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在远东国际法庭 原题《中国法官舌战群奸 被毛集团打成右派》 作者：朱忠康  壮士远行肩负五亿同胞重托
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完成了东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之后，在他面前却面临一场何去何从的抉择问题。就在隔海的对岸的祖国，此时国共两党也在展开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较量、大决战。摆在他面前的就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回到大陆，选择共产党政权，或者是到台湾，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 但是，他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犯了终身难忘的致命错误，太轻信毛泽东和毛共集团甜言蜜语的宣传了，他选择了到大陆的中国，他以为这个新中国是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正像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唱的那样，“今后的苦难在等着他……” 果然他从香港秘密辗转来到所谓的新中国之后，才过了六年，就被毛共集团打成了右派。 那么被毛共集团打成敌人的国际大法官梅汝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个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顽强抗争的民族英雄。看看他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表现： 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朱姑桥的一个小村。12岁那年，梅汝璈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1924年毕业后随即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1929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梅汝璈曾以专家身份当选政府立法委员，司法部大法官。1946年盟军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被选定为我国参加该法庭的中国法官。 1946年1月9日晚7点，复旦大学政治学会在大礼堂开会为他欢送。他肩负重任，接受祖国人民的嘱托，行前曾说：“作为个人，既然获得了代表国家和民族去伸张正义、复仇雪耻的机会，那就只有竭尽全力、郑重行事，以报重托；区区荣辱穷达，与同胞疾苦、山河破碎相比，实在不足挂齿。” 在东京一次接风洗尘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秀，把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他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过宝剑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秀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达侵略者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拔剑出鞘激动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解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他的这番铿锵话语，仿佛铮铮铁骨的中华好汉，掷地有声。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唇枪舌剑 在历时长达两年半的马拉松式审判过程中，远东国际法庭共耗资750万美元，开庭818次，检察官陈述历时195天，辩护律师辩护历时224天，合计419天。受理法庭证书43360件，491名证人出庭作证，有779人用供述书和宣誓陈述作证。审判记录长达48412页，堆起来有一幢两层楼房高。判决书长达1500页，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记录。在这些数字的背后，莫不是凝聚了以梅汝璈为首的中国法官们一腔为国为民血肉之情。 这里虽不见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但那唇枪舌剑与各种势力较量的激烈程度，不亚于置身在炮火纷飞枪林弹雨之中。以梅汝璈为首的中国法官们，不但要与那些死不认账连篇谎言的杀人魔王力斗高低，而且为了中华民族的荣誉和利益，要与西方各国的同行们斗智斗勇。 在开庭之前，首先是搜集证据材料，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夕把大部分侵略材料都销毁了；再加上战乱因素，此项工作困难重重。接着就是确定战犯的名单，中国提出了11名战犯名单，后来又追加提名21名，美国提出58人名单，澳大利亚提出100人的名单。最后把罪大恶极的28名战犯名单确定了下来，在7名处以绞刑的战犯中，都是在中国犯有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 审判中，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国旗与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多个关键时刻,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与尊重。 国旗和法官席位之争 这是关系到国家地位和荣誉的大事。11个国家的国旗在法庭陈列时，美国国旗排在第一，中国排在第二。梅汝璈据理力争，中国国旗应排在第一位，他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直到1945年8月14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止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14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2000万人，财产损失逾2000亿美元，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中国的国旗应该插在第一位。”中美双方经过唇枪舌战争论，美方辞穷理屈，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就此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 各国法官座次排序之争 这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澳大利亚法官韦勃是庭长，居坐正中，他想让英美两国法官坐在他的两旁。在各同盟国中，中国是受害最惨最深而国力最弱的国家，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其它国家的法官本来都轻视中国，尤其英国、荷兰都试图将座次排在中国前面。对此，梅汝璈义正词严地发言：“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位。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次属顺理成章。”尽管梅汝璈的建议合情合理，但仍未被韦勃庭长采纳。 等到开庭前预演时，庭长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敖立即表示坚决抗议，毅然脱去黑色法袍，拒绝彩排。 韦勃向他解释：“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坐在我的左右手，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更熟悉一点，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着想，丝毫没有歧视中国的意思。”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卫勃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对你将是很愉快的。”
梅汝璈冷冷一笑：“庭长先生，我不是为了愉快才来到东京的。我的祖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残害前后达50多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非常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卫勃威胁说：“这样安排，是盟军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它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说完，梅汝璈已经开始穿大衣，戴帽子，准备回帝国饭店。他知道，他最后这句话无疑已经触及到庭长的人格和诚实问题，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卫勃尽管脸色涨得通红，但他看到梅汝璈要走，就拦住梅汝璈说：“好吧，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顶多10分钟我就回来！”
10分钟不到，面带笑容的卫勃回来了。 他说：“我和其他兄弟们商量了，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来的安排彩排，至于明天正式开庭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说：“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目前都等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拍照报道，而这些报道传回国内，广大民众甚至会责难我的软弱无能，所以我绝不出席彩排。至于我自己，我要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如果不支持，我辞职，请另外派人。”说完，梅汝璈决绝地朝门外走去。
卫勃神情十分焦急，拦住梅汝璈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就来！”此刻，法官预演的彩排已经被推迟了将近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那真是个令人悬念的最关键的10分钟。
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在他据理力争之下，终于使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书上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法……排定。梅汝璈以其正义的行为，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撰写起诉书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哪一天为起始，法官们也有过一番争议，究竟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沈阳《柳条沟事件》作为开始，还是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七七事变》作为开始呢，最后确定为1928年1月1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的发生日，作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在法庭上对杀人群魔的斗争更是激烈，板垣征四郎曾扬言要与中国法官大战三百回合。而坐在这些杀人魔王背后为他们无罪作证的，都是曾犯下过滔天大罪逃脱了惩罚的战犯们。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坐在证人席上，为他们的主子开脱。他们在庭上耍赖狡辩甚至大闹法庭。还有那些作辩护的美国律师们，他们运用熟悉西方法律的优势，想尽一切办法为罪大恶极的战犯开脱罪责。可以想象，法官们与这些魔鬼周旋斗争，该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和胆识。 决定战犯生死命运的较量 1948年4月16日下午5点，长达两年的审理就此结束了。在这之后，法官就将面临他们使命中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给所有被告量刑，决定究竟是让他们死，还是活？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给梅汝璈法官的“东字1103号密电”中指示，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9名侵华主犯“应从严惩治”。梅汝璈决心破釜沉舟作背水一战的准备。他下决心表示：“如果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唯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 11个国家的法官，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不同理解和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在量刑上出现意见分歧和对立情绪，特别在对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有些国家没有遭到日军过多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庭长韦勃竟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把拿破仑流放在荒岛的做法，搬到了东京法庭，运用在日本战犯身上；印度是个佛教国家，印度法官帕尔顽固主张以人道慈悲为怀，无罪开释全部战犯；而美国法官则仅同意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们处以死刑。 在对待日本战犯是否判决生与死问题上，各国法官都是抱着不同的利益和立场，甚至以法官的个人处世原则来对待这场大是大非的大审判、大较量。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日军的暴行，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经过一个星期的倍加艰辛工作，花费无数心血和口舌与各国法官昼夜磋商，在他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终于在最后投票时，以六比五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七名战犯判处绞刑。 真可谓是一票险胜！ 法庭的最后环节是判决书的书写问题，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四亿七千五百万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 1948年11月12日，宣读了8天之久长达1218页判决书终于宣读完毕，至此，判决宣告结束。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7名判绞刑，2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尚判处无期徒刑者16人，有期徒刑者2人。
返回大陆屈打成右派 当梅汝璈完成审判日本战犯任务之后，此时的中国国共两党的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蒋介石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民党政府两次任命他为司法部部长，但他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滞留在东京。1949年12月1日，他从香港秘密辗转到达北京，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成为著名的和平使者。并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政协委员等职。 他虽然受到了“重用”，表面上的辉煌，却掩盖不住他内心世界的孤寂，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梅汝璈”三个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 在一切向苏联看齐向苏联一边倒情况下，他的知识不但无用，而且是属于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货色，被毛共集团列入阶级敌人之列。在党天下、毛天下无法无天的年代里，在权就是法，党就是法的独裁专制统治下，他所崇尚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些西方学术权威奠定的理论，早已属于淘汰、打倒之列。他所以还得以存在，是因为他的名望还有利用的价值，他是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的一只花瓶，只是摆设而已。当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他变成随时供别人任意揉捏的泥团和傀儡。 他虽然也学习俄语，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法学，但是他终究是逃不出当敌人的下场的。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他终于遭到了厄运，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个曾代表五亿中国人民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判决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大法官，一下子跌落成为人民的敌人。他曾判决日本杀人魔王为敌人，但是如今共产党却把他打成了敌人。他哪里想到中共和毛泽东就是一伙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大汉奸大卖国集团，他更没有想到当他被打成右派时，关在中共战犯管理所里的日本战犯正享受着兄弟般情谊的关怀和招待，并被一个不剩地宽大释放。梅汝璈把日本甲级战犯判处绞刑，这对于汉奸卖国贼的毛共集团来说那是件钻心地痛的事情。毛泽东对这些日本战犯感谢都感谢不过来，而你这个大法官竟把这些对中共有功的日本战犯都判了绞刑，毛共把他打成右派还算是客气的哩！恨不得把他也千刀万剐，来祭奠日本军国主义大恩人。 当他被打成右派后，中共还假惺惺地伸出手来邀请他出席午餐会和宴会，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问候，但是那顶代表牛鬼蛇神的帽子却依然套在他的头上。 文化大革命中，梅汝璈受到了更疯狂的迫害，“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严辞斥问他道：“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璈气愤地回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红卫兵要烧掉法袍，梅汝璈一脸正气地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服，是民主尊严的见证……”。梅汝璈义正辞严的教训，使对方最终失去了烧掉法袍的勇气。 对于那个年代里的遭遇，“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梅汝璈在一份文革的“检查”书里这样写道。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对未能写完那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内。 2011-7-19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