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有西：聽了三位老師的發言，我也非常有感想，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文化之中。這次中共中央的會議搞出一個決議，我覺得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既有連續又不是有很緊密的聯繫，可能下一步政治體制改革也會牽扯到文化的內容。但是本源上講文化是一種意識形態，有什麼樣的觀念就會牽扯到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國家架構的配置，不純粹是一個文化的問題，但是文化的理念會指導我們政治體制的改革。

無論是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我們自己祖宗的文化還是過來的文化，我覺得都有一個選擇、借鑑、批評、繼承的問題，不是一概全部繼承，也不是一概全部否認，剛才幾位老師談的我是非常贊成。

趙丹死的時候說過一句話，“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對思想的禁錮也是一樣的，不單單是藝術，小說、散文、理論創作還有科學技術的發明，如果不允許思想的自由，一個國家是沒有創造力的，我剛才說了有兩個需要反思。我講兩個大家比較能夠理解的例子一個是5千年傳統文化的反思；第二個是西方過來對蘇聯專治思想的反思。

第一個例子我講一個誰都明白的包公戲，我是搞法律的，公安檢查法院很多的幹部包括我們現在的黨政機關幹部，包公是一個學習的榜樣、廉政的典型、秉公執法的模範，所以所有的幹部都想學包公，全體的人民沒有通過現代法治思想薰陶的人民也擁護官員學包公，但是包公裡面就包含了封建專制裡面非常濃重的血液。

包公是最高法院院長有殺頭權的院長，他又是開封府的市長，他行政和司法掌管是一致的，他司法裡面刑事和民事也是一致的，為什麼這樣說？重婚是刑事案子，指使殺人是刑事案件，遺棄罪也是刑事案件，但是包公的法庭裡面刑事和民事是一起審的，他用刑法的後果懲治民法行為，就是司法行政是一起的。

這些我們先不去講他，算不算瀆職？瀆職在哪裡？

    第一，刑訊逼供，包公戲裡的刑訊逼供是公開進行的，警察現在不敢公開刑訊，包公戲裡面是公開打人的，招是不招？再若不招大刑伺候。共產黨領導新中國62年了，為什麼刑訊逼供屢禁不絕？就是因為我們那些官員中國最好的、最大的、最廉潔清正的公正官員他也是打人的嘛，他能打我們為什麼不能打呢？所以刑訊逼供占我們專制司法裡面非常嚴重的繼承。

    第二，沒有辯護權，陳世美是個壞蛋，自己有老婆了又找個公主，有金錢又有名望有官員又有美女，所以法庭上不准你講話，你講話就是不老實，當然也沒有律師。我們中國傳統的制度裡面，我們法庭上的文人是幕僚，幕僚是幫助官員辦理案子的，幫助公權力的，不是幫助被告辯護的，是幫助做一些助手的工作，所以你律師就是為壞蛋講話，所以中國傳統歷史上沒有律師，沒有自我辯護權，也沒有請律師的辯護權，所以它是職權主義而不是抗辯制的，他沒有控方和辨方，所以它基本人權是被剝奪的，這是包公戲裡面第二個專制的信號。

    第三，不要程序。當庭審判包公自己審，自己自由行政，自己認證、自己就問，自己判斷，自己做出決定，判出死刑當庭斬掉，斬的時候再分一個界別，你不是龍頭鍘，只能用狗頭鍘。

包公戲裡面我總結三大弊病：第一刑訊逼供；第二剝奪個人人權保護；第三不得上訴，立即執行。一個司法掌管憑自己的自由，就可以這麼幹，由此延續到我們土地改革的時候，我們怎麼審判地主的？怎麼槍斃反革命的？沒有什麼辯護權，拉到公開大會上，1萬多人喊口號就是：黃世仁壞不壞？壞。白毛女冤枉不冤枉？冤枉，應不應該槍斃？應該。好，槍斃了。

所以通過這樣一個案例可以看出來中國封建專制的法律對現代法治的影響是滿目皆是的，每一個動作都可以找到它的根源。

    我不像袁老師、王康先生講大的傳統的文化反思，我作為一個專職律師，講一個法律思想史上面，法律刑事訴訟史上面中國律師史上面的這樣一個例子，所有道理都能夠講透。

    所以現在法學院的教育進行的都是愚忠的教育，不聽取律師的抗辯，你為強姦犯辯護你就是強姦犯，你為殺人犯辯護就是殺人犯，它不是抗辯制的、陪審團制的，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這是對傳統文化的反思。

    西方文化是不是不好呢？我說馬克思主義不是西方傳來的嗎？你的手機不是西方傳來的嗎？包括電視機、電燈泡都是西方的，如果這些都還給他們，我們成為什麼了？成為蠻荒社會了。

第二個反思的是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送來了什麼？我們看看蘇共解體以後，蘇共的主席久加諾夫對蘇聯為什麼解體進行深刻反思。三句話：前蘇聯我們進行的基本特徵是三個特徵，一個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第二個是壟斷經濟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第三個是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

現在我們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壟斷經濟權力的計劃經濟制度，我們拋棄了，我們獲得了爭得了經濟權利的解放，爭得了自由，才導致我們國家商品的繁榮、貿易的繁榮，外匯儲備的增加，生產力的釋放，人民能夠吃飽飯，不會餓死人。

    拋棄了公有制的模式，我們讓各種經濟自由發展，這個我們已經獲得了，但是兩大遺產我們死死抱住不放。第一個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第二壟斷思想的意識形態制度，這兩大點我們一點沒有放鬆，所以這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是一手軟一手硬，兩條腿沒有一起走路，沒有傾聽人民的呼聲。

那麼由於蘇聯的這套制度給我們什麼？我也講講當代中國的司法制度，我們中國的檢察機關可以從每一個環節都管到，我們的檢察機關從刑事拘留有權，傳喚有權，逮捕他自己批準的，公訴是他自己移送起訴的，送到法庭他可以監督審判法官，而且可以監督院長，你如果不聽我控方意見，你開庭我檢察長有權列席，我可以讓反貪局把你院長抓起來，你法院不乾淨。我還可以抗訴，如果判到勞改所勞改了，我可以給他監所檢察。

我們中國的檢察制度是從生管到死，包括刑場監斬，臨場執行死刑的監督也要監督，從拘留傳喚一直到死我們檢察院全部管到底，國民政府時候的檢察院不是這樣的。

國民政府的檢察院，它檢察官的地位跟西方差不多。我在公安廳的時候調過歷史檔案看過。當時地方法院審過蕭山縣縣長，蕭山地方法院地方檢察處是法院裡面的一個處，他的公訴人好多都是公職律師，跟現在台灣一樣，它的檢察權利基本上抗辯是平衡的，就是控方和辯護方基本平衡。

這套檢察制度怎麼來的呢？有沒有思考過？蘇聯搞肅反的時候，中央委員一半以上被槍斃，各大軍區司令，三個元帥被槍斃，軍分區司令40%以上被槍斃。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數據全部在裡面，他在宣讀報告的時候全場起立鼓掌，很多人都是被迫害的，中央委員會蘇共20大報告絕對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做出來的，是蘇共中央集體的決定，叫他講而已，裡面是鮮明的事實，這種鮮明的事實傳到了中國，就是檢察強權，辨方沒有權力，法官根本沒有什麼依法審判的權力。

跟我剛才講的包公戲一樣，槍斃一個人的時候，立即在法庭就可以執行掉，沒有辯護權，沒有上訴權，有好多人留下了遺書就是臨槍斃時候寫出來的。

前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包括北京政法學院很多教授都是蘇聯培養過來的，所以我們憲法制度、刑法制度很多都是從蘇聯聯共黨史裡面全部繼承過來管了22年，蘇共演變的時候，20多年前他們全部拋棄了，蘇聯到現在的司法制度完全是向大陸法系、英美法系靠攏，搞大陪審團，法官獨立，把他自己前蘇聯的所有東西都拋棄了。現在全球繼承蘇聯體制最完美的、最堅定不移的是我們中國，而且也沒有反思。

出現了那麼多的冤假錯案，說他（佘祥林）老婆是他殺的，10年以後老婆又回來了。聶書斌殺了10多年了，連提都不提。這種檢察權直接損害了全中國人民每一個人的人權，但是司法制度改革誰都不敢提，像我這樣想法已經是很另類了。

我的“陳有西學術網”點擊量4300萬，中國第一法律博客，但是這次全國評優秀律師的時候我連評比權都沒有，今年《中國新聞周刊》評給我年度人物，全國老百姓認可我，中國律師不認可我。為什麼？就是政法體制內部，像我這樣的想法他不認為你是一種先進、一種文明、一種科學，而是一種另類，一種要警惕的思想，我是不是就如此的可怕。

所以政治體制改革講的大一點既是政體改革裡面一個小部分，同時也是指導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它影響到意識形態有什麼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就製造什麼樣的改革，所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解決思想觀念問題，不徹底反思傳統文化當中那些骯髒的東西，不反思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的封建專制的東西，我們中國的政體改革是沒有希望的。

這些東西就是思想的啟蒙、文化的啟蒙，中國需要人的發現，需要一次文藝復興，需要一次思想階級、思想啟蒙的補課。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說對傳統文化你跟它像洗澡水一樣倒掉是不行的，我們要繼承，要有借鑑，我們是炎黃子孫，但是你如果把封建專制東西全部拿過來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們有5千年光榮歷史、光榮文化很高興。我們反孔打倒孔家店的時候所有文化都是糟粕這樣也不行，我們需要反思借鑑，去粗取精，把優秀的東西繼承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