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恰恰证明了国营企业的职工还不是企业的主人。
1986年5月，我走出西安站，看到一个高人一头的黑大汉，高举着一块“接陈”的牌子。这是我们的“联络暗号”。因为我不认识他，但又希望一到西安就能见到他。应该说一切都很顺利。恺撒大
帝有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战胜了。现在我来了，我看见了，但是我失望了。
我觉得我看见了一个逃犯。
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50岁。可我觉得他大概从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老了。
他的布鞋上打着皮革的补丁。我有几年没见到这样打着大补丁的鞋了。我也愈来愈少地见到他这样黄的眼白，或者压根儿就应该叫做眼黄。这补丁，
这眼黄，立刻使我想起贫困、拮据、坚韧、过去，他穿着的西装质地之差，之软绵绵，之皱巴巴，都使人败胃。干脆那种油污的旧工作服倒能给人带来一种粗犷的
美。
我3月份收到这个陌生人的第一封信的时候，就决定写完手头一篇报告文学后就去找他。我相信不会虚此西行。他给我的信，一开头就使我预感到我
将要经受一种新的思想的撞击：“不管在文学作品中和宣传报道中树立多少光辉的改革者形象，都不会使无所作为和反对改革的领导变为果敢锐敏的改革者。改革者
的形象只会鼓舞那些希望并赞成改革的人。然而具有彻底改革思想的人并不一定就会是改革家，原因在于他们无权左右局势。因此不在于号召占据领导地位的人成为
改革者，而在于使改革者走上领导岗位……改革成功的体制应能保证使最适合做领导工作的人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不过，我对这个人毕竟一无所知。他真值得我采访吗?他和常规的好人形象相距太远。
他接过我的旅行包：“这个包，我不用叮嘱你不要毁坏，不要丢失，你自然会爱护的，因为你拥有这个包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你是这个包的
主人。根本用不着对你进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我们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这件事，恰恰证明了国营企业的职工还不是企业的主人。”
我立时精神起来了，我想起他那封长信的内容――改革的关键，关键的改革，是所有制问题。
他这个人，执拗地叫你想起过去，过去。他又顽强地站立在现在，现在。
党治国上台辩论：钱伟长、黄万里不是右派!根据意识决定存在的“原理”，党治国步他的老师们的后尘，也成了右派。
天安门前站着一个高大黝黑的光头青年。上穿蓝粗布衣，下穿家染的黑粗布做的抽带肥腿裤。那裤带偏是白的，又偏偏捣乱似的从腰部溜了下来，大
模大样突出在黑裤子中间。但这个光头青年的神情是那么自信、自豪。本来嘛，那年――1954年的《群众日报》登了陕西省考上高校的全部考生的名单。第一
名，韩城县中学的党治国，考上了清华大学，党治国到清华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前照这张相。
只是那两条白裤带，使照片上的党治国在威风中又透着滑稽。他从来不注意服饰。32年后，他知道我要专程到西安去找他时，他才为没有一件过得去的外衣而有些不安。于是就匆匆添置了那身使我一看就败胃的西装。
一个从青少年时代就以为精神万能的人，最后连购置一套像点样的西装的物质基础都没有。
1957年，一种大批判火灾似的在清华大学里蔓延开来，烧向钱伟长，烧向黄万里……党治国走上台辩论：他们不是右派!党治国走进校党委办公室：他们不是右派!
党治国讲话没有一点顾虑。他这个来自黄河边的人，像黄河一样古朴。他对党的感情、对党的忠诚，连一点杂质也没有，自然用不着担心自己说“错”话而成为右派。
但是，根据意识决定存在的“原理”，有“右派言论”的人，就是右派分子。党治国步他的老师们的后尘，也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他的一个
同窗好友是个结巴，原先一见他老远就叫：“党党、党、党――治国!”憋上半天才憋出“治国”两个字，实在累人。结巴老弟就把他的名字简化成一个字：
“党!”现在自然不敢再叫他“党”了。当着人连话也不敢说。只在没人注意时不用称呼地对他说上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两个月后，没想到结巴老弟也成了
“浪子”――右派。浪子二号见了浪子一号，只能摇着头说一句，“往事不堪回首”。
清华大学第002150号毕业证书：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拿到了补发的毕业文凭。不过，他积几十年之教训，感到首先要面对的是――生产关系。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在押犯党治国感到好像自己刑满释放一样的高兴。他觉得这下自己的思想轨迹能合上中央政策的轨迹了。本来
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发展生产力就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国家的转机来了，他党治国的转机就会来。他把他的希望全部系于小平同志的身上。
但是他等到的却是批邓。
他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稀疏了。
他这个铁铮铮的黑大汉，一下变成了老汉。以前他不管在游街时，在监狱中，他的心里经常回荡着他最喜爱的《斗牛士之歌》的旋律。可是从此他再也想不起他那斗牛英雄了，他只记得《伏尔加船夫曲》了：哎嗨哟……
他并不怕死。准确地说，他最不怕的就是死；但他怕绝望，尤其怕从希望的顶峰掉进绝望的深渊。
后来，1986年，我打开清华大学第002150号毕业证书。证书上是一张像出土文物似的老人相片。不知是因为五十来岁的党治国照得比他实
际年龄更老，还是因为他现在的相片放在大学毕业证书上实在不相称而愈发显老。上世纪50年代的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在80年代拿到了补发的毕业文凭。不过
他已经不想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科技上了。文凭可以补发，思维不能弥补。他积几十年之教训，感到首先要面对的是――生产关系。
10亿人都能背下唐诗300首，也依然不能在这个世上立足的。
唐朝经济的发达，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是对称的。中国人从小就背《唐诗300首》，历来都研究唐代文学，可惜太少研究唐代经济。儒家传统主张以德治国，有没有经济一样治国。但是就算10亿人都能背下唐诗300首，也依然不能在这个世上立足的。
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向我介绍西安，不是讲兵马俑，就是讲李白醉卧长安，再就是背诵谪仙的诗。有人对我说：西安地下的比地上的好看。
党治国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研究，主张要严格区别公有和共有这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
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的性质。”党治国由此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
所有制，即共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共有制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共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趋势。公有不能量化，共有可以量化到个人。
公有也罢，共有也罢，党治国自己是一无所有。
他1980年出狱后，到现在已经搬了6次家，这才搬到这间靠着煤山、傍着火车轨道的农民房里。杜甫当年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当代寒士党治国和他的父母、儿子的衣物连同他们4个人，加起来用一辆东风三轮就可以拉着跑了。所以尽管东搬西挪地到处借房，倒也不算费事。
1986年的中国，城市里居然还有这样穷困的角落。一眼望去，这间屋里不是板子，就是绳子。旧板子搁在长凳上，是党治国和他儿子的床。他父母睡一张借来的旧板床，床腿绑着绳子倒也能站得住。凳子的腿也绑着绳子。破写字桌上，又是用一根白绳子系着一个自己用烟纸卷就的灯罩。
还有大案板和小板箱。
党治国这30年，从精神到肉体地挨板子，从精神到肉体地被捆绑，总算安定下来了，陪伴他的又多是板子和绳子!我只觉一阵苦楚!
他的书桌旁贴一幅韩城人司马迁狱中写《史记》的画。党治国在狱中通读《资本论》三遍，自然还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监狱里来了新犯人，每每叫党治国来一个节目――背诵《矛盾论》和《实践论》，一字不差。
读书之余便是写作。他这间板子加绳子的屋里，唯一可以进入上世纪80年代的，是他妹妹送他的一只红皮箱，箱里全是他写的经济学论文的手稿。
在剪刀差、所有制等等的中间，扎眼地珍藏着一部精装本的《简・爱》。这是他第四次买《简・爱》了。抄走一本，再买一本。以他现在还欠债一千来元的经济条
件，去买一本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小说锁于箱里，足见他对简・爱这个女主角的偏爱了。我不由望望箱边堆着的脏衣服，那么，箱里的简・爱便是这屋的单身男子的妻
子了。
没有一个个人问题是超越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
1957年以前国家是发展的，他个人是顺利的。1957年国家受损失，他个人受挫折。1962年国家开始恢复元气，他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5年国家兴旺了，他参加了先进技术传播队。“10年浩劫”，他10年监狱。上世纪80年代他落实政策不那么顺利，因为国家头绪纷繁、问题重重。
“国家、社会解放的程度，就是我自己解放的程度。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对我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
党治国简直成了一个理论狂人。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经济上。他关心的正是大众的利益，但是大众未必接受他的关心。
“我们固有的体制适合搞政治运动，不适合经济发展。”党治国简直成了一个理论狂人。一开口就是体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党治国咄咄逼人地、愣头愣脑地要人回答这些他整日思考的而别人未必感兴趣的，他以为是最重要的而别人认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醉心的而别人无心的，他津津乐道的而别人无动于衷的问题。
他慷慨陈词，满脸涨红。别人应付他：“唉唉，是啊是啊，啧啧!”再不就是把别人吓得怯怯的，一下子从大人变成了站起来回答老师问题的小学生，讷讷地：“我觉得么……”
他满脑门的政治和经济，满脑门的规律和所有制。但别人是凡人，需要了解一些趣闻，一些轶事，一些消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现实问题，需要吃喝拉撒睡。
而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经济上。他要和他周围一切的人探讨政治经济。他会吸引一些人，也会吓走一些人。
他的见地每每是独到的，但他过于急急地阐述他的观点，乃至近乎要强加于人，近乎发难。
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有些不一般；他和正常人不一样，他可不是不正常。
他关心的正是大众的利益。但是大众未必接受他的关心。
他希望大家都能透过现象关心本质。但是大家往往喜欢谈论现象，而无心顾及本质。谈论现象是一种情绪发泄的需要，顾及本质却需要苦苦地开动大脑。
我采访受苦受难的人的时候，容易掉泪。但不知为什么，采访这个经济状况一团糟的经济理论家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是他不需要别人同情，还是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变得只剩下粗线条了?
思想使党治国永远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有时他为了理想忘却了现实，有时现实又催促他去追求理想。他论文提出的观点未必就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是，即使其中包含一些真理的萌芽或片面的真理，也可以活跃我们的思维。
他是不是还带有空想的色彩?
他不是那种可以用计算机程序设计出来的人。他欠稳妥，欠含蓄。但他“虽有小偏，终有大成”。任何社会变革首先要找到实现变革的社会力量。要打土豪分田地找到了贫农，要打倒老革命找到了红卫兵。今天的改革如小平同志所说是第二次革命，我们需要透辟的经济理论家。
改革催促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呼唤着经济理论家。
终于，1986年的《文汇报》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文中写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比‘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或‘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更为紧迫”。文章又写道：
“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浪潮当是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和国度。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正呼唤恰当的人。”
（摘自《八十年代看过来》，作家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