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芳嘉园住的时候，王世襄把买菜当成乐趣，不让别人去，袁先生也不行。有一回，他白天好几个活动，晚上还要在家请客，实在没办法抽身了，让田家青帮他去买一回。“他告诉我去朝阳菜市场，交代了大概10样左右的东西，说你拿笔好好记，我说我用不着——当时30岁，总觉得自己特明白。可等进了菜场之后，我脑袋‘咚’一下就懵了，立刻体会到了我们老说人家傻帽去古玩市场当棒槌那感觉：嘱咐让我买的东西，一到那儿全都对不上路了。他要的还特别，不是就买棵蒜，比如蘑菇就有好几种，人工的、野生的，腿长的、腿短的，我记得似是而非，只好瞎买一气，哪个贵买哪个，买够了数就回去了。到家拿出第一样，王先生怒了，‘我跟你说这个不行你还买这个了’。我整个弄反了。他咵又拿出第二个，更火了。大概拿到第五个还是第六个菜以后，他全给倒出来，再不说话了。从此以后，王先生没再让我买过菜。不过后来我学会了挑瓜，一到夏天王先生就爱吃我买的西瓜，也算是弥补了不会买菜的遗憾。” 有一段时间，王先生在香港的几个老收藏家朋友很馋他的炸酱面，只要一听说王先生哪天要在家动手炸酱了，他们就会把电话打到他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上，无论如何要他帮着多做一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派专人飞到北京，上王先生家取完炸酱，顺手带两棵大白菜，再赶中午之前飞回香港，这样折腾一番，中午就能吃上王先生的炸酱面了。 还有一回别人请他吃饭，他拎着那个菜筐就去了，大家纳闷，也不好问。待一桌菜吃到尾声，他不慌不忙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饭盒来，里面是他在家做好的酿青椒，一人夹一个，说：“试试我的吧！”一桌人连说好吃，老头儿好逗乐的劲头上来了，让服务员把大厨也请过来，也夹了一个，笑眯眯地等着人家大厨给他叫好。 说到王先生做菜，黄大刚印象深的是他做羊肉。“小时候我不吃羊肉，但王先生炖的我爱吃。那时候菜便宜，冬天买萝卜，几分钱一斤。他就每次用萝卜把羊肉先煮一遍，连萝卜带水全扔了，再慢慢炖肉，一点膻味儿没有。他说：‘其实我不爱吃这个。’他就是为了照顾客人。还有一样，我后来真是在哪儿都没有吃过，就是素肉松。我问过王伯做法，他说是用油菜叶切丝儿炸，关键是选什么样的油菜，这个他说完到现在我也没记住。王敦煌在《吃主儿》里也没写到这个菜，他大概不会做。” 对王先生买菜的本事，黄大刚就比别人见得多了。他插队回城后在东四副食品商店当过3年多售货员，王世襄买菜常去朝内、东单这两个菜市场，有时候也去他们店，几家隔得不远。他一般到特早，先在旧文化部大楼前打一通太极拳，7点多对面市场一开门就进去，挑好了菜悠悠骑回家，顺路到早点摊上给袁先生端一大漱口缸的热豆浆回，天天如此。“他买菜是行家，精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蔬菜的定价都是在早上开门后才统一发放下来，交组长写到黑板上，之前连售货员都是不知道的。王伯每天去，售货员跟他混熟了，小黑板没端出来就故意问：老头，今儿菠菜多少钱？王伯会说这个大概多少钱，那个大概多少钱，最后拿出来的真就是这个价。” 70年代以前的北京，一到了季节，东单、菜市口等市场上都有野生蘑菇卖，一般是几个采蘑人从南郊挖了，几天往城里送一趟，不会太多，但也不至断档。大约到70年代中，市场上渐少再见到野蘑，想吃只能自己去采。王世襄从干校回来后闲了一段，不到秋天又没蛐蛐可抓，他就开始琢磨自己去采野蘑。他用的办法很有点像做研究搞索引：先上菜市场去，向售货员打听以前老往城里送蘑菇的一个张老汉住哪里，然后他再去找到张老汉，请教采蘑的种种。从他那里，王世襄知道了：采蘑人多住在永定门和右安门外，有野生蘑的地方，也大都在永定河河沿一带。年复一年都能长出蘑菇的地方，采蘑人叫它作“梢”（音读sao，去声），高手才会自己找“梢”，多数人只能死记人家指点的几个“梢”去采。王世襄读大学时在香山结识过一个采蘑高手，对此也知道一二，但终究没能像养鸽、畜虫那样成为高手。他领着儿子王敦煌去采过几次后，随着南郊环境变化，野生蘑的“梢”日渐绝迹，他也就不再琢磨这个了。 从平房搬进公寓，老头儿、老太太就少做饭了。田家青说，王先生在编著那一套《锦灰堆》的时候，基本是买冻饺子什么的，热一热就吃了。菜市场上对味儿的原料越来越难找，王先生也就慢慢失去了买菜的兴趣。 “你们老过不完皇上的瘾” 大约是90年代初的时候，王世襄80来岁了，还常一个人出门“扑”好东西。有天中午，他在后海边上发现一个莲花瓣的圆须弥座儿，直径大概小一米，被人丢在一个工地外边。他觉得这座儿天真自然，应是民间高匠的东西，赶紧就用公用电话召了田家青去看。田家青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跟王先生的对话：他说这东西不是御园的——也就是皇家园林——又不是官造的，要它干吗啊！老头儿白了他一眼说：“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品的就是这个味儿，你们就是老过不完皇上的那个瘾，忒没境界了。”东西好几百斤重，人家听他们说想要，连钱都不收，说能给拉走就感激不尽。那个年代用车还特别难，王世襄自己找来一个“板儿爷”，几个人连滚带抬地拉回到芳嘉园。自那起，田家青明白了，老头儿挺不喜欢人家拿宫廷皇上说事儿。 后来又有一回，田家青帮人向王先生求了一件他写的手卷。那人大概觉得来之不易，拿回去费了不少钱和工夫做装裱，基本全照乾隆工：托底用上好缂丝，玉别子用透雕，两个玛瑙轴头，画签仿的赵孟（兆+页）馆阁体，最后外面还包一缂丝包袱。田家青拿了去给王先生看，王先生还是那句话：“嗬，这一个皇上味儿！反正你们就是过不完皇上的瘾。” 黄大刚也说，王伯每次看到人家写字没笔力——用他的话讲是软的，他就说：你这是乾隆的字。他对乾隆的字是不屑一顾的。黄大刚说，他考上大学以后，有次在家临赵孟（兆+页）的帖，王世襄看见了就说：你这字倒是写得挺好的，不过你怎么临赵啊？“他倒不是不喜欢赵孟（兆+页）是因为临赵容易临歪。王伯一走，我父亲就跟我讲：你看乾隆的字，就是临赵临坏的。” 王世襄曾经开玩笑说：鄙藏不值钱，10块钱以上的是朱家溍玩的，10块钱以下是我玩的。田家青说，王先生自己的收藏大都是人弃我取，少有纯粹宫廷东西，讲求有味道。他有一张元代名匠朱致远所制的古琴，远不如他和袁先生收藏的唐琴“大圣遗音”身价高，他却特别钟爱此琴，1948年他被故宫委派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的时候，也是背着这张琴周游了一年。他跟田家青说，这琴的声音和他对脾气。 在那张花梨大案做好后，王世襄在铭文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田家青说，他实际上只想传递一个信息：现在社会喜欢繁复，我却沉迷于简朴的东西。社会上把黄花梨和紫檀木炒到这么贵，王世襄管它叫“暴土扬尘”。 90年代中期以前，在芳嘉园旧居墙壁上他还长期粘贴一纸，其上赫然楷书“奉上级指示，王世襄不得为他人鉴定文物”。尚刚说，实物是文物学研究的核心，王世襄先生当然关心真伪、关心时代，还深具做出权威鉴定的能力与声望，但他从不轻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别惭愧的是明式家具的准确断代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而明式家具却是他用心极苦、认知甚深的文物种类。这种求实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与那些胡天昏地般主观臆断和为牟钱求财而违心鉴定的各类“专家”相比，真正天差地远。 在他的家具归藏上博10年后，王世襄晚年再一次超越文博界而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是在2003年那场拍卖前后。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王雁南向我回忆：2002年，王先生主动找到我们，说在考虑对家里的东西做些处理，主要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想在有生之年做些安排。在《自珍集》里出现过的蝈蝈葫芦、红漆鸽哨、铜炉、扇面、竹刻、牙雕等各式物件，包括和他们夫妇相伴55年的最珍重的唐代古琴“大圣遗音”，他都决定让它们重找新的主人。 “这些东西要散，他也没有在人面前表现出特别不舍得，只是有时和我们见面，会如数家珍地讲讲故事，这件东西什么来历、当初怎么跟人换的、中间发生过什么故事。在价格方面，王先生不提什么，偶尔会问一句：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比那个低？它更老啊。我们就会跟他讲现在市场怎么怎么样，他也就无奈地笑笑。老太太当时还在，但我们商量这些，她从不掺和，永远都是在进门左手边一个堆满东西的方桌边坐着，不是摘豆子就是在做其他家务，手上不闲着。王先生偶尔说到什么不确定的，老太太会轻声更正他，说不对，应该是怎么怎么回事。”王雁南说，就在那一年多做拍卖准备的时间里，袁先生病了，走了。6年后，王先生也追随而去。 2003年，嘉德在秋拍中推出了专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当时几乎件件创下拍卖纪录的轰动场面已不必再重述。人们似乎在通过竞拍的热烈来表达对王世襄先生的敬意。 王雁南记得，拍完后他们把结果告诉他，王先生看起来非常高兴，以后什么时候说这个事也都笑呵呵的。“以我对王先生的了解，我觉得这高兴和钱没有太大关系。要知道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当年蒙冤被故宫除名的事情，这是他人生最低谷的一段。老年能得到社会这样完全发自内心的敬重，是他没有想到的，从那以后他心情就放松了很多。那件事他也许放下了。” 至于那些东西的去向，王雁南说，王先生也并不怎么打听。“只是他对那几把古琴的感情太深，问过，谁买了啊？” 但杨术对这件事的印象稍有一点不同，杨术去看他，说：“给您念念这些铜炉都卖了多少钱吧。”他听了说：“他们疯了，怎么能值那么多钱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