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三峽工程更可怕的工程 

转自：稼笠居 http://blog.sina.com.cn/jialij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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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在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章》，要求妥善处理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外承认三峡工程对生态、地质环境以及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和供水等构成威胁。三峡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1984年，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工程的上马方案。目前人们发现，三峡工程隐患无穷。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以给北京奥运供水为名，由江泽民力主批准并匆忙上马的比三峡工程大2.5倍的南水北调工程，为了把10亿立方米/年的水（相当于永定河的流量）引入北京，引水渠道要横穿中原700多条自然河流，打破这些河流的自然规律。其隐患比三峡工程更大、威胁的面积更广，很有可能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

      这么严重的工程隐患，为什么被隐瞒下来了，为什么学术界集体沉默，媒体上也没有像三峡工程那样引起激烈的争论就很快被批准了呢？到底南水北调工程对中国的环境和社会结构起到哪些威胁？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旅居德国的国土专家王维洛进行了专访。

      中国的水利就是在玩水

      记者：听您这么一讲，它根本就不尊重自然规律，想把水折腾到哪儿就折腾到那儿。

      王维洛：是。这个水，我让它关就关，我让它开就开，这就是中国治水的基本思路。其实为了北京这10亿立方/年的水就动用了中线工程的方案。

      可到时候北京水还是不够用，因为北京地下水位已经超承载能力地开采，将来还得弥补地下水位，这个问题就很大。

      记者：南水北调能解决北京这个问题吗？

      王维洛：不能。本来汉江水是经过丹江口水库流到武汉再进入长江的，如果每年100多亿立方的水都要从丹江口水库调到北方，那汉江流域下游每年就缺100多亿立方的水，汉江就可能要干枯。

      如果汉江干枯，湖北省又不干了，武汉说受不了，那还得向中央要工程，因为做工程能有钱，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能赚钱，一下子拨上千亿。

      中央就说你再建一个“引江济汉”渠道，从长江宜昌下面开条运河，从沙市北边过去开条运河打通长江和汉江的联系，把长江的水重新调到汉江去，让它从汉江流下去这样来解决汉江的缺水问题。

      本来长江的水就是要流过沙市流到武汉的，现在把它从上面抽到汉江去流回武汉，那么沙市的水就更少了。沙市历来是长江航线最浅的地方，九曲湾肠航道最浅，本来是要解决这里水量不足的问题，那你从上游把水抽走了它的问题不就更严重了，对不对？

      拆东墙补西墙，只要能做工程，别的先不管先把钱给拨过来，至于做出什么样来他们不管，如果动脑筋想的话就知道是什么，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就这么多水，调来调去地玩吧。

      南水北调的源头丹江水库每年要调出100多亿立方的水，今年丹江口水库的水已经下降到死水位以下，这个现象重复出现的话怎么办？到时候工程建成了，北京就依赖这10亿立方米的水，而水源地没有水供给怎么办？北京就渴地哇哇叫，河北、河南都会乱叫。

      这调水就像人人哄大家骗一样，因为你依赖的是别人的资源，就像抽鸦片一样，抽上了鸦片以后你就得永远抽下去。他说2011年我们这缺水了这水不能调给你，就像说我今天没鸦片供给你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抽鸦片的人能受得了吗？他建的那套设施它是要运作的，它是要挣钱的。对不对，水不给他能行吗？那时候他怎么办？

      中国以前做工程无论三峡还是南水北调工程，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永远考虑最优的条件，从对工程最优的那一点上来考虑问题，比如人家说你三峡工程要是被人爆炸了怎么办？他就告诉你我库里没有水了，我已经放完了。从来不考虑里面有水怎么办？永远告诉你对他最好的状态下。

      当然也有人认为为什么要考虑最坏的情况？今年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日本的地震、海啸与核幅泄同时发生，人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会发生，因为按照安全模式定理，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就像日本这样，出现的几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是它发生了。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不是说汉江发洪水，水量很大，每年保证有100亿立方米供北京，我们要考虑到汉江在最干旱的情况下，像今年这样的情况下，丹江口的水位降到了死水位以下，怎么办？根本就没有水往北调的时候怎么办。

      因此必须回过头来重新考虑南水北调工程，当初的设计和构思是不是对的，是从一个将来要缺水的地区去调水，而不是从一个多水的地区调水。而且还要想到，丹江口水库蓄的水，也不是像毛泽东所构思的那样，把洪水蓄在水库里，调出去给人家用，洪水蓄不住。所以南水北调的整个构思有问题，拆东墙补西墙，还搞不好。

      引水渠道破坏700多条自然河流生态

      丹江口水位是175米，北京的地层高度是50米，两边相差125米，距离为1200公里，用的十万分之一的坡度向北京自流供水。水是不能平流的，不然可以在武汉拉一个渠道，水就过去了。

      如果有地理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中国是三个台阶，西边高，中间一般，东边最低，中国的绝大多数水都是从西向东流，诗人写的大江东去，除了澜沧江和怒江往南流的。我们所涉及的从丹江口到北京地区所涉及的所有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那就有一个问题，渠道和这些河流相交的时候怎么办？

      有三个方法可行：

      1．架高水位，架高在工程上是可行的。最少流量是200亿立方米，将来可能要达到400亿立方米，架高一条黄河的水量。要是碰到一个潜因，比如拿一个炸药给炸一下。黄河已经是因为高出地面，形成一个悬河，造成对中原大地的威胁。现在人工地架高一条黄河，同样是一个威胁，战争的时候是威胁，和平的时候也是威胁，在访民多的时候，更是一个威胁。

      2．平交，水就会乱流，也不知道水是往东流还是往北流，只能建闸门，要让水往东流，就将往北的闸门闸住，要让水往北流，就将往东的闸门闸住。

      3．下交：从河流下面过去，利用虹吸的原理。

      南水北调大多数地方是平交的，也有架高立交的，也有下交的，这一条引水干渠要跟700多条自然河流相交，要打破700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你必须要有一点想像力，中国人做工程的时候，没有想像力，你根本就跟不上。西方人听了觉得有点疯狂。

      当一条河流的自然体系被这么打破的时候，那些河流如果发生洪水的时候怎么办呢？它就会干扰这条引水干渠的水量，引水干渠又增加了当地的洪水水量，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局面。

      记者：世界上是否也出现过像中国这么个调水的计划？

      王维洛：苏联也有一条引水干渠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当初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修建，在斯大林时代完成的，就是用集中营中的劳改犯挖出来的。但后来苏联放弃了这个干渠，因为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太大。美国也有将水从加拿大引到西部直到墨西哥，也做过这个规划，但是调水到沙漠之后，第一、二年可以长庄稼，第三年就不长庄稼，而是变成了盐碱地，因为水蒸发了，把盐分留在地里，水加沙漠不等于粮食，而是盐碱化了。所以美国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记者：那这条南水北调的渠道对中国生态的影响是什么？

      王维洛：这一刀切下去，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了，就不要说中原大地两边水的成分不一样、病菌如何影响当地的生态都不用说了，本身的水流都已经乱掉了。

      如果中国真的要调水，就应该使用地下暗管，就像输油管道一样，埋在地下，又能省地、又没有风险，还能避免人家抢水，能保证进京的水。可是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让他的功绩让老百姓看得见，还得让天上的卫星能够拍得到，比方说隋炀帝修的大运河还留在那儿，南水北调的工程是江泽民搞的，三峡工程是邓小平搞的，留在那儿的。有人说，干渠在地面上可以通航，也不可能埋在地下。但是南水北调没有航运的任务，对航运没有任何帮助。

      南水北调的工程是藉着北京开奥运的机会，匆匆忙忙把这个工程给批下来了。本来计划2008年水要进北京的，但是没有完成，推后到2015年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的造价是5000亿，是三峡工程的2.5倍，是个很花钱的东西。

      几十万移民面对第三次搬迁

      记者：这么大的工程，那移民人数也不会少吧？

      王维洛：除了给渠道征地，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上升，一共要搬迁30-40万人，这其中大部份人已经搬过两次了。

      头一次是在丹江口水库建立时，采取外迁的手段，基本上搬迁在湖北省内，安置条件很差。到了文革时，移民们又偷偷地跑回丹江口库区，在山上刨块地，作为黑户口，孩子也不能上学，慢慢地把家产又置起来了，政府就默认了。

      移民确实生活很苦，是“老运动员”。有报导说政府对他们怎么好，又有报导说他们有很多的不满，因为很多人没读过书。移民是个老问题，这些移民也跟三峡移民镖着劲儿，攀比着，因为中央以前给三峡移民的政策最优惠，而南水北调工程的移民安置得最差，给的安置费能到移民手中的不多。

      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摧毁

      大家知道，宗教都有其圣地。中国的道教也是国教，道教的圣地在哪里？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道教的圣地就在丹江口水库底。

      你要跟以色列说把耶路撒冷给巴勒斯坦人，他会是个什么反映。就算是苏联，斯大林镇压得那么厉害的地方，也没敢动莫斯科旁边的东正教圣地谢尔盖耶夫镇。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道教是中国的国教，国教圣地在那里，能说一个水库的价值能超过道教的圣地，我不相信。中国人大多都不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到庙里烧香，求平安发财，当你的道教圣地被淹没时，你都不知道，你去烧香拜佛，有什么用。

      专家集体沉默的原因

      好几位西方记者问我，三峡工程上马时，还有那么多知识份子上书批评，还有知识份子敢冒着自己身心代价无所顾虑的批评。为什么南水北调就没有人批评了？是不是南水北调不像三峡工程那样的影响这么坏，有那么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生态影响？

      我说不是，我说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很聪明的，他们是有学习能力的。看看三峡工程中在最后报告上签字的那些专家们，最后都成了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院士，成了对国家有贡献的特殊专家和院士，得了这个奖那个奖。你再看那看看那九位没有签名的专家，他们的水平绝对在签了字的人之上，但是没有一个人成为院士。

      中国的知识份子把名利都看得很重，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些还想进入科学最高殿堂的知识份子，他们在三峡工程的学习过程中，知道还是不说的好，说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的理想是步入殿堂，如果他们说了的话，现在很可能连一个科研的题目、科研经费都拿不到。就像黄万里一样，给三峡工程写了那么多的论文，他有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吗？他从政府拿了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吗？没有。

      所以说，三峡工程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一个很坏的影响，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后边的人知道了，尽管不是像当初那样被打成右派，可他把你打成另类，没有科研经费，那你怎么办！你想当院士，没门。所以他们就不说了。

      实际上，南水北调的最后社会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中国国教圣地的淹没，本来应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可他们却不说了。当知识份子不能自由地发出声音时，不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时，国家的灾难就开始了。

      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对读者讲解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来龙去脉。您是否还有什么要对读者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