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几代产业工人将个旧建设成为“中国锡都”，工人村由此诞生。如今个旧正在转型，“工人村”却成为这个新型工业化城市被遗忘和最疼痛的部分。

　 　 “地鼠”掏空了城市的底部，房屋倒塌，地陷路裂。盗矿者用长刀、猎枪甚至炸药火并，护矿队员参与偷矿，警察被公然威胁。

　 　 1.2万产业工人下岗。工人村毒品和性交易泛滥，个旧已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与当地人口数相比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名单。

　　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存在“严重的群体性贫困、社会环境恶化问题。刑事犯罪率和总数也均在高位运行”。

　 　 云南个旧，锡矿工人村里，曾经的盗矿者、如今的艾滋病人程武终日躺在床上，等待死亡降临。

　 　 这里曾是“中国锡都”。和所有因矿而生的资源型城市一样，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几代产业工人在这个边陲小城建起“共产主义天堂”；在大工业飞跃时期，资源型城市普遍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耗尽蕴藏，陷入困境，大多人去城空。

　 　 程武所在的个旧是更加特殊的存在。在这个有着两千年开采史的“锡都”，人们安土重迁，以锡为生。随着1990年代矿藏逐渐耗尽，上万名工人下岗，但和其他空降式的资源城市不同，他们大多留在故土，艰难度日。

　 　 2008年，个旧进入中国首批宣布的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之列。数百家选矿厂逐一关闭，取而代之的是盗矿与抢矿团伙——其中不乏昔日的产业工人和工人子弟；曾经的火车站成为红灯区，廉价的下岗女工充斥其间；由于地处边境，毒品交易与艾滋病泛滥。

　 　 从昆明出发，出石林，过开远，沿着如刀般刻入云贵高原的326国道一路向南，一座环湖而建的城市迎面而来。这就是位于红河北岸的“锡都”——个旧。

　 　 新中国成立以来，锡始终是这个城市的基石，矿石从山间挖出，北至昆明、东出广西、南下越南，为人们提供生存资本。一度，这座边陲小城人口密度堪比上海——12平方公里的城区里，聚集了十余万的产业工人和近四十万常住人口。

　 　 而今繁华散去，作为资源意义上的个旧却处处可见衰败景象：群山满目疮痍，裸露着被铁铲、炸药与挖掘机刨开的斑驳伤口；数百家选矿厂被勒令关闭，闲置的机器锈迹斑斑；小镇上为矿工而建的电影院也早已关闭，红砖墙上爬满白碱斑。

　 　 程武就在这样的小城里等待死亡。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的他，体重由140斤下降至80斤。他曾是纵横一时的抢矿者，因矿而走上黑道、享尽荣华；也因矿而吸毒染病，最终走入绝路。

　　他常想自己这一生沉浮，与这座因矿而生的城市何其相似：“骤起骤退，就为了几块石头？”

　 　 1986年，18岁的程武不愿像父母那样做个寒酸工人，选择了当时最流行的路：上山抢矿。

　 　 那时正是私挖滥采最严重的日子，山上的锡矿多，直接裸露在地表。程武总是带着三辆东风大卡车的弟兄，四处游荡。一旦看中了矿，便跳下车：“这块矿我们要了！”

　 　 也有对方不服的情况，车上的兄弟们就会抄起长刀、猎枪，跳下车直接火并。最严重的一次，程武的右手差点被砍了下来，仅靠一些皮肉耷拉连着。

　 　 采到的矿极易出手，每天能赚两万。两年时间，20岁的程武便成了个旧最著名的大哥。程武很享受锡矿所带来的荣耀：卖完矿，上百个小弟总会跟在身后，“四哥”“四哥”地叫着。

　　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1992年，程武用刀将人砍伤，被判入狱。1997年，出狱的他想要干回老本行，却惊讶地发现：多年乱采滥挖，从前随处可见的地表矿已难觅踪迹。

　 　 程武却没有停手：地表矿没有，地底下还有。但纵使如此艰辛，竞争也非常激烈。程武曾带人往下挖一处好矿源，眼看就要挖到了，却有人挖了一条捷径，抢到了前面；谈判也更加充满火药味，程武最常用的谈判方式，就是身上绑满炸药，留下一指长的引信，冲进对方房间，点燃打火机：“不想死的就把矿让出来！”

　　2001年，云锡集团矿区被偷挖的原矿就达二十多万吨，损失数亿元。

　 　 那时的个旧黑恶势力一度猖獗，有时连护矿队员也身兼偷矿者的身份。无奈的矿方，把退休老人也组织起来，成立了“老年治安联防队”，队员平均年龄66岁。

　 　 多年来，个旧屡屡对矿区治理整顿，情况却未好转。资源的日趋枯竭，催生了人们的不满心态与求富欲望，这让抢矿更加组织化，也更趋向暴力。2007年，一个犯罪团伙雇用了近百人的背工队伍，装备着猎枪、长刀及自制爆炸物“天雷”，浩浩荡荡开进了个旧市内一个矿区，抢走了大批矿石。

　 　 甚至连村庄也卷入了抢夺。个旧贾沙乡陡岩村的村民，不满祖辈的山被掏空却无法得利，就曾多次拿着枪械冲进当地矿山，疯抢锡矿与数百斤的炸药。

　　不仅是盗矿者。人们发觉，矿石的枯竭，也如章鱼一般控制着他们的生活。

　 　 63岁的宋爱华，如今是一家色情KTV的老板娘，每日都要站在街上，替一群打扮妖艳的性工作者招揽生意。头发花白的她，总会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

　 　 她想起工人村——位于城南老阳山上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建筑群。1956年，宋爱华随父亲坐着窄轨小火车来到个旧，趴在车窗上，望着远处红砖楼自山脚蜿蜒而至山顶，惊叹极了：“真像空中花园。”

　 　 1949年之后，位于个旧的云南锡业公司（下称云锡）被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工人村由此诞生。宋爱华回忆，由云南抽调八州人力物力修建的工人村，洋溢着那时特有的“共产主义是天堂”的理想主义气息。

　 　 上百栋“苏联专家楼”，均仿照前苏联三层起嵴闷顶式住宅建造，对称、方正；内部设计也秉承“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没有厕所，一律上公厕；厨房也是两三家共用。

　 　 年幼的宋爱华，常会听到小楼里有人唱《三套车》、《阿廖沙》。歌声悠扬，一如这个西南边陲小城里日渐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那时工厂的姑娘们都会用报纸包上一双舞鞋，下班后奔向个旧工人文化宫跳舞。

　　人们也沉浸在集体主义的自豪中。宋爱华记得，每到周末，工人村都会掀起一场“卫生红标签大赛”。她站在山上俯瞰，几乎每家都在打扫卫生。

　 　 1975年，宋爱华如愿进入云锡选矿厂。那时她觉得工人们在城市里都是趾高气扬的，“因为大家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工人村初建时，杨树清家还是老阳山下种田的农民。小时候，他们称呼工人村的子弟为“上面的孩子”。

　 　 他羡慕工人村的安逸生活，为了能吃到“8个菜，还随便添”的工人饭，杨树清还偷偷用家里的菜去交换饭票。

1958年，个旧甚至取代蒙自，成了红河州首府。整个红河也流传着“嫁人就嫁云锡人”的说法。

　　宋爱华从未想到，衰败伴随着疯狂猝然而至。

　 　 1980年代中期，在中央“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号召下，全国矿场掀开了大规模的群采。个旧也一样陷入热潮，每个乡镇都分到了相应的矿区，一些矿区没人要，政府还到各个乡镇动员。

　 　 一时间，十余万采矿大军涌入了一百来平方公里的矿区。矿区秩序也随之混乱，盗矿与抢矿频发，云锡集团老厂锡矿书记周志坚回忆：“很多人都在这里随意采矿，整座矿山被挖得千疮百孔。”

　 　 恶果接踵而至。据云锡集团宣传部长黄梓嘉介绍，进入1990年代，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过早消失了。1993年起，云锡连续几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

　 　 1997年后，不堪重负的云锡开始了被称为“拆船造舰”的下岗分流，三年间裁减了1.2万从业人员。一年后，宋爱华所在的新冠采选厂也停产了，上千名职工下岗。

　 　 宋爱华记得，那天她刚从迭矿的冰水里爬出来，套上棉裤和外裤，和工友们一起挤在宣传栏前看提前下岗名单。宋爱华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双腿颤抖个不停。

　　45岁的宋爱华不得不艰难求生：来到个旧火车站，开了家只有两个小房间的小歌厅。

　 　 此时的火车站业已废弃，成为全市著名的红灯区。曾经的铁轨、候车室变成数十间歌厅、酒吧、按摩院，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客人介绍小姐。

　 　 刚到火车站时，宋爱华坚守着“工人阶级的骄傲”，不肯做色情生意。她甚至提醒客人哪些小姐吸毒染病，还劝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要来这儿，“我和她们不一样”。

　 　 城市的下滑，还是不由分说地将宋爱华拖下泥潭。2003年，红河州政府决定，将首府由个旧迁往蒙自；同年，个旧陆续关闭7座大中型矿山，失业和贫困人口大量地涌现。

　 　 生意惨淡的宋爱华，不得不放下尊严，站在街上拉客。“办事”的地点就在沙发上，一次的价格是70元，她这个“老鸨”则可以抽10元至20元。

　 　 宋爱华总想起几十年前，工人村的家里，木地板总是打磨得锃亮。如今，每个喧嚣的晚上，宋爱华来到店里，看着满是污渍的沙发，忽明忽暗的红色灯泡，感觉屈辱。她甚至不愿坐在沙发上。

　 　 人们后来发觉，即使是城市的衰败，也有着潜藏的次序：曾让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工人村，却成为了最先坍塌的地方。这些曾经光荣的劳动者，只靠数百元不等的低保或下岗工资过活，“连肉也吃不起。”下岗女工张琴说。

　 　 如今，似乎只有狭窄巷道里以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的廉价性工作者，才是工人村里为数不多的劳动者了。等客的间隙，她们总会搬张小凳坐在房前，拿出针线，打毛衣、织十字绣，或是纳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

　　时间久了，工人村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了她们一个新名字——“毛线鸡”。

　 　 通常选择工人村的，只有最卑贱的性工作者。一部分是本地下岗女工，另一部分则是外来农村妇女。她们绝大部分都已结婚生子，老公一般在个旧市内做临时工。

　 　 她们涂粉底、描眼线、做美甲，甚至穿丝袜，却也遮不住脸上的皱纹、吸毒留下的针孔，还有因艾滋病毒而逐渐溃烂的皮肤。这总让宋爱华感慨：“外面都在变好，只有这里慢慢变烂。”

　 　 人们总是轻易将工人村的沉沦，归咎于这些年迈而贫穷的性工作者。一些老人吃过饭后，常会搬把椅子，坐在门口骂：“都是你们把这里搞烂了！”

　 　 2009年，个旧大屯镇上搞矿山合并改组，王莉的老公提前下了岗，帮人开出租车，生意惨淡。

　 　 无奈之下，35岁的王莉在工人村租了间棚屋，成了一名“毛线鸡”。她每天唯一的安慰，是把剪下的纸花一朵朵串起来挂满房间，“有点家的感觉”。

　 　 王莉的丈夫不反对，却总是沉默着。每天晚上11点，丈夫会到工人村小巷子口接妻子回家，有时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蹲在门口等。

　 　 从1990年染上毒瘾开始，罗丽华在工人村流浪了10年，在垃圾堆里接客，也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无人知晓，也从未接受过救助。

　 　 直到2003年，从矿工同样沦为拾荒者的浦正书把她领回了家，当作“妻子”照料。两人在一栋不通水电、用纸板煳住窗户的废弃小屋里相依为命。

　 　 这些年，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一共送走了48个因艾滋病去世的姐妹。因无力支付火化费用，大多不能领走骨灰。

　 　 这些生前寂寂无名的性工作者，大都会送入焚烧炉，喷不起焦油，只能来回翻滚，并最终由轰鸣着的鼓风机，直接将骨灰吹散。

　 　 资源的衰竭，让盗矿者们失去生计，矿山上的盗矿抢矿结束后，他们开始将手伸向城内。

　 　 个旧老城区的许多地方都曾是锡矿矿区。百年来，这些锡矿因品相不高而无人问津，如今却被视作宝藏。

　 　 2008年起，程武就开启了最为卑贱的挖掘之旅。很快他就发现同行越来越多，甚至很多来自同一个村。他们被称作“地老鼠”，在漆黑的地底淘涮着最后的残羹冷炙。

　 　 偷矿者白天装作拾荒者在老城区转悠，寻找废矿。晚上便拎着铁锹，钻入居民楼、商铺之下采挖。最多时，曾有数百人如地鼠般在个旧地底穿行。

　 　 一年后，个旧的老城区就几乎被盗矿者挖空了，胜利路段、永胜街、宝丰巷等闹市街道，都曾因偷矿而墙倒屋塌、地陷路裂。教育局幼儿园也不得不搬迁避险。

　 　 一天晚上，程武的队伍正在地底掘进，突然头顶一阵响动，“就看见楼塌了下来”。他们挖空了一栋房屋的地基，正睡在床上的老人，直接掉进了偷矿者们的“地底矿坑”里。

　 　 居民们屡屡投诉，却无济于事。几乎每晚都会有警车巡逻，却很难有效制止。甚至有盗矿者公然威胁巡警，逼得巡警朝天鸣枪示警。

　 　 宋爱华有时看着工人村内的荒诞场面，也哭笑不得：身穿警服的男人常坐在性工作者们身旁，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她们织毛衣，“像是邻居”。

　 　 宋爱华的歌厅隔壁也是火车站警务站。在她眼里，这家警务站更像是火车站红灯区的“服务点”，小姐们口渴了就端着水杯进去打水喝，无聊的老鸨们偶尔进去找人聊聊天。

　 　 她已经开店15年，自称从来没被查过。晚上“老鸨”们上街拉客时，警务站中的男子总会跷着二郎腿，神色漠然地看着。

　 　 工人村炼厂社区工作人员肖黎还记得，工人村治安最好的时候，是数十年前的红色年代。那时，工人村还隶属云锡公司管辖，平均每千人便配备一名民警。

　 　 2001年，为减轻负担，云锡公司将公安、学校、医院等职能划归个旧政府，完成了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分离。工人村派出所随之撤销，治安从此不复以往，“现在每万人都不到一名警察”。

　 　 如今，工人村共有约5万人，没有派出所，仅有两个警务站。民警任务繁重，四处奔波办案。附近的居民，已有一年多没见到站里有人出入了。

　 　 社区建设的投入也同样不足。2002年改制完成后，炼厂社区每一年都会头疼经费的问题，特别是对治安影响最大的人口来源调查经费，一直是尴尬的“零元”。

　 　 资源的枯竭，让政府无力加大对工人村社区建设的投入。生活在工人村的人，遂成了政府眼中的“隐身人”。

　 　 2008年3月，个旧被列入首批12个资源枯竭城市的名单。截至2009年，个旧地区累计有三十多户国有企业相继破产，有三万余人失业，占全市城镇人口的六分之一。

　　赖以生存的资源走向枯竭，生活也随之分崩离析。

　 　 张国胜今年55岁，1998年下岗。在个旧瓷器厂工作的儿子，也在2008年失了业。如今一家3口人，挤在不到20平米的房子里。

　 　 成为“毛线鸡”之前，王莉也在城里找过其他工作：卖衣服，在商场收银，做服务员，但每次都干不长就被辞退。

　 　 个旧多年来过度膨胀的资源产业，让其他产业缺乏生存空间，一旦被抛弃，人们很难找到除资源以外的工作。2008年，个旧就有近5万人拿低保，占全市城镇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并不仅是个旧的困境。2002年，国家发改委《资源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课题组调查发现，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三分之一已进入“老年期”，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陷入资源衰竭。

　 　 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众多废弃的工业城镇拼凑起来就是一部剧烈的现代工业史。2007年底，中国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以《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为标志，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转型成为最经久不衰的经济议题之一。

　 　 2013年这一议题持续发酵。继两会政府报告针对性地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后，《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接踵而至，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突围问题甚至成为省级公务员考试的题目。

　 　 对个旧来说，最疼痛的症状，是毒品与艾滋病的侵蚀。1990年代起，原来的工人沦为低收入群体，生活艰苦而单调，个旧随之成了云南省毒品泛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96年，个旧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至2010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艾滋病疫情网络直报现状与分析》，个旧已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与当地人口数相比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

　 　 工人村则成了这个城市最为疼痛的一部分。最近10年来，完成上市与改制之后的云锡集团，大力对外拓展，甚至在缅甸、印尼等国采起了矿。

　 　 个旧则通过发展低碳、高科技产业以及旅游业实现转型，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连续四年入围云南省县域经济十强。现在，工人村以外的市区也越发繁华，出现了沃尔玛、苏宁电器、肯德基以及众多高级夜总会。

　 　 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工人村的世界却缓慢停滞，在时间的冲刷下成了腐旧之地。

65岁的罗进总会在公共厕所里，发现还残留着有新鲜血迹、用于吸毒的针管；当地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则做过统计：个旧约有2000名性工作者，工人村就占了其中四分之一。

　　怀有着同样愤恨的，还有工人村的居民杨树清。

　 　 杨树清住在这里50年了。他常会怀念1960年代工人村的温馨：每到晚饭，各家都会坐在楼外，饭菜都会拿出来让彼此尝一尝。

　 　 如今，杨树清每隔几天就会听闻一起发生在此的抢劫案。住在三楼的他安上了铁门和防护网，还养了一条大黑狗。老人心里总感觉悲哀：“为什么矿没了，人就变了……”

　 　 浓稠的黑暗刚笼罩，工人村的街道上就见不到多少人了。锈迹斑斑的电线杆上，有一半的路灯坏了，好几年没人修；许多楼道、公共厕所里也漆黑一片，老街坊们只能亮着手机或拿着手电上下楼，咚咚咚的脚步声无奈而焦灼。

　 　 生活45年后，唐武光决定逃离这个腐旧而冰冷的地方了。他所在的苏联专家楼里，三分之一房间的人搬离了，三分之一的房间租给了外地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则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岳颂东赴辽宁省抚顺等资源枯竭型城市调研。他发现这些城市均存在严重的群体性贫困、社会环境恶化问题。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刑事犯罪率和总数也均在高位运行。

　 　 如今，生意惨淡时，宋爱华常会打开音箱，唱起喜欢的老歌《照镜子》、《三套车》、《红灯记》。

　 　 李曼，个旧的一个组织“苦草”的负责人，由于缺乏经费，一些救助当地艾滋病性工作者的活动已经停止。（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个旧是全国艾滋感染者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

　 　 除了政府在行动，个旧艾滋病人群体也起来自救。除了治病和生存，他们更渴望的是尊严的回归。

　　1980年代，靠近云南南部边境的个旧市便开始受到毒品的侵扰，艾滋病也在1990年代中期紧跟而至。至2010年，个旧已成为全国HIV感染者人数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

　 　 而个旧的资源枯竭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由此产生的大量失去生计的产业工人成为毒品和疾病的主要受虐者。一项媒体报道的数字是，在人口40万的个旧，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5400多人，其中至少70%以上感染艾滋病毒。

　 　 2004年，当地政府进行大规模筛查，干预控制艾滋病。同年，云南省第一个国家海洛因成瘾者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在这里启动。“出乎预料的高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如此评价。

　 　 在当地卫生系统，曾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有100个被感染的，其中80%是吸毒人员。”救助吸毒人员，成为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

　 　 2004年4月，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启动。仅第一个月，治疗点便接纳超过80名病人且无一人脱离治疗。美沙酮是一种毒品替代物，也是国家严格控制的鸦片类麻醉药品，流到黑市上便成了毒品。

　 　 治疗中心主任闵向东2005年对来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在呼吁要为吸毒者公开提供一种替代药物，以阻断他们共用注射器吸毒的行为。”

　 　 到2010年，个旧市已有2家美沙酮门诊以及4个拓展治疗点，服用美沙酮人员累计已达1000余人，管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59人，其中接受抗病毒治疗144人。

　 　 开展交换针具的初期，也曾发生过卫生部门与公安部门工作方针的矛盾。有的吸毒者刚交换完针具出去就被公安人员抓走，针具交换处一度门可罗雀。

　　在多方协调下，公安部门改变了方法，尝试去配合卫生部门的新举措。“我们要看看这种做法的效果到底如何。”一位警察学院负责人说。

　 　 直到现在，无论是美沙酮治疗还是针具交换都仍旧存在着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议。前者被认为是主动提供毒品，后者则被称作是在默许吸毒。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方法遭到很多国家的禁止。

　 　 但对于个旧来讲，也许别无选择。闵向东介绍，开展这两项工作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戒毒，而是为了预防和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个旧这个出于现实考虑、在争议中前行的做法最终获得回报。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在29个实施注射针具交换的城市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发生率下降了5.8%，而在没有实施注射针具交换的52个城市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发生率却上升了5.9%。

　 　 在个旧官方采取种种举措对抗艾滋病的蔓延时，民间也组织起来开始自救，其中还包括不少艾滋病感染者。

　 　 2005年，艾滋病感染者李曼成立了“苦草”工作室，服务人群与工作人员均为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与“苦草”同一时间成立的还有十余家防艾民间组织，如关注吸毒者的“胡杨树”，重视社区预防与关怀的“葵花园”等。他们更多地关注政府照顾不到的领域，如对性工作者的预防培训以及生产自救。

　 　 成立之初，“苦草”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向性工作者们普及防护知识避免交叉感染，“要让大家活下来”。此前由于缺乏艾滋病相关知识，许多性工作者在感染后便放弃了预防措施。

李曼便曾见到一位苦草成员因为一直进行无保护性交易，导致了严重的交叉感染，并最终死亡。

　 　 几乎每个月“苦草”都会举办阳性预防的相关培训活动。因为频繁地有陌生人员出入，还曾有邻居打110举报“苦草”工作室说看到有一群“小姐”在聚众吸毒。

　　活下去之后面临的便是生存问题。

　　2008年，“苦草”工作室贷款开办了一家洗车场，起名为“芳草”，意思是苦尽甘来。

　 　 洗一次车要1个小时，收入仅有10块钱。但让李曼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成员都抢着想到洗车场工作，“来不了的还一直在抱怨”。最终洗车场让8名“苦草”成员告别了性工作。

　　“从来没挣过那么干净的钱。”杨慧在回忆洗车场生活时说。

　 　 随着工作的开展，“苦草”工作室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断有“姐妹”慕名加入。到2012年，“苦草”工作室已有注册成员276人，全部为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

　　出于吸毒者对自身身份的顾虑，许多人不敢去卫生部门交换针具，他们更愿意相信“胡杨树”这样的民间组织。“可能是因为同为吸毒者的关系吧。”胡杨树负责人辛德明说。

　 　 在民间组织活跃时期，有时候到了周末甚至会出现几家同时举办活动争抢成员的场景。“我们一下成了宝贝。”艾滋病感染者张琴说。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才能救更多的人。”辛德明说。

　 　 经费紧张的同时，大批个旧的艾滋病感染者开始进入发病期，临终关怀成了各家民间组织的主要工作。

　 　 从2006年到2013年，“苦草”共送走48名成员。为让成员们能“漂漂亮亮”地走，李曼学会了遗体美容，还坚持每次都让尽可能多的成员参加送别。

　 　 这多少让其他人感到了一丝宽慰。“自己死后要是也有这么多人送别，那就不怕了。”张琴在回忆为成员送别的场景时说。

　 　 如今死亡不断降临，但对于李曼和更多的个旧病人来说，恢复生而为人的尊严才是他们更大的渴望。

　　城市在对抗资源枯竭的斗争中，大抵有三种命运。

　 　 一是矿枯城衰。依靠着五大湖地区丰富的矿产，底特律曾一度成为美国式工业的代表。底特律工人一度跻身为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最多时城市人口一度达180万。然而资源的枯竭与经济形势的转变使得如今的底特律人口减少过半，10年前售价45万美元的房产如今仅为2300美元。

　 　 工厂倒闭、城市荒废、失业率上升使得底特律成为美国的“罪恶都市”，2013年，这座曾经的梦想之城甚至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悲惨城市”。

　 　 二是人去城空。诞生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口油井的玉门，随着资源的枯竭，2010年后人口由十余万降到不足3万。这里也成为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之一，市区一套80平米的房子仅需4000元，而且还卖不出去。

　 　 三是涅槃重生。除了著名的德国鲁尔、日本北九州等转型成功案例外，河南焦作也是为数不多的转型成功者。1995年后，由于矿产资源日益枯竭等一系列原因，焦作全市资源型企业效益下滑，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到1999年，全市GDP比上年下降了13％。随后，焦作转而投资发展旅游业。仅十年时间，云台山游客人数和门票收入已经超过故宫，成为全国第五大旅游景区。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奥蒂认为，由于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过度发展的资源产业压缩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大自然的“祝福”将会变为“诅咒”，反而制约了自身发展。

　 　 在中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辽宁省阜新市，2000年后下岗失业人员曾一度达15.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7％，居辽宁之首。这催生了不稳定因素。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的一份情况介绍显示，2000年一年内，阜新共发生4次拦截国家铁路事件，封堵市区主干道事件12起。辽宁省公安厅将阜新列为该省“最不稳定的地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重开发不重治理加上管理混乱，湖北大冶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私挖滥采现象。过度的开采使得尾矿越来越多，库坝越建越高，给矿区百姓生命带来巨大隐患。另外采矿造成大面积地表塌陷，而选矿加入的药剂渗透到地下，大片农田无法耕种，水塘无法养鱼。

　 　 时任黄石市委书记的王建鸣在分析当时大冶转型的经验教训时称，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增长恐慌”，担心增长速度放慢会影响到社会评价，政府有“恋税情结”，企业有“恋矿情结”。

　 　 也有的城市转型成功，摆脱了资源的“诅咒”。吉林省辽源市在煤炭资源枯竭后，转而发展新材料产业、选矿设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在中科院发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辽源综合增长竞争力列全国294个地级市第5位。

　 　 “等到真正枯竭（才转型）就已经晚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徐晓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徐认为即便没有枯竭的时候也要未雨绸缪，要提前转型，才能不付出更大的代价。

　 　 根据国家发改委《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课题组统计，我国118座资源型城市涉及职工一千余万人，其中失业人数占职工比重7.2％，较全国城市平均水平高2.3％。118座城市正共同面临着涉及“生死”的产业转型问题。

　 　 即便是被誉为世界性转型成功模板的鲁尔地区如今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德国杜塞尔多夫《经济周刊》主编布龙认为鲁尔区已经错过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主动转型的时期。

　 　 1993年鲁尔区内的多特蒙德还花费6.5万欧元建成一座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炼焦厂，但是仅仅7年之后便被迫关门大吉。

　 　 对于众多资源枯竭城市来说，匹兹堡也许是个更好的例子。匹兹堡是在大型铁矿、煤矿开发基础上而兴起的城市，美国的钢铁市场曾以它为中心，实行“匹兹堡基点加价制”。

但这座实力雄厚的矿城，在20世纪70年代，因资源枯竭出现了严重的衰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问题丛生，市区人口大量下降，成为美国衰退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

　 　 当地随后开始了城市转型，关闭、调整了大批市政设施与矿区工厂。为实现转型，匹兹堡主动放慢了经济增长速度，关停大工厂，开办各种小型企业并发展高科技产业。匹兹堡还主动削减了50亿美元的经营税以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