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听了三位老师的发言，我也非常有感想，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文化之中。这次中共中央的会议搞出一个决议，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既有连续又不是有很紧密的联系，可能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会牵扯到文化的内容。但是本源上讲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牵扯到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家架构的配置，不纯粹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但是文化的理念会指导我们政治体制的改革。

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我们自己祖宗的文化还是过来的文化，我觉得都有一个选择、借鉴、批评、继承的问题，不是一概全部继承，也不是一概全部否认，刚才几位老师谈的我是非常赞成。

赵丹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对思想的禁锢也是一样的，不单单是艺术，小说、散文、理论创作还有科学技术的发明，如果不允许思想的自由，一个国家是没有创造力的，我刚才说了有两个需要反思。我讲两个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例子一个是5千年传统文化的反思；第二个是西方过来对苏联专治思想的反思。

第一个例子我讲一个谁都明白的包公戏，我是搞法律的，公安检查法院很多的干部包括我们现在的党政机关干部，包公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廉政的典型、秉公执法的模范，所以所有的干部都想学包公，全体的人民没有通过现代法治思想熏陶的人民也拥护官员学包公，但是包公里面就包含了封建专制里面非常浓重的血液。

包公是最高法院院长有杀头权的院长，他又是开封府的市长，他行政和司法掌管是一致的，他司法里面刑事和民事也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说？重婚是刑事案子，指使杀人是刑事案件，遗弃罪也是刑事案件，但是包公的法庭里面刑事和民事是一起审的，他用刑法的后果惩治民法行为，就是司法行政是一起的。

这些我们先不去讲他，算不算渎职？渎职在哪里？

    第一，刑讯逼供，包公戏里的刑讯逼供是公开进行的，警察现在不敢公开刑讯，包公戏里面是公开打人的，招是不招？再若不招大刑伺候。共产党领导新中国62年了，为什么刑讯逼供屡禁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那些官员中国最好的、最大的、最廉洁清正的公正官员他也是打人的嘛，他能打我们为什么不能打呢？所以刑讯逼供占我们专制司法里面非常严重的继承。

    第二，没有辩护权，陈世美是个坏蛋，自己有老婆了又找个公主，有金钱又有名望有官员又有美女，所以法庭上不准你讲话，你讲话就是不老实，当然也没有律师。我们中国传统的制度里面，我们法庭上的文人是幕僚，幕僚是帮助官员办理案子的，帮助公权力的，不是帮助被告辩护的，是帮助做一些助手的工作，所以你律师就是为坏蛋讲话，所以中国传统历史上没有律师，没有自我辩护权，也没有请律师的辩护权，所以它是职权主义而不是抗辩制的，他没有控方和辨方，所以它基本人权是被剥夺的，这是包公戏里面第二个专制的信号。

    第三，不要程序。当庭审判包公自己审，自己自由行政，自己认证、自己就问，自己判断，自己做出决定，判出死刑当庭斩掉，斩的时候再分一个界别，你不是龙头铡，只能用狗头铡。

包公戏里面我总结三大弊病：第一刑讯逼供；第二剥夺个人人权保护；第三不得上诉，立即执行。一个司法掌管凭自己的自由，就可以这么干，由此延续到我们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怎么审判地主的？怎么枪毙反革命的？没有什么辩护权，拉到公开大会上，1万多人喊口号就是：黄世仁坏不坏？坏。白毛女冤枉不冤枉？冤枉，应不应该枪毙？应该。好，枪毙了。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可以看出来中国封建专制的法律对现代法治的影响是满目皆是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找到它的根源。

    我不像袁老师、王康先生讲大的传统的文化反思，我作为一个专职律师，讲一个法律思想史上面，法律刑事诉讼史上面中国律师史上面的这样一个例子，所有道理都能够讲透。

    所以现在法学院的教育进行的都是愚忠的教育，不听取律师的抗辩，你为强奸犯辩护你就是强奸犯，你为杀人犯辩护就是杀人犯，它不是抗辩制的、陪审团制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西方文化是不是不好呢？我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传来的吗？你的手机不是西方传来的吗？包括电视机、电灯泡都是西方的，如果这些都还给他们，我们成为什么了？成为蛮荒社会了。

第二个反思的是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什么？我们看看苏共解体以后，苏共的主席久加诺夫对苏联为什么解体进行深刻反思。三句话：前苏联我们进行的基本特征是三个特征，一个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第二个是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第三个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垄断经济权力的计划经济制度，我们抛弃了，我们获得了争得了经济权利的解放，争得了自由，才导致我们国家商品的繁荣、贸易的繁荣，外汇储备的增加，生产力的释放，人民能够吃饱饭，不会饿死人。

    抛弃了公有制的模式，我们让各种经济自由发展，这个我们已经获得了，但是两大遗产我们死死抱住不放。第一个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第二垄断思想的意识形态制度，这两大点我们一点没有放松，所以这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是一手软一手硬，两条腿没有一起走路，没有倾听人民的呼声。

那么由于苏联的这套制度给我们什么？我也讲讲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我们中国的检察机关可以从每一个环节都管到，我们的检察机关从刑事拘留有权，传唤有权，逮捕他自己批准的，公诉是他自己移送起诉的，送到法庭他可以监督审判法官，而且可以监督院长，你如果不听我控方意见，你开庭我检察长有权列席，我可以让反贪局把你院长抓起来，你法院不干净。我还可以抗诉，如果判到劳改所劳改了，我可以给他监所检察。

我们中国的检察制度是从生管到死，包括刑场监斩，临场执行死刑的监督也要监督，从拘留传唤一直到死我们检察院全部管到底，国民政府时候的检察院不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的检察院，它检察官的地位跟西方差不多。我在公安厅的时候调过历史档案看过。当时地方法院审过萧山县县长，萧山地方法院地方检察处是法院里面的一个处，他的公诉人好多都是公职律师，跟现在台湾一样，它的检察权利基本上抗辩是平衡的，就是控方和辩护方基本平衡。

这套检察制度怎么来的呢？有没有思考过？苏联搞肃反的时候，中央委员一半以上被枪毙，各大军区司令，三个元帅被枪毙，军分区司令40%以上被枪毙。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数据全部在里面，他在宣读报告的时候全场起立鼓掌，很多人都是被迫害的，中央委员会苏共20大报告绝对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做出来的，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叫他讲而已，里面是鲜明的事实，这种鲜明的事实传到了中国，就是检察强权，辨方没有权力，法官根本没有什么依法审判的权力。

跟我刚才讲的包公戏一样，枪毙一个人的时候，立即在法庭就可以执行掉，没有辩护权，没有上诉权，有好多人留下了遗书就是临枪毙时候写出来的。

前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北京政法学院很多教授都是苏联培养过来的，所以我们宪法制度、刑法制度很多都是从苏联联共党史里面全部继承过来管了22年，苏共演变的时候，20多年前他们全部抛弃了，苏联到现在的司法制度完全是向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靠拢，搞大陪审团，法官独立，把他自己前苏联的所有东西都抛弃了。现在全球继承苏联体制最完美的、最坚定不移的是我们中国，而且也没有反思。

出现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说他（佘祥林）老婆是他杀的，10年以后老婆又回来了。聂书斌杀了10多年了，连提都不提。这种检察权直接损害了全中国人民每一个人的人权，但是司法制度改革谁都不敢提，像我这样想法已经是很另类了。

我的“陈有西学术网”点击量4300万，中国第一法律博客，但是这次全国评优秀律师的时候我连评比权都没有，今年《中国新闻周刊》评给我年度人物，全国老百姓认可我，中国律师不认可我。为什么？就是政法体制内部，像我这样的想法他不认为你是一种先进、一种文明、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另类，一种要警惕的思想，我是不是就如此的可怕。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讲的大一点既是政体改革里面一个小部分，同时也是指导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影响到意识形态有什么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制造什么样的改革，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思想观念问题，不彻底反思传统文化当中那些肮脏的东西，不反思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封建专制的东西，我们中国的政体改革是没有希望的。

这些东西就是思想的启蒙、文化的启蒙，中国需要人的发现，需要一次文艺复兴，需要一次思想阶级、思想启蒙的补课。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对传统文化你跟它像洗澡水一样倒掉是不行的，我们要继承，要有借鉴，我们是炎黄子孙，但是你如果把封建专制东西全部拿过来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有5千年光荣历史、光荣文化很高兴。我们反孔打倒孔家店的时候所有文化都是糟粕这样也不行，我们需要反思借鉴，去粗取精，把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