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信仰的我們又何必苛責和尚

這一年，關於和尚的新聞突然多了起來，比如開房的和尚，微博賣萌的和尚，結婚的和尚，仿佛和尚這個只生存在冷僻地帶的稀有品種一下子遍布在了神州大地的每一寸土地。可惜我懶，查了一下資料沒有找到這些年來佛教協會增加的會員或其管轄下的寺院之類的數據就罷手了，如果繼續深究，搞不好能得出很有趣的結論。

但不管怎麼樣吧，我們還是可以說點事，比如說到和尚就不得不說到佛，說到佛又不得不說到宗教，最後閃亮登場的就是信仰問題了。本來，以我淺薄粗獷的人生態度和才疏學淺的現實窘境，我一直覺得談論這樣的話題是很流氓很不負責任的，但是，就像一個同學cosplay儒家格言說的那樣，“君子不黨，小人得字（志）”，我屬於後者中的典型分子。

中國人這幾年貌似被錢燒到了，有錢的被錢燒得以為有錢就能買到一切，沒錢的被錢燒得以為一切都只能用錢買。這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我們號稱禮儀之邦的偉大祖國呈現出禮崩樂壞的思想道德全面崩潰之勢，淫移屈暴騙，大有一種怎麼跟溫良恭儉讓離得遠就怎麼幹的豪氣沖天！

這種社會土壤無疑是思想道德建設理論發酵的最佳時期，而信仰問題屬於這個問題中比較大的問題之一。我想說的信仰僅僅只限於宗教意義上有神論的信仰，而非內心堅守一類。剛好我發現很多人談論的也正是這種信仰，我自己聽到的抱怨就常常包括“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國家······”，“中國人已經沒有了精神家園！”之類，更有甚者，直接從描述現狀進入開藥方的階段，認為只有宗教信仰或者准宗教信仰才能拯救解脫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勞苦大眾。

並且無論是描述狀態的人還是開出藥方的人都有篤定的證據而非論證，認為中國並且僅限於當代中國大陸正處於被其他有信仰的民族或國家以信仰之名深深鄙視的窘境之中。這種篤定的證據當然是來自於比較了，以人為鑑以史為鑑嘛。

我個人覺得最不靠譜的就是以人為鏡得出的結論了，猶太人、印度人、西方人，總之只要是有點宗教家底的人在小部分中國人那裡常常都能被捧上天，說人家有信仰又有民族素質。印度籍奈保爾曾經就痛心疾首地表示“貧窮已經成為印度人修行的方式了······甘地的現代政治理念完全被曲解成了一種宗教行為！”，所以親們不要忘了印度很大程度上正是被宗教拖垮了；猶太人高情商高智商吧，但至今還家國不寧，大家倒是不願意說衝突不斷的中東，那裡才真正宗教氣氛濃厚，人人信仰堅定呢。

所以，對那些總認為宗教信仰的能夠拯救中國人崩塌的精神世界的人，我覺得你們開出的藥方有些過於藥不對症了。用猶太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觀點來說就是，精神世界的確重要，但過於滿足精神世界的圓滿將造成的後果是我們極容易就縮回了自己的世界，不再聞問世事，然後機能萎縮。不過，阿倫特的觀點在中國還是有可能要碰壁，中國的很多宗教人士，不管是和尚還是道士，很多雖然專注內心世界，但和世俗接軌的機能，貪嗔痴倒是愈加發達強壯。

其實，很多談到信仰的人還是比較傾向於從我們自己的傳統中去追尋。在中國嚴格被真正當成宗教廣泛傳播的只有道教和佛教。魯迅先生形容道教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雖然刻薄了點，但大多數人的道教的確僅僅是將人世的七情六慾重新yy了一遍放到天上去，養生而已。佛教嘛，漢傳佛教紮根下來的只有禪宗，禪宗是什麼呢，要種地要生產，忠孝仁義，講頓悟不求教義，跟印度佛教隔了不是一點半點。佛教在中國的轉變是最終變成了我們參與世俗的另一種方式。

剩下的就是儒釋道中的老大了。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這是於丹們非常順應時代潮流颳起的一股復古風，這股復古風伴隨着和據說是保存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台灣的比較大有燎原之勢。雖然和猶太人的宗教不同，但我們還是傾向於認為這便是中國的本土特色信仰了，馮友蘭先生認為從西漢的獨尊儒術開始，儒家就變為儒教而成為中國人事實上的靈魂歸依。直至如今，“儒教”依然算得上是一個時髦的稱謂，即是很多人並沒有用這樣一個名詞，但事實上談論的卻正是這樣一種馬克思說的讓人鴉片般上癮的宗教，宗教的準則不就是嚴格的教條和最高靈魂指引嘛。

但孔子才不是最高靈魂指引，他老人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理想的生活便是中產階級有品位的小資。儒家根本是歡天喜地地入世的，它關注生老病，就是不關注死。我個人歪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意思其實是說：別老指望着什麼靈魂啊內心啊的玩意兒，你需要一個直白的人來承擔你對社會滾滾向前的責任。活着的人與人之間才是最重要的，靈魂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儒家說的溫良恭儉讓其實全是在要求公德，而非個人的精神修養，這其實根本就是一套理性的現代公共生活方式。

而且儒家其實根本沒有教條，教條都是被教條者自己搞出來的。孔子雖然老說我們不推理，我們直接說這就是真理，但孔子還說了“述而不作”，儒家是不停地闡釋闡釋再闡釋，孟子闡釋出了人性本善，荀子闡釋出了人性本惡都可以，都是經典。

並且儒家最牛逼的是成功讓中國的老百姓把各路神仙混成了一團，想養生時就奔着老子去了，想求子時直接造出個觀音菩薩，造反的時候來個人自稱上帝他兒子也有人屁顛顛地跟着起鬨。當然，對於純粹宗教人士來說，這些通通是褻瀆與胡來，但問題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根本從來就不是宗教人士，也基本上不可能成為信徒。

我們太功利了，這個功利非要給他戴朵花的話也可以說是理性精神。別急着罵我，理性精神本就是冷靜地獲得尋求最佳結果，只不過我們自己現在談功利色變，以為權錢便是功利，事實上很大程度上那只能叫短視或sb，還配不上功利這麼中性的形容詞。中國人的理想精神來源於既不過分關注內心世界，也不完全被外在世俗生活牽着鼻子走，中國人以一種“未知生，焉知死”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當時當下狀態處理生活。我們因着幾千年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農耕文化變得擁有理性規劃的傳統保守，這種傳統出現實質性斷裂是在上個世紀，當一個國家的全部人民以宗教般的瘋狂和感性投入到一場荒唐的幻想中的時候，我們不斷試錯不斷徘徊甚至原地踏步但至少沒有中斷過的理性傳統生生斷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