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几十年，七八十岁才有点耐心了”
记者：很多人最好奇的是，您74岁时决定种橙子，橙子要好几年才挂果。您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更快速见成效的事？
褚时健：现在社会上太多人这么想，都想找条直路走。尤其年轻人，大学读完书进入社会刚几年，就想搞出名堂，实际不是这样。人生很多事，不是一条直线。
我也曾经是年轻人，从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社会变动很大，很多希望都破灭了。尤其是我40来岁的时候，几乎所有希望都不存在了。当你抱着很大希望的时候，失望很多；当看不到希望之后，希望又好像慢慢看得着一点。
记者：现在不少年轻人有种浮躁的心态，想“一夜暴富”，不能承受短期内没有回报的事情。您怎么看？
褚时健：时代不同了，年轻人期望值很高。我年轻时，一家三口人从昆明到玉溪，看到修路工人们临时住的房子，都非常羡慕。当时我们都觉得：“一辈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这一生就得了！”
现在年轻人的知识面、信息量比我们那时强多了，但年轻人的特点还是一样：把事情想得很简单。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从福建来找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六七年了，一件事都没成功。他是性子急了，目标定得很高，想“今年一步、明年一步，步步登高”。我对他说：你才整了六七年，我种果树10多年了，你急什么？
记者：您创业就从来不急吗？
褚时健：我们开始时，眼前是一棵这么高的小树（伸手在膝盖的高度比划），还有满山红土。我开始也急，也想马上成林、马上有利润，种了两年树，还是满山红土，（橙子销售）到了2007年还不好办。但是我历经几十年，在进入七八十岁时，就有点耐心了。现实教育我们，果树每年只能长这么高，肥料、水源等问题都是原来想不到的，所以急不得。
记者：您在农业技术方面的积累，此前几乎为零，为何认为自己能超越有经验的农民和有知识的农业专家？有没有做好“种橙子失败”的打算？
褚时健：那是要想的。一件事，一点不懂，我不敢干。我学了七八成，有七八成把握，才敢干。我考察了水果市场，外地运来的冰糖橙很贵，本地的便宜，但产量少。我就想，除了天灾，总能整成。
“跌得越低，反弹力越大”
记者：青年中创业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有能力承认、承受失败。您怎么看？
褚时健：年轻人现在不过二三十岁，人生历程还很长，要二十年年见成功。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大事业。困难多，搞好一点，信心就大一点，只有这样走，一步一步来。比如橙子，只要一公斤能赚一分钱，上万吨就能赚多了。你想心急，就做不成。
记者：您说要二十年见成功，但很多年轻人想“赚笔大钱，一劳永逸”，您怎么看？
褚时健：以前有不少人在社会变动的时代抓住机会，一下发了大财，比如搞房地产。还有人靠亲戚、靠父母，现在财富很大，我也认识。但现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是靠机遇、靠父母，我也认为他将来守不住。
记者：在您看来，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机会还多吗？
褚时健：国家要转型，始终要靠人来破解难题。年轻人两下整不成，就想散场算了？这不行。要坚持下去，莫怕苦，多动脑筋。
脑子不活也不行。我老伴就说我，如果搁一块地在我面前，它为啥比两边的地产量好？别人不关心，我看到了就一定要研究。人不去试，方法不会出来，一点点摸索才出来。机会始终是有的，你不注意，它就过去了。
记者：有人说您这十二年来种橙子是“触底反弹”，您自己怎么看？
褚时健：跌得越低，反弹力越大。
记者：很多人都问过您的“触底反弹”秘诀，想取经，您都怎么回答？
褚时健：种橙子的人不少，但今天可以说，要像这样种好上千亩的还不多见。有的人来我的果园看了一次，回去就开了八九万亩的新果园，但我看来，基础没打好，后头要吃亏。
像今年我们碰到的难关，十几年没遇过。连续高温一个多月，果子都被晒掉了。但你看我们的五条管道从对面大山来，面对高温，果园有水维持。别的果园如果基础不好，损失就大。而我们还能保住和去年一样的产量，就是因为农业基础打实了。
这个也是年轻人最难理解的。人在年轻时，要先学会吃苦，要实实在在挣钱，才能拿得住。就像搞农业，如果你质量搞不好，经过一个周期，10元资产就变8元了。
记者：现在卖什么都讲“互联网思维”，作为80多岁老人，您“跟潮流”吗？
褚时健：电子销售现在挺火，但我晓得，如果这时候头脑一昏，质量下去了，很快就会垮。
记者：开始种橙，您已经74岁了。回头去看，如果种橙失败，您还会考虑再一次创业吗？
褚时健：我还真想过，就是养羊。我就想，云南气候条件比出产羊肉的西北地区温暖湿润，怎么不能养？我也认真研究过新西兰、澳洲的气候条件、羊种、牛种……但没想到80岁以后，这两年身体和精神状态下降快，不如以前了。现在看，这辈子只能在山里种橙子了。
“总想找现成、找福气、靠大树，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记者：现在年轻人中流传一句话：“迎娶白富美、当上CEO、登上人生顶峰”，在您看来什么是人生的顶峰？
褚时健：（摆手）人生没有顶峰。我管玉溪卷烟厂时，有个主任问我：你是不是给国家利税交到50亿，就可以不干了？结果烟厂交到60亿元利税时，我对他说：“劲头比原来还大。”
记者：为什么“比原来还大”？
褚时健：一个人做事，不是只为了吃穿。其实我自己的钱，一辈子简单吃穿是用不完的，吃太好还不习惯。像名牌，我就不喜欢。有一年我出国，一家英国公司在伦敦的高级酒店设宴，出席宴会的公司高层都是西装领带、皮鞋擦亮，我不喜欢“拴”领带，就穿得很普通去了，英国老板都很吃惊。
记者：以前您办国有烟厂，有人说您是靠政府垄断资源成功，现在您自己种橙也成功了。但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去国企、政府“背靠大树好乘凉”，您怎么看？
褚时健：这几年，不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跑来问我：“为啥事总做不成？”我说你们想简单了，总想找现成、找运气、靠大树，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我八十多岁，还在摸爬滚打。
我现在蹲下就站不起来了，但分枝、挂果的时候我都要去果园，坐在边上，让人扒开树叶露出果子给我看。
记者：现在更多年轻人投奔“北上广”，也有人选择回农村，您怎么看这两种选择？
褚时健：前几年，农大毕业生都不想来我们这个“山卡卡头”（方言，指偏僻的地方），今年来了好多个。我说你做对了。你安心一步步来，只要三五年，就成了。在城里拿5000元工资不容易，但果园里的一对小年轻，一年工资上10万元，媳妇也快生孩子了。
记者：很多人好奇，当初您承包橙园，怎么能保证看到挂果？
褚时健：看得到。因为我承包时，这里就有3000棵老果树，每棵管理成本10元，产50公斤冰糖橙。直到现在，这些老树还在。很多果园七八年的树就衰了，广东、广西的同行问我：为什么你的老树还挂果？到底几年淘汰？我说，30年（一般果树20多年）。
记者：为什么考虑得这么远？冒昧地问，30年后，自己还能看到吗？
褚时健：（笑）这也是对社会、对中国土地资源有用的事。如果土地涵养好了，同一块地的水果产量能从一吨升到两三吨，就能省出千百亩土地。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所以，我每次来不能说是看望他，应该说，每次都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取经的。他一年创造300亿元税利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元，差距非常大；我们去年才缴了300亿元的税，而褚厂长在二十年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那还是二十年前的300亿元。
所以，在褚厂长面前，我只是前来学习的后辈，他一直给我非常强烈的内心触动。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哀牢山。我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戴着一顶破草帽，衣服的圆领还是破的，比现在穿得还旧。那时他正和一个人讨价还价。那个人帮他修水泵，开价80元，褚厂长说：“最多给你60元。”他俩就围绕着80元还是60元讨价还价。想想看，他曾经是多么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之后我们开始聊天，我很好奇地问他：“您前后做的事情差别太大了，我相信您能搞成，但有一点不明白：既然种橙子，为什么不引进国际上很好的橙苗，而是从湖南引进种苗呢？”
他就给我讲道理，说哀牢山的土壤怎么样、气候怎么样，说：“我一定能种过他们。”之后大谈挂果之后是什么情况，又说这种橙子怎么怎么好。我就问他挂果要多长时间，他说要六年。我当时一盘算，六年之后他就80多岁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创业，大谈80多岁以后的场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
而我对自己晚年的安排，和他的境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在和褚厂长接触的过程中，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在当年把企业搞得那么成功，绝不是因为政策、特许经营，或者偶然。
那次之后，我们经常通电话。十年后，大家都看到了，褚橙已经很有名了。
通常来说，我和褚厂长会被当作同一时代的企业家。我们都创过业。我于1983年到深圳，1984年创建万科，这些我记得很清楚。创业时，我在万科办公室的地板上写了两行字，第一句引用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话，“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社会做什么”；第二句是巴顿将军讲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上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巴顿将军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非常欣赏这句话。我到深圳以后，有低谷，有反弹，有很多曲折，但再怎么也不像褚厂长那么曲折，所以，我那一次非常感慨：褚厂长已经70多岁了，还在展望六年之后的漫山遍野，所以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衡量褚厂长是再恰当不过了。
当时，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哀牢山上冰糖橙》。但那篇文章不是写给别人的，而是在谈我自己的感受。之后很多企业家因为这篇文章知道了褚厂长的现状，都想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包括柳传志先生，去年他专门到这里拜访了褚厂长。可以说，褚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一种在前进中遇到困难、并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
这次来，我不仅仅是吸收营养，还想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家能够系统地了解他，我还希望能够有商学院做关于他的研究。
因为褚厂长把一个看上去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做成了，而且这种成功是可示范、可借鉴、可学习的。他就在这里，他就在做，做得很辉煌，他可以给世人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