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谜 

  陈云算是党内的一个异数，他不是以军功显赫著称，也不是紧跟某人得宠。他在党内升迁如此之快，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而陈云出身印刷工人，便得到了器重。出身工人使陈云“沾光”。在不算是很重视经济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内他却是一直身居高位，遵义会议之前就已经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七大、八大这两届中共划时代的大会上，陈云都是以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面孔出现，等到1978年以后，国家独重经济，陈云更是以其泰斗的资格见重于最高当局。其经济论道而显得独具慧眼和卓尔不群。

    陈云和毛泽东

    陈云在毛泽东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但是，陈云沉默寡言的习惯很是让毛泽东感兴趣，而且，陈云从来不组织所谓的派系，搞所谓的山头，他是党内工人出身的几位中难得的比较有主见的人。陈云和康生、王明回到延安以后，王明忙着到处宣讲他的苏联经历；康生则忙着向毛泽东输诚。只有陈云把工作系统的向毛泽东汇报，当时，很多人感觉陈云很谦虚、谨慎。毛泽东对刘少奇、任弼时说：“陈云同志不妄言、不虚夸，实事求是，人才难得”。七大上，毛泽东对陈云的组织部长的一段工作非常满意，他夸奖陈云是党的活挡案！进城以后，毛泽东逐渐脱离中国的实情，开始大搞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此，陈云不说话。   

    1953年，高岗去看陈云，希望陈云出来说一些刘少奇的事情，陈云拒绝了。随后，他马上给毛泽东打了电话，毛泽东因而在后来的七届四中全会之前，单独的指出：“陈云是组织纪律最强的”。当毛泽东头脑发热的时候，陈云和周恩來一道被批判为‘促退派’的头子，毛泽东南宁会议反复冒进，公开叫板陈云，陈云除了检讨，立刻声称有病，住院。陈云也是党内身体多病的一位高干，他的几次养病都是在政治的风头浪尖上，这个做法很油条。

    毛泽东说：“就只有陈云懂经济？我就不能领导经济”？陈云就此不发一言。1960年，毛泽东‘惹祸’了，此前，他已经说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话表示对陈云的再度关注，而陈云公开回应毛泽东则是：“我这个人其实不是很懂经济，所谓懂得也是一知半解，有一些还是别人吹出来的”。毛泽东请陈云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多讲讲经济规律的时候，陈云就说：“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论经济的著作其实是很有些经典的东西我们没有领会”。能忽悠！毛泽东听完，点点头。随后，“西楼会议”上，陈云当着刘少奇、邓小平、周恩來等人的面大讲经济规律的重要性，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这个陈云在我这里沉默寡言、在你们那里大放厥词，是不是因为我是外行，不足为语啊”？陈云听到以后，又病了。

    1964年，“四清”开始以后，陈云就基本不问政务了，别人说他“躲风”，陈云说：“不躲怎么办？你还能乘风破浪？”刘少奇咨询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陈云说：“我是病人，很多时候都是偶尔看看文件，说了恐怕不对，传出去也不好，所以，我还是多看看。” 1966年，文革一开始，毛泽东问陈云：“你觉得党内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陈云说：“只要有主席在，大风大浪都不怕。”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就说了几句，而且全都是些不着边际、干干巴巴的废话。会后，林彪和毛泽东说：“陈云是不是病的很重？”毛泽东说：“老毛病了。”

    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出来为陈云、朱德等九人拉票，说到陈云，他讲：“陈云历史上没有变节，经济方面还是懂一些的，右是右了些，可还不是极右！”此后，紧急疏散的时候，陈云下放江西，改名陈元方，后来，当地的人问他为何改名？他笑笑说：“可能是一种教育活动。”问他为何叫做“陈元方，”他说：“我家老大叫陈元、老二叫陈方，我是他们的爸爸，自然就是陈元方了。”林彪死的消息传到江西，陈云只说一句话：“林彪比我小两岁。”他告诉身边的人：“主席很快就会让我回北京了。”大家不信，果然没过多久，北京来电报让陈云回京，陈云走的时候只把他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时候常常坐的的小板凳带回去做纪念。回京以后，毛泽东见了他一面，是和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人一起接见的，他问陈云：“你的病怎么样了？”陈云说：“还是老样子。”这是他和毛泽东说的最后一句话。其实陈云玩的这套把戏老毛早看穿了。所以，当年毛泽东曾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

    1979年，陈云对胡乔木等人说起毛泽东时，他讲：“毛主席有些习惯很不好，说过的话，有时不承认，搞经济工作是外行，不过，全盘否定他就是否定我们这个党，还是一分为二的看他的错误。”为刘少奇平反的时候，陈云讲过一句党内流传很久的名言：“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

    陈云和邓小平

    陈云和邓小平最早的接触就是1952年以后，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多次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1959年，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都没有去，事后，陈云和邓小平、陈毅说：“去了怎么说话？回来表态总好过当面吧，还有一个历史怎么写的问题。”邓小平文革初起的时候，被迫写检讨，有一次，陈云见到他就说：“检讨年年都要写，就是今年最难写。”邓小平说：“写了也是白写。”陈云在十一中全会上，只说邓小平有些骄傲，还有就是请示主席的地方少了。一共三句话。最后还是听主席和中央的决策，本人绝对服从。会议下来，邓小平要和陈云握手，陈云躲开了。多年以后，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三中全会上曾经有人提议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途中，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党内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部分元老一度希望是陈云出来掌舵，顺理成章。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如果是按照后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只有他才能调动铁血洪流，也只有他具备钢铁般的政治意志。
1982年以后，陈云负责中央的组织、人事工作，大权在握，邓小平每周和他碰一次头，研究中央的一些决策，陈云警告手下：“你们不要在外边吹我，我的经济的领导能力在小平之下，组织人事以前我搞过，可是，大政方针还是小平拍板，不许出我的书，宣传我的东西一旦发现马上制止。”他还向邓小平建议不要出版《陈云文选》，邓小平说：“中央都通过了，出一下也好，很多不懂经济的读了你的书等于补课。”陈云亲自修订《文选》，然后送邓小平处请他定稿。事后，他和中央的负责同志说：“我的‘文选 ’都是过去的事情的总结，你们还是多看看小平同志的东西，他的讲话有很多新颖的内容。” 一次，邓小平对陈云开玩笑说：“大家封了我‘总设计师’的头衔，我看这里也有你的功劳，你算是副总设计师吧。”陈云说：“我们都是设计员，你才是总设计师。”周围人都笑了。

    陈云属蛇，和毛泽东、高岗、张春桥、习近平，台湾的王静平一样都属蛇。蛇的性格城俯深，狡猾善变，惯于见风使舵，心狠手辣，疑心特别重，属于枭雄一类人，常是黑社会的大哥。陈云一有大智慧，二有自知之明，三有霹雳手段。外行被外放,能绝妙华丽转身为经济专家；审时度势,从不与前二核正面争锋；推倒两位名义上的一把手，参与选中两位实际上的一把手，均是一击必中。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陈云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了。”

    陈云精于谋身

    陈云确实是谜一样的一个人，或者说太精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生病”了。他知道自己不是嫡系，所以处处谨慎。风向一不对马上就病了。观陈云一生，身体似乎一直都很差，随时都会生“病”，当然差不等于寿短，陈云就活了九十岁。这似乎有理由研究陈云之病的病因。客观上讲，陈云出身在很苦的贫民家庭，这还不是主要的，要命的是他两岁丧父，4岁丧母，后由舅父抚养。从小失去母爱，又寄人篱下，个中苦只有自己知道，这是陈云的身体先天不足。参加革命后，战争年代条件艰苦，虽然陈云很早就当高官（1931年就是中委、省委书记），比一般革命者生活条件好些，但那时至多也是个温饱。所以，客观上看，他有生病的基础条件，陈云一生都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这一条件。至少在文革结束后复出前，即建国后，他除了确有身体的因素外，更多地则是根据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适时地生病了。
通常政治人物生病的背后总是可以追寻到政治的影子。陈云多次病的起因，显然和政治形势有关。1957年，在八届三中会上，陈云和周恩来一起出台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被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被迫作了检讨。不久，他的身体发生了连续三次“想吐和不想吃东西”的病况。行文至此，问诸君，“想吐不想吃东西”，这病CT能确症吗？研读陈云，常常惊叹陈云思想之智慧。在毛泽东光芒的照耀下，他几乎仍然一生在高层，如果没有那二下子，显然是立不住的。陈云一生研究和推崇备至哲学，且以毛泽东为大旗的。他的至理名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想吐不想吃东西”、还有“多做就是少做，少做才能多做”。呵，你仔细体味，多么高超的斗争艺术，多么深遂的哲学思想。 

       陈云一生，起码在毛泽东死前，都在学毛的哲学思想，并以此对付毛。毛读了陈的这些哲理名言，大概也是“想吐和不想吃东西”了吧。从1957年10至1958年2月，陈云先后去上海、杭州、成都、重庆等地治疗和休养，前后约5个月时间。这期间，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严厉批评反冒进。陈云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周恩来替陈云挨批并检讨。陈云坐不住了，二次给毛泽东写信，一次是报告病情“已有很大程度减轻（但没根治，随时会复发，留着尾巴）一面工作，一面服药”；另一次约毛泽东面谈了二个小时，缓和了一下。随后，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违心地作了检讨，并自戴高帽犯“方针性错误（但不是路线性）”。在八届全国代表二次会议，陈云作了第二次检讨，似勉强过关。
1958年，在毛泽东左的高压之下，反冒进者被搞得灰头土脸，党内好事者，迎毛左思想而行，于是开始了“大跃进”。大跃进中，陈云当时内心的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他只能力能所及地在具体的指标上作的文章，比如钢的指标，陈云从二千万吨将其压至一千八百万，但无济于事。陈云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发现了心脏病。1959年春，他再次请病假，从三月到六月间，一直在休养。7月，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的信，激怒了毛泽东的天威，即时被打成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因彭信转向后，毛泽东曾问及陈的病况，可否参加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当然不敢搅这趟浑水，他“又生病了”，未出席会议。由大连转至杭州继续养病，一直至1960年7月，前后长达近一年半时间，这是陈云在建国以后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