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三十多年來一直對國營企業職工進行主人翁思想教育，恰恰證明了國營企業的職工還不是企業的主人。
1986年5月，我走出西安站，看到一個高人一頭的黑大漢，高舉着一塊“接陳”的牌子。這是我們的“聯絡暗號”。因為我不認識他，但又希望一到西安就能見到他。應該說一切都很順利。愷撒大
帝有句名言：我來了，我看見了，我戰勝了。現在我來了，我看見了，但是我失望了。
我覺得我看見了一個逃犯。
我的第一感覺是害怕。那張長臉好像從來也沒洗乾淨過。他50歲。可我覺得他大概從來也沒有年輕過，他大概一生下來就這麼老了。
他的布鞋上打着皮革的補丁。我有幾年沒見到這樣打着大補丁的鞋了。我也愈來愈少地見到他這樣黃的眼白，或者壓根兒就應該叫做眼黃。這補丁，
這眼黃，立刻使我想起貧困、拮据、堅韌、過去，他穿着的西裝質地之差，之軟綿綿，之皺巴巴，都使人敗胃。乾脆那種油污的舊工作服倒能給人帶來一種粗獷的
美。
我3月份收到這個陌生人的第一封信的時候，就決定寫完手頭一篇報告文學後就去找他。我相信不會虛此西行。他給我的信，一開頭就使我預感到我
將要經受一種新的思想的撞擊：“不管在文學作品中和宣傳報道中樹立多少光輝的改革者形象，都不會使無所作為和反對改革的領導變為果敢銳敏的改革者。改革者
的形象只會鼓舞那些希望並贊成改革的人。然而具有徹底改革思想的人並不一定就會是改革家，原因在於他們無權左右局勢。因此不在於號召占據領導地位的人成為
改革者，而在於使改革者走上領導崗位……改革成功的體制應能保證使最適合做領導工作的人走上領導工作崗位。”
不過，我對這個人畢竟一無所知。他真值得我採訪嗎?他和常規的好人形象相距太遠。
他接過我的旅行包：“這個包，我不用叮囑你不要毀壞，不要丟失，你自然會愛護的，因為你擁有這個包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支配權，你是這個包的
主人。根本用不着對你進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我們三十多年來一直對國營企業職工進行主人翁思想教育這件事，恰恰證明了國營企業的職工還不是企業的主人。”
我立時精神起來了，我想起他那封長信的內容――改革的關鍵，關鍵的改革，是所有制問題。
他這個人，執拗地叫你想起過去，過去。他又頑強地站立在現在，現在。
黨治國上台辯論：錢偉長、黃萬里不是右派!根據意識決定存在的“原理”，黨治國步他的老師們的後塵，也成了右派。
天安門前站着一個高大黝黑的光頭青年。上穿藍粗布衣，下穿家染的黑粗布做的抽帶肥腿褲。那褲帶偏是白的，又偏偏搗亂似的從腰部溜了下來，大
模大樣突出在黑褲子中間。但這個光頭青年的神情是那麼自信、自豪。本來嘛，那年――1954年的《群眾日報》登了陝西省考上高校的全部考生的名單。第一
名，韓城縣中學的黨治國，考上了清華大學，黨治國到清華報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門前照這張相。
只是那兩條白褲帶，使照片上的黨治國在威風中又透着滑稽。他從來不注意服飾。32年後，他知道我要專程到西安去找他時，他才為沒有一件過得去的外衣而有些不安。於是就匆匆添置了那身使我一看就敗胃的西裝。
一個從青少年時代就以為精神萬能的人，最後連購置一套像點樣的西裝的物質基礎都沒有。
1957年，一種大批判火災似的在清華大學裡蔓延開來，燒向錢偉長，燒向黃萬里……黨治國走上台辯論：他們不是右派!黨治國走進校黨委辦公室：他們不是右派!
黨治國講話沒有一點顧慮。他這個來自黃河邊的人，像黃河一樣古樸。他對黨的感情、對黨的忠誠，連一點雜質也沒有，自然用不着擔心自己說“錯”話而成為右派。
但是，根據意識決定存在的“原理”，有“右派言論”的人，就是右派分子。黨治國步他的老師們的後塵，也成了右派，而且是“極右”。他的一個
同窗好友是個結巴，原先一見他老遠就叫：“黨黨、黨、黨――治國!”憋上半天才憋出“治國”兩個字，實在累人。結巴老弟就把他的名字簡化成一個字：
“黨!”現在自然不敢再叫他“黨”了。當着人連話也不敢說。只在沒人注意時不用稱呼地對他說上一句：“浪子回頭金不換。”兩個月後，沒想到結巴老弟也成了
“浪子”――右派。浪子二號見了浪子一號，只能搖着頭說一句，“往事不堪回首”。
清華大學第002150號畢業證書：他在上世紀80年代拿到了補發的畢業文憑。不過，他積幾十年之教訓，感到首先要面對的是――生產關係。
1975年，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了。在押犯黨治國感到好像自己刑滿釋放一樣的高興。他覺得這下自己的思想軌跡能合上中央政策的軌跡了。本來
嘛，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發展生產力就是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所在。國家的轉機來了，他黨治國的轉機就會來。他把他的希望全部繫於小平同志的身上。
但是他等到的卻是批鄧。
他的頭髮一下子全白了，稀疏了。
他這個鐵錚錚的黑大漢，一下變成了老漢。以前他不管在遊街時，在監獄中，他的心裡經常迴蕩着他最喜愛的《鬥牛士之歌》的旋律。可是從此他再也想不起他那鬥牛英雄了，他只記得《伏爾加船夫曲》了：哎嗨喲……
他並不怕死。準確地說，他最不怕的就是死；但他怕絕望，尤其怕從希望的頂峰掉進絕望的深淵。
後來，1986年，我打開清華大學第002150號畢業證書。證書上是一張像出土文物似的老人相片。不知是因為五十來歲的黨治國照得比他實
際年齡更老，還是因為他現在的相片放在大學畢業證書上實在不相稱而愈發顯老。上世紀50年代的清華大學水利系學生，在80年代拿到了補發的畢業文憑。不過
他已經不想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科技上了。文憑可以補發，思維不能彌補。他積幾十年之教訓，感到首先要面對的是――生產關係。
10億人都能背下唐詩300首，也依然不能在這個世上立足的。
唐朝經濟的發達，和思想文化的發達是對稱的。中國人從小就背《唐詩300首》，歷來都研究唐代文學，可惜太少研究唐代經濟。儒家傳統主張以德治國，有沒有經濟一樣治國。但是就算10億人都能背下唐詩300首，也依然不能在這個世上立足的。
一千三百多年過去了。人們向我介紹西安，不是講兵馬俑，就是講李白醉臥長安，再就是背誦謫仙的詩。有人對我說：西安地下的比地上的好看。
黨治國對社會主義所有制關係的研究，主張要嚴格區別公有和共有這兩個概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
差別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裡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政治的性質。”黨治國由此認為，科學社會主義所有制，是“聯合起來的個人”的
所有制，即共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共有制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共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然趨勢。公有不能量化，共有可以量化到個人。
公有也罷，共有也罷，黨治國自己是一無所有。
他1980年出獄後，到現在已經搬了6次家，這才搬到這間靠着煤山、傍着火車軌道的農民房裡。杜甫當年疾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
俱歡顏。當代寒士黨治國和他的父母、兒子的衣物連同他們4個人，加起來用一輛東風三輪就可以拉着跑了。所以儘管東搬西挪地到處借房，倒也不算費事。
1986年的中國，城市裡居然還有這樣窮困的角落。一眼望去，這間屋裡不是板子，就是繩子。舊板子擱在長凳上，是黨治國和他兒子的床。他父母睡一張借來的舊板床，床腿綁着繩子倒也能站得住。凳子的腿也綁着繩子。破寫字桌上，又是用一根白繩子繫着一個自己用煙紙卷就的燈罩。
還有大案板和小板箱。
黨治國這30年，從精神到肉體地挨板子，從精神到肉體地被捆綁，總算安定下來了，陪伴他的又多是板子和繩子!我只覺一陣苦楚!
他的書桌旁貼一幅韓城人司馬遷獄中寫《史記》的畫。黨治國在獄中通讀《資本論》三遍，自然還讀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監獄裡來了新犯人，每每叫黨治國來一個節目――背誦《矛盾論》和《實踐論》，一字不差。
讀書之餘便是寫作。他這間板子加繩子的屋裡，唯一可以進入上世紀80年代的，是他妹妹送他的一隻紅皮箱，箱裡全是他寫的經濟學論文的手稿。
在剪刀差、所有制等等的中間，扎眼地珍藏着一部精裝本的《簡・愛》。這是他第四次買《簡・愛》了。抄走一本，再買一本。以他現在還欠債一千來元的經濟條
件，去買一本不知讀過多少遍的小說鎖於箱裡，足見他對簡・愛這個女主角的偏愛了。我不由望望箱邊堆着的髒衣服，那麼，箱裡的簡・愛便是這屋的單身男子的妻
子了。
沒有一個個人問題是超越社會平均水平之上的。
他的個人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是完全一致的。
1957年以前國家是發展的，他個人是順利的。1957年國家受損失，他個人受挫折。1962年國家開始恢復元氣，他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5年國家興旺了，他參加了先進技術傳播隊。“10年浩劫”，他10年監獄。上世紀80年代他落實政策不那麼順利，因為國家頭緒紛繁、問題重重。
“國家、社會解放的程度，就是我自己解放的程度。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這對我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不可逃避的命運。”
黨治國簡直成了一個理論狂人。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經濟上。他關心的正是大眾的利益，但是大眾未必接受他的關心。
“我們固有的體制適合搞政治運動，不適合經濟發展。”黨治國簡直成了一個理論狂人。一開口就是體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說：“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黨治國咄咄逼人地、愣頭愣腦地要人回答這些他整日思考的而別人未必感興趣的，他以為是最重要的而別人認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醉心的而別人無心的，他津津樂道的而別人無動於衷的問題。
他慷慨陳詞，滿臉漲紅。別人應付他：“唉唉，是啊是啊，嘖嘖!”再不就是把別人嚇得怯怯的，一下子從大人變成了站起來回答老師問題的小學生，訥訥地：“我覺得麼……”
他滿腦門的政治和經濟，滿腦門的規律和所有制。但別人是凡人，需要了解一些趣聞，一些軼事，一些消息，一些共同感興趣的現實問題，需要吃喝拉撒睡。
而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經濟上。他要和他周圍一切的人探討政治經濟。他會吸引一些人，也會嚇走一些人。
他的見地每每是獨到的，但他過於急急地闡述他的觀點，乃至近乎要強加於人，近乎發難。
他和一般人不一樣，他是有些不一般；他和正常人不一樣，他可不是不正常。
他關心的正是大眾的利益。但是大眾未必接受他的關心。
他希望大家都能透過現象關心本質。但是大家往往喜歡談論現象，而無心顧及本質。談論現象是一種情緒發泄的需要，顧及本質卻需要苦苦地開動大腦。
我採訪受苦受難的人的時候，容易掉淚。但不知為什麼，採訪這個經濟狀況一團糟的經濟理論家的時候，我一滴淚都沒有。是他不需要別人同情，還是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會變得只剩下粗線條了?
思想使黨治國永遠處於躁動不安的狀態中。有時他為了理想忘卻了現實，有時現實又催促他去追求理想。他論文提出的觀點未必就盡善盡美、無懈可擊。但是，即使其中包含一些真理的萌芽或片面的真理，也可以活躍我們的思維。
他是不是還帶有空想的色彩?
他不是那種可以用計算機程序設計出來的人。他欠穩妥，欠含蓄。但他“雖有小偏，終有大成”。任何社會變革首先要找到實現變革的社會力量。要打土豪分田地找到了貧農，要打倒老革命找到了紅衛兵。今天的改革如小平同志所說是第二次革命，我們需要透闢的經濟理論家。
改革催促着經濟理論的發展，呼喚着經濟理論家。
終於，1986年的《文匯報》上出現了一個醒目的標題：《我們能否貢獻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文中寫道，這個問題對於當代中國“比‘我們能否貢獻一個愛因斯坦’或‘能否貢獻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和文學家’更為緊迫”。文章又寫道：
“中國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浪潮當是產生偉大經濟學家的時代和國度。恰當的時間和地點正呼喚恰當的人。”
（摘自《八十年代看過來》，作家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