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岐山從小在一個機關大院裡長大，對他的早年經歷算是略知一二。
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記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從上海奉調進京，我和姐姐、妹妹隨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歲，我們同住一個機關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們兩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歲，因此兩家的三個同歲孩子，便常常“配對兒”在一起玩。
我父親是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可惜調到北京不久就領到一頂“支持右派向党進攻”帽子，1958年報中央監察委批准，留黨察看二年，行政職務也一併撤銷。王岐山的父親，當年並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內向，似乎不大喜歡多說話，倒是他母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見下文），很久之後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親也是經歷坎坷。
王岐山的父親當年是建設部直屬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29年，他從南開預科考入清華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建築。那時清華每屆也就錄取一百多人，王的父親1933年從清華畢業，在那個年代應該算“稀缺人材”。我後來聽王岐山說，他父親清華畢業去了青島，工作幾年，抗日戰爭便爆發了，他父親不願給日本人干，青島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沒辦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親的老家——山東平度，在山區做教員。
當時的山東，遍地抗日烽火，不過，共產黨在山東有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有抗日游擊區，平度，剛好是國民黨的游擊區。命運使然，平度的國民黨看到王岐山父親很有些抗日情緒，就給這位清華畢業的山區教員封了個“上尉”。及至抗戰勝利，青島成了國民黨的五大“特轄市”之一，城市建設迅即提上議事日程，王的父親當然返回青島，重操舊業——做城市規劃，搞土木建設。
1949年，國民黨給王岐山的父親買了船票，勸其從青島“撤退”台灣，可王的父親認為：有能耐，有技術，共產黨來了也要搞建設，何必跟着腐朽的國民黨瞎跑呢？於是留了下來。沒想到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運動後期，黨組織一查：王的父親的那個軍銜徒有虛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文革”之後，王岐山曾和父親聊天，說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說，“也虧了那次抄家，受了驚嚇，從此不敢亂說亂動”。王岐山對我說，他父親的不愛說話，大約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過，“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傾鬥爭，他父親卻因為“說話少”而躲了過去。直到“文革”爆發，一度領取過國民黨上尉俸祿的這樁陳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來。
還好，“文革”來臨，知識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親那時除了挨批鬥，就是打掃單位衛生。而我的父親，卻不幸死在了“文革”批鬥會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記得1980年代初我調回北京，去父親的原工作單位申請落實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沒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設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攙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談政策落實事項。看得出來，王岐山和我一樣，也是孝子。
我父親1968年去世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親——機關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崔大媽。我父親的“問題”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個“文革”期間，崔主任不僅從來沒有歧視過我母親和我們家，還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親的手坐在床邊，好言寬慰。
王岐山母親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親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壓氣氛下，遠親不如近鄰，我母親“文革”後搬離那個大院的時候，還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去和熱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個招呼，那時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視母親，也不忘給母親過生日。
王岐山是1956年從青島轉學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則是青島口音。對於讀小學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卻了，王岐山倒是好記性，他不僅記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憶說，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班上還有一位山東籍的同學叫“蓋學良”，也有山東口音，因為班上有人笑話他們倆，他們還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時候，我和王岐山關係不錯，中學時代我們不在同一所中學，沒有很多來往，但“文革”閒得無聊的時候，我們還是常常在一起打籃球。推薦關注:微信查找“華人時政”
下鄉插隊之前，我曾隱約聽說，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區重點中學）讀書期間，曾犯過“小錯誤”，受過“小批判”，很多年後，我向他求證，他犯的是什麼“小錯誤”，王岐山笑着說：“啊喲，那可不是小錯誤、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鬥呢！”
聽他解釋，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級的優秀學生，常常會奉命擔任初中對應班級的“輔導員”，王岐山讀高一的時候就擔任了初一年級的輔導員。那個班上有個同學頗傲氣，一次開會，他堅持說自己的世界觀百分之百沒問題。作為輔導員的王岐山於是找他談話，希望他能謙虛點。
王岐山說，“那時候，高中政治課上正好在講艾思奇的哲學觀點，課餘時間，我又比較喜歡看書，就把艾思奇寫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也找來看了，我贊成艾的觀點，從哲學高度看，說一件事、一個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絕對。於是我在和這個同學談話時，講到這麼一個觀點：如果雷鋒還活着，他也不能說自己的世界觀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第一，從哲學的高度看，‘活到老，學到老’才是正確的；第二，一個人如果這樣說自己，未免太過驕傲……”
那個初一的同學當時表示同意王岐山的這番話，但後來，他把王岐山的這些“大實話”——特別是用雷鋒作比喻的說法給傳了出去，同學們傳來傳去，傳得多了，就走了樣，等到“文革”來臨，就有人把王岐山的這些話給“捅”了出來，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會上，同學們批判了“惡毒攻擊雷鋒”的王岐山。
下鄉插隊之前，解放軍奉命進駐學校，王岐山支持恢復學校秩序，軍代表當時就給王岐山平了反。這時候，那些曾經批判過王岐山的同學有點擔心，王岐山對他們說，運動來了，誰都可能說錯話，辦錯事……於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後來對我說，“很可惜，插隊之前，他們把批鬥我的照片、錄音找來，都給銷毀了。要是留到現在，其實倒挺有點紀念意義呢。現在校慶時，我和這些同學再次見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談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鄉插隊，我去了內蒙古，他去了陝西，我們沒有聯繫。
（文章來源：鳳凰網）
西北大學1973級歷史系歷史專業的同學有一個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發了一則消息：王岐山即將訪美，緝拿外逃貪官。有幾位同學在消息後點了贊，有人則留言說：“老同學又要發力了。”他們說的“老同學”就是王岐山。群成員劉安琴說：“我們都為有王岐山這樣一位同學而感到驕傲。他雖然不在群里，但一有關於他的消息，就會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王岐山當年的小夥伴講述了他青年時期的風雲際會。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學1973級歷史系歷史專業學生畢業留念。後排右六為王岐山。（劉安琴 提供）
1969年，不到21歲的王岐山（後排左三）到延安插隊。春天剛到，知青們就要學着在地里施肥播種。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糞、驢糞、羊糞都有。每天要趕着驢從村里往山上運兩次糞，每次都要一個多小時。干糞每袋四五十斤，有點水分就重一點，六七十斤。”
當時的大隊支書尹治海回憶，趕驢馱糞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嶇的羊腸小道，一腳踩不穩，就會滑到溝底。大隊長韓志厚擔心知青們幹不了這活。但王岐山說：“我們現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員，生產隊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韓志厚聽了，半開玩笑地說：“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糞，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員。”
第一天送糞，知青們將糞袋抬到驢背上，驢剛走兩步，糞袋就掉了下來，他們不得不喊住驢，再抬，再趕，再掉……後來王岐山經過觀察發現，要想讓糞袋不掉下來，必須要將糞袋裝瓷實，給驢壓力，還要把糞袋放在驢背的正中間，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時候，男知青們在王岐山的帶領下，已經能順利地送糞了。
知青到來後，康坪大隊副業和集體經濟發展起來，大隊的幹部和財務工作受到無端猜忌。王岐山建議財務公開，他與大隊支書尹治海、村會計高志強一起，核查了村裡的農業、副業和知青安家費的開支情況，並沒有發現不妥。調查組把各項開支公示，還了生產隊幹部一個清白。如今在知青窯洞裡，還保存着當年王岐山書寫的調查記錄：“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費每人由公社實發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費開支1342.19元，醫藥費71.08元，建窯費840.00元……總之，康坪知青安家費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調查組各成員簽名，日期為1970年9月8日。
當年在康坪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合影，後排右一為王岐山。
1971年，陝西省博物館（今西安碑林博物館）從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講解員，23歲的王岐山被錄用。和他一批下鄉插隊，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館的吳永琪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每次半夜起來上廁所，都看到對門的燈還亮着。“有時我就敲敲門說：‘岐山，怎麼還不睡呀？’他說：‘我看會書。’有時候他看書看高興了還念出聲來。”吳永琪說，“我們也看書，但我們拼不過他。王岐山在博物館工作期間，李先念曾來參觀。館裡的軍代表一擼袖子說：‘這事我來干。’館裡的革委會主任就說：‘你還是全面負責保安，李先念同志還是由岐山來接待。’”
1973年，25歲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1976年7月畢業，上圖是73級歷史系歷史專業學生畢業留念（後排右六為王岐山）。畢業後他回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1976年，“四人幫”倒台。各地掀起一場小型政治運動——“清理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
館長袁仲一（上圖）老先生也被捲入其中，成為被“清理”的對象。吳永琪回憶“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學家，被稱為‘秦俑之父’，沒犯什麼錯誤。他說：‘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滅自己。’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態比我們好，他跟我說：‘你害怕什麼呀？！你什麼問題都沒有，該吃吃，該喝喝。別人整你，你自己還整自己呀！’我把他這話轉告給袁先生，後來大家都挺過來了。”
1983年，王岐山（右）與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1979年，31歲的王岐山作為實習研究員，調到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室工作。民國史研究室的同事發現，王岐山不僅關心學術，還關心國家的前途，很愛琢磨新現象。“那時候廣東剛剛有人開始做生意，但我們身邊還沒有，有一次王岐山問我，你是願意每月賺90塊錢端泥飯碗，還是每月賺60塊錢端鐵飯碗呢？我想了半天，沒有回答上來。我心裡琢磨，他考慮的問題都很新啊！”曾與王岐山同在民國史研究室的任澤全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80年代初，王岐山從社科院調入國家農業委員會，1982年，國家農委被撤銷，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簡稱農研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王岐山在農研室聯絡室工作。
在農研室工作期間，王岐山還在事業上幫助過很多同事。曾與王岐山一道被合稱為“四君子”的黃江南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王岐山在農研室工作期間經常參加有關農業經濟和改革問題的研討，總能提出意見甚至是核心意見，但文章發表之後，他從來不署自己的名字。
“岐山樂於在同伴背後做推手，不和別人爭功。我遇到過一些幹部，下屬寫了文章，他不僅要署名，還恨不得把別人的東西說成是他的。兩相對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學術貢獻，不能以文獻量作為唯一標準，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卻沒他的署名。”
王岐山的青年時代，經歷了歷史學、經濟學等專業領域，經歷了陝西省博物館、社科院、國家農委等多個部門，“跨界”特點鮮明。但他都能很快進入狀態，不管在哪兒都幹得風生水起。
日後，他走上從政之路的更大舞台，從防範廣東金融風險、抗擊北京“非典”、籌辦北京奧運會，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再到挑起中紀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從嚴治黨的新氣象，也是如此。
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個人的情懷交給國家的命運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他坐得住歷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經濟改革的眾聲喧譁中探尋方向，還葆有傾聽各方意見的虛懷若谷。他的書本里有國家命運。正是這一點，給了他遠行的底氣和力量。
誠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反腐和廉潔政治建設不僅深刻影響着中國社會，也牽動着海內外關注的目光。由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青年王岐山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樣的“伏筆”？
嚴於律己是一個答案。作為高幹家的女婿，他生活樸素到近乎苛刻；作為局級幹部，他身上的“官氣”太過稀薄，以致在幹部門診遭到護士的奚落；作為中央工作人員，他拒絕地方官場陋習，讓頂着酒杯跪地的幹部灰頭土臉……
所有這些，讓人看到了一個青年幹部頂天立地的正氣，感受到了權力的謙抑，更感受到了一個“堪當大任”者對民眾發自心底的敬重。這，正是走好從政之路的堅固基石。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十八大以來，氣勢如虹的正風反腐，不正是基於對腐敗現象零容忍的邏輯起點嗎？不正是為執政黨乃至整個社會掃除積弊、涵養正氣嗎？
從當年嫉惡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老王”，他踩着不變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間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