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节选    徐景贤

徐景贤，上海市人，1933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上海解放前，曾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小学，接触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51年，被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文艺干事，市委文艺干事，副科长。

    1964年，被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任党支部书记，在毛泽东、江青、张春桥支持和指使下，和姚文元等一起投入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6年12月带领写作班全体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1967年初，追随张春桥、姚文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等职。亲身经历并目睹了许多文革重大事件。

    文革结束后被捕，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关押在上海市提蓝桥监狱。1992年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1999年恢复政治权利。

    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10年时间，写成这部回忆录。

文革序曲

上海大乱

我参加了一月夺权

“你方唱罢我登场”

毛泽东肯定上海“一月革命”

张春桥姚文元被“绑架”

王洪文与我争权

江青择婿记

游雪涛小组解密

“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叶群林立果上海“选美”内幕

影片《南京长江大桥》为何停演？

张春桥九大整陈毅

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

狼狗闹“康办”

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1970年庐山会议目击证言

毛泽东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王维国敢死队的覆灭

林彪公馆：神秘的毛家湾

一封原件已被烧毁的重要信件

睡梦里当上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接班？

王洪文与“刘盆子”

周恩来的告别旅程

“瞻仰”王副主席办公室

文汇报艾玲文革浮沉记

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升迁荣辱

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江青插手《白毛女》前前后后

王洪文怒砸万体馆

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末

我替张春桥“找个伴”

毛泽东遗体保存亲历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徐1980年12月13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的证词）

文革序曲

    一九六六年岁末，严寒的冬天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人间。

    然而，我却仿佛没有感觉到冬天的降临。刺骨的风，寒彻的雪，似乎都在我那炽烈的热情面前消散了，融化了。因为，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正式发表“造反声明”；我在造反大会上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宣布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就是当时上海的各家造反报纸所报道的：“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曹家，指当时主持上海市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从此，我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

    我公开宣布造反，在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纪律严明，规定任何情况不得外泄，更不用说是知情人起来造反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解放初期就到市委机关工作，当时还只有十七周岁。我在市委工作的十五个年头里市委先后换了三届第一书记：陈毅、柯庆施和陈丕显，我都没有离开过市委。我在市委机关里有不少熟人，他们都叫我“小徐”。在宣传部文艺处，我当过干事，副科长，以后又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并被任命为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我了解机关的内情，也受到领导的重用，所以，当我起来“反戈一击”的时候，有些领导大惊失色，各部、委、办的造反派起而呼应，也有些人表示不满和反对，整个市委机关部乱了套。

我的经历

    我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党的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的结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徐宗骏，是上海郊区奉贤县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一九二六年毕业干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同年回到奉贤。一九二七年秋和共产党人李主一、刘晓等创办了一所曙光中学，他任校长；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学校被国民党查封，父亲逃往上海，从此脱党，他先在中学教书，以后在交通大学化学系任教，从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我的母亲戴秋楠，原来是小学教员，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担任过奉贤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以后成为家庭妇女，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我在家里排行老二。

    我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的一条石库门弄堂里度过的。我就学于学费昂贵的南洋模范中小学，因为父亲在中学部兼课，可以减免我的一半学费，如果成绩优秀的话，还可以减免另一半学费，所以我读书时经常名列前茅。从小学到中学，我经历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法租界的痛苦生活，因为日军进驻交通大学改为同文书院，父亲愤而辞职，家境日见窘困，我也排队买过户口米，吃过六谷粉，培养了仇恨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父亲复员回到了交通大学教书，我在交大学生的影响下．和中学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些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担任过平民夜校的教师，接受了进步思想。在中学里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担任学艺部长。

    上海的解放给我带来了参与各项政治活动的广阔天地，我在学校里第一批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又成为南模通讯组的组长，向报纸杂志投稿。一九五一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违背了父亲希望我成为化学家的意愿，撕掉了大学入学报名单，报名参加了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组织部门在选拔时，了解到我爱好写作，写过一些文章，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以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能够被选送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殊荣。从此，我开始了在市委机关工作的漫长生涯。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经丁景唐和徐啸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结识了同事葛蕴芳，她解放前在上海市立女师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我们于一九五六年结婚，婚后有两个女儿，建立了温馨的家庭。

    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开始时分工联系群众文艺，以后又联系文艺界。我在工作岗位上继续自己的学业，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同时，继续从事业余写作，在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杂文、散文、影评，书评等。我写过以解放前夕上海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电影剧本《曙光在前》(与人合作)，出版过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我参与创作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并被搬上了银幕。一九五九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0年，我两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五年，我作为青年作家的代表，访问战火纷飞的越南，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我的这些经历，为我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并受到重用，创造了条件。

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源地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决定从各方面调集人员，成立—个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撰写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写作班刚建立时，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分管，把我从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去，担任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市委写作班的地点设在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传说是李鸿章为他的小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园。写作班下设文学组，主要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由我负责历史组的主要笔名是“罗思鼎”，寓“做一颗永不生銹的螺丝钉”之意。开始时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冲及负责，金冲及随石西民调去北京以后，改由朱永嘉负责；此外，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等。写作班的成员都是从社会科学各部门，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各文艺协会、院团以及市委党校等处调集的，都是较强的“笔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那就是一名受党信用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写作班改由市委书记张春桥分管。张春桥是我的老上级，在市委文艺工作部和市委宣传部，都当过我的领导。一九六六年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上海市委写作班又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无论是石西民，张春桥或是杨西光，他们对写作班都抓得很紧，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部署一个又一个的战役，审查一个又一个的选题计划，直至审改一篇又一篇的重点文章。在他们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在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学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在历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影片《清官秘史》的历史观；

在文学方面，批判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批判了“国防文学”口号和“中间人物”论；在电影方面，批判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在戏剧方面，批判了“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还没有揭开，在思想战线上早已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了。当然，关键性的战役就是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当时写作班已经搬到武康路二号，张春桥亲自向我们宣布了保密纪律，由朱永嘉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资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讨论工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就结识了姚文元。此后，我们之间有着较多的交往，所以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号的二楼辟了一间专门的写作室。《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后来受到过江青的公开表扬。

    一九六六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被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组员。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替市委到处“救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以后，我不想再为市委效劳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去“摸气候”，张春桥和姚文元接见了他，要他带口信给我，告诉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我带领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和我通电话，问我“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意思很清楚：张，姚让我放下工作上“前线”，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划清界线，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住在西郊，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于应付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炮轰”，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众作的“检查”，还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使我了解了许多内情。于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当众作了揭发，并勒令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会听取批判。我们的口号是：“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我们的行动，开了全国各省、币、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我带头造反，“揭竿而起”以后，市委机关内部的造反派纷纷杀将出来，我们又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以及各个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继续向已经基本上陷于瘫痪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连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日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每天每日，我骑着自行车，以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名义，往来奔忙于上海各个造反大会的会场之间。每到一处地方，我就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然后匆忙地赶往下一站。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火热的冬天啊！

姚文元打来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着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来是文元。自从他调到北京去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以后，几个月来，总是我有事打电话找他，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后，我频频向北京打电话，寻求他和张春桥的支持，很想倾听他的意见。但是，电话相当难打，连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找到他，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我心里曾经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来了！”今天，他忽然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圈里吹吹风吧。我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晚上，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我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调到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来的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下来，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我觉得这些主意不错，表态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来的程绮华负责筹备，筹备处就设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我们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唱着、唱着，我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我造反以后送给我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亲”字，我把这个“亲”字真正地溶入到这首歌曲里去了。

    我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荡，因为就在市委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中夜，他们家里黑洞洞的，人们早巳进入了梦乡。我们不想惊动他们。当然，在沉睡中的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就从近在咫尺的市委写作班里，一场席卷全国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即将猛烈地刮起来了！

上海大乱

    正当我们沉浸在接获“最高指示”的胜利喜悦中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得到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紧急报告，说是上海工人赤卫队有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的时候，是公开反对张春桥支持的“上总司”的，对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态度，所以被骂为“保皇派”，现在怎么也“造反”了呢?

    我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市长到会，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让曹荻秋市长签字，曹开始时加以拒绝，赤卫队就批斗个没完没了，一直纠缠到次日凌晨三点钟，硬要曹市长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曹市长又急又晕，曾经昏厥过去，最后只得签字。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时，陈丕显第一书记批评曹市长不应该签这个字，要曹给赤卫队做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赤卫队的工作还没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日，“工总司”又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勒今曹市长到场，迫使他当众宣布：给赤街队签过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

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这样一来，矛盾激化了，赤卫队被激怒了，把怒气出到上海市委头上。赤卫队总部一方面给党中央发电报，要求派专人来上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调大批队伍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账。陈丕显、曹荻秋没有接见他们，赤卫队就继续调兵遣将。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已经有两万多名赤卫队员涌进了市委大院，还有很多人拥塞在大院外的马路上。

    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局势面前，我决定亲自到现场去走一遭，观察形势，再商量对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挤过层层包围圈，进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里到处走动，实地观察。天气很冷，我戴上了一个大口罩，防止被人认出来。我走进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只见到处挤满了人，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至少挤进几十个人，连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满坑满谷；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

    原来住在康平路大院里的市委领导人，已经撤走了；连—向声称自己不害怕群众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带着家属转移了。整个大院里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张春桥的一家。赤卫队的头头们进人康平路大院之后，到过张春桥的家里，要求张的妻子李文静为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反映赤卫队的要求，随后就退了出来。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属，都是安全的。我找到位于大院中部公寓里的张春桥的家。从后面的那座水泥楼梯悄悄地绕道走上去，走到张家的后门口，从玻璃门朝里张望，客厅里不见人影；我试着敲敲后窗，轻轻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估计李文静和孩子们因为害怕，都躲到内室去了。

    我再返回到大院里，观察动静；只见赤卫队员们因为总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见不到陈丕显和曹荻秋，情绪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笔在墙上写大标语：“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赤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发泄自己的不满。在现场看不到有人在作宣传鼓动，加上队员们通宵集合包围市委，大家根本没有休息，现在许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睑上显露出十分疲惫的神色。有几个工厂的食堂，用黄鱼车给本厂的工人送饭菜来，吃剩的饭菜，连同写着各个工厂厂名的搪瓷盆碗，到处乱扔，满地狼藉；还有的单位送来几百箱饼干，高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这些情景，我的心里暗暗高兴，我想：市委这下子彻底被动和孤立了；因为把两派群众都得罪了。我觉得现在正是从政治上瓦解工人赤卫队的最好时机。

    正当我兴冲冲地走出康平路市委大院的时候，忽然看见有许多打着红旗的队伍，从徐家汇、宛平路、余庆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涌来，红旗上印着醒目的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他们迅速把康平路大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来。我上前一问，回说队伍是“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有的人还说什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我们是来保卫中央文革的”！这时，在康平路大院门口，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马上回到市委写作班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我说：“‘工总司’这种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现在是一座空城，让赤卫队呆在那里，没有几天就会溃散的。现在二兵团调了大批队伍去包围；反而刺激了赤卫队的情绪，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历史组的朱水嘉说：“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准备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康平路去唱‘空城计’，不要睬它。”哲学组的郭仁杰说：“赶快想办法找找‘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头头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要他们把队伍撤走。”

    于是，我要市委写作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他们，可是到处找不到。我说：“这样对峙下去，双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动了。我们还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头对准市委，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

    我马上通知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在康平路大院边缘上的一百八十一号楼里，设立一个联络点；要党刊《支部生活》编辑部造反队负责，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楼上，安装起几只高音喇叭。我布置历史组、文学组的几支笔杆子，立刻起草传单；我自己也亲自撰写了一份《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呼吁赤卫队员们反戈一击，杀回工厂去，向市委的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传单写好后立刻被打印出来，还抄成大字报，在康平路大院周围散发和张贴，并且通过高音喇叭连续向大院内广播。经过政治攻势之后，有一批赤卫队员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从人缝里溜走了，留在大院里坚持不走，被包围着的还剩一万多人。

    十二月二十八闩晚上，一些愤怒的赤卫队员把怒火倾泻到市委头上，在康平路大院里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从康平路连夜给正在北京的张春桥通了电话。二十九日早上，市委写作班的红色保密电话机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筒，是李文静打来的，她说：“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桥通了电话，讲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况，春桥说：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晦市委’的口号。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

    接到张春桥的电话以后，我向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员作了传达，并且和几个领导核心商量如何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我说：“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的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我们召开大会的口号看来要升级了，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会一过年就开，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在紧挨着康平路大院的荣昌路六十号临时指挥部里，我派出的王承龙、朱维锋和“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耿金章在知道了张春桥的来电以后，不愿用“文攻”，继续增调大批工人造反队，急于指挥他们打进去。半夜过后，耿金章不听劝阻、一声今下，工人造反队发起了冲锋，蜂拥进入市委大院，边冲边打，把疲劳过度、毫无斗志的赤卫队员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还被从二楼阳台上推下楼去，摔成重伤。赤卫队员们被俘虏以后，排成长长的单列纵队，鱼贯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门。所有的人都被当场剥去赤卫队的袖章，高举双手作出投降的姿势，每个人的手里还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来“捞稻草”的意思，然后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马路上集中，听取训话后才被释放回家。

    耿金章他们打胜以后便扬长而去，留下的伤员只好由市委大院里的后勤工作人员集中处理，清点下来受伤的共计九十一人，其中最严重的被打断腿骨，于是当即叫来救护车把伤员分别送往华山医院、瑞金医院和华东医院救冶。

    等到清点处理完伤员，已经是—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唉，总算没有打死人，不然造反派政治上很被动，怎么向春桥同志交代呢？”

    这场万人大武斗，在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武斗结束以后不到半小时，张春桥从北京亲自打电话给我，向我详细询问了武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

    张春桥听完汇报，用他那由于抽烟过度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嗓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临了，他又说：“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

我回答“我知道啦！最近几天，我们准备集中全力，召开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

周总理下令抓赤卫队头目

    工人赤卫队挨了一顿打，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卫队的一些头头鼓动了一批队员、冲进了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仿照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安亭事件”中的做法，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告状去。提起“安亭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王洪文联合各厂的工人造反队，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因为上海市委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王洪文、潘国平等会后就串两千多人到市委请愿，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他们就到北站搭火车北上请愿。火车开到嘉定县安亭车站时，被阻在支线上不能前进，工人造反队索性在沪宁线上静坐，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这件事震动了中央文革，先是陈伯达发来电报，接着张春桥又受命从北京飞来谈判，最后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沪宁线才恢复交通。现在，赤卫队就提出：“工总司”可以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我对赤卫队的做法很反感，我想由他们去闹吧，反正上海市委自食其果，他们总会向中央报告的；而我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了。趁着过除夕夜的机会，我回到常熟路瑞华公寓自己家里，早早地上了床。

    当我正在沉沉熟睡的时候，床边的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我抓起听筒，传来的是长途台女接线员的声音：“是徐景贤同志吗？北京张春桥同志要找您……”

    我打开床灯，看了一下手表：零点十分。哦，已经是元旦了。“全面内战”的一九六七年来临了！

    张春桥在电话的那头着急地说：“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釆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不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我听完电话，赶快穿衣起床，妻子在一旁埋怨着：“过年也过不安稳，”我说“可能这几天回不了家喽!”几分钟以后，市委办公厅就派小车把我送到了东湖路市委招待所。

    不一会儿，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络绎不绝地来到了东湖招待所的餐厅：北京和外地的几个著名的红卫兵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有北大“捍卫团”，有清华“井冈山”，有北航“红旗”，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学院、电影学院，此外，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驻沪红卫兵代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有“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工总司”的王洪文来得比较迟，他穿着一身较旧的黄绿色棉军装，戴着雷锋式的棉军帽，满脸病容，他瓮声瓮气地对我说：“我这几天感冒了，正在发烧。今天开什么会呀?”我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最后一个来到会场的是“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他虽然打着“工总司”的旗号；但根本不听王洪文和潘国平的。耿金章披着一件军大衣，足蹬一双高筒皮靴，使他那又瘦又矮的个子显得神气起来。他—阵风似地卷进室内，摆出一副刚从前线归来的指挥官的架势，咋咋呼呼地说：“我刚刚从昆山回来。被我们从康平路打走的赤卫队又集中起来了，他们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车，几千人转移到昆山，准备从那儿上火车。我已经把我们二兵团的队伍调去了：把赤卫队堵住在昆山城里……”耿金章小时候生活很苦，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又成了“解放”战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到上海才当上了工人。他打过仗，所以现在又用部队的那一套办法去对付赤卫队。大家听到他从昆山带来的消息，马上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各抒己见。

    正当与会者在七嘴八舌的时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来了。当时他还兼着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军装，一进门就操着福建口音告诉大家：“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总理要我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协商，一起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到电话以后，我赶到上海铁路分局了解情况去了，那个调度所的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

    陈丕显边说着边脱下军大衣，然后在白布铺成的长条桌子前面坐下，继续向大家介绍上海当前的严重局势：

    ……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八十多个工作人员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六个小时中，已经停开客车二十六列，有五万多旅客不能上车，还有五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的货车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还有二十二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整个上海市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听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开了，有的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的要陈丕显自己到昆山去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乘机要陈丕显批条子给他们配备几辆摩托车做联络用。

    我一看这个混乱的局面，觉得离开张春桥的电话要求太远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假如由我出面帮陈丕显说话，难免有当“保皇派”的嫌疑。情急之中我想出了—个办法——我走到会场正中，站在陈丕显的对面，大声说：

    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他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钱铁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应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就是你，陈丕显！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了一支赤卫队，然后又想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靶祸首，这笔账我们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我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我的电话。大家一听，觉得我的来头不小，便安静下来，“炮司”的几个红卫兵还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了。我顺势出主意说“现在我们这些造反组织，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的各个岗位上来，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要勒令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岗位，听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维护上海的革命秩序，这个声明写好以后，让陈丕显签字马上送到市委印刷厂去，大量印发。……至于昆山那一边，刚才我已经和‘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过了，我们立刻赶到那里去，做做赤卫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上海。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坚决和各兄弟组织的战友们站在—起，并肩战斗！”

大家同意我的建议，我又逼住陈丕显问道：“陈丕显，你同意不同意？”

    在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我们当场进行了分工，中央音乐学院驻沪的红卫乒舒泽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愿意执笔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陪在旁边等着签字付印；至于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带了其他几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立即奔赴昆山。

    一切商量完毕，已经晨曦初露，东方微白，东湖招待所的食堂里端出几笼白馒头，我们吃了几个，便跳上“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一辆敞篷卡车，向昆山进发……

张春桥、姚文元飞抵上海

    我和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在昆山活动了一整天，又赶往苏州，最后在城外的一所大庙里，集中了上千名溃散的赤卫队员。我们和铁路分局打了好久交道，才调来一列客车；大家蜂拥上车，抵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清晨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仔细读了几遍。接着，我到市委机关联络站检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准备工作。这次大会的全部发言稿，由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吴瑞武负责撰写；大会的一、二、三号通今，由哲学组郭仁杰和上海作家协会的几个人负责撰写；大会的组织工作，由市委党校的程绮华抓总。我强调：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只晓得冲冲杀杀，把握不住主攻的方向，连一篇发言稿都拿不出来，只能由我们先做幕后工作；但是，等到开会的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人以及宣读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全部通令的人员，要由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来担任，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拉出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来。这次大会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有一个大联合的声势，如果光靠我们这些机关造反派，那是孤掌难鸣的。于是，我们在市委党校召开了几次各群众组织的协商会；经过争吵和辩论，最后确定大会在一月六日召开。

    正当我们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月三日下午，姚文元忽然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问道：“武康路二号写作班的地方，现在干什么用？”我回答：“现在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的内部办公地点，我们对外联络部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姚文元说：“春桥和我想要用武康路二号这个地方，你看行不行？”我一时不太明白：他们要用，怎么用？但我连连回答：“行的，可以的！”我乘机向他汇报了—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筹备情况，他不表态，只是说：“这件事我需要和春桥商量一下。”便把电话挂了。

    听完电话，我马上找郭仁杰一起分析。郭仁杰原来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总支副书记，调来写作班哲学组以后，仍和复旦的红卫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推动市委写作班造反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又成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的领导核心。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智囊，凡事都要和他商量。他听说姚文元的电话以后，和我一样感到突然和兴奋，我们研究后一致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肯定要到上海来了！所以他们要用武康路二号……，但是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来，要来多久，来干什么……都还是个谜。

    一月四日的上午，我正在武康路二号起草大会的程序，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拎起听筒，姚文元的大嗓门仿佛就在近旁：“徐景贤吗?春桥和我已经到上海了！”呵，想不到有这么快，他们一来，我就有了直接的依靠了，“今天下午，你找几个写作班的核心，等在武康路二号，我们想来听听情况，关于那个大会怎么开，也一起谈一下。关于我们来上海的事，暂时要保密。”

    电话通了以后不久，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就带了市委警卫处的人员来检查会场了。我安排出写作班楼下东厅，作为他们接见的地点。下午两点多钟，穿着军装、披着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两个人当时没有担任任何军职，但自从毛泽东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以后，所有的中央文革成员都穿起军装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热情地和我、郭仁杰、程绮华、朱水嘉、吴瑞武、王知常等一一握手。大家围着长桌子坐下，张春桥首先开了腔：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已经给你们传达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先见见你们……

    张春桥说到这里，略为停顿一下，脱下军帽放在桌上，用手抚了一下他那稍带卷曲的头发，慢悠悠地点了一支烟，接着往下说：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这时，姚文元插话说：“你们讲一讲最近有些什么动向，那个大会打算什么时候开?”

    我当即把“康平路事件”以后的上海形势，作了一个概要的汇报，特别提到自从张春桥打来电话，指出赤卫队已经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提醒我们不要让别人把胜利果实夺走了之后，联络站就集中全力，准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接着，我就把大会的名称、发起单位、八个发言的题目和发言人的姓名，三个通令的内容等，统统作了汇报。当我谈到有一个重点发言准备让“工总司”王洪文来讲，内容是“安亭事件”以后市委常委围攻张春桥的情况时，张春桥马上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从黄色玳瑁眼镜后面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问道：“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回答：“我们翻阅了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这些情况是从当时市委常委会的原始记录中摘出来的。”

    张春桥恍然大悟，说：“大会发言稿给我看一下。”

    我马上答应：“草稿已经送到报社排印去了，等清样出来以后就送给您审查。”

张春桥点点头。

    我又说：“开大会的准备工作经过几个发起单位的讨论，大都取得一致了，我们提出一月六日上午开会，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和市委常委们都要到场接受批斗，根据气象预报，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们建议大会放在文化广场室内开，‘工总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广场露天去开，我们怕效果不好，所以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今天你们两位来了，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要向你们请示，请你们决定。”

    张春桥沉吟了一下，征求了姚文元的意见，然后说：“关于大会的开法和内容，我和文元都没有什么意见，就照你们的安排开。至于会场究竟放在文化广场还是放在人民广场，我们打算明天找‘工总司’的人见见面，到时候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定吧！”

    谈话结束以后，张春桥先走了，姚文元单独留了下来。因为我听说他回到上海后还没有见过家属，所以我和他打了招呼，派人去把他在卢湾区任街道党委书记的妻子金英，接到武康路二号来见面。在这等候的间隙中，我们两人独处，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市委写作班人员在造反过程中的表现，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认识姚文元已经有十多年了，自从他从卢湾区调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以后又调到《解放》杂志和《解放日报》，我们的交往日益密切。六十年代初期，我写了一篇杂文《不做“冷酷的观众”》，发表以后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姚文元知道以后马上挺身而出，写了一篇杂文《井非“挨批”》，为我作了辩护，我很感激他。以后，他生了肝炎，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就把他的情况向市委写了报告，经过市委批准，让他住院治疗，等他的病基本痊愈以后，再由市卫生局安排，转到青岛去进行疗养。为了答谢我的关心，他送给我一本著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并在扉页上题句：蝇死魔走战士在，黝励夜色听鸡鸣。

    姚文元的日常生活很朴素，甚至有些落拓。他常年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肩上挂着一只草绿色的背包，背包里除了书以外，时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来的面包等点心。有一次，还拣出过半块油炸粢饭糕。他就以这身装束，到处走动，曾经步行到上海锦江饭店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大门口就被“挡驾”了：不让进。为此，我为他愤愤不平，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我曾想：我们这些小人物，一定要在政治上、文学上搞出些名堂来，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庞然大物”瞧瞧，争一口气。

    此刻，我和刚从北京回来的姚文元两人对坐在武康路二号的东客厅里，听他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他对这里非常熟悉，就在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里，他吃在这里，睡在这里，至今在二楼仍保留着他的写作室。他告诉我：这次回上海张春桥和他都住在兴国路招待所。我知道过去这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才有资格住的地方。他让我今后通过红色保密电话机和他们直接联系，但是电话号码只能我一个人知道，不要外传。

    我把他说的一切都记在小本子上，又抬头凝视着面前的这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他是过去的姚文元，又不像过去的姚文元，他的一身军装，使我难以和他过去穿的蓝卡其中山装联系起来。他的谈话一如既往，但又略带一点矜持，并且显得颇为小心谨慎。我觉得在他的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是我又想不管怎么样，姚文元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我应该接受他的领导……

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1970年庐山会议目击证言

江青到华东组与许世友"较量"

    上午，全体中委又集中到大礼堂，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反复听了两遍，中委们觉得这个讲话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胧胧觉得讲话内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所以把注意力部转移到这一方面来了。可是，讲话中没有点名，使大家疑窦丛生，说不清楚究竟指的什么人，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连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陈励耘和王维国，也吃不准林彪讲话具体指的是谁，他们去找吴法宪，吴法宪诡秘地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陈励耘和王维国这才心领神会。可是，吴法宪关照："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

    陈励耘和王维国参加华东组的讨论。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这个组没有那几员大将当"宣讲员"，张春桥倒来参加了。他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数人因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很是客气。

    许世友掌握的华东组讨论，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宣讲员"，二是陈励耘、王维国虽然知道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抢先出头，至于其他各省的中委们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正面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上海小组的王洪文和我们几个人，在林彪讲话以后还没有和张春桥单独接触过，搞不清楚林彪讲话究竟针对什么人，有什么背景，所以，决定先看看形势再说，我们在华东组第一次讨论时没有发言。其他的像安徽省也觉得把握不定，省一级领导人都没有发言，而是让-个来自农村的中委、基层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了一般性的发言。

    华东组总的发言基调，比较平和。在谈到林彪讲话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的时候，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而且讲了很多颂扬毛泽东的话；在谈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从自己的愿望来说，还是希望毛主席能够当国家主席，但是最后究竟怎么办，听从中央的决定。

    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华东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江青来了。江青没有编入固定的小组。而是任她自由选择。许世友热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发里。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开腔了。他当着江青的面，提出宪法里还是应该"设国家主席"。这时，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见。许世友一向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也开口说："我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他倒是真心实意拥护毛泽东再当国家主席的。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不设国家主席，群众在感情上通不过。"浙江的陈励耘发言了。

    "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江青答。

    "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程世清的讲话有些不太客气。

    "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虑……"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要知道，设了-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江青在这里引用毛泽东所说的"黄袍加身"的典故，是指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时，他的部将用黄袍披在他的身上，拥立他做皇帝。毛泽东以此借喻他自己不愿意别人拥立他当国家主席。

    听了江青的讲话，大多数人不响了，有些人还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睑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

    "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因为许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

    "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什事情上我思想还是不通。"许世友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他看时间不早了；就宣布散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江青同志，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南京去……"

    "好罢，我们到南京去再较量……"江青吃吃地笑着，一边和许世友等人握手道别。一边回答，

    张春桥在华东组的第一次讨论会上，坐着静听，没有发言。

    整个华东组的第一次讨论的气氛，由于没有人煽风点火，比较平和，没有剑拔弩张的景象。

    类似情况的还有陈锡联所在的东北组。

陈伯达抢了头功

    但是，其他各组的讨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除了华东组、东北组以外，其他各个大组的讨论，都有"宣讲员"参加，他们纷纷出动，登场亮相。

    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陈伯达迫不及侍，第一个抢先发言，他发表了一大通蛊惑人心的言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是历史的蠢才。"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讲到最后，陈伯达激动地站了起来，比划着说："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高兴得跳起来了。"说到这里，一向老成持重、外号"陈夫子"的陈伯达，居然也做出手舞足蹈的样了。

    陈伯达讲完后，拿到那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汪东兴，也跟着发言，本来，是他向政治局传达过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但是，现在在全会上发言时，他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还讲了有人反对手主席的问题。

    他们两个人一讲话，华北组的讨论马上升温，发言者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要求把"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揪出来"，要求把"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

    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叶群声嘶力竭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在西南组的讨论会上，吴法宪气愤地嚷道："这次讨论修改宪法，有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在西北组的讨论会上，邱会作呼之欲出地说："林副主席说'毛丰席是天才'……这次演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李作鹏着重替林彪"抬轿子"："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汪东兴站错了队

    这几名"宣讲员"中，陈伯达起了带头的作用，他不但在华北区抢先发言，而且抢先印出简报，陈伯达毕竟是搞舆论出身的，他懂得如何制造舆论，煽风点火。

    当时中共中央举行全会或是工作会议，都要出简报，简报上刊登会议的动态以及各组的讨论情况，上送毛、林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让领导了解情况；同时分发各省、市、自治区与会者，起到交流沟通的作用，每次会议的每期简报，有一个总的编号，报头上同时说明这是华北组或是华东组的第几号简报。凡是简报上的重要发言纪录，特别是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要经本人过目，修改审定，简报付印以前还要由各组组长和副组长签字，以示负责。

    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第一次讨论会上发言以后，会议简报组派到华北组做记录的工作人员，整理出了一份九届二中全会简报（总号为六号，同时注明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这份六号简报整理出来时间已经很晚了，但陈伯达一反常态，马上审稿，迅速改定；简报改定稿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十一点多钟送到华北组的组长手里，由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解学恭签字后连夜付印，在二十五日一清早就印好分送到有关领导和各组成员手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称第一，在所有各大区的分组讨论简报中，六号简报出得最快，陈伯达又抢了头功。

    九届二中全会的这份六号简报，摘登了陈伯达的讲话，讲得很凶，不但为林彪的讲话作了诠释，而且极具煽动性，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要搞历史翻案的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就在中央的宪法修改小组里面，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纸，一戳就破，简报同时用较大的篇幅，刊登了汪东兴在华北组讨论会上的讲话，进-步证实了陈伯连所谓的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事实，简报上汪的讲话比陈的讲话还长，正像后来汪东兴自己所抱怨的"他的很少，我的很多"，而且简报上的语言已经明确使用了"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等只适用于敌我矛盾的词汇。简报对全会所起的引导作用是非常强烈的。

    这份六号简报当然十分符合林彪的心意，怪不得林彪在听完秘书读完这份简报以后，高兴得笑了起来，林彪说："听了那之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六号简报出笼以后

    六号简报一出，天下果真大乱。

    在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一些部队的中委和工农中委特别气愤，他们的发言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连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陈毅也说：我陈毅是有反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陈毅当场表示自己的决心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还有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她在一九六六年列席过八届十一中（扩大）全会。抢先点过邓小平的名。现在她是九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她在庐山又活跃起来，先后找了河北的中委、军委总后的中委，甚至还找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串联，要求揪人。然后，河北省的四名候补中委，就在会上先后发言，对中央宪法修改小组提出质疑，点了康生的名。

    六号简报分发到华东组和其他各组，同样掀起轩然大波。

    我们上海小组住在华东组的中心地带，八月二十五日一清早，王洪文还没有起床，我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会议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简报。

    我看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拿了简报、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别墅，把他叫醒。看过简报，两个人议论开了。

    王洪文和我越谈越觉得无所适从，疑窦丛生，而且下午华东组又要开会，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才好呢？我们想找张春桥，可是又想到此刻恐怕不太适宜。我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坡下张春桥住的那幢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我问他看到华北组的简报没有，他说没有收到，我就在电话里把六号简报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步该怎么办。

    我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要他马上来拿简报。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山，到上海小组把我手里的一份六号简报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赶紧把上海的中委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下午如何表态。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我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春桥从他的住所里匆匆走出来。几乎是同时，左手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门。看来他们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了，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坐进了早巳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轿车朝着江青的住所疾驰而去……

上海组也有反骨

    上海的中委们齐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简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独有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沉默不语。

    大家议论后认为整个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态度，下午由王洪文代表小组集体发言。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讨论后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推举由我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我把发言稿写完后给大家念了一遍，征求意见，大家表示同意。王维国的睑上毫无表情，依旧一声不吭。王洪文瞥了他一眼，正式宣布："没有不同意见就算一致通过。"散会以后，和王维国住在一幢房子里的上海电机厂候补中委金祖敏，偷偷地告诉王洪文和我："王维国这几天接到过吴法宪的电话，多次单独外出活动过。"

    下午，华东组的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其他省、市的中委们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委们。等到张春桥进场的时候，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还是像上次来华东组参加讨论时一样，面带微笑走进来，但是这回根本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睑。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人给他倒一杯。

    会议开始之前，我拿了謄写清楚的上海小组集体发言稿《我们的态度》，给上海的各个中委传阅；以便交王洪文代表大家发言。其他人都一一画圈表示同意；发言稿传到王维国那里，只见他提起铅笔；在发言稿下方批了一句话：

"不搞集体发言，各人发各人的为好。"

    我拿到搞子一看楞住了：赶紧找王洪文紧急磋商。

    我说："王维国这家伙怎么搞的。上午讨论时不发表意见，下午突然来这么一下，简直是从背后戳一刀……"

    王洪文气得呼哧呼哧地："不晓得他在搞什么名堂？真见鬼！只好下午不发言了，看看再说。"

张春桥变成火力点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简报。

    王维国抢先第一个发言。前-时期他在什么事情上都回避退缩、沉默不言的，如今却判若两人。他今天在发言中，先是大肆赞扬林彪的讲话如何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声称"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他又提出："宪法里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头嘛"，希望毛主席考虑大家的意见。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王维国的发言和上海小组集体讨论的意见正好相反。在他发言时，张春桥听得非常仔细，板着面孔不动声色。

    王维国打了头阵，华东组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

    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讴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愤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妄图"篡党夺权"，"罪该万死"。必须把他"揪出来""千刀万剐"；"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简报；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可是，所有的人发言时都不公开点名。

    郭沫若副委员长作为中央委员，也被编入华东组参加讨论。郭老耳朵重听，戴了一副助听器，困难地听着别人发言，听到一半，他也要求发言了："我是一个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简报，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

    其实郭沬若还是没有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上海的马天水坐在我的旁边,他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轻声问道："把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究竟要揪推呀？"

    我只是朝他苦笑。

    过了一会儿，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向卫生间走去，马天水紧随在他的身后跟了进去。片刻，马天水出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满脸懊丧地对我说："刚才我问陈励耘究竟揪谁，他在厕所里回答：谁是阴谋家、野心家就揪谁！这小子，看来他是知道底细的，不肯对我们说。"

    陈励耘从厕所里回来，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张春桥的位置正好在他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委在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是"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侧过睑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

    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过去总是"揪"别人的，现在轮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被别人"揪"了，心头该是什么滋味。但他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顾猛吸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的一个穿着海军军装的候补中委，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毛泽东宣布"立即休会"

    八月二十五行日这天，随着六号简报的下发，各组的讨论情况，莫不如此。这股气势，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形容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看来今天这个会议，不把人"揪出来"真的不会收兵了。谁知道事情发展到了这步田地，却突然来了一个戏剧性的急转弯--

    华东组会议开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有一个工作人员匆匆地走进会场。把许世友叫走了。许世友在临行前宣布："大家等一等，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许世友一走，张春桥也走了。

    大家守在会场里，心里捉摸不定，不晓得上面有些什么精神。大约过了五十多分钟，正当众人在翘首盼望的时候；许世友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没头没脑地大声嚷道："不开了!不开了!散会!"

    大家都愣住了，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敢动弹。

    许世友既不说话，也不坐下，他身穿军装，脚蹬草鞋，天热时也从不取下头顶上的军帽。他低头无语，还在想什么事。在庐山这种清凉的气候中，他忽然显得浑身燥热。他把军装前面的一排扣子统统解开，让自己敞着怀，在会场门口不停地来回走动。大家悄无声息地注视着他，等待他说些什么，室内静极了，只听得他的草鞋摩在地毯上嚓嚓作响。又过了几分钟，许世友好像突然从沉思中醒来了，他发现大家都没行动，就停住脚步，挥挥手说："不开会了。刚才我到毛主席那儿去了。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休会！大家回去吧。"

    原来，刚才毛泽东临时决定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请各大组组长一起参加。这天上午，张春桥拿到六号简报以后，马上和姚文元一起找到江青，本来三人相约到周恩来那里去的，临时改为直接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在了解了一些情报以后，决定下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釆取了断然措施，在会上作了三点指示：

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

二、收回六号（华北组二号）简报。

三、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等人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严肃地说"有些话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只四两。叫做"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毛泽东又一次讲了孙权要把曹操放在炉火上烤的典故。他正色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林彪蔫掉了，闷声不响。

    毛泽东要许世友摸摸他的手，心情沉重地说："你摸摸，我手都凉了。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许世友一向最敬重毛泽东，他马上果断地回答"我听毛主席的！"

    全会休会以后，庐山一片肃静。

    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组与会人员：白天可以游览庐山，晚上放映电影，是当时内部放映的几部日本影片《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可是，谁还有闲心游山逛景看电影呢？中委们都等着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

    与中委们的无事等待成对比的，是周恩来的格外忙碌，为了配合毛泽东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周恩来调集了各大组的发言记录，发现几个"宣讲员"的发言内容惊人地相似，说明事先有过串连，统一过口径。

    于是，周恩来和康生一起，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到各组"宣讲"的由来；结果查明了陈伯达编选的、通过汪东兴印发的那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出笼经过。

笔杆子打败枪杆子

    为驳斥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散布的谣言和诡辩，周恩来特意把北京存档的关于毛泽东圈掉"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的文件原件，调来供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参阅，周恩来白天黑夜地操劳，据他自己说："足足有三十六小时没有合过眼！"

    由于查到了几条"枪杆子"事先有预谋，毛泽东作出决定：要李德生下山回北京去，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总参谋长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李先念同时回北京值班，换纪登奎上山参加会议。这样，黄、吴、叶、李、邱就齐集在庐山了。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要求吴法宪作检讨。

    吴法宪很慌乱、向林彪请示，林彪说："我们这些人打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吴法宪本来想和陈伯达抢功，要西南组赶快出简报，并在自己的发言里加了许多上网上线的"揪人"语句，现在却统统撤了回来。叶群也紧张地通知秘书不要整理自己的发言稿了，把草稿要了回去，邱会作做得更加彻底，干脆从会议纪录本中撕掉了自己的发言记录。跟着林彪、叶群上山的林立果则惊呼："翻车了！倒大霉了！全怪主任（叶群，时任军委办事组办公室主任)指挥错误！"

    至于那被"揪"的一方，休会以后倒开始活跃起来：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到张春桥的住所去看他。

    张春桥向我交底说："他们早就想揪我了！就在八月份，宪法修改小组开会时候，吴法宪就和我大吵了一场。"

    张春桥把因为删去三个副词而引起的争吵经过，讲了一下。

    我问："那么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提法，指的就是删去三个副词这件事情吗？那是毛主席自己的意见呀！"我参加过党章修改工作，知道毛泽东删去副词的经过。

    张春桥愤愤地说："就是。他们存心要寻事，才不管这些呢？"

    我又问："那末伯达同志为什么会在华北组作那样的发言呢？"

    张春桥说："咳，你不知道，这个陈夫子呀，我和文元给他做了多少工作，想不到他竟……"张春桥长叹一声，又讲下去，"毛主席对他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头老鼠就跑走了！"

    我对张春桥说，目前有些情况还弄不清楚，这几天想分别去接触一些人，听听情况，过几天再去看他。张春桥颔首赞同。

    我回到住所，向王洪文、马天水等介绍了去看望张春桥的情况，大家一致觉得不能关在屋里，要多出去走动走动。于是，在休会的那几天里，王洪文和我去找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组组长李雪峰，马天水去找了河北省-把手刘子厚，我和陈敢峰去找了浙江省的南萍和陈励耘……

江青秘密接见王洪文、徐景贤

    这一天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九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首长？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我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红旗"在牯岭的柏油马路上行驶片刻，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

    夜已深，一幢长长的房屋好像一艘军舰，停泊在大院里的草坪上。

    房屋的窗户上都挂着厚厚的窗幔，屋内的灯光都无法透射出来，只看得见整幢房屋的黑黝黝的轮廓；使人感到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穿军装的人把我们引上高高的台阶，穿过一条狭长的玻璃棚通道，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青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王洪文和我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光。大周带领我们穿过几个房间，绕到后面的一个小客厅里。

    我们跨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松快得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一头乌黑的头发齐耳根剪短，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她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江青从眼镜后面仔钿打量了一下王洪文和我，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今天--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我们还没有接口，江青就侧身朝左首的张春桥看了一眼："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上了口："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二十五号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简报，还是从你们那儿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

    "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

    "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刚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

    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她那件涟灰色上装的里襟夹袋里去，掏出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怀大笑。

"四人帮"由此结党

    "哈哈哈哈……喏，这就是那份华北组六号简报，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

    "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姚文元从旁插话。

    "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份。二十四号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

    "那末，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王洪又把憋在肚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了。

    "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听得出毛泽东对汪东兴采取保护的态度，所以江青也跟着说。

    "你们知道吧，在八月份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就和春桥大吵一场。"江青指的显然是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吵。她接着又说下去："其实，矛盾也不是今午才有的，前次文元回上海去，是空军派的飞机，在半路上就遇到了雷雨云。"

    姚文元听到江青提到他的事，就起劲地介绍起来："那次可危险了，飞机进了雷雨区，差一点飞不出来，后来又迫降在济南……像这种事，在空军里照理是不允许发生的……"

    "我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江青说完这一番话，停顿了片刻，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呵欠。

    张春桥及时提醒："让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

    王洪文和我站起身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食指点点王洪文说：

    "知道吧？对你的希望很大的！"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人会上发言。

     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我紧跟着说："前一阵子听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头痛，请多加保重！"

    "是呀，不过这几天他们一闹，我的头痛反倒好得多了，哈哈……"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青秘密接见以后，受宠若惊，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王拱文从别墅的酒柜里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在对文革的重大问题上原本态度一致的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如今为了权力争夺而反目成仇。但是，在庐山一度处于劣势的江青集团，由于毛泽东的直接干顶，居然转败为胜，因祸得福。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其势力，在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上占据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毛泽东依靠周恩来对于庐山事件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收缴了陈伯达编选．印发的那几份"称天才"的语录；封存和查阅了"宣讲员"们在各个大组的发言记录、从北京调来了毛泽东删改过的文件档案……事件渐露端倪，这次突然袭击的来龙去脉也清楚起来。

毛泽东"一点"定乾坤

    从八月二十五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分别找政治局委员们作个别谈话，进一步了解情况，同时思考如何处理这一事件，花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星期。

    庐山的这一场斗争的实质，毛泽东看清楚了：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们利用了"天才"这个理论问题做文章，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人。搞地下活动，搞突然袭击，欺骗二百多名中央委员……毛泽东愤怒了："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会让步的。"但是，毛泽东又冷静思忖，"九大"刚开过一年多，接班人刚刚被写进党章，应该考虑到全局，目前全党不能发生重大的分裂，所以对林彪还是要持保护的态度。想好以后，毛泽东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而且决定先从陈伯达身上开刀……。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挥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长七百字，是他用铅笔写的，正好写在收缴得来的陈伯达编选的语录打印本上。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修改，挥洒下笔，一气呵成，第一页纸的天地边缘都写满了，再转到第二页，写在背后，文字密密麻麻……写完以后，文章送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仔细阅读辨认着那略带颤抖而又龙飞凤舞的字迹，逐字、逐句、逐个标点做了认真的校对，然后排印出来给毛泽东最后审阅，立即印成铅印的会议文件。附陈伯达编的语录，分发到每个中央委员的手里。

毛泽东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上过庐山的那古人，是指唐朝大诗人李白。毛泽东文章中引了李白的气势奔放的《梁甫吟》中的-句"杞国无事忧天倾"。来劝喻各位中央委员不要学"杞人忧天"，因为庐山不会炸平，地球不会停转。

写到这里，毛泽东笔锋一转，又言简意赅地论述起关于天才的哲学问题来：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信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就是说，告诉大家在批评时要区别对待，集中火力批陈伯达，同时要保护林彪。至于批在陈伯达身上，是否捅在林彪心上，那只有像佛家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一下达。全会的风向立即转变，前几天还是陈伯达一伙大叫"揪人"，不几天马上又变成了众人狠批陈伯达。林彪给吴法宪下达指示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叶群则给吴法宪打电话予以安抚"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主席、永胜同志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两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满'。"

    全会分组批判了几天陈伯达，毛泽东叫开检讨会。政治局讨论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自己不到会，而是要林彪主持检讨会，周恩来、康生协助。到会的是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组长，扩大吸收了部分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如吴德、王洪文等参加，其他中央委员们听会议的录音。会议开了四小时左右，林彪强打精神自始至终主持了会议。

    会上，林彪宣布陈伯达第一个做检讨，陈伯达当年正是六十六岁，但不是"六六大顺"而是"六六倒运"。他的检讨发言稿是康生帮助写的。他满口的福建惠安土话，再也不能藉助"手舞足蹈"的姿势表达了，因此别人很难听懂。于是，让陈伯达开了一个头以后，由周恩来替他把检讨发言稿含了一遍。接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先后作检讨，口径差不多，强调自己不学马列，不懂理论，上了陈伯达的当，做了"宣讲员"等等，汪东兴则在检讨中说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是他向政治局传达的，但是在这次会上，他头脑发热，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毛主席已经批评了他……

    会议开到最后，林彪宣布让张春桥发言。大家感到很突然，都竖起耳朵。想听听张春桥说些什么。张春桥发言很简短，主要有两点内容：

    一是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自己一定要加强学习，加深领会。二是表示坚决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听了以后，别人反映张春桥确实工于心计，他的发言避开了"揪人"的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真可谓滴水不漏。

    在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的批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提醒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不要学陈伯达的样子，注意保持晚节。年轻的中央委员听不懂这两句话，也不了解这两句话的出处。我在会场上递了一张纸条给郭沫若，请求解答。郭沫若当场拿起笔写下了答复："'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大稚》。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

    关于整个全会究竟怎么收场，毛泽东也有-句话，叫做"孔夫子打牌--和为贵"。据说很有文化教养的孔夫子为人豁达大度，他老人家打牌的时候从来不想打赢，只想打"和"，叫做"和为贵"。毛泽东引用这句歇后语，主张"和为贵"，全会批了陈伯达，最后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张春桥奉命请许世友吃饭

    九届二中全会的讨论接近尾声了。毛泽东先后找有关人员作个别谈话，做做工作。他找了许世友，又找了张春桥，他特意叮嘱张春桥，要在庐山请许司令吃一次饭。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和张春桥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今员，张春桥兼任南市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张春桥支持上海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造南京军区的反，许世友当然老大不高兴。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华东地区时，就要许世友用直升机把张春桥接到军区所在地，促进他们的团结。这一回在庐山，由于陈伯达和几条枪杆子的发难，毛泽东觉得许世友和张春桥更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所以他亲自出马做调节关系的工作。

    张春桥也觉得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和许世友的矛盾，他对我说："这次会上揪人，许司令倒没有出面，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开始的时候他也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并不了解陈伯达他们的活动，后来主席找他谈了话；他马上把华东组的会停了下来。"

    张春桥在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让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厨师还别出心裁地烹调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石鸡是一种长在山间石罅洞穴里的蛙类，上海人把青蛙叫作田鸡，这里便把庐山上的蛙类叫作石鸡。石鱼是在山涧清溪里的鱼类，身体不大，肉质特别细嫩肥美，石耳是生长在庐山岩崖边缝里的一种菌类，很难采集到。"三石"俱全，这桌筵席就真正上了档次了。

    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许世友也知道这次请客是毛泽东的意思，所以欣然应邀赴宴。这桌筵席就两个人吃，没有陪客，两个人又都善饮。许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张春桥呢，别看他文绉皱的，喝起茅台来却很凶，在上海当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期间，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对喝茅台，打了个平手。这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第一次开怀畅饮；喝得痛快，把张春桥餐厅里玻璃柜子里的存酒，喝了个精光……

    会议快结束之前，各大组分别搞了一次会餐。华东大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一幢俱乐部里。南京军区和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的中委们济济一堂。许世友特意把张春桥也请来了，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

    张春桥和许世友坐在一桌，举杯对饮，我们作陪。饭吃到一半，空五军的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一摇一摆地从浙江省中委坐的那张桌子旁走过来，走到张春桥身边。就是他，八月二十五日在华东组会议上对着张春桥大吼："站出来嘛！"现在，那股有恃无恐的气势半点也没有了，他脸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张春桥把眉毛一杨，嘴角略带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把不是滋味的酒喝干了。

林彪集团向江青们示好

    与陈励耘的情况相仿，上海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的处境也十分尴尬。全会的局面明朗化以后，上海的中委们都兴高采烈，只有候补中委王维国，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了两次。在小组讨论时，王洪文追问他：为什么事先不提反对意见，临时推翻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稿？王维国皱着眉头，噘著嘴巴，连声检讨有错误，但对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却又吞吞吐吐，不肯说出真情；说着说着，竟又哭了起来……事后才知道，不但吴往宪绐他交了底，林立果还秘密约他出去，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一边兜风一边密谈，林立果要他在华东组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的话，101(林彪的代号)可以当嘛！"现在，林立果惊呼"翻车了"，王维国的尾巴被别人抓在手里，他当然伤心不止。

    与这些人的倒霉情绪相反，讧青则显得神采飞扬。那一天，张春桥、姚文元正在起草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准备发表的公报，王洪文和我、王秀珍、杨富珍等几个上海的中委到张春桥住的别墅去拜访。正在谈笑之间，江青来了。这几天江青的情绪特别好，头也不痛了，让警卫员和护士替她在山上扑蝴蝶、捕蜻蜒。她和大家握手招呼以后，叫警卫员大周去把她的"战利品"统统拿来，炫耀一番。

    过了一会儿，大周呼哧呼哧喘着气，奔上山坡，手里捧着一块大木板，板上用大头针钉着十几个模样各异、大小不同的蝴蝶，色彩斑斓，栩栩如生：旁边还钉着几只鼓着大眼睛的蜻蜓。

    江青要大周把标本木板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自己蹲身在木板前，向大家---介绍她的猎擭物："这叫玉带凤蝶，翅膀下有两条飘带……逼叫黑蛱蝶，翅膀上红自相间，比较稀少，我都查过昆虫辞典……哎，你们看，那红蜻蜒的样了挺可爱的。"

    说着说着，它忽然停住了，站起身来，又把话题转到全会的形势上，她的思想和性格就是这样，经常是跳跃性的。她把眼光在众人的脸上扫了一圈，正色说："你们别以为，这场斗争就算结束了，还早着呢，那几条枪杆子可厉害哪!"

    正在江青担心那几条枪杆子的时候，林彪也想到了江青，他先是屈尊拜访了江青。一天深夜，林彪又给江青打电话，说是要派叶群来看望她。过了一会儿，叶群果然到江青在庐山的别墅登门造访，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还跟着上山不久的黄永胜，以及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原来她是带着那几条枪杆子"负荆请罪"来了。

    叶群故作沉痛地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听了喜出望外，顺势说："陈夫子跟春桥、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嘛！我们不要上陈夫子的当。"

    双方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握手言欢。

陈伯达从主席台上消失了

    一九七零年九月六日下午，历时十五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

    那天下午，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发现，在庐山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开幕式时出席的五个中央政冶局常委，现在只剩下四个。陈伯达从主席台上消失了。

    穿着军装的林彪，仍然坐在穿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的身边，但是他脸色煞白，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再也听不到他在开幕式上的那种滔滔宏论了。

    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在开幕会上没有讲话的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了较长时间的话。他强调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他指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特别是中央委员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不然就会上陈伯达这样的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一类人的当。毛泽东再一次号召党内外部要团结大多数，反对分裂。

    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提出的"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毛泽东一语道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的讲话总是旁征博引，议论风生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他援引了马克思的一封信，说明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很困难，生活很窘迫，因此在应美国的一份刊物约稿时；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长，为了多得稿费……

毛泽东错批陈毅

    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这第一个"陈"，指的是陈伯达；第二个"陈"，指的是陈毅，因为陈毅跟着发言，说自己是有反党经验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山来，等等。毛泽东听说了陈毅的这一番发言，就在闭幕会上提出了"二陈合流"的。

    其实，毛泽东此话是错怪陈毅了。陈毅在会上最多也属于上当受骗之列，根本谈不上和陈伯达"合流"。后来，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病榻上的陈毅立即投入了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和林彪，陈伯达之流毫无瓜葛。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逝世之后，毛泽东以七十八岁高龄亲临陈毅的追悼会会场，对陈毅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这也是在实际上纠正了过去对陈毅的错误批评。在一九七O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过这样一段小插曲，补叙如上。

    在闭幕会议上，周恩来和康生都讲了话。周恩来进一步部署了"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从理论上分析了"天才论"，并就毛泽东提出的干部学习马列的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补充发言。

   全会开到最后，才又回到最初的议程上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对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全会还一致通过了即将公开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这才宣告正式闭幕。

    毛泽东步出会场，登上汽车之前，在会场外围日夜操劳的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们都簇拥上来，欢呼万岁，山坡上一片喧腾，连绵不绝。可是，这些在场外工作的人们，只晓得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他们怎么会知道在会场里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呢！

    出于安全的考虑，等到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们离开了庐山以后，即一九七O年九月九日的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才公开发表。

    这份公报写得四平八稳、措词平淡。所有的国际国内的中国问题研究家们，谁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惊人的信息，甚至也见不到这次会议是在庐山召开的有关内容，只有深谙内情的人，才能读懂公报蕴含的深意。

庐山埋下"九·一三"事件之因

    还在庐山的时候，毛泽东就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明确地写道，他"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

    事情确实没有完结，庐山会议以后，除了全党学习马列以外，中央下令要吴法宪等人写出书面检查。一九七O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查上批道："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部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十月十六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接着又准备在一九七-年四月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一步揭批陈伯达的问题。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前，毛泽东要周恩来到北戴河去看林彪，请林彪出来参加一下会议讲几句话，实际上给他一个台阶下。可是，林彪既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最后，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声明，认真改正错误。

    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在这些人的书面检查上作严肃尖锐的批示：这叫做"甩石头"；他指示改组北京军区，把李德生、谢富冶、纪登奎派进去，这叫做"挖墙脚"；他批评军委办事组"根本不批陈"；因此派纪登奎、张才千等参加由黄永胜、叶群等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叫做"掺砂子"……

    毛泽东"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林彪当然也"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他一面要黄、吴、叶、李、邱等做检讨蒙混过关，一面加紧策划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等人写出了《517工程"纪要》；九月，趁毛泽东南巡的机会，林彪企图另立中央、谋害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阴谋败露之后．林彪等人仓惶出逃，于"九·一三"事件中自取灭亡。

    一九七O年的庐山会议是因，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是果。只有弄清了因果关系，才会对林彪的结局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云遮雾障的庐山，现在终于揭开了迷雾；林彪"炸平"庐山的前前后后，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十年前尘封至今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页惊心动魄的历史……

 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升迁荣辱

    一九七三年第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有一名新的中央委员，就是于会泳，他是"革命文艺战士的代表"、"革命样板戏的有功之臣"，经江青提名而成为中央委员的。

    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的教师，身材矮小，四方脸盘，眯着一对小眼睛，嘴巴很阔、我曾经对他开玩笑说："假如给你画漫画的话，特征非常明显。"他说话的时候喉咙沙哑，身为作曲家却最怕人家叫他唱一曲，王洪文和王秀珍碰见他："老于，给我们唱一曲。"他说："不行，不行。"他说话快的时候，会结巴，但作曲很流畅。

    他是山东省乳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从小喜欢吹拉弹唱，各种乐器都能露一手：一九四六年，他参加胶东文工团，演过几个小歌剧。他对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很感兴趣；特别对京剧的曲牌、唱腔很熟悉，在文工团工作的时候，就为新编历史京剧谱唱腔；上海解放后，经过文工团的保送，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成绩非常优秀，贺绿汀院长很看重他，留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做教师，后来又被提拔为民族音乐理论系副王任。他的妻子也是搞音乐的，姓任，是上晦合唱团女声部的歌唱演员。

    于会泳在音乐学院重点搞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和教育，写过几本著作，如《山东大鼓》，与人合编《胶东民间歌曲》专集，另外发表过论文《民间曲调研究》。他下乡采风时也谱写改编过几首民歌，其中比较流行的有《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儿遍地香》、《人民公社好》，于会泳的文字功夫也行；笔头勤快，教学之余经常写些评论文章，投给报刊发表，在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方面经常有新的见解。

江青发现了于会泳

    一九六五年，江青在上海抓京剧革命，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有一天，江青在《文汇报》上看到署名于会泳的评论文章《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大为赞赏。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他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这成套的唱腔可以大大地流传。

    于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江青一看，马上对张春桥说："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人。江青突然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来的，又是文工团出身，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同时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等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从此以后，于会泳成为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

    于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壤"这一句，回肠荡气。于会泳把录音送给江青，江青屏住气息地听，觉得唱腔设计非常好，击节赞赏。

    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一点点加重。后来，江青认为《海港》的音乐可以过关了，但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还不行，又把于会泳调到那里，要他对全剧音乐进行艺术加工。于会泳到《智取威虎山》剧组，在进行唱腔设计的过程中，逐步摸透了江青的爱好，做得更卖力，更到位。他曾对我说："我从小受母亲的影响，热爱京剧。"他母亲是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唱京戏，他耳濡目染，对各种流派、唱腔很熟悉。经过音乐学院的学习，他能够一面哼，一面把谱子全部记下，把民族和西洋的音乐元素相结合，使他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从前的京剧只是京胡、二胡、板鼓的伴奏，他把整个交响乐队搬来伴奏中，气势很壮，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比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段的前奏和唱腔在音乐界是有定评的，很精彩。当然，当时是不具名的，很多人不知道是他的杰作。

    于会泳在两个剧组的表现，越来越受到江青的重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于会泳受宠若惊。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会泳的心思，认为学院里校、系一级的领导都要审查打倒，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当时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要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汇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这样吧，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于会泳在一九六六年底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要紧跟；他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他们到期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我感到他们对于会泳非常重视。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

    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主任，主要的力量放在抓几个样板剧组。江青在抓戏的过程中，三天两头有指示下达，她一遍遍看戏，把戏的录音带回去，她喜欢一面吃饭，一面听录音，琢磨戏里的台词、音乐、唱腔。

    一九六五年，江青来上海拍戏时，住在徐汇区太原路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是一幢很漂亮的法国式建筑，原来的主人是法国公爵狄尔达，抗战胜利后英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曾住在这里，老上海也称这里是马歇尔公馆。解放以后一度给林彪住过，林彪还把妻子叶群安排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这地方就让给江青住。整幢房子像小型的凡尔赛宫，前面一片大草坪。从大铁门进去；一条柏油路绕着树丛，沿台阶而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汽车可以停到台阶前。当时为了保证"客人"的安全，不让外面的人窥视"客人"的动向，警卫部门把花园四周的居民迁走，把太原路上对着正屋的一排居民房子的窗户砌掉，让警卫处的家属搬进去住。这样，江青可以在院子里自由地散步，晒太阳，不受任何干扰，江青很难弄，有一次到上海，房间里有只蚊子，她就说"我一夜没有睡好。"于是动员很多人给她抓蚊子，因为她不准给房间里喷药水、点蚊香，只好趁她外出时派人到房间里抓蚊子。

    太原路招待所有个很大的会客室，大吊灯、地毯，一个壁炉架是柚木雕花的，纹饰都是欧洲的古典图案，很考究。会客室里长沙发周围一圈小沙发，江青习惯用橘黄色圆罩子的立式台灯，不刺眼。环境虽然好，但是江青从不在这里接见编剧、导演、她在这里琢磨对戏的修改意见，一面吃饭，一面研究，然后拿出一台录音机，对着录音话筒讲她对戏的修改的意见，然后把录音带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拿到录音带，自己先听，然后找于会泳少数创作人员听，讨论怎样贯彻执行。剧组全体人员是听不到江青的录音的，由主创人员将她的修改意见传达。张春桥接到江青的录音意见后，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听江青同志的。搞革命样板戏，只能搞一言堂。最后由江青同志做主。"后来我们说："百家争鸣，一家做主。"

    艺术创作实际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要求意见一致。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的意见固然也有一些不乏高明之处，因为她毕竟是懂戏懂艺术的，应当承认她在戏剧艺术方面是行家，也会唱京剧，又搞过戏，演过电影，能够发表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但她也有考虑不成熟的地方，朝令夕改，灵感式的东西蛮多，也会出几个馊主意。剧组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讨论她的意见时，往往会有不同意的地方，本来艺术创作上的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领导地位高的，学术意见不-定正确，任何-个创作集体中部应该有充分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但是在当时的气候下，对江青的任何指示有任何的议论、不满意的话，都要上纲作为政治问题，这就严重了，再加上艺术圈里文人相轻、艺人相轻，互相争名夺利、相互倾轧，彼此之间搞检举、揭发的情况就出来了。

    于会泳调到剧组担任领导后，收集了剧组内很多对江青不满意的材料，向张春桥当面告状。张春桥在这方面也很有算计的，他说："你写书面报告来。"于会泳领受了张春桥的意图，就以样板戏领导小组的名义连续写了几篇书面报告，报告说："上海京剧院有几个人，技导李仲林，演员王正屏、支部书记李俐，有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行，请求领导批准，予以逮捕审查。"

    究竟有什么样恶毒攻击的言行呢？有一份专门交给公安局的防扩散材料，于会泳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先把书面报告送给我，我一看不好表态，交由张春桥决定，张春桥曾经对我说过："样板剧组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试验田。江青同志不在的时候，直接由我负责。"既然他的意图很明确，我就在报告上写："报请春桥同志批示。"过了一天，张春桥批文下来了："可以由群众扭送公安机关处理，转于会泳同志。"这个批示很有心计，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技导李仲林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出过大力，他原是武生演员，早期扮演过杨子荣，张春桥曾说："有些场面和舞台调度都是李仲林设计的。"后来李仲林对江青有意见，张春桥马上过河拆桥，把他抓起来。王正屏是京剧中正字辈的接班人角色，唱花脸，曾在新编京剧《黑旋风李逵》中演李逵，获奖。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李勇奇，对角色唱腔设计也花了很多心血。支部书记李俐从小参加部队文工团，转业后到上海京剧团担任党的工作。这些人都热爱京剧事业，在搞《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有贡献，他们因不满江青和于会泳，就被加上恶毒攻击中央领导的罪名，不审不判被关了好几年。

张春桥保护于会泳

    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任，以及张春桥和我对他的全力支持，搞出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龙江颂》，不断地出新戏，不断地走红，有了更多的政冶资本，就不断地得到提升。一九六八年，于会泳带《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演出，张春桥说于会泳贡献很大，提名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常委的候选名单要经过审查后再报中央批准。一九六九年初，名单审查完，准备报中央时，张春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二O三室召开领导成员碰头会，听取组织组的政治审查情况。那天，我比张春桥先到会议室，组织组负责人把我请到会议室旁边，轻声告诉我："在于会泳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当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部队以后亲笔写的，内容有问题。"我很吃惊，我对于会泳过去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就追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解放战争时期，于会泳参加了胶东文工团，随部队到山东烟台演出，当时正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向胶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于会泳的文工团跟着大部队一起撤退。撤退以前，每个文工团员发到一批物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在山东烟台的救济物资，有军毯、衣料、罐头、食品、奶粉等，战略转移不可能随身带很多东西，文工团领导决定由个人把这些东西打包埋在地下。于会泳在打包时，写了张纸条，同时附了张照片："蒋军兄弟，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性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地址）。"他写完纸条以后，立刻被文工团指导员发现，纸条没有放进包里，却放进于会泳的档案袋。所以审查于会泳材料的时候，发现了这张纸条。

    组织组负责人向我汇报完毕，不作结论，看着我。我觉得事情有点棘手，文革期间的思潮很左，按照当时上纲上线的做法，即使不定你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至少也定你在关键时刻政治动摇的帽子。我说"等一下再说，春桥同志要来参加会议的，这件事我向他汇报以后再定。"

    组织组负责人在会上把常委的名单讲了，没有问题的就过去了，念到于会泳时，我说"你把情况汇报一下。"他刚提到这张纸条，张春桥马上接口，一点儿不吃惊，轻描淡写地说："这事我知道。一九六六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这也是一个由头。这封信后来没行成为事实嘛。"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他提名于会泳当常委的时候，早就知道于会泳历史上的问题。

    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我是负责文化文教这条线的，张春桥和我这么一表态，其他市革会领导成员谁也不反对。市革会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入名单。我还告诉他们："上报中央审查的时候，不必写上纸条的事情。"在张春桥和我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张春桥和我又提名他当"九大"代表。

    于会泳当时在北京抓《智取威虎山》，准备拍电影。我写信通知他，经过中央领导批准，上海广大党员选你做"九大"代表。他很感动，写了封回信："我自己决不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的信任，决心为文艺革命奋斗终身。"他也知道，没有我们的力保，他是绝不可能当上市革会常委和"九大"代表的。从此，我和于会泳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

    江青在北京给于会泳下了很多任务，要把所有的样板戏拍成彩色影片，他在北京抓《海港》、《智取威虎山》的拍摄。影片拍得很苦，拍出来江青不满意，像《海港》拍了三遍，我说："你要什么，我全力以赴地支持你。"我特意把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晋解放出来，和北京的谢铁骊合作，到《海港》摄制组共同担任导演，最后完成任务。

    《龙江颂》主角江水英，原来由张南云主演，她是演大家闺秀的旦角，现在要演农村大队的支部书记，怎么看也不像，我决心把年轻的李炳淑推上去演主角，张南云是《智取威虎山》主角童祥苓的妻子，我觉得更换张南云是不是会影响童祥苓的情绪，就跟于会泳商量，于会泳从戏的角色需要出发，全力支持我的意见，这样对双方都做了工作。把《龙江颂》的主角作了更换，让李炳淑当了主角。我在上海抓《龙江颂》有一定基础后，于会泳就把它接过去，从脚本、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加工，后来又把剧组调到北京演出和拍电影，使这出戏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站住了，并得到很多人的赞赏，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欣赏这个戏，特别是欣赏李炳淑的演技。周恩来在北京观看了演出，还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一九七二年七月的一天，毛泽东看了影片《龙江颂》后，特地把李炳淑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那天，毛很愉快，请李炳淑给他清唱几段，李唱了《龙江颂》中的"手捧宝书暖心怀"，这是当时歌颂毛主席著作的，还唱了几段传统戏。毛问了她一些文艺界的情况，还给她讲了鲁迅著作《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奔月》，说到后羿、嫦娥吃炸酱面，毛就说："今天请嫦娥在这里吃炸酱面。"李炳淑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毛接见了她，我和于会泳都很高兴。

    几个样板戏先是演出，再拍电影，又搞剧种移植，如《沙家浜》是从沪剧改为京剧的，后来又移植为沪剧，越剧、淮剧等剧种也纷纷移植样板戏。几年后，江青觉得老是八个样板戏不行，应该搞一些新戏了，她让于会泳再搞新的节目。首先，要求演过《沙家浜》的北京京剧团改编演出《杜鹃山》，文革前，江青曾在上海看过这出话剧，是上海歌剧院编剧王树元编的，要把话剧改编成京剧，就要重新在剧本上作很大的改动，当时，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力量比较薄弱，于会泳与我商量，我马上同意把原上海歌剧院王树元调到北京，重新改写京剧剧本。剧本写完后，主角柯湘的演员非常难找，江青点名要上海京剧团的杨春霞来演，于会泳打电话给我，说江青有这个意思，于是我赶紧批准杨春霞和她的丈夫"借调"到北京，实际是长期调去，由她主演《杜鹃山》，这样就一炮打响。

    另外，上海也要搞新的现代京剧，上海有个剧本叫《螺号长鸣》，由《智取威虎山》剧组主攻，他们的剧本搞好后；于会泳把它送给张春桥和我来看。一九七二年，张春桥回上海时，特地在丁香花园接见于会泳，商量剧本，由我作陪。我认为《螺号长鸣》的名字不太像京剧，建议改名《磐石湾》，张春桥表示同意，于会泳也接受了。《磐石湾》由童祥苓担任主角，主要反映沿海民兵与美蒋特务的斗争，也很快通过，并拍成彩色电影在全国放映。在搞戏的过程中，我与于会泳的接触密切，我感到在抓戏方面，他确实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江青的意图，没有见到过像他那样忠诚于江青意志的人，而且，他搞起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阵，还要当导演。江青对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话，他都要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结果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样板团听江青的，搞创作听于会泳的。江青的意图下来后，落实时要听于会泳的。

    在现代京剧《海港》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收到一封观众来信，说戏中有个反面角色叫钱守维，在粮仓的粮食包里放玻璃纤维的情节不合理，他说，钱守维是阶级敌人，但在粮包里放玻璃纤维不会毒死人，没有危险。江青也不懂，她一看观众提出意见，就下命令修改，要把玻璃纤维改成别的东西，比如放毒。于会泳得到江青的旨意后，急急忙忙地从北京赶到上海修改剧本，我把他安排在东湖招待所主楼最好的套房里，还关照在伙食等方面都要给他特别的照顾，所有费用由我们市委招待处负担。

    于会泳在这个套房里，几天几夜查资料，打电话，请教专家，想出各种"毒药"来替代玻璃纤维，可是那些"毒药"不是有颜色，就是有气味，或是很容易挥发，毒气太严重，不可能混在粮包里出国的。于会泳搞了几天后走投无路，就向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姚文元对江青的意图也是跟得紧的，他也派人到上海玻璃纤维厂专门召开工人座谈会，听取工人的意见。我到东湖招待所文看于会泳，看他真是急得团团转，茶不思，饭不香、谈话的内容都是有关戏里究竟放什么"毒药"的问题。

    《海港》原来的情节，钱守维在粮包里放玻璃纤维的目的不是为了毒死人，目的是为了损坏我国出口货物的声誉，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如果改成投毒的话，与原来的意图不相符，情节的处理过头的话，反而起副作用。我和姚文元讨论后，意见比较一致。但是，要改情节的指示是江青下达的，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把讨论的意见单独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也被于会泳三天两头的请示搞得头脑发胀，他看我和姚文元有一个共同意见后，明确表示：于会泳设想的几种投毒的方案部不可取，还是维持原来的情节为宜；张春桥说，江青那里由他负责去商量，于会泳这边要我与他谈，提出一个复原的方案。

    我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今后，又赶到东湖招待所，只见于会泳蜷缩在沙发里，脸色灰暗，嘴唇没有血色，眼睛里充满血丝，精神萎靡。小书桌上放满了稿纸，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什么什么毒药，看他这样下去，真要发毛病的。我把与张春桥、姚文元讨论的意见向他作了详细的传达，看得出他内心也是赞成我们的看法的，但他嘴里说"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啊"，放不下来，说明他山穷水尽的时候，还不肯松口。那天，我离开以后，他居然心力交瘁昏倒在房间门外的地板上，幸亏服务员及时发现，找医生急救，才把他救过来。从这件事可看出于会泳对江青的指示到了何等忠诚的程度。最后，经张春桥向江青说明，江青也同意维持原状，决定不改了。于会泳苦苦折腾了一阵子后，终于放下了一个很重的精神包袱。

    由于于会泳在搞样板戏的过程中忠诚执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对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会泳身体不太好，经常开夜车，多次地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让他补养身体。于会泳当然很感动，他还舍不得吃，把一包葡萄糖专门从北京送给"南京路上好八连"，说这是江青关爱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的象征，"好八连"把它放在展览会上展出。

"三位一体"

    于会泳和另外两个助手刘庆棠、浩亮三人，经常直接到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去，江青对他们越来越重用。"九大"前后，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文化组，组长是吴德，副组长是当时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叫刘贤权，原是青海省军区司令，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浩亮当文化组成员，把艺术创作大权交给这三个人。刘庆棠主演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浩亮原叫钱浩梁，毛泽东说他的名字念起来很坳口，就将他改名浩亮，他演过京剧《红灯记》的主角李玉和。他们三个人基本上围着江青转，他们称江青的专用名字是"首长"。

    他们三天两头到江青那里，有时是江青找他们，有时是他们主动去汇报，江青的指示由他们直接传达给文艺界，他们实际上是江青的代言人，连当时文化组负责人吴德也要倒过来从他们那里听取江青的指示。

    江青不仅找他们谈戏，还时时把他们找到钓鱼台打扑克，作牌友。有时江青到外地，也叫他们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广州，赵紫阳接待她，但江青日常没有人陪，感到很寂寞．于是下命令叫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到广州来，江青一边与他们谈创作，一边要他们陪她玩，打牌、游泳，江青和他们三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家在背后就有议论。有一次江青请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吃饭，还请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那天吃螃蟹，同时请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作陪。江青在桌上对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和王冶秋说"现在人家造谣说我有'面首'；你们看，假如有'面首'的话，就是他们三个。"当然，江青当时说的是气话，后来，于会泳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还查了一下《资冶通鉴》，在《宋纪·太宗明皇帝上之上》一篇中写道："[山阴公主]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鬂美，"查了以后，我才知道"面首"原来是"男妾"，或是"男宠"。江青敢于对乔冠华等人讲外面传的事，也说明她与这三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

    他们三人是绝对抱成一团的，我给他们起的外号是"三剑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叫他们是"三驾马车"，他们自称是"三位一体"。他们凭借江青当时的地位，可以享受很多特权。有-年夏天，江青批准他们三人以深入生活的名义，到山东避暑，他们从济南一路逛到青岛，国务院文化组还给各地打招呼，说他们是江青派出来深入生活的。他们所到之处，都待之为上宾，住最高级的招待所，还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秘密军事设施。于会泳是山东乳山县人，又顺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后，他们在青岛的海滨疗养院住了几天。洗了海水澡，晒了日光浴，那个夏天，他们回北京时路过上海，我看到他们容光焕发，皮肤晒得又黑又亮，身体非常好，他们门口声声感谢"首长"的关怀，于会泳对我说："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他还拿出一路上写的打油诗给我看；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海水真比药水高。"意思是洗洗海水澡，毛病都没有了。

    又有一次，于会泳向江青提出，他从来没有去过海南岛，想去看看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江青就批准了。这样，又是于会泳领队，跟刘庆棠、浩亮-起到五指山、三亚等地，游遍了天涯海角，他们打着江青的旗号，又不顾影响，人家就写信到中央告他们的状，说他们几个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义压人，拿出大首长的派头，要这要那。江青看到后将信压下来，保护了他们。

    由于于会泳身份特殊，他调到北京后，我和王洪文、王秀珍对他也刮目相看。我们每次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时，总要到于会泳那里去，他当时在前门饭店隔壁的国务院文化组。我们去的时候，他总是在文化组小放映室里招待我们看内部电影，当时的内部电影，我们在上海也很少有机会看。他有几方面的电影来源，一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那里的片库很大，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一是钓鱼台江青保留的电影，江青把比较好的电影都保留在她自己的片库里。有一次江青在那里招待我们看电影，居然还拿出一本目录，上面有很多国内外著名电影，还有科教片。于会泳除了上述来源外，还可以调看资料片、过路片，当时中央各口都有一些过路片，如外交部、中联部。于会泳有权调看这些片。

   于会泳等几个人也经常来上海，每次都是我到机场接他们，安排他们住在宾馆最好的套间，还陪他们参观，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松江黄浦江大桥、高桥热电厂等。当时，我们一般不宴请内宾，但对他们破格，在锦江饭店设宴招待。除了在生活方面厚待外，在政治方面，我们是互相支持的。我每次与于会泳见面，俩人总要作长时间的谈话，于会泳把最近时期以来江青对各种问题的议论、江青自己的活动情况，甚至把江青背后说叶剑英坏话的内容都告诉我，说明我们关系密切的程度。我也把自己了解的政治动向告诉于会泳。比如，一九七O年我到庐山去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即林彪要炸平庐山的那次会议的内情，一九七一年中央工作会议，"批陈整风"，实际上是批"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等。当时，于会泳不是中央委员，他不了解中央的最核心机密，我就把庐山会议上，叶群和"黄、吴、李、邱"那几根枪杆子如何发难，怎样搞突然袭击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他们这几个人的严厉批评等，都告诉了于会泳，并向他透露林彪的问题。于会泳听了非常吃惊，他感到这些情况太重要了，他回北京后，很快将情况告诉了刘庆棠和浩亮。

    于会泳对我在政治上也是全力支持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朝鲜，这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回国后，有人编造了一些流言，说毛泽东对徐景贤有批示：此人不宜出国。又说我在朝鲜搞大国沙文主义，拍拍金日成的肩膀，叫他"老金"。当时，我听了很恼火，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于会泳，意思是有些人对我们这些新上去的干部总是不顺眼，于会泳听了后对我表示同情，要为我辟谣，他就和刘庆棠商量，刘庆棠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里分工管电影，由他命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朝鲜拍摄的彩色纪录片《让友谊花朵代代相传》抓紧翻译，让这部影片很快在全国放映。这部影片详细纪录了上海芭蕾舞团在朝鲜演出的盛况，有金日成首相接见我和主要演员的场面等。影片在全国放映后，为我辟了谣，维护了名誉。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一九七三年，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江青提名，于会泳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他就进入了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层。他在北京与我一起参加了十届一中全会。会议一结束，我陪于会泳到北京友谊宾馆，当时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正在那里排练交响乐《智取威虎山》，我把全体演奏人员召集起来开大会，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于会泳是作为优秀文艺战士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江青的直接领导下，他对文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他当选中央委员也是我们全体革命文艺战士的光荣。我讲完后，于会泳也谈了他当选中央委员的感想，他那天非常激动。

    一九七四年十月，当时阿尔及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迈丁邀请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访问该国。本来，这样访问的规格不是很高的，但江青指定于会泳为团长，这个团的级别就上升了，江青还在对外友协给国务院的有关北京京剧团出访的报告上批了一段话："过去，球队、杂技出国，中央都接见，以示鼓励。这样的艺术团出国，中央不接见，组长不亲自送行，这种安排说明对意识领域的斗争不够重视，建议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吴德同志送行。"王洪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他也批了意见。十月二十二日晚上九点钟，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于会泳和出访的《杜鹃山》剧组。于会泳离开北京的时候，吴德到机场送行。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阿尔及利亚，江青委托于会泳以她的个人名义向布迈丁赠送了书籍、图画等礼品，还送了一部《杜鹃山》的彩色影片，说明江青对于会泳的出访重视到了何种程度。

终于当上了文化部长

    一九七五年初，我到北京参加十届二十全会的预备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议程和政府工作报告，酝酿本届政府的组成名单。在预备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准备让邓小平出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担任副总理等，在军队方面，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对邓、张有两个指示、对邓的评介更高"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本来，毛讲得更简略，是"人材难，政治强"。周恩来把它演绎成"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毛对张春桥的评介是："有能力。"比较简略。酝酿的结果，周恩来还是当总理，邓小平第一副总理，接下来的副总理是张春桥等人。全会还没有结束，一天，张春桥春风满面地到京西宾馆上海代表团住的房间来，与马天水、我、王秀珍谈下届政府组成的问题，他说在政治局讨论过国务院各部部长的名单，准备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确定。讨论到文化部长的名单时，周恩来总理说有人提名，仍由原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担任，张春桥和江青厂赞成，理由是文化部是分工给张管的，他要管得起来。周总理在会上说："那么我不调徐景贤来，调朱永嘉来，还不行吗？"当时，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写作组一把手，又是姚文元指定的上海的《红旗》杂志组稿小组主要成员，是张、姚在上海很得力的笔杆子，张、姚都不舍得把朱永嘉调到北京去。最后，江青提名由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就通过了。文化部部长名义上是归一位副总理领导，当然最后是要请示总理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部只能归江青领导。这样，于会泳由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因为在搞样板戏中紧跟江青，终于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他找了北京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他定好后，请我去参观、吃饭。那天我去的时候，看到那个胡同很宽，走到底是红漆大门的一个大四台院，门里是一条石板道，房屋都整修-新，外面看是中式的琉璃瓦房，里面是很考究的西式装修，现代化的卫生设备一应俱全，还有暖气。院子后面，走过月洞门是一个大花园，里面有石桌、石亭，绿树、假山、风景很优美。于会泳陪我兜了园林后，就进入一个很精致的餐厅，桌上已放好了酒菜，京剧演员杨春霞、齐淑芳一起来吃饭。于会泳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大使馆原来有一个特级厨师，最擅长做北京烤鸭，我接收大使馆的时候，把这个厨师也一起接、接收下来了。"于会泳一兴奋起来，就有点口吃。吃烤鸭的时候，我故意问他："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于会泳不加思索，马上就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么意见，我再转告他们。"以后，文化部长果然不找总理，连副总理也不找。只有江青不愿管的时候，她就对于会泳说："你去找你们的副总理春桥同志，他是分管你们的工作的嘛。"这时，于会泳才会去找张春桥，但转过头来又会找江青。张春桥也知道这里面的错综复杂，乐得不管。

    于会泳当部长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描写大庆工人战天斗地的事迹，当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战线上的领导。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查，文化部部长、副部长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影片一结束，于会泳拍腿叫好，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后，很快打电话给找，他说："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他催促我在上海也要抓几部好影片，当时，我正在上海抓电影《春苗》。

    过了几天，江青看片子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严重问题。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首长"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毛看了影片后，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江青等人连续遭到毛的批评，马上就缩回去了，只好由于会泳出面担当否定《创业》的责任。

    我与文化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会泳的工作大力支持，我配合他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我配合他把全部的样板戏拍成电视片和彩色影片，在全国放映。江青一开始说要把样板戏拍电视片，要原汁原味地在电视荧幕上拍摄实况演出的片子，连演员额头上流汗的镜头也要拍下来，我们完全忠实地执行了她的指示。电视片毕竟不很清晰，而且又是黑白的，江青又提出要拍彩色影片，于是，在北京、上海将样板戏都拍成彩色影片。八部样板戏以后的《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等也拍成彩色电影。

    第二，帮助他完成一些新的创作，或是一齐搞剧本，或是支援他，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如京剧《杜鹃山》、《磐石湾》；芭蕾舞剧《草原小姐妹》、《红嫂》，钢琴恊奏曲《黄河》、《战台风》，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

    第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一些老艺人和水平比较高的老票友，演传统京剧，艺戏。当时，毛泽东多病，希望在北京看一些老的传统京剧曲艺节目，我们在上海组织班子，专门给他拍成彩色纪录片，对外不说是为毛泽东拍片，而是说为了抢救传统遗产。这样，拍了一系列的京剧、曲艺的彩色记录片。

    第四，根据毛泽东和江青下达的任务，我恢复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翻译了《简爱》、《巴黎圣母院》、《鸽子号》、《瑞典女王》等，《瑞典女王》是好莱坞演员嘉宝主演的；毛泽东对嘉宝的演技很欣赏，这部影片是特地为毛译制的，还有什么《铁道儿童》，儿童片，江青看了后，主张中国也要拍儿童片，后来就拍了《闪闪的红星》。

    第五，张春桥到上海来，我陪他参观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那天张春桥传达了江青的指示，原话是"给我拉出一个厂子来。"我接受江青的指示后，重组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先是练兵，拍了两个小故事片：《一副保险带》、《无影灯下送银针》。接下来就拍大的影片，在全国打得响的先是《火红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后来又拍了《第二个春天》、《战船台》、《难忘的战斗》、《欢腾的小凉河》等，重拍了《渡江侦察记》，《年青的一代》，这两部过去部是黑白片，重拍成彩色片。还拍了一些儿童片，如《阿夏河的秘密》、《小将》，反映当时的教育革命的。

    第六，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

    第七，在上海恢复了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比较早的招收学生。另外，还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上海办了"'五.七'京剧训练班"、"'五.七'舞蹈训练班"、"'五.七'音乐训练班"等，培养了一批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音乐演奏员，当时的意图是培养样板戏的接班人。

    一九七五年，"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于会泳两次向我传达了江青的指示，要大写批判"走资派"的作品，要写更高级别的"走资派"，更能体现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海抓紧把影片《春苗》推上去，《春苗》搞了好几年，原来是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看不行。决定在里面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编剧改了几次还不行，我就叫写作组下面的电影小组专门修改，花了很多功夫后送到我这里，我还是不满意，最后，我不顾自己正在发偏头痛，抱病修改，把杜文杰这个基层卫生院的院长说成是从上到下都有一条黑线串起来的"走资派"，上到卫生部，下列卫生院，大大加强了同"走资派"斗争的内容。我指定谢晋当导演。《春苗》在全国公映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更猛烈了。于会泳指示文化部的写作班以"初澜"的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肯定《春苗》，批判邓小平。上海的另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也是我决定在影片中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的。于会泳在文化部审片时说，配合得紧，配合得及时。

    《春苗》公映后，于会泳从毛远新那里得到重要情报，说邓小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看完就大叫"极左！极左！"离席而去。当时，中央已开过打招呼会议，毛泽东已发动批邓，我们感到这个材料好极了。在初澜的文章里第一次把这件事抛出来，以后把它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与"走资派还在走"联系起来，大批了一通。

    一九七六年初，我们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在一次饭桌上，毛远新要于会泳积极支持迟群、谢静宜拍一部反映清华、北大教育革命，反击"走资派"的电影，后来，毛远新和于会泳一起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马天水住的套间里又强调了这一点，于会泳极力支持他们，从讨论剧本一直到拍摄，最后完成电影《反击》。这样，我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连续作战，打了好几仗。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于会泳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他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十月六日，"四人帮"已被捕，但我们都不知道，十月七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马天水走以前，找我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况，但我们都估计不出来。那天深夜十二时左右，我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他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于会泳觉得很奇怪。我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我们在电话里约好要多联系，我说："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十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不断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但都找不着。那两天里面，于会泳和刘庆棠连续向上海打电话，我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首长"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紧张。我告诉他们，上海与王、张、姚也联络不上。于会泳他们最后一次给我们的电话用了暗语："我们几个都生病了。"

    一九七七年，我在离职反省、隔离审查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批判于会泳的文章，说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我看后就估计他已经死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于会泳在接受批斗期间，在文化部的隔离审查地点，偷服了厕所里的消毒药水，自杀身亡。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一任文化部部长的生涯。

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曾经利用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单独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作过一次深谈，想要把这个三十年代就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从"四人帮"一伙的圈子中拉出来。可是，没想到马天水不但不领邓小平的情，反而马上把谈话内容密报"四人帮"，而且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还进一步站出来作了揭发，对邓小平不啻是重重的一击，把邓小平搞得很狈不堪。

识途老"马"的经历

    马天水，一九-二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五十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马天水的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无论柯庆施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或是陈丕显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都得倚重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了马天水。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前他们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时候，张春桥先当市委常委，再当市委候补书记，但马天水早已是书记处书记了。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所不满，在一九六六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当时已经去了北京的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市委被打倒以前，我在市委写作班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和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联系以后，我在市委机关内部打出了"造反"的旗帜。当时，姚文元就从北京打保密电话给我，转达张春桥和他的意见：要我在实施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以后，把马天水从市委的营垒中争取、分化出来。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就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主早日"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在上海全市大会上公开说："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解放马天水还有点用处，他打电话（指和各地联系经济工作）也比我熟悉。"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了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向张春桥、王洪文效忠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了。当天晚上，在上海外滩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由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人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当选以后，马天水连夜被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喜从天降，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里。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从上海调至中央，马天水接班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他又替王洪文"抬轿子"、"吹喇叭"，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在酝酿王洪文进入中央常委领导班子时，马天水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华东大组会议上，向华东六省一市、南京军区的负责人介绍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十大以后，王洪文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返回上海检查工作，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在锦江饭店设宴为王洪文接风，在宴席上，马天水面对王洪文说：

"我觉得你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大。"这一番话说得王洪文都不好意思起来，连连摇头，表示不敢当。

"他是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的种种表现，都足以证明：自从他重新站出来工作以后，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他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来看待邓小平，怎么也看不上眼。一九七三年三月，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工作指示，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邓小平向中央写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决定向中央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在讨论中央文件时，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马天水说："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痛骂归痛骂，拥护中央决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改，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写道：邓小平同志原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电报经马天水之手签发了。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遇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对马天水和我们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张春桥责怪说：

   "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挲着光滑的头皮，向张春桥老实交代："这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张春桥继续埋怨，"写-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中央要印发政治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这次张春桥虽然作了批评，但是没有发火，于是马天水心里明白张春桥的想法其实和我们这几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邓小平多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来上海访问，马天水和我们便接受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邓小平十分尊重，在送走外宾以后，邓小平曾有几次在上海逗留，顺便参观视察一下上海的工厂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有一次，马天水陪邓小于去参观了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又视察了几个重点企业，回来以后，马天水对身边的人嘟哝说："邓小平在工厂里一股劲地问干部和工人：实行不实行计件工资？他这个人哪，就是老一套。"

马天水要给毛泽东写信

    周总理病倒以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开始着手抓多条战线的整顿，工交战线首当其冲。邓小平主张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到纲上来。这一下马天水激动起来了，他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我们上海的钢铁生产，就是靠批'唯生产力论'搞上去的"。

    邓小平在全国部分省市工业书记会议上讲了关于整顿的讲话，传到上海，马天水更是睡不着觉了，他嚷道：

    "我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不对头呀！他说工业要整顿、'积重难返'，他把当前形势说成什么样子了，还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要'矫'到哪里去呀？不是要纠偏吗？他就是想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

    为了这件事，马天水有好几天坐立不安，他晚上把我找去，和我商量，说是打算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反映邓小平讲话中存在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新华社上海分社从北京传来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是批在姚文元送审的关于新华总社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请示报告上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接着，毛泽东把笔锋一转，写道："我看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我赶紧把这个批示转给马天水。马天水看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心中-惊，因为这个批示，分明是针对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次报告以及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论断而发的；至于批评"动不动就训人"的那段话，不就是指的江青吗？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批示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马天水和我都吃不准，也不便问。于是，马天水想起了那个"摇鹅毛扇"的电报的教训，决定看一看形势再说，终于把给毛泽东写信告邓小平状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王洪文亲自打来电话

    当然，马天水的这些背后表现和心理活动，邓小平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实际上已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是估计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种"挖墙脚"，想要把马天水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十分麻烦的后果。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是邓小平陪同菲律宾贵宾从北京抵达上海访问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亲自打来的。

   "马老吗？明天邓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天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王洪文那儿摸到一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一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他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避开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起来。

邓小平找马天水密谈

    六月十二日，邓小平果然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去一次。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

    沙发上只剩下邓和马两个人。马天水先寒喧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纲上来，树了几个典型……"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个批示，你知道吗？"

    "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这个……"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罗。"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这……我倒不知道……，"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姚，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住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

    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熟人很多……"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

    "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邓小平继续问。

    "我跟他们可熟了……"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

    "吓，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马天水毕竟是有着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的口里就是不表态。

    "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

    马天水告辞主人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他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捉摸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我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

    "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起的那一套……他还攻击江青同志呐，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

    马天水越说越气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

    "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唷，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王秀珍关切地说。

    "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就是想来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他说他知道王秀珍，过去当过劳动模范，现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说对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机关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们，只找我，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的。'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马天水说到这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我当面替他鼓劲。

    "上次文元同志讲，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我一直在想究竟会有什么事，"马天水想起了几个月前姚文元的预言，"现在看来，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邓小平身上。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报告中央！"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过了几天，也就是-九七五年的七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惰况。

    姚文元听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讲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马老，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捅给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七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了上海，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谣。这些谣言，是对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向王洪文请示下-步怎么办。王洪文又叮嘱说不要急，看看再说。

批邓的"重磅炮弹"

    过了一段时期，到了一九七五年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老房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记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和王秀珍听，让我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水谈话记录，直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同时作了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批给政治局了，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程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张春桥说：

    "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简报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恨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在会上不讲呢？"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駡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马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次密谈。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老马走后，由谁主持上海的工作，请你们考虑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过去的几届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中，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李富春、余秋里副总理，都兼过国家计委主任。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计委主任，以后在国务院领导人选上要另作安排，是不言而喻的。

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马天水疯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

    可是，六月毛泽东病重，九月毛泽东逝世，十月"四人帮"破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可是他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上海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前，他以自己的老到的经验教训劝慰和告诫我和王秀珍说：

    "这是路线斗争，检查时态度要好，帽子要大，内容要空……我有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经验，不久就会站出来的。"

    但是，这一次马天水彻底失算了，他再也"站"不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

    一九七八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

    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一九七八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闵行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牵挂着吴泾的热电厂、金山的石化总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时年七十六岁。

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末

    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几个市委书记感到政治空气很沉闷，张春桥、姚文元很久没有与上海联络了。毛泽东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上海，我是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徐寿铿那里看到全文的，他是从新华总社得到的。我一看批示很重要，并直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马上将情况告诉马天水、王秀珍。毛泽东在批示中讲到"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只提一项"指经验主义。因为张春桥在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的时候专门讲到过反对经验主义问题，现在毛来批评了，"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是很有针对性的，毛在批示里又批评一些人，说："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还说："不懂马列。"这是明显地批评江青，江青在政治局经常发脾气、训人。接着，毛泽东有关电影《创业》的批示也下达了，这又是批评江青和文化部的。这一连串的批评部是针对我们阵营的，我们觉得日子比较难过。

    与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沉寂相对照，邓小平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周恩来病重后，他主持国务院工作，不断有重要讲话传达，主要是谈整顿的。他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强调整顿，大反派性，而且在铁路系统抓了几个大闹派性、冲击铁路交通的坏头头，整顿了铁路秩序。接着，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也强调各条战线的整顿。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叶剑英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也要整顿，而且要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军区都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充实到各大军区、各兵种当领导。

王洪文上海"蹲点"

    就在这个时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从北京来到上海，我们感到很奇怪，他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里。他对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说："我这次到上海是作调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时期。"但他并没有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打算，我问他需不需要安排一些项目和日程，他说不要，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们的。当时，我们觉得在党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他排在邓小平的前面，现在邓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来了。

    过了几天，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找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谈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军委任命干部的名单给我们看，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各军种、各兵种、还有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单。他把这些名单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说："邓小平这个人真厉害，他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总部，各兵种，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王洪文又说："你们知道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向上报告，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这天，王洪文又问我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说："邓的讲话里提到整顿，还要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本不作阶级分析，什么'软'啊'硬'啊，假如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领导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王洪文一听，很赞赏我的说法，他说"老徐说的对！反对'软、懒、散'，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实际上，军队里对提拔新生力量，最保守了，全国只有沈阳军区毛远新当了政委，让孙玉国当了副司令。武汉军区算是有一个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年轻副司令。其他军区进领导班子的，都是一些老家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骂娘。前一时期，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后传出来的。"

    王洪文发泄了一通后，马天水插进来说："这个邓小平，我可了解了。他倒真是个'钢铁公司'，他抓起权来很厉害，过去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会议，连毛主席在场，都不放在眼里。开会开到最后，也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就宣布散会。"王洪文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次，我把单文忠调到中央读书班。单文忠原是上海警备师干部，那时已调到安徽去了，他和王洪文关系密切。王洪文说："我把他调到中央读书班，就想派他的用场。他在上海警备区真是个造反派，可是调到安徽省军区后，只担任个副参谋长，级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谈到这时，已是深夜了，服务员请我们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锦江小礼堂开会或看电影，吃饭就在二楼一个僻静的小房间里。这里一个圆台子，四周放着四把椅子，只有市委的书记来吃宵夜。锦江的人见王洪文来，知道他的老规矩，一瓶茅台，还有他最喜欢的下酒菜：一碟银蚶，一碟醉蟹，-碟干切牛肉，一碟辣白菜，上面加一点红辣椒丝，他喝了酒后，再来点面条、饺子等。马天水有严重的糖尿病，平时很少喝酒，他见王洪文到上海来，就破例端起酒杯向他敬酒。我因为患血管型偏头痛，不喝酒，王秀珍有皮肤过敏症，也不喝酒，我们俩人只能象征性地作陪。

    王洪文是个酒葫芦，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贪杯，有了几分醉意后，话就多了。马天水问他在上海住多久．他说："我给主席的报告没有讲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这时，我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我们曾议论过，总理生病以后，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在他跑到上海来，不是把大权让给邓小平了吗？我们埋怨过他。今天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试探着问："老王，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王洪文此时已有几分醉意，说话就比较敞开了，他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我们一听，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说："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嘞。"说到这里，他一脸很生气的样子，因为我一问戳到了他的心病。王洪文又说："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说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气里对毛主席也不太满意，我们三人就更不敢出声了。

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科技队伍也要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一九七五年国庆前后，他从辽宁到全国几个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些，我担心中央出反覆。"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说"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还说："邓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说话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态度的。"毛泽东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同时要汪东兴和陈锡联一起参加。

    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的情况，后来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他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毛远新找邓谈话，把邓的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但邓不服贴，邓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罗！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一想嘛。"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提议政治局讨论如何统一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书面决议，肯定文革的成绩，当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据张春桥告诉我说，邓小平拒绝作这个决议。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是不合适的。"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每一次政治局讨论的情况，都由他转达。邓小平的态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的批评越来越尖锐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同志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里资格很老的李先念，当时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之一，向毛作了汇报，这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后，有几批重要的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紫云轩的书房里接见外宾，会见结束，外宾离开后，李先念有单独与毛泽东谈话的机会，他非常了解毛泽东是极其看重他本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虽然毛泽东几次谈到文革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这部分只占"三七"开的"三"，实际上，讲"二八"开，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能更符合毛的意愿。因为他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这一点，李先念是应该充分体会到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教训。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发过牢骚，作为"二月逆流"参与者，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早，因而被毛泽东保了下来。我参加过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员，还当场提名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李先念非常感动，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向毛主席作了公开的检讨。我听了他的发言以后，感到他言辞很恳切，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届一中全会以后，我在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闲谈的时候，都认为他的态度不错，争取了主动，在卷进"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当中，他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中的位置。现在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国庆节，李先念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他根据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看法，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待外宾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一个毛远新，一个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谋而合，共同对邓小平提出质疑，焦点问题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后，毛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示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一连给毛写了两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担任领导后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派去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更是毛的人，她参军后，长期担任毛的机要员，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认为不正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

    这个批件下达后，政治局都很震动。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吴德，纪登奎赶到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毛的批示，迟群和谢静宜看到毛对他们的支持，就来劲了，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明为批刘冰，实际上矛头向上，指向教育部，指向邓小平。毛的批示下达后，清华大学有个政治部副主任叫吴伟煜，写了一篇大字报，叫《论走资派还在走》，一语道破了这场批判的底蕴。迟群看了吴伟煜的大字报非常高兴，要他连续写它十篇。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毛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迟群和谢静宜每天把开会和写大字报的情况直送政治局，上报毛泽东。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华大学给政治局的简报后，非常兴奋。

    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里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火。现在听到这些情况，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室，拿出清华大学的简报给我们看，说毛已有批示了。我们鼓动他回去参加战斗，他说再等几天，现在是清华大学在开常委扩大会，但是政治局是否开会，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冶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谣，造我的谣，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那些小兄弟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动作。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了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快给他收集邓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政治局批邓上挂下联、内外夹攻

    当时的批邓，按照我的看法，是采取了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上挂下联、内外夹攻的打法。在清华、北大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为契机，一层一层地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重点发言，写大字报，先是批判刘冰，再挂上支持刘冰观点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然后提出要挖出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邓小平。姚文元授意清华、北大的写作班子先后给《红旗》杂志写重点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拉开后，最后迟群指令在文章中点明风源就在"党内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这是"上挂"的打法。

    政治局高层领导开会帮助邓小平的时候，开始并不直接批邓，而是强调刘冰敢于把矛头对准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叫到政治局挨批，这就是"下联"。张春桥在讲到教育战线要搞整顿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批判周荣鑫的时候，上纲上线很厉害，实际上，周荣鑫当教育部长一年还不到，他怎么可能刮起那么大的右倾翻案风？所以，批判他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周荣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箭靶子，"下联"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邓小平"。

    "内外夹攻"是形成多层次的攻势，首先是政治局批、帮邓小平需要炮弹。我们赶快把邓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也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转印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我在收集邓小平的材料时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这是批判的重要依据。当时，邓小平在各种场合讲了一些话，有的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我千方百计要搜集到他的讲话材料。

    张春桥："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听说有一个邓小平找四川省委三代第一书记的谈话，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赵紫阳，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以后，把三代领导人找在一起谈话，邓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长期在西南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我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是说了许多心腹话，苦于打听不到谈话的内容。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广立，在江苏的一次发言中，提到过这次谈话。我想，这是机会，因为杨广立带领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曾经热情接待过他，觉得同他有一些交情。所以我直接到京西宾馆杨广立住的客房去找他。杨广立告诉我，他是在江苏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从省委第一书记彭冲那里看到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记录，我打听到来龙去脉以后，经过多方努力，最终终于拿到了这份谈话。

    又有一次，邓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开会，作了专门讲话。这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中没有北京，也没有上海，所以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有打听到。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这份讲话的时候，江西省造反派头头涂烈，和我们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他派专人到上海送给我一份绝密件，我打开一看，是一封用毛笔抄写的有十几页纸张的密件。原来是他参加江西省委常委会的时候，听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涂烈知道我急需这份材料，连夜派入送过来，我看了以后，非常兴奋，马上叫市委办公室打印出来，一面上报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赶紧让市委的机要交通员把这材料直送清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供两校编辑《邓小平言论摘编》使用。

    还有一次，北京有一个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到上海出差，去同济大学联系工作，当时谈起邓小平在北京的科技座谈会上有个讲话，这个工作人员听过传达，所以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有讲话的记录。这时候，同济大学党委马上把这情况向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反映，当时我们布置给下面的任务很紧，到处搜罗材料，所以文教组姓孙的干部立刻赶来，当面给我汇报，我要他把北京工作人员的笔记本直接取来，我亲自翻阅了笔记本，记得十分潦草，但是经过辨认，觉得邓小平讲话中有不少可以供我们批判的观点。所以我就布置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连夜把这份讲话打印出来，由我报送给北京的有关方面，这样，就为科技战线方面批邓提供了弹药。

    内外夹攻的战术还运用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谈悄悄话。他们说，在政冶局刚开始"帮助"邓小平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很不积极，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在会上打瞌睡，所以整个批帮会的火力不强。根据这个情况，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

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北大两校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和唐闻生，王海容是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孙女，唐闻生是外交部副司长，我国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女儿，长期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冶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不但可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批判发言，而且随时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当面汇报，然后再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当时参加扩大会议的年轻人都不是政治局委员，其中绝大多数还不是中央委员，只有谢静宜是中央委员，唐闻生是候补中央委员，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列席会议就有特殊含义。这种内外结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开法，我觉得和文革初期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取代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经过充实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会"，会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强。

迟群和谢静宜在我们房间谈话的时候，我见迟群的眼睛因为熬夜布满血丝，通红通红的，可是他的精神特别兴奋，他操着山东话，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政治局开会，开得可有劲了，我们几个列席会议的轮着发言，小谢和我提供事实，王海容和小唐开炮，最后由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提高到理论上来拎一拎，这样，邓小平连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张春桥也到京西宾馆来，在马天水的套间里，对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当时的神态，他绘声绘色地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是坐在椅子里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稳坐钓鱼台。他的这种情况，我早就见过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开会批他，他也是闷声不响，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个人可顽固了！现在，他说他耳朵聋了，听不清楚别人的发言，实际上，他的听觉可好呢！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主持会议，轻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耳朵聋嘛，他是装聋！"后来新华总社在内参上发了一篇文章，介绍政治局批邓的情况，谈到清华，北大派人到政治局会议上作批判发言，说邓小平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内参引用清华、北大一些人咒骂邓小平的刻毒用语："死猪不怕开水烫。"

政治局开了几次批帮邓小平的会议后，决定把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文件《打招呼会议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审批后，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件引用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问题的一段批示，指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文件发下来之前，我们就得风气之先，王洪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上海通热线电话，把消息捅过来，要我们把材料赶快送上去。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共搜集了四十三种讲话记录，送给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白头内部文件，每种印二十份，送给王洪文，作为中央政治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直接发给政冶局会议。江青还布置清华、北大两校整理邓小平的材料，由两校编成《邓小平言论摘录》上、下两本，印成小册子散发。

《邓小平言论摘录》刚刚印出，迟群他们立刻就给我送来。我拿到后，又大量翻印，转送给江西、福建、浙江、陕西等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负责人。我看到清华、北大的动作很快，上海不甘于落后，便选择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校作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两校南北呼应。当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用头条发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点出右倾翻案风问题的时候，当天我就布置上海的大学、中学贴大字报响应。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大字报贴得最多。

但是我觉得上海有质量的大字报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张春桥帮了我的大忙。当时清华、北大把学校里的大字报印成《大字报选》，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每收到清华、北大的《大字报选》，都在封面上批下几个字：送景贤同志参阅。然后通过他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最快的速度转给我，当我收到这些十六开、用道林纸印的大字本《大字报选》，看到里面有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伟煜写的《十论走资派还在走》，还有两校著名教授．像哲学家冯友兰、固体物理学家黄昆等人写的批判文章，这正是我在上海发动大批判急需的材料。我想，张春桥为人一贯小心谨慎，过去他从没有把政治局委员收阅的文件直接转给我过，这次却一反常态，说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急切，他在封面上写"送景贤同志参阅"，哪里是参阅参阅而已，分明是要我扩散，而且他转来的《大字报选》扩散后，可以不露痕迹，谁都可以说是从清华、北大传抄来的。当然最关键的是抢时间，争分夺秒，把批邓的风及早吹到全国去。我充分领会张春桥的意图，马上把印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字报选》的封面撕下来，把里面的重要文章拆开变成散页，然后我带着这些散页的大字报，专门坐车赶到华东师大，找到党委书记杨希康，把这些单页的铅印大字报当面交给他。他根据我的布置，马上找人用毛笔重新抄写张贴到华东师大的大字报专栏上。

这一下，果然引起轰动效应。那天，细雨霏霏，我穿着雨衣，去看他们刚刚抄出来的大字报。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年轻的，年老的，本校的，外来的，大家都争着看清华、北大的最新动态，还有些人在雨中认真地抄录，当时我心中很得意，因为这是张春桥和我联合操作的，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华东师大回来，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过几所大学张贴大字报、相互大串联把刘少奇、邓小平给揪出来的，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这段历史。当然目前大字报上还没有公开点邓小平的名，但是批判的论点"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什么人了。因此，我与马天水商量，决定由市委办公厅下达通知：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各区县局部可以组织群众到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去看大字报。还通知复旦和华师大两校编印各自的《大字报选》，装订成册，凡是有组织来参观的单位，或者外地来取经的学校，要主动赠送给他们，扩大影响。甚至连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到上海高等学校访问的时候，我也告诉复旦大学，可以把《大字报选》赠送给他。这样，不但把批邓的信息吹向全国，而且传播到海外去。

当然，像我们这样内外夹攻，煽风点火，只能制造舆论，形成批邓的气候，还不足以把邓小平拉下马。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邓小平，只有毛主席下决心才能办到。

把邓小平拉下马

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邓小平不吭声，不表态，会后要求毛主席单独接见，他要面陈一切。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请求不予置理。相反，派到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远新几乎天天可以见到毛泽东，这样，毛远新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进展情况，各人发言的内容，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等等，一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对邓的问题不断地做出口头指示，由毛远新当场记录下来，再交给毛泽东过目，然后到政冶局扩大会议上向大家传达。毛的指示在当时确实有雷霆万钧之力，他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一直到"翻案不得人心"，连续有十二条指示，好像十二道金牌，把邓小平打入冷宫。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的最后决心一下，邓小平坠入了"三上、三下"的深渊。

二月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一号文件下达，一号文件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实际上解除了邓小平的职务；另一点就是宣布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实际上剥夺了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权力。

一号文件到达上海的那天，马天水、我和王秀珍都非常兴奋，两个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终于有了成果，从组织上把邓小平拉下了马。在康平路小礼堂学习室，我们一面看文件，一面议论开了。

我说："邓小平这下彻底完了，主席的安排非常理想，谁也想不到，主席会选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样新的、老的都没有话说，双方都能接受。"

马天水赞成我的分析，说："对，非常理想。华国锋这个人我熟悉，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人忠厚，能力不强，选这样的人。大家都能够接受。反正今后中央都是集体领导的嘛。"

王秀珍看到文件的后面一段，她击掌道："关键是军权。叶剑英体面下台，陈司令掌权，太好了。"王秀珍是东北人，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员，跟毛远新关系密切，我们与毛远新、陈锡联观点一致。每次我们到中央去开会，都要看望陈锡联和毛远新。王秀珍在一九七五年回辽阳老家探亲的时候，专门拜会过陈锡联，所以她对陈鍚联主持军委工作特别高兴。

按照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决定的政府人选，当时第一副总理是邓小平，排第二位的是张春桥，按照名单，邓小平下台，替补上去的应该是张春桥，但是我们看了毛主席的决策后，觉得十分明智，因为我知道，张春桥在中央摆不平，中央一些老的不赞成。

一号文件下达不久，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我们特别注意会议开幕那天邓小平会不会来，因为文件没有宣市撤销邓的工作。会议开幕那天，走进京西宾馆礼堂，气氛很肃穆、凝重，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外，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也全来了。我看到廖承志一个人走进来，坐在后排，默不作声；与他相对照，马天水情绪特别好，马上坐到钱正英旁边，大谈电力供应的事情。我对王秀珍说："今天我们要看看，邓小平出来不出来，出来的话，肯定是一副尴尬相。"

等到会场的灯亮起来，华国锋带头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领导人跟在后面走上主席台。后面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李先念、吴德、纪登奎等，走完了，没有邓小平。我与马天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我觉得邓小平可能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华国锋主持会议，正当他要讲话的时候，我看到毛远新、迟群与谢静宜三人从会场的边门走进来，他们坐到后面很高的一级一级升起来的座位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全场的情况，我主动地走到他们身边，跟他们握手，打招呼。我知道，他们是毛主席身边举足轻重的人，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关于批邓的谈话，都是毛远新传达的。今天也是这样，华国锋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读毛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十二条指示，毛远新手里也有一份文本，他当场打开，华国锋念的时候，毛远新逐条对照，边听边笑，有时候还笑出声音来。有一条毛的指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说到"走"的时候，毛远新和谢静宜高兴地大笑。我也很听得进，毛的这一条批示非常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而且又一次地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文革开始时我们起来造反一样。那天我们这些人与会场里其他人的沉闷相对照，有点得意忘形。

京西宾馆的大会一结束，就转入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到上海小组来的人非常多，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当时参加上海小组讨论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和黄涛。马天水住的套间是大家聚会的地方。我印象中，历次中央开会毛远新是不来上海小组的，这次破例，他连续几次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聊天。有时聊到半夜一两点钟，然后一起去吃宵夜。除毛远新外，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他们也来。各省与我们接近的人来串连的也很频繁。

有一次。毛远新来的时候，于会泳、刘庆棠也来了。我们重点谈了电影的事情。毛远新称赞上海的《春苗》拍得好："徐景贤，你是懂电影的，所以抓得出这样的影片来。"毛远新提出，上海和北京都有电影制片厂，但是辽宁没有。他想在辽宁建一个电影制片厂，希望我能够从上海支援他们一些骨干，我马上答应。事后，毛远新果然派人到上海具体地讨论筹建工作，还把辽宁拍的样片送到上海。我同意把辽宁拍的记录片在上海公开放映，表示对他们的全力支持。

那天，大家还谈了邓小平是怎样评价《春苗》的，于会泳听到毛远新提供的一个材料，说邓小平审看《春苗》看到一半的时候，批评《春苗》极左，就离场了。我当时认为这是极好的材料，于是对于会泳说，一定要把这材料写进文章里去。

文革结束后，在批判我的时候，发言人说邓小平看《春苗》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并投有说极左，他看了一半，要去接待外宾，有人来叫邓小平走，邓小平说："就走，就走。"他说的四川话，有人把"就走，就走"听成"极左，极左"了。为这事我们把邓小平狠批了一下。一九七六年二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也破例到我们这里，简直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她来了一次，又来一次，谈天说地，因为从组织上解决了邓小平的问题，她兴高采烈。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江青来到马天水的套间，她说："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了。"我们第一次听说"上海帮"，是从江青嘴里说出来的。江青对马天水说："他（邓小平）不是对你进行策反吗？"

马天水回答："是啊，他去年六月单独找我谈话，我已经都做了揭发。"

江青说："说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我闯了一个祸。"

马天水立刻说："他当时一讲这个问题，我就知道矛头是对着你的。"

江青说："他呀，他有野心，他是觊觎。"这两个字，马天水和王秀珍他们听不懂，我想了想，听懂了，赶快拿了张纸，把"觊觎"两个字写下来给江青看，江青说："对，对。"这时候，王秀珍给江青送了几包从上海带去的五香豆，坐到江青的旁边。江青对王秀珍说："你这个人，大咧咧的，应该把你调到政治局来。"

王秀珍听不懂此话的意思，以为要提拔她，非常喜欢，但又装得非常谦虚地拉着江青的手，连声说："不行的，不行的，江青同志。上海在政治局工作的同志已经很多了。"

我一听，唉，你根本没有听懂这个意思，就在旁边插嘴说："江青同志是说要把你调到政治局来挨挨整。这样，你这个人说话大咧咧的缺点就会改掉了。"

江青说："是啊。"如此一来，王秀珍的脸就红了，显得很尴尬。

江青来了两次，在我们房间里把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找来谈话。那时候，马天水的套间变成一个串连点。

会后，江青又让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去。她住在九号楼，还有一个十五号楼专门放电影的。她先与我们谈话，接着给我们送礼物。礼物是毛泽东看过的全国地图影印本。毛泽东用红笔、黑笔在上面画了很多圈，留有毛泽东的手迹。又送我们毛泽东亲自看过的《词综》，也是一本影印本。我们都说这是很珍贵的礼物。

江青还让我们参观她的玻璃暖房，她给我们推荐东北带来的油料作物，叫油莎豆，她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油料作物，又能榨油，又能酿酒，以后我再送你们几瓶洒。"后来又带我们到她放映室里看内部电影。

会议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钓鱼台面谈。张春桥说："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让他分管外事。"

我们插嘴说："他已不在中央担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

张春桥笑笑，接着说："今后你们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里面有两句话：'敌存减祸，敌去招过'。"张春桥解释道："大敌当前的时候，团结问题往往比较好，而敌人不存在了，内部往往容易发生问题。"张春桥说："中央已经决定，要把老马调中央来抓经济工作。"他征求我们三人的意见："今后上海还是要有一位老干部来主持日常工作。"大家的意见倾向让冯国柱来当，不赞成黄涛。

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还要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及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张春桥说："真正会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假如荣毅仁到天安门去发号召，没有多少人会听的；假如邓小平到天安门去发号召，会一呼百应的。所以真正要重视的还是党内的走资派。"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们回上海后于二月底三月初，召开了一个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党内走资派的问题。

四月初，召开万人大会，马天水和我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我的讲话《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经张春桥审阅同意，从这个角度狠狠批判了邓小平。也是在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讲了鲁迅小说的故事：阿Q和小D打架，相互抓辫子，忘记了背后有个赵七爷的大辫子。启发我们要抓就要抓人家的大辫子。我回来后把张春桥的谈话传达给朱永嘉、王知常，他们马上写出一篇文章，发表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文章由王知常修改定稿，标题也是他定的，长达三十三个字《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当时我在上海大厦接待外宾，外事组工作人员递条子进来说中央有重要广播，我让外事组的人当场记录下来，然后送进来给我看，我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尽早结束宴请外宾的饭局，赶到康平路。到那里时，市委常委们正在重新收听中央文件的广播录音，马天水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今天在一起，大家拥护中央的决定。"他要我和朱水嘉写一份表态的电报稿。王秀珍说，她已经布置上海民兵在外滩和人民广场举行武装游行，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借机显示我们的实力。我说："我刚才经过人民大道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游行的队伍。"王秀珍拿起茶杯说："让我们以茶代酒，干杯庆祝！"在她的提醒下，市委办公室负责人张敬标说"有酒，有酒。江青同志给我们送来的油莎豆酒。"工作人员听到张敬标的话，马上搬来一箱箱江青送来的酒。陈阿大嚷道："下酒菜没有，弄点花生米来。"

当天晚上，我们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上海市委常委们在康平路小礼堂频频举杯，痛饮几杯油莎豆酒，庆祝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把邓小平拉下马。

  在六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候。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对这个进程所作的比喻最发人深省：“我们这个民族”，他大声疾呼，“就像一颗原子……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释放的热量将会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时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旧习俗神奇般地消除，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弗里德里克·杰姆逊   

我替张春桥"找个伴"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春桥找了个老婆。"

    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张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张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静吗？怎么又给张春桥找了个老婆呢？

    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张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进去。他写道，张春桥不打算"与文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做法，移植到了张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

妻子的历史问题一一张春桥的心病

    张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张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张春桥大一岁。李淑芳是天津人，说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C．Y．(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张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入恋爱阶段。此时，张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张春桥和李淑芳的恋爱进人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共宣传品，又上日军广播电台播音，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

    时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查，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张春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长期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春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庆施也对张刻意提携。

    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简报。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共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

    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

    文革大潮兴起，张春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静自恃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春桥这顶"保护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天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

    文静习惯于对别人指手划脚，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电话给我，指责我"做出了连旧市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我的秘书小张经过我的同意，给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属孩子们放了一场故事影片《海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兴师问罪，关键在于：当时张春桥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里放映这场电影，事先没有向她这个"第一夫人"请示。

    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反常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广大群众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出现了"张春桥的臭老婆文静是大叛徒"的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几个负责人，对文静心存怀疑，从干部档案箱中偷偷地调阅了文静(李淑芳)的历史档案。

    这些沉重的打击使张春桥大为震惊，盛怒之下，他批准一举撤掉了组织组几个负责人的职务，改组了领导班子。同时，还同意王少庸的建议，让我带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起到外滩市革委会组织组的档案库里去，当场取出文静等人的档案材料，加以包扎，贴上封条，带回康平路市委，交给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老干部王少庸，让他紧锁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箱里。

可是，随着"抓叛徒运动"的深入，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不断外泄。有一天，《解放日报》社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原报社的一名老干部随意对别人议论，扩散了文静的历史问题。我把这份报告当面交给张春桥过目，他十分恼火，恨恨地说："这个人很坏！"又有一次，外地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外调，调查当地一名女干部的历史，说她供出了当年和李淑芳（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经过，当地来人要求找文静面谈证实。我觉得此事很棘手，就单独一个人到张春桥办公室去，把这份外调材料给他看了。张春桥面对这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了-句："不见了吧！"当面要我把外调材料退回去，拒绝让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终于使张春桥意识到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会给他招致极大的麻烦。他开始对文静采取制约的办法，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不要她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不许她抛头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虽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断施加影响。不过，这时王洪文、马天水和我对文静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对张春桥的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便对文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

张春桥终于下决心与文静离婚

    自从有人在大字报和大标语中公开提出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后，张春桥对这件事变得十分敏感，一有机会，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春桥主持，我坐在他的旁边。为了表示发扬民主，允许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广泛提名，由谁，谁担任市革会委员的候选人，并将名单公开宣读。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为了巴结张春桥，可是又不知道"文静"这个名字，就在会上公开提出由"张春桥的夫人"当市革会委员候选人。

    这下子马屁拍在马脚上，张春桥当场听了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痛骂起来："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顿臭駡，把那个溜须拍马的人駡得莫明其妙，尴尬万分。但是，我却十分明白：张春桥这种色厉内荏的微妙精神状态，表明他打算和文静分道扬镳了。

    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张春桥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静开始从上海的公众场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时，文静也从不在会场里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广场后台的化装室里，通过广播喇叭听台上的报告。我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关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请她进会场。

    一九七O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等人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突然袭击，首先拿张春桥开刀。一九七一年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后，张春桥发现林彪在上海的党羽、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早就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他的材料；文静的历史问题当然是张春桥的政敌最感兴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维国设置的延安中路密点里，就发现了文静的材料。张春桥知道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升迁，将无法绕开文静这一个难题，因此他开始下决心要脱开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回到上海，自此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时间，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和文静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分手。张春桥此后长期住在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文静也从此搬出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家里。

    从夫妻感情来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文革期间，张春桥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来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别墅，前面有一个优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外间装着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里间便是张春桥夫妇的卧室，安着一张双人席梦思大床，放着几把沙发和软椅等。别墅的三楼还有两间卧室，是供客人来时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留我在那里住过几天。

    每逢张春桥回到上海，文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住。张春桥习惯于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时候，文静就守候到什么时候；张春桥半夜总要吃宵夜，文静就通知厨师做好，到时候由服务员端上来，由文静陪着吃。张春桥善饮，文静有的时候就打开酒瓶，陪张春桥喝上几盅。

    文静既会抽烟，又能喝酒，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部和张春桥很契合；文静和张春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不时还进行合家团聚，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据我观察，文革初期的一个阶段，张春桥和文静之间的夫妻关系，可以用"感情甚笃"来形容。张春桥后来提出要和文静离婚，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集团宣告破产，江青集团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等几个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去参加"十大"预备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提名张春桥担任"十大"的秘书长，我们就预感到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即将上升。果然，到了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从政治局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这预计着张春桥今后在党内、政府内将掌握更大的权力。可是，随着张春桥在政坛上的重大升迁，文静的那一块历史污迹，却显得更加见不得人。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张春桥感到最最"触心境"的事。

邓颖超的来访促进了张春桥的离婚行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大姐随同周总理来到上海，重游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熟悉的土地。邓大姐的为人非常热情而又细致周到，她善于团结人、关心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在上海期间，整天都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活动，而邓大姐则利用晚上的时间走门串户，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几户上海领导人的家属。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来到了我的家，对我们的家属和小孩问长问短，特别亲切。

    邓大姐不但关心年轻的干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干部。从我家出去以后，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干部王少庸的家属。当时，张春桥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里，紧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说近在咫尺．而且文静也正在家里等候，但是，邓大姐就是不上门。从王少庸家出来，她径自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直接驶回茂名南路五十八号住处……邓颖超当然知道文静的历史和为人，她不见文静，表明了她的原则性。

    邓颖超来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院里的家属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邓颖超看望了好几户人家，连老干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为什么偏偏不去张春桥的家？

    这个问题像一个无声的炸雷，谁都在背后窃窃私议：邓大姐肯定不愿意见到文静。这就等于把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康平路大院里公开了。当然，大人们不便公开议论，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叽叽喳喳，问个不休。我的两个女儿就盯住我问："爸爸，邓妈妈到了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家，到了我们家，为什么不去毛弟（张春桥的儿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邓妈妈没有时间了。小孩子别多问！"

    邓大姐来访以后的那几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见了文静的身影。本来，每天早晨，她肩上挎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一边在林荫小道上悠闲地散步；现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文静的心病发作，住进了华东医院。

    邓穎超来访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北京，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十大"以后，张春桥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权力：毛泽东在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邓小平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而决定张春桥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邓。

    张春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锐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这次，邓颖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静，给他发出了一个信号，促使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开门密谈。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向我们通报了关于张春桥和文静离婚的事。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的，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的。"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变成事实，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马天水首先嘟嘟哝哝地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为她和文静的关系很密切。

    我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我尊重春桥同志本人的意见。"

    王洪文对我们几个苦笑了一下，继续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这样，张春桥和文静离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们几个作了正式宣布，因为保密，外界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自此以后，我也有意识地回避和冷淡文静，很少上门去看她，因为她不再是张春桥的妻子了；当然，偶尔在市委大院里见了面，我对她还是客客气气的，只当不知道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举家迁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都从市委大院里搬走了。王洪文调往中央以后，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亲。可是，这些年来，文静却从来没有到北京去探过一次亲，只有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张春桥。他们已经开始实践分手时的诺言。

    同时，张春桥的离婚，也为他后来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张春桥向马、徐、王提出要找一个秘书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五十九岁。

    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随后是和文静离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我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曾经一再向张春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说："从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后，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阵子。"王秀珍也说"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过上海了，春桥同志您什么时候去上海哪？"

    听了这些话，张春桥总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里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

    我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特别是"批邓"的那一阵子，张春桥真可谓无分昼夜、殚精竭虑，在把邓小平"拉下马"的战役中，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侣问题，已有所考虑，而且正萌动着一种充满希冀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布邓小平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这样，张春桥和我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会议结束以后，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九号楼二楼他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我们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突然。我们都知道，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北京是严秘书，上海是何秘书。我想，大概是他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外找一个。我根本没有朝女秘书这方面去想。

    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有关历史情况和规定：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禁止领导干部身边用女秘书。因为，女秘书日日夜夜追随在首长身边，相处的时间久了，关系密切，有的人便难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听到过柯庆施针对某个女秘书大发雷霆。那个女秘书曾和某领导干部有染，可是柯庆施不责备男性领导，却全部诿过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人是个腐蚀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机关工件，"那个女秘书从此被调离市委。

    接着，根据柯庆施的指令，今后上海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部长，一律不准用女秘书。柯庆施说，这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他自己身体力行，身边没有一个女秘书。张春桥是紧跟柯庆施的，当然也从来不用女秘书。文革期间，根据张春桥的规定，在我们身边全是清一色的男秘书。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张春桥在钓鱼台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找一个秘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男秘书，根本没有朝女性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张春桥是在和我们谈话快临近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这件事的，我们几个都没有精神准备。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我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她当然很想往张春桥身边派人，可是，她清楚地知道：中央领导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很高，条件很严格，而且必须是善摇"笔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气。

    我沉思了一下，一时倒也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前一段时期，王洪文调去北京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稿、翻阅资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领导核心萧木。萧木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是王洪文硬是点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个像萧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我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我提议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一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张春桥表示同意，我们就告辞了。

    那天，张春桥的心思只是露了一个头，我们都没有真正领会。而且，因为马天水、王秀珍都在场，他不便再说下去。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场，也许他就直截了当向我交底了，免得后来为这件事又绕一个大弯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会的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因为我和他都属于张春桥的"嫡系"，我们一本正经地商量起给张春桥找秘书的事。

    朱永嘉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张春桥在北京要调换秘书或增加秘书，他起劲地排出一批名单：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员，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都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当然．清一色的全是男性共产党员。

    最后，我和朱水嘉一起选定了其中的三个人。朱水嘉考虑得很周全，他特别向找推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朱永嘉不愧是研究历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文章的"罗思鼎"小组的组长，他比我多一个心眼，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我笑着采纳了他的建议。

    我要市委写作组把那三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由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信中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朱水嘉也问过我，我说这件事由领导决定吧，我们不要催。接着，"批邓"越来越热闹，张春桥在那个阶段特别忙，找"秘书"的事情也被延搁了下来。

张春桥写密信要我"找个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爆发，当时张春桥正站在人民大会堂朝向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房间里，他透过长玻璃窗看到势如怒潮的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而持枪的人民解放军则排成人墙，把汹涌的人流死命挡住。张春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事后，他亲口对萧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都把枪口掉过来，那可怎么办？！"

    处在深深的恐惧中的张春桥，当然不会想到找老婆。

    自从毛泽东给"天安门事件"定了性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以后，张春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天安门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策动闹事的前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他说："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切职务，使张春桥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张春桥从北京给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儿子毛弟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从恐惧到舒畅的转换："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张春桥的气舒了，心顺了，认为最大的政敌被扫除了，才又重新考虑起自己的生活安排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们隆重地庆祝厂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批邓"也进入了新的高潮，就在这个当口，张春桥单独给我寄来了一封密信。

    这封信很奇怪。由张春桥亲自开了一个信封，正中写着："徐景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春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由张春桥自己封了口，背后再贴上"密封"的签条、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我和张春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

    过去张春桥给我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开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给我。即使是内容绝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出事以后，张春桥立即写了一纸绝密信给我，要我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像这样的绝密信件，张春桥也是把信纸交给秘书，由秘书开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张春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我，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了三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春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我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文件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他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剪开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春桥写的加圈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谁也不敢动它-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春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枓收到了。

    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

    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祝好！

春桥

     在这页信纸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这封信，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关于他和文静离婚的事，自从王洪文到上海向我们传达以后，回到北京当然已经把我们几个的反应告诉了他。他以为我们既然知道离婚的事，就想用找"秘书"来暗示我们，谁知道我们竟一本正经地当了真，还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书候选人。看了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给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说穿，我为自己能得到张春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

    然而，要为张春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

    张春桥本来就是一名"大杂家"，谈起话来，国际国内、政冶经济、文坛逸事、人事变迁……可以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和他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又选人中央领导层有关，他的话题之广，谈话内容之丰富，谈话层次之高，往往使我们都跟不上趟。现在，要找一个能够经常和他"谈话"的"伴"，势必要求她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作出机敏的反应，我再加上一条：还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因为我想：在张春桥身边生活和工作，如果拿不起笔杆子，那就显得很不般配了。

    至于那位女性的模样长得如何，是否年轻、漂亮，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内在的素质和教养，外貌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比垂垂老矣的文静略胜一筹，我觉得张春桥是会同意的。何况张春桥和我，都憎恶林彪、叶群"选妃"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决不会像某些文章的作者所杜撰的那样，"派人到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要年轻、漂亮"，挑出来给张春桥做老婆。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寻访。我考虑我所要物色的人选，最好是四十岁左右的单身女性，有较丰富的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大体在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这样的女性具备和张春桥共同生活和"对话"的基础。不但这种女性对张春桥要有所接触和了解，而且最好张春桥也见过她们的面，那末"牵线搭桥"的工作就会方便得多。方针确定以后，我先不和有关的人直接接触，而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变明查为暗访，如有符合条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单身女性，然后打算把有关情况向张春桥汇报。等到张春桥认可以后，我再找某个"对象"谈话交底，征求她本人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充当"介绍人"。因为，我深知"强扭的瓜不甜"，这类事情，还得双方自愿才能臻于美满。

    这项绝密"任务"，关系到张春桥的终身大事，我始终小心翼翼，亲自去办，从不交给其他人经手，连我的机要秘书小张也被蒙在鼓里。这真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既要下解清楚，又要不露声色，可是结果却颇为今我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我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难。

终于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对象"

    正当我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我"捕捉"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有-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我插话间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佐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入，很细致。我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对我的某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我对这位女性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散会以后，我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s女士，共产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回答我听说过这位s女士，但是没有见过面。会议主持人说，她调来我们单位不久，前一时期，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听了更为高兴，因为就是我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春桥过目，由张春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下级某部门送来的专题简报。井不了解就是出于s女士之手。

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我颇为赏识s女上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查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挂；她曾经有过一个不错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我听了心里感到很满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春桥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当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个普通的四十来岁的女干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足了。

    拿定主意以后，我丝毫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s女土找来，由我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人调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信奉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要想认识一个人，一定要和他谈一次话。"此言不谬。由于我们之间是工作谈话，所以s女士显得毫不拘束，她比较敞开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倾诉了工作中的甘苦。通过这样的交谈，我对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于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我和她握手道别，她在明处，我在暗处；她对我的意图毫无察觉。我想：下一步，该轮到我向张春桥推荐了，只有得到张春桥的认可以后，我才能正式征求s女士的意见哩！

    此后几个月，由于毛泽东病重，中央政冶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发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绝密电报。接着，唐山又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的领导忙于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张春桥无暇他顾；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泽东治丧。我虽然到过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张春桥作较长时间的详细谈话。这样，为张春桥"找伴"的事情，就暂时被耽搁了下来。

当面向张春桥汇报、介绍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丧事办完以后，我接获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我随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一架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我终于得到了向张春桥面陈一切的机会。

    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给张春桥通了电话。他约我下午到钓鱼台去，由他派车来接我。下午二时，张春桥的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把我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张春桥住的九号楼，楼下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张春桥的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中央放着一张小圆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文件夹。我趁上卫生间的机会，顺便看了看他的卧室。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床，两只小沙发，床上既没有席梦思，也没有丝绸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

    张春桥让我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门口。服务员端来了茶水，我喝茶，张春桥点起了一支烟，侧脸看着我，谈话就这样随意地开始了。

    我那天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他交谈，当然我有意把给他找伴侣的事放在最后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闲聊，他给我说了地震的那几天自己是怎么过的。我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我知道姚文元和他过从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则很少。前一时期，姚文元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从上海迁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迁到了西单附近过去薄一波住的四合院，钓鱼台里找张春桥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听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张春桥的寂寞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人，目前的这种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怪不得他在给我的信里写着"现在整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找个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我当即把话转入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他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谈的就是"找伴"的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也不正眼看我，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仔细地在谛听。

    我把我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s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我谈到s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他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我如实地介绍了S女土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当然我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我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我再和她接触，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我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张春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过了十来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张春桥把我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圈阅后退还给我，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我两个人心照不宣。

    我觉得张春桥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我把s女土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

    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我送来。

    当灭晚上，在灯下我一个人打开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s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我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我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我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格上，贴着s女土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张春桥可以"如见其人"了！

    -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每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政冶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土，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了她的人权。

    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题外的话：

    文革结束以后，张春桥的离婚及"找伴"也随之而结束。一九八一年，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张春桥在北京秦城监狱关了二十多年，获释以后，文静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静和张春桥的婚姻关系又延续了下去，但这已经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