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六十年代，毛澤東對新中國文藝工作抱否定態度。十幾年後，其黨人對其否定也抱否定態度。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毛澤東"1963年和1964年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中對文藝工作的指責，不符合實際情況"。(1)

然而，後者對前者的否定也有不妥之處，把毛的指責概括為"不符合實際情況"這一說法本身也不符合實際情況。例如，毛所指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問題，就不是憑空想像的，而是有一些根據的。其夫人還為此作過數量分析，雖談不上精確，但談出了大致實情。薄一波在許多年後也承認，當時文藝界"確實存在着這樣那樣的缺點"，"反映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新劇目"，"與舞台上大量演出的基本原封不動的舊戲相比，還是顯得太少"。(2)因此，毛澤東當初之所以能把文藝界批評得無話可說，其間既有後者畏懼前者的因素，也有前者確實說到後者痛處的因素。

顯然，對於毛澤東的批評，很難用一兩句話予以斷評，必須從不同層面予以闡釋。

在評價層面上，毛的批評是過於嚴厲的，如斥責整個文藝界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並已跌到修正主義邊緣的說法，打擊面過寬，打擊力過重。─這一斥責已為中共中央所否定。在描述層面上，毛的批評是有些根據的，如揭示戲曲舞台上演的多為"古人"、"洋人"和"死人"，就不能說是捏造，就不能說是老人家在造謠。─這一揭示已為薄一波所確認。

在解釋層面上，毛的批評則是相當蒼白的，如偏重於指責文藝舞台上多為舊戲而鮮有新戲，卻很少去說明文藝舞台上為什麼會出現這般景象。─對此，無論中共中央還是薄一波均語焉不祥。

如果說毛對此有過解釋的話，那麼，他的解釋也只停留在這樣一個層面上，即新中國不得不接受國民黨留下來的各種文化人才，並讓他們繼續操持舊業，而這些人大多屬於難以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顯然，這一解釋既大而化之又亂扣帽子，不足以回答新中國文藝界為何難出新品尤其不出精品這一惱人問題。

歐陽修曾說，詩人往往因處境窮困而作出好詩，"殆窮者而後工也"；並且處境越窮則詩藝越精，"蓋愈窮則愈工"。（《梅聖俞詩集序》）

司馬遷也說，大凡古之名篇如《周易》、《春秋》、《國語》、《詩經》、《離騷》等，都是古之聖賢作於困境中的，傳世之作亦是發憤之作。太史公的《史記》也是如此，也是他作於刑辱之下的。（《報任安書》）

兩夫子說的是一個道理：苦難的經歷有助於成就偉大的作品。那麼，他們的這一文論能否適用於他們的那些後人呢？

二十世紀無疑是中國人民苦難叢生的世紀：

上半個世紀，中國人打了一場又一場戰爭，既同外國人打，又同本國人打，直打得血雨腥風；

下半個世紀，中國人搞了一場又一場運動，既搞經濟運動，又搞政治運動，竟搞得民不聊生。

若再將時間跨度縮小些看：

上半個世紀後二十幾年，中共黨人承受了人世間難以想象的苦難，走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掉了成千上萬顆腦袋；

下半個世紀前二十幾年，中共黨人製造了人世間難以想象的苦難，搞出中國史上的最大饑饉，釀成人類史上的最大文禍。

前一時期，最苦難者要數敢於反抗舊政權的人，尤其是那些拿起槍桿子的人；

後一時期，最苦難者要數敢於批評新政權的人，尤其是那些仍保持革命精神的中共黨人和那些仍保持獨立精神的知識份子。

依"窮而後工"說，這一世紀的深重苦難，應該有助於中國人更深刻地認識歷史、認識人生，進而有助於他們的文化人創製出相應的文化精品來，即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然而，就實際情況看，這個世紀的中國人雖承受了巨大的世間苦難，卻未獲得相應的文化回報，或者說"國家不幸詩家也不幸"，"窮"而後卻不"工"也。

人們僅在二三十年代前後時間裡，還多少能看到一些斑斕的文化色彩；一到四九年後，就幾乎看不到任何絢麗的文化景象，相反倒能看到許多極為醜陋的文化現象。尤其是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明星們，一到毛澤東治下就黯然失色了，就不再有什麼佳作問世了，致使他們的創作生涯呈虎頭蛇尾狀。

從中共黨人方面來說，至少應該創製出許多能反映他們如何歷盡艱險打天下的佳作來。

連一些外國作家都對此深信不疑，甚至躍躍欲試。埃德加．斯諾就曾對紅軍長徵發出感嘆："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3)實際上他自己就很想把它寫出來。

哈理森．索爾茲伯理記住了斯諾的感嘆，並打算由自己來做這件斯諾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情。他懷着極大的熱情去尋找這一寫作機會，並抱着極大的耐心去等待這一寫作機會，一直等到76歲高齡時，才獲准親臨紅軍長征的路線，並據此寫出一部美國版的長征史詩《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4)

魯迅先生也曾為陳賡將軍向他描述的紅軍業跡感動不已，並萌發創作衝動，想寫一個類似蘇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那樣的小說，但最終未能成稿。據知情者馮雪峰解釋，這主要是"由於他不熟悉紅軍及其戰鬥的實際情況，這很難使他造成創作所需要的真實感"。(5)

魯迅先生在此寫作上的進與退，似是表明這樣一種見解：若想真實感人地寫出中共黨人所走過的艱難歷程，就不僅要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寫作情趣，而且要有親身的革命經歷。換句話說，此事最好由中共黨內的那些既會舞文弄墨又有革命資歷的知識份子來做。

可是，在中共後來的人員構成中，這類知識份子最為匱乏。

這個黨原本就是由知識份子創立的，其後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高潮中以及在三十年代的抗日民族主義高潮中，又吸收過許多青年知識份子。很不幸，這個黨在其革命過程中損失最大的部份就是它的知識份子群體。這其中，既有被國民黨慘殺的--如方志敏、惲代英、瞿秋白、以及柔石、胡也頻，都被作為"共匪"處決了；也有被自己人冤殺的─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湘鄂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絕大部份知識份子黨員、以及中央蘇區和陝北蘇區中的一部分知識份子黨員，都被當作"AB團"清洗了（參見本書第25節）。

當革命成功時，這個黨里仍還活着的老資格知識份子黨員寥若晨星，並都成了職業官吏或職業政治家，主要從事那種十分功利且十分忙碌的工作，不大可能去搞那種身心均須處於自由狀態的創作活動。

他們所用言辭講求實用性，講求直截了當，以使平常百姓一聽就能明白。一部《鄧小平文選》的詞彙量，大體上不超過一本普通中學文化水平讀物的詞彙量。這種表達方式屬於普通的應用文體，很難歸為高雅的美文文體。

他們所能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十分匱乏，故而很難從容地進行創作活動，很難長久地盯着一個作品，琢磨它的方方面面。詩人元帥陳毅曾很想寫一個反映中共早期革命鬥爭的劇本，但一直苦於沒有時間，後來當眾向其上司周恩來抱怨此事。後者則當眾批准他一個"創作假"，一個只是說說而已的"創作假"。(6)說完話，陳還得要去忙他的副總理諸多事務，而只能在工作之餘偶發一下文墨之情，作一兩首詩詞，得一二言佳句。

做詩填詞，可說是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中的一道風景線。該群落中凡有才情者大都愛做此事。究其原因，無非兩條：一是詩言志方式多樣，既可暢快淋漓，也可吞吞吐吐，故比較適合中共高幹在黨內外鬥爭中時而豪放時而隱忍的心態；二是做詩無需大塊時間，車上馬背，飯後茶餘，即可哼哼然而成篇章，故比較適合這些忙忙碌碌者不時想偷出點空來宣泄一下文思才情的需要。

有點例外的是，曾由毛澤東大力提拔起來的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三大常委都很少做詩，至少在他們坐上高位後鮮見有詩。這或許是一種巧合，或許與他們都非常講究實際有關。前者說過"吃小虧占大便宜"的話，中者說過"有了權就有了一切"的話，後者則說過"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話。人過於實際，就與做詩無緣了。

至於那些資歷較淺但也經歷一段艱苦創業時期的知識份子黨員，大都在四十年代的"整風運動"中被整肅過思想，後又在1949年後的歷次運動中被觸及過靈魂。其中那些專職從事文藝創作的人，幾乎都被嚴加批判過，有的還被關進監獄裡。出自軍旅的解放軍作家是如此，出自城市的地下黨作家也是如此，前者如《保衛延安》的作者杜鵬程，後者如魯迅先生的許多弟子們。

毛澤東曾說，他的心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四九年前，前者不時向人們談起自己對先生的仰慕之意。四九年後，後者的諸多門人，從胡風到蕭軍等─均是先生在思想文化領域留下的嫡親骨血─個個挨整，以致於他們在四九年後的處境還不如他們在四九年前的處境。雖不能說他們蒙冤受屈都是出於毛本人的籌劃，但可斷定他們為人處事都不適合毛當政的時代。

大陸知識界傳有一句戲言：魯迅先生如果活得長久些，準是個大腕級"右派"。從此言中可看出人們對毛自我表白的那句話是很懷疑的：要麼你的心後來變得不與魯迅的心相通，要麼你的心本來就不與魯迅的心相通。

對於魯迅以及像魯迅這種類型的人，毛澤東可以做到遠而敬之，但不能做到近而聽之。他一坐上執政者位子就容不得那種嫉惡如仇且不平則鳴的知識份子。

馮雪峰是一個有着特殊身份的中共文人。他是魯迅的學生，也是魯迅晚年最為親近最為信賴的摯友之一，另外還是魯迅與毛澤東之間的思想聯繫人。

毛澤東曾通過馮雪峰了解魯迅先生。1933年底，馮雪峰從上海潛入江西蘇區，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毛屢屢找他談論魯迅，有一次見面就說："今夜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不談別的，只談魯迅。"(7)

魯迅先生也通過馮雪峰知曉毛澤東。1936年4月，馮雪峰又從陝北蘇區潛回上海，從事地下黨工作。他很快找到魯迅，向先生"談長征情況，談毛澤東做的黨內鬥爭和毛澤東的堅強性格。他說，'周先生的韌性戰鬥精神，後繼有人了  '"(8)

就在馮雪峰穿行於上海與蘇區間這段時期里，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屢受排斥打擊，魯迅則在思想文化界屢遭明槍暗劍；馮本人，在蘇區屬"毛派"的人，在上海為周氏知己。從這裡，一可看出，此時毛的處境與周的處境頗為相近；二可看出，馮在處世為人上絕非趨炎附勢之輩，其晚年遭遇更能說明這一點。

馮雪峰屬於中共內最為匱乏的那種既有卓越文才又有革命資歷的知識份子黨員。他既是詩人、作家、文學批評家，又是親身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故屬於那種能將紅軍長征業績寫成史詩般作品的最佳人選，很可能是唯一人選。

馮自己也十分清楚這一點。他曾以缺乏真實感為理由來替魯迅放棄寫紅軍小說進行辯護，但此次就無法以同樣理由來為自己推卸責任了。於是，他拿起筆開始了這一創作過程、這一漫長曲折且終無結果的創作過程。

1937年底，他請長假回義烏老家寫作，鄉居三年，數易其稿，寫成五十萬字文稿，定名《盧代之死》。1942年2月，他突然被捕入獄，遂將此稿失落。

新中國成立後，他重寫此稿，但在寫的同時接連遭遇厄運，1954年因《紅樓夢》研究問題被解除《文藝報》主編職務，1955年因"胡風事件"被迫檢查，1957年又因"右派問題"被開除出黨，最後不得不將第二次寫出的幾十萬字文稿鎖入箱中。

1961年，他被摘去"右派帽子"，於是翻出舊稿，準備寫完此書，以了卻心願。很快，他就被告知，像他這樣的"摘帽右派"不適宜寫作像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樣的重大革命題材。這一次，"他不再把這部稿子鎖回箱子，而把它投入熊熊爐火之中。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焚燒的不僅是文稿，也是他的心。""他的頭髮從兩鬢花白到滿頭皆白，仿佛在頃刻之間。"(9)

人們還可補充說：這把火燒掉的，不只是他個人的心血，還有中國工農紅軍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形象；這種獨特的藝術形象，由於這個獨特的藝術家的故去，而永久地失去了。

如今，人們只見老紅軍蕭峰留下的長征日記，不見老紅軍雪峰本應留下而終未留下的長征史詩；只見外國作家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不見中國作家寫的"長征─記憶猶新的故事"─《盧代之死》。

執政黨如此處置馮雪峰及其作品，實屬精神自戕行為，即自己毀棄自己通過遭受苦難而積聚起來的文化資源，使自己在經歷千辛萬苦後而不能獲得相應的文化回報、不能創製相應的文化精品。

當然，這不等於說該黨毫無文化精品可言。事實上，這個黨也產生過一些有較高文化水準的佳作，比如產生過像《毛澤東選集》（第1─4卷）和《毛澤東詩詞》（三十七首）這樣的佳作。

就《毛選》來說，雖有過於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但仍不失為一部文史哲兼達的名著。它是中國百年來一部最有政治實用價值的論說文文集，從中可清晰地看出中共由井岡山到中南海的發展軌跡。另外，它還是"五四"以來一部非常優秀的白話文文集，通俗易懂，清晰生動，比起毛澤東的老對手蔣介石的文章來，更有可讀性，更容易打動中國老百姓的心。

至於《毛詩》，魯迅先生曾稱其間有"山大王"氣(10)，即有霸氣，有草莽氣，或說是有一種怪異的雄渾之氣。此詩主不僅做了山裡的"大王"，而且做了國中的"大王"。其詩文自是雜呈綠林、秀才、王者諸般氣象，確為中國詩壇之尤物。

然而，毛澤東（包括為其文字潤色的人）的文化成就，在其黨內屬特殊現象，用曹孟德《短歌行》裡的話說，屬"月明星稀"現象：月兒太明亮了，致使周圍許多星星顯得模糊起來，其中一些星星完全看不見了。在中共思想文化的夜空中，人們常常只見皓月當空，不見群星燦爛，只知有《毛選》《毛詩》，不知有其他錦繡文章。

不過，這當空皓月，只是一輪孤寂的月亮，一輪帶着寒意的月亮，不能與星辰同輝，不能讓知識界感到溫暖。

註解

(1)引自《中共中央關於認真學習貫徹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精神的通知》，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第422頁。

(2)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22─1223頁

(3)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81頁。

(4)關於此書寫作情況，參見哈理森．索爾茲伯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文版自序》，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

(5)馮雪峰《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第94頁。

(6)參見冼濟華《周總理給陳毅創作假》，載《中國演員報》第52期。

(7)引自陳早春、萬家驥《馮雪峰評傳》，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頁。

(8)引自《胡風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頁。

(9)參見吳長華《馮雪峰評傳》第十、二十、二十一章，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版。

(10)參見：同(7)。

【57】

新中國文化藝術界，除有中共知識份子外，還有所謂"黨外知識份子"（毛澤東在60年代常常帶着情緒談起他們，稱之為舊社會留下來而新政權不得不接受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前者鮮有文化精品，後者能否予以補償呢？人們指望後者能做什麼呢？

若指望後者能很好地用藝術形式去反映中共黨人所承受過的苦難，似是難為了他們。這是要他們去做他們做不了的事，去做連魯迅先生也望而卻步的事。沈從文寫得了湘西風情，寫不了江西軍情；艾蕪寫得了南行記，寫不了長征記；老舍先生寫得了正紅旗下，寫不了太行山上。

若指望後者能很好地用藝術形式去反映中共黨人所製造出的苦難─也是他們中許多人所親身承受過的苦難，似也難為了他們。因為，他們既有作此創作的有利條件，也有作此創作的不利條件，兩相比較，後者更為重要些。

這些知識子無疑擁有許多可資創作的素材，擁有許多對苦難的直接體驗。

在毛澤東知識份子政策的關照下，他們大都有過十分坎坷的經歷，不是在此次運動中出問題，就是在下次運動中出問題，躲過了"反右"，躲不了"文革"。縱觀這些人走過的一生路程，就數在中南海紅太陽照耀下走過的這段路程最顯曲折，拐了許多個彎，每個拐彎處都有過一個揪心的故事。

有一個為筆者所熟識的藝術家，出身上海富家，早年同情革命，曾為中共地下黨秘密運送過紅色宣傳品；進入新社會後，歡天喜地，只覺得眼前一片陽光，無論做什麼事都有用不完的勁；到了1957年，睛空打雷，因出於好意給黨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繼而被扔進社會最底層，過了二十餘年暗無天日的生活；六零年在勞改農場中幾乎餓死，餓得他這位昔日上海各大飯店的常客竟成了老鼠和蛇的天敵，在地里幹活時只要抓住這些小動物就立刻活剝生吃；後來逃到新疆，與小偷乞丐為伍，破衣爛衫地流浪了十餘年。如今，藝術家已過上舒適的生活，但心中仍不能完全擺脫往日的陰影，白天歡聲笑語，晚上常做惡夢，尤其是冬夜被子蓋得不嚴時准做惡夢，夢中情節多是勞改隊裡的事，多是"隊長"又朝他吼了什麼的事。

除擁有可資創作的素材外，這些知識份子還擁有進行創作的技能。這是他們的強項。

與來自"解放區"的知識份子相比，出於"國統區"的知識份子受過更多的學術訓練，擁有更高的專業素質。胡喬木與季羨林為清華大學同級生，前者很早參加革命，後者一直經營學業。一個成了中共筆桿子，一個成了清華名教授。前者長於起草政治文件、整理首長文稿，後者長於鈎沉文化典籍，撰寫學術專論。

文學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像老舍、沈從文那樣的大手筆，在延安作家群中是看不見的。誠然，後者中也有一些文學稟賦較高的作家，但他們大都結局不好，如才子王實味被砍了腦袋，才女丁玲被打成"右派"。

有了感人的創作素材，有了精湛的創作技巧，還未必能創作出好作品來。作家們還需要有其它條件，就客觀方面說，還需要有一個較為寬鬆的創作環境；就主觀方面說，還需要有一種較為從容的創作心態。然而，就新中國文化界實際情況來說，這兩者都無從談起。

就創作環境而言，新中國的作家們大都缺乏能夠自由寫作、自由出版、自由評論的空間。他們必須不折不扣地接受執政黨領導，只能在後者嚴格劃定的圈子裡從事文藝創作活動，只能搞一種"鳥籠文學"或"鳥籠藝術"。

作家們，常常被要求去寫這一題材或那一題材--這些題材對於他們來說，很可能既不熟悉也不喜愛：

例如，常常被要求去寫那種歌功頌德的文章，去歌頌說一不二的執政黨是如何英明正確的、以及高高在上的毛主席是如何親切溫暖的--這對於那些原本有些傲骨的作家來說，是很難下筆的；

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寫那種階級鬥爭的故事，去編織這一撥人如何要置另一撥人於死地，以及另一撥人又如何反過來要置這一撥人於死地的情節─這對於那些生性溫文爾雅的作家來說，是很不適應的；

又如，常常被要求去寫那種非常表面化的題材，去描寫那種紅旗飛舞、群情激昂、豪言壯語不絕於耳的場面─這對於那些筆觸細膩、擅長刻劃人物內心世界的作家來說，是很感彆扭的；

稿子即便寫出來，也未必能夠出版，還須報送有關部門審查。這種審查主要不是依據藝術標準或學術標準，而是依據政治標準。一部書稿，不管有多高的藝術性或學術性，只要不能達到執政黨的政治要求，就不會獲准出版。

這種政治標準對於許多作家來說，尤其對於許多造詣很高的老作家來說，是很難達到的，甚至是不想達到的。於是，他們很少動筆了，即使動筆也很難寫出佳作了，並因而造成一種令執政黨十分尷尬的局面：新中國文化藝術成就在許多方面還趕不上舊中國文化藝術成就。並且，這種政治標準就其自身來說，是非常不確定的，是隨着執政黨內政治鬥爭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

小說《保衛延安》，因涉及彭德懷將軍指揮西北野戰軍的事跡，在廬山會議前被認為是好作品，在廬山會議後被定為"黑小說"，遂遭查封。

電影《燎原》，則因涉及劉少奇參與領導安源煤礦大罷工的事跡，在1966年前被認為是好作品，在1966年後被打成"黑影片"，遂遭禁演。

由此可見，這一政治標準從其骨子裡說，不過是一種極為庸俗的政治實用主義的代名詞而已，是隨着官場權勢的變化而變化的，就像是舊時官宦人家看門人臉上的那雙不時作仰上俯下翻動的勢利眼。

作品即便問世了，也未必能夠獲得公正評論。因為，文藝評論所依循的批評標準也要政治掛帥，也要以黨內鬥爭的需要為轉移，甚至要以某些權勢人物的臆想為轉移。

康生沒看過小說《劉志丹》，卻能夠憑猜測而斷定它是反黨的，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也沒看過此書，竟能夠帶着肯定的口氣念了康生寫的條子（這句話後來成了他名下的一條語錄），並就此發了一通議論：

"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個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府，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1)

從事創作活動需要有一個好的心境，既要有衝動的激情來奮筆疾書，又要有從容的心態來感悟評品。然而，這種心境對於新中國里的許多作家來說，僅是一種奢望，至少在1957年後僅是一種奢望。

或許在新中國紅旗的掩映下，他們的臉上常顯笑意，陪着對自己不大放心的執政黨笑，陪着識字不多的群眾笑，有時也為自己笑一笑─此次運動我總算過關了；但其內心是十分酸苦的，是欲哭無淚的，隱有愁痛，隱存羞愧。

接連不斷的整人運動，使得作家們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有所顧慮，甚至有所恐懼。昨日張作家犯錯誤了，今日李作家也犯錯誤了，明日或許就要輪到自己犯錯誤了，所以，從現在起就要格外小心，儘量不去碰那些有可能引起爭議而禍及自身的問題。

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發表後，受到許多好評。電影製片廠決定將它搬上銀幕，並請作者本人將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就在此時，有人指責小說宣揚"人性論"，宣揚"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這些說法在當時都是文藝工作者深感恐懼的"大帽子"。迫於壓力，作者在改編時不得不"把那些有可能涉及到'人性論'和'溫情主義'的地方刪的刪，改的改"。後來一些文藝工作者如趙丹等將電影與小說進行對照，深感失望，"認為電影不如小說，把小說中最感人的地方給刪去了  "，比如，影片拍到父親終於找到失散多年且無時不在想念的女兒時，竟沒有流出熱淚的鏡頭。(2)

許多作家在伏案創作中，不時停下筆來抬起頭，四下打量，看看那些拿着"帽子"提着"棍子"正盯着自己的好事者；隨後伏下身來抓起筆，塗塗改改，一直改到自以為人家抓不到話柄為止。作家如此創作，一是不可能集中精力，二是不可能堅持己見，故而很難創作出那種有着一以貫之的氣概和個性的佳作來。

在作家們內心中，除有受別人羞辱之苦外，還有受自我譴責之苦。他們中許多人都曾迫於壓力寫過所謂"觸及靈魂"的思想檢查，既痛罵自己，又揭發同仁，故使自己成了一個屈服於政治淫威的精神自首者或思想告密者。這些事對於那些傳統型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最有損他們的名節，最能使他們的內心隱隱作痛。

此外，一些有影響的名作家，還有擔負社會工作過多的煩惱。一位知識界朋友曾告訴筆者這樣一件事：

有一次，老舍先生去看望因被打成"右派"而避居京郊的王瑩。閒聊中，老舍先生竟羨慕起這位落難者來，說她多少還有一個清靜的地方，還有一個外界少有打擾的地方，不像自己擔任許多社會職務，將大量時間耗費在很不合自己性情的官場應酬上。

老舍先生所說的官場應酬，無非這樣一些事情：或是上傳下達，說上一些套話；或是迎來送往，陪上一些笑臉；或是讓一個很含蓄的人頻頻張口，高呼充滿革命激情的口號；或是讓一個很有思想的人屢屢舉手，贊成自己並不清楚的事情。

不過，執政黨讓老舍先生出來做這些事情，並非惡意，其間雖有為己所用之意，但也有厚待客卿之意。

對於大多數執政黨幹部來說，在官場中擔任一定級別的職務，既是自己獲得上級信任程度的標誌，也是自己獲得個人待遇水平的尺度，因而都比較看重職務、看重級別，品評人物少不了要談一下該同志在這方面的情況。即便在日常交談中，他們一說到自己有什麼樣的級別和享受什麼樣的待遇、以及他人有什麼樣的級別和享受什麼樣的待遇時，就立刻興致勃勃起來，眼睛也顯得更亮些。

不僅如此，他們還能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以為別人也像他們那樣考慮問題，於是給他們較看重的一些社會賢達也安個什麼職務，或為某某委員或為某某長，以示垂愛。

他們此舉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謂大恩大德，感激都來不及；但對於像老舍這種以寫作為生命的人來說，則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政府還信得過自己，憂的是自己將很難靜下心來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就舍公本心而言，最想做的事不會是當官，而是寫作，不會是要以官位顯於世，而是要以文名傳於世。事實也是如此，今天沒有多少人知道老舍先生當過什麼官，但也沒有多少人不知道老舍先生寫過《駱駝祥子》。

這種由執政者向清純學人授以官職的做法，有些類似貓兒想送兔兒可口食物，結果送了小魚兒。顯然，貓兒是出於好意的，是想與兔兒共享好事的，可問題是兔兒接受不了貓兒這番好意。小魚兒在這一方是美味佳餚，在那一方則難以下咽。

誠然，也有兔兒漸漸愛上了貓食勿寧說兔兒漸漸變成了貓兒的情況。有那麼一些步入官場的學者文人，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坐穩了官位，嘗到了甜頭，並且樂此不疲，一坐就坐到了一大把年紀還不想下來，還美其名曰：亦學亦官，亦雅亦俗。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亦此亦彼的人，再也做不了一流的學問，再也寫不出一流的佳作。

老舍先生善解人意，拉不下臉來拒絕執政者的好意，故而做了人家的應酬官；可老舍先生酷愛寫作，打心底里不喜歡官場上的事情，於是有了他在王瑩面前發的那一通牢騷話。

總之，中共黨人以其自身在建國前所承受的苦難和在建國後所製造的苦難，為新中國文化藝術界提供了最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中共黨人及其治下百姓，未能看到最上乘的文化產品。

這對於那些犧牲於苦難的人─無論是長眠於雪山草地的紅軍戰士，還是長眠於勞改農場的知識份子─來說，是非常遺憾的。

這對於那些活過了苦難的人─無論是革命戰爭中的倖存者，還是政治運動中的倖存者─來說，是非常尷尬的。

不過，最尷尬者，不是別人，而是最高執政者本人。因為，正是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的文化藝術界，既創製不出反映前一苦難的文化精品，也創製不出反映後一苦難的文化精品。前者是他本應該做成卻沒有做成的事，後者是他既不想做成也無法做成的事。

毛澤東尤為尷尬的是，他自以為提出了一條十分正確的文藝路線，他也清楚在這條十分正確的文藝路線下卻未能產生十分輝煌的文化成就。

可是，毛澤東並沒有因尷尬而自責、而自慚形穢，反倒是由尷尬而惱怒、而遷怒他人，憤憤然抱怨文化藝術界拿不出新作品來，總在那裡炒剩飯、"推陳出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中國死人，外國死人"。

問題在於，他除了抱怨失敗外，還應該抱怨失敗的原因，抱怨造成這一局面的真正責任者。抱怨者最應該被抱怨。

註解(1)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9.24）》，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2頁。

(2)周哲《周恩來和趙丹談文藝需要民主》，載《炎黃春秋》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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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上）

引言

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前半期，一方面搞四清運動，以整基層幹部；另一方面搞文藝批判運動，以整知識份子。

可是，就在這被整的基層幹部的上面，還坐着許多高級幹部；就在這被整的知識份子的後面，還站着許多黨中要人。此上面者曾庇護過其下面者，此後面者曾慫恿過其前面者。

因此，四清運動和文藝批判運動只要繼續向前推進，就不可避免地要觸及到這些坐在上面的人和這些站在後面的人，觸及到許多執政黨高層人士、許多中央大員。

這些中央大員多是位居"一線"的當權派，直接掌管着國家權力機關，直接統領着執政黨幹部隊伍。

顯然，"二線"上的毛澤東要扳到"一線"上的當權派，就不能採用常規的方法，不能依靠現成的權力體制和幹部隊伍，而只能採用非常規的方法，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58】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署名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

此序幕在一陣陣緊鑼密鼓聲中，展現了一幅濃墨重筆的文字討伐場景、勿寧說是文字"北伐"場景：一位出自上海的評論家傾其嚴辭厲語，以抨擊一位身居北京的劇作家、準確說是"客串"劇作家，即本為歷史學家和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先生。

此抨擊者與被抨擊者，都有不尋常背景：一個身後站着毛澤東，另一個身後則排列着彭真、鄧小平、劉少奇等人。前者為中央主席，雖於這一時期總愛在南方徘徊，不願回京城日日早朝，但仍貴為天子；後者均為中央大員，常駐北京，總攬日常黨務國務，掌有朝中諸多實權。

發表姚文元文章，可以說是"二線"毛澤東決心要討伐"一線"中央的一個前哨戰，或者說是前者在向後者發起政治總攻前所作的一番火力偵察，以試探北京方面將對此作出何種反應：是否會抵抗？若抵抗會抵抗到何種程度？

序幕本身場面不大，僅為一場筆墨官司；但就其已觸及到以及將觸及到的人和事來看，緊接其後的正劇將是大戲連台、高潮迭起，"好戲還在後頭"。

不過，在進入正劇前，應追溯一下此序幕何以發生的一些緣由。這戲外的事也是很有"戲"的。

令人有些詫異，不僅批判《海瑞罷官》的人受到過毛澤東的支持，而且創作《海瑞罷官》的人也受到過毛澤東的鼓動，儘管這種鼓動是間接的。無論批判者，還是被批判者，都能從老人家那裡找到自己之所以要那樣行事的依據。

1958年，毛澤東掛帥搞"大躍進"，搞出了假話大泛濫、牛皮吹上天的局面。後來，毛自己也覺察出問題來，於是號召人們講真話，並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抬出明朝海瑞作榜樣，要求黨員幹部們像海大人那樣講真話。

就最終結果看，毛此次號召黨員幹部講真話，與他此前號召知識份子向黨提意見如出一轍，又耍了一回"陽謀"：先是滿臉謙恭地勸人講話，後又陡然變色地以言治罪。

1957年，有人聽信他而說了真話，結果被打成"右派份子"。1959年，又有人聽信他而說了真話，結果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

在深受1959年"陽謀"之害的人中，最突出者要數彭德懷與吳晗兩人了。前為武將，後為文人；武將直言快語，文人編劇本講故事；直言者落難於當年內召開的"廬山會議"，編劇本者落難於數年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

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在講了"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的勇敢"的話後，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後者將此書長時間放於案前，"批閱文電之餘，便拿起仔細閱讀"。他上廬山進言時，"腦子裡是否想到了海瑞，人們不得而知，但是，他從毛澤東號召講真話，學海瑞中受到了鼓勵，則是可以肯定的。"(1)

八屆七中全會之後，胡喬木將毛澤東關於學海瑞號召告知吳晗，並鼓勵他寫這方面文章。很快，吳晗寫出《海瑞罵皇帝》一文，刊登在1959年6月26日《人民日報》上。不久，他又寫出《論海瑞》一文，刊登在9月17日《人民日報》上。後一篇文章由於發表在"廬山會議"後，故被加上一段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話，以示將海瑞罵皇帝與彭德懷罵毛澤東區別開來。後來應京劇表演家馬連良之請，歷史學家吳晗客串戲劇創作，七易其稿，終將海瑞故事編成一個劇本，並接受友人蔡希陶建議將劇名定為《海瑞罷官》。1961年初，該劇由北京京劇團在北京工人俱樂部禮堂正式上演。(2)

《海瑞罷官》上演數年後，毛夫人江青開始找人寫文章批判此劇。1965年初，她因在北京遭拒絕而向上海求助，獲積極響應。在柯慶施支持下，她與張春橋、姚文元籌劃此文，由姚執筆，十易其稿，寫成這一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名篇。

此時江青，既沒有很高的職位，僅為行政九級；也沒有顯赫的聲名，已沉寂幕後二十餘年；卻可以到上海灘呼風喚雨，並返轉直撲北京城。事後她在談到自己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時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3)

毛自己也承認這一點："這個攤子開始是江青他們搞的，當然事先也告訴過我"。(4)

他在另一處又說："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拿回去發表"。(5)

毛這兩處講法有些不同：一是事先被他人告之，一是事先由自己建議；但其間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文章寫出前他點了頭，二是文章寫出後他審閱過，並認為"基本可以"。

這篇為毛認可的文章，洋洋萬言，從歷史到現實，從藝術到政治，說了《海》劇許多不是。

其間說得最重的話，要數對劇中的"退田"情節與"平冤獄"情節的批判。姚將它們與六十年代初的"單幹風"和"翻案風"直接劃等號：

戲裡的"退田"，就是指現實中的"單幹"，就是"要求恢復個體經濟"，"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戲裡的"平冤獄"，就是指現實中的"翻案"，就是要為被打倒的階級敵人"抱不平"，"使他們再上台執政"；

"退田"與"平冤獄"，就是現實中"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

後來，康生又作了一個重要補充，即"把《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說這齣戲的'要害'是'罷官'。"(6)

康這一觀點立刻獲毛肯定："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7)

1965年12月21日，毛說了上述的話；可在此前9月23日，他曾當着彭德懷面說過這樣的話："也許真理在你那邊。"(8)

當時，中央分配彭德懷去西南地區抓國家戰略後方"大三線"建設。彭對此任命有顧慮，說自己是一個"犯了錯誤"的人，"說話沒有人聽，說錯了人家懷疑，說對了人家也懷疑。"(9)

對於彭的擔心，毛"斬釘截鐵"地表示："彭德懷同志去西南區，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10)

就在老人家表示這一"衷心誠意"同時，有兩樣工作正抓緊進行：

其一、中共中央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工作，仍準備"審查反革命，審查他們的反黨、裡通外國、搞顛覆活動"(11)

其二、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的炮製過程，正處於緊張運作階段。

關於姚文對《海瑞罷官》的責難，人們已作過許多反駁，其中一個反駁就是認為姚文元對《海》劇的責難，存在着一個"顯而易見的漏洞"，就是為了混淆事實而顛倒了時間過程(12)：

吳晗創作《海》劇是在1961年前，而所謂有人刮"單幹風"、"翻案風"則在1961年後；

吳晗發表《海瑞罵皇帝》一文是在1959年6月16日，而彭德懷上書毛澤東則在7月14日；

吳晗發表《論海瑞》一文雖是在廬山會議後9月17日，但已加寫批判文字，以"與彭德懷同志'假冒'海瑞問題劃清界限"。

不過，就實際情況看，姚文元對《海》劇的責難，雖有許多強拉硬扯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無中生有的。

因為，一個劇本，不僅有它的文本意義，姑且把這看成是作者在創作時原本設想出的意義，而且有它的解讀意義，姑且把這看作是讀者在閱讀時以自身理解方式領悟出的意義。

用接受美學的話說，這後一方面意義，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作品進行再創作而獲得的意義，既包括作者在進行一度創作時所設想出的某些意義，也包括讀者在進行二度創作時所聯想出的許許多多意義。

同理，在《海》劇創作時，吳晗先生或許沒有想到太多問題，至少沒有想到後來才發生的那些問題，如刮"單幹風"、"翻案風"等問題；但在《海》劇發表和上演後，讀者和觀眾就會由此而聯想到許許多多的問題、許許多多吳晗先生始料不及的問題。

特別是那些對"大躍進"實際後果有了一定認識的人，在看到《海瑞罷官》這齣戲時，很難不將它與現實聯繫起來。因為，戲中的一些情節與現實中的一些情況確有相似之處：

1958年，毛澤東頭腦發燒成了"昏君"，是無疑的；

1959年，毛澤東遇到海瑞式的直言大臣，是無疑的；

其後，他拒納忠言且又"廷杖"忠臣，也是無疑的；

結果，他一意孤行，搞得民生凋敝、國力衰微，更是無疑的；

1961年至1962年，毛澤東又遇上一批大臣進言，要求他改弦更張：一是分田承包，二是平反冤案，也都是無疑的；

1962年及其以後，毛澤東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還倒打一耙：狠批"單幹風"、"翻案風"，又都是無疑的。

對於毛澤東這些倒行逆施，廣大老百姓不太清楚，但有兩種人是心中有些數的。這兩種人分別為一部份中共高幹和一部份知識份子，前者了解實情，後者眼光敏銳。當這兩種人在看到《海瑞罷官》中的那些與現實頗為相似的情節時，不免會作出些古今聯想，不免會生出許多怨氣。

其中最有代表性人物，要數吳晗同事也是"三家村"村長鄧拓先生了。此公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後任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書記，既是中共高幹又是知識份子，既了解實情又擅長分析，並且既敢於講話又善於講話。他在六十年代初，也就是在《海瑞罷官》劇目上演前後時間裡，寫出了許多雜文，以諷喻手法針砭時政，甚至針砭老人家本人(13)。

如在雜文《專治"健忘症"》中，他對那種"自食其言"、"言而無信"、"喜怒無常"的人作了十分辛辣的嘲諷。那麼當時誰是國中最不講信義者呢？深知"陽謀"厲害的知識份子對於這一問題是不難作出回答的。鄧本人正是在"反右"運動中不為毛看好而被撤去《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的。

如在雜文《"偉大的空話"》中，他又奉勸那種愛說諸如"東風"、"西風"之類大話的人儘早去"休息"。在當時該休息卻未休息且又大話連天的人中，最突出者恐怕也要數那位說是退居"二線"卻總在干預"一線"的老人家了。

像鄧拓這種很愛做借古諷今文章的人，在看《海瑞罷官》時，很難想象他不會從這古代的事上聯想到今日的事上，尤其當這兩者很相似時，就更難想象他不會在為古人喝采時有意拖着長長的尾音。

即便就吳晗本人來說，也很難做到在其創作中只想劇中情節而不想劇外諸事。

他寫作《海瑞罷官》時，正值1960年大饑荒，農村中有大批人餓死，城市裡也有許多人因營養嚴重不良而全身浮腫，作者自己也不會吃得很飽。當時中央首長都限量吃飯，他這位省市級幹部就更是如此了。

面對此景此況，熟知明史的吳先生，很可能會想起海瑞時的那句民怨：嘉靖嘉靖，家家淨也；很可能會將這句古話同眼前現實聯繫起來：時下的中國，豈不也是"家家淨也"嗎？就鄉村而言，過去除有貧農外，還有一些中農和富農，如今就只剩下清一色貧農了。

同樣道理，毛澤東作為讀者或觀眾，也會按自身理解方式來領悟《海瑞罷官》這齣古裝劇，也會由此而作古今聯想。

事實上，他也更容易作這種聯想。因為他本人就是當今國家的最高執政者，就是這些年來許多重大事件的直接當事人或直接責任者，因此他對於這借古諷今事，自會比別人更敏感、更容易生出疑心。

他本來就以為，"單幹風"和"翻案風"是衝着他來的，如今又發現，《海》劇中既有"退田"情節又有"平冤獄"情節，故很容易警覺起來：這齣戲究竟要幹什麼？

即使他本人沒有覺察出什麼來，但只要有人從旁稍作點撥或稍發讒言，他就會十二分認真地去揣測它乃至信以為真。康生對他說《海》劇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他聽後即信之，並當作自己的看法說給手下的那些筆桿子們聽，於是乎有了戚本禹文章的發表。戚文說："《海瑞罷官》實際上是借着古人的軀殼，為一小撮被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鳴冤叫屈"。(14)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專制統治者都有許多相似處，比如，大都剛愎自用、文過飾非且又坑害忠良。與此相應，凡是抨擊專制統治者的作品或凡是歌頌其反面骨鯁忠臣的作品，也都有着較多的象徵意義或較寬的打擊幅度。比如某一作品中的某些罵皇帝的話，既可用在李皇帝身上，也可用在趙皇帝身上；既可用來直諷已死去的皇帝，也可用來影射正活着的皇帝。

因此，這類作品的解讀意義十分寬泛，可被不同的人解讀出不同的意義。

老百姓方面，在觀此類作品時，很可能是會心會意的：如果當朝者是個賢君，那麼這作品與他無干係；如果當朝者是個昏君，那麼這作品罵的就是他。

統治者方面，特別是那些實行苛政的統治者們，在觀此類作品時，則可能是疑神疑鬼的：總覺着作品中那些罵人話是對着自己說的，總喜歡在那裡搞"對號入座"。

毛澤東就常常愛搞"對號入座"，常常自比秦始皇，並因此而很不喜歡那些痛罵這個暴君的作品，到了晚年還掀起一場"評法批儒"運動，其間翻出郭沫若早年著作《十批判書》，指責它"尊孔反法"、"大罵秦始皇"，並寫詩作評，譏之"不是好文章"。

簡言之，上演後的《海瑞罷官》所具有的意義，不限於作者在創作時所設想的意義，還包括觀眾在審視時所領悟的意義；而在這後者中，無論是贊成它的人所要肯定的東西，還是反對它的人所要否定的東西，都不全是作者原本想提供的東西，都有可能是觀眾自以為是的東西，並都有可能對應着現實中某些真實的東西。因此，姚文元對《海瑞罷官》意義所作的許多非難性發掘，若都被安在作者頭上，都被說成是吳晗蓄意表達的，則是十分冤枉的；但若都被當作無稽之談，都被說成是沒有事實背景的，則是十分片面的。

"文革"後一些為吳晗鳴冤的文章，為了證明吳晗的無辜以及姚文元的無理，往往將前者的古裝劇作說成與現實政治沒有多少關係，以顯得吳晗是非常意外地被捲入到一場政治漩渦中去的；同時將後者對前者的許多指責都說成是憑空捏造的。

顯然，這種辯護又走上另一個極端，也是言過其實的。

較老到的政治家在實施重大舉措時，很少去硬造形勢，而多是想藉助某種已有形勢，多是想做一做借題發揮的文章，並為此而努力尋找那種確實能藉以發揮的話題，那種說起來能讓人覺着很像是回事的話題。

毛澤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而從批判《海瑞罷官》入手，應該說是找到了那種確實能藉以發揮的話題。在這個話題中，無疑有一些虛構的東西，但也有一些非虛構的東西、一些與當時中國政治實情很相似的東西。這就如同他後來發動群眾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樣，其間固然有蠱惑人心的一面，但也有確實抓住當時群眾心中業已存在的反官僚主義情緒的一面。晚年毛澤東的政治運作能力雖已嚴重退化，但還沒有退化到顛三倒四、胡言亂語的地步。

不過，毛澤東從《海瑞罷官》中所抓住的那些非虛構的東西，並不都是作者原本設想出來的東西，而有相當一部份是包括毛在內的諸多讀者後來解讀出來的東西，故不應該讓吳晗為自己作品的解讀意義負完全責任，至少不應該讓他為此負刑法責任。

然而，毛澤東的專政機關就讓吳晗為此負了這樣的責任：將他捕入獄中，摧殘致死；並株連親屬，將其妻其女也捕入獄中，致使母女兩人也像其夫其父一樣，都未能活着走出牢門。

註解

(1)引自王焰等編《彭德懷傳》，第589頁；參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031頁。

(2)參見於伶、子真《吳晗和<海瑞罷官>》，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年紀實》第二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頁。

(3)《江青同志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8─39頁。

(4)毛澤東《和卡博、巴盧庫同志談話（1967.2.3）》，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92─493頁。

(5)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講話（1967.5）》，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97頁。

(6)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32頁。

(7)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5.12.21）》，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393頁。

(8)引自《毛主席與彭德懷的談話摘錄（1965.9.23）》，載《彭德懷自述．附錄二》，第288─289頁。

(9)引自王焰等編《彭德懷傳》，第696頁。

(10)引自：同(9)，第698頁。

(11)引自：同(9)，第700頁。

(12)引自：同(2)，第2─6頁。

(13)在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期間，鄧拓先後為《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專欄寫了150餘篇雜文，為《前線》雜誌的《三家村札記》專欄寫了18篇雜文。這些雜文大都從現實問題入手，旁徵博引，評品人物，諷喻時政。

(14)戚本禹《<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1966.1.15)》，載《人民日報》1966年4月2日。

【59】

吳晗的《海瑞罷官》，作為一個被用作借題發揮的話題，不只是一個說起來很像是有那麼回事的話題，即有一定事實背景；而且是一個可由此引發其他許多話題的話題，即有較大語義拓展空間。

在對它的批判中，毛澤東真正看重的，不是吳晗這個人這個劇本，而是由此人此劇所能引發出來的那些東西，其中最突出者，要數"一線"中央對他的節節抵制，以及他對這些抵制的逐次摧毀。

最初的抵制：北京方面對姚文的發表不予理睬。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中央暨北京市各大報刊均不作轉載不加評論達十八天之久。當時"各報刊多次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讓轉載。彭真同志還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哪裡去了'。"(1)

在此期間，毛澤東見北京湖南兩地報刊拒載姚文，便指示上海方面將此文印成小冊子發行全國，但"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北京新華書店奉命對"徵購通知"不予答覆。(2)

繼而的抵制："一線"中央對姚文掀起的批判運動進行限制。

在毛澤東持續壓力下，"一線"中央不得不作退卻，同意首都各大報刊轉載姚文。《北京日報》、《解放軍報》於11月29日轉載，《人民日報》於11月30日轉載，《光明日報》於12月2日轉載。

不過，這些大員們雖已後撤，但未一撤到底，仍在後撤過程中不斷築起防線，以作逐次抵抗。他們雖同意刊載批判《海》劇文章，但不同意將這一批判提升為政治討伐，竭力想把它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內。

《人民日報》在轉載姚文時，特意置於《學術研究》欄內，並加上一段經周恩來和彭真審定的"編者按"，闡述"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這個"方針"，既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什麼，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什麼，只是表明一種如有問題儘管討論的態度、一種各方主張都予寬容的態度。

《北京日報》和《前線》雜誌12月12日發表鄧拓一篇署名為向陽生的文章《從<海瑞罷官>到道德繼承論》，側重從學術研究角度來批評吳晗劇本，試圖把許多針對它的指責從政治批判上拉回到學術討論中。鄧拓這篇文章是在彭真親自過問下撰寫的，是經北京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的。

再次的抵制：彭真等人對所謂"要害是罷官"的說法予以辯駁。

12月22日，毛澤東在同彭真、康生等人談話時，強調《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廬山會議"翻案。彭真當即作出說明：根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關係。次日，彭真在單獨求見毛澤東時，又就上述問題作出說明。彭一再申辯使毛不得不置緩詞：吳晗問題兩個月後再做政治結論。(3)

12月27日，《北京日報》發表吳晗文章《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12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此文。吳晗在作自我批評同時，詳盡敘述了《海瑞罷官》的創作意圖和創作過程，試圖說明此劇與"單幹風"、"翻案風"無關。作者還特意點出此劇是在《論海瑞》一文基礎上寫成的，而此文已明確寫有批判"廬山會議"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話了。

1966年1月中旬，戚本禹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和關鋒林傑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均被送審中宣部。這些文章都堅持毛的觀點，即《海》劇的實質在於為一小撮被罷官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鳴冤叫屈"，在於"配合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中宣部以給吳晗做政治結論尚早為由，將這些文章扣住不發，直到毛親自出面干涉為止。前後長達兩個半月之久。

最後的抵制："一線"大員擬定"五人小組匯報提綱"，以作為政策性文件來規範日漸失控的文化批判運動。

1964夏，由毛澤東提議，經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組員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五人小組"可以說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中央一線"。

姚文元文章一發表就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引起思想混亂。人們很難理解一個普通評論家竟能夠直接點名批判一位首都副市長，或一篇戲劇評論竟能夠上綱上線地談出那麼多重大事件來。人們搞不清楚這場運動究竟要幹什麼，不知它還會整出什麼樣的人物，還會生出什麼樣的是非。知識份子尤其那些既有見識也有經驗的知識份子，憂心忡忡且又思緒紛紛。

鑑於這種情況，北京大員們試圖訂出一些規矩來，以使人們在作出言談舉止時有所依循，進而消除已瀰漫在許多人心中的不確定感。這也是他們必須要做的事。任何權力體制都要求維持一定秩序，以能夠為權力擁有者帶來安全和為權力運作者帶來效率；作為中共權力體制"一線"領導，自然負有維持治下秩序的職責，至少此時還負有這種的職責。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着手為如何開展這場運動制定具體規定，以將它納入"一線"中央所能控制的範圍內。

彭真在會上指出，已經查明吳晗與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不要談《海瑞罷官》政治問題；此次運動要堅持"放"的方針，要讓大家說話；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風，不要當學閥。康生在會上持相反意見，認為應該談《海瑞罷官》要害，談吳晗政治問題，並指責有人搜集左派材料。(4)

2月4日，根據彭真指示，列席會議者許立群和姚溱起草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亦稱《二月提綱》），強調此次運動，要"讓各種不同意見（包括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都充份地放出來"；"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有破有立（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5)

2月5日，許姚起草件經彭真修改後提交中常會討論，獲得通過，但還不算最後通過，還須報請那位滯留南方不歸的老人家認可。

2月8日，彭真率陸定一、許立群等人專程赴武漢向毛澤東匯報。在匯報過程中，毛沒有表明反對態度，但說了一些帶有傾向性的話。當談到左派也要整風時，毛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當匯報者反映左派文人關鋒也寫過有問題雜文時，毛答道："寫點雜文有什麼關係"，"何明（即關鋒）的文章我早就看過，還不錯。"另外，毛兩次問道：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總的說來，老人家沒有否決《提綱》。(6)

2月12日，《匯報提綱》由彭真授意加寫批語，經鄧小平簽發，作為中央文件下達，以指導各地運動。

可見，作為意識形態領域"一線"大員，彭真與陸定一等人曾經擁有相當份量的合法權力，並能運用這種權力對毛進行相當有力的合法抵制。在姚文元文章發表後一段時間裡，他們能夠控制中央報刊以遲滯這場文化批判運動的勢頭，能夠召集中央會議以談出不同於毛澤東想法的東西，能夠批發中央文件以下達他們自己認為合適的指令，甚至能夠打着中央旗號以貶斥毛澤東直接支持的人和事。

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曾請示北京方面，《提綱》中談到的"學閥"是否有所指。彭真責成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代以回話：就說我彭真說的，第一，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Ｑ，誰頭上有瘡疤就是誰；第二，問上海發姚文元文章為什麼不跟中宣部打個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7)

彭真如此回話，已近乎鋒芒畢露，以至於張春橋在被告知時當即作出判斷："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8)

尤其彭後一句話，表面上是對上海市委的批評，骨子裡是發毛澤東的牢騷。

彭真等人不會不明白，沒有極其強硬的後台，無論如何姚文元也不敢撰寫公然挑鬥北京方面的文章，上海市委也不敢批准發表這樣的文章。他們剛開始時或許不太清楚姚文的背景，但稍候時日就一定清楚此文後面的來頭究竟有多大。從他們很不贊成此文又不得不同意轉載此文這件事本身就可看出，他們受到了一個比他們所有人都更有權力的人的壓力。

這些大員心裡很清楚，這種非黨性舉動的根子出在誰身上，但又不能直接說穿他，至少不能直接斥責他，於是，只好拿名義上仍屬中央"一線"管轄的上海市委作話頭旁敲側擊，明里指責上海市委不講黨性，暗裡抱怨老人家身為黨的主席卻不按黨的規矩行事。

註解

(1)引自《5．16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5頁。

(2)參見：同(1)；參見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談話（1967.5）》，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98頁。

(3)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35頁；參見：同(1)，第6頁。

(4)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36頁；參見：同(1)，第8頁。

(5)《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1966.2.7）》，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611─613頁。

(6)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37頁；參見：同(1)，第8─9頁。

(7)參見：同(1)，第9─10頁；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23─624頁。

(8)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24頁。

【60】

以往人們在談論"文革"初始階段時，大都對毛澤東如何發動攻勢這一方面談得較多，而對中央"一線"如何作出抵制這另一方面談得較少，尤其對這些抵制所具有的意義未能給予應有的闡釋，致使後者顯得十分消極被動，似是懵懵懂懂地挨了整、受了冤枉。

這種談法僅突出了這個階段一頭一尾的情況，即誰挑起衝突和誰贏得衝突的情況，而淡化了這一頭與這一尾之間的情況，即你來挑戰我作回應這一衝突本身的情況。事實上，中央"一線"大員尤其那些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大員，對於毛髮起的批判運動，並非消極被動，而是作了相當有力的抵制，至少作了能夠大大激怒老人家的抵制。

毛澤東發動文化批判，並非自批《海瑞罷官》始，但因發動文化批判而遭遇中央"一線"強烈反彈，確是自這一批判始。這其間，不僅有前者為什麼要選擇《海瑞罷官》來大加批判的問題，而且有後者為什麼也相應地要抓住這一批判予以強烈反彈的問題。

概略地說，這一批判迅速地激化了中共高層原本就隱有的許多重大分歧和許多非毛化情緒，並使它們浮上檯面。

例如，對吳晗大加批判，自然涉及執政黨究竟怎樣對待知識份子、怎樣評價"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等問題；

又如，把《海瑞罷官》說成為彭德懷翻案，自然涉及中共高層在事隔數年後究竟怎樣看待廬山會議、怎樣評價"大躍進"等問題。

在這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中共高層人士並非完全贊成毛的做法，其中一些人士甚至還想糾正毛的做法。

老人家對知識份子向來評價不高，尤其對文化教育界知識份子一直抱着不認同態度，以至說出這樣的話："資產階級掌握文化、藝術、教育、學術，可頑固啊！儘是他們的人，我們的人很少。"(1)

另一些中共領導人如周恩來、陳毅等，則對知識份子持基本肯定態度，常常替他們說一些公道話。

1956年1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關於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作過一個主題報告，對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群體作了一個基本估計：

積極擁護共產黨的進步份子約占百份之四十左右，

一般擁護共產黨的中間份子約占百份之四十左右，

缺乏政治覺悟的落後份子約占百份之十幾，

各種反動份子約占百份之幾。

即是說，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是擁護執政黨的，理應為執政黨所信任。(2)

1961年6月，周恩來又就知識份子問題發表講話，承認"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民主作風不夠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搞"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先給人家言論定個框子，然後根據框子去抓辮子，抓住辮子就從政治上去戴帽子，從組織上去打棍子，從歷史上去挖根子。(3)

周這些話顯然是在為知識份子這些年來遭遇鳴不平。自他1956年作那次報告到他當下作此次講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經歷了"反右派"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這些運動有一共同點，就是以言治罪，就是先讓人們發表意見後讓他們飽受"五子登科"之苦。

1962年，周又頻頻談到知識份子問題，既向他們表示敬意，又向他們表示歉意。3月2日，周在廣州向出席全國科學工作會議者和出席全國戲劇創作會議者作報告，開口便是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這幾年來，大家生活工作都很苦，甚至精神上也不愉快，但仍做出顯着成績。我特別要向你們致敬。(4)

他的這個敬辭帶着苦味，有些感人，尤其對於那些餓過肚子挨過整仍努力工作的知識份子來說，當屬很體己的話了。

周還特別談了如何善待知識份子六個問題：一是要信任他們，二是要幫助他們，三是要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四是要解決他們的問題，五是要承認我們有錯誤，六是要改正我們的錯誤。這第六條只要毛還在台上便不可能做到，但這第五條若就周個人來說便已當場做到："過去對同志們批評錯了的、多了的、過了的，應該道歉。黨內我已道過歉，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再作個總的道歉。"(5)

周這些講話對知識份子有理解、有肯定，後面講話還有同情、有歉意。不過，執政黨總理身份又難為了他，使他在講話時不得不搞一點"左"與"右"的平衡，既為知識份子說了一些公道話，也不忘為"反右"鬥爭說上幾句捧場話：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進攻，證證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階級鬥爭的面也許縮小了，但有時鬥爭還會很尖銳。"(6)

周恩來的副手陳毅則要爽快得多。1962年3月，陳在一次關於知識份子問題講話中，不提一句"反右鬥爭"，卻發了一通"右派言論"。(7)

1962年3月，在一次關於知識份子問題講話中，陳毅開口便道："我想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有氣，今天要來出出氣。"

這位掛着元帥銜的副總理，性格豪爽且才華橫溢，一旦想出氣就能出它個酣暢淋漓且聲情並茂：

"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驗，尤其是這幾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帶來的考驗，還是不抱怨，還是願意跟着我們走，還是對共產黨不喪失信心，這至少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十年八年還不能考驗一個人，十年八年還不能鑑別一個人，共產黨也太沒有眼光了！"

如果說經過十二年改造，他們還全部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等於說我們共產黨十二年來的領導是不行的，等於自己宣布自己破產--共產黨你有什麼本事呀！"

我們把人家的住房、吃飯、穿衣都包下來，"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嗎？"還不如資產階級高明。

"有一個網，我可以漏網求生，沒有個網，到處都是網，你哪裡能夠生吶！（笑聲）是呀，無網之網，大網也，網死人啦，網哉！網哉！（大笑）這個不好，今天我是出這個氣。"

陳還對知識份子整體狀況作了一個基本判斷：絕大多數者是擁護執政黨的，是熱愛祖國的；絕大多數者是有一定水平的，是可以為我們服務的；他們是"人民的知識份子"，"社會主義的科學家"、"腦力勞動者"、國家"主人翁"。

他特別談到，文學藝術方面知識份子從"五四"起就基本上站在人民一邊了，在建國後就更是如此了；可有些人還將他們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不符合實際，傷人太甚嘛！"

他接着指出，"我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作風不改，危險得很！"形勢已很嚴重，"嚴重到大家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不講話，嚴重到大家只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

比如，他們明明知道你修的水庫不科學，過兩年就要報廢，就要動員人去挖掉它、炸掉它，但不敢講話；明明知道你畝產萬斤水稻違反科學常識，但不敢講話；因為，"一講就說我們保守，就說我們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我們只好不講"。

那麼，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責任在誰身上呢？

陳認為，不能對黨員幹部和知識份子"各打五十大板"，而應"勸所有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這方面要進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評"。

陳進而指出，就黨自身來說，主要責任不在下邊而在上邊，因為這些運動是由中央發動的，故"首先要中央負責，不能首先責怪做實際工作的同志。"

陳身為國務院副總理，主辦外交事務，兼管科學文教工作，故而能就執政黨知識份子政策說上一些話。如在1956年1月，他直接參與討論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報告草案。如在此次會議上，他既以知情者身份披露：中央從來就沒有做過決定要審查文藝作品；又以領導者身份表態："思想改造是長期的、細緻的工作，以後不採取搞運動的方式。"當然，這個表態只反映他陳副總理想法，至於執政黨以後搞不搞運動則要由那位黨主席說了算。

有趣的是，陳毅兼管知識份子問題，卻沒有直接參加五十年代那兩場反"右"鬥爭，因而比較乾淨。1957年，他因患有心血系統疾病而離職修養。1959年，他又奉命看守國務院而未上廬山。

然而，這並不能減輕這位副總理的內心自責感。他在此會上十分動情地說，應該給廣大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脫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說着說着就站起身來向全場知識份子深深鞠了一躬。

陳毅這番講話因十分誠懇且十分生動而獲六十餘次掌聲和笑聲。

不過，陳很清楚，他的這些言談雖能贏得知識份子喝采，卻不合乎某一些人口味，故而自嘲為"右派言論"。事後，也確有人髮指示，不許傳達這個講話；也確有人說怪話：要不是看見文件上寫明陳毅，還以為是"右派份子"講話呢！(8)

陳還想明確告訴人們，他的這些"右派言論"，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而是鄭重作出的，故在暢言之後申明兩點：

一、"我今天講這些話，是經過考慮的，是比較有把握的，不是完全有把握"；

二、"這是中央的方針，我參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擴大會，我才敢講"。

陳上述申明將其講話的個性和黨性都作了交待：話是我考慮好說的，也是合乎中央方針或七千人大會精神的；其間既表明我陳毅個人態度，也反映中央多數人意願。

顯然，陳毅講話不完全屬於他個人行為。他告訴與會者，他曾把"講話的大體意思"預先向總理講過，並獲得總理贊成。陳毅講話可以說是反映了許多中共高層人物的一種共識，即執政黨要記取教訓，不要再像以住那樣整知識份子了，而應信任他們、善待他們，充份發揮他們的聰明才幹。

僅隔數年，毛澤東又來支持姚文元發文章，點名批判一位明史專家，並欲將這一批判推及整個知識界，故不能不觸發中共高層內原本就隱有的積怨。正像陳毅1962年講話一樣，彭真等人採取抵制姚文元文章和保護吳晗的舉動，也不完全屬於他們個人行為，也可以說是反映了許多中央一線大員的一種共識，一種在如何對待知識份子問題上的共識。

彭真等人此次對這一共識的表露或說對這場運動的抵制是有一些特點的：

一是力圖按組織程序辦事，儘可能地發揮自己占據"一線"的優勢，運用手中合法權力，監控官方傳媒，頒發中央文件，以將此次批判運動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內。

二是試圖借毛澤東自己說過的話來警誡此次運動。《二月提綱》在談到此次運動方針時，第一句話就是："堅持毛澤東同志1957年3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在此之前，彭真已多次談到"放"的問題，由他授意寫出的《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編者按"就以此為主要話題。

在毛的那篇講話中，所謂"放"的方針，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但是發展科學藝術的好方法，而且是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因為它"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

"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

"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

"知識份子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問題，對於思想問題採取粗暴的方法，壓制的辦法，那是有害無益的"。(9)

1957年3月12日，毛講了關於"放"的話；到了6月8日，他又為執政黨中央起草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此公話音落下不足三月就開始大食其言了，對知識份子說是"放"實是"收"，說是"說服"實是"壓服"、甚至"一棍子打死"，最後打出了數十萬被徹底剝奪發言權的"右派份子"。

毛這篇講話，若僅就字面看，單純得很，明亮得很，似在顯示一種雍容大度的氣概，似在表明他毛澤東也想附庸風雅一下，學一學史上賢君，搞一搞"兼聽則明"；若再將此言與此人稍後實際所為參照起來看，就複雜得多了，也陰暗得多了，使人覺着此公氣量狹小卻又故作大度，害得治下臣民不知如何進退是好，先是遵旨進言，後又因言獲罪。

可見，毛這篇講話有兩重意義：一是就其字面來說的直陳意義，二是對那些親眼看過這由其言到其行過程的人來說的解讀意義。前者好比是一篇發表在商品上市前的廣告詞所產生的效應，後者好比是人們在看到假冒偽劣商品後再來評品那篇廣告詞時所生出的感受。前者僅觸及人的耳目，後者則發自人的內心。

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彭真等人為什麼要跳過毛澤東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階級鬥爭問題的講話，並又跳過此人在1957年夏季所寫的關於反擊右派的文獻，而單單挑出他在1957年春所作的這篇講話，更準確地說單單挑出這篇講話中的"第七點"，來作為《二月提綱》立論的主要依據，作為中央一線藉以限制此次運動的一種權威性說法。其間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篇講話所具有的解讀意義至少可以警誡兩方面人：

一是警誡毛澤東，不要再做那種出爾反爾的事了；

二是警誡知識份子，不要再上那種"引蛇出洞"的當了。

就實際效果看，前一警誡未能夠奏效，未能夠阻止毛澤東繼續搞他的政治運動，後一警誡倒起了作用，致使許多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親身經歷過1957年"反右"運動的知識份子，真以為"文革"初期批判運動又是一次"鳴放"，又是一次"陽謀"，故紛紛採取保守立場，甚至還當了一回"保皇派"。

不過，他們此次還是站錯了隊，還是站到了毛主席正對面的那個隊伍里。說是"保皇"，實是保中央"一線"，保毛決意要搞掉的那些中央大員。他們1957年因進言而犯錯誤，1966年又因退守而再犯錯誤，進也不得要領，退也不得要領，當好老人家的子民實在不容易。

此外，彭真等人之所以挑出毛這篇講話作為《二月提綱》依據，還有一層"撥亂反正"用意。1949年後，執政黨知識份子政策前後不一致，"反右"運動前相對寬鬆（儘管已發生"批胡風"等運動），"反右"運動後過於苛刻。彭真等人此次重新提出並大加肯定毛在1957年3月所講的那次話，而把他在此之後所說的許多話晾於一邊，從而顯示他們贊成前期政策而不認同後期政策，並試圖從後者這裡回到前者那裡。

關於如何看待"大躍進"和"廬山會議"問題，早在七千人大會上就有許多中共大員持保留乃至批評態度（參見本書第29─32節）。

劉少奇在談到"大躍進"錯誤時，一方面說不是路線性質的，一方面又說要過五年或十年才能做結論；在談到廬山會議時，一方面明顯加重對彭德懷個人的批判，一方面又暗暗降低"廬山會議"本身的意義。他還特別提到，這幾年挫折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就"人禍"方面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內一些負責同志嚴重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黨的民主作風。

朱德在會上講：這幾年"左"的歪風起來了，黨內民主不夠充份，黨內鬥爭過於擴大，致使人們不敢講話。

陳雲會上不講會後大講：一是大講這幾年來黨內生活很不正常，突出表現為不講真話，尤其不講反面意見；二是大講當前形勢不像毛所說的那樣正在好轉起來，而是十分嚴重，需要經過許多年努力才能恢復過來；三是大講"包產到戶"必要性，一直講到毛面前，致使龍顏大怒。

據《彭德懷傳》記述，廬山會議後，彭德懷搬出中南海，落戶京西掛甲屯吳家花園。不久，彭真與楊尚昆奉命前來安排彭學習事宜。公事之餘，"彭真不無感憾地和彭德懷談起廬山會議，說：'廬山會議對你鬥爭過份了一些。'"(10)

從這話里可以看出，在處理彭德懷問題上，中共高層最初就存有異議，朱德陳雲自不必說，就連出身劉少奇華北局系統的彭真也有不平之音。至於過了數年後，即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說的話大都為事實驗證後，這種異議就更多也更明確了。

彭真在1959年時還只是私下向彭德懷錶示同情，到了1965年底前後就運用手中權力公然阻止將《海瑞罷官》與彭德懷牽扯起來。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強調說："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黨中央的主席也好"。在姚文元文章發表不久後一次會議上，彭聽到有人匯報吳晗因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而很緊張時便大聲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過了半月，他又把吳晗找去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1)

中宣部長陸定一則多次談起斯大林晚年犯錯誤話題(12)，談起這個對於毛澤東來說很敏感很有刺激性的話題。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周小舟與李銳、周惠等人私下議論毛澤東，"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當這些話被捅出來後，"就像一顆炸彈似的，會場頓時譁然：居然把毛主席比做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13)

這一問題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和如此爆炸性，就在於斯大林因其生前惡行被揭露而成了一個聲名狼籍的人--雖然中國老百姓還不明真相，但中共高層人士已知許多實情；而在中共黨內也只有毛澤東一人能與此公相提並論─有着相似的政治身份，也是黨老大，有着相似的執政方式，也愛搞個人專斷；因此，在這個黨里尤其在這個黨的高層里大談斯大林的錯誤，也就大有影射毛澤東的嫌疑。

1964年底，劉少奇為說明"四清"運動的性質，曾提出一個"矛盾交叉說"：黨內矛盾與黨外矛盾相互交叉，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相互交叉。（參見本書第47節）

劉這一說法本身是否正確，尚可討論；但若用來狀說批判《海瑞罷官》運動的性質，倒很適合。後一運動所引發出的各種矛盾也是相互"交叉"的。

就所要批判的吳晗這個人來說，既是知識份子、明史專家，又是執政黨高幹、北京市副市長（與中央"一線"有較多聯繫）。因此，大張旗鼓地批判此人，就會同時涉及兩方面問題：一是執政黨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知識份子的思想言論問題，故容易使人想起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並激起一些中央大員對此所存有的不滿；二是執政黨究竟應該怎樣對待黨內同志尤其黨內高層同志的不同意見問題，故又容易使人想起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並觸發一些中央大員對此所積有的怨氣。

就所要批判的由吳晗寫出的那個劇本來看，其間既有所謂"退田"問題，又有所謂"平冤獄"問題。姚文元則把它們與現實中的"單幹風"和"平反風"聯繫起來橫加指責，故又觸及到中共高層在"包產到戶"和"甄別平反"等一系列問題上所隱有的分歧。

因此，大肆批判吳晗及其劇本，就會同時激化中共高層本已隱有的許多矛盾，就會產生一種"共振"效應。無論是毛澤東發出的衝擊力，還是中央"一線"作出的反彈力，都是相當劇烈的。

註解

(1)毛澤東《接見古巴黨政代表團的談話（1964.10.1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331─332頁。

(2)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1956.1.14）》，載《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頁。

(3)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6.19）》，載《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23─328頁。

(4)周恩來《論知識份子問題（1962.3.2）》，載《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53頁。

(5)引自：同(4)，第366─367頁。

(6)引自：同(3)，第332頁；參見：同(4)，第363頁。

(7)陳毅《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62.3.3）》，載《文藝研究》1979年第2期，第3─26頁。

(8)引自《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9)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3.12）》，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14─418頁。

(10)引自《彭德懷傳》，第652頁。

(11)引自《5.16通知．附件》，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4─13頁。

(12)引自：同(11)。。

(1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78─179、320─326頁。

【61】

由毛澤東創意設立的中央"一二線"體制是一怪異的權力運作體制：一方面，賦予"一線"可以監管全黨的權力；另一方面，又賦予"二線"既可以監控"一線"也可以繞開"一線"直接過問下層事務的權力。

依據前一方面，彭真等人可以批評上海市委，可以指責它遇事為什麼不請示、不匯報。

依據後一方面，毛澤東也可以批評彭真等人，既可自上而下地去訓斥他們，又可自下而上地去拆他們的台。

依據前後兩方面關係，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則可以在其間投機行事，或充當"二線"窺探"一線"的眼線，或充當"二線"整治"一線"的打手。

這種權力體制，既給這個黨的中樞權力運作帶來政出多門、權責不一等弊病，也以此為代價而給這個黨的主席進行高層權力角逐預留下很大的迴旋空間。

當中央"一線"依據他們的道理指責上海市委不講黨性背着北京方面發表姚文元文章時，"二線"毛澤東也有他的道理可說：

上海市委雖未向北京方面打過招呼，但已向本主席打過招呼；

北京方面雖是"一線"，但遇重大事情還應請示我這個"二線"；

你們在事發當初，不明事情原委而作出抵制舉動，還情有可原，但時過數月，已明知我是此事後台卻仍要追究此事責任，抓着上海市委不放，指桑罵槐，你們究竟想幹什麼？

於是，老人家很快就憑藉着這個體制所賦予他的特殊權力，以及憑藉着他個人所擁有的巨大權威，對"一線"的一系列抵制活動作出一連串激烈反應。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抱怨："事實上學術界教育界是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手裡掌握"，"現在大、中、小學大部份都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壟斷了"，這些地方的文化批判運動還沒有真正搞起來。他還點了受到北京市委庇護的"三家村"的名，並警告中宣部不要步原中央農村工作部因犯錯誤而被撤銷的後塵。(1)

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上海兩次找康生談話，另又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對北京方面作出更為嚴厲的批評："吳晗發表這麼多文章，從不要打招呼，從不要經過批准，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偏偏要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定不算數嗎？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宮。"他還發出警告："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並要彭真就回話楊永直事，向上海市委道歉。(2)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會議。康生向會議傳達毛近期多次講話精神。包括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許多與會者也依照毛講話精神批評彭真。會議作出兩個決定：一、起草一個撤銷並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即後來的《5．16通知》）；二、成立一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即後來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4月22日至2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強調：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里有人"，中央有，地方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出，主要是黨、軍。他還針對《二月提綱》關於"有破有立"提法，說出一段後來被"革命造反派"屢屢誦讀的名言：先破後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要徹底地破。(3)

4月28、29日，毛澤東又談到彭真問題：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情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情，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的本質已隱藏了三十多年。(4)

至此，彭真的倒台乃至整個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中央一線的崩潰，已成定局之勢。

就在批判彭真等人的同時，軍隊裡也掀起"階級鬥爭"的波瀾：一是整出羅瑞卿"篡軍反黨"陰謀案，二是推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同時提名羅瑞卿接替黃克誠任總參謀長。昔日延安抗大正副校長此時又走到了一起，開始了新的一輪合作關係，一輪最終未有善果的合作關係。

林彪雖為軍隊統帥，但長期處於半休養狀況，是個病號。羅瑞卿因此而獲有較多實權，不僅能夠管總參謀長份內的所有事務，而且能夠管國防部長該管而未能管起來的許多事務。於是，在中共軍隊高層內，也形成一種類似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裡的"一二線"關係：羅為"一線"，林為"二線"。

然而，這種"一二線"關係對於那些權力意識很強的人來說，是很難處理好的。

就"一線"者來說，我既然在前面辦實事，就應該擁有實權；並且，我既然還能夠辦更多的實事，就還應該擁有更多的實權。

就"二線"者來說，一方面放權於人，另一方面又不放心於人；一方面鼓勵人好生使用權力，另一方面又不時窺視人是否僭越權力。

林羅二人都屬權力意識很強的人：一個精力旺盛，什麼事情都想抓起來管起來；另一個則疑心重重，總擔心自己地位受到別人威脅。因此，他們不可能長期合作下去，雖於1959年秋手拉手地坐上中共軍隊中最顯赫的兩個位子，但到1961年後就開始磕磕碰碰起來了。

其間比較重要的衝突有這樣兩個：

一是所謂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1964年，羅在林彪過問不多情況下，大抓了軍事訓練工作，抓得轟轟烈烈，抓得全軍上下興起一股大練兵大比武熱潮。為此，羅獲得許多中央領導的好評，但也遭到自己頂頭上司的不快。林彪指責說，軍事訓練搞得太多，衝擊了政治。羅難以接受這種指責，用詞頗為尖銳地辯解道，搞政治工作應落實到包括軍事訓練在內的各項具體工作中，而不能搞"空頭政治"。於是，林給羅扣上了反對"突出政治"的大帽子。

二是所謂羅瑞卿想要林彪"讓賢"。1964年，毛澤東發出要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指示。羅在向林匯報軍隊為貫徹這一指示而採取那些措施時，講了有些老幹部應該"讓賢"的話，致使後者發生猜疑。1965年12月初，林向毛告發，羅曾托已故空軍司令劉亞樓向葉群捎話，希望她勸林彪好好保養身體，不要多管軍隊事情，而讓羅去主持一切。這一告發雖在一些人看來屬於"死無對證"的事(5)，但在毛澤東那裡獲得迅速反應。

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由林彪等人對羅瑞卿進行所謂"背靠背"揭發批判，隨後削去其兵權。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中央有關方面在北京開會，繼續對羅瑞卿進行揭發批判。前期會議對羅進行所謂"面對面"鬥爭，致使他不堪屈辱而於3月18日跳樓自殺，未遂。後期會議對羅進行缺席批判。最後會議作出《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將羅的問題定性為"篡軍反黨"。

1966年2月2日至20日，也是彭真在北京召開五人小組會議制定《二月提綱》前後時間，毛夫人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並做了一個會議《紀要》。兩個會議時間相近而主旨不同：一個強調"有破有立"，對現實多有肯定；一個強調"不破不立"，對現實多有否定甚至完全否定。

《紀要》宣稱：自建國以來，文藝界就"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

因此，"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毛澤東讀至此處，感到言猶未盡，於是提筆批語："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6)

就此座談會的形式看，很不正常。江青不是軍人，卻能夠主持軍隊會議。會議也不是中央會議，卻能夠評判中央路線，並且一評就評出它十幾年功過是非，其《紀要》也被當作中央文件於當年4月10日批發全黨。

就此座談會的背景看，又有許多合法性依據。軍隊統帥林彪熱情提供會議場所，黨主席毛澤東也熱衷擔當場外指導。這也是他們兩人繼整羅瑞卿後再度作出的連手進擊。

前者明令總政治部，"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

後者親審《紀要》，看了好幾遍樣稿，作了十餘處改動，使之成為一份直接反映他本人意圖的文件、一份直接鼓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註解

(1)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3）》，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07─413頁；參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39─1240頁。

(2)毛澤東《與康生等同志談話紀要（1966.3.28─30）》，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05─406頁。

(3)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241─1242頁。

(4)參見：同(3)，第1242頁；參見：同(2)，第406頁。

(5)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270頁；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8─623頁。

(6)引自《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江青同志講話選編》，第4─5頁；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8─623頁。

【62】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

毛澤東此時仍滯留南方，但事先對會議作出許多安排，並最終從會上獲得他最初想獲得的許多東西。

會議最重要成果，是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5.16）》，即人們習慣上說的《5．16通知》。此件在會前就已由陳伯達起草並經毛澤東反覆修改而成定稿了，在會上主要是供人們學習領會，並履行組織通過手續。

《通知》有三方面內容：

其一，宣布兩條決定：一是撤銷1966年2月12日彭真以中央名義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二是"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後一決定為毛澤東親筆所加。

其二，對《二月提綱》作了十個方面批判，指責"這個提綱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底的修正主義"。其中有五個方面批判、六段話（最長者四百八十餘字）為毛親筆改寫。

其三，向全黨全國發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號召。這一號召用語全部出自毛本人手筆：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份注意這一點。"

第一段話講了兩層意思：一是要搞文化批判，批判各個意識形態領域裡的資產階級思想；二是要搞政治"清洗"，清洗那些"混進"黨、政、軍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兩相比較，後者更根本些，是前者得以進行下去的必要條件。

第二段話又對第一段話中的第二層意思作進一步闡述，定性更高，用詞更趨激烈。那些"混進"者們被直接說成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是要來奪取我們的政權的；尤為嚴重的是，他們中一些人正在受到我們的信任，正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成了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這末了一句話後被解釋為特指國家主席劉少奇。

可見，毛澤東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較多的高層權力鬥爭色彩。思想文化問題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領導權問題才是它的核心所在。

執政者毛澤東真正看重的，不是舞台上演了什麼戲劇或報刊上登了什麼文章，而是黨政軍大權究竟掌握在誰手裡。他發動意識形態領域革命，鼓勵批判《海瑞罷官》，說到底是要向中央"一線"權力集團挑戰，是要借文化藝術舞台來上演政治奪權劇目。

當此劇第一幕結束時，老人家已一舉奪下中共北京市委大權、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大權、中共中央宣傳部大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大權，整出一個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決定，撤銷彭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及市長職務，撤銷羅瑞卿總參謀長職務，撤銷陸定一中宣部長職務、撤銷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加予彭、陸的主要罪名，是堅持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以抵制毛主席發動的文化革命；加予羅的主要罪名，是"篡軍反黨"；加予楊的主要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1)

關於毛澤東通過發動文化革命來解決高層權力鬥爭問題的真實用意，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看得最清楚，也表露得最清楚。就在《5．16通知》獲得通過後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就此通知精神作了一個解釋性講話。他講話沒有稿子，故講得結構鬆散、邏輯有些零亂，但要講的問題都講到了，並都講得很有個性，很能抓住人。(2)

他首先大講政權的重要性：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

"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

"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因此，無論碰到什麼千頭萬緒的事情，都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

他接着從橫與縱兩個維度--世界現狀與中國歷史--來大講政權鬥爭的嚴峻性。

"世界政變成風"："一九六零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六十一次政變，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八次，留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有類似情況："蘇聯被赫魯曉夫顛覆了。南斯拉夫早就變了。匈牙利出了個納吉，搞了十多天大災難，也是顛覆。"

"從我國歷史上來看，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為此，林引用了許多材料，包括引用了諸如趙光義"燭影斧聲"、康熙"傳位十四子"等傳說性東西。由於渲染過份，以致危言聳聽，二千年中國史在他口中幾乎成了一部政變史，一部透着血腥氣與詭詐氣的宮闈秘史。

林彪談世界政變成風，談中國歷史黑幕，目的還是為了談中國現實，談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現況。

林彪接着說："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着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着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搞政變要抓兩個東西：一是"抓筆桿子"，造輿論；二是"抓槍桿子"，搞軍隊。"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正是抓了這兩個東西："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裡不去詳細說了"。

林這些話很是驚心動魄，尤其後一段話，繪聲繪色且又故弄玄虛，有意識地營造了一種神秘、緊張乃至恐怖的氣氛，從而烘托出執政黨高層權力鬥爭的嚴峻性。

數年後，林彪這些講法隨着他本人受批判而被否定了，即因人而廢言了。用來指責這些講法之所以有問題的主要依據，是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一封信。這封信據說寫成於1966年7月8日，即林作上述講話五十餘天后；公布於1972年5月下旬，是"批林整風匯報會議"（1972.5.21─6.23）所要學習的"最重要"的文件。(3)

毛在信中評論了林的"5．18講話"，談出了他的兩點不滿：一是大講政變問題，二是大吹他毛澤東著作。

關於前者，毛是這樣說的："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  "(4)

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出毛不大讚成林關於政變的說法，但難以看出毛堅決反對林這些講法，更難以看出毛之所以反對林這些講法的充足理由是什麼。如果一定要說毛提出了什麼反對理由的話，那也只是認為林這些講法與眾不同，太特別了。

就內容來看，林的講話應該說摸到了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決中共高層內的領導權問題，要搞掉中央"一線"上的劉少奇等人。林的講話應該說抓住了《5．16通知》─特別是它的第三部份─的精神實質。

就形式來看，林的講話又太有他個人的特點，總愛用他"自己的習慣語言"來談領導權問題，談得過於直露、過於渲染，以致將執政黨高層權力鬥爭談得赤裸裸且驚心動魄，談得連毛澤東這位事主都感到詫異、都感到不自在。

林彪之所以採取如此講法，似與他的軍人出身有關。無庸諱言，林曾是一位優秀將領，擁有許多軍事天賦，如善於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迅速且準確地選定主攻方向，並堅決地予以突擊。

例如，在林創製的諸多戰略戰術中，最為林本人看重的，要數"一點兩面"(5)。該戰術大意為：在一攻勢作戰中，應集中己方最強勁的力量向着敵方最薄弱的"一點"實施突然攻擊，同時部署己方的所有助攻力量在敵方的"兩面"或多面朝該點作求心攻擊，以最終殲滅該敵。

在"一點兩面"戰術內，又最為林本人看重的，要數"一點"。其間包含兩個要素：一是要正確地選出這"一點"，二是要斷然地突擊這"一點"，對之"猛打、猛衝、猛追"（即"三猛戰術"），敢於"刺刀見紅"。

當這種軍事行為方式被運用於政治鬥爭時，若僅從策略上看有長處有短處：長處在於十分講求打擊目標的明晰性，儘可能迅速且準確地弄清自己所要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誰，所要突破的關鍵點在哪裡；短處則在於不大顧忌打擊方式的掩飾性，以致在意圖的表達上和在手段的選擇上都近乎是赤裸裸的。

這些長短處在林彪"5．18講話"中都表現得很充分份。其話語十分明快，能夠準確地抓住問題的實質，抓住毛心底里的意圖；但也過於直露，竟將一向被大幕覆蓋着的執政黨高層內的"很多鬼事、鬼現象"都給抖摟出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官方傳媒上被宣傳說具有反修防修永葆革命本色的崇高目的；在林彪講話里則被還原為這樣一件事─不過是中南海宮廷鬥爭向外並向下的一種延伸而已。

政治與戰爭雖有聯繫，但確有不同。如克勞塞維茨所言，戰爭雖是政治的繼續，但只是政治的一種特殊樣態的繼續。(6)戰爭直接訴諸力量，要求以最斷然的方式解決問題。政治尤其是那種很注意向老百姓作宣傳的政治，除了要憑一定實力外，還要務許多"虛"事，或鋪陳造勢，或遮遮掩掩。

林彪在其5月18日講話中，還嘲笑了一種人："我看到很多人讀書圈圈點點，把書都圈滿了，證明他沒有讀懂，不知甚麼是中心，甚麼是主次。"這一嘲笑可以看作是某些軍事家對某些政治家的嘲笑，嘲笑他們過多地注意了次要方面乃至於忽略了主要方面。

軍事家開起戰來可以不顧及那些罈罈罐罐的東西，一個勁地向對方要害處狂砸猛打。政治家做起事來則常要顧忌許多枝枝節節的事情，有時還要人為地製造一些枝枝節節的事情。這如同讀書，由於處處在意，就不免圈圈點點，甚至在已經抓住文章中心大意後還要再劃一些條條槓槓。

林彪說到底是將軍而非政客。他要麼不做事，要做就做到極致上；要麼不說話，要說就說到要害上，說到執政黨最高權力究竟由誰來執掌這一核心問題上。

註解

(1)《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1966.5.23）》、《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1966.5.24.）》、《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1966.5.16）》，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24、24─25、13頁。

(2)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18）》，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16─23頁。

(3)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43頁。

(4)《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7.8）》，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55─56頁。

(5)林彪《在軍事幹部會議上的結論（1947.2.）》、《論戰術思想與戰鬥作風（1947.4.19）》、《戰役指揮問題（1947.9.30）》，載《林彪文選》上冊，131─140、141─163、167─177頁。

(6)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卷中譯本，第43─44頁。

【63】

如前文所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意圖，是要解決本黨高層中的領導權問題，是要搞掉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批當權派。

那麼，毛澤東為實現這一意圖而採取什麼方法呢？

基本方法就是搞群眾運動，就是發動群眾起來整他們的領導以及他們領導的領導。

所謂"搞群眾運動"，有兩個基本環節：

一是自上而下地"運動群眾"。一些執政黨領導人運用各種方式，包括合乎組織程序的正常方式與不合乎組織程序的非正常方式，將群眾鼓動起來，使他們充滿激情，躍躍欲試，隨時準備去做鼓動者要他們去做的任何事情。

二是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受到鼓動的群眾紛紛起而"犯上"，衝擊那些一直管束他們的領導幹部，衝擊那些總在約束他們的規章制度。

不過，被鼓動起來的群眾，既有按上面的要求來行事的一面，也有按自己的理解來行事的一面。與此相應，這一群眾運動既有按預定部署進行的可能，也有以失控形式或近乎失控形式進行的可能，不僅會衝擊鼓動者要求他們去衝擊的人和事，而且會衝擊鼓動者沒讓他們去衝擊的人和事，甚至會衝擊鼓動者本人。

在整黨內"走資派"問題上，毛澤東之所以採取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事方面的原因。

前文在分析"四清"運動的體制性原因時曾指出，執政黨實行一種姑且稱為"一元化領導"的權力運作體制，其內部只存在單一渠道的縱向監控關係，而缺乏分權性的橫向制約機制。當其上級權力機構─不論是"四清"時由劉少奇領銜的"一線中央"，還是"文革"時由毛澤東掛帥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想要有效地整肅其下級權力機構時，就會因遭遇體制性困境而另闢途徑（參見本書第48節）：

─當上級想要了解下級的實情時，尤其是想要了解下級不聽上級話而"犯錯誤"的實情時，就不能只是採用這個體制本身所提供的常規方式─由下級自己提供有關自己情況的方式，而應加以採用某些體制外的非常規方式，如由上級派人越過下級而直接深入到群眾中去做工作，去搞"紮根串聯"，動員群眾大膽揭發他們的領導，有什麼說什麼；

─當真的揭發出許多問題來時，還要動員群眾起而鬥爭他們的領導，寫大字報，開批判會，甚至想怎麼幹就怎麼幹；

─這已是在搞運動了。

此次運動所要整治的主要對象是十分特殊的，是以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為代表的一大批黨政軍高層人物。

這些人物既擁有很高的聲望又掌有很大的實權。他們大都經歷過出生入死的革命，做出過不同凡響的業績，並被大眾傳媒廣為宣傳。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是當權派，其中一些人還是"中央一線"大員，並構成了中共高層中的多數派，占據着中央機構里的大部份關鍵性崗位。

顯然，要整治這些特殊人物─準確說是特殊人物群體，也必須採取某種相應的特殊方法，某種能夠對症下藥的特殊方法。為此，毛澤東選擇了群眾運動方法。

群眾運動無疑具有這樣的功能，即能夠有效地消解這些特殊人物所擁有的上述兩大優勢：聲望與實權。因為，群眾運動最大的優勢就在於能夠打着某種"民意"的旗號，即有着某種天然的權威，某種高於其他權威的權威，從而使其鼓動者可以藉此來否定政敵的權威，或是貶損他們在老百姓心中已享有的權威─聲望，或是侵奪他們在現任要職上已擁有的權威─實權。

最明顯不過的道理就是，用群眾運動方式尤其是用全國性群眾運動方式來整治某些人，也就是將這些人置於一種"千夫所指"的地步、一種"國人皆可罵"的地步，故而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搞臭他們，進而清除他們所曾擁有的政治影響力。

另外，群眾運動常常情緒化，常常帶有報復性色彩。在一個非民主化社會中，所謂"群眾"大都生活在社會的下層，長期苦熬於受壓抑的境地。當他們一旦能夠起來批判別人時，尤其能夠起來批判那些曾嚴厲管束過他們的人時，就很可能要向那些人宣泄他們以往的積怨，很可能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說：你小子怎麼也有今天這熊樣？！

其中，一些過激份子還會將他們怨憤的情緒化為過火的行動，不擇手段地羞辱乃至摧殘他們的批判對象，既搞政治批判，又搞人身攻擊─漫畫其生理特徵，公諸其個人隱私；既搞文斗，又搞武鬥─毆打、捆綁、"噴氣式"。這種情況在"文革"中尤為突出。許多曾經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至少曾經看起來像是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旦上了"革命群眾"的批鬥會，個個蓬頭垢面，威風盡失。

群眾運動作為一種權威資源，還可被其鼓動者用來進行高層權力鬥爭。

當時在執政黨中央里，由於大多數人對於"文化大革命"持消極態度，持不理解不緊跟態度，致使毛澤東還不能穩居優勢的地位，還存在權威資源匱乏的問題。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老人家除了繼續在高層內做說服工作以爭取更多人支持外，還轉而到高層外去開發新的權威資源，去發動他的群眾運動，打起"廣大群眾要求"即"民意"的旗號，藉以強化自己在高層中的地位，同時向那些消極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人發出警告：若不改弦更張就會被戴上"與人民群眾為敵"的帽子。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的主張受到許多中央委員的冷遇，用他自己的話說："通過爭論我才得到了半數多一點的同意，當時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1)面對這一形勢，毛只好到高層外去尋求支持、去搬兵，以彌補他在高層內已顯匱乏的權威資源。

結果他搬兵搬來了"紅衛兵"。

8月1日，即全會正式開幕的第一天，會議印發了毛澤東當日寫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信，並附上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份大字報；

8月7日，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亦稱《十六條》）獲得通過的前一天，會議印發了毛澤東5日寫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附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此前寫出的那張大字報；

8月10日，即《十六條》公開發表後的第二天，老人家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對在場群眾講了一段迅即傳遍全國的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另外，會議還請來了包括聶元梓在內的首都高校"革命師生"代表，讓這些虎視眈眈的"革命小將"坐在那些惶惶不安的中央委員身旁，列席會議全過程。

老人家通過這些舉動向中央表明，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他毛澤東的個人行為，而是有着非常廣泛的群眾基礎：

其一，革命群眾是支持搞這場革命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那兩張大字報的標題就說明了這一點：一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另一是《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明確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要"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2)

其二，他毛澤東也是支持革命群眾的，是與他們站在一起的。他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作出表態："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於熱烈的支持。"(3)他還在自己的那張大字報里發出盛讚：北大的那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寫得何等好啊！"

正是藉助群眾運動所具有的那種天然的權威性，毛澤東在得不到許多中央大員積極支持的情況下，不僅沒有作出政治退卻，反而強化了他個人在中央里的權力地位，使他能夠在此次會議上由"二線"重返"一線"。"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  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4)

7月29日，正值八屆十一中全會預備會議進行期間，北京市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份子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李雪峰在會上宣布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撤銷工作組決定。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均與會講話，承認"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承認自己已有些跟不上形勢了。毛澤東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沒有公開露面，只是隱身坐於幕後。當最後一個發言人話音落下時，大幕豁然敞開，老人家閃身出現在台前，向革命小將頻頻揮手，全場歡聲雷動，"毛主席萬歲"聲經久不息。

這是戲劇性的一幕，但上演了一個很真實的故事，並蘊涵着一個很確切的喻義：毛澤東作為一個很富有表演才能的政治家，在人民大會堂里由幕後走上前台，隱喻着他本人在執政黨高層中從"二線"重返"一線"，再度統攬中央大權。

不過，話說回來，毛澤東最初劃分一線與二線時，就沒有將這兩條線劃得很開、分得很清；而只是在其間拉上一層幃幕，不掀開它便有一線與二線之分，掀開它二線也就變成一線、後台也是前台。

從民主政治角度看，這種由掌權者自己為自己設計權力運作體制的做法有很大弊病，是許多惡政之所以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做法的出發點，不是為了要制約掌權者的統治，而是為了要方便掌權者的統治，使他能夠隨其心意地進行統治。毛澤東創設所謂"一二線體制"，就為了使自己能夠在執政黨高層權力格局中處於進退自如境地，能夠在自己所劃分的一線與二線之間很方便地進進出出，進可抵於一線，退可守於二線。

毛澤東在世時，按自己的需要創設了一套權力運作體制。鄧小平復出後，也按自己的需要創設了一套權力運作體制，以保證自己雖不具有第一執政的名份卻能掌有第一執政的實權。鄧小平謝世後，其繼任者是否也想按自己的需要創設一套權力運作體制？是否也想在中央機構里拆拆建建以使自己統治起來更方便些？

但願執政黨中央的權力運作體制，在其政治強人紛紛謝世後，不要再像裁縫鋪里的那些布料一樣，只是根據不同執政者的高矮胖瘦來裁剪拼接；而應像公民守則一樣，不論張三李四都要依此行事。

執政黨中央權力機構的創製權，不應歸執政者個人或少數政治寡頭所擁有，而應歸公議機關─或公民代表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所擁有。當然，這裡所說的公議機關，不是那種橡皮圖章、那種只會為執政者頻頻舉手的表決機器；而是這樣一種機關：不僅是能給執政者劃定運作?圍的權力機關，而且是能對執政者進行質詢盤詰─就像老師訊問有過作弊記錄的學生一樣─的督察機關。

需要說明，毛澤東在作一二線進退時，並不是赤裸裸的，還講了一點行事的名義，還設法為自己何以要退又何以要進找出一些理由。他當初退了下來的名義是："想要使國家安全，鑑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想讓其他一些同志"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5)他後來轉而又進的名義是：中央一線同志已無法領導正迅猛發展着的文化大革命了，故需要本主席親自出來駕馭這場群眾運動。

1958年，老人家推開周恩來陳雲等人而跑上前台，親自掛帥搞"大躍進"；時隔八年，他又推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而再度跑上前台，親自掛帥搞"文化大革命"。兩次掛帥，搞的內容很不相同，一是經濟建設，一是政治鬥爭；但搞的形式很是相似，都打着群眾運動的旗號，都借着群眾運動所具有的那種近乎天然的權威性來強化自己的權力地位。

在執政黨中央里，老人家一旦身旁冷落、帥旗下人馬無多時，就會跑到中央外去招募新勇、擴編隊伍以增自家軍威。他此次招驀新勇，招來了一群青年學生、一批兒童團、一幫成熟不足而活力有餘的躁動者。靠這些人來打開局面，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但聲勢是能夠造起來的，至少能夠在初始階段造起一派蓬蓬勃勃的氣象來。

註解

(1)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利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講話（1967.5）》，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98頁。

(2)聶元梓等《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1966.5.25）》，載《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

(3)《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1966.8.1）》，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62頁。

(4)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5）》，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150頁。

(5)引自：同(4)。

【64】

《5．16通知》發表，掀起了第一波"紅衛兵"運動，其範圍僅限於部份大中城市裡的部份大中學校。《十六條》發表，又掀起了第二波也是更大的一波"紅衛兵"運動，其影響已波及全國各地區各行業。波瀾壯闊的"紅衛兵"運動，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為躁動也最顯真情的一幕。

1966年5月25日，即《5．16通知》公開發表後的第九天，亦即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閉幕的前一天，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當時，宋碩任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任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彭佩雲任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和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大字報列數他們的種種"錯誤言論"，指責他們對抗毛主席的路線，打着"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的旗號，"製造種種清規戒律"，"壓制群眾革命，不准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致使北大在當前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

深知毛澤東發動"文革"意圖的康生，是這張大字報的幕後主事者。(1)事前，他派夫人曹軼歐率調查組進入北大，名義上代表中央理論組下來了解情況，實際上搞"紮根串連"：避開北大校方，先找出一些像聶元梓這類敢做出頭鳥的"根子"，並把他們串連起來，再鼓動他們站出來，公開反對北大黨委以及北京市委。事後，他避開中央一線，將大字報底稿密報正在杭州的老人家。

6月1日，即聶元梓等貼出大字報後的第八天，毛澤東讀到了它的底稿，立刻責成北京方面予以廣播和刊載。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出這張大字報。第二天，《人民日報》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登載這張大字報，同時配發本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評論員文章在"歡呼"之餘，還發出這樣的號召：凡是反對毛主席的人，"不論他們打着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全國人民都要起來把他們打倒。這已是半明半暗地要將群眾運動這把火燒向執政黨高層。

北大大字報廣播後，全國震動，許多大中學校紛紛響應，一時間"大字報滿天飛"（毛澤東語(2)）。西安交通大學6月2日一天就貼出一萬餘張大字報。

大字報鋒芒所指，主要集中在兩類人身上：一是學校領導，即所謂"形形色色的陸平和彭佩雲"；二是專家學者，即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有點類似"四清運動"所要整治的兩類對象：一是黨內"四不清幹部"，二是黨外"四類份子"。

在要不要打倒前者問題上，出現很大分歧，並因此而形成截然對立的兩派：一是主張予以打倒的"造反派"，一是反對予以打倒的"保守派"。

至於要不要整治後者，則沒有多少分歧。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在批鬥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名學者、名教授、名作家的問題上，都是不遺餘力的。即使在那些後來也被打倒的學校領導中，也有相當一部份人曾積極領導過或參與過對後者的整治，有意無意地把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從自己身邊引開，引向那些既無任何黨派庇護又無自我保護能力的知識份子身上。

毛澤東在《5．16通知》中親筆寫上要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話，發出要整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號召，致使中國知識份子進入了他們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段時期。

幾乎所有"學術權威"都受到嚴厲批判，其中一些人還被戴上高帽子、掛上黑牌子，被罰站、被罰跪，任人打罵、任人羞辱。

幾乎什麼人都可以來羞辱知識份子，尤其可以來羞辱大知識份子。心術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目不識丁者可以喊出"知識越多越愚蠢"的口號，甚至知識份子自己也整起自己來：變節型知識份子整執着型知識份子，流氓型知識份子整君子型知識份子，貧學型知識份子整富學型知識份子  正如"大右派"羅隆基說的，小知識份子整大知識份子。

如此整治"學術權威"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導致一大批像傅雷、老舍這類既有造詣又有氣節的知識份子因不堪屈辱而自殺身亡。1966年夏秋期間，北京什剎海四周常常圍攏起一圈又一圈的人群，圍觀着一具又一具從湖水裡打撈上來的自盡者屍體。

北京一所大學的一位老教師告訴筆者，在整"反動學術權威"最厲害的那段時間裡，就有好幾位教授先生從正對着他家的一幢高樓上跳下來。他親眼目睹這些學術名流屍橫水泥地面的慘狀和屍體旁的標語："   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有一位文化人在其文章中談到，較諸東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古代中國文人自殺的事，除了頭有屈原投江、尾有王國維沉湖、中間冒出個李贄自裁外，還鮮有其例。(3)

不知這位作者後來有沒有把文章接着做下去，談一談現代中國文人自殺的事。若是談的話，似應得出與他先前說法截然不同的結論：在這幾十年中，中國文人尤其中國精英文人自殺的事，就不是什麼"實例的匱乏"了，而是實例狂涌，數不勝數。

學友間相談過，若將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國知識份子自殺情況作一認真統計，其運作無疑是工程浩大的，其結論也無疑是駭人聽聞的。若再將這種非戰爭狀況下的知識份子自殺情況作一縱橫比較，其結果也一定是令人震驚的：縱比，肯定冠蓋中國歷史；橫比，也很可能冠蓋東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老人家在此問題上又放了一顆"衛星"。

以往中國文人在遭遇劫難時，尚有些去處可躲避，借用那位文化人所引述的話說："入而儒，隱而道，逃而佛"，即可躲於山林，避於廟觀。當蒙古鐵騎縱橫中原時，那些不從"韃子"的讀書人，只要穿上道袍，多半可安下身來。又當滿清八旗入主北京後，那些誓不降清的士大夫只要遁入佛門，也多半可消災避禍。

可到了"文革"時，那些不合時宜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往哪裡躲呢？哪裡都有"造反派"，哪裡都有"公檢法"。不要說外面的塵世之人想往廟裡觀里躲，就連廟裡觀里的脫俗之人也要被拖出來羞辱一番。

有一幅照片拍下了當年一幕真實景象：許多滿臉愁容的和尚被排列在哈爾濱"極樂寺"廟門前"示眾"，其中幾人還拉着一幅大標語，上面寫有八個大字："什麼佛經，盡放狗屁"。（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插頁）

不過，在毛所要搞的這場革命中，批"反動學術權威"、斗"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還只是前奏曲，而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才是重頭戲。正如毛在指導"四清"運動時所說的，"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重在整"當權派"。

學校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重在整學校里的當權派。繼北京大學整出陸平校長後，南京大學整出匡亞明校長，上海音樂學院整出賀綠汀院長

衝擊學校當權派造成兩方面後果：

其一、學校秩序持續惡化。學校中的主要領導人被貼上許許多多大字報，被從各個方面加以批判乃至醜化。這就使得他們在群眾眼裡成了一些很可疑、很不值得尊敬的人；同時使得他們所掌管的那些曾能有效監控校園的職能部門發生癱瘓。於是，整個學校開始出現各種無政府主義現象。

其二、批判矛頭繼續上指。在這個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內，學校里的當權派只是執政黨既定政策的執行者。當對學校領導的批判一旦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時，一旦追究起他們之所以要如此行事的根子來，就會將矛頭進一步指向這些學校領導的領導，指向高教部、書記處、中央一線。

面對如此形勢，中央一線迅速作出向大中學校派駐工作組決定，同時還作出"八條規定"，即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不要在校外開、不要開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上街遊行示威、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4)

關於中央一線為何要派出工作組、為何要制定各種限制性規定這一問題，以往人們多是從消極方面去理解，即認為主要是為了避免混亂、為了維護學校秩序，也就是為了應對上述第一種後果。(5)

這種說法雖有助於渲染中央一線的善意以及因此而受到的委曲，但也低估了中央一線的作為。事實上，人們還可以從積極方面來理解，即中央一線之所以如此行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想主動且有效地控制乃至遏制這場運動，以防止它搞過了頭、搞到它不該搞到的地方─中央一線。這種努力可以看作是對上述第二種後果的一種反彈、一種非常積極的反彈。

正是出於這一積極方面考慮，就不難理解工作組進入學校後不是僅做"維持會"工作，而是積極干預運動，甚至想扭轉運動方向；就不難理解工作組本想阻止整人可結果自己也整起人來，並且整得有些過份，以致整出一些人命來。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造反派亂鬥幹部教師事件。工作組立即予以制止，並召開全校師生大會予以譴責，隨後將處理此事過程寫進《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6月20日，劉少奇代表中央批准轉發這一簡報。中央批語稱："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6)

6月21日，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在一張大字報上寫了這樣一段批語：掌握在工作組手裡的學校大權，如果代表我們則要擁護，如果不代表我們則要奪過來。當日，工作組成員王光美尖銳指出：蒯大富要奪權。6月24日，工作組組長葉林鄭重宣布：蒯大富向工作組奪權是一種反革命行為。6月26日，許多師生員工在校園舉行遊行示威，支持工作組。在此前後時間裡，劉少奇和薄一波都向工作組發出反擊指令。於是，清華園裡掀起了"反蒯鬥爭"，掀起了圍剿造反派運動，致使蒯本人被開除團籍並被關押18天，致使另一人因不堪批鬥而自殺身亡。

外省高校也出現類似情況。6月6日，西安交通大學一部份學生試圖趕走工作組，並貼出大字報批評陝西省委。當天，工作組就在中共西北局支持下作出反擊決定。7日、8日、9日接連三天，全校各系頻頻召開批鬥會，批鬥所謂"鬧事的尖子"，並將其代表人物李世英戴高帽子游校，致使他於9日中午憤而自殺，未遂。

經過工作組一番"反擊"，造反派勢頭被遏制住了。約在6月下旬至7月中旬這段時間裡，學校秩序有所恢復，重大事端鮮有發生，中央一線基本上控制了局勢。

必須承認，劉少奇是一個很有黨性且很為幹練的黨務工作者，在處理那些他認為是犯了錯誤的人時，是很堅決的，也是很有辦法的。不過，他的處理方式大都偏於嚴厲，用彭德懷將軍曾評論他的話說，有些"左"。他以往在"延安整風"、"解放區土改"、"反右派"、"反右傾"、"四清"等一系列運動中都有過這方面表現，都有過"擴大化"問題。

然而，此次與以往有很大相同：以往他所要整的人，多是他的上司毛澤東授權他去整的人，即使整得過激了些、超出了授權者預期，也至多被批評一下；此次他所要整的人，竟是他的上司毛澤東唆使着來反對他的人。他不經意而撞到了正搜尋着自己的槍口上，打了幾十年獵物，打到末了打得自己竟也成了被打的獵物。

註解

(1)參見林浩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怎麼出籠的》，載《北京日報》1981年1月9日。

(2)毛澤東《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談話（1967.2.3）》，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93頁。

(3)李潔非《自殺與被殺》，載《中華讀書報》1996年10月16日。

(4)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4頁。

(5)參見：同(4)。

(6)《中央轉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1966.6.20.）》，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49頁。

【65】

對於中央一線的反擊，毛澤東很快予以反擊，即對反擊的反擊。

7月18日，老人家從武漢回到了北京。

他在聽取各方面匯報後發了一番感慨："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只有北洋軍閥！"

他接着批評道："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給群眾運動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納入邪軌'。"(1)

7月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再次批評劉少奇等人，並作出從大中學校撤出工作組決定。同日，中共中央發出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知。

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每年中共中央至少召開兩次全會。可是，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過三年多時間裡，中共中央沒有召開一次全會。

一般說來，中央全會上所要討論的許多議題，理應是多數中央委員所已從事的主要工作。就這幾年而言，多數中央委員即中央一線所已從事的主要工作，正是在想方設法地恢復被毛領導的"大躍進"搞垮了的國民經濟，對之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顯然，召開這種由一線唱主角並唱出那番台詞的會議，對於那位已退居二線卻很好搶戲並死不認錯的老人家來說，不會是一件很愜意的事。

老人家不在一線就不願意召開中央全會，回到一線就急着要召開中央全會，急着要藉此會議改變黨的工作重心，清算此前的中央一線工作，確認此後的文化大革命任務。

7月24日發開會通知，7月27日開預備會議，8月1日開正式會議。

8月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繼續批評中央一線：(2)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

─說的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

─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

─北大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當劉少奇說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當葉劍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5日，毛澤東寫出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再次嚴厲批評中央一線：

"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3)

從這些批評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領導的中央一線是很為不滿的，甚至是深為憎惡的，竟將他們與滿清政府、北洋軍閥、國民黨─均是中共政治教科書中的大奸大惡者─相提並論，指責他們"鎮壓學生運動"、"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既揭了他們在"五十多天裡"所犯的錯誤，也揭了他們在"1962年"和"1964年"所犯的錯誤；並將這些錯誤定性為"路線錯誤"，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假馬克思主義的，甚至將他們本人侮稱為"牛鬼蛇神"。

他這張大字報是他晚年難得寫出的幾篇政論文章之一。在此文中，已沒有諸如"因為  ，所以  "之類的分析性陳述，或諸如"假如  ，那麼  "之類的推理性陳述；而只有許多不容討論的斷言，左扣一個大帽子，右扣一個大帽子，最後還來了一句"又何其毒也！"紅衛兵大批判言辭躍然紙上。正像該文標題所表明的那樣，整個文章的水準也就止於一張"大字報"─一種用政治術語潑罵大街的文體─的水準。

若從行文上看，人們很難相信寫這張大字報的人曾寫過像《論持久戰》、《改造我們的學習》那樣的佳作。毛澤東老了，已在文思才情方面嚴重退化了，可是，他還不服老，還要在文化思想領域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

不過，老人家有一點很好，就是在寫不寫文章上是有氣度的，也是很驕傲的。自己寫不來，就不寫或不多寫，並也不讓別人代寫─很可能不相信自己身邊那些人有代自己捉刀的能力，而寧願發那種三言兩語但確由自己親口說出的"語錄"，以作為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

相形之下，另一些領導人就顯得氣度不夠了。當他們已很難親筆寫文章而又很想發文章時，便採用了這樣一種寫作程序：其一，由自己出個題目，大大咧咧講上一番話；其二，讓自己秘書班子找一僻靜處去細細琢磨，先是整理首長思想，將那東一句話西一句話歸攏起來，接着謀篇布局，最後碼字成文；其三，將文章署上自己名字，或發於中央報刊，或收入自家文選。結果造成了中共文獻史上的一種有趣景觀：該黨頭號文章高手不到七十歲就很少發表文章了，而文才遠遜於他的後來者過了七十歲、八十歲還在一篇又一篇地發表大作。

這種官場文風也影響了學界文風。如今一些所謂"學術名流"也照此辦法行事，先讓弟子代筆成文，後把自己名字簽在一連串名字最前面，以科研項目負責人自居，甚至把自己名字簽成唯一作者，僅在後記中表示感謝某某學生為本文提供過某些參考資料。學界似也成了先生為首長弟子是秘書的官場。略有不同，這種文風在官場僅為不甚高雅，在學界則屬腐敗現象。

八屆十一中全會有破有立：破，主要是中央一線工作受責難並致使中央一二線制度被取消；(4)立，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獲通過。

關於運動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十六條》將其概括為："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後來人們將此任務簡稱為："一斗二批三改"。

關於運動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十六條》指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  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關於運動所要採取的主要方法，《十六條》指出："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要充份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十六條》還特別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在複述《二十三條》已說過的話。不過，先前主要整的是執政黨基層中的當權派，此次主要整的是執政黨高層中的當權派，主要整的是先前整人的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破與立，還體現在中央領導層人事變動上。

在中央常委會內，劉少奇由排名第二降至第八，林彪由排名第六升為第二即坐上了"副統帥"位子，周恩來排名第三未動，鄧小平由排名第七進至第六，朱德由排名第四退至第九，陳雲由排名第五降至第十一即倒數第一；另外新增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分別排名第四、第五、第七、第十。

在新增者中，陳伯達、康生主要從事理論宣傳工作，較早參與毛澤東策劃"文革"活動，屬老人家圈內的人；陶鑄來自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任上，屬較有影響的地方長官；李富春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屬周恩來系統的人。

在中央政治局層面上補進六名成員，除上面提到的陶鑄、陳伯達、康生外，還有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後三人均為軍方要人，在共和國十大元帥中分別名列第八、第九、第十。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閉幕會，文化大革命正副統帥都作了講話。

毛澤東提出要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召開黨的"九大"，並談到此次會議所作決定還有待"在座的與不在座的各級領導"去貫徹執行。他還談道，"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比如說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占多占少的問題。"(5)

林彪總結道："這一次會議，從頭到尾，都是主席親自領導的。今天，主席又在會議上同我們作了極為寶貴的指示。這次會議解決了重大的問題。在這次規模偉大的文化革命進行的過程中間，發生了嚴重的路線錯誤，幾乎扼殺這一個革命，使之停頓下來，中斷下來，倒退下來。在這種危險時候，主席出來扭轉了這種局勢，使這次文化革命能夠重整旗鼓，繼續進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立'四新'"。(6)

事實發展印證了林彪這一評價。正是通過毛澤東主持召開此次會議，文化大革命又獲轉機，由近乎停頓到再度進擊─紅衛兵狂潮，一波剛落，一波又起，一波比一波，起得更為高漲，起得更為洶湧。

註解

(1)毛澤東《對中央首長的講話（1966.7）》，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38─440頁；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6頁。

(2)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52─53頁。

(3)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8.5）》，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20─421頁。

(4)參見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5）》，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35─438頁。

(5)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1966.8.12）》，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421─423頁。

(6)林彪《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1966.8.12）》，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82頁。

【66】

8月18日，即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後第六天，亦即為貫徹全會精神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8月13─23日）進行期間，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由毛澤東提議召開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

會議參加者多達百萬，會議主角只有兩個：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

"毛主席穿一套草綠色的布軍裝。主席的軍帽上一顆紅星閃閃發光。毛主席走過天安門前金水橋，一直走進群眾的隊伍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着毛主席跳躍着，歡呼着，拍着手。許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幾萬個繫着紅袖章的'紅衛兵'們，英姿勃勃，像生龍活虎一樣，在今天的大會上很引人注目。""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城樓兩側東西的觀禮台上，站滿了'紅衛兵'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廣場上，在廣場兩側的東西長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紅衛兵'維持會場秩序。"

大會上的這兩個主角通過一個戲劇性情節而溶為一體："在大會進行中，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城樓上下的'紅衛兵'，無限歡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動地說：'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有的說：'毛主席參加了我們的'紅衛兵'。對我們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1)

此時此地，毛澤東穿戴這身紅與綠裝束頗具政治象徵意義：

"紅袖章"，象徵着他在這場運動中所使用的突擊力量，即由"中央文革小組"直接控制的造反派；

"綠軍裝"，象徵着他在這場運動中所憑恃的依託力量，即由其"親密戰友"林彪直接指揮的解放軍。

前者多為體制外力量，為他衝鋒陷陣；後者則屬體制內力量，為他壓住陣腳。

最初，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把文化大革命這把烈火燒了起來，燒得全國紅通通，就是靠這兩大力量齊心協力。

後來，毛澤東之所以不能將文化大革命蓬勃勢頭維持下去，不能阻止這場運動陷入持久內亂，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所依靠的這兩支力量各自內部出現嚴重分裂，以及這兩支力量相互之間發生劇烈衝突。

末了，老人家既不穿"綠軍裝"也不戴"紅袖章"，只着一身色調灰灰的"毛式制服"。

此外，毛澤東在這場運動中還藉助了一支後勤保障力量，即由周恩來總理領銜的國家行政管理系統。周恩來任勞任怨地替他照應着政府部門諸多日常事務，維持着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至少不讓它完全停下來；另外還不時為前方正開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輸送各種給養，如在"文革"初期為許多來京串連者送糧、送藥、送車票。

在廣場上，紅衛兵們還只是用言辭表示他們"什麼也不怕"；走出廣場，他們就立刻用行動表明他們什麼都敢做。

自8月20日起，首都紅衛兵們紛紛湧上街頭，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

他們到處更改名稱，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更名為"紅衛兵戰校"，將"長安街"更名為"東方紅大路"，將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更名為"反修路"，將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建立的"協和醫院"更名為"反帝醫院"，將"全聚德烤鴨店"更名為"北京烤鴨店"─因為，"'全聚德'三個字是資本家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鑄成的"(2)。

其他城市也效仿北京行事。上海將《新民晚報》改為《上海晚報》，天津將"勸業場"改為"人民商場"，成都將"陳麻婆豆腐"改為"麻辣豆腐"，無錫則將"東林小學"改為"紅衛兵小學"─因為原校名"是以明代東林黨人聚集講學的東林書院所在地而得名的，全校革命師生認為決不能再讓這些反動文人玷污我們的社會主義學校"(3)。

紅衛兵還將人們穿着打扮從頭到腳地管起來：不許理"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不許穿"牛仔褲"、"牛仔衫"和各種港式衣裙，不許穿"火箭鞋"和各種高跟皮鞋  如有違抗禁令者，就會受到"革命小將"懲處，就會被當街或理去頭髮、或拔掉鞋跟、或剪破衣服。當然其間也不乏有一些建設性提議："火箭鞋"可以削去鞋頭改為涼鞋，高跟鞋可以改為平底鞋，"'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部份，可做補丁"。(4)

紅衛兵管人們的穿着還管到了警察的身上。北京女15中學紅衛兵指責現行警察服裝是學習蘇聯的，要求予以更換。由謝富治主事的警方迅即作出肯定性反應，並通過新華社向全國發出消息：中國人民警察服裝改革事宜，已報經國務院批准，數月後在全國開始執行。(5)

紅衛兵"銳利的眼睛"（《人民日報》社論語），還盯到了孫中山先生遺孀宋慶齡的長髮上，向她發出必須予以剪短的書信警告。這位女子可不像警察那樣好說話，說讓換裝就忙不迭地換裝，而是拒絕這一要求，表示她要遵守其母臨終時要求她不剪短髮的遺訓。(6)

各民主黨派，本來就被認作資產階級政黨，此次自是被排入"四舊"之列，免不了又要像他們在1957年時那樣成為運動的對象。他們此次儘管未能像執政黨里的"走資派"那樣成為運動的重點對象，但處境要比以往惡劣得多。他們如今不只是遭遇以往曾遭遇過的那種口誅筆伐式的批判，還遭遇以往未曾遭遇過的那種極為羞辱人格的"批鬥"。他們被強拉到大庭廣眾之處，低頭彎腰，脖子上掛着個大牌子，牌子上寫有他們名字，名字上還打了紅叉叉。所有在場群眾都可以罵他們，打他們，向他們吐唾沫。

尤為嚴峻的是，各民主黨派能不能存在都成了問題。一些紅衛兵向他們發出《最後通牒》，限令72小時內予以解散並登報聲明。結果還未到72小時，各民主黨派就都惶恐不安地貼出內容相近的《通告》，表示接受紅衛兵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並報請中共中央處理。(7)各種宗教，本來就被執政黨教科書宣布為"麻醉人民的鴉片"，此次就更是在劫難逃了。

佛教寺院均被紅衛兵掃了"四舊"，菩薩被推倒，僧侶被揪斗，許多和尚尼姑還被強行還俗。一時間，偌大中國竟找不到一處可以公開焚香拜佛的廟堂。在該教中國化後千餘年歷史中，恐怕只有公元844年"唐武宗毀佛"事件才能夠與此次劫難相比。

天主教教堂和基督教教堂也都受到紅衛兵查抄。這兩個教中的許多神甫、牧師以及修女，被指控為國際帝國主義勢力派到中國從事文化侵略活動的陰謀份子，若是洋人則被遞解出境，若是國人則被監管起來。教堂各種設施均遭破壞，聖壇被搗毀，條椅被砸爛，基督受難雕象也被焚燒，致使這位西域聖人在遭受羅馬總督的十字架刑後，又遭受中國紅衛兵的火刑。

伊斯蘭教也難逃劫運。即使在該教勢力十分強大的新疆地區，紅衛兵也敢於並能夠闖進清真寺，圍斗阿訇，焚燒古蘭經。歷來富有戰鬥精神的穆斯林們此時也只能垂手立於一旁，至多暗地裡咬牙切齒。

因此可以說，紅衛兵運動的狂熱超過一切宗教的狂熱，儘管其持續時間很短。

公民的個人財產和人身安全，是每部現代法律所要保護的最重要目標，但在"破四舊"中都成了可隨意侵犯的對象。"抄家風"和"打人風"，是紅衛兵運動中最具有反文明性質的兩股惡風。

在這一運動中，僅北京市就有33695戶被抄家，被抄走黃金10313兩，白銀345212兩，現金55459919元，文物613618件；全國共被抄走黃金119.8萬兩，白銀1200萬兩，銀元979萬塊，美元356萬元，其他外幣374萬元，金銀器1719萬件，文物1億件，書籍525萬冊。(8)紅衛兵除了抄走貴重物品外，還抄走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家具、被褥、衣服、鞋襪，毛巾，甚至抄走房屋，致使被抄人家無以生計，苦不堪言。

這實質上是又一場全國性的剝奪運動，一場經最高當局默許而由青年學生實施、劫富不濟貧的剝奪運動。剝奪的重點，是那些從舊中國保留下來的尚有些家底的有產階級（民族資本家）和知識階級（資深專家學者）。通過這次剝奪，大陸中國人在財富上又進一步平均化了。除了中南海里那位至少擁有數十萬元稿費的老人家外，大家都沒有多少積蓄了，都成為無產階級了。

紅衛兵在向舊世界宣戰中，不僅口誅筆伐，而且拳腳相加，顯示出強烈的暴力傾向。他們打了許多人，其中有"反動學術權威"、"四類份子"、"走資派"，以及與他們觀點不同的紅衛兵。他們打人方式很激烈，除了公開在批鬥會上揮舞皮帶暴打那些掛黑牌子的人外，還私設牢房，用酷刑折磨那些他們認為是有問題的人。

北京第六中學一些紅衛兵曾私設一個所謂"勞改所"，用以關押所謂"黑七類"、"狗崽子"、"混蛋"，並對他們施以"跪煤渣"、"坐飛機"、"火燒頭髮"、"刀剁屁股"、"開水洗澡"等酷刑，還用被拷打者鮮血在"審訊室"牆壁上寫出一幅紅通通標語："紅色恐怖萬歲"，每一個字均有拳頭大小。他們在這個"勞改所"里先後打殘數十人，打死數人。(9)

北京地區在"破四舊"運動前後時間裡有1600餘人被打死，其中大興縣在8月27日至9月1日六天時間裡有325名"四類份子"及其家屬被打死，其中年紀最大者80歲，年紀最小者38天，全家被殺絕者22戶。(10)

誠然，並不是每個紅衛兵都參與過抄家打人的事，故不應讓所有紅衛兵為此承擔責任，甚至不應讓他們中的那些確實參與過這些事的人為此承擔主要責任；但這些過激行為畢竟屬於紅衛兵運動的一個部份，一個頗具代表性的部份。

在紅衛兵狂潮中，"破四舊"是一大波瀾，"大串連"是另一大波瀾，另一將紅衛兵潮水激得四下飛濺的大波瀾。

在偉大領袖讚許下，千百萬青年學生坐車不要票，吃飯不要錢，既可到首都北京去瞻仰他們的紅司令尊容，又可到其他省市去援手他們的紅衛兵戰友，同時還可一路觀光祖國的大好河山，領略各地的風物名勝。

當然，這其中不乏有一些學生，特別是那些由於各種原因─或家庭出身不好、或生性不喜政治─而處於運動邊緣的學生，將革命串連與旅行觀光弄了個本末倒置，對爬名山逛大城市的興趣比對喊口號寫大字報的興趣大多了。他們十分珍惜偉大領袖向他們提供的這一免費旅遊機會，北上南下，東來西去，風塵僕僕地跑了半個中國。在他們隨身攜帶的地圖上，一條不斷標出的旅行線路將許許多多地名"串連"起來了。狂熱躁動的紅衛兵運動竟也夾雜一些悠然閒適的情調。

毛澤東之所以要支持紅衛兵"大串連"，也與他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所遭遇的體制性困境有關。

由於中共實行一黨專政體制，已將社會中一切異已力量或消除─完全予以取締、或消化─完全為我控制；因而當毛澤東決意要整治自家執政黨時，就不可能從這個體制外尋找到某些可資利用的政治力量，而只能夠從這個體制內策反出一些不安於現狀且又敢於做"出頭鳥"的人─大多是一些具有理想主義精神但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青年學生，鼓動他們起來反對他們的領導，反對他們所在的這個體制。

這些被策動起來造反的人，最初處境都很困難，一是處於較分散狀態，二是處於少數派地位。

他們若要改變這種處境，就必須相互串連，一來可以抱團結社，拉起隊伍，成立各種形式的紅衛兵組織；二來可以使不同學校的造反派相互援手，從而改變這些學校中所存在着的十分不利於造反派的力量對比狀況。

在運動初始階段，各校保守派學生接受本校黨委約束而固守本校，各校造反派學生則受中央文革小組鼓動而頻頻穿行在各校之間。

就在這一靜一動之間，各校的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力量對比狀況發生了有利於後者的變化。在每個學校里，人們所看到的保守派學生，基本上都是本校學生；人們所看到的造反派學生，除了有本校學生外，還有許多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後者正是通過這種串連、這種在不同學校之間的流動，而使自己的力量得到再三再四的使用，並產生成倍放大的效應。

這就好比一個城市裡的出租車，在該城汽車存有總量中僅占二十份之一，但在該城汽車流動總量中能占二份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比例放大效應，就在於出租車比其他車更具有流動性。它們總是在跑，總是在運營中。

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不僅鼓勵造反學生在不同學校間進行串連，而且鼓勵造反學生在不同地區間進行串連。並最終鼓勵出一個"大串連"的狂瀾來。

於是，前面所說的那种放大效應，又在更大空間裡顯現出來。人們就會在一個本地只有1萬名造反學生的城市裡，先後看到2萬、3萬乃至5萬名造反學生。並且，這些新增造反學生不只是進駐本地的某些學校，還十分招搖地走過本地的大街小巷，一面揮舞旗幟，一面高呼口號，從而將聲勢造得更加轟轟烈烈。

另外，參加串連活動本身也能激起許多學生的政治熱情，改變他們原先趨於保守的政治態度。有一些外地學生來京前是保守派，離京後便成了造反派。還有一些北京學生在本校並不是造反派，但一出北京城就以首都紅衛兵自居，就為首都紅衛兵榮譽鼓舞，轉而支持或策動其他城市的學生起來造反，造該地領導的反。

在紅衛兵四處串連中，有兩個基本流向：

一是以北京為原點作輻射性流動，即首都紅衛兵紛紛走出去，將文化大革命火種播撒到全國各地。

二是以北京為目標作向心性流動，即各地紅衛兵一批批被請進來，學習首都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並接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接見。毛澤東在101天的時間裡（8月18日─11月26日），先後8次（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至26日），總共接見了110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接見者微笑、揮手、作俯臨大地狀；被接見者歡呼、跳躍、"一蹦尺把高"。

這種領袖臨幸群眾的接見方式，十分類似那種具有精神暗示性的宗教儀式，如活佛給信徒摸頂，神甫給入教者作洗禮。通過這種方式或儀式，能夠在施與者與被施與者之間建立起一種精神關係，一種姑且叫做神人相通的精神關係。施與者自以為將身上所具有的某種神聖東西賦予了後者，被施與者也自以為從前者那裡獲得了某種神秘啟示、某種精神力量。

歷史曾留下這樣的鏡頭：一位女紅衛兵在與偉大領袖握過手後，又是蹦，又是跳，高舉着手不斷喊着："我同毛主席握過手啦！我同毛主席握過手啦！"於是，許多隻手都伸過來了，都要握一握這位幸運者的手，都要與她分享某種難以言喻但確然存在的體驗。

紅衛兵"大串連"，無疑給文化大革命增添了許多聲勢，但也給交通運輸業帶來了極度混亂。幾乎所有客運車船都嚴重超載。定員100人的火車車箱擠進300人，連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許多人。幾乎所有交通樞紐都人滿為患。有些車站（如安徽蚌埠火車站）還發生因擁擠而踩死人事件。幾乎所有交通運行計劃都朝令夕改。火車站裡已沒有不晚點的車了。就在人員急劇流動同時，大量生產急需物資和大量生活急需物資長時間積壓在各個車站碼頭上。整個國家交通運輸系統處於半癱瘓狀態。國務院叫苦不迭。中共中央決定解決這一問題。

10月29日、10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發出緊急通知：北京學生暫緩外出串連和外地學生暫緩來京串連。

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連續發出通知：暫停一切乘車串連和一切乘船串連。不過，這些通知還留下了兩個尾巴：一是允許步行串連，二是許諾明年春暖季節再准予大串連。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停止步行串連。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僅有數行字的通知：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

"大串連"儘管有種種不是，但對於許許多多置身其間的青年學生來說，無疑是一件令他們大為興奮的事，既滿足了其中愛搞運動者的表現欲，也滿足了其中愛好觀光者的好奇心，並令他們久久不能忘懷。

那一年，筆者還是小學生，不夠串連資格，但也隨着人流來到了北京，並趕上了毛主席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活動。在京盤桓期間，正值秋冬交替之際，滿地枯黃的樹葉，滿街鮮紅的袖章，北風呼呼，紅旗獵獵。

註解

(1)新華社1966年8月18日訊《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載《人民日報》1966年8月19日。

(2)新華社1966年8月22日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載《人民日報》1966年8月23日。

(3)新華社1966年8月26日訊《橫掃'四舊'的革命風暴席捲全國各城市》，載《人民日報》1966年8月27日。

(4)參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頁。

(5)新華社1966年8月27日訊《中國人民警察服裝實行改革》，載《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6)參見：同(4)，第65頁。

(7)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70─71頁。

(8)引自陳明顯、羅正楷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典》，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頁。

(9)參見：同(4)，第74─77頁。

(10)參見：同(7)，第69─70頁。

【67】

1966年12月17日，《解放軍報》刊載林彪署名文章《<毛澤東語錄>再版前言（1966.12.16）》(1)。該文開篇即言：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基於這種評價，林彪提出執政黨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關於如何讀毛主席的書，林彪提出一個"三十字方針"："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早在1959年廬山批判會議上，林彪就聲色俱厲地對正挨整的彭德懷說（也是當毛澤東面說）：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2)

在接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後，林彪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個"大英雄"。在此宣傳中，林最愛使用的字莫過於"最"字了，常用它打頭以引導一組組最高級頌詞，例如：

"最堅定、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靈活的鬥爭藝術"；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

"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袖，是最偉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責任感，最現實的革命精神"；

"我們軍隊幹部如果再出現反對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恥辱"。(3)

關於毛主席著作，林彪作了這樣的評價：

"是世界上無產階級最高水平的着作，是我們有史以來最高水準的著作"；

"什麼李達、康斯坦丁洛夫、尤金都不行。這些人的書怎麼能同毛主席的書相比呢？"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那麼多，讀不完，他們離我們又太遠。在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99％地學習毛澤東著作"；(4)

"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是一本萬利的事情"。(5)

對於毛澤東本人，林彪又作了這樣的歌頌：

在我們黨內，他比所有人都強。大家一起搞鬥爭，有的年齡比他老，有的年齡比他小，但對於辯證法的核心，"我們沒有懂，但他不但懂了，而且還會熟練地運用"；

"無論是在實踐經驗方面，在馬列主義的理論方面，個人的天才方面"，哪一方面他都比我們強；

"不要不服氣，不行就是不行"。(6)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能夠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沒有親身領導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那樣多的重大的政治戰役，特別是軍事戰役"；

列寧，"他也沒有經歷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的，那樣複雜的，那樣激烈的，那樣多方面的鬥爭。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7)

"不能不承認天才"，"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8)

因此，"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作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9)

必須承認，林彪的語言是很有個性的，其特出之處就是非常明快，三言兩語就能把話說到極致處，說到無以復加或無以復減處，直截了當，一竿子捅到底。這或許與他久當司令而擅長寫"手令"有關，即講起話來就像是下達作戰命令似的，一語破的、乾脆利落而不模稜兩可、拖泥帶水。

不過，林彪上述評價毛澤東的話，雖形式十分明快，但內容大為不實。()

比如他說，毛主席活到90歲、100歲，我們都不能反對他。結果，毛主席還沒活到80歲，林彪自己就密謀反對他，並差一點幹掉他。

比如他說，毛主席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出一個，中國幾千年出一個。林彪作為一個精於算計的軍事謀略家，喜歡用數字來談問題，並常常談得不錯，但此次談得就不怎麼樣了。

其一，毛主席說過許多前後矛盾的話，若句句是真理且一句頂一萬句的話，那麼，就會在他說過的話中發生真理與真理的混戰，並且是大規模的混戰。

其二，毛主席既為他的黨建立了巨大功業，也為他的黨以及他的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並且後者更甚於前者；因此，當林彪說像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時，人們就不應該為此類人出得少而覺着這種人是十分精貴的，而應該為此類人出得少而覺着這種少是值得慶幸的。

不過，我們的興趣主要不是想指出林彪所說的話有多麼錯誤，而是想揭示林彪為什麼要說這些話。

林彪無疑是一個頭腦十分清楚的人。事實上，他比中共黨內絕大多數人都更清楚地了解毛這個人，既了解此人有許多長處，也了解此人有許多短處（可從其屬下後來擬定的"571工程紀要"中得到佐證）。可是，他此時公開給與毛的評價，不是一分為二的評價，而是一切皆好、一切皆"最"好的評價。顯然，一個頭腦十分清楚的人盡說一些立論十分片面的話，自有其話外的用意。

以往人們多是把這用意解釋為，林彪想博得毛澤東對他的好感和信任。這種說法過於一般化了，因為，毛澤東周圍的許多人，既有象林彪這樣的中央大員，也有端茶倒水的男女服務員，都程度不一地懷有試圖取悅於老人家的想法；至於他們如何取悅於老人家，就不盡相同了，就要依據他們不盡相同的身份而去行事了。

作為毛澤東倚為臂膀的重臣，林彪發表上述言論不是想僅僅讓老人家聽覺愉快，而是要實實在在地幫他一把。他這些言論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給毛澤東樹立絕對權威，而這正是後者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最為需要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如全國第一支紅衛兵在其大字報中所宣稱的那樣，是一場"造反"運動(10)，一是要造以執政黨中央一線為代表的政治權力體制的反，二是要造以"四舊"為代表的思想文化傳統的反，簡言之，就是要造各種既有權威系統的反；

而要使造反具有合理性，就必須使造反本身也具有權威性，並使這一權威性高於造反對象所具有的權威性，即前者比後者更有權威些；

因此，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最感迫切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使這場運動具有極大的權威性。

若要解決這一問題，可從兩個方面雙管齊下：

一是設法大樹這場運動的主要發動者即毛本人的權威，鼓吹個人崇拜；

二是設法大樹這場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即廣大群眾的權威，強調群眾運動合理性。

這兩個方面還可以相互溶合：既可以宣傳說，毛主席與廣大革命群眾"心連心"，他老人家發動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人民的意願；也可以宣傳說，廣大革命群眾與毛主席"心連心"，大家參加文化大革命就是為捍衛毛主席、捍衛他老人家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林彪在這兩個方面都作出突出貢獻。

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儘管其中有這樣那樣的偏差，但其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他還與陳伯達相呼應，將當時中央高層在如何對待群眾運動問題上的分歧提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一條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路線，是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當頭的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11)

比較而言，林彪在大樹毛澤東個人權威方面的貢獻更突出些。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字眼以及最簡潔的表達式，來歌頌這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並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無條件地聽從此人的指揮，"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12)。

這實際上是在樹一種絕對的權威，一種不必思考只須服從的權威。這顯然是在倡導盲從、倡導迷信，是在塑造一種很像舊時菩薩神的偶象。這種情況使得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帶有十分矛盾的性質：一方面作革命運動，另一方面又作造神運動；一方面要"向舊世界宣戰"，另一方面又到這個舊世界裡翻找用以向它宣戰的武器。

然而，在我們這個仍保有封建迷信傳統的國度里，在中共這個仍保有個人專斷傳統的黨里，林彪搞起的這一套愚昧主義東西既適合國情又適合黨情。無庸置疑，它的確獲得了巨大實效，至少在一段時間裡的確造出了一個凌駕於全體人民之上的現代神。

毛澤東被冠以四個偉大稱號："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被頌揚為各族人民心中"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每個人都懷揣着"紅寶書"，一會兒捧讀它，一會兒高舉它。每個家庭都供奉着"寶像台"，早上請示，晚上匯報。

紅衛兵們談起毛主席就露出無限崇敬的神情，看到毛主席則流出無限幸福的眼淚，就連聲名顯赫、舉止莊重的周恩來總理，也一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上緊握毛主席語錄、嘴裡跟着紅衛兵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時間，舉國上下都在頻頻敬祝偉大領袖"萬壽無疆"，並不忘道一聲林副統帥"永遠健康"。

註解

(1)1961年5月，《解放軍報》根據林彪指示開始刊登毛主席語錄。1964年5月，解放軍總政治部對軍報所登語錄進行補充整理，出版《毛主席語錄》一書，大量發行於軍內。"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等人又將《毛主席語錄》冠以由林署名的"再版前言"，大量發行於全國各行各業，以至人手一本。

就數量來說，《毛主席語錄》印了幾十億冊，可與《聖經》和《可蘭經》相比，堪稱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三本書之一。但就生命力來說，前者就無法與後兩者相比了。如今，那兩大經書仍頻頻展讀在其千百萬信徒手中，而那本"紅寶書"只偶爾出現在街頭舊書攤上，開價很低。不過，它已溶入到我們民族的歷史中，已作為一種負面的東西存留在許多國人的記憶里，揮之不去。參見韋梅雅《〈毛主席語錄〉編發全程尋蹤》，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8期，第10─24頁。

(2)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7、252頁。

(3)引自《林彪文選》下卷，第22─23、161、178、187、191頁。

(4)引自：同(3)，第187、204、204頁。

(5)引自《林彪文選》上卷，第276─277頁。

(6)引自：同(3)，第179、229、179頁。

(7)引自：同(3)，第205、178、178頁。

(8)引自：同(3)，第178─179、206頁。

(9)引自：同(3)，第182頁。

(10)清華附中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6.24）》、《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7.4）》、《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7.27）》，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63─65頁。

(11)引自：同(3)，第230頁、229─230頁；參見陳伯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1966.10.16）》，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133─141頁。

(12)引自：同(3)，第198頁。

【68】

不過，若把這造神的成就完全歸功於林彪，則過於拔高了他；換一種說法，若把這造神的禍害完全歸罪於林彪，則過於冤枉了他。發生在中國六十年代下半期的造神運動是一複雜現象，有多方面原因。

就被造神者方面來說，毛澤東也確實擁有一些可被用來造神的資才。儘管其"德"很有問題，但其"才"出類拔萃。在搞政治搞戰爭上，此人可謂世上梟雄，雖不能說百戰百勝，但其間勝算多於敗績，被他搞掉的各方強人不計其數。另外，在吟詩填詞寫文章上，此公也是一把好手，雖不能說篇篇瑰寶，但其中不乏上乘佳作，足顯綠林秀才之風采。

再者，毛身為黨魁，在與黨中同志分享黨的榮譽時，自是能分得最大份額，有時甚至能分得所有份額，即黨的所有成就都被劃歸在他的名下，都被說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另外，毛本人亦好名好權，喜歡別人為他歌功頌德，為他大樹權威。這可從他四十年代提拔劉少奇為副手和六十年代提拔林彪為接班人的用人傾向上看出。

因此，這個黨若不造神，則罷；若要造神，非毛不可。毛本人所具有的那些條件使他成為當然人選或唯一人選。

就造神者方面來說，這是一項有許多人參與的事業，一項由延安整風運動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業。

在中共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向全黨宣布：毛澤東同志，是我黨的"偉大領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科學家"；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是"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1)

以此為發端，這個黨開始了神化毛澤東的運動，開始將他比作黨的化身，比作人民的大救星。

1947年秋，陝北佳縣老百姓終於向毛澤東喊出了往日只能向皇上喊的"萬歲"聲。(2)

1949年後，這一"萬歲"聲由民間口號上升為官方口號而響徹新中國每一個角落。

1956年間，這一造神運動因斯大林問題被揭露出來而短暫地收斂了一下。

是年2月，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向蘇共二十大會議作了一個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正式揭開斯大林問題。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搞個人崇拜能夠將一個革命領袖變得極為專斷和極為卑劣，並能夠給他所領導的黨和國家帶來深重災難和巨大恥辱。

同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兩次談到要借鑑蘇聯教訓(3)：

"關于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  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此前7月，周恩來在上海黨代表會上作報告《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也談到要借鑑蘇聯教訓：

我們的"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鑑。"

他還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我們不能學，但"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允許唱'對台戲'，當然這是社會主義的'戲'。"(4)

這位中共大員心裡一定很清楚，不要說西方議會允許唱"對台戲"，就連在他曾屢屢出使的國民黨統治區也允許唱一些對台戲：至少王芸生先生的《大公報》可以譏諷包括蔣夫人宋美齡在內的國中顯要；至少傅斯年先生在國民參政會上可以大罵"皇親國戚"，並居然能夠接連將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人從財政部長位子上罵下去(5)。

1956年，中共無疑趕了一回世界潮流，諸大員紛紛表示也要在本黨中反對個人崇拜以及與此相伴生的個人專斷現象，但結果只是作了一番姿態，並很快退回到他們原先的立場上。

1957年，毛澤東和他的許多同事，包括鄧小平和周恩來，一起領導了"反右派"運動。在他們所反對的那些"右派言論"中，就有許多話是反對個人迷信和個人專權的。此次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從根本上消除了黨外民主人士向執政者唱"對台戲"的可能性。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明確地為個人崇拜問題翻案，指責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並抱怨自家黨里也有那麼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或對此"有共鳴"。

他還說，不應完全否定個人崇拜，因為其間有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6)

顯然，老人家又在搗漿糊了。本來1957年所反對的個人崇拜，就是那種"不加分析、盲目服從"的個人崇拜。如今毛硬是在它之上加塞一個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並將它與真理崇拜這另一個問題攪和在一起。這是抽掉了問題的特定背景來談問題，東拉西扯，節外生枝。

也正是在此次會議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出了他的那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7)

老人家就在講這些話前後時間裡，還做了兩件與此有關的實事：

其一，憑藉其個人權威，責成執政黨中央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作出決定：推翻執政黨中央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已作出的決定，發動全黨批判"反冒進"，責成曾參與其事的周恩來等人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作違心檢討；

其二，在一陣陣雷鳴般的"毛主席萬歲"聲中，視察了華北、華中、華東等地，為"人民公社"叫好，為"大辦鋼鐵"喝采。於是，個人崇拜的熱浪與大躍進的熱浪交相迭涌，一浪高過一浪。

1959年夏，毛澤東又一次行使其個人權威，裹脅着執政黨中央，發動了"反右傾"運動，整倒了敢於直接批評他搞糟了大躍進的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等人。從此以後，這個黨里就再沒有人敢站起來指着毛澤東鼻子說話了。

在廬山會議後期，劉少奇講了這樣一段話：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8)

李銳先生現場記錄了這個講話，並於數十年後評論道："劉少奇的這篇講話，自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因此，也可以說，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黨內大鬥爭，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貢獻。劉少奇後來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兩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9)

由於毛澤東一意孤行以及執政黨中央對他曲意迎合，致使"大躍進"運動以國民經濟倒退十年和老百姓餓死幾千萬告終。

面對這一慘況，許多詳知實情─既詳知形勢有多麼嚴峻，又詳知惡果因何而生─的執政黨大員，終於冷靜下來，開始對毛的執政方式發生懷疑乃致懷有不滿，並以委婉的方式將他們這一心態表達出來（參見本書第29─32節）。

也正是從此時起，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執政黨中央一線在如何宣傳毛澤東問題上，開始變得審慎起來，雖不能說是改弦更張，但不再為之增溫加熱，甚至默許像鄧拓這類骨鯁之士不斷發文章，對其弊政旁敲側擊、含沙射影。

必須承認，像劉少奇這類中共高幹，儘管他們搞政治常常不夠磊落，但他們內心深處仍不乏有同情老百姓的良知。他們畢竟出身革命者，既有過救民於水火的意願也有過與民共甘苦的經歷。三年困難時期，這位劉主席就曾屢屢為挨餓群眾流淚，說執政黨太對不起他們了。

就在劉少奇遲疑不前時，林彪脫穎而出，成了中共造神事業新一任領導者。

他先是在由自己統領的幾百萬軍隊中大力開展學習毛主席着作運動，並發誓要把整個解放軍變成一所"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對於此舉，毛澤東大為欣賞，並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

他接着又將自己所搞的這套東西由全軍推廣全黨全國，要求所有人都必須"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對於此舉，毛澤東更是欣賞，並決定讓他接替劉少奇而做了執政黨第二號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崇拜運動猶如一鍋沸騰的開水。這鍋水自延安整風運動起就開始燒了，就已經有許多人忙於鍋前鍋後了，先是由劉少奇領着一撥人燒，繼是由林彪領着一撥人燒。前者把冷水燒成熱水乃至燙水，後者又把燙水燒成開水乃至蒸氣。因此，若把燒開那鍋水的責任都推到林彪身上，既不真實也不公平。當然，也不能低估林彪在燒開那鍋水的過程中的作用。他畢竟燒了最後一把火，一把最大的火，大到終於把鍋里的水燒得沸騰起來。

前文談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意圖"，是要解決執政黨高層領導權問題；他為實現這一意圖而採取的"主要方法"，是搞大規模群眾運動。（參見本書第63節）

林彪在這兩個方面都有突出表現。例如，他所作的"5．18講話"，就把前一個問題闡述得極為明晰，以致明晰到赤裸裸地步；他所搞的那些個人迷信東西，就非常有效地煽起廣大群眾的"革命激情"，激發他們滿懷真誠地投身這場"革命運動"。

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林彪是憑着他為毛澤東做出實際業績而坐上"接班人"位子的。

大陸出版物在解釋毛澤東為何重用林彪江青這類人問題時，多是採用"受騙說"，即認為主要原因是前者受了後者的欺騙，或說後者通過欺騙而獲得前者的重用。

這種說法相當片面，僅說出問題的一個次要方面。問題的基本方面，是林彪等人通過做出實際成績而獲得毛澤東信任的，或者說他們因做了毛希望他們做的事情而獲得毛給以重任的回報。因此，他們與其說是欺騙了毛澤東，勿寧說是迎合了毛澤東。

就毛自身來說，也不是一個很容易上別人當的人。此公一生都在研究人揣摹人，故也擅長識別人使用人。儘管他對他所幹的事究竟是不是正確的有時並不清楚，但他對他所用的人究竟能不能為他辦事大都心中有數。他基本上是量才用人的，你對我有多大用處，我就給你多大職權。

人們之所以提出這一"受騙說"，顯然是想解脫他，想把他與林彪等人的關係描繪成好人上壞人當的關係。

然而，作這種解脫是要付出代價的，是要帶來負面效果的，即在把毛解脫於一種尷尬境地的同時又把他置身於另一種尷尬境地。

如果說毛是在頭腦十分清楚的情況下領着林彪等人做了許多惡事的話，那麼，對於毛本人，人們就有理由指責他是禍首；對於林等人，人們既可以指責他們，說他們有意助紂為虐，也可以開脫他們，說他們是受別人鼓動而作惡的。就後一方面說，他們即便本來就已邪惡，也會被這種鼓動變得更加邪惡；換言之，他們若不受毛的慫恿，就不會邪惡到這種程度。

如果要避免人們對毛作上述指責，就只能說他是在頭腦不清楚的情況下允准林彪等人去做惡事的。然而，這種說法又引出另一結論，即毛十分無能、十分愚蠢，竟不能識別這樣邪惡的壞人、這樣明顯的壞事。人們不免要問：他的那些天才到哪裡去了？他的那雙明察秋毫的眼睛盯什麼東西去了？這種說法顯然有損老人家的那種好爭強鬥勝的自尊心。

可見，上述"受騙說"，雖掩飾了毛的邪惡，卻凸顯了他的愚蠢。捉了襟，見了肘。邪惡的評價固然不好，愚蠢的評價也不好。尤其對於那些以心智見長的人來說，後一種評價似是更難容忍。

曾有一本雜誌載有這樣的話：最令男人羞辱的稱號是騙子。哲學家康德則認為這一稱號不是騙子而是蠢人。政治家毛澤東似也持後一種觀點。

1975年8月某日，老人家與幾個女服務員一同觀看一部香港電影。影片演的是兩男子與一女子故事。甲男忠厚，乙男奸滑。兩人同救一位落井女子。甲男縋井下，乙男留井上。甲男將昏迷女子放入筐中，乙男將筐拉出地面。甲男尚在井中，乙男就封井口並藉恩人名份娶了女子。看罷電影，女服務員們嘰嘰喳喳都說乙男不好，老人家獨說甲男不好，說他太愚蠢了，將他好一頓奚落。(10)

註解

(1)劉少奇《論黨》，載《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14─370頁。

(2)參見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頁。

(3)引自《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29、235。

(4)引自《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07─208頁。

(5)參見沈非（包遵信）《思想啟蒙．學術積累．社會關懷─關於傅斯年》，載《東方雜誌》，1996年第三期，第82─85頁。

(6)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3）》，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7─1961），第169─170頁。

(7)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373頁。

(8)引自：同(7)，第359─360頁。

(9)引自：同(7)，第360頁。

(10)引自郭金榮《毛澤東的晚年生活》，第162─165頁；參見阿爾森．古留加《康德傳》，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譯本，第64頁。

【69】

對於林彪搞的這些個人崇拜東西，毛澤東本人是如何看待的呢？

就當時公開表明的態度來看，他是支持林的。這既可從他對林的提拔中看出，也可從他對其他一些中央大員的懲處中看出：

"這幾年來，陸定一一有機會就猖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把活學活用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罵成是'實用主義'、'庸俗化'、'簡單化'，這純粹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污衊口吻。他還到處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謂'教條主義'，在許多問題上，同黨中央和毛主席唱對戲。"(1)

不過，就數年後公布的1966年7月8日他給江青的信來看，他似又顧慮林搞的那一套東西：(2)

"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指林彪─引者）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據一些文獻披露，毛澤東將此信寫成後，曾給周恩來和王任重看過。周經毛同意將信轉告林彪。林因信中有對自己的批評而感到不安並有悔改表示。毛遂將原件銷毀。人們現在看到的這封信是經毛澤東本人校閱過的抄件。(3)

這一所謂"抄件"說法，很有一些"故事"味，同時也不免使人生出一些疑慮來。

既已允諾銷毀卻又留下抄件並在日後將它公布出來這一出爾反爾作法，實在是小家子氣。這就很難讓人相信，自視很高的毛澤東竟也如此行事，或執意要維護毛澤東形象的執政黨竟也允准披露如此材料。

不清楚周恩來是何時將此信轉告林彪而使他感到不安的。若在毛信寫成許久後轉告，尚可理解；若在毛信寫成不久後轉告，就難以解釋兩個月後林彪仍在軍事院校負責人會議上將毛"吹得神乎其神"，仍在那裡"藉助鍾馗"。

正是在此次講話中，林講出了這樣一些極而言之的話："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洋人古人哪裡有毛澤東思想呢？哪裡有這樣成熟的思想呢？"  可以說，在林彪歷次捧毛講話中，就數此次捧得最高。

據所披露材料，毛澤東是將信給周恩來和王任重兩人看的，王是中南地區主要負責人，毛正是在王的治地武漢寫這封信的，故可推測，毛在此地寫成此信不久後便給王和周看了。至於周何時轉告林，根據"文革"初期毛、林、周三人密切協作關係推測，應是周看到此信不久後的事。不過，這就很難解釋林為什麼還會在兩個月後作那番信口開河且一泄千里的講話。在此信中，毛說他是"違心地同意別人"搞他的個人崇拜的，"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可是，在數年後與埃德加．斯諾談話中，毛又說他本人當時就感到需要搞一點個人崇拜(4)：

"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

斯諾談道："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領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到鬥爭的終止。"

毛答道："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

在毛與斯諾談話時，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已經開過。

在此次會議上，毛龍顏大怒地斥責了陳伯達，並間接地批評了陳的支持者林彪。毛指責他們鼓吹所謂"天才論"，指責他們別有用心地把毛說成是"天才"，名曰樹毛，實是樹他們自己。

可是，毛又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這被批判的人以及這被批判的理論，都曾經為文革初期個人崇拜運動的興起，也可以說都曾經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出過相當大的貢獻。

毛對此必須作出解釋，必須給出一個能夠前後照應起來的說法，於是：

一方面說，當時他所面臨的形勢─自己在大權旁落的情況下去反對握有重權的劉少奇─迫使他不得不搞一點個人崇拜；

一方面又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份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5)

他的這一說法，就自身來看，似是能前後照應起來；但與他的另一說法即前述"迫上梁山"說法聯繫起來看，就很難前後照應起來。

兩相比較，還是毛給斯諾的說法即"需要說"更真實些，更合乎當時的實際情況，更合乎此公的政治脾性。

儘管毛澤東向斯諾表白，他非常"討嫌""四個偉大"的稱號；但事實表明，他既要做偉大的政治領袖又要做偉大的精神領袖，既要享有最高的政治權威又要享有最高的精神權威。他不僅是這麼想的，而且是這麼做的。幾十年來，他總是在領導人民，總是在教育人民，總是在試圖把數萬萬人的手腳與腦袋都管起來，既要指導人民怎麼去做又要教導人民怎麼去想。(6)

不可否認，毛的這些想法和做法，曾經搞得有聲有色，搞得全國人民都自覺地按照他的教導去努力行事，去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同樣不可否認，毛的這些想法和做法，五十年代搞得有聲有色則迎來了"三年困難時期"，六十年代搞得有聲有色則迎來了"十年浩劫時期"，國家遭遇政治動亂，民族陷入精神危機。

註解

(1)引自《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1966.5.24.）》，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24─25頁。

(2)《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7.8.）》，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55─56頁。

(3)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7頁。

(4)《1970年12月18日斯諾同毛澤東談話紀要》，本文引自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文本，第264─266頁。

(5)引自：同(4)。

(6)毛澤東既要當人民的政治領袖又要當人民的精神領袖這一做法遺風后人。其繼任者也是既要掌有最高政治權力又要享有最高思想權威，既要做黨老大又要做總設計師，要對人民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進行一攬子設計。

之所以出現這種權力傳承模式，其原因就在於毛所建立的權威系統已成為國家制度。他的繼任者只要不改變國家制度，不改革政治體制，就會維繫這種權威系統，就會同時肩負這兩種權威的重任。

不過，與前任者相比，繼任者在具體運作這一權威系統時遭遇了更大的困難。一是因其治下社會格局已比過去散了許多，至少民眾心理已出現離心化傾向。二是因其自身人格實力也比前任差了許多，很難藉此造出足夠的個人魅力來。

繼任者尤其在理論水準和文化素養方面很難與前任者相比，故更難擔當起那種連前任者都很難擔當起的思想權威的重任。他若執意擔當此任，就必須藉助他人力量：

一是藉助秘書班子的力量，讓他們將自己斷斷續續說出的一些很原則很散落的話，加以充實整理，形成若干文章；並由此創造出一種很獨特的文體，一種介於講平常話與作大報告之間的白話文文體，一種結論性東西多於論證性東西的論說文文體。

二是藉助官方學人的力量，鼓勵他們就首長的三言兩語做出一篇篇研究論文，繼而再將之匯成一本本研究專着。

於是，這位繼任者，不僅擁有了一個規模較大的由個人署名的論着體系，而且擁有了一個規模更大的以前者為對象的闡釋體系。

【70】

既要當人民的領導又要當人民的先生，對於許多政治家尤其對於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來說，是一個猶如既要得到熊掌又要得到魚翅的兩難問題。

搞政治尤其搞毛澤東所搞的那種政治的人，大都很現實很功利，有時能功利到不擇手段的地步。這固然與他們自身的素質有關，但更是與他們從事的職業有關。

因為，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追求權力的事業；而所謂權力，按M．韋伯說法，指的是一種可能性，即在與他人相處中權力擁有者能夠強制性貫徹自己的意志(1)，或按R．A．達爾說法，指的是一種影響力，即在一個只有A與B的系統中權力擁有者A有影響B改變自己的行為和傾向的能力(2)；因此，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為了獲有對於他人的強制性影響力。

又因為，搞政治所要強制性影響的對象不是被動的，而是常有反強制性影響的傾向和行為；因此，若要搞政治就會面臨人與人衝突問題。這種情況在毛澤東那裡尤為突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所搞的政治就是一種"與人斗"的事業。

參與政治衝突的人至少有兩個特點：

一是有報復傾向，即自己一旦遭受對方打擊便設法使得對方也遭受自己的打擊，使自己的創傷能夠用對方的創傷來予以補償；

二是有推斷能力，即能夠依據一些徵兆來推斷自己將可能受到何種方式攻擊，並據此作出預防性反應。

前一個特點，使得某些政治家在其政治角逐中，不僅要一時擊敗對手，而且要徹底擊敗對手，不僅要將其打倒在地，而且要將其打到再也站不起來時為止。換句話說，受打擊者不僅要為他此時已經作出的行為而承受處罰，而且要為他此時並未作出但將來有可能作出的報復行為而承受處罰。正如彭德懷將軍不僅為他在廬山會議上說了幾句話而受斥責，而且為他日後有可能翻案而被整倒、"被搞臭"。因此，這種類型的政治鬥爭是奉行過度打擊原則的，故而是殘酷的。

後一個特點，使得許多從事政治鬥爭的人，不僅要考慮出己方如何攻擊對方的方式方法，而且要考慮到對方有可能通過一些跡象而大致準確地推斷出這些方式方法，並因而會相應地採取一些十分不利於攻擊方的防禦措施。這就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即如何在己方準備攻擊的同時能夠有效地干擾對方作出準確的推斷。為此，他們便製造假象，便採取許多不合常規的方法，其極端者甚至能夠不受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使用許多十分卑劣的手段。因此，這種類型的政治鬥爭是奉行謀略致勝原則的，故而是詭詐的。

政治鬥爭，尤其是那些非現代意義上的政治鬥爭，正由於具有這一殘酷性質和這一詭詐性質，而使得許多參與其事的政治家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壓力，並使得他們特別講究實際、講究眼前利害得失，有時為了成功而不惜做出許多有悖常理的事情。

然而，作為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共同體的精神權威者，就不能太講究實際、太講究功利和權變了，相反倒應超脫些、倒應多關注些理想層面或理念層面上的東西。

這裡所說的精神權威者，有兩種基本類型：即道德權威者與思想權威者。前者能夠為人們提供如何處世為人的行為示範，後者能夠為人們提供如何把握事理的認識範式。另外，還有一種複合類型：集思想權威與道德權威於一身者。

其一，一般說來，在一個十分世俗的社會中，若要做一個十分高尚的人，就需要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比如：

在一個多數人都忙於追逐自身利益的社會中，若要身體力行地去強調社會整體利益，就意味着自己將多做奉獻而少有回報甚至沒有回報；

在一個各種謀術大行其道的社會中，若要身體力行地去倡導光明磊落的風範，就意味着自己會屢遭暗算而難獲成功；

在一個權勢風標不斷變化的社會中，若要身體力行地去推崇忠貞不渝的氣節，就意味着自己要常常堅守在失敗者一方；

可以說，那些真正能夠感動蒼生、彪炳青史的道德權威者，大都有一個苦難的人生甚至殉難的人生。

無論是西方的耶穌基督和他的使徒，還是中國的東林黨人和早期共產黨人，都莫不如此。

其二，要想從整體上把握一個事物，就不能只是沉浸其間，還必須從中超脫出來，從其之外的某個角度、某個能將其整體構架盡收眼底的角度來審視它。換句話說，要想觀察一個事物的全貌，就必須同它保持一定的距離，故能從其上下左右各個方面來打量它、測度它。正如古語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因此，作為思想家所應具備的一個條件，就是應擁有一種不拘泥於現實事物的眼光，一種能對現實事物作超越性審視的眼光。

要想深入地研究一個問題﹐就必須有着專注精神﹐能夠將自己注意力持久地集中在所研究的問題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為自己營造一種較為單純的研究氛圍﹐一種能夠坐下來盯着一件事不放而將其他諸事統統置於腦後的研究氛圍。為此﹐可從兩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從環境方面做起﹐儘量排除外物的干擾﹔二是從自身方面做起﹐儘量減少內心的欲望。而這樣做就意味着﹐要使自己同紛繁忙亂的﹑有着種種誘惑的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離﹐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一定距離。

因此﹐作為思想家所應具備的條件﹐除了有前述能夠超越研究對象那一條外﹐還有能夠超越世俗生活這一條。

另外﹐思想家們所做的研究多是前瞻性的﹐他們所研究的問題往往是人們從未遇到過的﹐屬於完全未知的領域。思想家們在研究之初﹐並不了解它們是有益於人的還是無益於人的﹐更不了解對它們作研究是有益於研究者本人的還是無益於研究者本人的﹐但並不妨礙他們執意要作這種研究。即是說﹐他們不是為了謀求某種明顯的好處而開始研究的﹐只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的。

因此﹐在思想家所應具備的條件中﹐還須加上能夠超越功利目的這一條。

可以說﹐精神的超越性和非功利性﹐在思想家這裡表現得尤為突出。那種清遠空靈﹑無聲無色的理念世界﹐是這些精神守望者常常棲居的地方。

前文曾說﹐道德權威者通常有一個苦難的人生。這裡則說﹐思想權威者通常有一個澹泊的人生。

無論在先秦的老子和莊子那裡﹐還是在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裡﹐人們都可以看到﹐超越靜觀或超然沉思﹐已成為他們的一種基本生存方式﹐至少在他們生命中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已成為他們的一種基本生存方式。

其三﹐還有一類哲學家﹐如中國的孔子﹑墨子和西方的蘇格拉底﹑斯賓諾莎﹐不僅以其哲學思想啟迪世人﹐而且以其道德實踐示範天下﹐集思想權威和道德權威於其一身。正由於擁有這雙重權威﹐而使得這些精神傳道者在人類歷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孔學和墨學﹐成了先秦時期信徒眾多﹑聲勢浩大的兩個門派。蘇格拉底和斯賓諾莎﹐在西方哲學史上留下着述不多﹐不屬於最為博大的哲學家﹐卻成了最受尊敬的哲學家。

若僅就思想建樹來看﹐中國先秦時期並不只有孔墨兩夫子在那裡滔滔不絕﹑開宗立派﹐而是有着許多宗師﹑許多門派都在那裡言之成理地闡發自家主張﹐故成諸子並立﹑百家爭鳴之勢。像老莊﹑荀韓所提出的那些學說﹐無論在立意的深刻性上﹐還是在論證的精巧性上﹐都不遜於孔墨所立之說。

若再將思想建樹與道德實踐結合起來看﹐整個這一時期恐怕只有孔墨兩家可以傲視天下﹐其他各家則無法與之相比。兩家的開山夫子﹐都是既以其學理來說服人又以其行為來感召人。孔子既提出仁學主張﹐又身體力行地去推行它﹐開壇講學﹐親傳弟子三千人﹐遊說各國﹐顛沛流離十四年。墨子也是既提出兼愛學說﹐又身體力行地去實行它﹐廣收門徒﹐四處奔波﹐勞累得"摩頂放踵"﹐渾身上下儘是傷痛處。

另外﹐就兩家學說內容看﹐都有相當大一部分關乎人們日常倫理行為﹐本身就講道德實踐﹐並適用許多人。孔子講仁愛﹐有教無類﹐教了方方面面的人。墨子講兼愛﹐不以貴賤取人﹐即便販夫走卒也能廣納門下。墨子死後屬下弟子分成八大支系﹐墨門聲勢由此可見一斑。至於老莊之說﹑荀韓之說﹐就不象孔墨兩家那樣具有十分突出的道德實踐意義。它們不是大眾哲學﹐不具有很廣泛且很現實的行為示?效應。只有很少的人能夠了解它們﹐能夠讀之﹑品之。並且﹐在這很少的人中﹐又只有極少的人能夠體察它們﹐能夠行之﹑悟之。

例如﹐像莊子那樣有意識地遠避塵世生活﹐就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即使有人能夠做到﹐也很難以他那樣的心態和感觸來領略人生。

又如﹐像韓非子學說中的許多東西﹐就只是對少數統治者說的﹔而在這少數統治者中﹐又只有極少數稱孤道寡者能夠依此行事。

集思想權威與道德權威於一身者已不多見﹐集精神權威與政治權威於一身者就更不多見了。

阿拉伯的穆罕穆德可說是這極少數人中的一個﹐並且是這極少數人中最成功的一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一書作者﹐就將其排名世界第一﹐稱之為無論在宗教領域還是在非宗教領域（特別是政治領域）都取得了無比輝煌成就的人。(3)

歐洲也曾有過一段政教合一時期。教皇一度既擁有宗教領域的最高權威﹐也擁有關於世俗生活的最後發言權。不過﹐教皇所享有的精神權威﹐主要是從耶穌和他的使徒那裡承繼下來的﹐而不是由他們本人創立的﹔他們對於世俗生活的發言權﹐也僅是其宗教權威的一種引申而已﹐並非是一種十分成熟的世俗權威。另外﹐就整個西方文明史來看﹐這一時期是不甚昌明的。

在中國歷史上﹐大禹和周文王或許能算做這種集政治權威和精神權威於一身者。兩人均有王者身份﹐亦是得道之人。前者克己奉公﹐一心為天下蒼生治水﹐堪稱道德楷模。後者陷逆境而憤發﹐推八卦而演《周易》﹐成了當時最有智慧的人。不過﹐史書上關於這兩人業績的記載有許多傳說的成份。並且﹐文王當時還只是姬姓的部落王﹐還沒有像他兒子武王那樣成為統領四方的天下王﹐故還未能享有最高政治權威。

在這兩人之後﹐就很難再從中國史上找到這種集王者和聖人於一身的絕對權威者了。所謂"外王內聖"﹐不過是一種理想而已﹐就像柏拉圖所推重的"哲學王"僅僅存在於他的"理想國"里一樣。之所以如此﹐就在於前文所說的政治權威者通常具有的素質與精神權威者通常具有的素質是不兼容的﹐極而言之﹐就如同秦始皇身上的品性與孔夫子身上的品性是不相容的一樣。

對於這一層道理﹐中國史上那些明君聖哲們似很清楚。在由他們建構的國家制度中﹐政治權威與精神權威雖有許多聯繫﹐但在根本點上是迥然有別的。兩者都擁有屬於自己的領域﹐並形成各自不同的傳統﹐即所謂"政統"與"道統"。前者的最高代表當是本朝皇上﹐後者的最高代表則為千古聖賢。

這種關係在那些讀書做官的士大夫身上表現得十分突出。他們兩棲於社會政治領域和社會精神領域﹐在朝廷拜皇上﹐到文廟拜孔子﹐認前者為政治領袖﹐奉後者為精神導師。他們不會把皇上喊成"偉大導師"﹐也不會把孔子喊成"偉大領袖"。

如果皇上也是一個讀過聖賢書的人﹐那麼﹐他與這些士大夫們的關係就是雙重的﹕在政治上是上下級關係﹐在精神上為師兄弟關係。他在金鑾殿上可以亂拍驚堂木﹐竭盡王者威風﹔但進了孔廟也得三叩九拜﹐恭行弟子大禮。他可以砍士大夫的腦袋﹐但不能"洗"士大夫的腦袋。他有權力隨意懲處高官大吏﹐但沒資格強去"改造知識份子世界觀"。

中國的宋朝﹐雖屢遭外敵侵擾﹐但其社會制度發育得相當成熟。它的政治方面無疑是相當專制的﹐是能夠把其官府系統管理得嚴嚴實實的。它的學術思想領域也無疑是相當繁榮的﹐大師輩出﹐學派林立。尤為稱道的是﹐一些享譽千年的書院正是在此朝度過了它們的鼎盛期。這政治方面的發展與這思想方面的發展﹐基本上是各行其道的。

在趙家皇帝中﹐很少有人像20世紀新中國的一些領導人那樣頻頻干涉學界諸事。比如﹐既不向那些書院提出必須服務於朝廷的政治任務﹐也不向那些書院派出完全受命於朝廷的政工幹部﹐更不會自以為是地去充當學界導師﹐向莘莘學子大談什麼"世界觀方法論"問題。

與此相對應﹐在各個書院裡﹐也很少有人像20世紀新中國的許多讀書人那樣熱衷於歌頌政治權勢人物。比如﹐不會去大談什麼趙匡胤的哲學思想如何如何偉大﹑趙匡胤的政治思想如何如何英明﹑趙匡胤的外交思想又是如何如何有謀略  ﹐不會去出版什麼第一代趙皇帝領導藝術研究叢書﹑第二代趙皇帝領導藝術研究叢書  。

上觀兩千年中國史﹐很少見有哪位封建君主敢大言不慚地說﹕老子既是天下最有權力的﹐又是天下最有思想的﹐既能在政治上統領整個國家﹐又能在精神上教導全體人民。反觀20世紀新中國﹐倒可看到一個叫毛澤東的人就是這樣自以為是的﹐並真的被許許多多人奉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數千年歷史﹐就數他老人家冒了尖。

不過﹐歷史最終能不能就這樣認可他﹐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奪取政權前﹐他雖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都頗有建樹﹐但其影響僅限於他的黨以及他的黨所控制的地區﹐而未能成為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威者以及整個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精神權威者。

入主北京後﹐他的最高政治權威者的地位無可置疑﹐但他的最高精神權威者的地位大為可疑。

就思想層面而言﹐他先是提出一套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繼又提出一套如何搞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結果﹕

1962年後﹐他自己就遺棄了他的前一個理論﹔

1978年後﹐其黨人又否定了他的後一個理論。

古人有言﹕"人亡政息"。毛澤東人亡﹐不僅"政息"﹐而且思想遭到冷遇﹑甚至遭到批判。由此可見﹐他的思想權威是附屬於他的政治權威的﹐而不同於史上聖賢所享有的那種獨立不倚且經久不衰的思想權威。

再就精神權威概念所涵蓋的道德層面來看﹐老人家就更顯尷尬了﹐無論如何也做不了他所執政的這個國家的道德楷模﹐甚至做不了他所領導的這個黨的道德楷模。

1980年秋﹐中共為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稿﹐召開了一次超大型會議。出席者達四千餘人﹐均為黨內各方要人。許多與會者認為﹐毛的個人品質有嚴重問題。其中一些人在訴說毛的這一問題時﹐還表現出強烈的義憤來。

為此﹐鄧小平不得不出來為他的老首長說話﹕"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4)

如果說指責毛澤東個人品質不好的那些人只是說了其一﹐那麼強調個人為制度所決定的鄧小平也只是說了其二。除此之外﹐還有個其三﹐就是制度能夠決定人但其本身也是由人制定的或是由人選擇的（馬克思在其《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曾提出過類似問題(5)）。

至於人為什麼要制定或選擇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制度﹐除有客觀情勢方面的原因外﹐還有人自身方面的原因﹐即制定製度者或選擇制度者很適合或很喜好這種制度。

據黃克誠記述﹐毛澤東早在主政中央蘇區時﹐就"過於使用順從自己的人﹐對待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例如﹐過於使用像李韶九這種很會順從自己但品質很壞的人﹐過於縱容他為所欲為地搞"肅反"﹑打"AB團"﹐以致激起"富田事變"﹑造成紅軍分裂。(6)

另外﹐鄧小平本人在為毛澤東作上述辯護的同時﹐也承認後者有這樣的問題﹕"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7)

在一個黨里﹐有了這樣一個順我者昌﹑逆我者"整"的黨老大﹐又有了這樣一個"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的制度﹐自呈相輔相成之勢。人們既可以說後者影響了前者﹐為前者提供了制度性保證﹔也可以說前者影響了後者﹐為後者提供了創設性動力─前者畢竟擁有能為本黨制定或選擇某種制度的權力。兩者互為因果﹐很難說誰就絕對地影響誰﹐或誰就絕對地被誰所決定。

誠然﹐這位黨老大有時也會作出一些謙讓姿態﹐比如提議不准以個人名字命名城市或街道﹑不准向個人祝壽或送禮。他的這些姿態﹐孤立地看很悅目﹐很讓那些仰着臉看他的人感動不已﹔但與他實際做出來的那些事聯繫起來看就很表面化了﹐就很不足以稱道了。

在他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大運動時﹐都有一些人站出來勸阻他﹐十分認真地指明其間種種弊端﹐但他拒絕勸阻﹐並嚴懲勸阻者﹐甚至置其中一些人於死地。當他搞的這些運動已完全失敗並造成慘重後果時﹐又有一些人站出來糾正他﹐十分善意地提出許多補救措施﹐但他又拒絕糾正﹐並又嚴懲糾正者﹐末了還不許人追究他的任何責任。他的這種寧可我負天下而不可天下負我的執政方式﹐實屬無道之君所為。

總之﹐毛澤東在其執政生涯中﹐既要做全國人民的政治領袖又要做全國人民的精神領袖﹐就如同既要當秦始皇又要當孔夫子一樣﹐無疑是困難的﹐是不倫不類的。(8)

註解

(1)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8年英文版﹐第53頁。

(2)羅伯特﹒A﹒達爾《現代政治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頁。

(3)邁克爾﹒H﹒哈特《歷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1─5頁。

(4)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8─302﹑308─309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頁。

(6)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頁。

(7)引自﹕同(4)。

(8)如今﹐達賴喇嘛也面臨同樣問題。他的因襲身份要求他既要做藏人的精神領袖﹐又要做藏人的政治領袖。前者要求他必須講心正意誠﹐必須為人坦坦蕩蕩﹑有話直說﹔後者要求他必須講鬥爭策略﹐必須學會躲躲閃閃﹑含煳其辭。可是﹐他在處理西藏問題時很難將這兩者統一起來。

一方面﹐他的信徒中有相當一部份人堅決主張西藏獨立。他若要想繼續做這些信徒的領袖﹐就應該針對他們的主張給出一個能使他們感到滿意的說法。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大多希望以較為緩和的方式來解決西藏問題﹐即大多支持西藏高度自治﹐而不贊成西藏獨立。國際社會十分明白﹐他們如果明確支持西藏獨立﹐就會冒兩方面的風險﹕一是要與中國政府直接對抗─這是他們不願由自己來冒的風險﹐二是會促使許多西藏人為此而流血（因為中國政府會為反對西藏獨立而不惜動用武力）─這是他們也不願看到的由別人來冒的風險。基於這些考慮﹐他們傾向於促使達賴喇嘛能夠與中國政府對話﹐尋求一種雙方均有妥協的方式來解決西藏問題。達賴也十分明白﹐他既要想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就應該尊重國際社會的意見﹐就應該針對他們的主張也給出一個能使他們感到滿意的說法。

顯然﹐達賴喇嘛針對這兩方面主張所給出的兩種說法﹐是很難一致起來的。這種不一致﹐對於一個政治領袖來說﹐是很正常的﹐是很適合他的職業的─相機行事可以說是政治家的日常功課﹔但對於一個精神領袖尤其是一個宗教領袖來說﹐就不正常了﹐就不合乎他的身份了─一個受人敬仰的活佛﹐應該像赤子一樣單純﹐而不能老於世故﹑通權達變﹐或者說﹐應該像水晶一樣透明﹐而不能一面清晰﹑一面朦朧。

當然﹐達賴喇嘛也有自己的話可說﹕我們搞的"政教合一"不好﹐即在把政治"合"入宗教的同時﹐也把前者講求功利﹑講究權謀的行為方式帶入後者中﹔然而﹐你們搞的"教政合一"也不好﹐即在把宗教"合"入政治的同時﹐也把後者講求功利﹑講究權謀的行為方式強加於前者。

【71】

老人家曾對斯諾說，在人們稱呼他的“四個偉大”中，他只想保留“導師”稱號而不要其它稱號。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其它稱號倒是可以給他，因為它們大多指的是政治權威者，故與毛的實際身分相差不遠；唯獨“偉大導師”稱號最個適合於他，無論就這一稱號的思想層面看，還是就這一稱號的道德層面看，都不適合於他。

接下來的問題是，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長於克敵致勝的政治領袖，卻硬要做一個志在教化人民的精神領袖，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結果只能是把他在政治上搞的那一套東西強加到人民的精神上，使之完全政治化，準確地說完全毛氏政治化。在新中國上層建築中已不存在任何能夠獨立於毛式政治的精神領域，在新中國民間社會中也不存在任何能夠獨立於毛式政治的精神生活。

其政治清明，則清風遠播；其政治黑暗，則黑雲遮天，不論其政治方面還是其精神方面都不見天日。就毛澤東執政總體情況來看，政治清明時少而政治黑暗時多，並致使社會其它方面也趨於惡化，與各種政治運動此落彼起相伴隨着的是民族精神素質持續下降。

近幾十年來，我們民族精神素質雖在識字率上提高了許多，可以說與世界發展趨勢相一致；但在另外兩個重要維度上下降了許多：其一，在知識精英層面上，人格涵養水平大幅度下降，那種道德文章皆佳的學術大師在新中國學界已成瀕危物種；其二，在普通民眾層面上，人倫道德水平大幅度下降，那種溫厚俠義並重的淳樸民風在新中國民間已是昨日氣象。

與毛澤東黨天下相比，中國傳統社會至少有一長處，就是社會精神權威系統與社會政治權威系統處於相對分離狀況。

美國經濟學家托賓（Tobin）曾告訴世人，他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獎就在於說了這樣一句話：“不能把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

中國傳統社會的建構者們雖未說出這句話，但有意無意實踐了這句話，即沒有把思想權威、道德權威這些個“雞蛋”都統統放到政治權威這個“籃子”里，從而能夠減少一個社會在發生權威危機時所要承擔的風險，至少能夠避免出現因政治權威系統崩潰而連帶其它權威系統一併崩潰的局面。

政治權威尤其那種非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權威，是依附於某些集團或某勝個人的，而這些集團或這些個人均處在變化過程中，或作強弱變化，或作存亡變換，強則其政興，弱則其政衰，存則其政舉，亡則其政息。換句話說，政治權威這隻籃子不是什麼耐用品，而是一種易損品，一種隔不長時間就要加以更換的易損品。

自秦以降兩千餘年裡，中國的政壇上不知該換了多少朝代，而附屬於這些朝代的政治權威系統也隨之來去匆匆，此時確立，彼時崩潰。

在這大約相同時期里，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老百姓所依循的精神權威系統，誠然也有許多變化，但這種變化遠沒有達到那種在確立與崩潰間不斷周而復始的程度。

特別是近千餘年來，這種精神權威系統就幾乎從未出現過徹底崩潰的情況。讀書人一直是拜儒為主，兼拜佛老。老百姓也一直是拜天地，拜祖宗，遇有難事拜菩薩。這正應了那句老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紫禁城頭上的大王旗朝朝變換，老百姓心中的敬畏物代代相傳。

即便在強大外族入主中原、漢家天下為之變色時，這種精神權威系統也沒有被徹底摧毀。曲阜孔廟裡聳立着許多巨大的用蒙文、滿文書寫的御碑，就是很好的證明。

那些起於塞外莽原、慣於縱馬揮刀的胡人皇帝大都明白：他們可以統治漢族人，但不能非禮孔夫子，不能褻瀆被征服者心目中的這一精神偶像；他們必須入鄉隨俗，必須尊重漢民所尊重的一些道德楷模，尤其是那些教人溫和厚重的道德楷模。於是，他們沐浴更衣，恭恭敬敬地拜了這位不通胡語的“大成至聖先師”。

就某個朝代來說，儘管政治很腐敗，很不成體統，但道統還在，學統還在，至少道統的威儀還在，學統的規矩還在，孔夫子的牌位還立在那裡，做學問的章法也擺在那裡。談到聖賢時你就得作畢恭畢敬狀，寫起文章來你就按規矩起承轉合。

一些兩棲知識分子，在官場見風使舵，百般鑽營；回書齋正襟危坐，規規距距讀書習字，故都有些學問、有些文才。對於他們來說，政統不在，道統還在；道統不在，學統還在，文章還在。明朝張居正大槪就屬於這類人。〔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頁76-107。〕

不論是既有道統又有學統的士大夫，還是沒有道統僅有學統的士人夫，都傳承相似的東西。左光斗為史可法業師時講聖賢之道，張居正為萬曆帝業師時也講聖賢之道。儘管先生不同，弟子不同，講的方法也不同，但講的內容相近，多為聖賢書上的東西。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精英教育體制至少有這樣幾個特點：就其外部關係而言，是相對獨立的，即相對獨立於皇權系統；就其內部關係而言，是相對統一的，即相對統一於聖賢衣缽；就其價值取向而言，是催人上進的，即激勵讀書人動心忍性，行大道於天下；

就其實現方式而言，是因人而異的，有人說歸說、做歸做，有人躬行踐履、義無反顧。

這就不難理解中國史上有一種突出現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時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憤而挺身過問世事，甚至世道越為黑暗，成仁取義之士越發洶湧，不論是明末清初還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撲後繼、慷槪赴難。這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政教分離制度，從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為教育保留一塊相對純淨的天地、一塊以孔聖人為尊的天地（或者說沒有把精英教育這隻“好雞蛋”放進官場政治那隻“破籃子”里），故使讀書人雖生活在政治黑暗的社會裡，卻受教於大講君子操守的學堂中，被鼓勵做對國家對社會有擔載的人。

當然，他們由學堂進入社會後的情況不完全一樣，有人會屈從政治壓力，與社會黑暗勢力同流合污，有人會堅守聖賢之道，求仁求義，在所不辭。

中共自身發生發展史就提供了這方面例證。它的第一批黨員大都是知識分子，大都是出身各類學堂的讀書人。他們一方面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的小冊子（他們很少有人能讀到或能讀懂馬列主義大部頭著作），另一方面也讀了許多講忠孝講仁義的聖賢書。他們大多是從前者那裡獲得革命的理想，從後者那裡獲得做人的品性——做一個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黨人所應具備的品性。

前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先生晚年常談到，早期中共領導人惲代英、蕭楚女、鄧中夏等，既給了他馬克思主義影響，也給了他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惲代英曾說：“我對於孔子的道德學問，向來便很佩服”。這句話令匡先生久久不能忘懷，成了他晚年之所以要寫《孔子評傳》的一個早年情結。〔李慎之，《“做學問首先要做人”——匡亞明先生印象》，《炎黃春秋》1997年第6期，頁52-54。〕儘管舊中國的政治狀況相當惡劣，但舊中國的各式學堂曾向中共革命組織輸送了一批批熱血知識分子，一批批為求民族大義而不惜赴湯蹈火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夏明翰、惲代英等。人們可以不同意他們的政見，但不能不敬佩也們的人格，即沐浴過聖賢之風的人格。

與此同時，舊中國的貧瘠鄉村也向中共武裝力量輸送了一批批敦厚堅忍的青年農民。他們很快就成為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中最勇敢、最守紀律的革命戰士。

與舊時學堂教育類似，舊時鄉村生活也是相對單純的。一是因其本身處於自然經濟狀況，故很少受其它生活方式的影響。二是因舊時官府只要能收上糧賦、徵得徭役，一般不多干預鄉村生活、尤其不多干預鄉村人民精神生活，不大操心老百姓是信神還是信鬼、是拜祖宗還是拜菩薩，故使得鄉村生活又很少受官場政治流弊的影響。

尤其是邊遠地區，天高皇帝遠，受官場政治影響更少，故而民風更為敦厚。另外，這類地區還常常在不同村落、不同祠堂、不同民族之間爆發大規武裝械鬥，故而民風又較強悍。

這類地區通常雜居着不同族類，如中共元帥賀龍的家鄉湖南桑植一帶居民就分屬“軍、民、客、土、苗”五個族類。〔《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頁1。〕由於不同族類差別較大，故其間糾紛較多，也較尖銳；又由於當地官府力量相對弱化，故民間糾紛較難獲得權威性仲裁；因此，不同族類在解決彼此糾紛時，較容易走上極端，較容易斥諸武力，直接用刀槍棍棒來判定是非曲直，常常能將兩戶間的爭執，如爭一壟地一渠水，演變為兩大宗族間的武裝對抗，即有千百人參與的流血械鬥。長期生存於此地的鄉民們，自是尙武尙勇，並好抱團好講義氣。

中共武裝力量最初興起的地方，幾乎都是這類官府力量較為弱化而民間風尙較為敦厚強悍的邊遠地區，幾乎都是數省交界的幾不管地區，如湘贛邊區，湘鄂贛邊區，閩粵贛邊區，鄂豫皖邊區，湘鄂西邊區，陝甘寧邊區等。

1928年10月，毛澤東在為中共湘贛區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中，分析了紅色武裝割據之所以可能的條件：1、白色政權的持續的分裂和戰爭，即所謂軍閥混戰；2、有受過大革命影響的工農群眾和國民革命軍的存在；3、全國革命形勢繼續向前發展；4、相當力量的正規紅軍的存在；5、黨的組織有力量和黨的政策不失誤。〔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50-52。〕

就實際情況看，還應加上一條，即所在地區民風敦厚強悍。這裡的許多鄉民或山民均有拿過刀槍的經歷，或參與過宗族械鬥，或打過野豬山雞，甚至當過占山為王的綠林好漢。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隊伍初上井岡山時，就得到過王佐和袁文才的幫助，並收編了他們的土匪隊伍，使之成為草創紅軍中的一支生力軍。

另外，在中央紅軍發展地區內，自閩粵邊界起，沿粵贛邊界、湘贛邊界，直至鄂南，是客家人與土著民雜居地區，也是宗族衝突和武裝械鬥高發地區。這種地理人文情況對於紅軍發展來說，既有其弊處：濃厚的宗族意識不利於確立鮮明的階級意識，不利於講革命團結、講共產主義大同理想；也有其益處：生活在這裡的人民有較強的戰爭承受力，出生於此地的戰士也多能抱團、多有尙武精神。〔毛澤東後來在給中共中央報告（《井岡山的鬥爭（1928.11.25）》）中，將中共武裝割據之所以可能的條件概括為：1、有持續的軍閥混戰：2、有很好的群眾（主要指受過大革命影響的群眾）；3、有很好的黨：4、有相當力量的紅軍；5、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6、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59-86。〕無庸置疑，毛澤東的黨曾從傳統文化中獲取大量的精神資源，用以成就他們的奪權事業。人們既可以從其知識分子出身的黨人身上看到那種未有恆產而有恆心的傳統士風，也可以從其工農大眾出身的黨人身上看到那種剛勇的古樸民風。正是在這種士風和這種民風的吹拂下，新中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然而，毛澤東的黨執政後未能很好地反哺曾哺育過他們的傳統文化，不是去發揚光大它，而是去傷害它、羞辱它，並致使自己治下社會風氣日下。

在其治下的高等學府里，既很難培養出許多像陳寅恪、錢鍾書那樣的大師型學者，也很難培養出許多像夏明翰、惲代英那樣的熱血知識分子；相反倒很容易造就一批腐敗文人，一批慣於看風使舵的政客型教授、一批擅長搞大批判的高學歷者、一批酷愛打小報告的讀書人。

士風已墮落到多少代以來的最低點。

在其治下的社會基層單位里，大鍋飯式的勞動制度養懶了許多任務人農民，使他們得過且過，能少幹活就少幹活；假大空式的政治宣傳又教傻了許多老百姓，使他們竟能對一些莫須有的東西信以為真。

毛澤東的專政機關又通過對民間社會進行全面控制，對一切民間獨立聲音和一切民間獨立團體的堅決取締，對一切敢於拍案而起者和一切敢於直言不諱者的徹底清理，而將這個曾出過陳勝吳廣李贄海瑞的民族整治得沒有脾氣了，致使老百姓們即便挨餓挨整也不敢有怨言，更不敢有義舉。

長此以往，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勤勞、智能、勇敢等質量，都被打了許多折扣。

鄧小平也看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但是他認為社會風氣在“文革”前是好的，到了“文革”中才開始惡化的，“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302-303。〕事實上，社會風氣在“文革”前就已開始惡化了，在“文革”中只是變本加厲而已。其中士風的惡化可追溯到1950年代那幾場整知識分子運動。鄧公自己就積極參與其事。

我們的社會風氣所以全面惡化，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的國家體制存在着嚴重缺陷。這種國家體制把包括思想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所有權威都置於某種政治權威下，準確地說都置於某種很容易出亂子的政治權威下。或者說，這種國家體制在權威資源配置上，把所有雞蛋都放進一個籃子裡，一個很容易破損藍子裡。

這種覆蓋一切領域的政治權威，無事則罷，一旦出現問題就會波及整個社會，就會造成全面危機，可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十分不幸，作為這種政治權威的主要擔當者毛澤東，偏偏是一個患有政治多動症的人，一個總愛折騰出事來的人，總愛將手裡正拎着的那隻裝滿雞蛋的大籃子悠來悠去，直至悠脫了手，砸在硬邦邦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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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下）

【72】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聯名發表《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社論經毛澤東審定，傳出一個信息：新的一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向黨內的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將是深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用一句話即社論題目的話來說：這一年，將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年。

當年4月，周恩來又傳出毛澤東的話：“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更長一點時間。”〔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222。〕

在此之前的1966年10月，毛澤東還說過：“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5）》、《中共黨史敎學參考資枓》第25冊，頁151。〕

總之，在毛澤東原設想中，1967年應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至少應是其形勢能夠明朗或其局面能夠得到控制的一年。

可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1967年是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形勢最不明朗、局面最為混亂的一年。這一年，派仗打得最凶，人員死傷無數。

後來形勢發展更為嚴峻。老人家不僅在1967年結束不了這場革命，而且在他此後整個有生之年也結束不了這場革命。整個事態已成毛公不亡則文革不息之勢。

毛澤東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卻難以駕馭它、更無法結束它這一情形，對於他本人來說是非常尷尬的，但就事理而言實屬必然。因為，老人家所發動的這場革命本身就不存在任何成功的可能性，無論在此革命的對象上，還是在此革命的方式上，以及在這兩者的關繫上，都是問題叢生且難以解決。

《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裡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本身就是一個很不確定的槪念，故而也是一個能將這場革命的對象問題攪得混亂不清的槪念。

就字面意義來看，這一槪念不可能具有它應有的確切涵義。一個明顯事實，就是這個槪念的炮製者本人，對於究竟什麼是“資本主義”以及什麼是“資本主義道路”這類問題，是不甚了了的。

毛澤東無疑擁有相當豐富的中國鄉村生活經驗和中共革命鬥爭經驗，但對於現代工業文明社會中的情況，既缺乏親身感受（他從未去過西方國家），又未做專門硏究（其本人讀《二十四史》的興趣更甚於讀《國富論》和《資本論》的興趣），因而不大可能在這方面形成較為實際且較為系統的看法。

他的執政實踐也表明，他既不大懂資本主義的經濟，例如，不倫不類地將只有新中國才有的所謂“三自一包”（自留地、利伯維爾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現象，直接與“資本主義”畫等號；也不大懂資本主義的政治，例如，在與外賓談話中承認自己不能理解“水門事件”，不能理解幾小卷磁帶就能把一位大總統搞下台這一合乎西方政治運作程序的事實。當然，這種不理解絲毫不妨礙他仍能就此問題說上一大通自以為是的話。

就這些槪念實際使用情況來看，所謂“走資派”，主要指執政黨內那些未能很好地聽毛主席話故而為他所不滿的幹部。問題是，毛主席話本身就不確定。他常常先是說一個人的好話，繼又說這個人的壞話；今天舉薦一個人，明天又打倒這個人。這幾乎成了他如何使用幹部尤其是如可使用高層幹部的一種模式。

這種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尤為充分：先是整倒劉少奇，繼又整倒林彪，後又整倒鄧小平；可這三人原先均是由老人家自己委以重任的，尤其後兩人最後獲他重用的時間均在文化大革命進行過程中。

這後兩人情況恰好表明，不要說普通群眾不大清楚這場運動究竟要打倒哪些人，就連毛澤東本人最初也不大清楚他發動這場運動究竟會打倒哪些人。

毛澤東為整“走資派”而採取的主要方式，是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一群眾運動有一顯着特點，用《十六條》的話說，就是“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也就是說，這一運動儘管是由執政黨主席發動的，但其進行過程既不受執政黨組織控制，也不受政府部門領導，而是靠群眾自己來運作的。

然而，將廣大群眾發動起來又不予以控制，對於任何一個原本有序的社會來說，都將是一場災難。因為，在一個有序的社會尤其是一個因集權統治而高度有序的社會中，大多數群眾都受到較為嚴厲的約束和控制，過着十分拘謹的生活；故在他們心底，對於那些長期管束他們的社會監控系統，一直存有一種近乎天然的牴觸情緒；而當他們一旦被解除各種約束並擁有可以衝擊一切的權力時，就回自然地將他們的矛頭指向他們心中長期感到不快的東西，指向各種制度，指向各級官吏，其後果只能是全社會無序化。

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正是如此。昔日的群眾一旦成了“造反派”，就首先大造社會監控系統的反，人造體制和官吏的反，逢規章制度就當“管卡壓”來破除，逢領導幹部就當“走資派”來打倒。他們造遍了舊體制和舊官吏的反後，接着又造其它造反派的反，與他們大打派仗。

於是，這場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運動，成了一個“打倒一切”的運動、一個“全面內戰”的運動。

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群眾運動，也對參與其間的人進行選擇，選擇那些特別適應於它的人、那些特別適應於在亂世中大展手腳的人，並把他們送上運動的潮頭，任其興風作浪。這就使得本來已很混亂的運動，再添一層混亂。

例如，那些或有着強烈的叛逆性傾向的人、或有着強烈的冒險性傾向的人，就特別適應於這所謂的“造反運動”，故而比較容易在運動中脫穎而出，成為其間的領袖人物。這便印證了那句老話：“亂世英雄起四方”。

另外，某些有着強烈的投機性傾向的人，也比較適應這場造反運動，比較容易從中脫穎而出。這場運動從根本上說，就是由最高執政者本人發動的。運動初期京滬兩地的一些造反人物，就是在毛本人直接或間授意（即所謂“打招呼”）下而採取“革命行動”的。換句話說，這些造反者是在拿到了“尙方寶劍”後而去行事的，或說是在看到了“底牌”後而去押寶的。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參與這種“造反”，就不是什麼要冒很大風險的事，而是一件大有機會可趁的事。

文化大革命所要打擊的主要對象是不確定的，文化大革命所採取的主要方式也是無秩序的；若再兩方面聯繫起來看，此次革命所具有的那種荒誕性質就更是顯露無遺了，同時，老人家能夠發動這場革命卻無法結束它的那種尷尬境況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在這場革命之初，毛澤東的主要意圖是要解決執政黨高層中的領導權問題，是要整一整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央一線”，整一整那些已不太聽話的中央大員們。顯然，他這時想整倒的人不會是一個很大的群體。

當運動即將全面鋪開之時，老人家還通過《十六條》再次強調，在執政黨幹部中，“好的”和“比較好的”占“大多數”，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這是在告訴人們：此次運動的打擊面不要太寬了。

然而，當群眾一旦被發動起來並不予控制時，其鋒芒所指就不會完全限定在發動者原先所設想的範圍內。他們既會去衝擊發動者曾讓他們去衝擊的對象，也會去衝擊發動者未叫他們去衝擊而他們自己想去衝擊的對象。

結果，他們衝擊了幾乎所有的當權派，所有曾經管過他們的這個“長”或那個“長”，給他們貼大字報，掛黑牌子，開鬥爭會。除此之外，他們還衝擊了其它各式各樣的人，其中包括與他們同屬一類的人。

縱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過程，既可以說是一個不斷發動群眾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不斷擴大打擊面乃至打倒一切的過程。

最初，姚文元文章發表後，運動的範圍主要限於思想文化領域，打擊面也主要限於某些知名學者，以及某些兼有知名學者身分的執政黨幹部——多是負責文教宣傳工作的幹部。

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並發表《5·16通知》後，運動的範圍則進一步擴大到大中城市裡的大中學校，打擊面也相應地擴大到學校中的部分教職工、部分校領導、以及那些由上級單位派下來領導運動的工作組。

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並發表《十六條》後，運動的範圍又進一步擴大到全國所有的文教單位和黨政機關以及街道里弄，打擊面也擴大到凡是“紅衛兵”看不順眼的一切人和物，其中有知識分子、黨政幹部、以及早先已被打倒過一遍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另外還有各種文物、各處古蹟。

10月，中央工作會議發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後，運動的範圍再進一步擴大到全國各地的工礦企業、農村社隊以及軍事機關，打擊面向上擴大到劉少奇、鄧小平，向下擴大到幾乎每一個工廠廠長和每一個公社書記。

轉過年來，搞“一月革命”，反“二月逆流”，又打倒一大批省市領導幹部、國務院領導幹部和軍隊領導幹部。整個執政黨幹部隊伍似已到了“洪洞縣裡無好人”的地步。這正應了林彪的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幹部的大批判，就是批判幹部的運動。”〔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1966.12.3）》，《林彪文選》，下冊，頁241。〕

就在整當權派的同時，造反派內部也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他們或因政治觀點不同或因派別利益不同而相互打起派仗來了，先是文斗，繼是武鬥，其激烈程度已近乎歷史上的國共戰爭。於是，這場革命的對象又擴大到造反派自身中來了，即造反派們不僅是革命的主體，而且自身也成了其它造反派欲予革命的對象。

運動發展到這個地步，無論是被迫捲入進去的當權派，還是主動參與其間的造反派，都獲得了一種平等性，即都有了自己的政敵，都面臨着被他人打倒的危險。

前文已談到，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基本設想中，整“走資派”是目的，搞“群眾運動”是手段。然而，這兩者間關係並非固定不變，到了一定時候，手段便上升為目的，群眾運動本身也成了高於一切的東西。

由毛本人主持召開的10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任務。關於這一提法，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作了一個權威性解釋：“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他們卻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們在這個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來了。他們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這條錯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變成不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陳伯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1966.10.16.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敎學參考資料》，第25冊，頁134。〕

林彪在此會上，也說了類似話，也認為執政黨中央內存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路線，是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當頭的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5.）》，《林彪文選》，下冊，頁229-230。〕毛本人也主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為此與周恩來發生分歧。〔高文謙，《艱難而光揮的最後歲月——記“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周恩來》，本文引自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第1卷，頁67-68。〕並且，他也贊成陳伯達等人就此問題所作的解釋，批示要將陳伯達講話稿，“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05。〕於是，一個聲勢浩大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迅即在全國展開。各地的造反派紛紛起來揭露各地的“走資派”是如何不准他們起來革命的，其中一些人還將矛頭指向中央，指責劉少奇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資產階反動路線，壓制群眾運動，故要求打倒他們。

如此批判，雖能將眼下的群眾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但同時也將毛最初發動這場革命的基本設想弄了個本末倒置：本來是，為了打倒劉少奇等人，而去發動群眾；眼下是，為了堅持毛主席群眾路線或為了進一步發動群眾，而去打倒劉少奇等人。

原先，毛澤東為這場革命所設想的目的是整走資派，所擬定的手段是搞群眾運動。如今，手段獲得劇烈的擴張、膨脹乃至吞噬了目的，並使自身上升為目的，至少使自身顯得比目的更重要些、更崇高些。

這個運動造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聲勢，大字報鋪天蓋地，口號聲驚心動魄，硬是將數萬萬人激動得興奮不已，如醉如痴。並且，這個運動還產生了超出其發動者所預料的巨大效能，不僅可以整“走資派”，而且可以掃“四舊”、斗“地富反壞右分子”，可以“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促進“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運動所具有的這種波瀾壯闊的聲勢和這種橫掃一切的效能，不只是震懾了毛澤東所欲打倒的那些人，還震憾了毛澤東本人，使他對這個由他自己發動起來的運動產生了一種敬畏感乃至一種信仰——真誠地相信，這場運動是偉大的，是神聖的，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真理。

老人家被感動了，被他自己造出來的東西感動了，並將之奉若神明，只是一味地去順應它，而不約束它，更不准其它人去質疑它、阻止它。毛澤東為自已造了一個他必須依其行事的神。

正像費爾巴哈所說的神是人的“異化”一樣，這場運動對於其發動者來說也是一種異化。毛澤東發動了這場運動，而這場運動又反過來左右着他。毛澤東鼓動着群眾運動一個勁地搞下去，而群眾運動也反過來裹挾着他一個勁地走下去，使他欲罷不能、愈陷愈深。

這種“異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毛澤東發動這場革命的目的與方法發生逆轉，方法上升為目的，或者說，目的已不太重要，過程就是一切。這就好比某人原想摸着石頭過河，可下到河裡後，就總是在那裡摸着石頭，總是過不了河，因為，他已喜歡上了這樣不停地摸着石頭，而搞不清楚了摸着石頭究竟要幹什麼。

其二，老人家發動這場革命的目的與方法發生衝突，目的是要打倒某些政敵，方法則在製造出更多的政敵，而要再打倒這些新增加的政敵，就還得再使用那個能製造出更多的政敵的方法。這就好比大師傅揉面，面多了攙水，水多了攙面，面又多了再攙水，水又多了再攙面……結果麵團越揉越大，大到揉面者無法收拾的地步。

胡耀邦生前曾向其屬下談了他與毛主席的一次對話。他問主席：什麼叫政治？後者答道：政治就是要把自己方面的人搞得越多越好，把敵人方面的人搞得越少越好。

毛澤東的這一說法，無疑是他搞政治的經驗之談，準確地說是他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之談。他在奪取全國政權前，十分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十分注意做分化敵對營壘的工作，擴大團結面，縮小打擊面。用吳稼祥先生在其《智慧算術》中的話說，毛此時搞的多是“加法政治”，即多用“加法”（爭取盟友），少用“減法”（樹立敵人），並最終使“和”數遠大於“差”數。〔吳稼祥，《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第1章（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老人家執政後，反其道而行之，大搞階級鬥爭，到處尋找乃至人為製造階級敵人，今天打擊這一批人，明日打擊那一批人，結果與他對胡耀邦說過的話正好相反：將自己營壘中的人搞得越來越少，將“階級敵人”或“階級異己分子”搞得越來越多。再用吳先生的話說，他此時搞的多是“減法政治”，並且是一減再減。

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尤為突出。就像當年國民黨剿“匪”越剿越多一樣，此時毛澤東斗“階級敵人”也是越斗越多，不僅鬥了絕大部分“當權派”，而且鬥了絕大部分“造反派”，最後斗得身邊寂寞，斗得舉國抱怨。

就在他行將就木的1976年春，病榻前，只有“四人幫”一干人在談階級鬥爭新動向；深宮外，竟有成千上萬人聚嘯天安門廣場，指桑罵槐文化大革命維護者。老人家憤然起身，抱病做了他平生最後一次減法，又抓了許多“反革命”、許多“四·五分子”。

數月後，大自然規律則對這位屢屢愛用減法的政治老人的生命，也做了一次減法。慶父退場，魯難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