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在芳嘉園後院門前，旁邊是他自製的信箱
芳嘉園15號 走了一遍當年張中行先生初次上門的路：乘公交車，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遠遠看見路旁有人招手，原來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東行一段路，進街北一個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間，由東頭一間入門，先見到袁荃猷夫人。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就出生在北京東城芳嘉園這個四合院裡。原本是芳嘉園3號，上世紀60年代北京改了一次門牌，變成15號，以後就一直沿用到它消失在推土機下。 如今客人和主人都已不在。大院落也換成了樓群。對它的想象只能來自講述了。 “芳嘉園是個很有意思的胡同。和我們隔一個門牌，是慈禧太后娘家弟弟的桂公府，老北京人稱‘鳳凰窩’，後來還做過科學院幼兒園。旁邊還有一個王爺府，聽胡同老人講，裡面從前養一大群馬，每匹馬上都坐個馬猴，也沒人看管，成天繞胡同跑。這都是我小時候從胡同里一個剃頭鋪聽來的。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拆建，桂公府和王爺府的建築還保住了，15號院沒了，現在就剩下我們屋南窗外的那棵槐樹。” 黃苗子的兒子黃大剛告訴我。1958年，他跟父母、哥哥搬進芳嘉園時剛4歲，在院裡住到27歲，等他搬走時候，院子的主人、他最喜歡的“王伯”，已經從一個樂呵呵的壯漢變成一個樂呵呵的老頭兒。 即便是在孩子眼裡，芳嘉園的院子也非常漂亮。黃大剛記得，他們家住里院東廂房，前面有一架齊檐高的紫藤，架下的竹籬笆上爬滿牽牛花和癩瓜，紫藤枝葉鋪展，夏天裡三間房都沒有西曬的時候，每到五月，還能用竹竿夠下花串來做藤蘿餅。東房南窗、西房北窗外都種了沁香的太平花，南邊還有一個芍藥園。王世襄一家自住的正房門前，一邊一棵高大的西府海棠。黃大剛記得，東邊一棵後來太老枯死，王伯把樹幹鋸掉，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個大圓青石板，他自己用磨刀石打平了放在樹樁上做了桌面，再弄幾個瓷墩兒往旁邊一放，夏天就在那兒乘涼、喝茶、聊天。 4歲的孩子當然不會知道，兩家人能在芳嘉園做上鄰居，其實是這幫朋友一連串命運急轉的開始。 1956年，王世襄的好友、考古學家陳夢家尚未意識到厄運在即，他用《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胡同買下一所房子，以為從此可以安身立學。那時的王世襄卻已經感覺到，自己可能很難再得安居。公有制對私房的改造事實上從1956年初已逐漸開始，王世襄家的院子裡有幾間廂房空着，房管局和街道居委會天天上門動員他拿出來出租，不然要在他家辦街道食堂或托兒所。王世襄不敢拒絕，又不願租給外面不相干的人，無奈之下，想到自己去找朋友來當租戶。畫家黃苗子和郁風一家，創作《大鬧天宮》的漫畫家張光宇一家，就在這種情形下成了芳嘉園15號的“房客”。 黃大剛說，搬家前他父母一直租居在東單的棲鳳樓小院，和“二流堂”那些朋友住在一起，裡面有導演戴浩、音樂家盛家倫，還有吳祖光和新鳳霞夫婦。王世襄當時在中國民族音樂研究所上班，和盛家倫是同事，一來二往和黃苗子他們也熟悉了。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中，“二流堂”當中不少人被劃成“右派”，不准他們再住在一起。吳祖光婚後在王府井帥府園買了一個四合院，很早就搬走了，其他人都在找房。王世襄便邀請黃苗子夫婦去他家住。 在棲鳳樓時，吳祖光家有一個紫檀畫像詩文筆筒，外壁刻的是漢初名臣張良，畫稿出自明代郭詡，曾拿給王世襄看過。1991年，王世襄有機會重又見到了吳家這隻筆筒，想起過去這些老朋友的聚散，感懷不已，忍不住提筆，把外壁上的郭詡詩抄錄了一遍。 黃苗子他們搬進芳嘉園後，一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前的七八年，15號院裡還是熱鬧的。張珩、啟功、朱家溍，文博界的幾個老人常來。畫家葉淺予、丁聰和人藝的演員呂恩也往這兒跑。 “我還記得是60年代初有個夏天，三家一起請過一次客，屋裡坐不下了，就放在院子裡。王先生把家裡的大桌子全擺出來，坐了四桌，電影界、話劇界、美術界的人來了好多，可能有四十幾個，我印象深的是導演謝添、張正宇、吳祖光和丁聰等。我們三家分頭做菜，然後端出來大家一起吃，不過客人都得自己帶糧票——那會兒糧食每家都有限量供應，客人來了可以不給錢，但要交糧票，記得我們家三個人總共也交了一斤。這麼熱鬧的場面，我印象中就這麼一次。長大以後回想起來，可能和1962年陳毅在廣州對文藝界有個講話、政治氣氛忽然略為寬鬆有點關係。”黃大剛說。 那段時間王世襄已經完成了《髹飾錄解說》初稿，開始匯編《清代匠作則例》。按照黃苗子回憶，他們當時都同樣遭到“右派”命運，希望在筆硯上用點功，以圖“贖罪”。“那時我一般早上5點就起來讀書寫字，但4點多，暢安書房的檯燈，就已透出亮光來了。”黃大剛還記得胡同口住着一位很沉默的施先生，王世襄和黃苗子都長期請他抄稿子。施先生家裡很困難，一人上班掙工資，養七八個孩子，就靠抄稿貼補家用，王世襄他們過得也很緊巴，仍想盡力幫幫他。黃大剛後來聽父母說起，施先生祖上好像就是那個帶兵攻下台灣的清朝水師提督施琅。 但這樣還算平靜的日子苦短，大的離散隨後而來：1965年，張光宇去世。1968年，黃苗子和郁風因為“二流堂”案件被捕，坐了7年牢獄。1969年，王世襄夫婦也下鄉入幹校，分別去了湖北咸寧和天津靜海。在居委會安排下，黃家的東廂房兩大間搬進一家人，另一間貼了封條，只留兩小間給三個孩子。王家東西兩頭也各被擠掉一間房。芳嘉園15號便成了八家人的大雜院。 黃大剛記得，有一次他從監獄探望父母回來，王世襄正好也在家，緊跑過來問：“身體怎麼樣？精神怎麼樣？”黃大剛把父母交他的幾首詩詞拿給王世襄看，他一讀，說“這不是你父親寫的啊”。黃大剛答是媽媽的，他說那就是了，因為平仄全都不對。“他和我父親彼此真是太了解了。” 黃大剛說，1973年王世襄從咸寧幹校回了北京，兩年後黃苗子和郁風也從監獄裡放了回來。王世襄每天下班回來，進門就喊：苗子。黃苗子答：在！他說：沒事兒。然後自行車放下，進門兩人開始聊，交換點小道消息，講點笑話，有時也談些書畫詩歌。黃大剛那時感覺特奇怪的是，他們說起自己遭的那些罪，也不怎麼像訴苦，聽着倒像是在當笑話講。 母親金章 王世襄出身世家，但不太和晚輩聊家裡顯赫時候那些事。“他唯一常講的，是母親去世對他一生的改變。”原北京榮寶齋書畫鑑定專家薩本介說。 王家出過狀元，在福建是望族，清朝即世代為官，並在他祖父一輩舉家從福州搬到北京。到他父親王繼增，已經受洋務思想薰陶，先讀南洋公學，畢業後又出洋隨駐法公使孫寶琦涉足外交界，曾做過幾年法國留學生監督。在王世襄出生前後，他父親一直任職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還一度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到20年代末才退隱家中。王世襄自己說過，他家前輩都有“通達時事、兼備中西、注重實際的辦事作風”，無疑對他的成長和後來的治學產生過潛移默化的影響。 “兼備中西”在他父親身上，多的是細微的生活痕跡，其他倒是較少被人提及。因為多年駐留國外，他父親保留了一些西化的習慣，比如每天下午15點半必定要用一次午點：一杯加奶的紅茶，一兩塊點心。不過，他父親又有着中國老式家庭的規矩，每天上午11點，晚輩要到他房裡去請安。 他們家裡也中西合璧。父親在他出生那年買下的這個四合院，用他們家老傭人的話來說很“不格局”，這也是他父親精心改造的結果。屋裡有衛生間，衛生間有上下水。飯廳是西洋建築風格的大開間平頂房，中間放置一套從東單德國洋行訂製的橢圓形大餐桌和皮質高背餐椅。王世襄的父親常在家裡以西餐宴客，雖然菜式是屬於那個時代比較典型的中國人請吃西餐：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湯，然後是西法大蝦、咖喱雞，最後一道烤大雁。他們家還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國原版西餐菜譜，王世襄學會了，也教會了家裡的老傭工張奶奶，到後來這位旗人老太太竟能獨自做出一整桌西餐菜餚。王世襄最拿手的前菜，是一種骨牌大小的豬肝三明治，本來該用鵝肝，因為在北京實在很難買到，就用豬肝做了替代品，這種入鄉隨俗大概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發明。 但王世襄確實自己琢磨出一種土“烤箱”。他家原來是有一台真正的烤箱，60年代就已經用壞了，而那時在北京根本買不到烤箱，王世襄就琢磨自己做一個：他到日用雜貨商店買來一大一小兩口鐵鍋，大的可以把小鍋扣住。又請黑白鐵加工部的師傅幫着做了一個正方形的鐵烤盤，架在小鍋里還能和鍋壁之間留出空當，然後把家裡的煤球爐子、支火瓦和幾塊磚組合起來放在鍋下，就這樣做成了一個土法上馬的烤箱，兩小時可以烤熟一隻野兔，據說和從前味道也沒什麼差別。 有意思的是，在這樣家庭里長大的王世襄，除了一直上的是美國學校，從小到大，骨子裡迷的卻全是北京民俗，愛上明代家具後，他也最願結交民間各路工匠。他的英文好，晚年當作得意事告訴晚輩的，是小時候第一次寫英語作文，說的是養蛐蛐的事兒。後來每次作文篇篇言鴿，老師怒而擲還。 他這些愛好和性情，全和母親金章有極大的關係。金氏家庭祖籍南潯，因做蠶絲生意而成大富，在王世襄外公一輩，金家已經是有實力興辦電燈廠和西醫醫院的新派巨賈。早在1900年，金家兄妹五個就被父親送到英國留學，這在那個時代還極為少見。金章跟隨兄長在英國學了5年，結婚後又陪伴外交官丈夫駐留巴黎，其見識非尋常中國傳統女性可以相比。兩個兒子出生後，她曾為他們分別取名巴黎和長安，稍大後才改為世容和世襄。 王世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主要也來自母親家庭。金家兄妹的書畫修為均屬上品：大舅金北樓擅畫花鳥山水，回國後創立了中國畫學研究會，和留學日本的陳師曾同為當時北方畫壇盟主，可惜兩人都早逝。另外還有兩個舅舅精於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公認為近代刻竹第一家。王世襄憶他母親也是“女畫家中的傑出者”，以魚藻聞名其時，並撰寫了四卷講畫魚的專著《濠梁知樂集》，她去世後曾由王世襄手抄石印成書保留下來。 不過王世襄到老仍不能忘的，除了這些耳濡目染，應是母親對他小時候所有天性的保護和寬容。他8歲那年，大他兩歲的哥哥不幸病而早夭。“我母親剩我一個，不免開始放縱溺愛。但有一個原則，凡對身體有益的都准許玩，如有害身體的，則嚴加管教，絕對不許可。”從小學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國學校接受西式教育，下午回家還有國學老師私授兩小時經史詩詞，但這些功課完全攔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廝混，養鴿子、捉蛐蛐、馴鷹、捉獾。這幾項都是所謂“武玩”，非身體不好不能玩的，雖然在親友眼裡屬於不上進的鄉野玩意兒，他母親卻一概應許。王世襄晚年跟身邊的晚輩回憶他小時候如何頑劣：10歲開始養鴿，人小手勁不夠，家裡三間瓦房的屋檐全都被他那根驅鴿的大竹竿敲碎。為了追趕落到鄰家房上的鴿子，他還常從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數尺外的廂房頂，他母親有次不幸撞見這種場面，驚嚇下幾乎暈倒，但事後也並未禁了他養鴿。在開明的母愛的保護下，小時這些野性的自由的生長，給了他日後健壯的身體，也讓他在被政治運動打入人生最低谷時，不至自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