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与张伯驹二三事

　　周伦玲

　　2011年，张伯驹北京后海的故居经文化部批准成为张伯驹纪念馆，周汝昌得知消息后十分欣慰，马上撰作一副联文以为纪念，其联曰：

　　衡帖虔图一姓收藏尊赤县楝亭渌水半湖风韵映红楼这上联说的是收藏大家张伯驹平生收藏的两大无上珍宝：西晋陆机士衡的《平复帖》和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把它们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下联讲周汝昌与张伯驹最初的因缘，是由于题咏纳兰容若小像和四卷《楝亭图》而起，虽然这是张伯驹收藏中的异品，却也是红学的宝贵实物资料。

　　周汝昌第一次见到张伯驹是在他重新踏入燕园的1947年秋天。也就是自那时起，周汝昌与张伯驹结下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深交与至交。

　　重新走进燕园的周汝昌，得到特批免修大一课程，直接“插班”至西语系的大二。就在这个学期，虽说北京的九月有秋高气爽的美誉，但那时天气还是很热，暑气不减。一天，周汝昌看见有一对夫妇从贝公楼里的中文系出来，男的约五十岁上下，高挑身材，穿着长衫礼服，却风采依旧；女的则颇为年轻，打着一把阳伞，虽非脂粉盛装，却更光彩照人。周汝昌觉得，这种风度翩翩、儒雅风流的人不像是燕园中人，此后也不常遇见他们出入来往。后来得知，这就是丛碧词人和他的夫人潘素女史。

　　1948年农历十月二日，燕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语言学家高名凯邀请张伯驹把他收藏的珍贵书画精品在燕大中文系二楼上举办一个小型书画展。周汝昌得知后，马上赶到“贝公楼”二楼，只见中文系门外的两侧是琳琅满目的书画和几处玻璃展橱，最吸引他注意的是大玻璃柜中展列着一巨轴《楝亭图》手卷和墙上悬挂着恭亲王题写的“容若侍卫小相”的彩色立幅，像的四围绫边上布满了名家的诗词题咏，已无余隙。周汝昌注意到在纳兰成德像的右上侧即是张伯驹题的《金缕曲》。周汝昌对诸家的题咏十分留意，但他特别记下了丛碧先生的那首《金缕曲》。这首词的内容观点表现出张伯驹对《红楼梦》的理解还是限于主人公贾宝玉写的就是纳兰成德的那种旧说法，即俗称“索隐派”是也。回宿舍后，周汝昌很快也作了一首《金缕曲》。周汝昌的这首词是步张伯驹的原调原韵，而内容却是详细叙述了他自己最近研究的新成果——曹雪芹的家世，句句讲曹家的史迹实事，暗暗纠正向来被误认的宝玉即纳兰之说。周汝昌欲乞尽录全部《楝亭图》跋，张伯驹就寻出启元白手抄的全部题句，订了个册子托人给他送去。周汝昌兴奋地把这些题跋全部付录了一遍。这些珍贵资料周汝昌全部录入了他后来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念念不忘这种友情，并写进了一首《红学怀旧吟张伯驹先生》中：

　　楝亭图卷詑牛腰，侧帽丰神旧梦遥。喜贺新凉叠清韵，未名湖影证吟交。张伯驹看了周汝昌的《金缕曲》后，以为文笔不差，又得知周汝昌只是燕大的一名青年学子，便传话要会一面。不善言谈的张伯驹无多言词，只是将自己的《丛碧词》送给周汝昌一部。周汝昌毕恭毕敬，接过一看，见是绿墨刊本《丛碧词》，他如获至宝。回校后反复拜读数遍，没过几天他就在音律上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他把这些意见一一标注在《丛碧词》上，又送还请张伯驹过目。而张伯驹一一从善如流。由是，周汝昌益发钦佩张伯驹的雅量，并为此词集题了一首《水龙吟》。

　　随后，周汝昌又为词集撰写了跋文一则，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始，而以先生(指张伯驹)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

　　《丛碧词》连制三次版，周汝昌作三次跋。周汝昌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张伯驹非常感动。日后，张伯驹将此记于《无名词》自序中，他写道：“……自三十岁学为词，至庚寅后二十几年，有集《丛碧词》。周玉言君跋云：‘词以李后主始，而以余为殿。’此语一出，词老皆惊。余也汗颜，而心未尝不感玉言也……”从此，张伯驹更引周汝昌为知音。

　　自张伯驹收藏珍贵书画精品展览会后，他出入燕大西校门的时候逐渐多起来了。高名凯便有意让张伯驹与燕大结一段文化教育因缘，便以名誉教授的身份请张伯驹开一门“中国艺术史”的课程。张伯驹当然很高兴，立刻答应下来。但燕大规定，要开设这种选修课至少需要若干名学生选修报名，报名人数不到课程就无法开成。等到办公楼后门外布告牌发布了这门新课程时，报名选修的刚好差一名，这使高名凯十分为难。无奈，他和周汝昌同窗孙正刚商量，希望能在熟人里找寻一位凑齐名额好开课。孙正刚找到周汝昌说明此事，希望他能帮忙。周汝昌听后笑道：这好办，不过，你得先向张先生说明白，我在中西两方面的课程已然十分繁忙，何况还有自己的研究要作，所以开课以后如果不能每次必然到课，还请张先生理解。

　　开课的第一天，周汝昌按时入座，恭候张先生的来临，心里还在想张先生上了堂未必自由自在。可是张伯驹毕竟不同凡人，平生各种场合交流历练是经验丰富的。他进了课堂，毫无拘束之态。他抱来一大摞书册放在讲桌上，先把一摞书册分发给在座的同学，说，愿意多要的可以随便再取。周汝昌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影印的《平复帖》——这正是张伯驹生平收藏中两大无上珍宝之一。然后，张伯驹开始讲话，他并没有讲稿讲义，不过即席口述，就由《平复帖》讲起，说明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现存最早的名人原迹，历经辗转保存至今，珍贵无比。又讲到陆机的这种书法叫做章草，还帮助大家解读了草书中难认的字迹并讲解了文字的内容。他的话简明易懂，没有太多专门性的名词术语，也没有作更多的发挥。周汝昌觉得张伯驹的这种教授方法很不错，课堂气氛很随便，张伯驹也能无拘无束、从容自在地讲他的艺术史。

　　周汝昌与张伯驹已经有了默契，事先说过不能每课到堂，于是周汝昌便放心大胆地做了几乎一个学期的“旷课生”。等到期末考试了，张伯驹倒也很大方家数，不做具体的出题的死形式，而是要学生每人做一篇论文，发表自己对于中国书画的感受和评论。这正合周汝昌意，因为他最不愿意做那些死板机械的问答试卷，而喜欢写这种自由发挥的文章。周汝昌深知张伯驹最后收得的珍品是晚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他还作了《扬州慢》的词与张伯驹唱和交流，于是便抓住这个主题做为中心，往前追溯书法源流，从“书圣”王右军开始论六朝隋唐这一最重要的书法史阶段的整个大局势、大继承、大创新，然后归结到杜牧的这一诗卷书法的特点，指出杜牧书法的真正来源是“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指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号称“小杜”的杜牧，知道其诗才为晚唐一大名家，其风流文采人所难及，而少有人知道小杜的书法造诣也居然超迈绝伦。周汝昌的这份试卷其实就是他自己研究书法的一篇简短的总结。

　　一日，孙正刚忽来过访，他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地对周汝昌说：这事可真有趣！你猜猜张先生给了你多少分？周汝昌回答说：不应低于8分吧(燕大的评分制度是10分制)。正刚笑道：那可太低了！是10分啊！周汝昌听后也大笑。孙正刚接着说：我告诉张先生，燕大的10分制可是个象征啊，真正的教授评出个10分来，还没有先例！张先生听了正颜厉色地说：怎么不行？他这卷子就值10分，我岂能屈了这份卷子的价值！——要说是没有先例也不确切，其实周汝昌的历代诗选和国文成绩也都得了10分。

　　四十年代末期，燕大的文化活动十分兴旺，有京剧社、昆曲社，周汝昌为其中社员。一次燕园筹备演出《奇双会》，因找不到配角小生李保童，筹备者为了难。提调朱君苦苦央求周汝昌，要他去填这个空儿。这戏分《哭监》《写状》《三拉》《团圆》四节。李保童是《三拉》中的按院大人，李桂枝的弟弟，苦儿做了大官，出场是乌纱、绣袍，端严而英秀，不唱不念，也无做工，本来是个简单差使。周汝昌当时却因他事扰乱，兴致提不起来，只好推辞了。等到那天演出，周汝昌特意到台下去看看到底是谁扮了李保童——让周汝昌深感意外的是——披蟒腰玉揭帘而出之人，竟是张伯驹！是五十多岁的名家张伯驹救了场！

　　一次，燕大中文系开联欢晚会，大家安排要听张伯驹清唱一段老生，当时却没有琴师。活动组织者中有一位知道周汝昌能拉胡琴，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了他。周汝昌问张伯驹唱什么，张伯驹只说了“西皮慢板”四个字，周汝昌也不便多问就从命而行。过门完处张伯驹开口，周汝昌一听是“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这是《空城计》里诸葛孔明的名段，由于周汝昌很熟悉，所以伴奏十分顺利。演出结束后，大家都以为周汝昌与张伯驹事先预习演奏过，实则全非。

　　周汝昌与张伯驹的交往故事和诗词唱和，足以写成一部书。

　　适逢张伯驹诞辰115周年、周汝昌诞辰9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两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