东西或口袋里装着的东西，还有自己整个人，甚至还连带上许多亲友，一损俱损。他们或被贬谪，或被砍脑袋，或被株连九族殃及门生故旧。

为了避免承受这种难以承受的失败，中国旧时党争的参与者们就有可能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即不受任何规则约束，不行博弈之道。

传统政治角逐的这种非规范性质或谋略性质，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特殊形态─战争上。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这种手段“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2)

中国老子也曾有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3)。老子所说的“奇”，也可看作一种非规范的谋略方式，一种能使敌方感到变幻莫测故而无所适从的谋略方式。昌明的政治最讲法正刑典，成功的战略则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孙子则说得更明晰：“兵者，诡道也”；“故兵以诈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4)

不过，战争并不全是非规范的，而是有奇有正的。就对敌用兵来说讲出奇制胜，但就对内治军来说讲军规森严，以至可以说在所有行业中就数军事行业的条例最多、最严格。若有违反军规者，轻则受罚，重则丢脑袋。

鉴于以上对两种政治搞法所作的分析性界说，本文倾向于将毛泽东的施政方式归入非规范类型或谋略性类型。事实上，毛本人也曾以自嘲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他形象地把自己的施政方式比作“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就毛个人生涯来看，他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民主政治教育，却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军事知识教育，却坐上了军委主席位子；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经济理论教育，却敢于鼓动各条经济战线搞“大跃进”；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却能够决定全国所有大学是办还是不办、是这样办还是那样办……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通过自学而成为执政者的，走出了一条非常个别化的成材道路。在他的这一“自学成材”的道路上，既没有多少已定的规矩可供他依循，也没有多少铁定的章法能使他就范。

再就毛进行政治角逐的方式来看，更能看出其间的非规?性质，看出他主要不是按博弈方式而是按谋略方式来整治对手的。建国前，毛泽东主要同党外政敌角逐，辅之以同党内异己角逐。

前者搞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自是采取那种不择手段以致敌于死地的方式或说是谋略方式。

后者争的是按你的主张办还是按我的主张办，属革命党内的决策之争、权力之争，从道理上说应采取按规则行事的方式或说是博弈方式，但实际情况不全然如此，而要视毛的权威达到何种程度而定。

当由别人来制定规则时，毛大致能做到进退有节。他好提意见、好揽权，但在其意见被多数人否决时，在其职权被组织上削减时，基本上能服从组织决定，甚至能服从组织上做出的错误决定。

当由自己来制定规则时，毛就逐渐显露出以我划线、任人为亲的施政作风来。他主政江西苏区时就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如重用象李韶九那种顺从自己但品质恶劣的人，以致酿成“富田事变”。(5)他主持延安整风运动时又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又重用那种顺从自己但品质不良的人，以致造成审干工作扩大化错误。

许多中共文献都把“延安整风运动”说成是解决党内矛盾方式的典范，说它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讲按党的组织原则行事。实际上，这一运动是有重大缺陷的，从中，既可看出十馀年前“打ＡＢ团”的一些遗风，也可看出十馀年后“反右倾”的一些征兆。

在运动中，一些从事审干工作的人采用逼、供、信手段，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竟在一年内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致使有些单位的“特务”数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整人最为积极者，也是毛泽东很为信任者，当数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他创意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半个月内就挖出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6)

虽然大多数蒙冤者后来得到甄别平反，毛泽东本人也三临中央党校（1944.5，1944.10，1945.2）向同志们道歉(7)，但这个运动毕竟伤害了许多人，并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显严重。

如今一些文献谈到延安整风中的过火问题时，多将责任归于康生。可是，康生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是为毛十分信赖的。并且，这种过火问题就发生在毛的身边，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虽然康生直接抓的“抢救运动”只搞了十几天，但审干过程中的“左倾做法”持续了一整年。又大又猛的火烧的时间很短，可不大不小的火烧的时间很长。显然，毛是充份知晓并欣然允准烧这后一种火的。

延安审干最终搞成了“捉放曹”：康某捉，毛公放；康某惩前毖后，毛公治病救人。如此先夺后予，受之者自是记恨前者，感恩后者。许多年后，一些中共老人谈起延安整风便骂康生阴毒，并感叹主席宽大为怀。可是他们的主席并不记恨康生，并对之重用有加数十年，使之成了中共大员中几乎是唯一能够安然老死于毛身旁的人。

另外，康生之所以能够如此大张旗鼓地整人，除了与深获毛的信任有关外，也与得到其它中共大员的协助分不开。甚至在一些场合，康也仅仅是协助其它中共大员行事而己。

当时，康生在中共高层中既非数一数二人物，也非数三数四数五人物，其权力作为应是很有限的。如今，由于此人已被他的党彻底否定了，于是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坏事，当初或全是他干的或不全是他干的、或是以他为主干的或不是以他为主干的，现在都被说成或全是他干的或是以他为主干的。

建国后，毛泽东做了十年国家主席，曾一度大抓国家经济建设，但最终以“大跃进”失败告终。他到处奔波，显得比所有人都忙，结果却未能使他的人民看到繁荣富强的景象，相反倒使他们感到饥肠辘辘的煎熬。

问题还没有结束。毛泽东搞“大跃进”的失败，是政治家搞经济的失败，故其后果不仅涉及经济，还会反馈政治，还将影响这位政治家的政治处境与政治抉择：

其一，他的政治权威将受到挑战。

当“大跃进”刚显败象时，毛就受到彭德怀将军的挑战。例如，彭在庐山说过一句很重的话：老毛搞经济不象搞政治“那样得心应手”。即是说，此公搞政治还行搞经济就不成了。此前召开的中共“八大”已做出决议：执政党今后的工作重心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经济。若将彭的话与“八大”决议联系起来看，即暗示毛已不能胜任工作重心转移后的执政党的领导角色了。

又当“大跃进”完全失败后，毛则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制衡。比如，他这位“和尚打伞”式的政治家，已不得不开始面对许许多多“条例”了。

其二，为回应上述挑战，他将再次搞起他的政治斗争，再次发挥他的政治专长。

不过，此次搞的政治斗争与以往搞的政治斗争有很大的不同：以往主要是同党外阶级敌人角逐，双方都杀红了眼；此次主要是同党内不同意见者发生分歧，双方都是老战友、都曾生死与共过。

按常理说，前者是敌我冲突，属你死我活之争，故而斗起来就不择手段了；后者为党内分歧，属我长你短之争，故而吵起来应按规矩行事，即使吵得过火了，也应不出太大的格。

可是，毛泽东没有作出这种区别。对于这位好斗的政治家来说，任何自觉或不自觉阻碍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敢于站出来向他挑战的人，都是他必欲打倒的人，都是他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予以处置的人。

当他发现自己在五九年和六二年所受到的制约都来自执政党内时，便宣布这个党里面也有阶级斗争，也有许多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并强调这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比那些党外的阶级敌人更狡猾、更凶恶、更有危害性。

又当他把党内不同意见者宣布为阶级敌人时，便意味着他在与这些人冲突中，可以采取任何斗争方式，其中包括许多非规范的斗争方式。因为，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是很难讲什么博弈规则的，何况挑起这场搏斗的人本来就是一个好于谋略的政治家、一个熟读二十四史长于诡诈之道的政治家。

这不禁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中的那句最为恐怖的话，即宣布某某人或某某党不受法律保护。当时，在作了这种宣布后，人们就可以对这某某人或这某某党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或实行囚禁、或动以酷刑，或送上高高的断头台，甚至不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最初，革命者宣布叛乱的僧侣和贵族不受法律保护。不久，革命者内部又自相残杀起来：先是孔多塞等吉伦特党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继是丹东等山岳党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最后则是罗伯斯比尔等雅各布布宾俱乐部的领袖们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像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这样的雄辩家，曾经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最为感人的论证，最终却不能为自己做出任何方式的辩护。因为，革命的法庭不允许革命的敌人享有这一权利。丹东被以不尊重法律的名义剥夺了辩护权，罗伯斯比尔则被以更富有戏剧性的形式剥夺了辩护权。

1794年热月9日，罗伯斯比尔出席国民公会，但被与会者屡屡用“打倒暴政者”的口号声剥夺了发言权。在绝望中，他向议长喊道：“杀人凶手的议长，你能不能最后让我发一次言？”在被拒绝后，他又向听众喊道：“纯洁的人们，有道德的人们，我就靠你们了，杀人凶手们不准我发言，你们准许我发言吧。”在被又一次拒绝后，他口吐白沫，颓然坐下，欲言又止地听任大会做出逮捕他和其同党的决定。当晚，巴黎发生暴乱，随即被平息。第二天黄昏，革命　

法庭将雅各布布宾派的领袖们送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人头落下时，人们为之鼓掌达数分钟之久。(8)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前不久，罗伯斯比尔的同党库东提出一项法案，其中有这样一条：“法律决不准许阴谋分子有辩护人”。(9)时隔数月，该项法案的提议者本人以及附议者罗伯斯比尔，就是按这条法律被审判的。剥夺者也被剥夺。

类似事情也发生在中国。1967年夏中南海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拉上批斗会，被强按着头作弯腰状达数小时，其间不断遭到谩骂、扭打，蒙受种种羞辱。会后，他于愤怒中一手扶着桌子站立，一手拿着宪法抗议：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10)

可是他不明白，他已被这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以及“革命群众”认定是最大的“走资派”，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故而是可以用一切手段予以打击的人，即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此时却要去寻求法律保护，无异是缘木求鱼，至于他还以这戴罪之身去捍卫这个法律，就更是不得要领了。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头来竟弄不清楚曾由其本人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究竟有何种权威，弄不清楚在它的条文形式与它的实际行使之间究竟有多大距离。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共和国的悲剧。

鉴于“大跃进”无序且无效的教训，执政党在1961年至1962年间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条例，以使各项工作走上专业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并使本党主席所实行的那种非专业化和非规?化的执政方式受到相应的制约。毛泽东若要继续抓国家常务性工作、抓经济建设，就必须面对这些条例、就应该按其要求行事。

显然，这种条例化倾向不合毛的意，不能为他所容。可是，他也不能直接否定这些条例，因为它们或曾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或曾是由他亲笔签署生效的。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实际上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老人家已另辟蹊径了。

1962年，毛泽东完成了他的施政重心的转移：将他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抓经济建设、抓已订有各种条例的具体行业工作，而是用于抓政治、抓阶级斗争；并通过抓这种领导一切的政治工作以抵制那种行业工作中的专业化倾向，通过抓这种不择手段的阶级斗争以抵制那种政务工作中的规范化倾向。

老人家是很看好《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的。他自己何尝不也是一个孙行者式的政治家，何尝不也是在那儿一会儿翻筋斗，一会儿变身法，闹个不停，直闹得他那些盟兄弟们不胜其烦。于是，大家齐心协力在他正翻腾蹦跃的山上打了许多桩，围了许多栏，好让他进出有规，举止有矩。可到末了，这位孙行者一个筋斗，便从这座四处是桩是栏的经济建设之山上，翻跃到了那座难以打桩围栏──即使打了围了也能轻易地拔了扯了──的阶级斗争之山上，并转过身来把那些想羁绊他的盟兄弟们收拾一番。

老人家曾有些看不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后者的缺陷不仅在于它后来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且在于它本身搞出了教条主义、搞出了许多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死板僵硬，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故而是中国人在搞自己的社会主义时应予以防止的东西。五十年代后期，虽然中苏关系还没有公开破裂，但毛的党已在军事教育中大批“教条主义”，已在“大跃进”中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里所要批的“教条主义”以及所要破的“迷信”，大多指“苏联老大哥”搞的那一套繁琐程序。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有它的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有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搞出的是一个条条框框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搞出的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

前者虽也有过肃反扩大化等问题，但总体上是有秩序的，有时也是有效率的，以至达到过世界第二强国的位置。后者虽也有过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但总体上是缺乏秩序的，同时也是缺乏效率的，以致濒临过崩溃的边缘。

不过，坏事与好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由于它自成体系已久，有着高度的自我约束性，有着许多难以舍弃的贵重物品，故而改革起来阻力较多。它是浑身负重而趑趄前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则由于它本来就没有多少十分严整的规章制度，没有多少值得牵挂的上好东西，故而改革起来容易得多。它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而跑步上路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人曾把毛泽东的那一套搞法戏称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它比其它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大城市里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或来自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或三者兼而有之的马克思主义如王明的马克思主义──要高明得多。

平心而论，这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有长处也有短处。

其长处在于它能走十分难走的路，甚至能走先前没有路的路，有时还能手脚并用地爬上那高高的悬崖峭壁。

其短处在于它真要到了一马平川处却不知如何走是好，真要上了现代公路后却不懂交通规则，也不想学习交通规则，并厌恶乃至拒绝遵守交通规则。

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总想开社会主义快车，并且总想不看红绿灯地开社会主义快车，结果只能将他的这辆快车变成一堆废铁扔在半道上。

总之，毛泽东这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成就于山间小路，却不能凯歌于平川大道；能够在无序中谋略克敌，却不能在规范中博弈取胜。

注解：

(1)吴稼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第一章，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

(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译本，第43、26页。

(3)《老子》第五十七章。

(4)《孙子》第一、七、六、五篇。

(5)引自李锐《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我认识的黄克诚》，载《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6)(7)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78、280页。

(8)参见米涅《法国革命史》第九章，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第230─254页。

(9)参见：同(8)，第236页。

(10)引自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36】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很有理论嗜好的政治家，不论做大事还是做小事，总要为自己找出几分理来；并且，不论讲大道理还是讲小道理，也总能使一些听众听起来像是有那么回事。1962年，他在做出由主要搞经济转为主要搞政治这一重大决策时，也讲出了他的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集中体现在由他亲自审定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一段话里：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份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1)

这段话后来被确认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被认作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不过，这个“重大发展”，最终把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整个国家都发展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

关于这一理论，人们已作了种种批判，就连执政党自己也在“文革”后予以彻底否定(2)。对于这些批判，笔者有的赞成，有的不尽赞成。

与“彻底否定”论不同，本书认为，在这个非常错误的理论中，也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东西：或反映了新中国史上的某些真实的情况，或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某些合乎逻辑的思想过程。毛毕竟是一个有一定观察力的人，不可能完全看不到客观事实；同时，他又是一个有一定判断力的人，不可能将自己看到的某些事实以完全颠倒的方式连接起来。借用毛的俄国老师列宁批判唯心主义的话说：他所创制的这个理论不是“纯粹的胡说”，而是抓住了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真实的片断”，只是将其夸大了而已。(3)

比如，老人家在他的这一理论中告诫他的老百姓：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共产党国家转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

他的这种讲法不能说毫无道理，甚至可以说讲得不够。当时毛讲的还只是可能性，如今这种可能性已变成现实性。如果可以从经济上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走上或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又如，毛告诫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部份小生产者有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他的这种讲法也是讲得不够。当时他估算这种人“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几”，如今看来则要反过来说，即这种人以外的人只占人口的百份之几。在现时中国大陆上，农村中的庄稼汉大都在种自家的田地，城镇中的个体户则大都在摆自家的摊子，至于国家单位里的许多人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占着公家的位子，谋着自家的好处。

再如，毛特别指出，党外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他的这种讲法更是讲得不够。就搞“资本主义”而言，当时他说，党外影响党内；如今则是，不仅党外影响党内，而且党内积极引导党外。

在所谓“发家致富”（发自己家致个人富）上，许多共产党干部已经走到了群众的前面，带头干起了他们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计不让他们干的事，并最终当成了他们的毛主席曾千方百计不许他们当的“走资派”。

只是其中一部份人，走得太快，干得太火，以致于干到了另一个极端上。过去，他们打地主，斗资本家，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竟比当年的一百个地主还要富，竟比当年的五十个资本家还要阔。

有这样一些家族：祖辈原是乡间小地主，父辈则为党内老干部，子孙辈成了国中大富豪。其父辈出身富家，即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后来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出身入死，最后做了“高干”。其子女承蒙荫庇，化公为私，遂成富豪。于是乎，这些家族走出了一条“曲线发家致富”的道路。

历史跟这些家族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也跟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并承受巨大牺牲来支持中共革命的老百姓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只是后者笑不出声来。

因此，毛泽东在1962年开会时的担心，不能完全说是杞人忧天。他当初所忧虑的那个天，如今真的塌下来，或正要塌下来。

同理，老人家在1976年临走时的担心，也不能完全说是庸人自扰。他当初最担心的那个人，也是他在历史上曾像炕烧饼一样翻过来复过去地加以关照的那个人，后来真的把他曾精心炮制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修正了，乃至否定了，并真的把他曾苦心经营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给改变颜色了，改变成红（政权）、黄（金钱）、黑（权钱交易）多彩颜色了。

注解：

(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1962.9.27）；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66页。

(2)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55─766页。

(3)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1─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