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外史
（比较多赛事内容。其他可能大多知道了）
庄则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首先就是他的身世。 庄则栋的外祖父乃当年闯荡上海滩五十多年的冒险家、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犹太大亨哈同。 哈同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商界奇才。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后随父母移居印度孟买并入了英国籍――古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是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1873年哈同怀揣六块银元，只身经香港来到有着“冒险家的乐园”之称的上海，先在沙逊洋行供职，成了一位“白领”。1886年，事业已初具规模哈同与中法混血儿、烟花女子罗迦陵结婚。罗迦陵信奉佛教，好施乐善，此女颇有旺夫运，哈同娶了她之后事业蒸蒸日上，如同滚雪球似的蛋糕越做越大。 1901年，不甘久居人下的哈同选择了跳槽，离开了“沙逊”，自当老板，独立创办了哈同洋行，主要经营房地产业，他开发创建了中国近现代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海南京路。当时南京路两旁的商铺，凡是以“慈”字命名的都是他的产业，约占整个南京路全部地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四。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苦心经营，昔日的“垃圾瘪三”终于脱胎换骨鸟枪换炮，成为远东首富。 1908年，罗迦陵被宣统皇帝溥仪的养母隆裕皇太后封为大清国正一品夫人。 辛亥革命前夕，哈同曾拿出十万大洋资助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受夫人的影响，到了晚年他更是热衷于慈善事业。1931年，商界一代枭雄，80岁的哈同在自己的家中、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爱俪园（人称“哈同花园”、即后来的中苏友好大厦、如今的上海展览中心）去世。 庄则栋的父亲庄惕深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去世后，因家道中落离开扬州原籍去上海滩讨生活。哈同见他骨格清奇举止儒雅，便收留他在自己创办的仓颉中学教书。某天上班途中庄惕深捡了一张马票，次日居然中了奖，一向迷信的哈同闻听此事，认为此人乃有福之人，将来所生之子或有状元之命，加上平日印象颇佳，遂与夫人商议之后，将养女罗馥贞（哈同夫妇没有亲生骨肉，前后共收养了20几名子女，外国血统的均随父姓，“哈同”；中国血统的均随了母性，“罗”）许配给了庄惕深。 庄则栋父“母”结婚的时候，财大气粗的犹太大亨“随便拔了根汗毛”，从太监小德张手里购置了一套前清王朝某王府的旧宅，做为嫁妆，大大小小共计330间，人称“北京哈同花园”。 还有一种说法：作为哈同府上的新姑爷兼财务总监（即账房先生），精明且廉洁的庄惕深过于实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被断了财路的大舅子、小舅子们都讨厌他，遂联手在老爷子面前轮番说三道四，人老了难免耳根子软，遂将他从上海打发到了北京，远离了权力中心。 庄惕深和罗馥贞婚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夭折了两名，长大成人的有两男两女。因不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出生于江南的罗馥贞大部分时间带着孩子居住在上海的娘家――哈同花园。若干年后，已近不惑之年的庄惕深“红杏出墙”，与一位名叫雷仲如的年轻保姆两情相悦，偷渡陈仓，不久雷氏便有了身孕，遂瞒着远在上海的岳母和发妻，将雷氏送回了扬州老家。――男主人“百无聊赖”，于是与小保姆日久生情，偏偏老婆的娘家有钱有势又惹不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丈杆子没了，可老丈母娘还在；于是悄悄转移，“金屋藏娇”，得过且过，能瞒一时算一时，如今电视剧里屡见不鲜的情节。 1940年5月31日，雷仲如在扬州庄氏旧居诞下一名男婴，这位庶出的三公子就是日后叱咤风云的乒坛名将庄则栋。 几年后，雷氏又生了一个女儿。 ――庄则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自己出生后和母亲（雷仲如）一直住在扬州，而父亲在北京，牵肠挂肚地惦念着我们母子”。 1941年岳母罗迦陵去世后，庄惕深才将婚外生子之事告诉原配罗馥贞。抗战胜利后那年（1945年），庄则栋，连同生母的名分正式被嫡母所承认。于是，派人将他母子接到北京家中。这罗馥贞终于想开了，即使永远不承认，做个把脑袋钻进沙漠里的鸵鸟，自欺欺人就当没这回事，事情还是在那儿明摆着，干脆就接受现实吧。 ――2011年4月，病中的庄则栋在家中接受上海《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曹可凡采访时说：在共同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大母亲”对他们母子挺好的，兄弟姐妹相处也和睦。 解放前夕，庄惕深、罗敷贞如何了断他们近30年的婚姻？罗馥贞何时带着自己的亲生子女离开了中国（长子庄则敬、长女庄则君则留在了上海）？罗馥贞难道不久后病逝？岁月悠悠，许多细节已不得而知。可以确定是，解放后庄惕深、雷仲如以及雷氏所生的庄则栋兄妹在北京过起了正儿八经家庭生活。 ――晚年的庄则栋一直引以为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通常作为开场白的“姥爷”哈同，其实和他并没有血缘或拟定血缘关系。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父亲毕竟是哈同名正言顺的女婿。 每当庄则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津津乐道地提到哈同，渔樵就会想起《红楼梦》里那位“才自清明志自高”、只认王夫人为母、王子腾为舅的三小姐贾探春。同样是自尊与虚荣参半，投错了娘胎的三姑娘内心更多的是痛苦、纠结与无奈，而我们的庄先生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为了锦上添花，给他本来就轰轰烈烈、非同寻常的传奇人生再增加一个“亮点”。 人生如戏。庄先生希望自己的人生大戏一开幕就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这亦是人之常情。 因社会制度的变迁，庄家的生存状态再次回到普通平民阶层。昔日的王府已沦为七十二家房客居住的大杂院。好在原本就出身寒微的雷氏随遇而安，很快便适应了这种“草根”生活，精打细算省吃俭用量入而出，虽然今非昔比，三间旧屋粗茶淡饭，一家四口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庄则栋的祖父曾在扬州做过文笔书吏，庄惕深从小与笔墨纸砚、《四书》《五经》为伴，国文根底深厚，写得一手好字，还会中医。他40岁得了庄则栋，因种种原故自己事无所成，遂把所有希望放到最疼爱的幼子身上。为了让儿子学到真本事，他在堂屋墙上挂了“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昌”的训条，每天清晨教他认字、写字，背诵唐诗、宋词。庄则栋小时瘦骨嶙峋，五岁多了体重只有30斤，父亲便他让拜师习武，学练六合派的拳脚功夫和刀枪剑戟的招数，周日则带他游泳、爬山，锻炼儿子的意志与体魄。庄则栋学得很起劲，体质日渐好转。这种文武兼备的锻炼，为他日后的乒坛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可以说，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自己的严父慈母。如果他早生十几年，投胎到罗氏的肚子里，在大上海“哈同花园”里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当孙少爷，做“宅男”，绝不会有日后的辉煌成就。 据庄则栋回忆，他入读北京22中学那天，父亲叮嘱他说：“爸爸我无所作为，成为一生的痛楚。只希望你能继承我的夙愿，做个有志男儿，民族要挺立，个人要有作为……”父亲的教诲，一直是他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原动力。――这就给当代年轻的父母、尤其是“富一代”、“官一代”提了个醒，儿子一定要“穷养”，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男孩子幼时吃点苦，多摔打摔打，将来大有益处。 毛泽东在一首未公开的《七律》的诗中这么说：“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一个人究竟走出什么样的人生，更多的是靠后天的努力与奋斗。 庄则栋10岁开始练习乒乓球，14岁参加北京市少年宫业余体校乒乓组。他起点较高，这一方面是拜上天所赐，悟性极好；另一方面因为他训练刻苦，肯下功夫，故进步神速。1957年加盟北京队，1958年又入选国家青年队。1959年4月第25届世乒赛，容国团为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国人大受鼓舞，从此乒乓球运动在神州大地蓬勃发展。 1959年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邀请赛，19岁的庄则栋首次亮相国际赛场，接连战胜匈牙利、英国、西德诸多高手，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并和小他2岁、来自上海的李富荣一起夺得男团、男双冠军。两员中国小将，庄则栋、李富荣威震欧洲。庄则栋是中国直拍快攻型打法，与队友王传耀、容国团、李富荣、徐寅生等人的左推右攻相比较，他的反手略胜一筹，能两面开弓，技术更为全面。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级大赛。21岁的庄则栋被委以重任，与容国团、王传耀、徐寅生、李富荣一起入选团体阵容。中国队一路闯关夺寨，庄则栋多次担任先锋角色，第一个出场，且保持全胜。男团半决赛，中国队以五比一战胜匈牙利队。――庄则栋、徐寅生各得2分，容国团得1分丢1分。男团决赛，依然是庄则栋和容国团、徐寅生三人登场，中国队以五比三战胜了日本队，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容国团胜星野展弥，负荻村伊智朗、木村兴治，得1分丢2分；徐寅生胜荻村、星野，负木村，得2分丢1分；庄则栋胜星野、荻村，得2分，为中国队男团首次捧得斯韦思林杯立下头功。 男单比赛，庄则栋第一轮就与同样在团体赛中保持不败记录的日本选手木村狭路相逢，经过4局苦战，以3比1将这位“弧圈球专家”淘汰出局，为最终夺魁扫除了一大障碍。凭借天时地利与人和，中国选手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包揽了前四名。半决赛庄则栋胜徐寅生，李富荣胜张燮林。决赛时庄则栋以3比1战胜李富荣，第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庄则栋和李富荣合作还获得男子双打第三名。 1963年4月，布拉格第27届世乒赛。中国队以5比1大胜日本队，再获男子团队冠军。男团决赛首盘，世界冠军庄则栋1比2负于木村，丢了唯一的1分。徐寅生先后战胜荻村、三木，得了2分。雪藏了两年、被誉为“乒坛魔术师”的张燮林表现最为出色，变幻莫测的神奇削球，令对手晕头转向，根本找不着北，先后轻取三木（21：5，21：7）和木村（21：4，21：11），拿了2分，为中国队男团第二次登顶立下汗马功劳。 单项比赛张燮林继续大放异彩，男单八进四战胜前世界冠军荻村，与王志良的男双击败最强的外国组合荻村、木村（上届世乒赛荻村和星野合作拿了男双冠军，本届用木村换下星野，实力有增无减），与郑敏之的混双又将上届冠军荻村、松琦淘汰出局。日本队的头面人物荻村的三个项目，均败在了张燮林的拍下。 最终，庄则栋、张燮林、王志良、李富荣包揽了男单前四名。半决赛庄则栋胜张燮林，李富荣胜王志良。决赛时庄则栋再次战胜李富荣，蝉联男子单打冠军。 男双决赛，张燮林、王志良战胜庄则栋、徐寅生，为中国队第一次捧得伊朗杯。 1964年底，庄则栋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4月，卢布尔雅那第28届世乒赛。中国队以5比2战胜日本队第三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庄则栋胜木村、小中健，负于高桥浩；张燮林胜小中健，负高桥浩；首次在男团决赛场上亮相的李富荣先后战胜小中健、木村，成为中国队中唯一保持不败的主力选手。 男单八进四，庄则栋遇上了素有“庄则栋克星”之称的日本队新锐高桥浩。64年的访日比赛中，庄则栋两次输给了高桥，五天前男团决赛，又再次“栽”在他手里。男单比赛，两人再度相逢，日本队对高桥寄予了极大地期望，希望他能再接再厉，“干”掉庄则栋，最终登顶。“两强相逢勇者胜”。面对曾经三次打败过自己的高桥浩，庄则栋放下思想包袱，将往日的“羞辱”都化为正能量。他一上场就力争主动，利用发球和接发球抢攻，打在对手的前面，经过一番激烈争夺，以21:18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庄则栋更是打得生龙活虎，他左右开弓，又拉又扣，开局便以4:1、8:2遥遥领先，并将优势保持到局末，以21：8的悬殊比分再下一城。第三局高桥“疯狂”反扑，2平、5平、8平、11平，比分一直呈胶着状态。13:12时，庄则栋连扣八板，拿下了关键的1分。丢了这一分后，高桥见大势已去，终于扛不住了，很快以15:21输掉了第三局。干净利落的3比0，庄则栋终于一雪前耻，改写了世界冠军遇高桥就输的尴尬记录 ――渔樵以为，这是庄则栋乒坛生涯中对外国选手打得最漂亮的一场球。半决赛，庄则栋又以3比0轻取素有“切削机器”之称的欧洲一号选手、西德名将绍勒尔。庄则栋占据压倒优势，对手三局总共才得了12分。男单决赛，庄则栋经过五局鏖战，以3比2险胜李富荣，连续第三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他还和徐寅生合作获男子双打冠军。和梁丽珍合作获混合双打第三名。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三届世乒赛，庄则栋获得了三个男单、一个男双、三个男团总共七项世界冠军。这一骄人的战绩，使他成为中国体坛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运动员。庄则栋的辉煌成就，以及他顽强拼搏、永不言输的“小老虎”精神，鼓舞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和雷锋一样，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 那是一个物质条件匮乏，讲究精神、追求理想、崇尚英雄的年代。众望所归，为国人摘去“东亚病夫”帽子的乒乓健儿成了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成了人们心中的偶像。一时间，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乒乓”热，人人谈论乒乓球，谈球必谈庄则栋。 谈起庄则栋，必然会牵涉到另一人，即庄的队友，同样是乒坛“帅哥”的李富荣。 由于三届世乒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庄则栋、李富荣两位中国选手之间进行，庄则栋又是三连胜，过于巧合，而李富荣来自这位上海资产家庭的“小K”也是实力超群，绝非等闲之辈，于是无风不起浪，此乃上级领导幕后安排李富荣“让球”、成就庄则栋三连冠伟业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但凡那个时代的球迷都会有所耳闻，借用小品演员赵本山的一句台词，“凡是地球人都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8届世乒赛男单决赛结束后，庄则栋捧着圣.勃莱德杯走下领奖台时，对中外记者采访时说了句，“我不过是代表我们集体来领这个奖”。冠冕堂皇且耐人寻味，明明是个人奖项，却说代表集体领奖，过分谦虚，难道其中真的有什么隐情？ 话还得从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说起。 4月13日，男单八进四后剩下清一色的中国选手：庄则栋、徐寅生、张燮林、李富荣，这块金牌已稳入中国队囊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连夜（已是深夜11点了）召集有关人员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开会，研究由谁来当冠军。贺龙说，“我看小庄当冠军比较合适。理由嘛，第一，团体赛他立了大功；第二，他是北京的，代表首都形象”。也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没有在台面上说，即毛泽东主席很喜欢庄则栋。 ――据庄则栋在接受曹可凡采访时透露：26届世乒赛期间，贺龙曾亲自向他转达了主席对他的夸奖，说他男团决赛打得很漂亮，看到紧要关头，老人家还情不自禁地对着电视机喊道 “我的小祖宗，你赶快给我拿下了吧！” ――2002年，毛泽东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也曾告诉庄则栋，1961年4月8日晚，毛主席在家中观看26届中日男团决赛时，赞了他一句“小祖宗”。 4月9日，大赛休会一天。身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自然会去中南海向主席汇报中国队的战况，当时在家门口举办世乒赛确实也算是头等大事。老人家对在团体赛中立了头功庄则栋印象深刻，闲谈时夸奖小庄几句也是在所难免。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主席不过是随口这么一说，但贺龙却记在心里了，看来主席很喜欢庄则栋。如今中国队已包揽男单前四，若是将庄则栋扶上世界冠军宝座，老人家岂不是更加“龙颜大悦”？古往今来，但凡做“臣子”的都喜欢揣摩“君主”的心理，凡事都想方设法讨领袖的欢心，这亦是人之常情。 ――早在1938年，毛泽东不顾包括总书记张闻天在内的同仁们的反对，执意娶了江青。反对的理由似乎也很简单，无非因为这位来自上海滩的前影剧明星情史有些复杂，其实还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大丈夫可以三妻四妾，一娶再娶，女人为何只能从一而终？看来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人也未能免俗。不久，贺龙从晋察冀根据地回延安汇报工作，闻听此事拍了拍腰间的盒子炮，“堂堂的主席，娶个把女人有啥大不了的鸟事！谁敢再胡说八道，老子我一枪崩了他！”（贺龙结过四次婚，年轻时为了子嗣还纳过妾）。这话自然会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于是几天后江青亲自下厨，补办了一桌喜酒，专门款待贺龙一行，就连住在附近的张闻天也没叫陪。 时间紧迫，于是领导和教练赶紧分头做工作。好在住在同一所饭店，距离不远。贺龙亲自找徐寅生、张燮林谈话，他俩一口就答应了。――后来有人（叶永烈老师）指责他俩过于圆滑，渔樵认为有失公允，元帅亲自出马找小兵谈话，何等体面，推己及人，搁谁身上恐怕也无法拒绝。找李富荣谈话的是男队主教练付其芳，这对于充满了罗曼蒂克情愫、一心想做容国团接班人的李富荣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吭吭哧哧，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点头。 第二天下午，男单半决赛。庄则栋“胜”徐寅生，李富荣“胜”张燮林。晚上，男单决赛。纵究心里不太平衡，一肚子怨气，小李上去就给小庄来了个下马威，以21：16赢了第一局。主教练傅其芳吓坏了，脸色刷青，换边时一个劲低声抱怨，“你这孩子咋搞的，怎么不听话呢？”小李一脸怒气，头一昂道，“又没规定我要0比3输给小庄，难道我赢一局都不行吗？” 没有办法，小李的反抗也就到此为止，也只能到此为止。最终小庄连扳三局，以3比1获胜，终于登上了冠军宝座。 ――据庄则栋后来在鲁豫访谈时所言，“让球”的安排当时只有他蒙在鼓里，事过之后才知情。 上上下下，皆大欢喜，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至于后来有人（徐寅生主任）说，贺龙此举是因为庄则栋年轻（其实李比庄还小两岁），将来或许能实现三连冠，考虑的是 “祖国荣誉”，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牵强，似乎有点为尊者讳。 当时连夜召集人来开会的贺龙，匆匆忙忙，心急火燎，很难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应该说“即兴发挥”的成分很大。 至于以后的事，乃是“摸着石子过河，走一步算一步”。 到了1963年27届世乒赛，李富荣、张燮林、王志良、庄则栋四名中国选手会师男单半决赛，因国际乒联有规定，连续三届或有间隔的四届获单打冠军者，可以得到一座复制的圣・勃莱德杯（男）或吉・盖斯特杯（女），归个人永久保存，领导自然而然就有了新的想法，让庄则栋朝这个目标奔。遂又依瓢画葫芦，再来做李富荣等人的工作，事关“祖国荣誉”，于是小李等人唯有再作“牺牲”。到了1965年28届世乒赛，庄、李二人又打进了决赛，这下太好了，水到渠成，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庄则栋（当然不止是庄则栋本人）终于如愿以偿，第三次登上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宝座。 那么华山论剑，乒坛双雄到底谁更强？ 喜欢庄则栋的球迷手握有三张王牌：即庄则栋是世乒赛（26、27、28三届）、全国赛（64年锦标赛、65年全运会、66年锦标赛）、队内赛的三连冠；但他们也有“软肋“，即当年世乒赛男单决赛确实有人幕后操纵，他们否认不了。李富荣的粉丝也拿出了一组数据：李富荣比庄则栋先拿全国冠军（61年）；三届世乒赛李富荣对外国选手全胜，而庄则栋前后输了三场；66年北京国际邀请赛男单决赛李富荣就赢过庄则栋，李才是那时世界乒坛真正的“一哥”。退一步讲，若不是奉命“让球”，至少可以拿一届冠军吧。看来这桩历史公案已成了一笔糊涂账，怎么也掰扯不清。凭心而论，两位实力在伯仲之间，都是超一流选手，一时瑜亮，难分高下。李有爆发力，庄的心理素质似乎更好些，如若不让的话，庄也未必会输，但连拿三届恐怕也有些难度，于是乎又绕了回去，这个方程注定永远无解。 1973年9月1日，庄则栋得到了一座由国际乒联颁发的圣勃莱德杯。遗憾的是，贺龙元帅在“文革”惨遭迫害，已于1969年6月9日含冤去世，未能看到这一幕。 “伴君如伴虎”。老人家向来都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即使你一直忠心耿耿小心翼翼对他毕恭毕敬曲意逢迎他也毫不手软。对待开国功臣或曰“亲密战友”，他与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等前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让球”之事，球迷议论了几十年，多多少少也影响了庄则栋的心情。晚年的庄则栋曾写过这样一副条幅：“胜之不武，让者有功”。真情流露，还是有意调侃？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个中滋味，如人饮水。 庄则栋与李富荣一样，都成了别人的“道具”。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受害者”。 1966年，一生酷爱搞政治运动的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在他生命历程中最大的一场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底，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被打倒，不久又遭关押。作为“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黑样板”，“大军阀”贺龙的“自留地”，中国乒乓球队自然在劫难逃。作为“资产阶级体育路线”培养出来的“黑尖子”，庄则栋、容国团、徐寅生、邱钟惠等一批尖子选手被列入黑名单。庄则栋多次遭到批斗，被抄了家，还关进了“牛棚”。就在庄则栋被批斗的三个多月里，他的教练傅其芳和队友容国团，因为受不了这种羞辱，相继自杀身亡。在这最难熬的日子里，庄则栋一度也有过轻生的念头，是新婚娇妻鲍蕙荞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给了他支撑下去的力量。 鲍蕙荞对丈夫说，“你一定要顶住，千万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要想到我和未出世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首先要活着。活着最要紧。留得青山在，终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鲍蕙荞，1940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3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57年，17岁的鲍蕙荞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鲍蕙荞认识了庄则栋，郎才女貌，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61年，鲍蕙荞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庄则栋刚好第一次获得世乒赛男单冠军，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新年联欢会上，庄则栋与鲍蕙荞再次邂逅。不久，两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恋爱的时光无疑是甜蜜的，难得一见的情侣约会更是弥足珍贵。为了不影响庄则栋的事业，领导要求他在25岁前不准谈恋爱。那个年代，信仰是动力，道德是准绳，他俩很听话，真的一年多就不见面。经过三年的爱情长跑，1965年秋，就在庄则栋第三次获得世乒赛男单冠军之后，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至庄则栋被关押之际，社会上“文革”闹剧已愈演愈烈。一大批曾与领袖同打江山的元勋相继被打倒；各界名人遭批斗，各级领导靠边站；两派组织“全面内战”,武斗盛行，甚至刀枪相见；企业停产，学校全部停课，各地各级都在成立“革委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化大革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待在“牛棚”里的庄则栋感到十分迷茫。 周恩来总理得知容国团的死讯，大为震怒，立即作出指示：被关押的运动员、教练员马上释放，对他们不准再搞批斗；今后如再出人命唯该单位的头头是问，将严惩不贷。 容国团用自己宝贵的、30岁的年轻生命，换来了兄弟姐妹们的安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位来自香港的中华民族第一个世界冠军生得伟大，死得壮烈！ 周恩来之所以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受老百姓爱戴、尊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除了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还因为他具有“悲天悯人，博爱众生”伟大情怀。1976年元月，周恩来逝世，长安街上百万群众自发的挥泪为他送行，场面感天地泣鬼神，如此殊荣只有他配！ 回到家中的庄则栋，不久就当上了父亲。此时，运动初期曾以一腔热血投入其中的他，已成为冷眼旁观的“逍遥派”。温馨的三口之家，成了他躲开喧嚣尘世的安静的港湾。 据队友梁戈亮后来回忆：“运动初期国家体委也在打派仗，我和庄则栋参加的是对立的两个派，到他家抄家时，我也跟了去，当时我只是国家青年队的队员，16岁，我也好奇，想看看庄则栋家什么样，跟着起哄，又喊口号又贴封条，乱哄哄的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 “到了 ‘文革’中期，大概国家领导人觉得老这样闹哄哄也不行，总要恢复一些正常秩序。当时乒乓球是中国的强项，所以周恩来总理决定让中国乒乓球队恢复训练，准备接外事任务。有一次训练结束后，周总理来了，问在场的人我们乒乓球的后备力量怎么样？一时间，没有人说话。 ‘文革’闹成这样，基本没有人抓，有没有优秀的后备选手，大多数人心里没有底。见大家沉默，周总理把目光转向庄则栋，‘小庄，你有什么看法？庄则栋说，‘有一位，叫梁戈亮。’听了这话，周总理便问了我的情况和打法。”直到现在，梁戈亮对庄则栋还心存感激。他说，“在我生命中，有很多人影响了我，其中我最感激的是周恩来，还有庄则栋，是他向总理推荐了我，使我成了国家队的一员。” 虽然，在运动初期庄则栋吃了不少苦头，但事过之后他并未放在心上，没有与这些天真、莽撞的小弟弟们计较，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提携他们，并以身作则继续在技战方面术做好传帮带。 “人之初，性本善”，庄则栋的正直、大度、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文革”动乱，中国队连续放弃了29、30两届世乒赛。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由于缺少了最强劲的对手，29届日本队获得六项冠军，瑞典选手获男双冠军；30届日本队获得四项冠军，苏联队获得女团、女双冠军，瑞典选手蝉联了男双冠军。 到了1970年，国内形势稍有好转。1970年12月，刚刚恢复系统训练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瑞典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日本队和苏联队缺席），获得女团、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项冠军，牛刀小试便显露锋芒，引起了国际乒联及有关人士的高度关注。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定于1971年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赛之前，中国队曾多次收到国际乒联的邀请函，但迟迟未作回应，对于参不参赛这样的“大事”，有关部门哪敢轻易表态。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亚洲乒联主席、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向对中国十分友好，非常希望中国队能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认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赛。他不顾国内右翼分子的反对，力挺中国队参赛，多次发函后不见回音，心急如焚的后藤于1971年1月26日亲赴北京，当面力邀中国参赛。经多次商谈，基本达成参赛意向，但因中方坚持将附带的一些政治条件写进正文，这使得后藤先生颇感为难，故书面协议未能签署。 此时，寄身在北京的柬埔寨流亡政府偏偏不甘寂寞，无事生非，伙同越南、朝鲜等国乒协，提出坚决反对朗诺集团领导的柬埔寨和南越组队参加世乒赛，明知国际乒联不可能答应却故意把水搅浑；唯恐还不够乱，甚至建议中国队最好别参赛。接着在东京街头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焚烧中国国旗和毛泽东画像的极端事件，一时气氛异常紧张。 树欲静而风不止，雨后节外又生枝。 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对是否参赛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关方面只好将问题提交到毛泽东主席那里，由老人家亲自定夺。直到3月16日，毛泽东才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呈送的报告上作了“我队应该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的批示。周恩来总理还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八字方针。 为了照顾落难“盟友”的情绪，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商谈后作了具体安排：考虑到国家荣誉，团体赛中国队该怎么打还怎么打；若单项比赛中遇到柬埔寨或南越选手，我们的选手一律弃权。 3月21日，姗姗来迟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终于来到了名古屋。 男团比赛，31岁的庄则栋虎“老”雄心在，携手李富荣，带领年轻的队友李景光、梁戈亮、郗恩庭，一路恶战，如履薄冰，险象环生，步步惊心，后四场比赛中国队以5比3胜法国（庄得3分、梁、郗各得1分），5比4胜匈牙利（庄得1分、李景光、梁戈亮各得2分），5比3胜瑞典（庄得1分、李、梁各得2分），5比2胜日本（庄、梁各得1分，李景光大发神威，上演了“帽子戏法”豪取3分，成了本届男团夺冠最大功臣），时隔六年，再捧斯韦思林杯。 中日男团决赛结束后，《读卖新闻》记者在采访后藤甲二时“故意”问他对此作何感想，老先生说，“邀请中国参赛我不后悔，我再重申一遍，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不是真正的世界大赛。输给这样的对手我无话可说。” 应该说，此时的庄则栋技术状态已远不如六十年代，体重也重了20斤，整个团体赛他前后共输了五场，但他丰富的临场经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及对不同的对手及时的分析与总结，很好地带动帮助了三位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年轻选手，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中国六十年代初的“乒坛五虎”，容国团、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此时只有庄则栋一人仍在担纲一线主力，李富荣虽然本届也入选了团体赛，但出场不多。中国男团四度登顶，唯有庄则栋26、27、28、31四届世乒赛都出现在决赛场上并且均有所斩获。容国团参加了26届一次男团决赛，徐寅生参加了26、27届两次男团决赛，张燮林参加了27、28届两次男团决赛，李富荣参加了28届一次男团决赛。这一数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庄则栋作为中国乒坛第一人并非浪得虚名。 男单比赛，庄则栋中了“头彩”，第二轮偏偏就遇上了代表朗诺集团的柬埔寨选手柯武，根据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事先约定，于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弃权”。 ――有趣的是：仅过了大半年，柯武“弃暗投明”，又代表民主柬埔寨来北京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于是“革命不分先后”，在首都机场他受到了热烈欢迎。 同遭“厄运”的还有女队的林美群，女单第二轮她遇上了南越选手陈淑贞，她也只能遵照领导的安排，宣布“弃权”。 所幸的是，和中国女队头号主力林慧卿抽签在同一区域的南越选手首轮即遭淘汰，未能与她在女单第二轮相逢，故林侥幸地躲过了“弃权门”之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今天的球迷一定会感到匪夷所思：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风马牛不相及，怎么搅和在了一起？但是，确确实实那个年代就这样，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得很，没有办法，我们的“国球”就是这么一步步、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的。 男双比赛，庄则栋与比他小了10岁的梁戈亮合作，连闯五关，决赛时1比3不敌匈牙利选手克兰帕尔、约尼尔，功亏一篑获得亚军。 ――这场稍有遗憾的男双决赛，是一代球王庄则栋乒坛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登台“亮相”。 31届世乒赛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林慧卿，年已30的她宝刀不老，先后获得了混双（与张燮林）、女双（与郑敏之）、女单三项世界冠军。中国队在名古屋有四座金杯入账，林慧卿一人独揽其三，成了名古屋赛场内最大的赢家。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那么，赛场外的最大赢家是谁呢？ 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它不仅仅是中国队的重新亮相，还因为庄则栋不经意间在中美建交的历史上扮演了“破冰者”的角色，演绎了一段“小球转动地球”的神话。 4月4日那天，美国运动员科恩误上了中国队的巴士，发现搭错车后，他有些发窘。由于出国前上面有规定，若遇到美国运动员不能首先打招呼，所以没有人敢上前搭话。科恩就呆呆的在那儿站着，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五、六分钟，我们的人也觉得挺尴尬。 庄则栋觉得中国乃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人家不过是个打球的普通老百姓，基层的打工仔，基本上也属于“无产阶级”范畴，不理不睬似乎有失风度。他也迟疑了好一会儿，终究还是于心不忍，人家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科恩此时才19岁），便起身叫了翻译，不顾坐在身旁一位副团长的劝阻“小庄，别过去，别理他，别惹事”，一起走上前去，主动表示了问候，还说了一些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友好之类的话，一番简短的交谈之后，向对方赠送一幅了黄山织锦作为礼物。 说话间，中国队乘坐的大巴已经到了比赛场馆――名古屋爱知县体育馆。因中国队是世界乒乓劲旅，且与世隔绝了六年之后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故来到日本后一直备受媒体关注，车子刚停稳各国记者就围了上来，见车上下来一位美国人，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又是照相，又是采访，好生热闹。在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年代，两国运动员的交往很快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日本各大媒体图文并茂，争相报道。 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代表团宣布：世乒赛结束后，将邀请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乒乓球队访华。这时，美国乒乓球队领队哈里森突然提出，他也愿意率队访华，中国代表团团长赵正洪、秘书长宋中等人不由吓了一跳，当场又不能一口回绝，只能不置可否，这样的事情他俩哪敢做主啊，必须请示国内。 6日晚上，毛泽东主席本来已在外交部递交的“不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画了圈，但当他吃了安眠药睡在床上翻阅内部参考时，看到庄则栋和科恩在一起的消息和照片他又改变了主意，让身边的保健护士吴旭君通知王海容（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他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按照惯例主席吃过安眠药后说话概不算数，吴旭君迟迟疑疑的，见她没动静，老人家急了，一个劲地催道，“小吴你赶紧去啊，都一点多了，再不通知她（王海容）就来不及了！” 老人家一锤定音，安然入睡。前方的中国代表团领导却忙了个鸡飞狗跳：接到国内传真电报已是7日（世乒赛今晚闭幕、将决出女单、男单最后两块金牌）清晨7点多，赶紧去找哈里森（中美乒乓球队住同一个宾馆，只是不同楼层），他却不在，有事出去了，而美国队的赛事早已结束，原定于今天下午启程回国，赵正洪团长急出了一身汗，几经辗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巧了，他在名古屋），才将中方的这一决定反馈给美国乒乓球队。 华盛顿得知这一消息迅速做出反应，9日发表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五项措施。尼克松总统还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派代表或者亲自访问中国……毛泽东晚年最神来之笔――“乒乓外交”，由此拉开了帷幕。 应该说，中美两个大国的缓和是当时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在美国方面，东、西方冷战已经二十多年，两强争锋渐呈苏攻美守之窘势，为了在美苏博弈中增添砝码，并摆脱越战泥淖（出钱了还得死人，那么多年了还打不赢，弄得民众隔三差五上街游行，怨声载道，真耗不起），必须重新审视、尽快改善同红色中国的关系。 而中国方面，与“老大哥”打了两年的口水官司（即中苏论战、中方陆续发表了“九评”）之后，公开翻脸（和开公司一样，社会主义阵营只能有一个大老板，若两家都抢着当大老板，这个公司只有散蛋，分道扬镳）。到了“文革”，我们又高举“打倒帝修反”大旗，四面树敌，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68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与西欧的关系将至冰点；不知为了何故，整整三年与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断了来往；与非洲大陆的交往虽然还在继续，但经济成本太高实在不堪重负，且终究属于小打小敲；南欧的那盏“社会主义明灯”，虽然关系够铁，但只知道伸手打秋风；眼下的印度支那战争更是填不满的无底洞，越、老、柬三家四方，全指着中国掏腰包，出枪出炮出粮还出人，到时候还不知道承谁的情。69年3月，中苏边境两次发生武装冲突，两家关系进一步恶化，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打算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最高决策者审时度势，也想同西方、尤其是他们的龙头老大美国改善关系。虽然彼此心有灵犀，郎情妾意，但又羞羞答答碍于面子，谁也不肯率先放下身段，如今有了“民间交往”这个台阶，正好借坡下驴顺水推舟。 于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直接从日本借道香港飞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7月，基辛格博士在巴基斯坦称病，瞒天过海，飞越喜马拉雅山，秘密来华探路。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大老板已抛出了橄榄枝，小伙计们一个个自然是心领神会，墙倒众人推，可怜的蒋公只好惨淡出局，否则怎么着还得再赖上一两年。凑巧的是，第二次来华的基辛格也在北京，正为尼克松来年访华做前期准备，于是他与周恩来一起举杯相庆。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率领290余人阵容豪华的代表团高调访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之后，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等三十多个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就连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没有预料到。 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世界格局的改变，还为病榻之上仍激情豪迈、壮心不已的毛泽东所谓 “三个世界”著名论断的形成、问世提供了现实依据，老人家以为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继苏、美两霸之后的地球村的第三“极”。 相对这边的理想浪漫，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则更加务实，他在国会上解释说，有人批评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是“低声下气”，我们的政策是“只顾眼前，不计将来”，其实不然，等过了二十年之后再来看这段历史，它将会告诉人们，我们今天所制定的政策符合美利坚合众国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中国的官方文件上也说尼克松“打着白旗，厚着脸皮来北京”，对美国人要“不冷不热，不卑不亢”，还将此文件传达给了全党、全军、全国老百姓。分明是两情相悦彼此对眼，却装着迫于无奈，似乎不够大气，既要下海“坐台”，玩一把政治偷情，又要树贞洁牌坊。只是苦了下面，上边又不明说该如何如何，没有先例，这“冷热”、“卑亢”的分寸实在太难拿捏。故杭州、上海两地的官员71年元月初在接待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黑格准将一行时，前倨后恭，闹出了不少笑话。老人家还一时兴起，心血来潮，让人一个电话打到上海，吩咐送美国客人每人10斤糖果，且1斤一个样，于是上海益民食品厂的头头连夜把工人们找来加班加点，忙了个通宵达旦人仰马翻，黎明时将糖果送到虹桥机场，糊礼品盒的浆糊还未干；市革委会头头又大清早的赶到机场请人家赴宴，其实还有个把小时客人就要登机了，短短48小时，前后“冰火两重天”，弄得黑格一头雾水，受宠若惊，不知唱的是哪一出戏。待到元月22号尼克松本人来华，当晚天降大雪，为不耽误客人次日行程，有关部门组织百万群众连夜上街扫雪，从钓鱼台到八达岭，绵绵百里。尼克松终于登上长城，他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像这样扫雪在美国想也不敢想。 由此可见，东方人更注重“面子”，西方人则更注重“里子”。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两个风格不一样的民族。 不料一语成谶。 二十年后，尼克松当初的预言终于演变成现实。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政坛重新洗牌，接替前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俄罗斯沦为二流强国，其地位与昔日的“苏联”已不能同日而语。此消彼长，美国渐渐升格为地球村说一不二的“法人代表”，“世界警察”。而中国则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韬光养晦，不说大话不扛旗，”励精图治，三十多年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在很多中国人目前仍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情况下，冒着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风险，将牺牲了环境、资源和血汗挣来的大把票子，借给美国人花。 ――倚强凌弱，以大吃小，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说好听点是英雄图霸，说难听点强盗逻辑，当最后只剩下一个大英雄（或曰大强盗）时，人类就进入大同社会了，天下也就彻底太平了。 ――人均JDP只有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却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事情多多少少有些滑稽。或许，东方人向来都是有钱舍不得花，想攒钱，想搞投资，却又找不着地方。 “乒乓外交”究竟多大程度改变了世界？中美两大赢家从中获利的份额各占多少？这是应该交给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再赘述。应该说，即使当时没有庄则栋，中美关系也一定会改善，或许时间上会有所推移，将另选一个切入点。可以这样总结，由庄则栋开启的“乒乓外交”这精彩的一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乃大势所趋。一句话，时势造英雄。 不可否认，其中也有庄则栋个人的性格因素。满满一车人，见科恩“可怜巴巴”的杵在那里，没有人敢上前与他打招呼，也许他们心里也在嘀咕，要不要过去搭讪呢？但潜意识告诉他们，过去了弄不好会惹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年头还是太平一点比较好。庄则栋之所以与众不同，一是他心地善良，不落忍；二，此时的他无私无畏，并不顾忌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三也说明他思想单纯，没有太深的城府。 “馅饼”单单砸在他头上，偶然之中又有必然。人嘛，总是性格决定命运。相貌英俊、举止不俗而且头脑反应敏捷的庄则栋，因此深得毛泽东夫妇的赏识。 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是庄则栋的忠实粉丝。 “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一种长者对晚辈的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如今十年过去了，当年稚嫩青涩的“小祖宗”不仅又拿了冠军，还误打误撞做了“老祖宗”想做却一时不知该从何着手的事，老人家自然喜出望外，称赞有加，“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比一般外交家还行，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点将，“此行由小庄担任团长。”副团长是李梦华、钱大镛，队员有李富荣。张燮林、梁戈亮、林慧卿、郑敏之、郑怀颖等著名国手。4月18日在白宫玫瑰园，尼克松总统亲自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19日，中国乒乓球队与美国队在联合国会场进行了表演赛。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什（小布什他爹）莅临捧场。平日唇枪舌剑没有硝烟的“战场”，此时一派和睦景象。 回国后，庄则栋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兼中国青年队主教练。1973年9月，当选***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4年初，任国家体委副主任。1975年1月四届人大，35岁的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中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俗话说“财大气粗”。能做到成功不傲人，富贵不骄人，这对于终究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的庄则栋来说，确实很难。 一旦涉足政坛，绝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地去寻找靠山，其中不少人因事先有了靠山才涉足了政坛，此乃官场“潜规则”。江湖险恶，庄则栋自然也会去寻找一个后台老板，他认为紧跟第一夫人无疑是最保险。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批判王猛、李梦华、荣高棠等体委老一辈领导，提拔撤换了一大批干部，提出了一些“极左”的口号；并将因对他所作所为不满而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队友徐寅生、李富荣等人调出国家队，“流放”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昔日并肩携手的哥们，如今南辕北辙，形同陌路。 尽管他始终对周恩来感恩有加，有一次还将别人送的人参转送给病重的总理，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饮水思源，他始终把自己归于“四人帮”的一党。梁戈亮在电视上看见：在周恩来的葬礼上，庄则栋和江青并肩站在一起，“他在那儿笑呢”。这段视频也给电视机前亿万愤怒的群众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果不其然，这小子是“女皇”的爪牙！ 当然，他为官很清廉。――那个时代，当官的基本上都很清廉，以权谋私主要是“走后门”：参个军、上个工农兵大学、安排个好点的工作、买个紧俏商品什么的；不像现在，一个个强爷胜祖，都是搂钱的高手。唯一的同父同母的妹妹远在新疆塔城，将她调回北京工作乃是举手之劳，但他拒绝了母亲的这一要求。身为正部级高干，他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这在当时同级别的官员中亦是绝无仅有。 庄则栋离开他熟悉的乒乓球事业跻身政坛，开始应该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属于被动“下海”。对于一个政治头脑相对简单的运动员来说，仕途是一个极不擅长、陌生而又复杂的领域。起初，兴奋之余的庄则栋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但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难免就有些沾沾自喜，认为自己还行，好像完全能够驾驭；第一夫人的大力提携使他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内心也开始慢慢膨胀，认为只要背靠大树跟对了人，就能一帆风顺更上一层楼。“人往高处走”，每个人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庄则栋自然也想赌一把。 但凡有机会，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愿意赌一把，试试自己的手气，“高官厚禄”“光宗耀祖”的诱惑实在令人难以抵御。官场又是一个大染缸，即使换成“李则栋”、“徐则栋”，结局恐怕也会八九不离十。 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涉世不深的庄则栋毕竟不是老谋深算的外祖父哈同，他不懂得管理学规避风险的基本原理，他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本以为买进了一只超级权重股，万无一失，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家钢铁巨人般的托拉斯公司一夜之间轰然坍塌破产摘牌，他的赌注押错了地方，结果只能是血本无归。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垮台。树倒猢狲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受到牵连，庄则栋再次身陷囹圄。77年夏，几近崩溃的他曾经两次自杀，均因被救未遂。 庄则栋原本无心涉足政治，可是政治偏偏选择了他，这是庄则栋的悲哀，也是乒乓球的悲哀，更是政治的悲哀。 接受了长达四年的政治审查之后，庄则栋于1980年8月出狱。结论是：在“文革”前有功，在“文革”中有过，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属人民内部矛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同年10月份，他被调往太原，担任山西省乒乓球队教练。他毕竟是个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使原来是乙级队的山西女队在全国比赛中拿了冠军。期间，他撰写了乒乓球技术论著《闯与创》。 1984年，时任国际乒联主席、前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得知了老朋友庄则栋的遭遇，甚感同情，经多方斡旋，他终于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不久，庄则栋被安排在北京市少年宫当乒乓球辅导员；经万里副总理的批准，凝聚了他多年心血、长达30万字的《闯与创》（与钮琛合著）也得以出版。来到少年宫，这里的环境他太熟悉了，青砖碧瓦，草木葱郁，风景依旧，物是人非。当年辅导过他的老师还在这里工作，看守大门的还是当年那位师傅，庄则栋有一种游子归来恍如隔世之感，一时间鼻息隐隐作酸。 30年前，一位风华正茂的15岁小帅哥从这里起步，开始翱翔蓝天；30年后，穷途潦倒的他又回到这里，教一帮小孩子打球，30年一个轮回，历史正好画了一个圆圈。再回首，往事如风，仿佛南柯一梦。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985年2月，庄则栋与鲍蕙荞离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73年，庄则栋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央委员，后又做了体委主任，鲍蕙荞对此不感兴趣，觉得丈夫不是搞政治的料，曾一再提醒他，“离那些人远点，跟得太紧了会有危险。”所谓旁观者清。正春风得意的庄则栋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与狼共舞。他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像拔河比赛一样各执一方地相持着。鲍蕙荞后来回忆说，“最可怕的是他人变了，我最珍视、最喜欢的东西在他身上没有了，我不喜欢的东西越来越多。” 据儿子庄飚回忆：母亲在医院生第二个孩子时，父亲“像个大领导”一样，踱着步，带着一个随从进病房看了一眼就出去了，说是“要去接见外宾”。他还记得，唐山大地震后，母亲拉扯着他们两个孩子，和三个七旬上下的老人，在王府井大街的红绿灯下搭了一个地震棚，住了两个多月。父亲始终没有回家看过一眼。 关于两个人的分手，庄则栋后来这么说：“我们彼此之间进行了坦率真诚的交谈，也进一步进行了了解和容忍，但终究我们还是分手了。总结这十几年，我弃业从政是历史的误会，和鲍的离异是天大的误会。两个人能互相了解，实在不容易，尤其男人了解女人则更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鲍曾诚恳地对我说，‘你得意时我真想离开你；可是，在你落难时，我不会离开你，老人和孩子我会照顾，你被关起来，需要送什么东西，我来给你送……’在我的心中，鲍蕙荞永远是善良、仁慈、温柔、可爱的，我珍惜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时光。” 话虽如此，但问题在于提出离婚的不是鲍蕙荞，而是庄则栋。庄被羁押期间，鲍一人女人抚养两个孩子，还要照顾两边的老人，其艰辛可想而知。庄出狱后又去了太原，前后八年，家庭的重担压在鲍一个人身上。84年庄回到了北京，这对鲍来说最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一家团聚苦尽甘来，却不料庄此时却提出分手，鲍虽一心想挽回，无奈郎意已决，最终只能劳燕分飞。 ――两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人，未必能把日子过下去。婚姻如穿鞋，看外表没用，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也许，像鲍蕙荞这样类型的女人，从一开始就不适合他；而他，心里早就不爱他了。像他这样自信满满、坚持己见的男人，身边更需要一个“小鸟依人型”、“服从型”的女人，哪怕她不会弹钢琴，也不会跳华尔兹，普普通通，并不那么出类拔萃。婚姻与恋爱不一样，恋爱需要激情，婚姻主要靠包容。 办完离婚手续，从东城区政府出来，两人在路口微笑着握手言别。这时距离他们结婚正好20年。 不久，妻离子散（一双儿女均随母亲生活）、孤单寂寞的庄则栋邂逅他当年的粉丝，日本女士佐佐木敦子。 早在1971年名古屋世乒赛期间他俩就见过面，当时敦子和好友结伴去中国代表团驻地藤久观光旅馆，看望仰慕已久的球星，接待她的正是世界冠军庄则栋。佐佐木敦子幼时生活在中国的兰州，会讲中文，遂充当了临时翻译，作为庄则栋的“追星一族”，她们与他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佐佐木敦子又跟随着中国乒乓球队，登上了新干线列车，在名古屋去大阪途中，他们再次相遇，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来佐佐木敦子还给庄则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怀念中国，怀念老师、同学的深情，同时也隐隐约约表达了对庄则栋的好感和崇拜。 1972年，庄则栋带领中国青年乒乓球队访问日本。佐佐木敦子得知后又在第一时间去看他。庄则栋非常高兴，他将别人送的一个花篮转赠给了她――庄则栋与名古屋有着深厚的渊源，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两个人，科恩和敦子。 13年过去了，庄则栋的人生跌宕起伏，而敦子还是单身一人。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庄则栋的敦子，从荻村先生那里获悉：庄则栋已回到北京，并且已与妻子离婚。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她已经等了13年，他早已融入她的血液，他的笑容，他的身影，他的遭遇，让她魂牵梦萦。 一天下午，庄则栋正在带小朋友们训练，电话铃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庄则栋在吗？”“我就是啊……”“我是佐佐木敦子。”这声音曾经那么遥远，如今却近在咫尺，这声音仿佛穿越了时空，让他们又回到了名古屋。庄则栋放下电话，急忙从训练房向少年宫大门口走去。门外，站着一位戴着宽边眼镜的圆脸庞的女子，她，正是佐佐木敦子！通过接触，敦子的温柔敦厚、善解人意使庄则栋一颗原本已经凉透的心重新春意萌动，于是日久生情，坠入爱河。敦子为嫁庄则栋，欲放弃日本国籍，移民北京，成为一名中国公民。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太开放禁忌较多，由于特殊的个人政治原因，庄则栋当时不可以与外籍女子结婚。于是佐佐木敦子被限期离境；庄则栋想申请出国，有关部门以他“曾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国家机密”为由，不给他办护照。 左右不是，鸳梦难温，敦子不得不鸳离开北京回国。但是这迟来爱情已使他俩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敦子非庄则栋不嫁，庄则栋非敦子不娶，此生誓为连理枝。于是，他俩冒死上书：“……我们真挚地相爱，感情非常深，我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今年，我已47岁，佐佐木敦子43岁（未婚），时间催人老，佐佐木敦子已征求家里人的同意，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来华定居和我完婚。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她完全符合条件，请领导批准”。 庄则栋把这份结婚申请交给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名誉主席、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随后又转到了邓小平手中…… 最后经邓小平发话，“即使犯过错误也不能不让人家结婚嘛”，这对有情人才终成眷属。 1987年12月19日，庄则栋和敦子在北京聚雅楼饭店举办了婚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