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傅作恭:起义将领傅作义之弟 水利专家惨死在夹边沟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基本上保存了这座古城的许多历史遗存和文物,免遭兵燹之灾。其功绩可谓不小,参与其事的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功不可没。作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高级将领的傅先生,其女傅冬菊竟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力劝其父尽快起义,以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些都是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了。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傅将军还有个亲弟弟名叫傅作恭(1903—1960年),是位水利专家。曾经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定居多年,生活稳定安逸。本来可以好好地生活一辈子,功成名就。
但命运实在太无情。50年代之初,身为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力劝弟弟回国,以报效祖国。在哥哥的劝导下,傅作恭终于回到新中国,最初在水利部担任工程师。恰逢傅将军昔日的部下、同为起义将领的邓宝珊先生赴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立下宏愿,要尽快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打算先从兴修水利入手,因此,广为搜罗人才。为此向老上级傅作义求助。傅作义则动员自己的亲弟弟前往支持。
1953年2月,傅作恭被调来甘肃,被安排到省水利厅担任工程师。本来也可能大干一番,施展自己的学识和才干。可是到了1957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党整风,鼓励大鸣大放;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好得很啊!帮助党整风,完全应该嘛!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熏陶、在欧风美雨中长期浸淫下成长,单纯、善良的傅作恭,哪里懂得中国的“国情”?更怎能识破伟人的所谓“阳谋”?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善良愿望,直抒胸臆,坦然而谈,向当地领导提出了几点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
这一很正当的行动,却得罪了领导人。于是,招来了领导的不满和批评教育。他又不会见风使舵,仍然坚持自己意见。结果被认为态度恶劣,抗拒运动,必须从严处理,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甘肃省有个著名的劳教基地,名叫“夹边沟”。在那里集中了全省大部分“阶级敌人”。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夹边沟农场总共去了3000多人,其中有女性160人。最终活着回来的大约500—600人。死亡率之高,居全国之冠。
在这些死亡者的名单中,就有傅作恭。本来是1.80的高个子,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但是经过几年超负荷劳动的摧残和饥饿的折磨,早已形销骨立了。因此,不得不写信向大哥傅作义告急和救援,述说自己饥饿难耐,劳动太重,顶不住了,希望哥哥伸手援救。
身为高级干部的傅作义,按照当时的政策,享有特殊待遇,根本就不知道民间疾苦,哪里会相信弟弟信中所言,认为这是污蔑党的劳改政策,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义正词严地回信训斥弟弟,教育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云云。为此,傅作恭还遭到一场狠狠的批斗。至此,傅作恭绝望了。
据说:在他临终前连续8天,清晨5点半就得起床去背草篼。到了第5天,开始拉肚子,实在干不动了。有位难友、画家高尔泰向管教干部求情说:傅作恭真的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是黑屎。(这‘黑屎’就是死亡前的最后信号)可是管教干部竟然毫无人性地说:“谁叫他当右派?如果他不是右派,就可以住在他哥哥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谁能管到他的头上?再说了,他哥哥傅作义与人民为敌,不知杀了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好东西。”
就这样被迫继续劳动。他背着草篼勉强挣扎走了几步,实在无力前行了。只好哀求:“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事还可以申辩嘛!”这句话更激起管教干部的怒火,听罢大怒: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于是命令其它犯人用草绳套住傅作恭的脖子,向前拉,逼着他一步一步挪动前行;由于体力实在不支,只能前倒后仰、颤颤巍巍。这种做法,对于人来说,纯粹是活受罪;从劳动效果来看,更是毫无实效。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折磨人呢?只有一个解释:那些人天生的兽性发作,是一种虐待狂,一种以虐为快、以虐取乐的变态心理作怪。马克思在1843年5月旅途中给友人信中就曾经愤怒地批判过:“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兼容的。”、“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411页)。拿马克思这些话和当时那些管教干部的嘴脸对照一下,多么确切,多么恰如其分!
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孟轲曾经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傅作恭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些人竟然连最起码的一点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还是人吗?这也难怪。长期以来,毛泽东就是用那套“阶级斗争”理论和对阶级敌人要狠等等说教来不断地为自己的部下‘洗脑’,因此这些人都是吃了所谓“狼奶”、因而具有“狼性”的动物。对于人,尤其是被认为‘敌人’的右派分子,更是敢于狠下毒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来了。管教干部根本就不愿多费口舌,按照惯例,命令其它犯人找来一只草笆子,把傅作恭裹起来,由一名犯人用草绳拉着,回到住地,人已僵硬,手足冰凉、没有呼吸了。前兰州工学院教授、右派分子刘逢举过来一看,叹口气说:“已经死了2—3个小时”。
一代天骄,就这样殒命荒郊,尸骨无存,死时年仅57岁。
1960年末,一位国家领导人偶然得知:甘肃省酒泉地区夹边沟劳改农场大量死亡事件,反映到最高当局,才派出中央检查团急赴甘肃,该团由监察部长钱瑛带队,成员有公安部副部长以及民主人士多人。周恩来特批准傅作义的要求与队同行。当这些高级干部听过了酒泉地区夹边沟农场负责人的汇报以后,傅作义开口问道:“这里有的傅作恭吗?”该场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再问:埋在何处?场长刘振宇打算推脱责任,就说:“听说他可能跑掉了”。傅作义忍无可忍,大怒道:你这哪里是共产党做的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一个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了,他就是有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为什么要跑?场长无言以对。
毕竟手足情深,已经66岁的傅作义,痛悔莫及。他哪里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劳动情况又如此超负荷。一介书生,岂能胜任?回忆当年弟弟求救信件,自己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训斥一顿。追悔之情,难以言表。遥想当年,如果不是自己写信,把弟弟召唤回国,又动员其赴甘肃以发挥所长,何至于饿死在这荒郊野外?连尸骨都找不到?思前想后,往事历历,不觉悲从中来,老泪纵横,痛不欲生。
又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就有人反映大量死人的情况。有个地区的领导人竟然说:“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如此“人民公仆”夫复何言?悲夫!
(根据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杨显惠《夹边沟纪事》、申渊《五七右派列传》(第二卷)等书中有关资料综合而成)
【补白】
摧毁一个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特别是自己制定的宪法。
——美国大法官克拉克的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