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长！！！）

三峡工程36计：作者序

作者﹕王维洛博士

图 / 博大出版社

作者序

上天给三峡工程的判决：凌迟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在三峡建坝，卡住长江洪水，从那时起，长江三峡工程就成中共几代领导人的梦想。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始为三峡工程低坝方案开了绿灯。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中共新上任的总书记江泽民第一次出访地就是三峡工程坝址，表明对工程的支援。一九九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务院兴建三峡工程提案。一九九四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一九九七年，三峡工程实现大江截流。这是三峡工程历史最“辉煌”的时刻。江泽民、李鹏和中央、省、市领导人，都出席了庆祝典礼。三峡工程被誉为“利在千秋、功在当代”，“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工程。

“三峡工程可以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可以保证荆江地区在遭遇千年一遇洪水时的安全”，“三峡工程的电将照亮半个中国！”，“三峡工程可以使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三峡工程可以使川江航运单向运输能力提高到每年五千万吨”，“三峡工程可以让北京喝到长江的水”，“三峡工程可以使百万移民致富”，“三峡工程可以促进三峡旅游事业的发展”，“三峡工程可以带动长江流域这条经济巨龙的腾飞”，“排浑蓄清可以解决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然而，三峡工程，其实只是骗子献给皇帝自主创新发明的新衣。

二○○三年三峡工程蓄水之后，三峡工程的问题慢慢呈现在中国人眼前。移民安置问题、水质污染问题、水库诱发地震问题，水位上涨引起的滑坡、崩坍问题，水库淹没区扩大问题、限制长江航运问题、珍稀动植物种类死亡等等。

虽然老百姓无法得到关于三峡工程严重问题的系统资料，但是从中国的政治人物对三峡工程的热情骤减中，便可以看到，其对三峡工程保持的距离越来越远：二○○六年五月二十日，三峡大坝封顶，中共中央领导全体缺席；二○○六年八月，《江泽民文选》出版，但是关于三峡工程的多次重要讲话，却未收入其中；二○○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三峡工程开始向三峡工程的目标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冲击，十一月四日结束抬高蓄水过程。这本是水库大坝工程最重要之日，但在中国连个庆祝典礼也没有。更甚者，中共国务院还在蓄水中途，发布两道金牌，停止蓄水。

有人认为三峡工程是“民主、科学”决策的结果，特别有四百一十二位专家参加工程可行性论证，因此绝不会出错。如果三峡工程出错，那就证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但是从中央决策层到谋士团体，再到地方官员，都不是疯子，更不是傻子，而是绝顶聪明之人。他们在三峡工程的决策和建设过程中，轻松自如地使用三十六计。

中华几千年文化，留下一些使用兵法的实例，纵然是孙膑、诸葛亮这样的军事家，也只是使用过其中几个计谋而已。但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却能在不到三十年的历史中，三十六计，计计使用。只是他们把三十六计用错了地方。三十六计的核心是“诈”，兵不厌诈。但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来不得半点虚假，没有计谋可用，只有实事求是，这是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三峡工程决策发生错误，是工程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而工程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又绝对是以社会民主化和科学自由化为前提。

世人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三峡工程是否成为第二个黄河三门峡工程？笔者以为，上天给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判决是：立斩；而对三峡工程的判决是：凌迟。三峡水库从淤积到冲淤平衡的过程，是三峡库区居民受难的过程，将面临水位不断上升，淹没不断扩大，滑坡、崩坍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他们将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无论是立斩还是凌迟，最终的结果将是相同。

黄万里先生有个遗愿，要模仿杭州的岳坟，在白帝城上立几个跪着的铁像（根据李锐先生回忆黄万里说三个铁像，黄万里先生和笔者通话时说四个铁像），让那些对于三峡工程错误决策负主要责任的人，向长江请罪，向中国人民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

我坚信，黄万里先生之遗愿将得以实现。至于几个铁像是谁，还是不要具体指出为好。据说姓秦的人不到岳坟去，是因为怕别人以为他是秦桧的后代。笔者建议，一定要在这铁像前，再立一个碑，一个向子孙后代表示歉意的碑，碑文的内容应是：请原谅，我们没有能够阻止他们。

黄万里教授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中，多次托付子女和朋友:“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替先生守灵，就是要帮他看着三峡工程，用自己的笔记录三峡工程的发展。这本书也算是给先生的一个阶段报告。

笔者最早和长江三峡结缘，还是在南京大学当学生时候，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关于三峡地区国土规划。按照中国规划体系，三峡地区国土规划是三峡工程规划的上一级规划。四年时间，跑了三峡不少地方，认识不少三峡人，看了许多资料，包括三峡工程二百米等方案、三峡坝址处及三峡库区的地质资料。一九九五年，离开中国到德国留学。因为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在德国重新再上一次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多德蒙特大学教授“规划与决策”、“规划理论与方法”等课程。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工程环境影响报告，就像每天的面包一样。一九九三年笔者完成博士论文。对比中德教育，笔者以为，在中国学会了“这样学习”的本领，而在德国则学会了“如何学习”的本领。

当年看到关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部分内容，发现错误很多，工程目标定义不明确，论证分组报告之间也互相矛盾。如果这是德国学生的一篇毕业论文，对不起，只能给他一个不及格。当时笔者投稿给中国的媒体，大多数是没有回信。有回信的则说，三峡工程是尘埃已落，再谈三峡工程决策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有一封回信是正面的，表示愿意发表文章，但是几天之后又来信说，文章未能通过政治审查，不能发表。笔者只好把文章寄给台湾和香港的媒体。

一九九三年，笔者在台湾发表了《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一书。当时发现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用了不少三十六计中的计谋，致使一般人不容易发现个中错误。于是萌生了三峡工程和三十六计这个题目的念头。有朋友认为三十六计，计计都涉及，这很难写。事实也是如此。

三十六计，其含义十分深远。从字面上理解是一回事，从内涵上或者其延伸来理解，可能是另一回事；从过程来分析是一个意思，从结果来分析，又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从旁观者来看是一幅图，从参与者来看，可能是另一幅图。本文只是收集了一些实例，还不很全面，尚有许多遗漏，需要补充和修正。

经过近十五年的时间，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援，包括许多从未见面的朋友，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意见，包括对笔者观点的批评。笔者只是想把自己知道的资讯和所理解的东西，告诉读者，帮助读者形成自己的观点，掌握“如何学习”的本领。笔者希望通过“书”的平台，和读者进行公开的资讯交流和意见交换，希有一日，能在中国自由、公开地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以及其他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而参加者并不仅只限于所谓的专家。

博大出版社的编辑在此书的编审过程中，认真严谨的作风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也为此书增色不少，在此深表感谢。

最后，笔者要感谢家人长年的理解、鼓励和支持。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三峡工程勇于发表自己看法、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们。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于德国

三峡工程36计：前言

作者﹕王维洛博士

前言

词源解释，古语中有三十六计语，三十六计本为虚数，乃极多之意，后好事者附会，取四字（或三字）成语等立名目，凑足三十六实数。它们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先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计。

第一个对三十六计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士人（注：现任德国法莱堡大学的沈格教授。）藉由其书，使三十六计走出了中国，进入世界。中共决策者机关用尽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决定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工程可行性论证。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中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提案。尽管兴建长江三峡大坝遭致许多来自国内外的反对，但为让工程上马，中共决策者们可说是机关用尽。四川是邓小平老家，当年老邓最担心的是三峡工程造成四川移民数量过多，因此长江水利委员会特地“瞒天过海”，为邓小平制定一个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的低坝方案，防洪功能不减，但移民人数只有三十三万人（连同县城一起搬迁的移民一共五十万人）。之后，邓小平便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赞成一百五十米方案。

二○○六年十月，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一百五十六米，为此搬迁一百二十三万移民。这时的水位只比一百五十米方案高出六米，但与五十万移民相较，整整多出了七十八万人。二○○七年，重庆市提出城市发展战略，再次搬迁三峡库区居民二百三十万至四百万人，其中很多是已经“安置完毕了”的三峡工程移民。

无中生有

建设三峡大坝，大坝上游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最直接的损失就是水库淹没土地与城镇。三峡工程的蓄水位越高，淹没损失就越大。但出人意料的是，重庆市委书记肖秧，一九八四年竟向中共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将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五十米抬高到一百八十米，活脱是一出现代苦肉计。

为此，中共中央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李鹏，带领一批“专家”到重庆考察。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曾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诗句；而李鹏，这位留学苏联归来的“水电专家”，在考察后向中共中央撰写的报告中认定：三峡坝址处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距离三峡坝址六百多公里之外的重庆朝天门码头处的水位，也是海拔一百八十米。因此，长度超过六百多公里的三峡水库，是一个没有水力坡度的平湖。从中央到地方，从专家到普通百姓，都相信这个“无中生有”的高峡平湖。如果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是由于迷信“圣人出，黄河清”，以致忽视泥沙淤积的问题；那么长江三峡工程的失败，便是由于执意实现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而忽视了水从高处向低处流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三峡工程 福兮祸兮？

中国古代兵法策略三十六计，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决策过程中，竟得到充份利用。反观过去发生于中华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关于三十六计运用的实例，不少只是凑数而已；而三峡工程，能在短暂几十年间，将三十六计悉数用上，实非易事。笔者好事，将其事记录在此。

一九九三年笔者发表《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一书，指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以及工程决策程式的错误。其实早在一九八四年，中共国务院便已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建设，因此一九八六年才开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根本是欲擒先纵。

同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不是论证三峡工程是否可行，是否应该上马；而是论证三峡水库的蓄水位高度，是一次建成、还是分几次建设。更有甚者，许多具体工程技术资料，也是在可行性论证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比如：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三峡船闸的年通过力等等。其实，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任务，就只是为政治家的决策作注释而已。

而一九八九年结束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关于三峡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影响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为了避免和决策层的正面冲突，科学家在可行性论证之后添了一句：许多不利影响可以通过人工措施加以限制。

一九九一年，中共国务院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以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大纲未经批准为由，否定了对生态环境影响弊大于利的结论，重新组织第二个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报告。数月后，以方子云为首的生态环境二组，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让上级满意的结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从弊大于利，到利大于弊，这不是“偷梁换柱”，又是什么？三十六计全本上演综观中国三峡工程几十年历史，绝不仅仅只是几出摺子戏，而是三十六计，全本上演。至一九九五年，笔者已经收录近二十条计谋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的运用，比如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擒贼擒王、趁火打劫等等。但还有十多条计谋没有记录，比如假道伐虢、关门捉贼、打草惊蛇等等，当时也曾产生一个主意，用其他相似的计谋来替代，如田忌赛马、按图索骥、大题小做、避实就虚，凑足三十六实数，但总觉不是十分理想，所以也就拖了下来。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今终于有了结果。

本书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相信有更多的人，会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三峡工程决策的过程，或者从三十六计的深层含义出发，找出更适切的案例、作出更加深入的分析。笔者将按照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建设、运用的发展历史，将三十六计的应用穿插在这一过程之中，而不是按照一般研究三十六计的书那样，按照计谋的分类和次序来写。

三峡工程36计(一)

作者﹕王维洛博士

1、瞒天过海：低坝方案，请君上船

“瞒天过海”，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一计。

原文：“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拍板决策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向毛泽东提出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议。毛泽东本来是竭力支持以建设大坝和水库来治理中国河流的想法，但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使毛泽东火冒三丈，以致对大坝工程的热情骤然大减，便以战备为由，拒绝修建三峡工程的建议。

但是到了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却欣然接受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做出莫名其妙的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从此，中国基本建设开始执行毛泽东在建设中随时修改设计的方针，并给中国留下了无穷的祸害。直至目前为止，中国的党史专家们，对毛泽东这个指示的本意，还不能做出解释。

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峰按照毛泽东生前的安排接班，华有一个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建设十个大庆、以及十个鞍钢……，同时也包括了三峡工程，而当时提到的三峡工程，还是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批准的正常蓄水位二百米的方案（比较方案一百九十五米和一百九十米）。但如今，中共面对三峡工程历史，从来不提华国峰，因为华国峰下台原因之一，就恰恰是这个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

华国峰在权力斗争中失势，邓小平又回到了权力的中心，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谁也不否认，这位总设计师是掌握实权的“天子”。一九八○年六月底，邓小平在女儿的陪同下，经西安、成都，回四川老家省亲，而实际上，邓小平此次出访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亲自到长江三峡地区看一看，为三峡工程决策拍板做个“调查研究”。

七月十一日，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三十二号”轮船，沿水路出川，陪同的人员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水利委员会（当时称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庭琤、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注1）。

在轮船上，邓小平主要听取魏庭琤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魏庭琤在汇报中极力夸大建设三峡工程的效益：在防洪上，能保护中下游地区免遭灭顶之灾；在发电方面，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发电站，年发电量一千一百亿度，相当中国年发电量的一半；在航运方面，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有利于南水北调，解决北京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并且促进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等等。

其实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和区域发展几个目标，定义不准确，诸多目标之间根本是相互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注2）。

邓小平的老家是四川，三峡工程造成四川省移民过多，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为此，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整了他们的策略，不再坚持两百米方案，而是采取分几步走的方法，首先争取中央最主要领导人做出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决策，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提高正常蓄水位和大坝坝顶高程。他们提出了一个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移民人数不超过五十万（需要实际移民三十三万，有些县城因为大部分被淹没，要求全部搬迁，移民总数可能达到四十至五十万（注3））且主要淹没区域在湖北省，而不是四川省。为保险起见，甚至还做了预备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二十八米，坝顶高程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基本上不淹四川省。

于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对三峡工程进行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至此，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

注1：参见张爱茹、刘金田《邓小平视察纪实1957-1994》，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二○○二年，第三五一至四○四页。
注2：参见王维洛《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
注3：参见李锐《关于三峡工程的六个问题》。

三峡工程36计(二)

作者﹕王维洛博士

瞒天过海 请君上船

其实，这一百五十米的低坝方案，根本是个骗人的方案。

虽然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一百五十米，但是大坝坝顶高程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最高蓄水位可达到海拔一百七十三米（还有二米是用于风浪保险）。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按照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三米的能力计算，而在计算移民人数时，则是按照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计算。那么，当水库发挥防洪效益，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三米时，许多没有被计算为三峡工程移民、没有搬迁的居民该怎么办？长江水利委员会认为，这些居民可以跑到更高的山坡上去，即所谓的“跑洪”，等洪水过后，再回到被洪水淹没过的家中。

此外，正常蓄水海拔一百五十米，移民五十万人，也是骗人之说。二○○六年十月，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一百五十六米，只比海拔一百五十米高出六米，但三峡工程为这个蓄水高度，足足搬迁了一百二十三万人。

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夸大三峡工程的效益，以所谓一百五十米低坝方案，瞒天过海，促使决策者下最后决心，为三峡工程建设开绿灯。根据《永乐大典薛仁贵征辽事略》记载，西元六四三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率兵三十万征伐辽东，出征之前，房玄龄等大臣极力劝阻。部队进发至海边，李世民眺望一望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心想渡海十分困难，后悔出征之前未听从房玄龄等的忠告。随行众将领担心李世民改变主意，班师回朝，便聚集想办法。大将薛仁贵想出一计：把唐太宗引进入海边一座彩色营帐，请李世民入座饮酒，同时让文武百官前来敬酒。唐太宗沉浸在美酒和赞美的欢乐之中，忘记渡海困难的忧愁。突然唐太宗听闻帐外有波涛汹涌之声，手中的酒杯也倾斜了，便急忙揭开帐幕向外张望，这才发现，自己正与部队一起乘船渡海，而且马上就要抵达辽东。原来薛仁贵担心太宗因大海阻隔而放弃东征，便将唐太宗骗上由船只改装的营帐，让其饮酒作乐，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与部队一起渡海。故此计称为“瞒天过海”。

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运用瞒天过海之计，不在薛仁贵之下。一九九二年，中共全国人大批准的三峡工程方案，正常蓄水位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坝顶标高海拔一百八十五米，早已经不是邓小平所支持的低坝方案。现今中国媒体将邓小平于一九八二年所讲的话：“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改成了“（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删去了“我赞成搞低坝方案”这一句话，为的就是掩盖邓小平在一百五十米低坝方案上上当受骗，轻率做出错误决策的事实。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对邓小平有如下评价：邓小平晚年办了两件错事，一是六四，另一便是长江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36计(三)

作者﹕王维洛博士

2、苦肉计：肖秧请淹，加官晋爵

“苦肉计”，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三十四计，败战计其中之一。原文为：“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快速上马

一九八○年七月底，邓小平视察三峡工程时，陪同考察的四川省省长鲁大东和万州地委负责人，都向邓小平反映了四川省委、省政府以及万州地委对三峡工程的忧虑。之后，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一百五十米方案，表示只淹四川省万州部份地区，不淹涪陵，也不淹重庆，顾及了四川省的反对意见，以致四川省也不好再多说什么。至此，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一九八二年底，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

一九八三年三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当时称长江流域办公室）完成《三峡水利枢纽一百五十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于四月五日上报国家计委和水电部。五月三日至十三日，由国家计委主持，在北京召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报告审查会议。审查会认为：长办提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并建议国务院批准。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中共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田纪云、胡启立、郝建秀、方毅、张劲夫、王任重、谷牧等中央领导人及各部委负责人出席。会议讨论了水电部提出的“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同时决定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顶高程一百七十五米方案，并准备立即施工，争取于一九八六年正式开工。会议还决定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担任组长。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原则批准了三峡水利枢纽一百五十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要求立即进行部份施工准备工作。中共中央指示：三峡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顶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设计。会议建议，成立三峡经济特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中共国务院（八四国函字第五十七号）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决定在初步设计和工程概算未批准前，一九八四、一九八五两年先进行部份施工前期准备工作，为争取一九八六年主体工程开工创造条件。

建坝淹城一九八四年九月，当时还下属于四川省的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以重庆市委与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共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五十米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理由只有一个，一百五十米方案不能保证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

兴建三峡大坝，与重庆市有直接关系的，如：航运、港口、洪水淹没、生态环境改变、水污染和移民等等。纵观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为了改善航运条件，在黄金航道上建设高坝；更没有在拥有几百万居民的大都市下游，建设高坝的先例。
瑞士环保组织“伯尼尔宣言”，曾假设在莱茵河瑞士和德国交界处建“三峡大坝”，结果是：水库将淹没苏黎世和首都伯尼尔；而如果在罗纳河瑞士和法国交界处建三峡大坝，则将淹没日内瓦。此外，虽然从地貌和地质条件来说，德国莱茵河上的圣高瓦峡谷处（传说中的莱茵河女妖所在地）十分适合建设高坝，但那将把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给淹了。

“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为一九五八年三峡工程规划提出的工程目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长江流域规划中关于三峡工程的航运效益，论述如下：“长江干流向来是我国水运中心，彻底改善此水运大动脉的关键问题是：三峡水利枢纽的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不仅可以完全消灭三峡天险，使重庆以下河道变成平湖，而且由于三峡水库对荆江水量的调节，稳定汛期河槽，利于刷新河床，增加水库下游尤其是荆江河段的枯水水深，若再结合少量浚深工程，即可保持七─八米的水深，使重庆以下终年可通航万吨江轮。如果三峡以上继续增建其他水库，当保证枯水季节下泄水量超过一万一千立方米／秒，可保持九米航深，终年通行万吨海轮！至于汉口以下河道改善，将以三峡枢纽为主创造条件，稍加整理，就可达到统一标准。”

邓小平当年出川前往法国留学，由于航运条件不好，中途不得不弃水路，而走旱路，因此终年通行万吨海轮的目标，对邓小平于一九八二年为三峡工程开绿灯，存在重要影响。

万吨轮船直达重庆？

二○○六年一月，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于上海举办“长江黄金水道开发与洋山保税港区功能”会议上，批评南京长江大桥阻碍重庆发展，使万吨轮船不能从上海直达重庆，应考虑将其拆除。而参加会议的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则予以反驳。蒋裕德指出，把长江上的几座老桥拆掉，实际上恐怕很难做到。现在南京长江大桥净空为二十四米，万吨轮船没法通过大桥开往中上游，这就使得南京港吞吐量大增。蒋裕德还说，南京长江大桥再用五十年也没有问题。

此事于网上公布之后，线民讨论热烈，有支持炸桥的，也有反对炸桥的。其实，即便把长江上所有碍航的大桥全部炸毁，在三峡工程全部建设完毕之后，万吨轮船还是不能直达重庆。原因有二：第一，航道水深不足；第二，万吨轮船无法通过三峡五级船闸和葛洲坝船闸。

要保证上海至重庆的长江航道终年通行万吨轮船，三峡水库枯水季节的下泄水量必须超过一万一千立方米／秒，以增加大坝下游尤其是荆江河段的枯水水深；但规划的三峡水库枯水季节的下泄水量只有五千立方米／秒，根本不能保证荆江河段的航道水深。三峡工程五级船闸每级闸室的船只最大吃水深仅为三点五米，而万吨轮船要求的水深为九米，如何能让万吨轮船通过三峡大坝？况且，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五十米，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对重庆的弊端是非常之多，后果也非常严重。

增加重庆洪水危害

在建设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之前，宜昌至重庆的长江河段，处于自然河流状态，重庆实测最高水位为海拔一百九十二点八米，最低水位为海拔一百五十九点五米，最大水位变化幅度为三十三点三米，常年平均水位为海拔一百六十五点七米，所以当年在建设重庆火车站时，铁路路轨的标高选在海拔一百九十六米，高于最高洪水位。

一九八一年，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沱江、嘉陵江发生特大洪水，洪水之大，为历史所罕见。寸滩的洪峰流量达八万五千七百立方米／秒，为二十世纪最大洪水。宜昌站洪峰流量达七万两千立方米／秒。一九八一年，重庆最高洪水位达海拔一百九十四点三米（注：朝天门码头的洪水位记载为一百九十三点七米。），比一九八一年前的实测最高洪水一百九十二点八米，高出一点五米，距离重庆火车站一百九十六米高程，只剩一点七米，重庆多处城区被淹。

一九八一年的洪水造成四川省十四个地市的一百一十九个县遭淹没，受灾人口达一千五百八十四万人。肖秧请求中央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如此，三峡大坝处的自然水位被人为地壅高了约一百二十米，那么，如果出现类似一九八一年的洪水，重庆的最高洪水位还能保持在海拔一百九十四点三米吗？

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出现的长江洪水，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洪水痕迹推算出来的史上最大洪水。一八六○年洪水受灾地区为屏山、丰都、万县、云阳、巫山、巴东、秭归（以上均在三峡大坝坝址上游）、宜昌、宜都、公安和洞庭湖区。一八七○年，洪水使三峡大坝坝址上游的合川“大水入城深四丈余”，丰都“全城淹没无存，水高于城数丈”。根据洪水痕迹计算，一八七○年重庆的最高洪水位为海拔一百九十九点○四米。如果在这“水高出城数丈”的大洪水上，再叠加三峡大坝壅水，那么灾情更是火上加油。

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对水库大坝工程的防洪效益，持批判观点。黄万里教授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一文中写道：“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泛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黄万里教授指出：三峡大坝修成之后，将使来自金沙江与四川盆地河槽中的砾卵石和部份泥沙，在重庆沉积下来，形成水下堆石坝，堵塞重庆港，其壅水将淹没合川、江津等城镇（合川、江津为重庆上游的城镇），殃成数十万人淹毙的惨剧，故而此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教授更以一九八三年七月，湖北省丹江口水库上游安康洪水惨案为例，说明三峡大坝对上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的问题。

王小宁（注：北京网路作家，一九五一年生，因在电子邮件中推动多党政治，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于〈西南中国的悲哀〉一文中指出，“一千多公里川江河道狭窄，对洪水下泄极为不利。对洪水下泄更为不利是从三峡到重庆的六百多公里川江上，还有多处峡口。这些峡口宽度只有二百至四百米，仅为正常江面宽度的几分之一，两岸高度在水面三百至四百米以上，坡度为七十度以上，有些地方干脆就是直上直下。峡口就像瓶颈一样，更加严重地阻碍洪水下泄。这些是四川地区洪涝灾害频繁的根本原因。大水遇峡口水流下泄受阻，就会出现壅水现象，水位急剧上涨。水位一直要涨到峡口上下有一个很大的水位差，从而使水流流速明显加快，过水截面积明显加大，来水量与下泄水量相等后才会停止上涨。每一个峡口都会使其上游水位明显壅高。从三峡到重庆一共有六百多公里长，共有包括三峡的三个峡口在内的著名峡口十三个。汛期大水，十三处峡口造成的壅水现象，使川江就像出现了十三级台阶一样。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壅水是以下游的水位为基点抬高的。”

根据历史洪水痕迹推测，一八七○年重庆最高洪水位为一百九十九点○四米。一九八一年实际测量的最高洪水位为海拔一百九十四点三米；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重庆的城市建设都控制在海拔二百米以上，均高于历史最高洪水。自然状态下的重庆防洪标准在百年一遇之上。所以重庆曾经是中国沿江大城市中防洪标准最高的。

但是，建设三峡工程之后，重庆的防洪标准是增高了、还是降低了？中共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没有公布任何资料。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金沙江溪洛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在新闻报导中，无意间透露出建设三峡工程之后，重庆市的防洪标准仅为二十年一遇。三峡工程的建设（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使得重庆市的防洪标准，从过去的百年一遇下降为二十年一遇，此一事实便说明，三峡工程的建设，加大了重庆的洪水威胁。

增加重庆港区泥沙淤积

从航运来说，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对重庆港口最为不利，因为此时，三峡水库库尾的回水区正好位于重庆港口区，而水库库尾的回水区，正是泥沙淤积最为严重的地区。

来看看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做的重庆段，从青草背到剪刀峡模拟模型的结果：航道：回水变动区航道大部份得到改善，使用三十年内，万吨船队可直达重庆的朝天门和九龙坡；使用五十年左右，青岩子、九龙坡和金沙碛等河段发生河型转化，每当枯水年水库消落期，上述三个河段发生不同程度的碍航（航深小于三米属碍
航），碍航时间从十几天到二个月左右（万吨船队只能在十一月至次年的三、四月通航五、六个月)。

港口：除重庆港区佛耳岩、长寿港未出现淤积边滩外，其余厂矿专用码头和地方码头淤积较多，其中九龙坡码头等，二十九年淤积边滩约一百米，第四十九年码头边滩最宽达两百米，码头作业感到困难。嘉陵江临江码头前沿边滩达三百余米（第四十九年），一至三号码头作业困难。到第七十六年年初，金家滩、临江门和千厮门一带都淤成宽大的边滩，嘉陵江一至三号客运码头难以作业。

由此可见，在水库运行开始的二十年，重庆港的淤积尚不十分明显，但之后港区淤积日趋严重，港口被淤死，以致多数码头难以作业。那么，当码头前沿出现三百余米宽的沙滩时，这个码头还能生存下去吗？

北京水科院也曾对一九五四年大洪水蓄洪至一百七十五米作过泥沙模型试验，试验结果显示：重庆最大码头“九龙坡河段原主河槽基本被淤死，经两年冲刷还未完全冲开，对航行条件不利”；“嘉陵江口的朝天门码头沿线出现严重淤积状况，难于航行”。结果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结果基本一致。

重庆的码头被淤之后怎么办？模型的试验没能提出什么好的方案，来治理这些泥沙淤积。而在国务院的报告里却说，论证中重点对重庆市的影响，认为采取综合措施后可以满足航运的要求。这里的综合措施包括了航道疏浚，大规模的港口整治，挖掘泥沙和改变水库的调度方式。不说这笔费用是否算到三峡工程的帐上，就是对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在未加分析的情况下，就得出了可以满足航运要求的结论，是极不科学的。

就拿改变水库的调度方式来说，水库的运行方式一变，其他方面也都要变。具体地说，从减少重庆港和航道的淤积的角度来改变水库的调度方式，就是要在汛期末推迟蓄水。在自然的情况下，川江每年汛期末都有一个走沙期，这时的水流含沙较少，流量又较大，能冲走一些在汛期中淤积的泥沙。但建了水库之后，水流变慢，加上又要在走沙期开始蓄水，使得走沙期被压缩或取消，不利于冲走淤积物，而造成部份航道碍航，重庆港口淤积。

如果推迟汛期末的蓄水，有利于将一些淤积物冲走，避免或减轻航道和重庆港口的淤积。但是如果把三峡水库的蓄水期从每年的十月初推迟到十一月初，可能会对减轻航道和重庆港口的淤积有帮助，但如此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三峡工程36计(四)

作者﹕王维洛博士

第一，最直观的就是，万吨船队的通航时间将从每年的五、六个月，减少到四、五个月；第二，如果再仔细研究一番，这个方案可能会使万吨船队直抵重庆的目标，化为乌有。每年十一月份，宜昌站的月平均径流量只有二百六十三亿立方米，除去要向下游提供必要的流量，已经不可能再有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的水供水库存储用了，这样水位就到不了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也保证不了万吨船队到达重庆的航运需要。

推迟蓄水，就会影响发电，也会影响对下游流量的补给。这个方法在目标不改的情况下，无法接受。剩下的只有工程整治一条措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钱便往下投就是了，淤多少，挖多少，反正这笔钱，不会算到三峡工程的投资上去。美国加利福尼亚贝克莱大学地质教授利奥帕德撰文说，长江三峡是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这里进行的是一项未被证明能够获得成功的实验。

破坏重庆市原有排水系统，增加甲烷爆炸威胁。在日常生活中，将用过的水排入城市排水管道中，然后又排入天然河流，是极为普通之事，重庆市的废水，都排入长江。那么，当长江在重庆处的水位抬高十几米，重庆市的排水口都将被淹没在长江水位之下，重庆市的排水受淹堵，排水不畅，这样排水管道中将充满沼气，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因此，重庆水位的抬升，将迫使重庆必须改建全市的排水道系统。城市更新，城市改建，这些项目对一个城市尚能承担，但要迫使一个老城市改建全部的排水道系统，将在财政上难以负荷。

二○○七年夏，暴雨袭击重庆市。此时，重庆市排水道系统的出水口水位，受三峡水库蓄水影响而抬高，造成排水管道的实际水力坡度减少，排水系统能力大为缩减，致使重庆市区许多建筑被淹，马路被阻。增加重庆库区水污染 影响周围地区饮用水供应三峡大坝建设之前，长江水的流速比较大，河流自然净化的能力非常强，而三峡工程的兴建，使水的流速降低，自然净化污水的能力也就降低，增加重庆库区的水污染，影响周围地区的饮用水供应。

一九九二年，于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三峡工程方案之时，四川省程贻举、杨东乔等三十二位代表，联名向大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请求专题研究和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经济和环境影响”议案。当时重庆市并未提升为中央直辖市，行政上还属于四川省领导，四川省人大代表团中包括来自重庆市的代表。

三十二位代表在议案中指出：“三峡工程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重庆港处于水库回水变动区，三峡工程的建设与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有密切关系，但究竟影响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大，以前从未进行过系统的专题研究。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座大型水库是在一座特大型城市的边上，国内外都没有经验可借鉴。尽管十多年来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环境评价、模型试验，提出了一系列的报告，在报告的一些地方也涉及到重庆问题。但我们认为，研究尚不深入、不全面，有些不利影响还估计不足，对策措施上还嫌笼统，不够有力。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稍有失误，给重庆市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后患。”

同样，重庆大学和四川科技大学，也对三峡水库对重庆市的淹没影响作过研究，得出了和三峡工程论证不同的结论。可见，直到一九九二年，四川省人大代表，针对重庆市委书记肖秧以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央政府要求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五十米增加到海拔一百八十米是一直持反对意见的，原因很简单，加高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对重庆市危害很大。李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后，给中央写信，要求尽早为重庆准备后事。

为此，钱正英专门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到四川省代表团做工作，作解释，钱正英担保在建设三峡大坝之后，百年洪水不会影响重庆市。她说，中共中央政府同意在批准三峡工程议案之后，对重庆市的淹没影响再做研究，也会邀请重庆大学和四川科技大学参加。希望四川省的代表们和中央保持一致，支援三峡工程的建设。四川省人大代表不相信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会欺骗他们；但是三峡水库蓄水后的事实证明，正是钱正英欺骗了他们。

原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厅长、政协副主席张广钦曾就三峡工程多次向中央上书，他以从事水利电力几十年的经验指出：有人说要保下游一千万人口，但三峡修好解决不了武汉一盆水问题，也解决不了荆江分洪问题，且目前对上游危害也考虑得不够。长江主河流中段建大坝不可取，鲧治水的老路──堵的办法，是效法不得的。

现代苦肉计

三国演义中周瑜火烧赤壁是最精采的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战例。赤壁大战中东吴老将黄盖上演一场苦肉计，让曹操上当，功不可没。周瑜打黄盖，一个要打，一个愿挨。板子打在黄盖的屁股上，后来黄盖立功，加官晋爵，也是奖赏分明。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也上演了一场苦肉计，后来也从重庆市市委书记升到四川省省长。只是肖秧的苦肉计和黄盖的苦肉计有一点不同，周瑜打黄盖，黄盖被打得皮开肉绽。而肖秧的苦肉计中，吃苦的不是肖秧，而是重庆市的居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这就是现代和古代苦肉计之区别。

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肖秧虽然当上了四川省省长，但是在接下来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罕有的几名尽管通过差额选举，却被淘汰的候选人，致使心情不畅，忧郁得病。纵然李鹏后来又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官衔送给他，但是也未能阻止肖秧早逝的命运。

三峡工程36计(五)

作者﹕王维洛博士

3、 无中生有：高峡平湖，几代错误

“无中生有”，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七计。原文为：“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

向中国大河宣战

一九八四年，李鹏担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把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作为历史赋予的重任。

中国皇帝，多喜欢治水。也许是受大禹、隋炀帝、或者是康熙、乾隆爷的影响，认为治水能名垂青史，毛泽东在入主北京之后，便先后向中国的几条大河宣战。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至二十二日，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至南京，视察长江，在“长江舰”上听取林一山（注：林一山，中国著名水利学者。为三峡水电站主要支持者，并参与葛洲坝等一系列水电站设计工程。）关于长江问题的汇报。讨论防洪问题时，毛泽东问：“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因之，以三峡大坝卡住长江洪水，毕千功于一役，便是出自毛泽东的主意。（注：虽然孙中山、美国工程师萨凡奇等，在毛泽东之前都提出过在三峡建坝的建议，但是建坝的目标完全不一样。孙中山的建议是为了改善航道，其次发电；萨凡奇提议建设三峡大坝，主要是发电，用于生产化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苏联专家，帮助编制长江流域、以及三峡大坝工程的规划与设计。然而，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在大坝选址以及水库蓄水位等问题上，发生分歧，针对蓄水位高度，苏联专家提出海拔二百六十五米，而林一山则提出海拔二百三十五米的规划。

为何中苏专家在方案上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得从水库的功能谈起。在河道上建造挡水坝，形成蓄集水的空间，便是水库。水库其中一个功能为调节河流的径流，集中落差，以满足发电或供水等需要。用三峡水库防长江洪水，是毛泽东的主意。
水库蓄水位越高，集中的落差越大，对发电越有利；但此时对于防洪最为不利，因为水库防洪库容接近零，防洪的效益最差。同时蓄水位越高，水库淹没的地区越大，淹没损失越大，移民越多。水库大坝的最主要技术资料有大坝顶高，水库最高蓄水位，最低蓄水位，水库总库容，死库容，有效库容。最低蓄水位之下的为死库容，是不能调节的库容，只为保证发电机组所需要的最小落差用。最低蓄水位和最高蓄水位之间的库容为有效库容。有效库容又分成：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

那么检验水库功能的重要技术资料，就是：水库总库容、和坝址处多年平均径流量的比例，以及有效库容和多年平均径流量的比例，比例值越大，水库调节径流的能力越大。比如：世界著名的阿斯旺大坝的总库容为一千六百八十九亿立方米，其中死库容三百一十亿立方米，有效库容一千三百七十九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九百○九亿立方米，总库容和多年平均径流量的比值为一点八六比一点○，有效库容和多年平均径流量的比值为一点五二比一点○。坝址千年一遇洪水总量为一千三百四十亿立方米，有效库容一千三百七十九亿立方米，有效库容大于千年一遇洪水总量。

苏联专家提出蓄水位海拔二百六十五米，主要是从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工程目标出发，在三峡把长江洪水卡住，防千年一遇的洪水；但却不考虑重庆市是否被淹，也不考虑淹没的损失。林一山则是牺牲一部份防洪和发电效益，来保证重庆市市中心不被水库淹没（重庆市市中心的高程在海拔二百四十米），但重庆市其他城区，仍然得被淹没。

毛泽东泳后抒怀

一九五六年六月，毛泽东在武汉长江泳后，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出自浪漫的描写，竟成为几十年来兴建三峡工程的最主要依据。

一九五九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后经中共国务院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其中〈为什么必须以三峡为主体进行流域规划呢〉一节中写道：“这几句话，概要地说明了这一伟大河流上主体工程的前景。这是因为三峡枢纽在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等主要的综合利用方面是指标优越和对全江有显著影响的工程。”他们解释：“更立西江石壁”说的是发电，“截断巫山云雨”指的是防洪，而“高峡出平湖”为的是航运。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对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做出了决定：海拔二百米。这是周恩来的决定，他既不同意苏联专家，也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蓄水位远远低于中苏专家的建议。那么周恩来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什么？就是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最高一台阶的高程。这样，重庆市市中心不被水库淹没，重庆市其他城区也不被淹没。

朝天门码头最高一台阶的高程海拔二百米，三峡水库的蓄水位海拔二百米。朝天门码头到三峡坝址的距离为六百多公里，水准如镜，没有水位差，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梦幻的“高峡出平湖”。从此，重庆市和三峡地区的一切基本建设都控制在海拔二百米之上（一九七一年，中共中央决定葛洲坝工程上马之后，重庆市和三峡地区海拔二百米的基本建设控制线便不存在，因为当时决定，上了葛洲坝工程后，就不再建设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36计(六)

作者﹕王维洛博士

蓄水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三峡工程做了三个不同蓄水方案比较，海拔二百米、海拔一百九十五米和海拔一百九十米。比较的结果是：一百九十五米方案的防洪和发电效益都不能满足要求，而经济效益也不如二百米方案。一百九十米方案则比一百九十五米方案还要差。笔者于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阅读了五十年代关于此三个方案的比较，发现那时的科技工作者，远比文化大革命后的要诚实许多。其实从当时三个方案比较的结果，便可以看出邓小平所赞成的一百五十米方案，是一个骗人的方案。就是现在批准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也同样是骗人方案。林一山在一九九二年听到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方案时，相信最后的三峡工程会回到二百米方案（注：参见卢跃刚〈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中国作家》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毛泽东建三峡水库，欲毕千功于一役，用三峡大坝卡住长江洪水，苏联专家的二百六十五米方案是用一个军的兵力，林一山的二百三十五米方案是用一个师，二百米方案则是用一个团，现在批准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是用一个营，邓小平所赞成的一百五十米方案只用一个连，一百二十八米的预备方案只需一个排。似乎不管三峡水库蓄水位多高，防洪库容多大，都能保护下游地区免受灭顶之灾。

李鹏担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带领李伯宁、陆佑楣等，到重庆和三峡地区考察。回来之后，向中共国务院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将三峡水库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如此可以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洪水，发电转机增至一千八百万千瓦，当发电量增加到九百多亿千瓦时，重庆以下川江条件大为改善。其不利条件是淹没面积增加一倍，移民总数增加二倍。

为什么把蓄水位定在海拔一百八十米呢？李鹏写道：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重庆的主要建设项目都安排在一百八十米以上；“一百五十米方案”涪陵基本不淹，“一百八十米方案”淹没约三分之二；“一百五十米方案”万县将淹掉百分之五十，“一百八十米方案”淹掉百分之八十；万县以下县城，“一百五十米方案”已几乎全部被淹。淹没的实际损失，并不与淹没区的扩大成比例增加。李鹏还是坚持“高峡出平湖”的观点，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三峡水库库尾处重庆的水位也保持在海拔一百八十米。李鹏向中央提出将三峡水库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最主要的理由是：重庆市党委和重庆市政府本身有这样的要求。

“高峡出平湖”？

在宣传三峡工程的电视片中，人们常常看到电脑类比模型，六百多公里长的三峡水库水位上升，直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处停住，形成一个高峡中的“平湖”。“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多高，三峡水库库尾处的水位也多高”，三峡水库是个没有水力坡度的平湖，这个观点贯穿在三峡工程的淹没计算和移民安置计划之中，也贯穿在三峡水库周边地区的一切基础设施建设之中。

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批准了三峡工程。之后在风景秀丽的长江三峡地区，出现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红色警告线，这就是三峡大坝工程的移民迁移线。这条延伸在长江两岸的红线共有一千多公里长。三峡地区的居民，到底搬迁还是不搬迁，就由这条红线说了算。居住在这条红线以下的人们，必须为三峡工程、为“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在限制的时间内迁家挪坟。三峡工程公布的移民一百一十三万人，就是以这条红线确定的。

这根红线是依据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资料所绘制的。原全国政协委员陆钦侃先生，给笔者寄来以下这张表：当长江流量在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三峡水库蓄水于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时，大坝上游三峡水库各地的水位为：

（博大出版社提供）

三峡工程36计(七)

作者﹕王维洛博士

违逆水性

“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多高，三峡水库库尾处的水位也多高”这个理论，完全是“无中生有”，既没有先人的经验证明，也没有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持。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李鹏认为，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三峡水库库尾处重庆的水位，仍然是海拔一百八十米；但两地的距离有六百多公里，两地水位一样高，这水怎么流？

中国的圣人孟子，对水往低处流的道理，有十分精采的论述：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运动，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是这样。”

不读圣贤书，构成了知识的最大缺陷，也是陷入迷途，常犯错误的原因。重庆水位六百多公里之外的三峡坝址处一样高，水不往低处流，不就正是违反了自然规律？

用现代科学理论解释：世界上任何物质的移动，都要消耗能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就是把位能转变为动能、热能的过程，水流运动要消耗能量。水在任何一点的能量，是由其动能和位能所组成的，动能表现在水流速度上，位能表现在其高度上，在水库沿程取任何一点为Ａ点，在一点的上游取一点为Ｂ点，如果水流速度在Ａ、Ｂ两点相等，那么，Ｂ点和Ａ点之间的位能差（高度差），就是水滴从Ｂ点运动到Ａ点所消耗的能量。

计算库区沿程水位的高低，由于库区沿程各断面水力因素（如断面、水力半径、流速等）变化复杂，难以用简单的函数关系表示，则对其采用分段积分求和的方法，即应用伯努利方程逐段计算。

从伯努利方程中可以看出，只要水在流，有流速，有流量，坡降平均值就不可能为零。如果两个断面的流速相等，只要坡降平均值不为零，在Ｂ处的水位就要比在Ａ处高。如果Ｂ点水位和Ａ点水位相等，Ｂ点的水位和Ａ点之间就没有水流存在。如果Ｂ点和Ａ点之间没有水流存在，三峡水库又依靠什么发电？

三峡工程36计(八)

作者﹕王维洛博士

三峡水库长六百余公里，水力坡降平均值不可能为零，所以，三峡水库库尾处重庆的水位，就必然要比三峡大坝处的水位高，两处的水位绝不可能是像李鹏所说的那样是一般高低。

一九九八年长江发生洪水时，曾陪随李鹏考察重庆的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对媒体说：“要是有了三峡工程，何愁长江洪水逞凶狂。”笔者曾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北明（注：北明，自由撰稿人。目前为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专题节目主持人。八九民运期间，与包遵信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参与了天安门广场重要报纸《新闻快讯》的编辑和采访工作。八九年以后入狱、逃亡。一九九三年流亡美国后，曾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大路》杂志做助理编辑并任《新闻自由导报》专栏作家。）采访时，谈及三峡水库防洪作用和淹没问题：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万分之○点七来平均水力坡度，计算三峡水库淹没，当三峡水库利用其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发挥防洪效益，蓄水位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时，则三峡水库末端的重庆市（距大坝坝址六百余公里处）的淹没水位，并不是如李鹏所说的：坝址处水位多高，重庆市水位就有多高。

万分之○点七来的水力坡度，相当于一千米距离升高七厘米，一百公里距离升高七米。如此：六百公里乘以万分之○点七，再加一百七十五米，等于

二百一十七米。海拔二百一十七米，超过周恩来一九五八年定的重庆朝天门码头最高一级台阶的高程！

重庆部份城区被淹，进出重庆的火车线被淹（重庆火车站高程海拔一百九十六米），进出重庆新修的高速公路被淹，用防护堤保护的涪陵旧城中心被淹，万州几乎全部被淹，开县和兴山线）用防护堤保护的城区被淹，石宝寨被淹，重新搬建后的张飞庙被淹，新建的三峡移民新居被淹……

北明的采访在《华夏文摘》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第三百八十八期发表之后，一位名叫伊文的读者，给《华夏文摘》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也发表在《华夏文摘》上（《华夏文摘》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日第三百八十九期）：到这里我真的怀疑这位王水利专家（编者：指本书作者王维洛博士）的水准，怎么竟会把重庆的水位给算错了。照他这么一算，重庆的水位就变成了两百一十七米，那么重庆真的被淹得差不多了。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只要稍有流体力学或者水力学基础的人都知道，水库基本是没有比降的，也就是说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库尾及其上游才有比降。

从伊文的来信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资讯：如果水库的水面不是平的，不是高峡出平湖，那么这个错误就大了。“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

高峡出斜湖

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前，长江水利委员会发表了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一百三十五米时，大坝上游三峡水库各地的水位：当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一百三十五米时，库区二十年一遇（七万两千三百立方米／秒）的来水设计回水水面线为：

博大出版社

根据这个资料，三峡坝址处的水位海拔一百三十五米，距离距三峡大坝坝址四百九十三点九公里的涪陵李渡镇，水位并非海拔一百三十五米，而是一百六十九点四，水位上升三十四点四米，约五百公里的距离，上升三十五米，平均每一百公里上升七米。

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此时形成的三峡水库不是平湖，而是一个有水力坡度的斜湖。长江水文局在蓄水的头几天，在网际网路上公开发表三峡水库一些水文站的实测水位，但几天之后，就不再继续发表水位资料。

三峡工程36计(九)

作者﹕王维洛博士

无中生有

二○○六年十月，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一百五十六米，为了达到这个蓄水位，三峡工程一共搬迁了一百二十三万移民，而批准的三峡工程计划为：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移民一百一十三万人。二○○六年八月起，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调查海拔一百七十七米以上需要搬迁的移民，包括已经安置的三峡移民。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此发表看法：“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当初的科学论证做得不够完善，使得现在三峡大坝建好后，才发现有些地段淹没的水位比原先预计的要高出许多，使一些已经建好的新移民点，现在又得搬迁，造成资金的重复浪费。（注：参见《新闻晨报》〈三峡工程又爆贪腐黑洞：展露冰山一角〉，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南方日报记者赵世龙，于〈高峡蓄水出斜湖〉一文中写道：“这个问题的成立，那现在划的一百七十七米蓄水移民红线的做法，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没有计入移民迁建的城镇村舍都要重新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还是由国外的学者公开提出来的，可惜一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蓄水成库后的事实，已证明没有水力坡度的说法的错误。……在万州，蓄水移民线被大大往上提了。这说明，在三峡工程上马前，相关论证工作做得远远不够，或者说根本就在排斥反对意见，这又从另一层面说明民主的制度与尊重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而二○○三年六月以来，三峡水库蓄水的实践，恰恰证明：高峡出平湖，根本是无中生有。“水无有不下”本是自然规律，但是毛泽东的一句诗句，一根三峡移民淹没红线，让十几亿中国人都相信这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高峡平湖”。

即便到了二○○六年十月，三峡水库坝址的水位上升到海拔一百五十六米，库水淹没了已经安置在红线以上的移民住房时，还有人相信，当三峡水库坝址的水位上升到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时，会出现一个真正的“高峡平湖”。

三峡工程36计(十)

作者﹕王维洛博士

4 调虎离山：花瓶波澜，取消资格

“调虎离山”，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五计。
原文：“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返。”

违反宪法

为了支援三峡工程统一领导建设，李鹏在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建立三峡省，为此，必须先行组建一个筹备组。一九八五年二月，三峡省筹备组正式成立，李鹏亲自到会讲话。陪随李鹏考察重庆的李伯宁出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随即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计划成立的三峡省包括：湖北省宜昌市和宜昌地区，湖北省恩施地区的巴东县，和四川省万县市和万县地区，基本是一百五十米方案所涉之区域。

省政府的驻地为宜昌市。有人把三峡省称为不三（峡）不四（川）省。其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置三峡省筹备组是越权，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宪法规定，这个权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在国务院，更不在中共中央。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三峡省筹备组，改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峡省筹备组的寿命仅为一年多。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李伯宁因而对这个决定耿耿于怀。这是后话了。

每年三、四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举行全会的时间。一九八五年，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许多政协代表，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没有征求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意见、没有工程可行性报告的情况下，擅自批准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并决定于一九八六年开工，有很大的意见。政协委员、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说：“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上派占了上风，中央领导也表示支持，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一九八五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交通部的几位委员不谋而合，都想说说三峡工程，但当时大家心存顾虑，担心中央已经决定，讲了又有什么用。在第一组的会议上，我按捺不住提出，三峡工程尚未论证清楚，急于开工有很大的风险，建议暂缓上马。我的意见获得了小组七十二名成员的一致拥护，大家推荐我到大会讲。有的同志还鼓励我说：‘你去讲，开除党籍我们保你。’那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也没有什么官可以罢了，便在大会上说明自己的观点。”当时彭德副部长手持的尚方宝剑，就是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指示：“如果因修大坝影响了长江航运，就要把大坝炸掉。”这届全国政协会议共有一百六十七位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

多数委员们认为，国务院必须对三峡工程进行工程可行性论证后，才能做决定。为此，全国政协组成三峡考察团，以九十三岁的全国政协常务、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为团长，从五月三十日起，对三峡地区进行了三十八天的考察。孙越崎为国民党元老，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经济部长，曾在国民政府负责三峡工程规划。考察结束后，他们编写《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结论是：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该报告对三峡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七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三峡考察团的意见，还附上几个专题报告：

一、三峡工程二百亿打不住，可能要突破六百亿；
二、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
三、三峡工程对航运利少弊多；
四、关于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
五、三峡水库会不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驼背长江”；
六、重庆市为什么提出一百八十方案？

三峡工程36计(十一)

作者﹕王维洛博士

一九八八年，全国政协再次组织三峡考察团，这次参加的全国政协委员有一百二十八人，团长是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全国政协中，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除周培源、孙越崎外，还有如：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原国家水利部长远规划处副处长、总工程师陆钦侃等人。政协委员来自各方，且不少都是专家，全国政协的优势即在于，委员们各方知识的有机组合，得以对三峡工程做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

“不说实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曾师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其后在事业上也颇有建树，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在这之前，周培源一直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可是，在三峡工程决策问题上，他选择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去观看事物、思考问题。

周培源从解剖自己开始：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是个长江三峡工程积极的支持者，但到了八十年代，却站到对立面去了？当时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我在五十年代曾是三峡工程上马的积极分子，那时主要是看了我们自己选的三斗坪花岗岩坝址，比过去萨凡奇所选的南津关石灰岩坝址要好的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几年来，因多看了些材料，多作了些了解，特别是政协经济建设组作了详细而切实的调查，使我认识上有了很大转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国家千年大计，必须慎之又慎。”（周培源，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

周培源通过亲身的经历，发现搞三峡工程的人不说实话。他回忆说：“有一次我乘船过葛洲坝船闸，葛洲坝的一位同志陪我，我问他：‘过船闸要多长时间？’他们说：‘四十五分钟。’我上驾驶台，又问船长，他说：‘一般要四个小时。’因为通常要待船把闸填满后一起过。我们政协委员会坐的船，当然到了就过闸。所以他们说话，总要和实际差别很大。”

“我们怎么放心把三峡工程交给那样说话办事不诚实的人呢？”周培源先生还说：“他们的一些作法，很不科学，很不老实，如工程预算，对外讲三百个亿，内部讲三百六十一个亿，少说六十一个亿，这决不是粗心。为了上马，他们有意把投资说小，以后超出了，可以说是别的什么原因，不是自己的原因。”搞三峡工程的人不说实话，这真是一针见血。周培源多次给中共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推迟对三峡工程的决策。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前，戴晴女士编辑出版了《长江，长江》一书，被公认为向中央决策层叫号，为该书作序的正是周培源。天安门事件后，周培源未对三峡工程公开发表意见。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江泽民和李鹏在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代表后，设宴招待与会的民主人士，周培源在饭桌上，提到三峡工程一些问题还未研究透，再次劝阻中央决策层，不要贸然行事。一九九四年，周培源去世，丧事十分简单，在官方的生平介绍中，不提这位紧跟共产党几十年，到晚年选择反璞归真，在三峡工程上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科学家的活动轨迹。

政治问题

对于三峡工程，全国政协不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这在政协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一九八六年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邓小平的回答说：“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注：参见〈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九四年第三期

三峡工程36计(十二)

作者﹕王维洛博士

按照西方决策理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三峡工程决策是政治决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为政治家的决策做工程技术准备，而政治家则是出自政治考虑，权衡各方面利弊，做出最后的决策。但是在中国，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反对三峡工程，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政协委员陆钦侃，他可以说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技术总顾问。陆钦侃早年就读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毕业之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就职，工作重点是长江开发以及长江洪水问题。一九四四年五月，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往中国三峡地区考察，就是由陆钦侃陪同。考察结束后，萨凡奇提出了扬子江开发计划。

一九四六年，根据中美政府合作协定，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遣五十四人到美国丹佛学习三峡工程设计，陆钦侃是其中之一。在美期间，陆钦侃取得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系硕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陆钦侃于水电部从事水电规划工作，曾任水电部副总工程师，规划局处长。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建设长江三峡大坝，陆钦侃作为水电部派驻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代表，专门负责三峡水力发电和长江洪水计算。一九五八年二月，周恩来到三峡地区考察，陪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钱正英、张劲夫、刘西尧、胡耀邦、林一山、李镇南、阎红彦、王任重、李锐、苏联水电专家和中国工程师，陆钦侃就是其中之一。

从一九三六年起，整整六十多年的时间，陆钦侃一直和长江、三峡工程打交道。可以说，陆钦侃是中国真正的长江专家，对长江问题的了解，无人能出其右。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水力部组织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陆钦侃担任防洪组顾问。据说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一劳永逸地控制与解决长江洪水，可见长江洪水在论证中的重要性。而出任三峡工程论证防洪组顾问，对陆钦侃先生来说，是一次机会，更是一次挑战。如果陆钦侃能积极配合，作出令中共中央领导满意的论证，要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的头衔，并非难事。

陆钦侃的同事徐干清出任防洪专家组组长，后来被挑选为工程院院士。而由于陆钦侃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解决长江洪水问题，主要还是要靠长江堤防，并加固加高堤防，完善分洪区等等。陆钦侃，便成了那个“唱反调”的人。

拒绝签字

陆钦侃先生从长江三种不同类型的洪水出发，分析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

长江洪水的第一种类型是：一九五四年型的全流域型洪水。一九五四年洪水，是近百年来实际测到的最大洪水，七八两月的洪水总量为四千五百八十七亿立方米，超出堤防泄量一千○三十二亿立方米。建造三峡工程，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对中下游湘资沅澧和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不能控制。陆钦侃先生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仅能减少城陵矶以上的分蓄洪水量二百亿立方米，对城陵矶以下的江段，如武汉、安徽、江西，没有实际效益。而只要按照一九八○年批准的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加固加高长江堤防，就可以增加泄洪量五百亿立方米，再加上完善分洪区的措施，便得以基本解决此类长江洪水问题。

第二种类型是一九八一年型的长江上游洪水，对这类洪水没有必要兴建三峡大坝，建了大坝，只会增高上游的洪水位，有害无益。

第三种类型是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水，三峡工程对此也无防洪效益。

一九八八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参加论证的有四百一十二名专家，其中四百○三位在各自参加的分报告上签字，陆钦侃等九位专家，则是拒绝签字。陆钦侃先生还专门提出个人意见报告，陈述拒绝签字的理由。陆钦侃特别指出，只强调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而忽视长江堤防的维修和加固，终将铸成大错。

陆钦侃当然知道，不在论证报告上签字，是会被看作对竭力支援三峡工程的中央领导人的叫号。他也知道不签字的后果。但是他宁愿相信，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荒唐的事不会再重复。既然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为什么还要惧怕严冬的寒酷？

三峡工程36计(十三)

作者﹕王维洛博士

这段时间里，陆钦侃在许多书刊上发表文章，陈述不赞同三峡工程的理由。他和其他政协委员一起，揭露了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桥、石漫滩水库和其他五十余座水库溃坝，造成二十三万人死亡的事实。这次水库溃坝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一九五四年长江洪水死亡人数的七倍。而这个被中共掩盖了十二年的悲剧，至此才终于揭开冰山的一角。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一些人把陆钦侃等政协委员反对三峡工程、接受戴晴等人采访、以及在戴晴主编的书中发表文章之事，上纲上线，并给其所在党委写信寄材料，供“单位在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陆钦侃等人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九九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审批讨论三峡工程提案时，陆钦侃等也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就在一九九三年全国政协换届时，来自共产党的全国政协委员如原计委副主任林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等，因在公开场合反对三峡工程，以致被取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这是共产党的纪律。对反对三峡工程的民主党派代表，让其继续留任，如周培源、孙越崎、陈明绍、罗哲文等，此为共产党的统战路线。陆钦侃，一介书生，是无党派人士，根据统战路线，本应该按照民主党派人士的办法处理。但有些人对陆恨之入骨，尤其陆为长江洪水问题的权威，说话有份量，有人相信。所以就把陆钦侃按照共产党纪律的办法处理，取消陆的委员资格，理由是已经连任两届，不宜再续任全国政协委员。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到一九九八年八月，陆钦侃没有、也不能再于公众场合对三峡工程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为了让老人能度安定晚年，陆钦侃的子女们出面拒绝所有新闻界的采访要求。

人为灾难

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洪水，被一些新闻媒体称为“世纪洪水”。这场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江泽民在一九九八年抗洪胜利的总结表彰大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今年发生这么大的洪水，主要原因是气候异常、降雨集中。也就是说，主要是天灾造成的”。

这时，陆钦侃再也坐不住了，他接受了南方周末报记者的采访，指出：造成一九九八年洪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祸，是这些年来忽视长江堤防的维修和加固的结果，是这些年来，生态环境被破坏，水土流失的结果。这个灾难性的结果，正是陆钦侃在十年前，陈述拒绝在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上签字的理由时已经告示过世人的。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陆钦侃指出，一九九八年的洪水并非什么“世纪洪水”，它的洪峰流量比一九五四年的洪峰流量要小许多，从洪峰流量来看，还不到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一九九八年，当宜昌洪水流量还没有达到常年洪水流量时，沙市的水位就接近历史最高水位，这就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被破坏得十分严重。一九八○年制定的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制定的目标，特别是加固长江大堤的工作，原计划必须在一九八五年完成，可是到一九九八年还没有完成，这不是人祸，难道是天灾？

南方周末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采访陆钦侃的报告，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回响。一九九八年洪水之后，中共国务院不得不重新采纳陆钦侃等的意见，把长江防洪的重点，重新放到加固加高长江大堤上，放到退耕还湖、恢复河流和湖泊的自然蓄洪能力上，放到在中上游地区的植树种草和水土保持上。

二○○○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由已经不是全国政协委员的陆钦侃先生组织起草的“关于三峡工程初期按一百五十六米蓄水位运行，验证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的紧急呼吁书”由全国五十三名知名学者签名，递交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应。

调虎离山

调虎离山，原出自明朝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二上玉芙蓉（共二）》。原文为：使不了调虎离山计，当不得将军八面威。虎是指强有力的对手，山是指有利于对手的地形和条件。如果将老虎从有利的地势调开，这样就有利于战胜对手。

全国政协委员陆钦侃是中国真正的长江问题专家，也是最早从事三峡工程规划的工程师，学问好，威信高，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技术总顾问，对三峡工程主上派来说，陆钦侃显然是最强的对手。同样，原计委副主任林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等，都是共产党内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对主上派而言，也都是危险人物。撤销这些人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使其失去全国政协的平台，没了资讯来源，无聚会可能，失去发言机会，更没了视察的资金，如此，便也没了要求中共国务院各部门对反对派提问，做出答覆的权力。此乃主上派之调虎离山，以利三峡工程上马。

三峡工程36计(十四)

作者﹕王维洛博士

5 欲擒先纵：结论已在，故作论证

“欲擒故纵”，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六计。原文为：“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决策斗争

一九八六年三月，邓小平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邓小平的讲话否认了中共国务院一九八四年原则同意兴建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并争取一九八六年正式开工的事实，也否认国务院曾发布八四国函字第五十七号档的事实。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李鹏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三峡工程是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一项伟大工程，中国政府对这个工程的态度，总的讲，第一是积极的，第二是非常慎重的。现在还没有就这项工程是不是正式开工作出决定。国务院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不仅要吸收国内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还要向其他国家有水电建设经验的专家们进行谘询，听取意见。论证的情况，委员会将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同全国政协协商。”

李鹏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否认国务院在一九八四年原则同意兴建三峡工程这个事实。从撇开全国政协、擅自决定上马三峡工程，到将三峡论证情况，向全国政协通报，并就决策问题进行协商，显示全国政协在参与政治决策权力斗争中，取得了一个胜利。

接着，中共国务院接受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意见，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取消“不三不四”的“三峡省筹备组”。全国政协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十年》一书中，将全国政协参与三峡工程论证、争夺参与政治决策权力的事，作为政协五十年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予以记载。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一九八六）十五号文下达“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有关部门和科学技术人员，对三峡工程做了大量的勘测、科研、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国务院也曾多次组织专家并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这一工程还有一些问题和新的建议需要从经济上、技术上深入研究，以求更加细致、精确和稳妥。”并决定由水利电力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同时注意吸收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份展开讨论，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意见，分阶段、分专题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及时向政协通报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通知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由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请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主导论证

为加强此一工作的领导，中央指定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负责协调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从此，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便进入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更周密、更稳妥的新阶段。六月十九日，水电部成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水电部部长）、副组长陆佑楣（水电部副部长）、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水电部总工），成员杨振怀（水电部副部长）、张凤祥（水电部副部长）、史大桢（水电部总工）、娄溥礼（水电部总工），成员兼秘书长陈庚仪（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主任）、成员兼副秘书长黄友若（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任水电部副部长）、成员魏庭琤（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共十人。后来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又替换、增补，由苏哲文（水电部总工）替换张凤祥；增补沈根才（水电部副总工）和徐干清（水电部副总工），最后共计十二人。

三峡工程36计(十五)

作者﹕王维洛博士

从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人员组成来看，就会发现，全是清一色水利电力部的官员和工程师，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中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李锐在《群言》杂志一九八八年第十期发表一篇〈三峡工程论证有感〉的文章，指出：“现在三峡工程论证由一贯急于上马的原水电部领导，在领导这个论证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和全部人员，又都是原水电部的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三峡工程的负责人，下设各专业组组长也大都为该部成员。这种局面自易于贯彻长官意志，易于形成一家之言。”此言击中要害。

许多人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八六年决定进行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最重要任务为解决三峡工程在工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诸方面，究竟可行、还是不可行的问题。强调在十五号档中的“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这一描述。其实，这根本不是此次可行性论证的主要任务，此次论证的最主要任务是：对三峡工程蓄水位的进一步论证，而三峡工程的上马，是早就决策了的事，完全是决策在先，论证在后。

请看李鹏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针对有些方面对蓄水位的不同意见，所以要组织对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的进一步论证。”

作为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的李鹏，已经把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任务，定义的十分明确，主要是解决正常蓄水位的问题，而不是回答要不要建设三峡工程的问题、以及建设三峡工程在工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方面是否可行的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李鹏和钱正英、李伯宁等商议确定，由水电部主持对长办（编注：长江流域办公室）提出的可行性补充报告，进行初步论证，邀请各方专家参加，并由水电部及时向人大、政协、中顾委，通报论证情况。可见，一九八六年开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不是新的论证，而是长办提出的可行性补充报告基础上的一个继续和完善而已。上三峡工程，已经是决定了的事。方案比较，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一九八六年开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一共进行了六个方案的比较，它们是：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六十米，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米，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一级开发分期建设，两级开发。无论哪个方案胜出，都是建设三峡工程。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工作刚开始，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就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做出决定：三峡工程实现“一次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具体目标是：坝顶高程一百八十五米，最终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

这不是“决策在先，论证在后”，又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最终确定的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方案，不在前面所说的六个方案之中。其实，中国政府在批准三峡工程时，有意遗忘了一个重要技术资料，那就是最高蓄水位。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时，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说，三峡水库可以蓄水到海拔一百八十点四米。二○○六年三峡大坝封顶时，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说，三峡水库的最高蓄水位是海拔一百八十点四米。这就可以看出，论证的结果是一百八十米方案胜出，而一百八十米方案，恰恰就是李鹏一九八四年给中央报告中，所提出的。

三峡工程36计(十六)

作者﹕王维洛博士

欲擒先纵 虚晃一枪

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一些具体内容来分析，也可以看出，是典型的决策在先，论证在后的范例。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所起的作用，只是给政治家已经做出的决策作注释找依据。以下举两个实例。

第一是三峡工程两线五级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一九八六年开始、一九八九年结束、一九九一年审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通过三个单位、三个模型计算，最后所得到的结论是：三峡工程的船闸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五千万吨。其实早在一九八一年七月，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庭琤在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时就说，三峡工程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五千万吨。一九八一年魏廷铮尚不知道有三峡水库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计划，更不知道三峡船闸的设计是两线五级船闸，但是当年便已经把通航能力的指标定在单向通过能力每年五千万吨。而一九八六年开始的论证，只是要拿出所谓的科学论据，说明这单向通过能力每年五千万吨是可以实现的。但三峡船闸投入运行之后的实践证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根本不可能达到五千万吨。

第二是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说，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防洪限制水位为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处于这两个水位之间的三峡水库防洪库容为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李鹏在考察完三峡和重庆之后，向中共中央写的汇报中，便已有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二百二十亿立方米的结论，而李鹏向中央建议的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一百八十米，比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所建议的要高出整整五米，而且李鹏也没有定义防洪限制水位的高度。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的防洪库容，怎么能和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防洪库容量正好一样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巧合，且看以下发展。

三峡工程论证结束后，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给中共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写信，说经过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的计算，防洪库容为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是计算错误的结果，这个钱正英也知道，也经过长江水利委员会证实。这个错误计算的结果，怎么和李鹏向中央建议的数字正好一样？

所谓的专家论证，实际只不过是欲擒先纵，虚晃一枪。《老子三十六章》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欲擒先纵最有名的案例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征服南蛮、七擒孟获。攻击敌人过于猛烈，将遭到敌人强烈的反扑。若有意放敌人一条生路，让其有机会逃跑，反而会削弱敌人的气势。紧紧地追踪敌人，消耗敌人的军力，利用有利时机再进行擒拿，如此，不需付出巨大代价，便得以取得胜利。

一九八五年，全国政协大会上，对三峡工程是一片反对声浪，国内、国际也是如此，使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后退半步。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同时也邀请了几位反对派参加。反对派以为科学的春天到了，以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因而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就是受骗上当。

正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五号档所规定，这个可行性论证，只是在原来决定建设三峡工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论证，比如把邓小平定下的正常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五十米，修正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或者一百八十米的水准等等。

三峡工程36计(十七)

作者﹕王维洛博士

6、 擒贼擒王：李锐出书，党纪处分

“擒贼擒王”，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八计。原文：“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革命、反革命？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由水电部具体负责组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研究，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人选，就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亲自决定，其中最关键的四个人是：李锐和林一山；黄万里和张光斗。李锐和黄万里反对三峡工程，而林一山和张光斗则支持三峡工程。此处先介绍李锐和林一山在三峡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在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汇报之后，对于以三峡工程控制长江洪水，十分感兴趣。之后，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一九五六年第五、六期，发表长文，提出只有修建三峡水库，才能解决长江洪水问题。林一山提出三峡水库的蓄水位为海拔二百三十五米，从而形成一千亿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库容，这样才可以把一九五四年长江防洪时，堤防挡不住的那一千亿立方米的洪水，全部装起来。

当时担任水电局局长的李锐在《水力发电》一九五六年第九期，也发表长文，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毕其功于一役”、试图用大型干流水库解决长江防洪问题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长江防洪要采取综合措施，如：加强堤防建设、保护湖泊和河漫滩的防洪功能，继续建设蓄洪区，修建水库必须从支流开始等等。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举行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让林一山和李锐都到会，介绍各自观点，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交锋，也是长达五十多年三峡工程争论中，唯一一次在中央决策层前的正面论辩。通过此次舌战，毛泽东看中李锐的才能，任命李锐担任其工业秘书。李锐可谓是英年得志。但好景不常。

一九五九年，李锐在庐山会议上，因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而受牵连，被打成反党集团首脑，而反对毛主席要搞的三峡工程，也成为李锐的罪名之一。水电部门反对三峡工程的中共党员，差不多都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的成员，其中包括八个省的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同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反对三峡工程的中共党员，亦同样被打成反党集团，而反对苏联专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则被划为右派。

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在当时已经成了判别革命和反革命、左派和右派的重要标准。

三峡工程36计(十八)

作者﹕王维洛博士

 “长江王”林一山

一九七0年十二月，毛泽东批准葛洲坝大坝工程建设。当时认为，建葛洲坝大坝工程之后，便不再提三峡大坝，因而也就放弃一九五八年所制定，重庆和三峡库区基本建设海拔二百米的控制线。一九七一年之后，重庆和三峡库区便在自然洪水位之上、海拔二百米高程之下，发展城镇建设。

林一山，对葛洲坝大坝工程建设持反对态度，因按林一山计划，葛洲坝大坝只是三峡大坝的调节坝，要建也只能在三峡大坝完工之后再建。在毛泽东“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最高指示指挥下，葛洲坝大坝工程没有工程设计即开工，开工后不久便陷入一片混乱，使周恩来不得不宣布暂时停工，也不得不请出林一山，领导葛洲坝大坝工程建设。然而也就是在林一山的领导下，葛洲坝大坝工程，成了建设三峡大坝的练兵场。但林一山已无法阻挡重庆和三峡库区，在海拔二百米以下地区发展基本建设。

通过葛洲坝大坝工程的建设，林一山重新登上“长江王”的地位。

反对派领头李锐

文化大革命后，李锐重新出山，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同部长胡耀邦平反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功不可没。李锐对于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建议修建三峡大坝工程之事，一直十分关心，多次向中央提出书面意见。在邓小平发表“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的讲话之后，李锐也曾表示支持一百五十米方案。对此，李锐向戴晴说：“如果说我过去曾同意过一五0低坝方案，那也是因为听说这一方案当时党中央常委已经通过，难以再提意见；此外这个方案需要两级开发，势必要补充勘测研究并引起新的争论，延缓开工时日。所以我当时对人说过，我的同意是缓兵之计。”

一九八五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李锐的《论三峡工程》一书。这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第一次公开出书，对三峡工程提出疑问。此书引出最主要的论点：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

“像三峡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巨型工程，不是哪个部门或地区的事，是全国人民的事；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而是关系子孙万代的事。这样的大事本来是应该集思广益的，可是过去年代，主观自是，专断成风，巧言偏信，好大喜功，怎么能够谈得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呢？”李锐将自己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编辑成书，通过著作的公开出版和发行，把有关三峡工程的真实资讯与自己的观点告知大众，表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为一条必经之路。

身为中央组织部副部、后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李锐，为何不在北京寻觅出版社，发表《论三峡工程》？理由简单，北京的出版社不敢公开出版反对三峡工程的论着，这和后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戴晴编辑的《长江，长江》一书的情况是相同的。

三峡工程36计(十九)

作者﹕王维洛博士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负责《论三峡工程》一书的编辑刘皓宇，后来回忆道：“此书出版以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求购此书，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全国的报章却不让发表有关此书的评介文章。”“《论三峡工程》像一块巨石，一石击起了千重浪。纵使权威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反对上马的意见。”注：参见刘皓宇〈《论三峡工程》出版的前前后后〉。

即便李锐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头人，但中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竟决定，不邀请李锐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理由是，她也未邀请林一山参加。

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林一山当时双目几乎全部失明，已不主持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的接班人魏庭琤、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多个工程师，如洪庆余等等，皆被邀请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并担任专业组负责人。这些人都代表着林一山的观点。而不让李锐参加论证的理由则十分清楚：

第一，一九五八年，长江王林一山权大威重，李锐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官员，而一九八六年，李锐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威信大增，凭其地位，对其他参与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再说，李锐党内职位在钱正英之上，如果李锐参与论证，钱正英便无法说了算。

第二，李锐反对三峡工程的理由充份，而且经常不是就三峡工程论三峡工程，而是在更高的层面分析问题，往往是一针见血。李锐对此回忆：“水电部当然也没有请我参加，据水利部的人说，理由是林一山不参加论证，所以李锐也可以不参加。这个理由是十分牵强的，目的是把我从论证组中排除出去。当时水电部负责人是坚决贯彻林一山的意见的，所以林一山参不参加就无所谓了，林一山的意见就是水电部的意见。他们知道，我向中央写过很多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书，坚决不同意这一工程上马，所以不希望我的看法影响论证组的其他人。”

注：参见李锐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总第六十六期。

三峡工程36计(二十)

作者﹕王维洛博士

党纪处分

李锐因出版《论三峡工程》受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点名批评李锐，擅自出版批评三峡工程书籍，不服从党的纪律，因为中央书记处曾规定不准公开争论三峡工程的问题。胡耀邦还曾亲自批示，禁止李锐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在北京的一家最重要报纸上发表。其实当时胡耀邦根本没有读过李锐的这本书。

不久，胡耀邦因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不力而下台。其后门庭冷落，一九八八年，李锐将受到批评的《论三峡工程》一书赠送解职在家的胡耀邦。胡耀邦读完该书后，以一首诗回赠李锐。

戏题李锐同志不赞同修三峡水库论着

妾本禹王女，含怨侍楚王。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胡耀邦的这首诗写得有感情，与他之前在会议上批评李锐不服从纪律、不准李锐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相比，完全不同。也许，胡耀邦这时，有充足的时间细读李锐的文章，得以从另一角度认识三峡工程。诗中，胡耀邦对李锐的意见不能被听取，表示同情，也或许是对自己过去的做法，表示歉意。

之后，李锐将此诗略做修改后，发表在《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纪念英年去世的胡耀邦：

妾本巫王女，含怨侍楚王。泪滴三春雨，愁染六月霜。泪愁应随东逝水，乘风直下太平洋。乞君莫作断流计，天地灵药八千方。石壁立，平湖望，流断永使妾哀伤。

三峡工程36计(二十一)

作者﹕王维洛博士

从胡耀邦的诗可以看出，下台后的他对三峡工程有了自己的看法。同样，赵紫阳在下台之后对三峡工程也表示，三峡工程对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要作决策应该留给下一代，他当时所作的一切的目的，是推迟三峡工程决策的时间。

那么，到底是谁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面前，告状李锐破坏党的纪律、私下出版《论三峡工程》一书？至今还没有人出来，为此事负责。

李鹏在其《三峡日记》一书中记载：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四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做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昨晚，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读者可以从这些资讯中作出判断。

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李锐即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信：“三峡工程木已成舟。我只建议，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之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兵法云：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意思是：欲摧毁敌人中坚力量，就得抓获敌人的首领，可使敌军解体。无首的群龙在旷野拼斗，已经进入穷途末路处境。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反对三峡工程之重要学者李锐是好朋友，又是同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锐为其副手，两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互相理解支持。而打击三峡反对派的头头—李锐，以党的纪律约束，不让其发出声音，影响中国民众，此为三峡主上派的策略，擒贼擒王。那么让李锐的好朋友胡耀邦，亲自出面批评李锐，将可取得最好效果，无论是从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来说，还是看在好朋友胡耀邦的面子上，李锐都不得不在批评三峡工程上，有所收敛与顾虑。

三峡工程36计(二十二)

作者﹕王维洛博士

7、 笑里藏刀：部长认亲，欲阻参与

“笑里藏刀”，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计。原文为：“信而安之，阴而图之；备而后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也。”

笑里藏刀 口蜜腹剑

唐朝有两位笑里藏刀的奸臣，一个叫李林辅，一个叫李义府。李林辅表明上接人待物温良恭俭让，但是内心凶狠毒辣，口蜜腹剑。李义府外貌看来也很温和，与别人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实际上气量很小，猜忌心重，阴险狠毒。李义府作为一个掌握大权的人，总希望别人服从自己，对于有不同意见的人，就要加以陷害。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说他笑中有刀。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已，微作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中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对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可谓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表面上以亲戚、同族关系套近乎，在郑州会议上也多予照顾，但是在背地里却阻止黄万里参加三峡工程论证。

张光斗与黄万里

一九八六年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出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她貌似公正，既没有邀请林一山参加，也没有邀请李锐参加。但是在另一对人选张光斗和黄万里身上，她就不搞什么所谓的一碗水端平了。张光斗和黄万里，同为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两人早年皆留学美国，张光斗获硕士学位归国，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黄万里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基层水利部门工作。张光斗和黄万里，在黄河三门峡工程上曾发生意见分歧，后来黄万里被打成右派，而张光斗则平步青云。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运行的实践证明，张光斗的观点是错误的，黄万里的观点正确。但钱正英却邀请张光斗作为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最重要的顾问，后又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总负责人，以及国务院三峡工程品质检查小组组长之一；但却将黄万里排斥在外。钱正英不敢邀请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原因是黄万里学术造诣高，钱正英自知与张光斗一块，根本不是黄万里的对手。黄万里秉性耿直，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敢于讲真话的人。虽然张光斗被称为中国水利界泰斗，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但是他却不敢在学术上同黄万里进行面对面辩论。

套近乎

一九八八年，黄万里在郑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碰到了钱正英。钱正英对黄万里是笑容满面，热情招待。钱正英向黄万里套近乎，她告诉黄万里，她的爱人──教育部副部长黄亲白，是黄万里的亲戚，她自然也和黄万里是一家人了。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黄万里给钱正英的一封信中记载道：

“郑州开会期间，多承招拂，无任感荷！又承告知，亲白先生为我同族，返系后经查家谱，载有：元一公生五子，长留句容，次徙湖广，三迁淮安，四由故苏徙吴江路去崇明西沙黄家村，五随兄而东居嘉定清溪镇，传十一世至细一公。按元一公为宋徽宗侍卫，北宋亡后南渡，名黄彦。元一公是春申召黄歇的四十一世孙。元一公传十九世为雪谷公，定居川沙高桥。（高家行）元一公传廿八世为我一代，多以钟字排行。今家谱称雪谷公家谱，雪谷以下有氏族详载。未见亲白先生是否出自嘉定一支？有便当趋缑。若属同族，则当以宗嫂相称矣。”

后来，钱正英还亲自和黄亲白一起在中国新年期间，至黄万里家拜访，并以名利诱之，游说黄万里不要对长江三峡工程发表意见。可是黄万里并不领这“同族、亲戚”的情，而是在信中直接了当地指出钱正英在水利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舍弃浅层地下水，却鼓励开发深层地下水；
──没有从黄河三门峡工程失败中吸取教训；
──一九六三年海河大洪水时政府制定的行洪措施错误，导致重大灾害；
──水电开发工程中错误；
──没有对葛洲坝工程建设失误进行总结；
──一九七五年板桥等数十座水库溃坝造成损失超过历史上黄河淹开封、汉江决堤淹城的损失；
──南水北调东线方案的错误；
──对中国水资源的错误评价，导致国家水利政策的错误；
──制定水法中的错误。

三峡工程36计(二十三)

作者﹕王维洛博士

黄万里指出，钱正英（后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水利方面是外行，是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当内行领导技术，这是自找苦吃注。这击中钱正英要害，因为钱正英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是专家，在专家中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黄万里没有听这位宗嫂的劝阻，而是积极地投身到三峡工程的评价之中。黄万里在没有一元钱科研经费的情况下，撰写了多篇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科学论文，它们是：

──《论长江三峡大坝建设的前提》
──《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
──《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
──《关于长江三峡砾石输移量的讨论》
──《关于长江三峡砾石输移量的讨论（续）》
──《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
──《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可行性问题》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杨铁笙说：“一个国家做一项重大工程决策，投入上千亿元的超级工程，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等，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论证是十分重要的。从黄先生的情况来看，他有截然相反的见解，为什么不可以给点科研经费，给点必要的条件，让他深入进入研究呢？哪怕这个研究结论可能是错的，为了把事情考虑得更周密，为了留有适当的余地和空间，也并非完全多此一举。”

黄万里三次上书

一九九二年以后，黄万里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写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

第一，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将一颗也排不出去，十年内就可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延伸，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现报告假定砾卵石不动，以泥沙作模型试验，是错误的。

第二，中国水资源丰富，时空分布也合适。中国所缺的是供水足够地区的耕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

第三，三峡大坝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每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

第四，三峡水库对长江中下游防洪虽然有些帮助，但效果不大。蓄清排浑的代价是使排洪工程加大，守堤防汛期加长，而所利用的电能大减。长江防洪迫在眉睫，应该浚治。

黄万里要求中央领导给他三十分钟的时间，讲解其中的道理；但黄万里直到去世，也没有得到江泽民和中央领导的回应。

一九五七年在黄河三门峡工程争论上，黄万里还有七天的时间，可以公开发表意见，舌战群儒，然到了三峡工程争论上，他连三十分钟的机会也没有。

一九九四年底，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一九九五年黄万里悲痛写下“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诗一首：

生在江头吞海口，心忧三峡坝工久。
东来云气满巴蜀，西仰江流灌畦亩。
衍溢淫浸焊生物，含泥润溽滩涂厚。
江南江北仓廪实，溪沟遍通九州阜。
巨舸远洋直驶汉，千吨汽艇万渝走。
湘资沅澧云贵川，坡陡能丰足称首。
纵遇漏天蛟龙虐，长堤千里差堪负。
环球巨浸一何多，独此优游世罕有。
三峡谷深流亦丰，招来造坝建奇功。
拦洪发电兼添航，诏谓人间第一工。
孰料此江床满石，火成鹅卵逐流中。
巫山着意催云雨，江水亡情沙石冲。
库尾沉沦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涛洪。
楚王愁看移民苦，迁鲰争功胁众从。
樗散衰儒不晓机，再三抗疏议陈穷。
但闻猛虎千家哭，怅望轮台悔诏空。

三峡工程36计(二十四)

作者﹕王维洛博士

8、 远交近攻：加国论证，意压国人

“远交近攻”，为三十六计之第二十三计。原文：“混战之局，纵横捭阖之中，各自取利。远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结；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腋。范雎之谋，为地理之定则，其理甚明。”

中加交易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八五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和加拿大政府国际开发署，先后签订两份谅解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加两国政府在中国的水电工程合作，其中包括长江三峡工程和黄河小浪底工程。一九八六年三月，水利电力部向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表示，愿意聘请一家谘询公司，编写一份独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加拿大政府愿意提供赠款，支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但条件是：此可行性研究必须由加拿大谘询公司单独进行。

对于这场交易，中共的目的是：

──用国外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结论，来封住国内反对派的嘴；
──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决策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
──为中国专家撰写可行性论证报告提供一个范本；
──为国际上筹集资金、特别是获得优惠贷款提供必要的文件。

加拿大方面的目的则是：

──和中国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进入中国水电市场，并获得优越位置；
──帮助加拿大公司优先拿到三峡工程建设中，主要专案和提供发电机组等设备的合同。

一九八六年五月经中共国务院批准，经贸部代表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签订协定，由加拿大政府国际开发署提供赠款一千四百万加元，由加拿大国际专案管理集团长江联营公司，负责编制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个长江联营公司由LAVALIN，SNC和ACRES三家谘询公司以及魁北克省水电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水电局联合组成的。为了配合加拿大谘询公司的研究，水利电力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派出强大的队伍参与这项工作，中方参加人员超过了加拿大方面的人员。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副总裁在合同签署之后表示：中国三峡工程可望为加拿大带来数亿加元的生意合同。

一九八六年七月，这项由加拿大国际专案管理集团长江联营公司，所负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正式开始。至一九八八年六月，工程可行性研究结束。经过所谓的专案指导委员会、国际专家组的审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全部完成。

加国报告几与中方无异

加拿大国际专案管理集团长江联营公司推荐方案的主要资料为：

坝顶高程：海拔一百八十五米
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六十米
水库限制洪水位：海拔一百四十米
发电航运消落限制水位：海拔一百四十米
最高防洪运行水位：海拔一百八十一米
最高防洪运行水位时流量：八万立方米／秒
核准洪水（可能最大洪水）水位：海拔一百八十三米
核准洪水（可能最大洪水）流量：十一万六千立方米／秒
总库容（在海拔一百八十三米时）：四百八十一亿立方米
防洪库容（在海拔一百四十米至一百八十一米之间）：三百一十亿立方米
多年平均流量：一万四千三百立方米／秒
枯水期调节流量：五千一百二十立方米／秒
总装机容量：一千六百七十五万千瓦
长期多年平均电能：七百六十二亿千瓦小时
库区改善航道：五百─六百公里
淹没耕地：三十万亩（二万公顷）
移民人口：七十二点七万
永久通航船闸：双向五级连续阶梯式船闸，每级提升二十米工程总费用（一九八七年年中价）：二百四十六亿元人民币

加拿大国际项目管理集团长江联营公司可行性报告的结论，和中国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三峡工程效益巨大，技术、经济上可行，在环境影响方面也是可行的，建议早日兴建。注：参见杨溢〈三峡工程论证〉，《水利年鉴一九九○年》，第四四一至四五三页。

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坝顶高程也是海拔一百八十五米，但是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一百六十米，比中国的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低了十五米。但是加拿大方面公布最高防洪运行水位为海拔一百八十一米，甚至可以达到海拔一百八十三米，但这些资料在中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却没有公布。另外，加拿大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建设升船机。加拿大本身没有升船机，可能是认为技术上不可行，实际效果也不会好。

三峡工程36计(二十五)

作者﹕王维洛博士

世界银行在为该可行性报告的评价中写道：考虑移民的艰巨性和经济合理性，世界银行不支持比海拔一百六十米更高的水库正常蓄水位。世界银行的态度是建立在加拿大可行性报告中，所提出的移民总人数七十二点七万，此移民人数是世界银行认为可以接受的最高上限。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中国的政治家不是喜欢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二○○六年，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一百五十六米，距离加拿大方面推荐的海拔一百六十米还差四米，为达到这个蓄水位，已经搬迁了一百二十三万移民！加拿大方面计算的三峡工程造价为二百四十六亿元人民币（一九八七年年中价），而实际上三峡工程造价，超出二千亿元人民币。

加拿大国际专案管理集团长江联营公司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实质是，加拿大公司为了优先拿到三峡工程建设中主要专案和提供发电机组等设备的合同，全盘接受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和建议，将中国方面希望得到的结论，用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撰写形式，加以包装。

国际仲裁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国际探查组织（Probe. International）组织了世界上九名学者，包括水利、地理、经济、能源等方面的专家、对加拿大国际项目管理集团长江联营公司所作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进行再评估。学者指出，加拿大电力工程财团，为了从庞大的三峡工程中得到丰厚的利益，不惜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做出一个不负责任的、并且充满误导性结论的可行性报告。

更甚者，中国政府将根据这份错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出错误的决策。一位专家对此份报告的评价是：这哪里是科学和工程学？纯粹是利用加拿大纳税人的钱去强奸民意。国际探查组织和其他一些民间团体，将加拿大政府支持，由长江联营公司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告到了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国际水利仲裁局”。

一九九一年，阿姆斯特丹“第二国际水利仲裁局”裁定：加拿大政府和工程财团在建议三峡工程上马事宜中，密谋行事。指出由加拿大政府资助、加拿大工程财团为中国政府撰写的可行性报告，是出于私利，对于三峡工程的生态、社会、经济风险估计不足，一心只希望从三峡工程中，获得高达数亿加元的合同，从而怂恿三峡工程早日动工。“第二国际水利仲裁局”不仅谴责加拿大政府资助这项丧失信用的可行性研究，也指责中国政府全然接受这份满是疑点的可行性报告。注：陈中玉〈三峡工程激辩未了──加国可行性报告受国际抨击〉，《争鸣》一九九三年三月号，第五十九至六十页。

由于“第二国际水利仲裁局”的裁定，加拿大国际专案管理集团不能继续参与三峡工程。但是中国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是不会忘记加拿大长江联营公司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支持。虽然加拿大公司不能直接在三峡工程上获得专案，但中国还有许多其他的水利工程，如黄河小浪底大坝工程、清江水布垭大坝工程等等，组成加拿大国际项目管理集团长江联营公司的加拿大公司，在这些工程上，都拿到了许多项目，作为报偿。

远交近攻

古文云：“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意思是，大王不如交好距离远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这样，得了一寸土地就是大王的一寸土地，得了一尺土地就是大王的一尺土地。

中共利用加拿大长江联营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结论，来封住国内反对派的嘴，正为远交近攻计谋的现代应用。

三峡工程36计(二十六)

作者﹕王维洛博士

9、 借刀杀人：取经埃及，打击对手

“借刀杀人”，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三计。原文：“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李鹏率团参观埃及大坝

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坝工程，西方国家的地理课程中，对阿斯旺大坝工程皆持批评态度，并论述此工程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在三峡工程论证的一次会议上，潘家铮(注：潘家铮，是三峡大坝建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担任中国长江三峡工)向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专家们，介绍自己和水电部副部长史大桢、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庭琤，陪同李鹏参观考察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的经验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日，李鹏率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四国，在十月八日参观了阿斯旺大坝工程。(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日，李鹏率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四国，在十月八日参观了阿斯旺大坝工程。)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能源部水电总工程师。

潘家铮向会议报告：“卢特非总理所下结论是：高坝工程是完全成功的、稳妥的、利大于弊的。代表了埃方正式见解，这和一些外国组织或专家（主要是搞技术的）所得的结论也是相似的。”“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各方面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意见，有些意见受到阿斯旺高坝工程得失的影响。例如泥沙淤积、下游冲刷、河口影响、生态环境、移民和古迹淹没、工程效益及国力问题等等，通过这次考察，了解埃及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三峡工程有借鉴意义。”

李鹏在《众志绘宏图》一书中，记载了他对阿斯旺大坝工程的评价（第一百～一百○二页）：这是一个造福于埃及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时间越久，它的作用将表现得越充分。它的主要作用：

“一、发电。共十二台机组，每台十七点五万千瓦，总装机二百一十万千瓦，年平均发电八十五亿千瓦时。

二、防洪。阿斯旺水库多年调节库容一万五千亿立方米，相当于尼罗河历史上出现的最大年径流总量。所以阿斯旺的溢洪道从来没有打开过。而过去尼罗河三角洲每年被洪水淹没一次，这种情况已告结束。

三、供水。向工业、农业、城市提供可靠的水源。开罗缺水，一年降雨量不到一百毫米。开罗的繁荣，甚至埃及几千年文明史，都离不开尼罗河，否则这里会是一片沙漠。

四、灌溉。阿斯旺水库建成后新开垦土地是原有耕地一倍，六百万英亩。农业由每年一熟增加到二熟甚至三熟，由传统种植方式发展到科学种田。由于河水变清，使得因泥沙淤积形成的三角洲失去了自然的肥料来源，但可以通过使用综合化肥得到解决。这样虽然增加了粮食单位成本，但由于产量提高，农民的收入还是增加了。

五、旅游。阿斯旺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城市，有二十万人。旅馆共万张床位。阿斯旺以下二百公里，就是闻名世界的风景胜地卢克梭神庙。

六、改善了航运条件。当然，因为可运的东西甚少，所以航运效益尚不明显。水库五百多公里长，从上游直达开罗，四百五十公里，都可以通航。

阿斯旺水电工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一系列生态平衡问题：

一、由于下游耕地只灌不排，造成耕地的盐碱化。现在已经采取排水措施加以解决。

二、河床下切，原来预计一米，实际只下切六十五厘米，问题也不很严重。

三、海岸线后退是个问题，每年后退一百五十米，现在采取保护措施，办法就是修筑海堤。

四、对渔业的影响。渔业减产主要原因是鱼塘盐碱化造成的，淡水上升，海水下沉，沙丁鱼沉入深层。由于埃及捕捞沙丁鱼技术的改造，水产业已得到恢复。现在阿斯旺水库纳赛尔湖年平均鱼产量已达三点五万吨，还准备在五年内增加一倍，因此水产损失已得到补偿。

五、水库发生过几次小地震，埃及专家认为不属于水库诱发地震性质。

六、苏联设备品质不高，已换成英国的设备。水轮机已用二十年，有的叶片发生裂纹。已使用美方贷款购买十二台新水轮机转子，每台五百万美元，已换两台，正在换两台，到一九九○年可全部换完。”

李鹏认为：“阿斯旺是一个成功的专案，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海岸后退、沙丁鱼减产等等不足之处是当初设计时没有预料的，有的正在克服之中。国际上之所以对阿斯旺工程有不好的评价，应该说是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阿斯旺水电站是苏联设计和苏联支援建设的，所以西方对它不说好话。但是，我碰到的埃及人，对此项目都是肯定的。”

此处，李鹏指责西方国家将阿斯旺工程政治化，根本原因在于反苏、反对社会主义联盟。而面对世人对三峡工程的批评，中国政府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认为：这些人本身就是热衷“反对中国”，是借批评三峡工程来达到“反对中国”的目的。

三峡工程36计(二十七)

作者﹕王维洛博士

美国学者评价

美国康乃尔大学生态学博士，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大学助理教授牟溥，在《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上发表题为〈埃及阿斯旺大坝对环境的影响日益严重〉文章，对这个大坝工程做了中肯的评价。他在文章中指出阿斯旺大坝工程，所带来的几个严重生态环境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大坝工程造成了沿河流域可耕地的土质肥力持续下降。尼罗河下游地区的农业，原得益于每年洪水带来的大量肥沃泥沙，周期性的为土壤补充肥力和水份。可是，在大坝建成后，由于泥沙被阻于库区上游，下游灌区的土地得不到营养补充，以致土地肥力不断下降。

第二个问题是：沿尼罗河两岸出现土壤盐碱化。由于河水不再泛滥，也就不再有雨季的大量河水带走土壤中的盐分，而不断的灌溉又使地下水位上升，把深层土壤内的盐分带到地表，再加上灌溉水中的盐分和各种化学残留物的高含量，导致土壤盐碱化。

第三个问题是：库区及水库下游的尼罗河水水质恶化，危害以河水为生活水源的居民健康。水质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库区水的大量蒸发，另一则是，土地肥力下降迫使农民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化肥的残留部份随灌溉水又回流尼罗河，使河水的氮、磷含量增加，导致河水富营养化。土壤盐碱化也导致尼罗河水的含盐量增加。

第四个问题是：河水性质的改变使水生植物及藻类到处蔓延，不仅蒸发掉大量河水，还堵塞河道灌渠等等。

第五个问题是：尼罗河下游的河床遭受严重侵蚀，尼罗河出海口处海岸线内退。大坝建成后，尼罗河下游河水的含沙量骤减，河水中泥沙量减少，导致了尼罗河下游河床受到侵蚀。大坝建成后的十二年中，从阿斯旺到开罗，河床每年平均被侵蚀掉２厘米。预计尼罗河道还会继续变化，大概要再经过一个多世纪才能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的河道。河水下游泥沙含量减少，再加上地中海环流把河口沉积的泥沙冲走，导致尼罗河三角洲的海岸线不断后退，国土丧失。

牟溥博士指出：“在六十年代阿斯旺大坝兴建时，人们对大坝的认识还是片面的。阿斯旺大坝建成后陆续出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中，有些是设计时预料到、但无法避免或无力解决的；有些则是有所预料、但对其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的；还有些问题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认为，要精确地预测大坝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还是相当困难的。由于在兴建大坝前，要判断大坝工程的后果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所以，目前很多国家的公众舆论和学者专家们往往对超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持反对或谨慎的态度。”

三峡工程36计(二十八)

作者﹕王维洛博士

世界趋势

必须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后，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放弃建设大型水库大坝工程，放弃用大型水库大坝工程来推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原因在于人们开始认识到大型水库大坝工程，对生态环境存在着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埃及阿斯旺大坝所引起的严重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但是中国的政治家和工程技术干部，却看不到世界发展的趋势，把淘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当作现代化模式来用，把边缘化的技术当成先进技术来加以引进，他们不承认大规模水库大坝建设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社会问题、甚至安全问题。

当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大坝合龙时，对埃及人民说：阿斯旺大坝将把埃及带入天堂。几十年过去了，埃及并没有进入天堂。

一九八七年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一次科学大会上，对参加会议的各国科学家们说：“兄弟们，姐妹们，从现在到二○○○年，埃及将不得不面临一些重大的挑战，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取得胜利。这些挑战，也就是现在和将来我们所必须要面对的严重问题，需要从各个角度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阿斯旺大坝所造成的影响。”

一位埃及科学家曾经对阿斯旺大坝工程做出这样的评价：纳赛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决定建设阿斯旺大坝工程；决定拆除阿斯旺大坝的将是一个比纳赛尔更伟大的政治家。

套用这位埃及科学家的话：决定拆除三峡大坝的，将是一个比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更伟大的政治家。营造决策氛围借刀杀人之意在于，用别人的力量消灭敌人，自己不必付出任何代价。中共通过新华社记者一篇关于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率中国代表团参观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的报导，便把“阿斯旺是一个造福于埃及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有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错误结论，传播给国人，以图造成有利三峡工程决策的氛围。

这无非是，借阿斯旺大坝的刀，来打击三峡工程反对派。

三峡工程36计(二十九)

作者﹕王维洛博士

10、 反间计：侯马矛盾，取而代之

“反间计”为三十六计之第三十三计。原文：“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制造矛盾 反间得利

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四百一十二位专家中，有十五位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们分别是：陶诗言、黄秉维、贾福海、谢义炳、侯学煜、马世骏、侯建康、陈化癸、严恺、毛鹤年、陈宗
基、黄文熙、张光斗、强尼、高景德。其中马世骏出任生态环境专业组组长，侯学煜出任生态环境专业组顾问。

马世骏和侯学煜都是中国著名的生态环境科学家，两人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问题的最主要结论上是一致的，即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然而为了避免和决策者正面冲突，马世骏建议在结论后面补上一句：“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遭侯学煜坚决反对，两人坚持不下，论证领导小组因而让生态环境副组长方子云，代表生态环境专业组，作大会汇报。

最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以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之提纲，未经审查批准的程式错误，否定侯马二人“弊大于利”的报告，另外组成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二组，并以名利收买生态环境副组长方子云，由其出任组长，通过五个月的时间，重新编写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得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

《孙子．用间篇》云：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所谓反间，便是利用敌方间谍、或者收买敌方官吏，为我所用。而方子云，便是反间计中的“间”，是一出卖灵魂、而收名利的官吏。

生态破坏侯学煜是全国政协委员，自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期间，对中国二十个省市进行考察，发现所有中小型水库，几乎没有一个能解决水库移民问题。安徽金寨县，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修造的水库，其移民还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当地移民形容水库工程为：“十万子弟兵，十万亩良田，十万人无家可归”。水库移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改善，与水库大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分不开的。侯学煜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注：参见侯学煜〈三峡工程要考虑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收集在田方等编《论三峡工程宏观决策》，一九八七年，长沙，第二六九至二七三页。

比如如何防洪？侯学煜认为：三峡工程只拦截来自川江的部份洪水，而对下游荆江泛区的洪水来源不起作用，所以，三峡工程对荆江洼地洪涝灾害的防治，作用十分有限。治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应从多途径着手，首先要恢复水面地区的植被，使暴雨变为细水长流。同时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原有的天然蓄水湖泊。例如江汉湖群在五十年代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亩湖泊，由于围湖造田，现只剩原有的百分之二十四，这些低洼田有的应退垦还湖，有的可种喜湿的经济作物或树木，以提高经济效益。此外，荆江大堤工程不可放松，分洪也很重要。于大坝上游，三峡工程的建设只会使下游的洪水灾害，转移到上游去。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把水库大坝建设，作为防洪的最主要技术手段，在全国建造了近八万六千座水库大坝；然而洪水的威胁和危害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问题就出在防洪的概念上。侯学煜提出防洪首先要恢复地面的植被，使暴雨变为细水长流，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生态环境友好型的防洪正确途径。

三峡工程36计(三十)

作者﹕王维洛博士

针对三峡工程建设能促进库区柑桔发展的观点，侯学煜提出相反的论据。三峡工程主上派把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安置，寄托在柑桔发展上，认为水库的形成会使冬季绝对最低温度提高，对柑桔越冬有利，并可以扩大栽种面积。

对此，侯学煜指出，三峡水库所要淹没的几十万亩土地，是沿河阶地上肥料较高的冲积土，含磷量丰富，举世无双，土地资源损失十分严重。在坡度上开垦，只会加大水土流失，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开垦的坡地土层浅薄，肥力低下。另外由于三峡大坝高一百八十米，柑桔园被迫迁移到海拔更高的地区，由于气温是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对柑桔的生长和越冬都不利。说三峡工程建设能促进库区柑桔的发展，难以令人理解。

关于泥沙淤积问题，侯学煜首先对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论点──长江三峡段的泥沙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没有发生变化──进行了批判。侯学煜说，现在上游各支流全年含有大量泥沙的浑浊河水，与五十年代冬季碧清河水，形成鲜明对照，此为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因此，水库建成之后，突然冲刷不仅影响水库的寿命，且泥沙淤积抬高河床，对上游航运发生阻碍，乃是不可避免的。三峡工程给长江航运带来的好处，只不过是改变大坝以上三百公里的航运，但大坝距重庆六百公里，重庆以东三百公里因回水变动的泥沙淤积，纵使水库“放水拉沙”，也不会拉到涪陵、长寿、重庆等上游一带的河床泥沙，因而重庆有可能成为死港，其结果必然阻碍西南经济发展。

此外，侯学煜指出三峡工程将引起海水倒灌，太湖一带盐碱化，破坏鱼类资源，特别是特有鱼种有可能灭种。同时，水库建成，水流流速减小，自净能力减弱，库区水环境污染亦会加重。

侯学煜还进一步提出三峡地区综合地质灾害的理论，此部份将于后文再述。

注：退垦还湖，中国政府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把湖泊、湿地开垦为农田，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占据了水的空间，增加了洪水灾害，典型的例子便是对洞庭湖的围垦。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退垦还湖，就是放弃已经围垦的农田，恢复原有的湖泊、湿地。

三峡工程36计(三十一)

作者﹕王维洛博士

侯马二人 意见纷歧

侯学煜为一介书生，不谙官场技巧。但马世骏则任所长多年，在科协许多分会担任负责人职务，通晓官场奥妙。针对生态环境专业组，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初步结论是弊大于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在专业组长会议上，已有所了解。并且通过论证领导小组对马世骏的工作，致使马世骏的立场出现变化。

马世骏知道，把“弊大于利”的结论交上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肯定不会接受，作为组长，也就等于没有完成上级所交代的任务。但要得出领导所希望的“利大于弊”，参加论证的多数专家皆不会同意，与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因而马世骏提议，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结论后面，补上一句，即：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

对于结论的这后半句话，“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侯学煜坚决不同意。侯学煜认为：

第一，在三峡工程论证中，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损失并非强调得太多了，而是基本上没考虑。三峡工程论证，只是就工程论工程，很少考虑水坝可能给人民带来的祸害和灾难，更谈不上考虑三峡工程对库区，以及对整个长江流域的影响。

第二，提出的一些对策不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所以不能说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为此，侯学煜和马世骏发生了激烈争论，尔后此争论发展到不仅涉及提出的补救措施是否有效，更涉及知识分子的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

马世骏认为侯学煜不灵活，不能变通，马世骏甚至认同钱理群的观点，认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说假话，只要这个假话不会伤害第三者；侯学煜则坚持认为，许多对相关问题真正有研究、有见识的同志，应该参加而没能参加，而当初参与三峡论证，便是为了表示论证中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加入。

因此专事研究生态问题的侯学煜认为，既然参加了，有看法就得表达出来，得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侯学煜说：

“一个人可以说错话，但不可以说假话。我讲的是真心话，对不对自有公论，也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

最后生态环境组上报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问题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侯学煜不同意这个结论，因此拒绝在论证报告上签字。

侯马相争 方子云出线

马世骏怎么也没有想到，即使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问题的结论上，做了一个违心的让步，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对此结论仍旧不满意，因为他们早已在总报告中，作出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而组长马世骏和顾问侯学煜的争吵，让副组长方子云得利。

在马世骏和侯学煜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方子云分别于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代表生态环境组，向论证领导小组与大会作汇报。

一九九一年九月初，方子云出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二组组长，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得出了让论证领导小组、和国务院领导人都满意的结果：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此结论通过了国务院环保局的审查；此时，马世骏和侯学煜都已去世。马世骏于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死于一场至今尚未破案的车祸之中；侯学煜也于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死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

一九九二年，方子云出版三峡工程系列丛书中《生态环境》一书，吹嘘三峡工程所谓“正面生态环境效应”，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三峡水库的形成，可使重庆夏季最高气温减低摄氏四度，气候趋于冬暖夏凉。这就是后来中国媒体所宣传的三峡工程的空调效果；然而事实上，二○○三年三峡水库形成，二○○六年夏，重庆出现历史最高温。然方子云是于一九九二年，被中共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年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反间计中的间可以有五种，敌间(敌方派遣的间谍)、乡间(利用敌国人为间谍)、内间(收买敌国官吏为间谍)、死间(向敌方传递假报的间谍)，以及生间(到敌方侦探的间谍)。

方子云乃反间计中的间，是为名利而被三峡工程主上派所收买的间，既在马世骏和侯学煜主持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弊大于利”的论证报告上签字，又在其所主持的“利大于弊”论证结果上签字，方子云之人品、道德、学术水准可见一斑。

三峡工程36计(三十二)

作者﹕王维洛博士

11、 趁火打劫：戴晴入狱，殃及反派

“趁火打劫”，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五计。原文：“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反对派发声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即将结束，论证领导小组原则通过了十四个论证小组的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撰写工程可行性报告，计划于一九八九年春季，
上报国务院审批。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些政协委员、学者、记者和编辑决定：赶在国务院审议决定之前，让反对派的声音发出去。因而以李锐、周培源、孙越崎为首，陆钦侃、侯学煜等科技人员
为中坚的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再加上戴晴女士引领的一大批记者，皆同认为：有必要在上报国务院审批之前，让全国人民听到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同时，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许医农女士的帮助下，获得了出版书籍的书号。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出版了注。其速度之快，在中国出版史上实属罕见。《长江，长江》一书收录了以下文章：

──李锐答戴晴问：〈三峡工程21世纪再定〉；
──周培源、林华同钱钢谈：〈“我们很关心，我们不放心〉；
──孙越崎答张爱平问：〈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允许争论〉；
──乔培新答李新喜问： 〈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
──彭德同方向明、李伟中谈：〈斩断了“黄金水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
──王兴让答陈鹰问：〈三峡工程移民和淹没土地将是生产力的大破坏〉；
──陆钦侃答陈可雄问：“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候学煜答朱剑虹问：〈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贻害无穷〉；
──罗西北同吴锦才谈：〈追求发电效益并非是合理的选择〉；
──陈明绍答刚建问：〈治理长江应先支后干〉；
──田方、林发棠同张胜发谈：〈国际舆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杨浪：〈高坝：悬顶之剑〉；
──千家驹：〈三峡工程缓建、资金用于教育〉；
──茅于轼：〈水库退役后的状况和后果为何不见论证〉；
──吴稼祥：〈当前的经济和体制条件难以支撑三峡工程〉；
──姜洪：〈我们现在尚无能力开发长江资源〉；
──景军：〈三峡工程应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参与论证〉；
──戴晴：〈后记〉。

三峡工程36计(三十三)

作者﹕王维洛博士

政治评论家吴国光为《长江，长江》撰写序言：

中国知识界的直言不讳的发言，终于打破了围绕三峡工程理应展开的争论中不应有的沉默寂静，将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国人面前。在中国，一切问题无不带着政治色彩，重大问题尤其不可能不被视为政治问题。三峡工程，是上，还是不上？显然主要是一个科学论证问题。

可是历史和现实并不曾让它以这样的单纯的形式出现，而是强行纳入政治轨道。“李锐反党集体”是一个已成“历史”的悲惨事实，它说明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最高政治领导人一言九鼎的体制下，“政治泛化”的现象可以“泛”到何等程度，以致于荡平一切良知与科学的准则。

在三峡问题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始终是一个有形无形的决定力量，完全扭曲直至扼杀一切科学探讨与论争，划地为牢地把一个应拨动国人心弦的问题变成一个人人宁愿缄其口的禁区。

现在这一声“叫号”作为土语含有“挑战”意，它确实是一种挑战：让全能的政治后退五百步！只有摆脱开全权、全能政治的羁绊，作为一种独立人格和格致理性出现，科学才有可能开始体现自己本能而求得与自然相契合的公平与正义。主张三峡上马的科学家也自有其道理，科学本身会最终为这种分歧找到解决方法。问题只在于，当科学一旦成为政治的仆从时，它就不成为其科学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几十年乃至几千年的悲剧恰恰在于政治支配了科学，吞噬了科学，乃至支配和吞噬了全部社会生活，吞噬和支配了人的大脑和良心。

中国知识界在三峡问题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重大的历史性行动，它好比是向传统政治体制及其权威扔下一只白手套，意味着：叫号──也就是挑战：你对民族负责吗？

三峡工程36计(三十四)

作者﹕王维洛博士

八九学运 趁乱打压

人们对三峡大坝工程讨论的注视，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不久，中国和世界的目光，便集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原计划的三峡大坝工程可行性报告，也未如期在此时上报国务院。当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被军人坦克赶回校园之后，中共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天安门动乱”幕后黑手之名，将《长江，长江》一书的主编戴晴女士，抓入了秦城监狱。

戴晴女士未参与八九学运，她其实没有表态赞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就更不用说指挥或幕后操纵注。将戴晴投入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山监狱，其实是经过精心策划，其目的不是对天安门运动的清算，而是为打击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注：参见戴晴《我的入狱》。

株连九族，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惯用的手段，而把反对三峡大坝工程与所谓的“六四反革命动乱”联系在一起，无非是通过镇压六四民运，连同打压三峡工程反对派。

戴晴被抓之后，汇集了三峡工程反对派意见的《长江，长江》，被列为禁书，从书店与图书馆撤下，并被焚烧销毁。根据戴晴女士〈《长江，长江》成书经过〉一文记载：“我们印了五千册，贵州社随即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但他们只卖了两万本，‘平暴’即发生。剩下三万，作为‘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国务院“三峡经济办公室”向国家计委等单位写黑信，状告《长江，长江》书中文章的作者以及被采访者，说其与天安门动乱幕后黑手戴晴，有不可告人的联系，要求这些单位的党组织，在政治上审查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的成员注。

被告恶状的人中，有原国家计委人口研究所副所长田方、和研究员林发棠。田方，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曾任习仲勋副总理秘书、宝鸡地委副书记、《陕西日报》社副总编辑，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从事中国生产力布局与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并与林发棠、张东亮编辑出版《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中国人口迁移》等书籍。林发棠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也从事生产力布局与人口迁移的研究。

“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田方和林发棠在研究中国人口迁移问题时，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水库大坝工程移民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发现水库大坝工程移民，成为中国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份。田方和林发棠从水库大坝工程移民的研究，切入到对三峡工程问题的研究。田方回忆说：“一旦钻进去，便出不来了。……这个工程不光是修坝的工程技术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军事、环境等等，不能光让专业性的部门去论证。去年的洪灾不能证明三峡工程必须上，只是说明过去水利工作方针有缺点。洪涝灾害是因河道太浅，修多少坝也挡不住洪水。如果修三峡坝，只能挡二百亿立方米水，发生一九五四年型的洪水，下游防不了洪，上游反会加重。”注：参见卢跃刚《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

三峡工程36计(三十五)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由田方、林发棠和凌纯锡编辑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收集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的出版发行，遭遇许多困难，正当第一本书行将问世之时，编者尚未见到样书，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消息传来，有关领导不满意此书，不同意公开出版发行。后经田方等力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才能够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田方和林发棠继续努力，编辑《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该书于一九八九年初出版。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等，于《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出版时，要求新华书店不能发售该书。到了六四之后，钱正英等又指责《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并要求有关组织清查考察有关干部。

在强大的政治打压下，三峡工程反对派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不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

党内斗争工具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长江三峡坝址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视察目的地。当月二十五日回京，立即前往医院看望李鹏，谈及视察长江的印象，认为必须让三峡工程上马。至此，三峡工程，便成为共产党内斗争、站队划线的分水岭。(注1：参见李鹏《三峡工程日记》。)

就在戴晴女士入狱后不久，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将工程可行性报告上报国务院审批。其中生态环境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一些弊病可以以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这个结论到了可行性总报告中，却变成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一九九一年八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批准工程可行性报告，并以程式错误否定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并从九月起，着手重新撰写第二个生态环境影响报告。此份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得到批准，结论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撰写该报告的知识分子，为换取李鹏从总理基金中拿出的高额奖金，出卖了灵魂。( 注2：参见王维洛〈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

三峡工程36计(三十六)

12 借尸还魂：主任上书，恢复旧制

“借尸还魂”，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四计。

原文：“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借尸还魂”的意思是：凡是有用处的事物，都不能利用，而腐朽落后、没有用处的事物，要加以利用，利用没有用的事物，并不是我受别人支配，而是我支配别人。

把长江三峡工程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联系在一起，藉长江三峡工程，检验地方诸侯对中央领导是否忠诚，利用这些腐朽落后的观念和手段，来促成三峡工程的上马，是借尸还魂。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一五○方案”。

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拟建三峡特区，行使省级职权，直属中央管辖。后将三峡特区改为三峡省（筹），省会定在湖北省宜昌市。在中共中央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李鹏的推荐下，原来水利部副部长李伯宁出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

李伯宁官升一级，“感到又高兴，又惶恐。高兴的是，我做了那么漫长的三峡梦，终于盼到这一天，波光粼粼的高峡平湖已经在望了；惶恐的是，压在我肩上的担子太重，安置几十万移民的艰巨任务，我力不胜任。但中央既已决定，我只能服从且尽力而为！”三峡工程虽然还没有开始建设，不过宜昌作为省会城市，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已经开始建设，到宜昌来向李伯宁讨官做的人是蜂拥而至。没过多久，三峡省各个厅局，也都有了完整的领导班子。

但是好运不长，赵紫阳以全国人大代表有意见，认为三峡省“不三（峡）不四（川）”，于一九八六年撤销了三峡省（筹），改称其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办公室撤离宜昌，回到北京。虽然李伯宁仍为办公室主任，但是李给朋友们封的大大小小的官，全部作废，哪里来哪里去，这让李伯宁在人前是颜面尽失。

一九八六年，钱正英主持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李伯宁出任移民专业组负责人，提出“开发性移民”理论，并且认定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大，担保三峡工程移民可以全部在当地安置。李伯宁的“开发性移民”理论、以及三峡工程移民全部得以在当地安置的看法，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

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之后，朱镕基发现三峡库区根本无法安置全部三峡工程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提出异地安置，将近二十万农村移民迁移到数千里之外的异乡落户。二○○七年，重庆市提出要移民四百万，而且许多是已经在当地“安置完毕”的三峡工程移民。

三峽工程36計(三十七)

政治宣傳

六四事件之後，趙紫陽下臺，江澤民上臺。李伯甯為三峽工程上馬，多次給江澤民寫信。一九九一年夏，江澤民在李伯甯的來信上作了批示：三峽工程要進行正面宣傳，可以下毛毛雨。從此，三峽工程進入決策的最後階段。

那麼李伯甯究竟在信中提到了什麼，讓江澤民動了激情？李伯甯在信中不但闡述三峽工程的綜合效益，而且還特別提到了建設三峽工程的偉大政治意義：

首先，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設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其次，建設長江三峽工程，可以激勵全民愛國主義熱情，鼓舞整個社會士氣；最後，長江三峽工程可以檢驗地方諸侯對中央領導是否忠铡�

官方公佈的三峽工程移民為一百一十三萬，為世界上移民人數最多的水庫大壩工程，這本是建設三峽工程的一個最大弊端，在西方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中，三峽工程根本不可能實現。西方國家的環保組織把三峽工程稱為「史達林主義」的產物，只有在獨裁國家中，才能得到實現。但是李伯甯認為，中國建設三峽工程，移民百萬，正是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只有中國才能集中全國的力量幹幾件大事。世界上有十幾國家的人口還沒有三峽工程移民人數多。哪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這樣的魄力，能讓百萬居民搬遷？答案是：只有社會主義中國才有這樣的魄力。

六四事件之後，全國士氣低落。長江三峽工程，作為世界上發電裝機容量最大的水庫大壩工程。因而被中共視為可以激勵全民愛國主義熱情的墊腳石。

檢驗地方忠�

六四事件中，江澤民憑藉幾個老人的決定，從上海到北京，登上了中央領導核心。雖然在寶座上坐了兩年，但是地方諸侯對此是否服氣，江澤民心中確實沒有底。秦朝時，丞相趙高曾經指鹿為馬，測試官員是否順服。江澤民亦打算以長江三峽工程，檢驗地方諸侯對中央領導是否忠铡�

一九九一年全國經濟計畫會議結束之後，全國四十七位省長、自治區主任、直轄市市長及計畫單列市市長，組成全國省長長江三峽工程考察團，於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赴一場鴻門宴。

在三峽壩址三斗坪處，面對滔滔長江，這些地方諸侯們都表了態：「三峽工程是國家中華民族的象徵，它關係全國造福當代惠及子孫，建議國家盡早決策興建。不管受益不受益，修三峽工程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我們堅決支持！」

三峽工程是一個大型水庫大壩工程。省長們卻非要把三峽工程說成是國家中華民族的象徵，認為三峽工程會造福當代、惠及子孫，這是現代「指鹿為馬」。只是兩千年前還有指鹿說鹿的人，而今四十七位省長，都認鹿為馬了。

當然地方諸侯們對三峽工程的支持，不僅是口頭上，而是要從各省市的財政中，拿出錢來（最終都是納稅人的錢）。根據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的資料，到二○○六年，全國對口支援三峽庫區投資就高達二百七十七億元，這二百七十七億元，並不包括在一九九二年批准的五百七十億元三峽工程投資之內。

三峽工程36計(三十八)

13 聲東擊西：華東洪水，建壩鄂西

「聲東擊西」，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六計。

原文：「敵志亂萃，不虞，坤下兌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三江入 震澤定

一九九一年夏，中國東部地區的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發生洪水災害。中國媒體大量報導洪水損失，目的是「增強人們的洪水憂患」。其實這些報導都是在為三峽工程上馬營造聲勢。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報導中根本不分析造成一九九一年華東洪水災害的真實原因、以及三峽工程對減輕華東洪水的災難，有什麼樣實際的效果。

一九九一年夏，太湖流域發生洪水災害，經濟損失慘重。由於太湖流域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為中國財政的錢袋子。然而，太湖流域歷史上並未有頻繁的、重大的洪水災害出現，而造成此次洪水災害的最主要原因則是：上海城市發展阻礙了太湖的洩洪通道，同時，抗旱防汛總指揮部在錯誤資訊的基礎上，做出不正確的決策，加大了洪水災害。

太湖流域，是以太湖為中心、以黃浦江為主要洩水道之長江最下游的支流水系。太湖流域面積為三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北臨長江，南抵杭州灣，西至天目山、界嶺、矛嶺，東達東海。關於太湖的形成，有多種學說，多數人認為，太湖是長江和錢塘江泥沙淤塞古海灣所形成。太湖的總面積為二千四百二十八平方公里（包括湖中的五十一個島嶼，面積約九十平方公里）。

太湖流域的西北部為山區和丘陵，占流域面積的六分之一。入太湖的主要河流有南溪，笤溪，洮鬲水系。東部為平原和窪地，占流域面積的六分之五。平原區周邊高、中心低。周邊的高程一般為四至八米，中間窪地的高程一般為二點五至四米，窪地中心為太湖。

太湖古稱震澤。禹貢釋地中有：三江入，震澤定。意思是說，因為有三條入海通道，太湖則安定，少洪水災害。三江是指太湖的三條排水通道，指松江、東江和婁江。松江在東，就是吳淞江；東江在東南，婁江在東北。婁江的水道位置難以確定，人們認為瀏河就是古代的婁江。由於海塘的修建，太湖的東南入海口被堵塞。明朝開挖黃浦江，黃浦江先向東南，然後轉向北與吳淞江匯合，入長江口。

之後，黃浦江取代了吳淞江，成為太湖最重要的洩水道，洩水量在一般情況下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另外，人們還新闢了入海河道，如粱溪河、望虞河、橫塘港、太浦河，錫澄河，大治河、海鹽塘等等。大吆釉谔��䱷|側，由南至北直穿本流域。簡單地說，太湖流域的排水絕大部份要通過上海，而浦東地勢較浦西低，是上海自然的排洪通道。

三峡工程36计(三十九)

北涝南旱？

国务院的中央防汛指挥部，为负责防洪防旱的权威领导机构，为了指导每年防洪防旱工作，中央防汛指挥部发表中、长期气象预报，作为地方政府水利部门决定如何运用和调度其水利工程设施的依据。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国家防汛指挥部召开该年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国家防汛指挥部副主任，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指出，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盛夏，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川东地区有伏旱（不是洪水）。听说这年夏季有旱情，太湖流域水利部门立即做抗旱准备。于是决定尽可能利用现有水库工程，太湖、淀山湖、鬲湖、洮湖等湖泊及现有的河网多蓄水，以防可能出现的伏旱。

一九九一年春天，降雨不少，上游的水库下闸蓄水，太湖亦下闸蓄水，准备留着给可能出现的伏旱用。到四月二十日，太湖水位已上升到三点五五米，超过警戒水位○点○五米。没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因为国家防汛指挥部并未说今年将发洪水。

至六月十一日，太湖水位三点四六米，仅在警戒水位以下○点○四米。在汛期到来之前二个多月时间内，太湖水位控制在警戒水位三点五○米附近，种下了一九九一年洪水的祸根。

一九九一年，太湖流域的洪水是个双峰洪水，可分为第一期洪水和第二期洪水，两次洪水的分界线在六月份下旬。六月十一日起至十九日，太湖流域开始第一次降暴雨。开始时，人们继续蓄水，当时仍认为，该年是旱，不可能雨水过多，以致未增加排放能力，六月十五日太湖水位达三点六八米，超过警戒水位○点一六米。六月十八日江苏省长陈焕友，致电上海市长黄菊，要求上海市开闸，帮助太湖分洪。而江苏省自己却不愿意打开望虞河等闸门，让洪水流经江苏省进入长江，理由是，如此将为江苏带来很大的损失。

江苏省要上海开闸，因为流经上海的黄浦江，吴淞江和浏河是太湖的自然排水通道，特别是黄浦江平日担任太湖流域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排水流量。但黄浦江、吴淞江流经上海市中心。过去上海面临这种情况，都是往浦东排水；浦西是市中心，而浦东是郊区，浦西的江堤大大高于浦东的江堤，要淹先淹浦东。而今，浦东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开发区，新的金融中心，和浦西一样，也淹不得。其次，上海的城市发展，采用的是两翼发展（沿长江和沿杭州湾，左翼有宝山钢铁公司，右翼有金山卫石化公司），两翼也淹不得。在上海市的城市规划中，只体现了邓小平发展浦东新区的意图，而忘记了浦东原是自然排洪通道的功能。

历史上是三江入，震泽定。当一九九一年洪水到来之时，三条通路全被堵塞，太湖流域则不得安宁。由于上海市和江苏省都不愿承担泄洪任务，中央防汛指挥部要求浙江省开启太浦闸泄洪。此举意味牺牲浙江部份地区，以减低太湖水位。从地形上看，选定浙江作为出口，是最下策，因为浙江大部份地区地势略高，只有嘉兴一带地势低洼一些，但面积不大。况且太浦河工程尚未完工，洪水无法入海。然而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上，浙江省的地位在三家中属最弱。

六月二十六日十二时，浙江省开启太浦闸，放水一百立方米／秒。太浦闸开闸后，太湖水位曾一度下降，达四点○九米，太湖水位下降，中央防汛指挥部认为所采取的措施与抗洪取得了成果，于是，六月二十七日再次着重指出：经国家气象局、国家防总、中国科学院大气所等单位协商结果，今年总的可能是，北涝南旱。

随着天气形势的发展，长江以南和西南老旱区仍有可能受旱。因此，太湖流域也没有利用六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的时间，加大排放水量，减低水库水位和太湖流域河网的水位。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家防汛指挥部第二次会议的错误资讯，使太湖流域防洪减灾，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水来炸坝

出乎国家防汛指挥部的预料，从七月一日起，太湖流域再次普降暴雨，这次暴雨的强度和范围远超过第一次。山区的水库已然没有存储能力，只有大量向下游泄洪，来自上游水库的泄洪量，又经过人工管道进入太湖，太湖的水位上升，太湖流域河网的水位亦全面上升。苏州被淹，无锡被淹，常州被淹，嘉兴被淹，湖州被淹。

三峡工程36计(四十)

七月四日下午二时，太湖水位已达四点四四米，水位在太湖大堤的约束下仍继续升高，水位大大超过地平线。太湖每升高一厘米，溃堤的危险就增加十分。万一太湖堤溃，太湖中的洪水很
可能沿自然出路，冲向上海市，冲向浦东开发区，冲向宝山钢铁公司，冲向金山卫石油化工总公司，同时也会冲溃沪宁和沪杭铁路干线。

在此危急情况之下，国家防汛指挥部一面下令加“大”太浦河的泄洪量（此时已经没有泄洪能力），另一方面要求江苏省立即打开望虞河，排放太湖中的洪水。此时，江苏省只想利用望虞
河排放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的洪水，减轻（江苏省）这些地区的损失，因为苏州、无锡和常州是江苏省经济重点，三市的工业产值可以和上海市相比。江苏省不能理解的是，为何保上海而牺牲苏州、无锡和常州的利益？

江苏省拒绝开启太湖至望虞河的闸门为太湖泄洪。七月四日，国家防汛指挥部决定炸开红旗塘坝和钱盛塘八道堤坝。七月五日九时，在上海市委领导人的亲自监督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用四吨炸药炸开红旗塘坝。

但此举无效，太湖水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七月七日十六时，太湖水位达到了四点六八米，超过历史水位（四点六五米）○点○三米。七月八日十九时，上海市委领导人又亲自赶到钱盛塘，督促解放军部队炸毁钱盛塘。七月八日十时，国家防汛指挥部强令江苏省无条件撤除沙墩港坝，打开望虞河，为太湖排泄洪水。(注)：国家防汛指挥部，对江苏省领导的地方主义和不服从命令的做法十分不满。

七月十一日十二时，江苏省副省长只得亲自坐阵，拆开沙墩港坝，让太湖北部的洪水进入望虞河。江苏省打开太湖通往望虞河的闸口，比国家防汛指挥部的要求，晚了整整七天。然而即使沙墩港坝被炸开，太湖的水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注：此处时间上的顺序，由于按照地点写作，因此第二时间比第一时间早。先是写太湖在上海出口的情况，再写太湖在江苏出口的情况。）上升，至七月十五日晚八时，太湖水位达四点七九米，超过最高水位○点一四米。为何打开望虞河没有效果？因当打开望虞河时，望虞河的洪水位达四点九五米，比太湖的水位还高，炸开沙墩港坝，只会使太湖水位上升，而不会使太湖水位下降。

国家防汛指挥部在此情况下，强命江苏省炸开沙墩港坝、打开望虞河的决定，是感情用事，其目的就是要求江苏省无条件服从命令。

纵观一九九一年太湖流域洪水，并没有发生国家防汛指挥部年初所预报的旱灾，反而是遭受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灾难，为一场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分析一九九一年太湖流域的降
雨量，只是二十五年一遇，对比一九五四年五月至九月的洪水，当时太湖流域总降水量达九百毫米，太湖水位达四点六五米，淹了五百万亩土地。而一九九一年五月至七月，总降水量只有五百毫米，太湖水位却达四点七九米，并在苏浙沪相续有计划地炸坝，开阔排水线路，但太湖流域的水位仍长期居高不下，造成严重生命财产和经济损失。一九九一年太湖流域洪水由于人为错误，使得二十五年一遇的降雨量，造成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灾难，损失惨重。

三峡工程36计(四十一 )

华东洪水 建坝鄂西

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务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及此次华东洪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万里认为华东洪水最大的启示，就是必须大大增强全民族的水患意识。同时指出，中国的许多大江大河尚未根本治理，已经建设的一些水利措施，也存在防洪标准偏低和缺乏系统配套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洪水造成的损失必然越来越大。沿海的几个三角洲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又都处在大江大河的下游，一直存在着水害的潜在威胁。大江大河一旦出事，势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打乱和推迟四化建设的进程，影响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在为当代人利益着想时，也要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如果不指出这种潜在的巨大危险，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那就是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

万里提出，因华东洪水所在范围，同属长江流域，根治长江，必须把长江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作整体考虑。他认为，如果三峡工程上马，就会确保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这个长远的需要看，以及从确保长江中下游的安全这个紧迫需要看，三峡工程关系到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长治久安，迟上马不如早上马，建议国务院列入十年规划。此时，全国人大早已给出信号，意图趁热打铁，要求国务院提交兴建三峡工程议案。

然而问题是，华东洪水在东，虽说在地域上属于长江流域，但和干流的洪水，没有任何关系。一九九一年太湖、淮河的洪水，为当地降雨所造成；而形成严重的洪水灾害，则是由于错误决策所致。三峡大坝在西，位于太湖以西几千公里。三峡工程的建设，最多对减轻长江中下游荆江地区的洪水压力，有所帮助，根本不可能确保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对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长江三角洲，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正是对华东洪水灾害原因的错误分析，才得出错误的决定。洪水在长江三角洲东面，却得出在西面几千公里之外建高坝，以确保长江中下游安全的结论，无异是“声东击西”。

三峡工程36计(四十二)

14 围魏救赵：避开锋芒，攻其弱处

“围魏救赵”，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二计。

原文：“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敌阳不如敌阴

围魏救赵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西元前三五四年，魏国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王命令田忌、孙膑率部前去救赵国。孙膑认为，魏国大将庞涓率主力
正在攻打赵国，魏国国内空虚，不如率部去围打魏国，迫使魏军放弃进攻赵国而回师来救，这样既可以解赵国之危，又可以在途中设伏，重创魏军。于是齐国军队向魏国进攻，包围了魏国首都大梁（今开封），庞涓闻讯后，率部兼程赶回魏国，在途中陷入孙膑的埋伏，魏军大败，庞涓丧命。

围魏救赵的智慧，正是兵法所言，与其进攻兵力结集之处，不如打击敌人兵力分散的部位；攻击敌军阳刚之处，不如攻击敌人阴弱的部份。

三峡工程主上派采用围魏救赵的计谋，避开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批评，而将攻击目标指向三峡工程缓建派。利用有意压低三峡工程所需要的投资，造成三峡工程虚假的各项优秀经济指标，从而得出国家财政可以承受三峡工程建设的结论。而由于政治因素，缓建派只是向中央领导建议暂缓兴建三峡工程，无法直接在生态环境和移民安置等重要问题上，向三峡工程主上派进行挑
战，以致被对手所利用。

三峡工程“缓建派”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兴建三峡工程方案，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全国政协委员的反对。但由于政协委员的政治身分和以往教训，致使三峡工程反对派不敢正面反对中共中央，而是以“缓建派”的面目出现，抱着“武死战，文死谏”的忠诚之心，向决策者上书，提醒政府，三峡工程投资过大，国力不足，工程经济效益不好，不宜过急做出决策。因此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缓建派。真正公开提出坚决反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只有黄万里、侯学煜等少数几人。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为三峡工程反对派领军人。周培源是个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曾师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其后事业也颇有建树。在其后半生中，以科学家的身分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是位不倒翁。周培源先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协主席，九三学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等高职。

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是周培源生命历程最后十年中，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一九八四年以来，周培源先生一直反对长江三峡工程快速上马。他曾率一百八十二位全国政协委员，视察三峡工程所涵盖的湖北省和四川省，回北京后又上书中央，建议缓上长江三峡工程。此时，周培源先生并未如同以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注。他从解剖自己开始：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是个长江三峡工程的积极的支持者，到八十年代却站到另外一面去了？他认为当时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

“我在五十年代曾是三峡工程上马的积极分子 ，那时主要是看了我们自己选的三斗坪花岗岩坝址，比过去萨凡奇所选的南津关石灰岩坝址要好的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几年来，因多看了些材料，多作了些了解，特别是政协经济建设组作了详细而切实的调查，使我认识上有了很大转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国家千年大计，必须慎之又慎。”

三峡工程36计(四十三)

一九八七年五月，周培源为田方等人编著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撰写了序言：“回顾这一段历史，三峡工程所以长期上不了，看来主要问题在于仅就三峡论三峡，而没有从长江流域干支流总体规划，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实力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战略上来考虑问题……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元一百五十米或坝高一百八十五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他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过去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准巨型工程而闻名于世。否则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覆论证，没有充份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后悔不及！”(注：周培源是当年三峡工程研究的负责人。)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周培源上书中共领导人：“且不谈三峡工程技术上的问题是否已经全部解决，即使决定立刻上马，由于它投资大，工期长，见效慢，十几年内只投入不产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也不能起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由于它占用大量资金，挤掉了其他本来可以上马的项目，反倒会拖翻两番的后腿……我觉得，决定三峡工程是快上还是缓上，除了一些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外，主要因素是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问题。在我国目前的财力物力条件下，特别在物价，工资改革的关键阶段，上马三峡工程这一特大建设专案是不适宜的，如果硬要上马，势必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动荡，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战略决策的实现，还会对人民群众形成心理上的冲击，以致于影响深化改革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基于以上的考虑，我认为三峡工程快上不如缓上。等将来翻两番的任务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科技水准提高了，那时再来考虑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周培源把财政承受能力作为三峡工程缓上的主要因素，成为日后三峡工程缓建派受到主上派攻击的致命薄弱点。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戴晴作为六四的“幕后黑手”被抓入监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被禁，三峡工程反对派因此受到牵连，无法发出声音。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江泽民、李鹏接见参见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代表，周培源也出席了这项活动。周培源直接向江泽民、李鹏提出三峡工程有些问题还是没有研究透，比如：人防是否安全，建议中共中央推迟三峡工程的决策。

三峡工程36计(四十四)

作者﹕王维洛博士

这是周培源最后一次的努力。三峡工程缓建派认为，只要时间拖得越长，三峡工程上马的希望就越渺茫。孙越崎老先生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结
论是：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李锐也几度上书中央领导，建议三峡工程“在重大问题尚未圆满解决以前，考虑暂缓兴建。”

三峡工程“反对派”

真正提出坚决反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只有黄万里、侯学煜等少数几人，他们认为，从自然地理学和生态环境学上来分析，三峡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问题，坝高多少米的问题，而是绝对不能上的问题。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几百万移民的安置问题；其次才是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工程的经济问题，以及工程资金来源问题。由于坚决反对三峡工程建设的人数比较少，再加上黄万里先生被排除在三峡工程论证之外，他的文章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也不给予发表，以致于人们对三峡工程坚决反对派的了解比缓建派要少许多。

三峡工程主上派不敢正面接受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挑战，他们避开反对派的锋芒，选取三峡工程缓建派作为攻击重点，进行反击。因为缓上三峡工程的理由，只能是工程造价太高、资金筹集困难、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河流流域的开发次序问题等等，而对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则不可能提出充份的论据。因为无论早建还是缓建三峡大坝，工程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移民社会问题，本质上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在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根本不进行可行性论证最主要的内容，即：上和不上三峡工程的方案比较，而只是进行蓄水位高低（海拔一百五十米、海拔一百六十米、海拔一百七十米、海拔一百八十米）和建设方案（一级开发分期蓄水和两级开发）的比较。因为缓建派没有表示反对建设三峡工程，所以建还是不建，就不用论证了。在经济比较中，虽然考虑了早建、晚建和不建三峡工程三个方案，但却没有考虑三个方案对于生态环境破坏的差别，这是由于早建和晚建两个方案，在生态环境破坏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这就使得本来应该在经济比较中为最优的“不建三峡工程方案”，成了最差的方案。

三峡工程之总投资

另外，三峡工程主上派在工程投资、资金筹集、经济合理性和国力承受能力分析上，确实下了一番工夫，着力打击缓建派。

三峡工程主上派的主要做法是：在三峡工程审查之前，尽量压低工程所需要的投资；而在三峡工程审查之后，再将真正所需要的资金公布出来。由于人为压低了三峡工程投资，从而资金筹集的困难、经济的不合理性，在可行性论证中都无法体现出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时说，三峡工程按一九九○年价格估算的静态总投资为五百七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枢纽工程投资二百九十八亿元，水库移民投资一百八十五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九十七亿元。第一批机组发电之前所需要的投资为三百亿元。

三峡工程36计(四十五)

作者﹕王维洛博士

到二○○六年底，三峡工程一共花费了一千六百亿元人民币，这个资料远远超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注的五百七十亿元人民币。由于三峡工程总投资被有意压低，所以每年所需要的资金投入，也就大大减少。邹家华说：三峡工程发电之前十二年的总投资为三百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二十五亿元人民币，国力可以承担。实际上，三峡工程的实际投资，年年超过二十五亿元，最高一年就投资一百五十亿元人民币。由于三峡工程总投资被有意压低，所以三峡工程的各项经济指标，便显得十分优越。

比如邹家华说，三峡工程的上网电价低，每度电十三点三分，低于我国已建和在建的五强溪、隔河岩、岩滩、宝珠寺、龙羊峡、李家峡等水电站上网电价；利税产出多，还贷能力强，投资回收快，对国家贡献大，从开工后的第十二年至二十年建设期内累计创利税三百九十二亿元，从第二十一年开始，每年创利税七十七亿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均优于国家规定值，可以在工程建成后第二年回收全部投资。但是三峡工程发电后，三峡电站电价为每度电三十五分，比邹家华所说的十三点三分高出百分之一百六十三，远高于所列出的水电站。

那么建造三峡工程的钱从哪里来呢？邹家华说：若要有可靠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充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及资金来源多样化等原则，考虑了九种可行的渠道，即葛洲坝电站发电收入，征收水电建设基金，国内银行贷款，预算内基建投资，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地方集资参股，利用外资，三峡工程建设期发电收入，发行三峡工程建设债券和股票等。但是邹家华并没有说明，哪种管道要筹集多少资金。

其实，建造三峡工程的钱既不是出自中央财政，也不是出自地方财政，而是出自十四亿中国老百姓的口袋。三峡工程缓建派当时只是集中在中央财政是否能够承担三峡工程投资的问题上，并未想到，政府会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挖出建造三峡工程的钱，可见三峡工程缓建派是低估了对手。
三峡工程36计(四十六)

15 浑水摸鱼：模糊概念，以假作真
“浑水摸鱼”，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二十计。
原文：“乘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晦入宴息。”

模糊焦点

“浑水摸鱼”也作“混水摸鱼”。词源中并未将“浑水摸鱼”收录。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对“浑水摸鱼”的解释是：比喻乘混乱之机，攫取不正当利益。老舍《四世同堂》四五：“其余那些人，有的是浑水摸鱼，乘机会弄个资格，他们没有品行，没有学识，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永远没有希望得到什么优秀的地位。”

又浑水摸鱼也可从《伊索寓言》得到解释。西元前六世纪希腊《伊索寓言》渔夫的故事中，讲的正是浑水摸鱼的故事：一位渔夫在河里捕鱼时，先拦河张网，然后用绳子拴上石块，面向鱼网击打水底，鱼吓得到处乱游，有些撞进网里。当地有人见渔夫这样做，责怪他把水搅浑了，使人不能喝到清水。渔夫说：“若不是把水搅浑，我就捕不到鱼，捕不到鱼，我就得饿死。”

而在三峡工程论证中，不区别长江洪水的类型、产生的原因、发生的地方，也不具体地分析三峡工程对于哪类洪水起什么作用，只是一味强调三峡工程所谓的防洪效益，这是浑水摸鱼。目的在于误导民众，以为三峡建坝，可以卡住长江洪水，从此高枕无忧。

三峡工程论证中，浑水摸鱼的例子实在太多。因为在三峡工程论证中，三峡工程的目标和效果，没有明确的定义。比如，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之一是，可以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防十年一遇的洪水，提高到防百年一遇的洪水。其实，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荆江河段依靠长江大堤可以防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大堤结合蓄洪区，可以防四十年一遇的洪水，结合已经建设的葛洲坝工程和隔河岩石工程，防洪能力更大一些。而当时洞庭湖区堤防的防洪能力，只能防十年一遇的洪水。人们先把荆江河段和洞庭湖区的防洪能力合二为一，变成：荆江河段和洞庭湖区的防洪能力，是防十至二十年一遇的洪水。然后再把洞庭湖区去掉，简化为：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是防十至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到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告时候，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只能防十年一遇的洪水了。通过减低荆江河段长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来达到扩大三峡工程防洪效益的目的。

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洪水，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二大洪水，小于一九五四洪水，为五十年一遇的洪水，当时长江大堤挡住了洪水，保全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这足以说明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不是只能防十年一遇的洪水。

在三峡工程报告中列举了不少历史上长江发生过的洪水灾害，损失多少，死亡人数多少等等。但没有把这些洪水灾害作科学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议结合三峡工程，论证三峡工程的兴建，对今后可能会发生的各类洪水，起哪些作用；同时，建立三峡工程，可以完全防止、或减轻哪类洪水的灾害，以及对哪一类洪水不起作用。

可是报告只罗列长江洪水的罪孽，然后笔锋直下，一下转到三峡工程的防洪目标，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上去了。似乎过去长江洪水造成的灾难，关键就在于没有建三峡大坝，原因是没有在三峡把长江洪水卡住，要是建了三峡大坝，则长江洪水的灾难就永远成为过去的历史了，就一去不复返了，高峡出平湖，美不胜收。人们也可以高枕无忧，再也不必要有头顶一盆水的恐惧感了。

长江历次洪水

长江历史上有以下几次大洪水－－

一八六○年洪水：
六月间，金沙江、乌江、三峡地区，清江和荆江地区下大雨，暴雨中心分别在金沙江下游、清江、三峡地区和荆江一带。长江上游，清江、澧水和沮漳河都发生大洪水，宜昌洪峰流量达九万二千五百立方米／秒，枝城洪峰流量达十一万立方米／秒，受灾地区为屏山、丰都、万县、云阳、巫山、巴东、秭归（以上均在三峡大坝坝址上游）、宜昌、宜都、公安和洞庭湖区。这次大洪水未冲溃荆江河段的左岸堤防，却冲破右岸堤防，冲开了藕池口，大量洪水进入洞庭湖，江湖一片（洞庭湖洪水的一部份来自澧水）。此次洪水自六月中始，持续到七月底。

一八七○年洪水：
该年的洪水是由于嘉陵江流域长时间特大暴雨所形成，同时汉江和洞庭湖水系的湘、资、沅、澧洪水也大。宜昌洪峰流量达十万五千立方米／秒，枝城洪峰流量达十一万立方米／秒。嘉陵江流域，重庆至宜昌，以至汉口的沿江地区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三峡大坝坝址上游的合川“大水入城深四丈余”，丰都“全城淹没无存，水高于城数丈”。三峡大坝坝址下游的公安“江堤俱决，……水浸城垣数尺，衙署庙宇民房倒塌殆尽”。宜昌以下的大部份圩堤溃决，长江洪水经松滋、藕池、太平等口入洞庭，湖区汪洋一片。荆江右岸堤溃，左岸的江堤幸存。

一九三一年洪水：
此年长江上游虽发生洪水，但洪水量不是最大。宜昌洪峰流量达六万四千六百立方米／秒，枝城洪峰流量近七万立方米／秒，沙市最高水位达四三点八五米，但荆江大堤却发生多处决口。这年洪水灾害主要是由汉江和澧水、沅水的洪水引起。汉江的丹水池江堤决口，汉口主要市区被淹没，受灾达三个月之久。同年鄱阳湖流域、太湖流域也发生洪水。

一九三五年洪水：
该年长江上游未发生洪水。七月三日至七日在清江、澧水上游和香溪河（三峡坝址以上）、黄柏河（三峡坝址以下宜昌以上）、沮河（宜昌以下）河源地区发生了史上最大的暴雨，暴雨中心和周边地区包括澧水、清江、三峡部份地区，以及汉水中下游地区，其中澧水和汉水的洪水均为历史最大洪水。宜昌洪峰流量达五万六千九百立方米／秒，枝城洪峰流量达七万五千立方米／秒（清江洪峰流量达一万四千一百立方米／秒），荆江大堤几处溃堤。受灾最重的是汉江下游和澧水下游。同年鄱阳湖流域也发生较大洪水。

一九五四年洪水：
洪水的特点是暴雨来得早，暴雨频繁，强度大，时间长，面积广，长江上中下游雨季重叠，干支流洪水相遇，为长江流域百年罕见的全流域性的洪水。六月初和七月初，鄱阳湖流域的赣江发生洪水。六、七月间，洞庭湖流域的湘、资、沅、澧相继多次发生大洪水，其中湘沅两江的洪水接近历史最大洪水。七、八月汉江也发生中偏大的洪水。同期，长江上游也多次发生洪水，虽从洪峰流量来看，不是最大，宜昌洪峰流量达六万六千八百立方米／秒，枝城洪峰流量达七万一千九百立方米／秒，但是三十天的总洪水量大，为八十年一遇。由于下游洪水位高，洪水危害大，动用了分蓄洪工程，才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区。受灾人数为一千八百八十八万人，受灾农田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亩。

一九八一年洪水：
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沱江、嘉陵江发生特大洪水，洪水之大，为历史所罕见。寸滩的洪峰流量达八万五千七百立方米／秒，为本世纪最大。宜昌站洪峰流量达七万二千立方米／秒。四川省十四地市的一百一十九个县市区一千五百八十四万人受灾。

一九九一年洪水：
一九九一年夏，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发生大洪水，由于正好发生在中国的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经济损失特别惨重。

三峡工程36计(四十七)

防洪效益？

那么三峡工程对于上面类型的大洪水有什么样的防洪效益呢？

首先，对于一九八一年的洪水是雪上加霜。

一九八一年长江上游的洪水为历史罕见，受灾地区位于三峡大坝坝址上游。三峡工程的建立，对于防止这一类型的洪水无任何作用，反倒使洪水位抬高，泄洪速度减慢，加重上游洪水灾情，雪上加霜。如果像一九八一年型的洪水，在三峡工程运行一百年后发生，则将对上游的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危害更大。由于三峡工程的建立，河床的抬高，边滩的淤积，百年之后的洪水水位要比一九八一年的洪水高出许多，重庆市许多市区将被洪水淹没。

其次，对于一九九一年的洪水，亦是毫无作用。

三峡工程的建立，对一九九一年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这一类型的洪水，没有任何防洪意义，即使三峡水库能将干流的水量都蓄起来，也不会减轻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洪水灾害。
第三，对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的洪水是力所不及。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的洪水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长江洪水。据统计，仅一九三五年洪水，就造成十四万人死亡。这两年三峡上游的洪水来量均不大，小于一九八一年的洪峰流量。而引起洪水灾害的主要原因，则是支流的特大洪水，如汉江、沅水、澧水的特大洪水。一九三五年的十四万死亡人数中，八万多人死于长江支流汉江的溃堤，三万多人死于长江支流澧水的溃堤。三峡工程只能有限地控制干流的洪水流量，对于死于长江支流洪水的人，是鞭长莫及。
第四，对于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的洪水是有利有弊。

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的洪水原因为长江上游的特大暴雨（一八六○年还加清江洪水）。受灾地区分别在三峡大坝的上游和下游。对于这一类型洪水，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可分为正作用和负作用：对下游，三峡水库可削减一部份洪峰，蓄一部分洪水，起到减轻下游洪水灾害的作用；而对上游，三峡工程阻碍上游泄洪，抬高上游洪水水位，加重上游洪水灾害。这就是大坝工程将下游洪水转移到上游的作用。

第五，对于一九五四年洪水，作用十分有限。

一九五四年的洪水是百年罕见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当时上游洪水不是最大，而是洞庭水系湘资沅澧四水的洪水特别大，武汉头顶上的汉江洪水也不小。七、八两个月，长江干支流的洪水总量为四千五百八十七亿立方米，超过长江宣泄能力的超额洪水量达一千亿立方米。此类型洪水的时间长，受害面积大。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有限，主要又用于削减上游将可能出现的洪峰，所以控制干流水量的作用也有限。此次洪水时间长，江堤在江水中浸泡的时间长，所以特别容易决口和溃堤。三峡水库的作用是削减洪峰，而不是长时间的蓄水，洪峰过后，必须放水，而在减少江堤于江水中浸泡时间方面，也没有大的帮助。一九五四年洪水损失的很大一部份，是来自洪水造成的涝灾，三峡水库对减轻涝灾也无大的用处。

最后要指出的是，按常规，长江的洪水期多在六月到九月，三峡工程也是按照这个规律安排水库的运行计划。六月到九月将水库蓄水位控制在低水位（海拔一百四十五米），留出防洪库容；十月到次年五月，将水库蓄水位控制于高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长江到了十一月份，也会发洪水。一八六○年发了半年的洪水后，到了十一月份又再来一次大洪水，损失十分严重。史书记载，洪水“涨势迅速，迁避不暇，时值冬令，居民皆料不及，损失更大”（绥江县志）。如果未来出现此类洪水，三峡工程将是束手无策，在自然洪水之上，再迭加一个人为蓄高的洪水位，后果是不堪设想。

因此，三峡工程论证，只一味强调三峡工程所谓的防洪效益，其目的在于误导民众，让他们相信，三峡建坝，可以卡住长江洪水，毕千功于一役，从此即可高枕无忧。

生态工程？

浑水摸鱼的第二个案例是：声称三峡工程为生态工程。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说，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工程，因为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而且，按照与火力发电的对比分析，如果建设同样装机容量的火电机组，每年要多消耗五千万吨煤炭，要向大气排放一亿吨的二氧化碳。汪啸风还说，三峡工程是中国回应《京都议定书》的重大工程措施。

生态学(ecology)一词，最早由德国的海克尔(E..Haeckel)在一八六六年提出，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美国的奥德母(H. . T. . Odum)在一九六二年提出生态工程(ecological.engineering)的概念，“生态工程被视为，运用来自自然的资源，以居主导地位的方式，操控环境系统。”一九七九年生态学家马世骏，在中国引进生态工程概念，一九八四年马世骏给出如下定义：“生态工程是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与物质回圈再生原理，结构与功能协调原则，结合系统分析的最优化方法，设计促进分层多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系统。”中国现在多采用马世骏先生的定义。

汪啸风以三峡工程提供清洁能源为由，将三峡工程定义为生态工程，然此生态工程既不符合美国奥德母的定义，也不符合中国马世骏的定义。当年马世骏亲自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并且担任生态环境组组长。如果三峡工程真是生态工程的话，那么马世骏将会在可行性论证中，给三峡工程一个“生态工程”的皇冠。但以马世骏为组长的生态环境组，关于三峡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影响，所给的结论则是：弊大于利。

而一个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还是利大，端看这个工程对于恢复生态环境、自然调节能力的作用。有利于自然调节能力的恢复，就是利大于弊，反之则是弊大于利。三峡工程建设破坏、摧毁生态环境的自然调节能力，使建成之后的生态环境距离原始状态更远，因此结论只能是弊大于利。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工作的陈国阶所长，就曾经撰文与接受采访，证实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弊大于利。

然而，为了避免和领导正面冲突，马世骏却在结论的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

三峡工程36计(四十八)

提供清洁能源？

汪啸风提供的资料中，有一个明显的计算错误。一个与三峡工程有同样装机容量的火力发电厂，如果每年发电要消耗五千万吨标准煤炭，按照中国目前普通的水平，每发一度电消耗三百五十克标准煤炭，每年发电约一千四百三十亿度电；按照中国先进的水准，每发一度电消耗三百二十克标准煤炭，每年发电约一千五百六十亿度电。而三峡工程的计划发电量只是每年八百四十亿度。两者缺乏可比性。

利用大型或者巨大型水库大坝发电，并不能提供清洁的能源。台湾中山大学陈镇东教授的研究表明：“水力发电绝非干净的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甚至比火力发电厂还高，因此，未来不应该以发电为由，继续兴建水库。”原因在于，河流也会排放二氧化碳到空中，当河水蓄积在水库中，深水内缺乏氧气，有机质就会分解出甲烷、以及氧化亚氮等气体。且全世界约百分之四十的河流有水库，因此陈镇东认为，三峡大坝的水库规模，比目前东南亚所有的水库加起来都大，因此排放出的温室气体量将更为惊人，可能引起更严重的温室效应。台湾中山大学陈镇东教授的研究结果，与美国科学家对于巴西水库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世界河流网路等环保机构提出，利用大型或者巨大型水库大坝发电，提供的不是“清洁能源”，也不能称“利用可再生能源”，此观点普遍为世界所接受。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也只是把发电装机容量在五万千瓦以下的小水电，列入可再生能源。

最后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京都议定书条约控制框架以外的国家，所以不受温室气体排放限制。根据荷兰一研究机关的报告，二○○七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再说京都议定书是一九九五年签订，三峡工程是一九九二年批准兴建。一九九二年批准兴建的三峡工程，怎么能够成为中国回应一九九五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的重大工程措施呢？
三峡工程36计(四十九)

16 连环计；南水北调，环环紧套

“连环计”，为三十六计之第三十五计，指将数个计略，如同环与环，一个接一个相连起来施行一样。

原文：“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南水北调

“连环计”是三十六计中最为复杂的一计，因为不仅仅使用单一计谋，而是同时使用两个以上的计谋，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系统工程。用一条计谋使敌人自己牵制自己，再用一计进攻敌人，两条计谋结合起来运用，便能摧毁势力强大的敌人。

三国时期，王允通过连环计杀董卓；赤壁之战中，庞统假意向曹操献计，将战舰以铁链勾连，再由周瑜、黄盖演出苦肉计，最后以火攻之，使其无法逃脱，使用的也是连环计。

一九九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三峡工程，其目标有防洪、发电、航运和南水北调。其实，目前建造的三峡大坝坝顶标高为海拔一百八十五米，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对于南水北调根本没有作用；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南水北调定义为三峡工程的目标呢？理由便是，此处暗藏了连环计。

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是一对孪生兄弟，先上三峡工程，则南水北调便有了资本；而上南水北调工程之后，必然会反过来要求三峡工程加高大坝、以及正常蓄水位，最后回到原长江流域办公室主任林一山的“建设三峡工程高坝方案”上来；而三峡大坝加高之后，又为加大南水北调工程的规模，提供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乘“长江舰”从武汉至南京视察长江。在轮船上，毛泽东听取长江流域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关于治理长江规划的汇报。

尔后，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大坝卡住长江洪水”、以及“南水北调解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问题”两个设想。在大跃进年代，两个工程的规划设计均完成。但由于经济政策失误，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导致两个工程皆下马。一九八四年，国务院批准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亦随后提出。

为什么长江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是如此紧密相连不可分呢？众所周知，水从高往低处流，中国地势西部高东部低，而调入区的北方又略高于调出区的南方。如果用机械提升，调水的成本很高，经济可行性低。利用长江三峡水库工程的大坝，将水壅高，这样南方的水就处在“高处”，可以自流到北方。

调水路线

具体地说，南水北调的线路一共有三条，分别称为东线，中线和西线方案。东线方案是从长江下游扬州附近江都，利用京杭大运河和沿途的水库、湖泊，部份利用机械提升向北方调水，直至天津，供水范围包括黄淮海平原东部、及淮河以南的里运河两岸地区。中线的供水目标是北京，与东线方案不一样，此处无现成的大运河，需建约一千五百公里长的人工河流，把水从三峡水库经过丹江口水库引水至河南省方城江淮分水岭，然后从郑州以西跨越黄河，再沿太行山东麓、经石家庄至北京。西线方案计划自长江上游支流通天河，雅龙江和大渡河等三条河流的上游，设高坝壅高水位，再以提水站将水通过隧道穿越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流入黄河。供水范围为黄河沿岸地区。这三个方案的前提是：长江有水可调。西线方案最终调水二百亿立方米，中线方案调水四百亿立方米，东线方案调水四百亿立方米，一共要向北方调一千亿立方米（后来几个公布的方案，在调水量上都有一些变化）。

中线方案的调水源头就是三峡水库，供水目标是北京，也可为黄淮海平原的一部份地区供水。中线方案要建设约一千五百公里长的人工河流，从三峡水库到丹江口水库，是几百公里的穿山水道，过了江淮分水岭后，干渠要穿越过数百条自然河流。

中国的河流大多是从西流到东，而南水北调的干渠是从南到北，必然要和自然河流发生交叉。如果从自然河底穿过，这条干渠就没有运输功能；如果从空中越过，这干渠就是一条随时都会溃堤的定时炸弹；在地面与自然河流相交，将完全改变淮河、黄河、海河三大水系的生态环境，同时在水流方向全部改变的情况之下，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严重。

中线方案的优点是，来自三峡水库的水不用抽水站就可“自动”流到北京。要让三峡水库的水自流到北京，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必须在海拔二百米，至少也要在一百九十五米以上。但是目前批准的三峡水库蓄水位为一百七十五米，在此条件下，三峡水库的水不可能“自动”流到北京。

三峡工程36计(五十)

用林一山的话，三峡水库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的方案是大材小用，是用西装料，做了一件背心和短裤。但是三峡工程采用海拔二百米，淹没的范围扩大，移民人数增多。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估计故乡在四川的邓小平一定不会同意二百米方案。

所以来个“瞒天过海”，先上报一个低坝方案，保证三峡工程上马，以后再想办法加高大坝。因此，南水北调中线方案也必须被分成两步走，即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

一期工程只是从丹江口水库调水到北京，设计平均渠首引水量五百立方米／秒（每年一百六十亿立方米），送至黄河以北三百五十立方米／秒，进入北京四十立方米／秒。一期工程完成之后，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丹江口水库无法保证南水北调的水量。原因很简单，汉江在丹江口的多年平均流量为三百八十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只有一百多亿立方米。如果将平均流量百分之四十的水调到北方，则汉江的河流生态系统就要死亡。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长江干流、从三峡水库引水。而当年花费巨额投资的丹江口水电站，也要大幅度减少发电量，因此这一期工程方案最终是不可行的。

一期工程只是修建丹江口到北京的干渠，而最终则必须从三峡水库调水。只等一期工程完成后，巨额资本已经投下，却无法达到调水目标，那么从三峡水库引水，就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然而丹江口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也是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在同样的高程上，长江的水是不会从三峡水库流到丹江口水库的，此时只有加高三峡大坝，提高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建设从三峡水库到丹江口的引水管道。

于此，人们便可看出三峡水库没有水利坡度理论的错误：如果两地水位一样高，水也会流动，那么岂不是不用加高三峡工程蓄水位，长江干流的水也会自动流到汉江的丹江口水库里去？

加高三峡大坝

同时也要指出，三峡大坝工程已经为加高大坝留下伏笔，三峡工程将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了近四分之一。在三峡坝址水流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从技术上也要求将水位差提高四分之一。目前三峡工程最大水位差在一百一十三米，增加四分之一，就是增加二十多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加上二十多米，正好是林一山说的蓄水位海拔二百米。

有人以为，三峡大坝加高，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者说是十分困难的。这个问题对于土石坝是存在的，但对于混凝土重力坝，则是不存在的，只要当初设计大坝时，就为后来的加高留下埋伏，就可以了。丹江口大坝也是混凝土重力坝，为了保证实现南水北调第一期工程，丹江口大坝也加高了十几米，因此，加高大坝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从经济上来说，一次建成要比分步加高节省费用；但是一次建成在政治上不可行，所以分步加高大坝，主要是出自政治考虑，而不是经济效益的考量。分步加高大坝的最大问题是社会问题。丹江口大坝建设时移民三十多万，不少移民最后安置在水库周围地区。而丹江口大坝再次加高，又要移民三十多万，而且相当一部份是当年安置完毕、或者是私自返乡的丹江口工程移民。

三峡大坝加高之时，也将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三峡工程上马，南水北调第一期工程也上马，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环套一环，一步接一步地往前走，走向最后的崩溃。根据中国所有的水资源需求和供给的预测，到二○二○年，长江流域将成为一个缺水区域。

三峡工程36计(五十一)

17 树上开花：百万移民，原地安置
“树上开花”，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二十九计。

原文：“此树本无花，而树则可以有花，剪彩贴之，不细察者不易觉，使花与树交相辉映，而成玲珑全局也。此盖布精兵于友军之阵，完其势以威敌也。”

就地安置移民？
“树上开花”是由“铁树开花”转化而来，原意为不可能开花的树竟然也开出花来了。变不可能为可能，达到制服敌人的目的。

三峡工程涉及移民人数众多，如何安置、以及于何处安置等问题，为三峡工程论证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按照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负责人李伯宁的计算，在水库淹没涉及的十九个县市中（面积四点五一万平方公里），有可以开垦的荒坡地二千多万亩，其中三百六十一个安置乡中（面积一点二三万平方公里）即有可开垦的荒山草坡三百八十九万亩。李伯宁认为，只要每个农村移民开垦一点五亩荒坡地（一亩种柑橘，○点五亩种粮食），便得以解决农村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因此不出县安置农村移民，是完全可能的（注：李伯宁、殷之格《库区移民安置》，一九九二年，北京，第五至六页。）按照李伯宁的演算法，三百八十九万亩荒地，可以安置二百五十九万移民，而三峡工程所要安置的农村移民只有五十一点八九万。故而，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得到如下结论：移民都可以在本县内安置，且农村移民大部份可以不出乡安置。

土地利用

李伯宁使用的是官方统计土地利用资料。当时中国的农业税、以及要交纳的粮食，按土地面积计算，所以农民在上报土地数量时，尽量少报，新开垦的耕地尽量不报。如此，在统计中的耕地面积，远远小于实际耕地面积；而在统计中的荒地，却大大超过实际的荒地面积。这个情况对各级领导来说，对每个农民来说，都早已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但谁也不说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进行了全国农业规划，首次利用航空照片来确定现状的土地利用，发现从航空照片得到的耕地面积，比统计报表中的耕地面积大出许多，而荒地面积和森林面积比统计报表中的数字小了许多。最后都是由各个县委做出决定，仍然利用统计报表中的数字，否则，每个县将必须向中央交纳更多的粮食和税收。

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的计算认为，只要每个农村移民开垦一点五亩荒坡地（一亩种柑橘，○点五亩种粮食），便能解决农村移民生产生活问题。李鹏、邹家华都把当地安置三峡工程移民，作为最大的特点，与最好的解决办法。中国媒体也把三峡工程移民就地安置作为世界水库大坝工程移民安置的创新，大肆宣扬。

全国人民代表也真以为这次有办法安置移民，因而举手表示赞成；而如果当时就提出移民要外迁安置，不支援三峡工程上马的代表，肯定还会更多。

李伯宁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如反对三峡工程的李锐、陆钦侃等；而在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组的论证报告中，也专门针对此一问题进行论证。以马世骏为组长，侯学煜为顾问的生态环境组，不但藉由航空照片，还通过地球资源卫星照片，来绘制三峡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为避免与移民组资料的直接冲突，生态环境组所确定的三峡地区边界，与移民组十九个县市的行政界线略有不同。生态环境组的三峡地区面积为七千四百八十三点一万亩，即约四点九九万平方公里注，而移民组三峡地区的面积则为五点四一万平方公里。

生态环境组对后备宜农（可开垦荒山草坡）的具体定义为：
──坡度在二十五度以下；
──土层厚度达二十─五十厘米；
──分布在海拔一千四百米以下（海拔一千四百米以上地区
不宜栽培农作物）。
（注：参见《国家科委、水利部、能源部、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
题研究报告集》，水利电力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二年，第二百五十七至二百五十九页。）

根据遥感资料所测定的三峡地区后备宜农面积仅为二十九点五万亩，仅占库区总面积的百分之○点四。这些土地主要分布在交通闭塞之处，海拔一千～一千四百米的地区，部份在海拔五百～一千米的地区，土壤品质低。这些土地，只有在采取有力的措施之后，才能辟为农田。而在十九个县市中，只有十一个县市还有后备宜农荒地存在，而其余八个县市已无成片的荒地可供开垦（注：参见：同上，第二百五十九页）。

由于生态环境组所确定的可开垦荒山草坡总共为二十九点五万亩，只占李伯宁的二千多万亩的百分之一点五。纵使把这二十九点五万亩坡地全部开垦成农田，用于安置移民，按每人一点五亩计算，最多安置约十九点六七万人，占农村移民五十一点八九万的百分之三十八。可见，三峡工程移民“都可以在本县内安置、农村移民大部份可以不出乡安置”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

篡改生态环境组资料

后来在生态环境组一位副组长的领导下，修改了生态环境组的统计数字。针对调查的边界，三峡库区的面积，变成了五点四一万平方公里。同时他们亦修改了生态环境组对后备宜农荒地的定义：
──坡度在三十度以下；
──地表有供土壤发育的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包括冲积物、坡积物、残积物等；
──现在生长的植被是以荒草、灌木及零星树为主，而且植被覆盖度要到达百分之七十。

根据这个定义，他们在五点四一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找到”了二百三十点八万亩（即十五万三千八百六十七公顷）所谓的可垦坡地。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负责人李伯宁所提供的二千多万亩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但还是“接近”当初所提出的三百六十一个乡里有荒山草坡三百八十九万亩的规模。在修改资料之后，再将李伯宁所提出的安置农村移民土地要求，从一点五亩降为一点三五亩，认为三峡库区的土地资源，能够满足安置五十一点八九万移民。

特别指出的是，采用篡改定义的方法，是科学研究中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在这次可垦坡地的统计计算中，将可垦坡地的坡度从小于二十五度，修改成小于三十度，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行为。把土层厚度二十～五十厘米的要求，改为供土壤发育的第四纪松散沉积物，使得一些根本没有土壤层、或是土层很薄的坡地，也列入可开垦荒地，若要把第四纪松散沉积物，改造成适合农业栽培的土地，则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大量的资金。

再者，取消海拔一千四百米界线，使大量在气候上根本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也鱼目混珠地变成了可垦坡地。最后，从新增加的“现在生长的植被是以荒草、灌木及零星树为主，而且植被覆盖度要到达百分之七十”的指标中，可以看到，这些土地正好是该地区植被覆盖度最高的土地，是适合该地区生态环境的草坡、灌木林和疏林地。在自然条件下，这些土地将发展成山地草坡和森林，成为地区生态系统中，向良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目前必须重点保护这类草坡、灌木林和疏林地，而非开垦成农田。如果将这些植被覆盖度达百分之七十的草坡、灌木林和疏林地开垦成农田，那么，三峡地区的生态系统将失去最后的自然调节能力。

明知故犯？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共国务院颁布过“水土保持工作条例”，明文规定，严禁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条规定：

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小于二十五度的禁止开垦坡度。禁止开垦之陡坡地的具体范围，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本法施行前已在禁止开垦的陡坡地上开垦种植农作物的，应当在建设基本农田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逐步退耕，植树种草，恢复植被，或者修建梯田。

三峡工程36计(五十二)

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规划中写道：“地表坡度要在三十度以下，这一条虽然略大于国家规定的二十五度可垦坡度，但是考虑到将可垦地垦殖为耕地时，还要做工程措施，所以垦殖后的坡耕地是可以满足国家规定的。”（注：《长江水利委员会：移民研究》，湖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武汉，一九九七年，第四十九页。）

可见，三峡工程不是不知道在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地上开垦，为法律所禁止，根本是明知故犯，有法不依。为什么三峡工程敢明目张胆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鼓励于三峡地区开垦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地呢？原因就在于：三峡工程是钦定的重点项目，有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李鹏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视察三峡工程时，对陡坡开垦作了如下指示：“二十五度以上坡地要停止开垦，已开垦的要达到梯田标准。梯田上可以种植经济林木，包括果树，可以防止水土流失。”

水土保持法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而李鹏对这违法活动却不追究法律责任、加以处罚，反而指示将开垦的陡坡地修成梯田，甚至认为如此不但不会引起水土流失，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根据水土保持法规定，只有在该法施行之前，已于禁止开垦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者，需逐步退耕，植树种草，恢复植被，或者修建梯田。水土保持法颁布之后，二十五度以上坡地的一切开垦活动，都是违法活动，无论是以梯田形式，还是以其他形式开垦。

那么，如果在禁止开垦的陡坡上从事违法活动，被查觉之后，只要依李鹏所言，改建成梯田便行，将使得在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开垦，永远持续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至此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库区水土流失

在三峡地区的山坡上修梯田，不仅缺乏土壤物质来源，且在当地多雨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冲毁。植物的生长要考虑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如：土、水、气候……（注：侯学煜〈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贻害无穷〉，收在戴晴《长江之死》第一三四页。）侯学煜先生的论点在一九九八年被证实，当年汛期的大暴雨，将三峡移民建起的梯田大部份冲毁，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和移民的经济损失。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五平方公里，占库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二，其中轻度流失面积二千五百二十三平方公里（年土壤侵蚀量五百─二千五百吨／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百分之十七点八，每年土壤侵蚀量三百七十八万吨；中度流失面积四千三百二十三平方公里（年土壤侵蚀量二千五百─五千吨／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百分之三十点五，每年土壤侵蚀量一千六百二十一万吨；强度流失面积四千六百七十八平方公里（年土壤侵蚀量五千─八千吨／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每年土壤侵蚀量三千○四十一万吨；极强度流失面积二千三百九十六平方公里（年土壤侵蚀量八千─一万五千吨／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百分之十六点九，每年土壤侵蚀量二千七百五十五万吨；剧烈流失面积二百五十五平方公里（年土壤侵蚀量大于一万五千吨／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百分之一点八，每年土壤侵蚀量三百八十三万吨。合计库区水土流失区的土壤侵蚀总量为每年八千一百七十八万吨。（注：〈中国三峡工程报〉，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

而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就正是毁坏森林和草坡，开垦种植。作家徐刚在《沉沦的国土》（第二百二十页）对三峡地区的水土流失有如下描绘：“最使笔者难忘的是三峡之行，谁都知道三峡是惊险美丽的，长江是富饶而绵长的，即使仅仅是作为游客，也是向往着李白笔下的‘两岸猿声啼不住’，但如今已无猿可见无声可寻了。”

至于杜甫吟哦的“无边落木萧萧下”更使人失望，两岸的山岭岩石裸露，灌木稀疏。从地理位置来说，三峡上接巴蜀天府之国，下连两湖鱼米之乡，据史书记载，三峡两岸森林茂密，草木繁多，上百种动物出没其间，只是到了近代，盲目毁林开荒，使生态环境急遽恶化，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各县的森林面积足足减少一半。如：奉节县森林覆盖率从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下降到百分之十七点四，巫山县从百分之二十四点六，下降到百分之十一点七。森林的减少使野生动物无处藏身，再加上人类过量捕杀，梅花鹿、白鹤、天鹅等珍稀动物已明显减少，云豹与金丝猴只能在高山上，人烟稀少处才能偶而露出一面，华南虎几乎绝迹。农村的耕地大部份是坡耕地，而且都是毁林开荒所得，水土流失日甚一日，土地肥力下降，每亩粮食单产只有一百斤至二百斤左右。川东鄂西的人均粮食只有六百斤，比全国少三分之一。而三峡上游的万县，竟出现土层完全冲光的光板田六千多亩，水土流失极其严重，罕闻罕见。

树上开花

三峡工程论证采用了移民组负责人李伯宁的结论：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大，三峡工程移民可在当地安置。李伯宁认为，在水库淹没涉及的十九个县市中，可以开垦的荒坡地有二千多万亩，其中三百六十一个安置乡中，可开垦的荒山草坡有三百八十九万亩。这根本是树上开花。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兴建三峡工程的提案。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国务院第六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并将三峡移民就地安置的原则写入〈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第十条。

然而，约时隔八年，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国务院第三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新版〈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提出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实行异地安置。此一政策的改变，间接承认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关于“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大，三峡工程移民可就地安置”的结论是错误的。二○○三年，近二十万三峡工程农村移民，被迫离开家乡，远至几千里外的他乡落户。

18 以逸待劳：只论静态，不及发展

“以逸待劳”，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四计。

原文：“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库区地质崩塌

一九八六年开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十四个专业组中有一地质地震组，专门研究崩塌滑坡、水库诱发地震等地质问题。一九八九年，关于崩塌滑坡问题所完成的结论是：

第一：三峡水库库岸稳定性基本是好的（按四个等级的评价，以库岸长度计，岸坡现时稳定性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九，较差的占百分之十，差的占百分之一）。经过研究确认的库岸崩塌、滑坡残体和危岩体，一共四百○四处，其中长江干流滑坡残体二百八十三处，支流滑坡残体一百二十一处。

第二：不稳定的崩塌滑坡都在坝址二十五公里远，不会对枢纽工程造成大的影响。但到了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之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家组组长刘广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已查明在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二千四百九十处。”比可行性论证报告所说的四百○四处，高出六倍之多。杨重庆于二○○三年六月所发表〈三峡工程十年：十个没想到〉一文中，提供了另一个资料：三峡库区存在滑坡体三千四百六十五处，崩塌和变形体一千一百九十处，一共是四千六百五十五处。足足是可行性论证报告四百○四处的十一点五倍。

不稳定山体滑坡

二○○三年六月一日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一个半月之后，七月十三日零时二十分，三峡大坝上游五十六公里处的秭归县千将坪，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滑坡体前沿涌入长江支流青干河后，形成的淤坝导致青干河堵塞断流。淤坝长一百二十八至四百米，厚一百四十五至四百米，淤坝坝面最高处高程达一百七十八米，最低处一百四十九米，淤坝前水位不断抬高，使一些民房面临淹没危险。千将坪滑坡造成十二人死亡，十二人尸体未寻获，一共二十四条人命（根据四川地质队工程师范晓实地考察该地后的资料，死亡人数在百人之上）。

滑坡发生后，中新社马上发表该社采访湖北省三峡办公室副主任毛池贵的报导：“湖北秭归山体滑坡与三峡工程蓄水无关。”之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内媒介，也都相继报导：秭归县千将坪滑坡，和三峡水库蓄水无关。

但根据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和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对千将坪滑坡成因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地质结构，特别是层间剪切带的存在，是滑坡发生的主要原因，三峡水库的蓄水和强降雨是促发滑坡的两个重要诱因。”安徽理工大学杨为民、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吴树仁等，在〈湖北秭归千将坪岩质滑坡形成机理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案）中也指出：千将坪滑坡是一老滑坡，受三峡水库一期蓄水和降雨的影响，发生复活下滑。

千将坪滑坡是一古滑坡体，正是三峡水库的蓄水促使了这个古滑坡体的复活，从而造成特大山体滑坡灾难。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一期蓄水后，仅仅在秭归一县，除千将坪发生大型滑坡外，还有树坪、香溪河入长江口处坡岸、八字门、白家堡、黄阳畔等大型古滑坡发生变形，古滑坡重新复活，形势非常危急。

二○○七年五月，位于三峡大坝上游十七公里处的湖北省秭归县野猫面滑坡体，发生变形，威胁三峡大坝枢纽工程安全。野猫面滑坡体位于秭归县茅坪镇庙河村，滑坡体总体积达一千二百万立方米，属于大型滑坡体。滑坡体的高度距水位线约二百米。从四月十日开始，滑坡体发生异常变动，出现长二百米、宽○点八毫米的裂缝。秭归县紧急迁移二十二户村民。野猫面滑坡体距离三峡大坝只有十七公里，所在位置正好是等候通过船闸的船舶停泊处。这个滑坡体的存在，否定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关于“不稳定的崩塌滑坡都在坝址二十五公里以远，滑坡不会对枢纽工程造成大的影响”的结论，对三峡工程、三峡库区、以及大坝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存在极大威胁。

三峡工程36计(五十三)

那么，如何解释四百○四处和四千六百五十五处崩塌、滑坡体的差别？而滑坡又为何出现在坝址二十五公里以内的区域内？

首先，这只是三峡工程建设之前，关于三峡库区崩塌滑坡问题现状的静态描述；根本没有针对三峡大坝建造，水位抬高一百一十三米后，三峡水库水位不停地在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和一百七十五米之间变动，是否引起新的崩塌滑坡问题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缺乏动态分析。

在工程可行性研究过程中，静态现状描述是最为简单省力，而动态分析则费劲且复杂。用静态现状描述来取代动态分析，这就是以逸待劳，既省事又省力，但并不科学。

意大利瓦依昂大坝

水库蓄水，水位上升，使得原来处于比较干燥状态的岩土变为饱和状态，导致力学强度降低，容易造成严重的山体滑坡，这在世界水库大坝建设史上，有深刻的经验教训。一九六○年完工的意大利瓦依昂大坝，高二百八十五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拱型大坝，水库库容为一点六六亿立方米，瓦依昂库区也有坡岸不稳等地质问题。

但意大利工程技术人员却低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山体的岩层会逐渐发展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山体向下活动的速度将减慢，以致不会发生实质性问题。然而，在该年十月份水库开始蓄水后，水位上升，水库左岸坡地出现长达二千米的M型裂缝，且发生局部崩塌。为此，水库管理部门大大放慢抬高水位的速度，并限制蓄水位高度，开挖排水管道，似乎使问题有所缓解。

三年后，一九六三年九月下旬，水库上游连降大雨，滑坡运动加剧。科学家采取了许多措施阻止滑坡灾害到来，比如加大水库泄洪水量，降低水库蓄水位。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十月九日，水库左岸发生大面积整体滑坡，范围长二公里，宽一点六公里，滑坡体积二点四亿立方米。滑坡的面积范围是科学家估算的五倍。滑坡体进入水体后，激起的涌浪高二百五十米，涌浪淹没了对岸高地上的村庄。与此同时，一百多米高的水浪越过大坝冲向下游。这巨浪虽然没有把大坝冲毁，但铺天盖地的水浪像一堵水墙般地越过大坝，延着峡谷向下冲去，巨浪卷走下游的城镇和村庄，造成一千六百人死亡。而整个灾难，仅发生在短短的十五分钟之内。此为欧洲水库大坝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老滑坡体复活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凌晨，中国长江三峡新滩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新滩江家坡至广家岩一千三百万立方米滑坡体高速向下滑动，新滩镇这个千年古镇，顷刻之间被推入长江。进入长江的二百万立方米滑坡体，推进江中八十米，激起涌浪高八十米，将对岸的一座仓库卷入江中，使新滩上、下游各一百一十公里的江段内九十六条船只沉没，造成十人死亡，二人失踪，八人受伤。长江也因此断航一周，造成经济损失共一亿多元。

新滩滑坡的发生，同葛洲坝工程的建设、大江截流、水位抬高有直接关系。其次是三峡水库的水位，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上升下降，促使一些已经处于稳定状态的老滑坡体重新复活。二○○六年十月三峡水库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三十五米，抬升到海拔一百五十六米，因为中央政府担心水位上升引起新的滑坡活动，命令三峡库区各个县市的主要领导二十四小时值班，此情况持续一个多月。

再者是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的地震次数明显增加，最大的强度达到里氏四级多（注：二○○八年十一月三峡库区发生规模四点一地震，距离大坝三十公里。泥沙冲淤平衡？）。频繁的地震使古滑坡体的结构发生变化，使其更松散，从而在水的作用下，更容易发生滑坡。而由于三峡大坝施工，特别是安置一百多万移民，修路建房，在人类活动的扰动下，很多古滑坡体将复活，很多新滑坡也会出现。与此同时，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的长江干流和支流的江面都普遍变宽，出现波浪侵蚀问题。在风浪、水流的作用下，水库的表面产生波浪，波浪淘蚀河岸，使坡岸失去稳定。由于三峡水库蓄水时间不长，人们对水库波浪侵蚀作用尚未重视。但由于波浪侵蚀作用长期存在，因此三峡库区的滑坡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而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学煜先生，曾经警告：建坝蓄水后，因水的浸泡软化作用和浮力作用，将使滑坡的稳定性减弱，促使老滑坡复活，尤其是该地山区暴雨来临时，在地面无植被保护的情况下，更易触发滑坡、崩塌。此外，从库区的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库区存在着诱发性地震的可能，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滑坡和岩崩，对大坝将产生威胁，可能堵塞长江，造成严重灾难。

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将贻害无穷，而三峡水库蓄水则只是库区滑坡灾害的开始。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使用的语言十分隐晦，如果读者以静态思维进行理解，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得用动态的观点，并放到动态过程中加以分析，问题方才得以显露。尽管撰写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大多数专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没有科学自由的环境之下，屈从于政治压力，只能是写出一些让政治家满意的结论。然而，他们也会千方百计藉由一些隐晦的语言，点出问题所在，为将来有个说明问题的机会，预留伏笔。

比如关于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戴定忠提出如下的理论：“三峡水库是个峡谷河道型水库，库容量仅为年径流量的百分之五，两岸岩壁坚实，天然河道水流比较大，挟沙能力强，悬移质泥沙基本上是‘穿堂过’，修建大坝后，水位抬高了，水流减缓，挟沙能力降低，造成水库淤积，在运用的前十年，泄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但随着淤积的增加，库区河床抬高，水流挟沙能力增强，泄流排比也要增大。根据计算，运用三十年时的排沙比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运用六十年为百分之九十，八十年后为百分之一百，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注：戴定忠〈中国河流的泥沙问题〉，收于钱正英主编《中国水利》，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第四百二十五页。）

从静态分析，三峡水库最后达到泥沙冲淤平衡，政治家以为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若以动态角度观之，问题将十分严重。在建设三峡大坝之前，长江重庆至宜昌河段的平均水力坡度约为万分之二，即每一百公里有二十米的水位差别，重庆至宜昌六百多公里，两地水位差为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米。正如戴定忠所言，“由于水力坡度大，挟沙能力强，悬移质泥沙基本上是‘穿堂过’”，没有淤积；但仔细分析三峡河段泥沙淤积的情况，并非所有时间段都没有淤积。在汛期，三峡河段流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河水中所携带的泥沙多，水流不能带走所有泥沙，以致一部份泥沙于河床底部淤积起来。所幸汛期之后，三峡河段不是马上进入枯水期，而是基本上于每年的九／十月份有一个过渡时期，此时流量仍然较大，但河水中泥沙含量少，水流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将汛期淤积下来的泥沙带走，当地人称“走沙期”。

汛期淤积一些，走沙期冲走一些，纵观长年，长江重庆至宜昌河段冲淤平衡，泥沙不在河床底部淤积，似乎便是所谓的“穿堂过”。正如戴定忠所说：“修建大坝后，水位抬高了，水流减缓，挟沙能力降低，造成水库淤积，在运用的前十年，泄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然问题是，水库为什么会发生淤积？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什么部位？我们可以看到，大坝坝址处的水位抬高最多。如果按照正常蓄水位计算，大坝坝址处的水位从海拔六十三米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足足抬高一百一十三米。大坝上游各地随着距离的增加，抬高幅度逐渐减少。

而三峡工程最为重要的目标是防洪。所以每年汛期到来之前，将水位降低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把防洪库容腾空，准备存储洪水用。这样大坝坝址处的水位抬高八十三米。由于坝址处的水位抬高，所以水流减缓。水流减缓的原因在于：水力坡度减小。三峡工程泥沙组认为：平均水力坡度从原来的万分之二，减小到万分之○点七，为原来的三分之一，与宜昌至沙市的上荆江河段平均水力坡度接近。上荆江河段为一淤积河段，泥沙是进来的多，出去的少。所以戴定忠说，造成水库淤积。泄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意思是：进入水库的泥沙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是“穿堂过”被冲出水库，而百分之六十五的泥沙则淤积在三峡水库中。那么泥沙淤积在水库哪里呢？主要淤积在水库末尾重庆处。这一点，戴定忠没有明说，但已在文章中暗示。

必须指出的是，泥沙组在研究泥沙问题时，只考虑坝址处水位保持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时的情况，因这对于减少泥沙淤积最为有利。泥沙组不考虑防洪时抬高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情况，因为对泥沙组来说，水库的“排浑蓄清”，比防洪目标更为重要。

戴定忠继续写道：“但随着淤积的增加，库区河床抬高，水流挟沙能力增强，泄流排比也要增大。根据计算，运用三十年时的排沙比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运用六十年为百分之九十，八十年后为百分之一百，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这里戴定忠并未写明：三峡水库从淤积到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的过程中，水库本身、以及受到此过程影响的周围生态环境，会发生什么变化。“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这一句并不重要。关键点仍然是哪里的淤积增加？哪部份河床抬高？抬高多少？水流挟沙能力为何由弱变强？库区冲淤达到平衡后，三峡水库处于怎样一个状态？周围生态环境将发生变化？在水库末尾重庆处淤积有三个发展，一是向坝址处延伸；一是向上游延伸；一是继续在当地淤高。坝址处水深最大，也是水库死库容最大的地方。淤积在水库末尾重庆继续淤高，就迫使重庆的水位继续上升。所以淤积向上游延伸，也是必然的。

淤积向坝址处延伸，对于水力坡度加大，水流速度加快，水流挟沙能力增强，泄流排比增大，没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坝址处的水位不会因此降低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以下。水库末尾重庆水位上升，加大了重庆和坝址处的水位差，两地水位差加大，平均水力坡度也加大。水力坡度加大的结果是：流速加大，水流的挟沙能力增强。水流的挟沙能力不断增强，排出水库的泥沙也是越来越多，最后回到平衡状态。但是，水流的挟沙能力不断增强，泄流排比不断增大背后的生态环境变化，是戴定忠不便直接写出，而需人们进一步去理解的：在三峡水库从淤积到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泥沙在水库末尾的淤积。只有重庆水位由于泥沙淤积的不断加高，重庆和坝址处的水位差与水力坡度才会不断加大，因而水流速度不断加快，水流挟沙能力才会不断增强，如此，泄流排比不断增大，最后达到冲淤的动态平衡。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戴定忠认为要八十年。

八十年后，泥沙不在三峡水库淤积，而是“穿堂过”，从这点上来说，八十年后又回到三峡大坝建设之前的状态，这样重庆至宜昌河段的平均水力坡度也回到建坝之前的状态，重庆和坝址处的水位差也回到建坝之前的状态。只是八十年后，重庆的绝对水位高程，已经不可能回到建坝之前的状态。

如果政治家认为，八十年三峡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已经解决，那么“重庆”，便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个结果从静态分析是不可能得到的，只有从动态分析，才得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三峡工程36计(五十四)

19 美人计：三峡平湖，东施效颦
“美人计”，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三十一计，来自春秋末期吴越之战。
原文：“兵强者，攻其将；兵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峡区风貌依然？
词源中有“美人局”，就是用美人作为诱饵的骗局。三国演义第五十五回中有：“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时矣，汝等回去传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说到三峡工程对自然景观的破坏，赞成三峡工程的人是不同意的，“犹嫌天工欠神巧，锦绣江山重剪裁”是赞成兴建者对大自然的基本态度，他们认为，水库蓄水，淹掉的只是“险滩、急流、漩涡泡水等险景”，无损峡区面貌。夔门天下险的壮观气势依然存在，巫峡的奇峰异峦秀色不减，神女峰也依然还在。而且三峡工程尚增加万顷碧波荡漾的高峡平湖，湖光山色，游客们可以湖上泛舟，荡起双桨，划起波浪，真是不似西子胜似西子，使人乐而忘返。

水库区还开辟许多游泳场，畅游长江，极目楚蜀，白日当空，湖光泛银，游人似潮，笑声四起。水库两旁山上，将建起朱楼画阁，山亭水榭，斗拱飞檐。湖滨是宽阔的林荫大道，绿树成荫，莺歌燕舞。大桥横跨，缆车飞架。这里还有高楼大厦，楼堂宾馆，喜迎四方的来客。绿山丛中，流水之上，一座银灰色的水库大坝，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的人工瀑布，飞流直下，彩虹纷飞。高压输电线伸向四方，把强大的电流输到中原大地，东海之滨。巨人般的升船机，巍然屹立，是力和美的统一，当您与船一起被升船机轻轻举起，才会真正体验到会当凌绝顶，一览群山小。大坝一侧的纪念碑上，刻写着建设者的丰功伟绩，决策者的高瞻远瞩，供人瞻仰，垂史丹青。三峡水库，被塑造为一座现代化的国家公园。

然而鬼斧神工，长江三峡之美，在于自然造就的美，三峡两边，悬崖峭壁，绿苔青藤，古树新苗，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但修建三峡大坝之后，由于水库运行水位的调节，在库区范围内，两边的坡岸，将出现几百公里长，三十米高（在近大坝区为高程一百四十五米至一百七十五米之间的地区）的消落区，成为一片荒凉的死亡带。

原因就在于，每年汛季（每年四月至十月），三峡水库因防洪需要，水位控制在一百四十五米，这一地区出露在空气中，适应于陆生植物的生长，水生植物无法生长；每年枯水期（每年十一月至来年四月），三峡水库因发电和航运需要，水位控制在一百七十五米，这一地区被淹没在水下，陆生植物失去空气不能生活，只有水生植物才能生长。陆生树木灌丛将被水淹死，水生的藻类和植物则将被太阳晒死，成为三十米高荒凉的植物死亡区。当人们坐船旅游或水中泛舟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这片植物死亡区。

说到夔门的景观，杜甫曾写了“众水会培万，瞿塘争一门”的名句。一个“争”字描绘了，来自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嘉陵江和乌江滔滔江水夺门而入的壮观。如今，这江水流经的门，宽了许多，这“争”字的味道就所剩无几了。夔门十分壮观，两岸是峭壁，湍流的江水在峡谷中咆哮，正所谓“风与天相接，舟从地窟行”。

这里最重要的是江面宽和峡壁高的比例关系，再加上湍流江水的动态过程。瞿塘峡两边的峡壁绝对高度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米之间，建了三峡后，水位提高至少五十到六十米以上，峡壁绝对高度只有二百至三百米左右，江面宽度增加许多，水流缓慢，大煞风光。三峡工程想要塑造一位美女，却只能是一位身材不佳的胖姑娘。
巫峡以秀丽著称，两边在云雾中出没的奇峰秀峦，河流迂回曲折，为典型的山区河流地貌，船以“之”字型线路向前行驶，时而船向山嘴冲去，“山塞疑无路”，忽然船头一转，“峰回别有天”，两岸的景色，变化万千。修了三峡大坝后，巫峡的江面由原来的二百多米，变成了一千多米宽，与武汉的江面一般宽，山嘴被淹没了，船可直线行驶，那种峰回路转，别有洞天的景观，完全消失。在巫峡，过去还能常看到艄工们驾着木船或木筏，和咆哮江流搏斗的景象，那雄壮船工的号子，在峡谷中回响。修了三峡大坝之后，江水不流，那船工的号子，以及那种没有人工雕琢的自然美，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古文化遗址
在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提出，应放弃兴建三峡水库的提案。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在三峡地区巫山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距今有二百万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人化石，比北京猿人早一百三十万年以上，比元谋猿人早三十万年。欧亚大陆东部的最早智力人可能就在长江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遗址，殷商的陵墓，蜀巴的悬棺，屈原的故乡，秦时的栈道，楚国的阳台，昭君的居里，汉代的建筑，三国的古城，张飞的祭庙，最古的石鱼，列代的题刻，几乎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明发展史，无法替代，为无价之宝。

一九九三年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对三峡地区的文物进行考察，结论是：三峡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蕴藏丰富的地区。据沿江各县市初步调查统计，仅水库淹没区内（未包括移民安置区）的文物点就有八百余处，其中多数还未经系统研究、整理、发倔，因而是一座尚未向世人充份展示其真实内容的地上和地下文化博物馆。但主持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学者们，对三峡地区的文物保护是不屑一顾。两院院士张光斗嘲笑把钱花在文物保护上的做法，曾对三建委负责人说：“涪陵的鱼石梁注保护，根本没有注：鱼石梁，又称白鹤梁，位于涪陵市的长江边，因将自唐朝一千二百年以来的长江枯水位变化、及其周期刻于鱼形的江边岩石上而得名，被誉为世界水文奇迹。

什么意义，看又怎么样，不看又怎么样？对我来说，没有张飞庙（注：张飞庙，位于云阳旧县城的长江对岸，为纪念三国英雄张飞而建。）又有多大事呢？”破坏了三峡地区的自然景观，破坏了三峡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了三峡地区的人文文化遗产，我们将愧对后人。三峡平湖 东施效颦女作家张洁在一九八九年初的一段话，语重心长：“三峡是中国的一大自然奇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将随着时间的消失成为历史，而长江却会与地球同存。保护三峡的意义，决不是建一个大坝，发一千几百万千瓦的电所能比拟的。但是由于愚昧、不按科学态度办事，对自然的破坏已经不少。拿森林来说，大跃进时期是理直气壮地砍，文化大革命中是闷声不响地砍，这几年是基层干部带头，理直气壮地砍，砍林场，砍原始森林。文革期间拿大石头把滇池填了一大块，说是围湖造田，围湖造田使许多湖泊越来越小。将来我们的子孙学到地理历史，他们会问，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上哪里去了？长江三峡又上哪里去了？他们不一定会向那个水泥大坝表示敬意。美国人、加拿大人会把尼加拉大瀑布毁掉，去建一个电站吗？日本人会将富士山开发去种地吗？三峡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不能将三峡毁掉。”

三峡工程决策者使用美人计，用人工水库替代世界上最美丽的长江三峡。然而，三峡工程建设所造成的自然景观、以及历史文化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同时，由于三峡工程的建造，使得长江三峡丧失了被评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资格。这般损失，有谁计算过？

三峡工程36计(五十五)

20 李代桃僵：洞庭湖衰，三峡库生
“李代桃僵”，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一计。
原文：“势必有损，损阴则益阳。”

蓄洪围垦
历史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过程不明显，江患甚少”，主要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大片连绵不断的湖泊和沼泽。东汉之前，今天的江汉平原是一个名叫“云梦泽”的大湖，最大面积曾达四万平方公里。那时江湖难分，云梦泽是调蓄长江洪水最主要的场所。然随着长江携带泥沙的淤积，以及人类开垦湿地，云梦泽面积逐渐减小。自明代宰相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将长江北岸大堤连成一线，实行“舍南保北”政策，云梦泽便消失，江堤后则形成了江汉平原。此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灾害明显增加。

随着云梦泽面积不断减小，长江南岸低洼地区出现了洞庭湖，其面积不断扩大。十九世纪中叶，洞庭湖面积与湖容达至极盛，面积约为六千二百平方公里，湖容约有四百亿立方米。云梦泽消失后，洞庭湖担当调蓄长江洪水的任务。由于围垦洞庭湖，到一九四九年，洞庭湖的面积减少到四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湖容为二百九十三亿立方米。清朝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出现频率增加，危害更加严重，这和长江两岸自然调蓄洪水的湖泊面积减少，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代预言书曾推测清朝时代有“洪水才退洪水起”，应该是指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的历史最大洪水，在十一年中出现两次历史最大洪水，十分罕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长江流域办公室提出长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当时最主要的措施是加高加固堤防和建立分蓄洪区，以弥补调蓄长江洪水能力的不足。然流域规划时碰到如何分洪的问题：向北分洪，对湖北省不利，向南分洪则对湖南省不利，因此，荆江分洪工程开工前，湘鄂二省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湖南省忍气吞声接受这个“出了力却淹了自己”的决定。

一九五二年兴建荆江分洪工程，之后又建立了其他一些分洪工程。一九五四年，荆江分洪工程虽在防洪中发挥了效益；但在一九五四年之后，荆江分洪工程便再也没有投入使用过。这是因为长江流域办公室有意在分蓄洪工程所在地区推广“蓄洪开垦”的经验，安置移民，使分蓄洪地区难以再担当分洪任务。同时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政策指导下，人们对洞庭湖进行大规模的围垦，到一九八四年，洞庭湖面积减少到二千六百九十一平方公里，三十五年之中，面积减少了整整一千六百五十九平方公里。一九八四年，洞庭湖湖容只有一百七十四亿立方米，比全盛时期的四百亿立方米减少了二百二十六亿立方米，其中仅仅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就减少一百一十九亿立方米。号称八百里的洞庭湖，变得支离破碎，由西洞庭湖、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目平湖和七里湖等几部份组成。北边与长江相连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也被长江流域办公室封堵了两个。通过多年围垦，洞庭湖区，的确成了湖南省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从舍南保北到舍上保下笔者一九八一年夏到洞庭湖，当时正好赶上澧水（长江其中一条支流）发洪水。澧水洪水把西洞庭湖淹得惨不忍睹。当年印象最深的是，湖南省公安厅在西洞庭湖也围垦了一个大垸子（注：垸子，指湖南湖北等地，在沿江、湖地带围造房屋田地等修建的像堤坝的防水建筑物。），关押劳改犯人和劳教人员，并进行粮食生产。由于事先来不及将劳改犯人和劳教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洪水来时，管教人员和关押人员各自逃命，最后洪水把整个垸子都淹没了。难民们只好到地势较高的湖堤上躲避洪水，公安部门又到难民中间来搜查逃散的劳改犯人和劳教人员。

七十年代中后期重新讨论长江防洪问题时，湖北省和湖南省又爆发激烈争吵。因文革期间洞庭湖被大面积围垦，湖北省要求湖南尽量退田还湖，恢复洞庭湖调蓄洪水能力。湖南省当然不愿放弃已开发出来的鱼米之乡，更记着荆江分洪工程的一箭之仇，便提出：最早是你们湖北人（明代宰相张居正是湖北人）先围的田，沧海桑田，要退就退到云梦泽时代去。

在这种情形下，三峡工程被再次提出，实际上是把最早由云梦泽，继而由洞庭湖所承担的分蓄洪水功能转移到三峡水库去。为了这一防洪目标，长江流域办公室提出的三个方案都是高坝，分别是坝顶高程一百九十米、一百九十五米和二百米。

这一次，矛盾的双方成了四川省和湖北省。三峡工程将给湖北省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三峡工程的坝址在湖北省境的三斗坪，三峡工程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都计算在湖北省头上。而四川省却要淹没大量土地，迁移人口，加剧水患，威胁重庆，百害而无一利。四川认为，为解荆江之险，不惜四川之灾，实属与邻为壑，明朝舍南保北，现在不能再舍上（游）保下（游）了。

邓小平的老家在四川，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担任四川省主要领导。为了缓解四川省的反对，水利部又提出了一个少淹四川一百五十米的方案。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同意此低坝方案，以为如此既可解决荆江之险，又可向家乡父老交代。然而邓小平哪里明白其中奥妙：所谓一百五十米，系指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实际坝顶高程则是一百七十五米，第二期工程还要加固大坝。于是，一个把古云梦泽从洞庭湖移到三峡的所谓宏伟计划，开始实施。

三峡水库替代洞庭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二十日上午先放映了电视片，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作详细汇报，然后进行讨论。二十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原水利部副部长、原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李伯宁、原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对三峡工程进行具体说明。钱正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的题目，就是三峡工程和洞庭湖的关系。钱正英认为：洞庭湖由于淤积，已经不能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代替（注：参见李鹏《三峡日记》，第一百三十九页。）。钱正英，这位党内红色专家，于此正式提出以三峡水库代替洞庭湖的理论。

李代桃僵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一计。西汉无名氏《鸡鸣》中写道：“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李代桃僵在兵法上的意思是，为了整体利益，应该舍得放弃局部利益，以小的损失换取全局的胜利。

为了三峡工程的上马而放弃洞庭湖，这是李代桃僵。只是钱正英一直不敢把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关于用三峡水库来代替洞庭湖的报告公开发表。从地理上来说，洞庭湖不但有着调蓄长江洪水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调蓄湘、资、沅、澧四条河流的水流作用。然而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十分有限，调节水流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从水库工程上来说，水库库容与河流平均年径流量的比例，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一般要求两者的比例为一，或者大于一。简单地说，水库可以容纳一年的径流量。

比如埃及阿斯旺水库的调节库容为一千五百亿立方米，相当于尼罗河历史上出现的最大年径流总量。而三峡水库的调节库容只有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这个资料还是错误计算的结果，实际上的调节库容更小），不到年径流总量的百分之五。洞庭湖调蓄长江水量，此一自然、与互补的过程；然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流量，则是人为干预自然的过程。一旦运营中出现差错，即会造成重大灾祸。当云梦泽被割断与长江的联结而干枯之后，正是长江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洞庭湖建立了姻缘，并扩大了湖区，成为吞蓄洪水之所。而当人们有意让洞庭湖走向死亡，大自然便已在孕育着一个新的云梦泽。沧海桑田，桑田沧海，这是三峡工程决策者，所无力阻挡的。

三峡工程36计(五十六)

21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建比不建好
“偷梁换柱”，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二十五计。原文：“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

三峡造价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主要结论之一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具体来说，三峡工程早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最小，比不建、晚建分别少一百一十点一亿元和七十二点七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费用总现值的百分之七十点二和百分之四十六点四。

因此也有“早建比晚建节约近半个三峡工程，建比不建节约三分之二个三峡工程”之说，从而成为三峡工程上马的最主要依据。一九九二年，中共全国人民代表投票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时，竟然没有一位代表想到此结论为一偷梁换柱的结果。也许全国人民代表认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有四百○三位国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签字，绝不可能有误；那么以下，便上述资料为据，检查可行性结论是否正确。

一九九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批准的三峡工程总造价为五百七十亿元人民币（一九九○年底价），此为早建方案总造价；晚建方案总造价为：五百七十亿元加七十二点七亿元，等于六百四十二点七亿元；不建方案的总造价为：五百七十亿元加一百一十点一亿元，等于六百八十点一亿元。但七十二点七亿元除五百七十亿元，不等于百分之四十六点四，同样，一百一十点一亿元除五百七十亿元，不等于百分之七十点二，因此不可能有“早建比晚建节约近半个三峡工程，建比不建节约三分之二个三峡工程”的结论。

一九八九年结束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提出三峡工程总造价为：三百七十一亿元人民币，这是所谓的静态造价。同样七十二点七亿元除三百七十一亿元，不等于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一百一十点一亿元除三百七十一亿元，不等于百分之七十点二，因此同样也不可能有“早建比晚建节约近半个三峡工程，建比不建节约三分之二个三峡工程”的结论。而一九八九年结束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还有一个动态造价，为一百五十七亿元人民币，这是早建方案的总造价；晚建方案的总造价为：一百五十七亿元加七十二点七亿元，等于二百二十九点七亿元；不建方案的总造价为：一百五十七亿元加一百一十点一亿元，等于二百六十七点一亿元。虽然七十二点七亿元除一百五十七亿元，等于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一百一十点一亿元除一百五十七亿元，也等于百分之七十点二，但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却没有晚建方案总造价二百二十九点七亿元、和不建方案二百六十七点一亿元的结论。一九八九年结束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有关三个方案比较的结论为：早建方案费用总现值为一千九百○八点八亿元；晚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为一千九百八十一点五亿元；不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为二千○一十八点九亿元。

三个方案费用比较，前提是三者的防洪、发电和航运效益均相同。以早建方案为中心，不建方案的效益就是采用替代措施，如新建火电站、新建分洪区、和加高加固长江大堤、以及加深长江航道，来达到三峡工程所谓的“效益”，此处并未考虑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别，因此有早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比不建、与晚建分别少一百一十点一亿元和七十二点七亿元的结论。即使如此，晚建方案比早建方案不是多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而是仅仅只多出百分之三点八；同样，不建方案比早建方案不是多百分之七十点二，而是仅仅只出多百分之五点八。

从工程经济评价角度出发，不建方案比早建方案只是多百分之五点八，胜负还是未定。因为在方案比较中，未考虑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而在这点上，正好是不建方案的优点所在，也是早建方案的软肋之处。同样，工程经济评价中，百分之五也许可能是来自估算的误差。但人们（注：此处的“人们”指负责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负责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兴建三峡工程提案的国务院，以及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审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三峡工程考察团。）不敢把早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一千九百○八点八亿元的资料，告诉全国人民代表，因为若把三峡工程的真实造价告诉他们，三峡工程议案很可能无法通过。因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总造价是五百七十亿元，而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之后，国务院再把三峡工程的总造价马上调为二千亿元人民币，使之与一九八九年所提出的一千九百○八点八亿元，可以相比。但是为了让大家（注：此处的“大家”直接指参加审查批准国务院提交的兴建三峡工程提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间接指通过中国媒体报导而关心三峡工程的百姓。）相信早建三峡工程为最好的选择，又把一百一十点一亿元和七十二点七亿元费用总现值的差值，去和一个与他们根本没有关系的动态造价一百五十七亿元人民币相比，因此就有了“早建比晚建节约近半个三峡工程，建比不建节约三分之二个三峡工程”的结论。

同时，从工程经济评价角度来说，这一百一十点一亿元和七十二点七亿元费用总现值的差值，只能和一千九百○八点八亿元相比较，不能和一百五十七亿元比较，因为一百一十点一亿元、七十二点七亿元、和一千九百○八点八亿元中，定义相同，是可以相互比较的。但一百一十点一亿元、七十二点七亿元和一百五十七亿元中，定义不同，因而不可相互比较。

但论证报告中不是提出一个总造价(通常只是提一个总造价)，而是多个不同定义的造价。这样就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三峡工程考察团，有空间来作这样错误的比较。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多个造价的论证报告，而没有指出这个问题。国务院则是将这个论证报告直接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三峡工程考察团做这样错误比较时，四百○三位国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作声，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委员会和国务院也不作声，而是放任中国媒体去宣传，去误导。

偷梁换柱

“偷梁换柱”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五计。相传殷纣王力大无比，能“抚梁易柱”，也就是说能够用手托住房梁而调换柱子。从“抚梁易柱”演变到“偷梁换柱”，意思也演变成玩弄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情的性质。

用一百五十七亿元的动态造价，取代早建方案的一千九百○八点八亿元的费用总现值，而得到“早建比晚建节约近半个三峡工程，建比不建节约三分之二个三峡工程”的结论，此为偷梁换柱的结果。

一九八九年结束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有关三个方案比较结论的正确解读应该是：早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为一千九百○八点八亿元；晚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为一千九百八十一点五亿元；不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为二千○一十八点九亿元。不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比早建方案多一百一十点一亿元，相当于早建方案费用总现值的百分之五点八；晚建方案的费用总现值比早建方案多七十二点七亿元，相当于早建方案费用总现值的百分之三点八。由于工程经济评价中可能存在估算误差，特别是在本方案比较中，并未考虑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因此实无法对三个方案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

舍上游保下游

偷梁换柱的第二个实例，三峡工程水库水位问题。

在“无中生有”一节中，已经谈到，三峡工程移民组认为：高峡出平湖，水库没有水力坡度，三斗坪三峡大坝坝址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距三峡大坝坝址四百九十三点九公里的涪陵李渡镇，水位为一百七十五点四米，仅仅比三峡大坝坝址的水位高出○点四米。

但是三峡工程论证的其他专业组认为：三峡水库有水力坡度。陶景良在讨论“兴建三峡工程是否是‘舍上游保下游’”这个问题时写道：“三峡水库的回水水面线及回水末端的位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进行了精确的计算，可行性研究阶段，是按坝址洪水静止库容来推算回水水面线及回水末端位置的；初步设计阶段除按静库容复核了原有成果外，还进行了洪水动库容计算，用其计算成果进行校核。复核与校核结果表明，当坝前水位为汛期限制水位一百四十五米，汛期上游洪水流量，达到二十年一遇标准时，三峡长江干流的回水末端在重庆市区下游的巴县木洞镇，水面高程一百八十五点七米，距大坝五百六十五点七公里，再往上游就是长江干流的天然水流，其流速、流量、流态均不受水库壅水的任何影响。长委会除了计算三峡水库在长江干流的回水水面线及回水末端位置之外，还计算了三峡水库内两岸各支流的回水水面线及回水末端位置。例如，乌江汛期上游洪水达二十年一遇标准时，回水末端位置在距乌江口四十四点八公里的白马镇，水面高程一百九十二点四米。重庆市朝天门码头候船室地面高程二百米，市中地面高程二百五十米，嘉陵江合川县城地面高程二百一十四至二百三十米，而三峡水库长江干流回水末端的水面高程为一百八十五点七米，因此，都不会受到水库汛期壅水的影响。成都平原地面高程五百至七百米，更不会受到影响了。（注：陶景良，高级工程师，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是享有政府特殊津贴、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曾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着有《三峡工程六十六问》一书，中国三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这段文字刊登在第九十三至九十四页。）”根据陶景良所提供的资料，高峡出的是斜湖，而非平湖。

三峡坝址处的水位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回水末端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五点七米，两地的水位差是四十点七米，三峡坝址到回水末端的距离五百六十五点七公里，那么三峡水库的平均水力坡度就是：（一百八十五点七米至一百四十五米）除五百六十五点七公里，等于万分之○点七一九四六水力坡度，也就是每一百公里抬高七米一九厘米多。

但为何陶景良认为，不淹重庆呢？道理很简单，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陶景良计算的出发点是：限制水位海拔一百四十五米。陶景良在文章中间指出，经过“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精确计算”，当坝前水位为汛期限制水位一百四十五米，汛期上游洪水流量达到二十年一遇标准时，三峡长江干流的回水末端在重庆市区下游的巴县木洞镇，水面高程一百八十五点七米，距大坝五百六十五点七公里。

三峡工程36计(五十七)

考虑任何问题，都不能忘记建设三峡工程的目标。建设三峡工程的第一目标是防洪。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是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之间的库容。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时，就要动用防洪库容，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卡住”长江洪水。亦即水位不能再保留在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处，而是要上升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处，而且建设三峡工程是要防御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甚至是一千年一遇的洪水。

人们讨论的问题是，“兴建三峡工程是否是‘舍上游保下游’”，换句话说就是，讨论三峡工程发挥所谓的防洪效益时，必须关注上游洪水淹没的情况如何。如果水位保持在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此时长江洪水“穿堂过”，三峡水库不发挥防洪作用，故而此时三峡工程并未发挥“保下游”的功能，讨论问题的出发点错了。

所以，计算的出发点就不是限制水位海拔一百四十五米，起码是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因为此时三峡工程发挥“保下游”效益。从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出发，上游淹没的情况就十分清晰了，重庆的水位不会低于笔者在一九九八年估计的海拔二百一十七米，重庆许多市区被淹，位于海拔二百米的朝天门码头候船室，肯定被淹。

也许有人会说，以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为出发点计算，平均水力坡度就不能按照万分之○点七一九四六计算，因为在水流量不变的情况下，过水截面增加，水流速度减小，水力坡度也相应减小。这是正确的，但是条件是：水流量不变。陶景良指出，当时计算只考虑了上游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而不是考虑坝址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甚至是一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水流量加大，水力坡度也会相应加大。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上考虑淹没范围是从水库最高蓄水位出发，而不是从正常蓄水位出发。三峡大坝坝顶高程海拔一百八十五米，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时，并没有公布三峡工程最高蓄水位。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期间，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说：要是有了三峡工程，就不容洪水逞凶狂。同时透露三峡工程最高蓄水位为海拔一百八十点四米。根据加拿大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最高蓄水位低于坝顶高程两米，应该为海拔一百八十三米。

从最高蓄水位出发进行计算，三峡大坝上游各处的水位将更高，洪水淹没将更加严重，将重复历史洪水现象：“水高于城数丈，全城淹没无存”。

三峡工程36计(五十八)

媒体宣传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李伯宁等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的提案，同时也将提案直接交给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王任重则再将此提案交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的时间，听取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此提案促成“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并审查通过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注：参见卢跃刚《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

一九九一年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李伯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未强调三峡工程，表示不满，因而给王任重写了封措词激烈的长信，王任重再将此信转给江泽民、李鹏和邹家华。江泽民在信上批示：“看来对三峡工程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但事实上，在中共中宣部的组织下，对三峡工程的片面宣传，实是一场狂风暴雨。

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根据江泽民和李鹏的指示，在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宣传工作通气会上，对“毛毛雨”作出如下阐述：“三峡工程的提出和论证时间已经很长了，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国家还没有作最后决策。过去新闻界有个习惯，工程没有决策的，不进行宣传。另外，对工程也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内部进行了讨论；也有的不讲纪律、出书，发表文章。前几年就是这样，给人的印象是：搞三峡是错误的，不科学的。现在我们说三峡工程要宣传，首先要使大家了解。……三峡工程决策之前，人民需要足够的材料，了解足够的情况。不管今后哪一级决策，要进行这项工程，按一九九○年价格计算需要五百七十亿元，牵动都非常大，必然要有全国人民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才能干成。三峡工程要建设十八年，二十年，是跨世纪的工程，必须进行宣传。”

受中宣部委托，水利部组织了阵容庞大的首都新闻界三峡考察团，分两批开赴长江三峡及中游防洪重点地区：第一批是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第二批是文字和摄影记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杂志连篇发表三峡工程支援派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也邀请三峡工程的支援派，到电视台接受采访，论述三峡工程的伟大意义。

通过暴风雨般的正面宣传，中国人对三峡工程的“伟大意义”是了若指掌，什么“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三峡工程能“照亮半个中国”，“万吨巨轮可从上海直达重庆”，“可以避免长江中下游的灭顶之（洪）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等。

万吨巨轮达重庆？

由于中国新闻媒介对三峡工程暴雨般表面式的宣传，使中国百姓，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对三峡工程无法正确认识，乃至对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未达工程目标，表示不理解。最典型的事例便是：重庆市副市长和南京副市长，为了保证“万吨巨轮从上海直达重庆”，是否要炸毁南京长江大桥而争吵。

二○○六年一月，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在上海举办的“长江黄金水道开发与洋山保税港区功能”会议上，批评南京长江大桥阻碍重庆发展，使万吨轮船不能从上海直达重庆，应该考虑将其拆除；参加会议的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则予以反驳，他指出：把长江上的几座老桥拆掉，实际上恐怕很难做到。现在南京长江大桥净空为二十四米，万吨轮船没法通过大桥开往中上游，使得南京港吞吐量大增。他还说，南京长江大桥再用五十年也无问题。

这件事在网上公布后，线民讨论热烈，有支持炸桥的，也有反对炸桥的。参与讨论的人都以为，建造了三峡大坝之后，万吨巨轮可从上海直达重庆；但问题在于南京长江大桥和其他几座长江大桥净空太低，阻碍万吨巨轮顺利通过。争论的一方主张：拆除南京长江大桥和其他几座长江大桥，再建新桥，以保证万吨巨轮通航；另一方则认为，拆除南京长江大桥和其他几座长江大桥的代价太大，不如等到将来再新建桥时，注意保证万吨巨轮通过的净空，把万吨巨轮从上海直达重庆的目标，再推迟几年实现。

可是没有人注意到的事实是，把南京长江大桥和其他碍航的大桥全部炸毁，万吨巨轮也无法从上海直达重庆。理由极简单：第一，三峡大坝下游武汉至宜昌的航道水深不够。一九五八年通过的三峡工程蓄水位是海拔二百米，水库的库容量比现在批准的大许多，水库调节水流的能力也大。要保证上海至重庆的长江航道终年通行万吨轮船，三峡水库枯水季节的下泄水量必须超过一万一千立方米／秒，以增加大坝下游，尤其是荆江河段的枯水水深，但是规划的三峡水库枯水季节的下泄水量只有五千立方米／秒，根本不能保证荆江河段的航道水深。

第二，三峡水库库尾部份，特别是接近重庆港的航道水深不够。过去批准的蓄水位为海拔二百米，现在批准的蓄水位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过去方案中的航道能满足万吨巨轮的水深要求，目前的方案就不行，一部份航道没有得到足够的改善，不能满足万吨巨轮的通航要求。

第三，三峡五级船闸和葛洲坝船闸的水深，不能满足万吨巨轮的要求。三峡五级船闸和葛洲坝船闸的最大水深为五米，除去保险水深，只能保证三千五百吨江轮三点五米的水深要求，而万吨轮船要求的水深为九米。

第四，进出三峡船闸和葛洲坝船闸引航道的水深不足。意下毛毛雨 实成落汤鸡中国新闻媒介对三峡工程的片面宣传，其势力之猛，也影响到台湾许多人。一位声望很高又坚决反共的学者认为，共产党只干一些追求个人名利的事，因而对三峡工程表示反对；但想到大陆百姓饱受洪水灾害之苦，听到三峡工程的防洪功效，也颤颤抖抖地举起双手表示赞同。

再说三峡工程能“照亮半个中国”，让人以为三峡工程发电，能满足半个中国之需；其实不然。三峡工程发电输入的电网，的确覆盖半个中国，但三峡工程计划每年发电八百四十亿度的电力，仅仅只能满足北京市二○○七年的需求。

“抛砖引玉”，为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七计。相传唐朝进士赵嘏，能写一手好诗，唐朝的另一名进士常建十分仰慕赵嘏的诗，常建听说赵嘏要到吴地游览灵岩寺，便想了一个办法，他自己先到灵岩寺前墙上题了半首诗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当赵嘏来到灵岩寺，看见这首未写完的诗，便在后面加了“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磐音。”后半首诗比前半首诗要好，所以当时人们称常建的做法是“抛砖引玉”。其实，常建是唐玄宗开元时的进士，赵嘏于唐武宗会昌二年进士及第，当时常建早已经死了。所以常建“抛砖引玉”让赵嘏补诗是不可能发生的。

江泽民的批示：“看来对三峡工程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看起来是抛砖，只是要求进行“和风细雨”般的宣传；但实际上根本不是“毛毛雨”，而是倾盆大雨，是狂风暴雨，这是引来的玉。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中国的老百姓和基层官员都成迷失方向和判断能力的落汤鸡，不知东南西北，不知正确谬误。以致于直到二○○六年，重庆和南京的两位副市长还以为“万吨巨轮可从上海直达重庆”呢！

三峡工程36计(五十九)

23 指桑骂槐：妖魔化中国，罪名何其大

“指桑骂槐”，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廿六计。
原文：“率数未服者以对敌，若策之不行，而利诱之，又反启其疑；于是故为自误，责他人之失，以暗警之。警之者，反诱之也：此盖以刚险驱之也。或曰：此遣将之法也。”

政治气候转变

在中国，自从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之后，国人对三峡工程、特别是中央政府草率的决策，多有意见。当时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强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一九八六年十五号档中，也提到该听取不同意见。那时，批评三峡工程的话能在会议上讲，批评三峡工程的文章，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批评三峡工程的书籍，也能够出版。比如李锐的《论三峡工程》，田方和林发棠主编的《论三峡工程巨集观决策》，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都能付梓成书发行。

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据笔者调查统计，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到一九九二年四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期间，中国的报刊媒体杂志，一共只发表过一篇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先生所写的〈海湾战争的启示〉。

人防安全

一九九一年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充份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优势，打败伊拉克的侯赛因（注：萨达姆‧侯赛因，台湾译为萨达姆‧海珊，伊拉克前独裁者）。

当时，钱伟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针对海湾战争与三峡大坝建设中人防安全的关系，进行论述。在海湾战争中，埃及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支持联合国惩罚侯赛因，并派兵参加联合国多国部队，打击伊拉克。侯赛因恼羞成怒，威胁以导弹炸毁埃及阿斯旺大坝，但伊拉克所拥有的苏联制导弹，射程达不到阿斯旺大坝，侯赛因故而想把导弹调到埃及的邻国苏丹去（阿斯旺水库位于苏丹和埃及交界处）。

当时，联合国多国部队严正警告侯赛因，如果伊拉克把导弹调往苏丹，多国部队在导弹调动途中，将坚决予以击毁。由于导弹调动逃不出美国卫星和预警飞机的监视，侯赛因才不得不作罢，最后向以色列和沙乌地阿拉伯发射了几枚导弹，算是出了口气。当时西方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只要条件充足，侯赛因的确会以导弹炸阿斯旺大坝，这点从他命令以导弹轰炸以色列和沙乌地阿拉伯的非军事目标，就可证明。只是侯赛因手中的苏制导弹命中率不高，射程不够远。假使侯赛因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前，便把导弹调到同盟国苏丹去，如此一来，埃及将不敢公开支持联合国惩罚伊拉克，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也会跟在埃及之后，不敢加入联合国多国部队，海湾战争的结局就可能是另一样，或者根本打不起来。

钱伟长文章的第二个背景是，当时主建派利用有利的政治气候，将三峡工程再度推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三峡工程的上马，看起来是万事俱备，只等待完成审批程式上的例行公事。但钱伟长从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出发，对三峡工程持保留态度，他以三峡大坝人防安全的角度，再次进谏中央决策层，“决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世界上最大的大坝，给我们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诈勒索的筹码。这里启示我们，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

文章发表不久，便遭大批反对文章围攻，其主要观点是，中共有原子弹，有洲际导弹，有足够军事威胁力量，敌人若摧毁三峡工程大坝，必然受到中共报复，而报复的目标乃无空间与时间限制，因此摧毁三峡工程大坝将付出更大代价。同时指责钱伟长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要检查钱伟长的立场。由于一些反对钱伟长的文章颇有来头，因此钱在得知后，便亲自到三峡工程工地，表示道歉。从此，钱伟长偃旗息鼓，不再对三峡工程发表反对意见。

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国内新闻媒体，似乎逐渐发表针对三峡工程之不同意见的文章，如：陆钦侃关于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灾害原因的文章，三峡水库水污染的报导，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舒为群所写，关于三峡水库水污染的报导等等。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谈出现的问题，而很少涉及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

曲解西方媒体

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报刊杂志与电视电台，对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多抱批评态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作为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一十分时兴的模型。此经济发展模型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渐渐被发达国家所抛弃。原因在于，大型水利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远远超过所谓的经济利益。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被作为经验教训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德国中小学的地理、环境生态学和社会学的教材中，都有关于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的内容。

由于受基础教育的影响，西方工业国家中的民众对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多抱置疑、或者批评的态度。中国媒体把西方国家科技人员、民众和媒体对三峡工程的批评，定义为“妖魔化中国”。李希光和刘康等着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把“妖魔化中国”上升到理论高度。作者以在美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经历，阐述了“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和手段，此书在中国的发行量甚大，流传也广。有下面一段文字：

华盛顿邮报记者手册规定：“我们避免卷入任何党派事业，无论是政治活动、社区事物、社会行动或者游行示威，因为这类活动有损我们报导和编辑的公正性。”但是，凡是读过美国报纸的人都知道，美国媒体有根可怕的鞭子，就是给扣上共产主义的大帽子。凡是美国记者仇恨的东西，他们都要给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以煽动公众的情绪。例如，一九九六年初，“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从三斗坪发了一篇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导。为了引起美国社会公众对三峡工程以及建设者的反感，他在稿子里有两段是这样写的：“一旦长江被截断，江水被开挖的岩石所形成的巨大排水沟导流后，大批工程师和工人就要开始安装当今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由苏联培养的中国工程师兵团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征服自然和落后经济的胜利象征──有人说这是妄自尊大，而环保主义者的失败成为无情的事实。长江水利委员会是拥有七千名专业人才的国家机构。它全面负责三峡大坝的规划和设计。该委员会的一位一流科学家杨国炜告诉记者：‘作为水利工程师，对能够参加这一工程感到骄傲。’杨先生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相信有完成这一使命的能力。”

由于美国新闻界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在意识型态上对共产主义实行高压政策，美国人最怕别人把他跟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国家联系起来，一旦一个人被指控同情共产党或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密切联系，就等于他在社会上被孤立了，甚至会找不到饭碗，任何人都没有胆量向他伸出援助的手。（注：李希光和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第十六至十七页。）

中共过去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反革命的罪，是大罪；现在最大罪是颠覆国家政权，其次是泄露国家机密，再者是扰乱社会治安，最后还有一个不爱国的汉奸罪。把西方人对三峡工程的批评上升为“妖魔化中国”，这并不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也不是要封住西方人的嘴，而是针对国内三峡工程反对派──指桑骂槐。外国人批评三峡工程是“妖魔化中国”；那么中国人反对三峡工程，便起码是不爱国的表现。

“颠覆国家政权”？

王小宁是中国大陆新一代反对三峡工程的代表人物。一九九九年五月，王小宁在其主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网刊上发表了〈违背大自然规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三峡工程不可行报告〉一文。王小宁在文章中指出，三峡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和航运效益，三峡工程将造成重庆等地区，于每年汛期严重被淹的恶果。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停止三峡工程建设。

文章发表三个月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网刊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查抄。二○○一年“五一”前夕，王小宁再次受到北京市公安局传讯，对其提出警告，甚至反覆追问王发表在网路上的十几篇政论文章，审问中首先提到的就是这篇—〈三峡工程不可行报告〉。之后，王小宁被判处十年监禁，罪名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指桑骂槐”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原意在于比喻：指着张三骂李四。《三十六计》将它演绎成强者制服弱者，以警告第三者的办法，来使其臣服的谋略。

将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政治家和媒体，对中国长江三峡工程批评视为“妖魔化中国”，采用的便是“指桑骂槐”谋略，骂外国人“妖魔化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内部反对三峡工程、或者对三峡工程持怀疑态度的人明白，三峡工程是中国决策层的样板工程，体现领导人的正确和伟大，批评不得。如果不能自律，那么对王小宁的处置，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命运。

三峡工程36计(六十)

24空城计：国库已空，平民分摊
“空城计”，为三十六计之第三十二计。原文：“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

庞大资金

空城计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二计。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一章，详细描绘诸葛亮设空城计的经过。蜀魏交锋，马谡居功自大，不听众将劝阻，最后痛失军事要地街亭，使蜀军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诸葛亮只得把大部队都派出去，自己带少数老弱残兵守阳平城；不料魏军大都督司马懿带十五万大军来攻城。

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诸葛亮一反平日小心谨慎的风格，命令大开城门，还派人于城门口洒扫。他自己则亲自登上城楼，弹琴弄乐，从容处之。司马懿来到城前，见此情形，十分疑虑，怕城中有伏兵，因此下令退兵。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认为，正因为诸葛亮一生谨慎，所以此次临危不俱，演出一场空城计，才能成功。同时也正因为对手是司马懿，亦为一多思善虑的儒将，这空城计才圆满成功。如果对手是魏军中的任何一位其他将领，留给诸葛亮的，恐怕是束手被擒了。

一九八九年三峡工程论证结束时，提出三峡工程总造价为三百六十一亿元人民币，称这个数值为静态投资额，不计算投资利息。同时又提出一个动态投资额，为一百五十七亿元人民币。和静态投资额的区别是，动态投资额计算了利息。动态投资额比静态投资额小许多，只有静态投资额的百分之四十三。

当时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就指出，这是一个有意压低的总造价。根据乔培新的经验，实际投资应该为三百六十一亿元人民币的四至五倍。后来在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前，这个三百六十一亿元静态投资额，被修改为五百七十亿元，并指明是一九九○年底价，包括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是大坝、电站、船闸等工程建筑物的投资（二百九十八亿）；第二部份是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八十七亿）；第三部份是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投资（一百八十五亿）。全国人大批准了这个计划。

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之后一年，国务院便上修三峡工程投资额，把五百七十亿元上调为九百点九亿元（一九九三年五月价），并且这个总造价只包括大坝、电站、船闸等工程建筑物和移民搬迁安置，不包括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与之相应的动态投资，不再是静态投资额的百分之四十三，而是二千亿元。陆钦侃说，加上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所需要的两百多亿元，三峡工程投资正好是他们当时所指出上报数字的四倍。若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代表知道三峡工程的真实投资为二千三百亿元以上，这个方案根本无法在全国人大通过。

一九九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时，中国政府是否有足够资金建设三峡工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政府建设三峡工程，唱的是一出空城计。政府没有钱建设三峡工程，那么三峡工程的资金又从何而来？

建设基金何来？

三峡工程资金大部份来自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包括：全国用电加价收入、葛洲坝电厂利润、以及所得税返还。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四十三号档规定，将葛洲坝电厂上缴利润转作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一九九二年，国务院第二○五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在当年燃运、用电加价的基础上，全国每千瓦时用电征收三厘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原电力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以电经（一九九四年）四十四号档规定，自一九九四年起，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按照每千瓦四厘的标准征收。

上述三个部委以计价管（一九九六年）四十四号文件规定，自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起，在三峡工程直接受益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之湖北省等十六个省市直辖市，每千瓦时提高到七厘。

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作为国家投入的资本金，该基金的来源具有稳定性、可靠性，并随着电力消费的增长，而逐年增加。经测算，在三峡工程建设期间（一九九三～二○○九）内，电力加价约可征收一千○三十四亿元人民币，葛洲坝电厂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提供约一百亿元，以上两项共计约一千一百三十四亿元人民币。

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说，至今三峡工程已完成投资的一千两百一十六亿元中，其中包括三峡基金五百三十亿元、开发银行贷款三百○二亿元、利用外资七十七亿元，其他还有来自企业债券等来源。

可见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是三峡工程已完成的投资中，最为重要的支柱，占百分之四十四。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的本质，是在全国范围内（除西藏外）为三峡工程征收的一种特别税，从全中国老百姓口袋里强行掏出来的。已经花费了的五百三十亿元三峡基金，三峡开发总公司既不用付利息，也不用还本，最后都成了法人的资产。

全国老百姓平均每人支付四十多元钱，直接承担了三峡工程百分之四十四的投资，而三峡工程给全国老百姓的回报，又是什么？三峡开发总公司，花的是公众的钱，收取的却是和私人投资建设发电项目一样高的电费。

可以预计，即使三峡工程完工，从全国人民所消费的电力中，将继续冠以其他名目，征收三峡基金。

三峡工程36计(六十一)

“暗度陈仓”，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八计。原文：“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三峡工程练兵场

暗度陈仓的前半句是明修栈道。根据司马迁《史记之卷八高祖本记》记载，汉王刘邦回国去，项羽派三万兵跟随在后，刘邦命令士兵用火烧毁栈道，一来防备其他诸候袭击，二来也同项羽表示，自己再无向东进犯的意图。同年八月，刘邦采用韩信计策，命令樊噌重修栈道，引起楚军注意，在此派重兵防守，而暗地中却利用陈仓古道，袭击楚军，取得大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军事上是以明显的行动迷惑，暗地里则悄然实行真实行动，以乘虚而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从德国进口大型轧钢设备，用于生产坦克所需要的钢板，轧钢设备安装于湖北省襄樊山沟沟里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这套轧钢设备所需要的起动电流大，华中电网无法承担，所以必须增建火力发电厂、或大型水力发电站。为此，水利部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毛泽东建议三峡工程。毛泽东以战争时期不考虑此事、和“你不怕头顶一盆水睡觉”为由，拒绝了兴建三峡大坝的建议。其后，水利部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改提出建设葛洲坝大坝工程，并将此大坝工程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毛泽东，进而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当时认为建了葛洲坝大坝，就不再建造三峡大坝，所以把葛洲坝大坝的一部份移民，安置在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然葛洲坝大坝工程进行得并不顺利，周恩来不得不请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原长江流域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林一山本主张兴建三峡工程，不同意建设葛洲坝大坝。因从工程顺序上看，先建三峡工程，不建或者后建葛洲坝大坝才是合理的。

如果既要建葛洲坝工程，又要建三峡工程，那么葛洲坝大坝会是三峡工程的调节工程，辅助工程。葛洲坝大坝在规模上比三峡工程小许多，先建葛洲坝大坝，以其设计，比如通航构筑物通航能力，便限制未来三峡工程的设计，以小(工程)限大(工程)是不合理的。

又葛洲坝大坝位于三峡大坝下游，三峡大坝的许多建筑材料，特别是水泥(水泥厂在葛洲坝大坝下游)、沙石料和钢材，都要通过长江航运运往三峡坝址。若是先建葛洲坝大坝，运水泥、沙石料和钢材都要通过葛洲坝大坝的船闸，即费时又增加费用。

但是周恩来要求林一山先建好葛洲坝，再谈三峡工程。事实是，原来中国政府计划建设葛洲坝大坝，但不建设三峡工程。然建设葛洲坝大坝过程中出现混乱，周恩来不得不请出林一山收拾残局。而林一山只一心想建三峡工程，反对兴建葛洲坝大坝。周恩来后与林一山达成的协定：先建好葛洲坝工程，然后再谈三峡工程。

在葛洲坝大坝建设过程中，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林一山则把建设葛洲坝工程作为将来建设三峡工程的练兵场。林一山从国外进口大量大型挖掘机械和船只，以及大型的载重车辆，名为建设葛洲坝工程而用，实际上是武装未来建设三峡大坝的队伍。同时又为葛洲坝工程修建了从宜昌到华东长距离的高压输电线路，虽然当时已十分清楚，葛洲坝电站根本没有多余的电供应华东地区。这长距离的高压输电线路，便也是为三峡工程的“西电东送”所作的准备。

论证未始 施工已行

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遭到国内外人士极力反对。邓小平为了缓和国际上的反对声音、特别是海外华人的反对声音，于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程是否要上，最后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善良的人们以为，至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策之前，不会进行三峡工程。

事实上，从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后，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二年，政府在三峡地区进行大范围的移民安置试点，共投资四点六亿多元；宜昌到华东长距离的高压输电线路，于一九八八年完工，等待着三峡工程发出的电。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到一九九二年四月之间，三峡工程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第一：完成三峡工程总公司的组织建设；
第二：部份移民工作；
第三：修筑通往坝址的交通线路和供电、供水线路；
第四：建成后期施工队伍所需要的住房等。

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二年，三峡工程进行和完成的工程量：

──修建永久公路十二公里；
──供电线路六十二点五一公里；
──供水管线十三点○二公里；
──通讯线路七十五点四一公里；
──建成一座永久公路大桥（乐天溪公路大桥），桥长四百四十六米，桥面宽十一米；
──完成二百二十千伏输变电工程长江跨越三公里和四座铁塔工程；
──施工用房四万一千三百一十一平方米；
──总公司筹建处永久职工住房二万一千○二十三平方米；
──简易生活生产用房二万六千四百七十四平方米；
──建设及施工征地四千一百七十五亩，其中坝区施工征地四千亩；
──土石方开挖四百○一点三○万立方米；
──土石方回填二百五十三点五三万立方米；──混凝土浇铸五点二八万立方米；
──浆砌块石七点一四万立方米。

从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共花费的投资为：

──勘测设计、论证谘询和科研经费二亿六千二百六十二万元；
──库区开发性移民试点工程经费二亿三千八百二十万元；
──建安工程经费一亿二千六百四十七万元；
──建设用地和施工征地费用六千三百七十万元；
──建设管理费二千三百五十九万元；
──机构转移及技术装备费五百一十九万元；
──筹建处自身小型基本建设费用一千三百五十四万元；
──荆门水泥厂扩建工程四百万元；
共计七亿三千三百八十万元。

十万水利工程大军

林一山在建设葛洲坝工程过程中，把分散在全国的十几万水利工程大军聚集到宜昌，并让他们在此安家落户，改变以前漂泊不定的生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葛洲坝大坝主要工程完工，如何给这十几万水利工程大军，找到适合的工程，也是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现代中国杂志总编程晓农博士，在国内时曾询问过林一山，林说，只有建设三峡工程，才能解决这十几万水利建筑工人的生计问题。

中国政府一方面做出表示，进行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等待在可行性研究上决策的结果，这是明修栈道；另一方面却不停止三峡工程的准备工程、和前期工程准备，将三峡工程推上一条不归路，这是暗度陈仓。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