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我们——北京大学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4）

第四十六节 庄国强

简介：庄国强上海市人，1951到1954年在上海市上海中学读书，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后来在力学专业固体力学专门化学习，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分配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后调至中科院山西分院自动化所工作，再调至沈阳自动化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与决策系工作至退休。2000年移居美国西雅图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情况：

1、在中科院科技大学讲授：系统工程、现代投资理论、控制理论中的代数理论。

2、1995年获中科院科技大学优秀教学奖

3、199？年任中科院科技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系主任。

在中国科技大学发表的部分论文：

1、庄国强：Beta概率分布在经营决策中的应用，预测，1993，12卷，（5）

2、程希骏、庄国强：现在投资理论分析，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16-326。

3、程希骏、庄国强：现在投资理论分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39-147。

4、程希骏、庄国强：现在投资理论分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24-229。

5、程希骏、庄国强：现在投资理论分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49-151。

6、程希骏、庄国强：现在投资理论分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30-239。

庄国强写自己：

（一）

埃及有个传说，人死了后在天堂门前问你两个问题，跟据你的回答决定你的去向。第一个问题：你在世上的这一生快乐吗？第二个问题：那你在世上这一生有没有帮助别人找到快乐？我在世上这一生不能说快乐也不能说不快乐。有快乐也有不快乐，就好比零和博弈，有苦有乐，加起来等於零。

文革时辛国富把我五花大绑拉到会场批斗，想起来能快乐吗？批斗前在实验室耽着，等候登场。我胸前挂了一块很重的用细漆包线做的挂圈套在我的脖子上，这时候进来胡象魁，屋里只有我们俩，他把挂圈重新套在我的衣领外，他走了后又进来臧珍，他把捆绑我的粗麻绳解开了。过一会我以文革标准装束的粉墨登场，怎么批斗、声讨我是一点不记得，我心里一直在想庆父不死、鲁难未巳。我唯一的优势是比他年青，肯定他死在我前面。

76年万岁爷驾崩，晚上我在家喝酒庆贺，吓得我夫人生怕引来杀身之禍。我遇到好人也遇到恶人。那个辛国富把另一个老右彭映彬打得可慘，似乎他以打人取乐。后来他调到成都某计祘所，约83年他申请入党，单位派人到科大外调，向我了解，我说如果他要申请加入希特勒的纳粹党或是戴笠的军统绝对够格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二个问题，我想我这一生一直在帮别人找到快乐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快乐。

1958年我从北大毕业分到力学所，后来听范振民告诉我原先我是分到力学所技校，因为是戴帽右派，学校不要我换了范振民。初到力学所在器材科当小工，受工人老周领导。老周北京人，很慈祥说话很和善，对我很照顾。凡力学所要派人出去劳动就有我的份，比如去石景山钢厂劳动我就去了三次。

59年科学院干部下放劳动我随力学所一起到四川资阳県永泰人民公社，除了力学所还有地球物理所、遗传所、院图书馆、古生物所等。遇到不少北大、上中学校友。我们的小队长陈钖康，党员，为人特好，从不整人，我和他住一个屋。他后来到系统所。年年在预测中国粮食产量方面准得不得了。在学术上成就很大。后来我请他当科大兼职教授。

（二）

当时科学院干部下放劳动有三个大队分别去陕西延安、湖南、四川。得知力学所去天富之国，我们一起去的还有57年考上钱学森、钱伟长博士生的郑铨、范良藻、康寿万兴高采烈，以为去了一个好地方。后来郑铨告诉我，他只见了钱伟长一次面，请吃了几圤蛋糕。我心里想他好好的在上海六级工程师不当，跑到这里和我一起下去劳动。我们到了公社，书记向我们介绍说这里有一种地方病死了一千多人，还没有找出原因，后来遗传所的黄季芳也得了这种病，全身浮肿，回北京后住北大医院诊断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后来全国得浮肿的人多了。我们所在的公社在陈毅家乡乐至県邻接处，四川人说绵阳的地、乐至的田、资阳的石头不要钱。当时男壮劳力都抽调去大炼钢铁，剩下老人、妇女和半大小子。劳动一个月男劳力8角钱、妇女6角钱、半大小子3角钱。连这点钱也发不出，以向供销社买东西抵账。我们每月只能从工资中取十元，交二元伙食费，都在公社大食堂吃，一天三顿红苕，还吃不饱，蔬菜是地瓜叶和猪耳朵和泡菜。那时候吃的好像现在都成了有钱人的绿色保健食品了。有一天我发现和我挺好的小男孩肖明辉的妹妹发高烧，我对她妈说赶紧去医院看，她妈只是哭不作声，后来我才知道没有钱。我抱起她的女儿一起到卫生院打了针配了药，总共一元多钱。 我们每天四、五点起床开始干活，所谓积肥就是把田里的泥挖出来晒干后敲碎撒到地里，再把地里的土撒到田里。那里是丘陵地型，只适宜种一季稻非要改成双季稻。我们穿着棉袄下田扦秧，冻得受不了，上去喝两口用地瓜皮酿的红苕氿。听当地农民说过去给地主扦秧吃饭管饱还能吃到肉。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抓阶级斗争，拿四类分子示众，幸亏只有地富反坏没有右，逃过一劫。我看怎么会有十一、二岁的男小孩，他们告诉我他爷爷是地主死了后他来代表。

大跃进建水电站，由郑铨设计，全由条石筑埧，我派去和当地区机关打成的右派一起担石头。一块石头六人抬，一付抬杠重百斤，头尾最重要，我是左三杠，手里拿一根竹杆，随着头杠发出号子唱一句应一句步伐整齐的光着膀子穿着草鞋担着走，发出号令途中休息时，用手中的竹杆顶住抬杠，不用弯腰不用石头落地确实省力不少。我想当年建长城筑陵园也是这样抬出来的吧。休息时我们下河里游泳，那个河水真是清澈见底，一点没有污染。水电站完工后还真发出了电，点亮了几只灯泡，但不怎么亮。

59年由于李井泉的左，虚报产量，为了国庆十周年往北京调运粮食和生猪，弄得四川省成都市居民每月定粮只有24斤。我们原先以为到了天富之国，结果是提前一年进入三年大饥荒时期

（三）

到了太原分到中科院山西分院自动化所，当时向科学进军，全国许多省成立科学分院和研究所，在三营盘一个院子里，和物理所、化学所、半导体所在一起。自动化所有几间房。后来知道力学所三个右派都来太原，欧阳绛分到数学所，他是老北大毕业的地下党员，原力学所党委成员，后来一直在山西搞农业数学，很有成就。李道纯上海交大毕业分到动力所，听说准备派他去苏联留学，当了右派去不成了，这次分到仪表厂。后来仪表厂撤消，我把他介绍到自动化所。一直中规中矩，文革中也没有斗他，看到斗别人受不住惊吓，得了精神病，四十多岁去世了。分院的院长、所长和所里的同事，外所的同事对我都挺好，有不少北大物理系、化学系的毕业生，还有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右派很多，我和他们很合得来。分院主要人员是从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二、三年级中的学生选出来的，所谓拔青苗，我的工作教数学帮他们补课，我们所有个课题在大同电厂搞锅炉控制，派我去大同给他们讲复变函数、拉氏变换、数理方程。由于是右派不淮进电厂重地，怕我搞破坏，住在厂区外招待所。清闲得很，还去了云岗石窟。在太原也清闲，常与北京半导体所来的老杨、老付打橋牌，听音乐。文革中说我们是裴多斐俱乐部，牵连十几个人。不久我就摘了帽，拿了转正工资，54.5元。摘帽后俱乐部的人向我祝贺，我说：当年给我戴帽是戴错了，那时候我是真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和毛主席。现在摘帽也摘错了，我现在不怎么拥护了。我说什么是右，右就是正确right is right。我说了些实话，文革中都成了罪行。

六五年科学院调整，我们所调到沈阳自动化所。到了沈阳把我分到模拟计算机组，我完全不懂模拟计算机，一个组四个人，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朱培基著“模拟计算机理论及其应用”，看了二个月，又看了英文本fever的书。把实验室三台模拟机摆弄起来，我发现有的机器的稳压电源、非线性函数是坏的，再看电子线路书，一台台修复调出来。当时纯属闲着没有事好玩。等我刚学会，蒋新松在鞍钢轧钢机研制的准确停车控制装置投入前要做模拟实验，找到我们组，组长说做不了，机器阶数不够，我说能做，我把三台机器连起做，我帮蔣新松、毛素银一起做了约一个月的实验，做成功了。那时候好象文革刚开始，我是那派都不参加，也不敢参加，造反派也不敢要我，当个逍遥派。当时我感到造反派看上去左、实际右，保守派看上去右实际左。当时造反派掌权，派我和清华毕业的潘裕焕一起去北京参加北京有机化工厂计算机应用试点工作，有一台上无十三厂制造的TQ-1机。

（四）

大约59年底，劳动了十个月准备回北京，要评出先进上报力学所，中队长陈良宣佈，力学所三个右派，李道纯、欧阳绛获得提名资格但不参加评比，我连提名资格也没有。就象评奥斯卡奖似的，获得提名也算一种奖。我从未向组织汇报一次思想或写过思想汇报，要说劳动我最好，从未想过表现自己，而是干重活能和当地右派一起干觉得快活，比如担石头，唱着号子迈着整齐的舞蹈步伐，摇动着手里的竹杆，象是在午台上表演，因为有趣而不觉得累。还有送公粮，推独轮车从早上四、五点出发要走六个多小时山路到区政府，送完后到饭店吃饭，当时一斤十六两制，一两一碗担担面，四分钱一碗我能吃十二碗，一大盆炒牛肉才二角钱，买一根甘蔗一分钱，可见当地老百姓是多么穷。吃饱了到茶馆喝茶，休息完了回家，回到家总要月亮当空。虽然累但自由。总使我想起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我成了秦朝的老百姓。

回北京前，先到成都休息三天，我是第一次到成都，来之前先向郑铨打听成都有那些有名小吃。到了后迫不及待找吃的。先去叶矮子抄手，找到后告之要前一天排队领号，号有限，我告诉他我是北京来的，并给她看工作证，她照顾我给了一个牌吃了两碗馄饨，又去郭汤元吃了汤元，到食品店买点心，还未付完款先吃起来，后来才知道除了要钱、要粮票还要点心票。我已经吃了，给她看工作证，她也卖给我了。我发现成都人对北京来的人尤其科学院的很崇敬，当然我的工作证上没有盖上右派，要不然还能吃到馄饨、点心，只有吃拳头的份了。我还去了武候祠、望江楼、杜甫草堂。

回到北京分到四室，郑哲敏当主任，我那个组胡海昌组长、柳春图付组长。不久沈志荣先生选我作他助教在科大辅导力学系和工程热物理系理论力学，我上习题课。三天在科大，三天在力学所，每天在中关村坐班车，科大还在教研室给我准备一个床，有时候就住在科大。我还能享受兼职教师在小食堂免费用歺，每顿两菜一汤，主食不限量。只要签个字。我发现就歺人中我年龄最小，我经常和王元、桂湘云、张宗燧、钱临照等同桌。六一、六二年已经是锇死人的年代，我运气真好，最好的是没人管我。当时我把一本苏联的理论力学习题集全部习题都做了一遍。当时我比学生年龄大不了多少，我去学生宿舍答疑，遇到一个女老师，她以为我也是学生。我和同学相处很好，因为我喜欢当老师，与学生关系是亦师亦友。记得当时两个学生，林家浩“现在是院士”和柯小麒，和我特好。柯小麒有时送我工人体育场主席台观看足球比赛的票，我不敢去看。当年他父亲柯麟是中山医学院院长。九十年代看电视剧才知道他父亲三十年代和周恩来、李克农等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利用他开的诊所诱杀叛徒。六一年各地成立分院向北京要人我就调到山西分院自动化所。我记得走之前四室潘先生特别鼓励我叫我去了后争取早日摘帽。

（五）

北京有机化工厂是日本设计制造的厂，是生产维尼纶原料的，据说当时化工部长说他走遍全国化工厂就这个厂最像样，它和化工二厂在一个院子里。厂长宋林屏，是个女的，清华毕业的地下党员，听说彭佩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当时还没有靠边站，还有一位杨工，他们两人领导这个研究课题。他们很能釆纳我的建议。我们试点是工艺中间聚合车间，原先定的目标函数是产量最高，我提出这个厂的原料是化工二厂提供的乙炔，供应不足，谈不上产量最高。要么提质量最好或能耗最低。后来以质量为目标函数。我又提计算机应用于管理上，如库存、工资、成本、人事。应该设计自己的计算机语言，编应用软件。要知道那是66年中旬，计算机对谁都是新鲜事。我请了清华周华章、石纯一，数学所桂湘云，北大董铁宝。当时数学所运筹室还请我和杨工去介绍这个课题，许国智先生也感兴趣。因为当时学校不上课，研究所不研究，出去搞课题总比学语彔学社论好，何况又是最时髦的计算机，请谁谁来。周先生每天从清华来，给我们讲方差分析、试验设计。我具体管采样、分析。把数据送到计算所作逐步回归分析。记得曾遇见周巢尘、金旦华。见到金旦华时他正在教一帮宣传小分队的小姑娘跳革命舞蹈。我与周华章教授成了忘年交，他告诉我他与姚依林是清华同学，气象专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江阴家乡耽着，靠收地租过活。有一天朋友告诉他，中央研究院经济所招研究生，他借了三本书，看了一星期居然考上了，进所后又考取出国留学，赴美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说经济学教授讲课只讲到数学方程或模型，怎么解他不讲，由数学教授讲，他是两边的课都听。五十年代回国在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钱学森成立力学所运筹室要调他，但当时规定科学院和高校双方不准调人，所以调到清华在力学所运筹室兼职。当时是文革，他对自己拿过一年地租很紧张，问过我要不要紧，我劝他不要紧，你是留美回来的爱国科学家，那些地是你祖上的，你是在失业养病情况下拿的地租。六七年清理阶级队伍，把我叫回沈阳，关了牛棚。后来得知周华章、董铁宝自杀了。我对自杀的人是很崇敬的，那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他肯定觉得生不如死。绝大多数的人像我一样，好死不如赖活。好听的说我这人乐观、想得开，最主要我没有受太多苦和罪。看了丛维熙写的走向混沌和杨九高一起劳改，还有陈奉孝写的梦断未名湖，若象他们那样受的罪我可能死了好几回了。建议我们同学都要看这两本书

（六）

回到沈阳批斗后关进牛棚。所里贴所长叶强大字报，说所里四个右派蒋新松、董文成、彭映斌和我是他重用人，反动学术权威童世璜、曾昭通是他的左膀右臂。画了一张关系图，我还排在顶上层。实际上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和叶强说过话，他不一定知道我。关了牛棚后才和他熟悉起来。他的夫人是计算所所长，文革中斗得受不了，自杀后救活，他们夫妇没有子女，妻子抢救过来躺在床上养病，他每天来牛棚报到和我们一起劳动或学习。每天來都坐在我的床上，中午回去给夫人做饭，吃完饭又匁匁赶來。有一天他感叹说还是你们好不要自已做饭，我说我们是全托你是半托。关在一起的有反动学术权威童世璜，49年前他是上海交大张钟俊的研究生，从北京自动化所调来，科大自动化系文革前都是他教的学生。听说他夫人的舅舅是严家淦，当时台湾的行政院长。斗他时我没有看到，只见他颈部有很多道很深的血痕，有的巳溃烂，几个月也不见好，文革后他调回北京自动化所，我调到科大后，他在自动化系招的研究生由我來带。曾昭通也是北京自动化所调來的高工，抗战胜利后他随重庆交大迁回上海，后來知道他与江泽民是同系校友，比江高一年级，江是从南京伪中央大学并过來的。老曾到所作自我介绍说我姓曾，曾国藩的曾、昭和的昭、宣统的宣。就这句搞笑的话文革中打得死去活来。现在想想看不出有什么反动，曾国藩是蒋、毛最佩服的人。昭和是毛多次感谢帮他夺江山，宣统是共产党把皇帝改造好的得意之作。老曾在学校时是无线电爱好者，自已装配了电台，他告许我49年前上海学生到南京请愿，反内战反饥饿就是用他做的电台进行两地联络。按理说他对革命有功，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可文革中不这样想，你有电台一定是美蒋特务。他睡在上铺，我们住的牛棚实际上是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有暧气有床，在当时全国的牛棚中够得上五星级。我想可能为了防止我们暴动或自杀，通宵开着灯，门口通宵有人值班。老曾亮着灯，睡不好，每晚用一块布把眼睛蒙起来，有一天他自言自语，最好找一个没灯光的地方睡觉。我说有呀！他说那里，我指指床底下。弄得大家无声的笑，因为不敢笑出声来。老曾是所里第一个戴高帽遊斗，涂了黑臉身上澆了一桶桨糊。

（七）

老曾每次提审回来，总是打得鼻青眼肿。董文成是哈工大毕业的研究生，我进所时听说过他，说谁使用的仪器坏了，请他帮忙修理，他看了一下，用手拍了一下，好了。他精通俄、日、英三国语言，我去了科大曾请他当日本来访教授作学术讲座翻译。他和我一样是摘帽右派。彭映彬那是真正的老右，55年湖南大学毕业，从北京自动化所调来，出身贫农，根正苗红，打成右派后不肯签字，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直到文革后才摘帽，一直拿36元，他还要培养他弟弟读大学，他弟弟在大学毕业前一直不知道他是右派。所里那些掌权造反派谁都可以对他拳打脚踢，随时欺侮他。文革后他有很多发明专利。我还听他讲晶体管电路。我说他是一头犟驢。64时他率团出访，有人不回来了，他准时回国，接受记者釆访，曾评为全国十大什么人物，老董老彭现在入了党成为老江的三个代表。老彭迄今还在发挥余热帮企业搞科研、技改。

讲一讲猫，它是李应潭的外号，西安交大毕业，和我一起从太原来，文革初期猫骑了一辆旧自行车，带了一只单筒望远镜，大街小巷到处跑，搜集文革消息，回来自编自抄自写每天贴出一张猫报。我们获得的消息几乎全来自猫报，他成了我所‘中宣部’，对立派对他恨之入骨，等对立派掌权把他抓起来打他，我是没有看到，想像中一定像军统一样对他用刑。并叫彭老右和他睡一屋看住他。09年我去沈阳，猫对我说他趁老右熟睡之时，逃了出去，老右说他知道，他是假睡有意放他跑。猫跑了后，彭说天亮后他被打得半死。猫跑到丹东，想去朝鲜，到了丹东，人家看他行迹可疑，抓了他，他一五一十竹筒子倒豆子全交待了。朝鲜都没有看一眼押回来了。说他是叛国罪，没有说投敌叛国，因为我党与朝鲜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有同一革命目标，相互学习，亲如兄弟，老金每次来白吃白喝白拿，所以不能说投敌，允其量说他想去另一个革命阵营。我说你猫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去那里也不要去朝鲜如果真去了，那到现在文革还没有完。猫说如果当天不跑他会被张女士打死，三十多年来他从不与张说话。我很能理解，有些都会过去，如荣誉、青春。有些事永远过不去，如恩怨、仇恨。

（八）

总务的老郝，身体健壮，有史瓦辛格体型，样样都会，木工、汽焊、电焊、泥瓦、水暖，我是跟在他后面当小工。说他伪满时当过铁路警察，49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当狱警，看管溥仪，是皇上的带刀侍卫。他说有一次派他去北京找溥仪外调，问他还记得我吗？皇上说记得。食堂管理员老石，他把食堂办得有声有色，他本人不爱吃细粮，就爱吃咸菜、贴玉米面饼子，我相信他不会多吃多占。他是老八路，还是游击队长，他的老婆是妇女主任，一对革命伉俪。他说年青时他长得帅，歌又唱得好，很受女人喜欢。光复后在赤峰看上一个日本女中学生，把她藏起來，后來还是被领导发现遣送日本。49年后到了唐山看上了一个女中学生，结婚了，被他老婆告了，犯了重婚罪，开除军籍、党籍。我看他还是官不够大，象老毛那算什么事。他老婆死后又和他老婆妹妹结婚。他孩子多经济困难，我送过旧衣服鞋子给他儿子。我调科大前，到他家里告别，他卧病在床，他一定要把自己打的一对沙发送给我，我没有要，不久他就去世了。牛棚里还有保宋任穷造反派头头，老张，钟、赵，这一派好，我心里是拥护的，革命革过了头被另一土匪派抓进来了。有一天到了吃饭时间按惯例要排队去食堂，先向毛主席像表三忠於，喊万寿无疆，再祝林付统帅永远健康，才能吃饭。那天专政队叫我们等着，我们知道出事情了，但不知道出什么事情，后来知道有人跳楼了。等把跳楼人送医院，现场清理完后才让我们去吃饭。不知道是谁，我担心得很，急得要命，会不会是我老婆，直到在院子里远远看见她才放下心来。后来知道是老奚，他是上海交大毕业，他家是上海大资本家，当时并没有搞他，当时土匪派掌权，他看到这一派整人，吓得跳了楼。从三楼跳下去，命大，腿有些骨折，一直由彭老右当他护工。不久送到我们牛棚，为了戴罪立功，拼命揭发他老爸、老婆。从那时起称他老爸为老吸血鬼，把他老婆在床上说的私密话也揭发出来，气得他老婆和他离了婚。他在牛棚还揭发我。文革后把材料退给个人，退给我的材料中夹了一份他写的揭发材料，说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庄国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然后说我说了什么反动话。我们这些棚友，原来不认识，这次为了一个共同的反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现在中国，同学、战友、牢友、一起嫖娼的关系最铁。我们棚友，也算准牢友，出来后都成了铁哥们。

（九）

被对立派，我称为土匪派关进牛棚的三个造反派头头，张学文、党员、转业军人，出生好，是当时保宋大牙那一派的勤务员，即头头。若早知道宋的女儿就是打死师大女附中女校长的宋要武，保他干什么。张被土匪派抓到辫子，说他是兵临城下那个电影里的小个子兵，也就是共军、国军來回串门。赵陞山，虽然中专毕业，非常聪明，手特巧，写得一笔好字好文章。钟鸿生、西安交大毕业，和我一起从太原來，口才文才很好，是这一派的谋士智囊。牛棚只关男的，赵的对象原苏华，科大毕华，属棚外执行。记得有一次土匪派搞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把赵的毌亲请来，她年青守寡，贫下中农，在饭厅里，把原苏华叫到她面前，像唱京剧三娘教子那样她婆婆对小原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只听小原一口一个知道了，永远记住了，除此她还能说什么。那位差一点把猫打死的那位土匪派张婆娘还唱了一曲不忘阶级苦，还用二胡伴奏，我们都排队去接受教育。有一次批斗所长叶强，给叶强用硬纸板做了一顶像京剧午台上県太爷戴的官帽，做得很精致，下面人喊打倒走资派叶强，叶强转过身举起手喊革命无罪，帽子两边帽扇上下晃动。当时我觉得老毛发动的无文化革命十分有趣好玩。有一次提老曾出去对他进行考试，拿了几个电阻、电容叫他识别，他认不出，于是证明了老毛的两大定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愈多愈反动。你想想江泽明的大师兄，无线电专家会分不清电阻、电容？老曾聪明，他知道这是他们要的结果，要不然又要打得鼻青眼肿。可怜叶强真认为曾、童是草包。他在牛棚说他的错误就是重用了两个草包。一位看管我们专政队的牢卒，有一天晚上，到牛棚來，问老奚，我称他空中飞人，问他上海家住多大。老奚说三幢三层楼二幢二层楼，还有整个一条弄堂的房子。只见牢卒面露惊讶与羡慕之光，又问老奚你家是干什么的。於是大家听老奚痛说反革命家史。他说爷爷是在上海做颜料生意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断了从德国进口原料，他爷爷刚好囤积一大批阴丹士林颜料，价格上涨几十倍，发了大财，但滕下无子女，抱养了他父亲，老奚不称父亲，称老吸血鬼，他跳了一次楼，觉悟跳高不少。他说妈妈曾被绑票，脱逃未成，跳楼自杀。从此他哥哥南模读书，每天两个保镖汽车接送，到了学校，保镖把他哥左右一夹送进学校，放学时在校门口把他哥左右一夹送进汽车。我想象中他哥每天就象小鸡似的拎进拎出。关在一起的还有谭凯，平时不说话，是转业军人，好象是解放战士，腰毕挺。有一晚，牢卒来，他突然站在屋中间，面向牢卒，立正并腿，报告，我交待，随后说了一句令全屋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我杀过人。随后牢卒把他带出去受审。我以为他要从我们准牢房转到正式牢房去了。过不久他回來了，象没有事一样。我想了想他是当兵的在战场上杀死人愈多愈英雄，又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刑事杀人犯。说不定他是去交待自己的战功。

（十）

最后一个关进牛棚的是胡锡桃，他是哈工大毕业，和我一起从太原來的，他在太原负责阳泉煤矿自动装煤系动课题。有一天他请我帮他计算他那个系统装一车皮煤的体积，最后我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计算一个三重积分。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午睡，李道纯來找我，说我的计算不对还复杂，他的算法简单，我看了他的计算，发现他对定积分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我叫他拿一本微积分的书來，他拿了樊映川写的书，我从定积分的定义讲起，讲到他错在那里，应该怎么做。我说这道题可以用三重积分做，也可以用一重、二重积分做，答案是一样的。胡锡桃的妻子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他没有得到单位同意叫他老婆辞职就來了，从此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工作。文革初期，胡锡桃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很积极，在两派辩论时经常发表演说，他的演说姿态很象列宁在一九一八，时不时会问，大家说对不对呀！听众中还真有捧场的，大声说对！我看他满面春风。有一天所里开宽严大会，我们牛鬼蛇神也列队进会场坐会场后面的座位。胡锡桃坐在我前面一排。大会开始头头讲了一通，又是喊口号，又是学语录最后宣布，已经掌握了阶级敌人，给十分钟时间，让他上台主动交待，可从宽处理，否则从严。进入倒计时，全场鸦雀无声，只听五秒、四秒…。没有人上去。时间一到，只见小段、小李向我坐的方向走來，把胡锡桃抓了。真是一匹黑马！他也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后來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解放初期他参加了湖南省地方部队，当了一名小军官，他家是小地主，土改时他佩戴了枪回去，说他反攻倒算，开除了军籍，他改名换姓隐瞒了这段历史考上了哈工大。可是文革后，我已调到科大，听说原部队派人來给他平反，还送给他一套军服留作纪念，也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平反后一家四口回了一次家乡，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家乡了。不幸在家乡染上传染病，除了女儿都死在家乡了。我们一起劳动，他身体不好，肺有毛病，我就照顾他，我们搬运整颗大树木，我叫他指挥、发号令，力气活我们干，我说你是天生做官的材料，叫‘棺材’，大家相视一笑！在牛棚躭了约十个月，有一天傍晚突然宣布我释放回家，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充分感受到自由的快乐。从此我就跟木工邹师付干木工，跟小谢干水暖工，跟老郝做水泥预制板盖车间，最开心的事不叫我开会学毛选、学最高指示，学社论。

（十一）

出牛棚不久，两位反动学术权威，老童、老曾和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老董成了光荣的五七战士去了锦西，因我的判决还没有下來，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成为战士，叫我妻子先去，室主任还动员她晚去了号不上房子。我妻子坚决站在我反革命一边，与我风雨同舟，要去一定要和我一起去。等到我所一把手，他是真正的一把手，因为他只有一只胳膊，在大会上宣读对我的判决书，说我的问题属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是过了一把当大法官的瘾，我是既无喜悦也无悲哀。判决后也不走五七道路了，失去了当一次光荣的五七战士的机会。实际上去了也挺好，不劳动工资照拿，都去生孩子了，父毌同时休产假，等把孩子养到会走路就回所了。把我分到射流组，我认为射流没有什么搞头，正如后來从五七道路回來也分到射流组的齐继光的看法一样，他说射流就象小孩子尿尿，有什么可搞的，小齐‘天大’毕业，外号叫书呆子，一天到晚背了个黄色破书包，读书很用功，直到我调到科大一直和他一个组工作，成为终生摯友。我夫人得白血病，临终前他代表自动化所我们的好友从沈阳在火车上站到蚌埠來看我妻子，带來了各位好友写的信和录的音，朱东还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每天去医院陪伴我妻子，给了她很多安慰，我相信她一定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所在文革中曾经归属国防科工委十院，那时射流组从丹麦迪沙公司化了三十多万美金进口了一套风速仪，还配有相关仪、随机函数发生器，还有一套可测微压到很大压力的仪器和传感器，共八、九台。放在组里二年多没有拆箱，没人会用。我闲来无事，逐一把说明书译成中文，一台台调出來。发现主机的一块扦件板坏了，通过资料室老丁与对方交涉，把坏板寄去，虽然过了两年多，对方还是把好板寄來，换上后就好了。我发现测压力的仪器少了一台振荡器，我弄明白了原理，它是通过压力改变电容，改变了频率，测出了压力。我自己做了一台振荡器，配上后可以测压力。我带了一名中专生，把全部仪器全调出來了。我也不明白外单位怎么知道，北京力学所石守祥，还有姓帅的等四人來所请我帮他们测速度场分佈，要用汽泵，用电量大，都是晚上做实验，大约做了十几天。他们临走时写了一份感谢信贴在大厅里，当然不能提我的名字。此后北大、交大、601所、湖南602所也找我做实验。力学所的葛研究员特來我所找我，对我说这个实验北大也做不了，问我能否去北京帮他做实验，我说只要领导同意我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他我是摘帽右派，此后就没有下文，我想他一定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过不久调我去搞铁岭一个榨油厂车间的自动化工程。小齐告诉我，所、室领导认为这套仪器不能掌握在摘帽右派手里。还说他看到分院内部通讯，如果你看到非气死不可。可能那时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说邓小平要抓生产，说我这个摘帽右派，兴高采烈，蠢蠢欲动。我对他说别看我不是党员，我还是很多人的入党介绍人，就象邓小平是很多人的入党介绍人，这些人是在批邓火线入的党。有的人就靠汇报我的反动思想入的党，我对党还是有贡献的。

（十二）

铁岭那个项目代号为113工程，不知代表11月3日还是1月13日立的项目，反正用代号好像是保密项目，实际上就是建一个食物油厂。我们所去了五个人，组长王魁文，他是一个老好人，从不抓阶级斗争，生了四个孩子，名字联起來是‘红卫兵连’，我们称他是连长。除了我是学理科的，他们都是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的。当时厂房还没有建就是有一块地，由省粮研所王所长和当地董主任主持。我们承担浸出车间的自动控制。传统大豆出油用压榨法，出油率最多达16％，而用轻汽油作溶剂浸出法出油率可达23％。然后把溶剂和油分馏。我们承担的车间属易燃易爆车间。我买了上下两册浙大写的化工自动化的书，看了几天进入角色。当时去铁岭住在県粮食局招待所讨论方案。当时辽宁省是陈锡联当书记，他的外号叫陈三两，因为一个月只供应三两油半斤肉。我们住的粮食局招待所，每天早饭有油汆花生米，馒头，还吃到一种咸菜，用卷心菜的根腌制的，其鲜美无比。中午和晚上的菜至少油放得多，当然好吃了。我看了日本的资料，提出了厂房的建设，要有泄爆墙、防爆墙，汽油罐要埋在地下，用地下管道与车间用泵联接。距离车间至少多少米。王、董所长都能釆纳我的意见，以为我是真正专家。所谓泄爆墙就是车间两面建透明玻璃窗墙，一旦爆炸，气浪冲破玻璃以减压。所谓防爆墙即前后车间隔离墙建双层墙。我们釆用气动单元组合仪表实现自动控制，无非是压力、温度、流量、液位、料位的控制。当时还有消防所、真空所一起协作。我们是从一块空地建厂起，设计、釆购、安装、调试、运行、和培训车间工人，真正是全过程。

每星期六回沈阳、星期一上午再坐火车回铁岭，不用参加所里的运动和学习。在铁岭从不学习最高指示和毛选，也没有早请示、晚汇报、也不跳忠字舞，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等工地厂房、宿舍建成后我们住到工地宿舍。我记得当年铁岭没有公交车，全靠步行。铁岭每星期六有农贸市场，我和小齐回沈阳前去农贸市场替自己或所同事买鸡买鸡蛋。经常手里拎了三、四只鸡，背一筐鸡蛋坐火车，坐的是闷罐车，有时候一只鸡跑了，还满地追鸡。夏天的晚上我们去附近山上的墓囩乘凉，那里经常聚集一群人唱歌，还有手风琴伴奏。我们去的人中粮研所的李中，她是北大物理系文革时毕业，曾参加人大会堂东方红合唱演出，还有一个工人小王，老梅对她的评价，她是没有机遇，唱得不比宋祖英差。她们俩人是我们的代表，我是五音不全，从不献丑。

我买了一本逻辑设计，看完了设计了一套联锁报警糸统，参照兰州化工设计院的化工自动化设计规范，照葫芦画瓢也像他们一样画起了设计图。老梅是清华毕业，他负责中央控制室，他设计的模拟图非常漂亮，不比我在北京有机化工厂日本人设计的逊色。他真是多才多艺，走五七道路去锦西农村，自己做了一只打气煤油炉，比市场上的都好，还做了制作蜂窝煤的模具。从农村回所自己打的傢俱比买來的好。他画的设计图又乾净又漂亮，画个法兰盘还标上公差，几个花。不过有一次他把英制、公制标错了，加工后配不上要重做。我画法兰盘拿一张白纸，对准气动调节阀，把它圓盘和四个连接孔描下來送去加工，还从未出差错。参加这个课题，还经常出差，顺便遊山玩水。记得有一次我和小齐、一德一起出差，夜宿岫岩県旅馆，他们告诉我住这种旅馆有蚤子，要脱光了睡，把衣服卷起來悬空挂起来。睡到半夜，突然地震，先是感到上下震，后是左右愰。我们赶紧穿好衣服往外跑，看到隔壁屋的人赤裸着身子抱了一只枕头跑了出來。起初以为营口又地震了，后來告之唐山地震了。叫我们睡一楼，把窗户打开，再震，叫我们跳窗口逃生。

有时候，遇到大事所里会召我们回去学习，例如：917林彪事件，回去学习看571工程资料，我一边看一边想，说得真对，毛是当代秦始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整个国家是一台绞肉机等，没想到他们也这样想。这些人真好像荆軻，风萧萧兮路漫漫，壮士一去不复还。

（十三）

有一次我去锦西出差，到锦州转车，去锦州师范学院看望苏乙波，大概北大分别十多年后第一次见面，文革时期也不上课，好像他住在实验室，他用电炉煮面条请我吃午饭，我告诉他很多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他那里信息闭塞，临别时大家约好，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我们这次会面。他是一期右派，我是二期右派，五七年反右时我们四人，他、我、蒋巍、张炳谦，热衷于打桥牌，自创和发展了一套叫牌法，用数学公式精确确定打多高，能问出对方有几张ace和老k，什么花色。並约定不传外人，直到毕业后各奔东西可传一人。我们四人全打成右派。在全年级批判右派份子苏乙波的会上，我的批判，会后还得到被批判者的表扬。我是这样批判的，我说苏乙波解放前考上大学，因为没有钱上不了大学，在南京华东水利设计院工作，以调干生考入北大，没有解放，没有党，没有毛主席他是不可能上大学的，他是忘恩负义，最后希望他牢记党的恩情，不要忘本，好好改造。后來他对我说你的发言对他很有利。当时九班有二个天才，小天才是马希文，他十四岁载了红领巾上北大，老天才是蒋巍，他原是沈阳二中数学老师，他要考大学，学校不同意，他退职考上了北大，靠他翻译的几本俄文数学书的稿费维持生活。直到文革中期才摘帽，靠在建筑工程队当装卸工，又去建小化肥厂谋生。文革后在沈阳工学院教高等数学。他们学校离我们自动化所不远，我常去看他，他和他的二中学生结婚。入了党可惜肺癌去世。张炳谦分到贵州大学，据乙波告诉我，他是贵州省委组织部长，可惜是民主党派的，一分不值。他退休后还在学校开设古典音乐欣赏讲座。前二年也去世了。我离开锦州到锦西顺便去看望老棚友董文成，告诉他所里正在盖五七宿舍楼，准备他们回所。

113工程完工前试运行，看到自己设计、安装、连接的报警系统、改装的料位器、串级调节都能正常运行，模拟各种事故，只见警笛响，红灯闪，事故处理后又恢复正常。心里真的很高兴。建厂二十多年了，谢天谢地，没出事故。据老梅说，因没有原料，竞争不过私有企业，最近已仃产，我看很可能要拆了改房地产，因为厂房位置离市区、火车站不远。

（十四）谈老同学繁敖

我和繁敖1951年同年考入上海中学分在一个班，都喜欢打篮球，他是校篮球队首发阵

容我是最佳第六人。1954年我们一起考入北京大学，他进化学系我入数学力学系。他是学校篮球队主力，我是系队主力。我记得我们系与化学系比赛，在球场上各为其主成了对手，我们是输多赢少，只赢过一次还是他们队一名主力末能上场。那场球是我发挥最好的一次，我转身跳投连中三元，按现在计分应得九分但当时只算六分，少得三分我至今耿耿于怀。

1958年我们毕业后我分到力学所他分到中国科技大学。60年61年沈志荣先生选我当他的小助教在科大力学系、工程热物理系兼职上理论力学习题课，我与孔兄又相聚到一起。由于我头上还戴了右派份子帽子，不宜在搞尖端技术国防课题的力学所工作，从此调到外地，我与孔兄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了，直到给我错划改正后我从沈阳自动化所调到科技大学我们又在一起了。

1986年12月初合肥市中国科大闹起了学潮。随之影响到上海又波及北京。1987年约五月某日下午召集全校教师在省政府礼堂听传达中央免去管惟炎、方励之的校长职务的文件，要求当天晚上六点组织学生在教室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每个教室派二名教员。学生从广播中听到管、方被免职消息后，自发聚集到一号楼前大门内。此时大门巳紧闭以防学生上街游行，经劝说把学生请到水上报告厅。繁敖恰巧路过，看到学生群情激扬，厅内厅外挤得水泄不通，他好不容易挤进厅内，只听温元凯在台上劝说，下面学生高呼“温吞水下来”。只见王学宝书记高举话筒生怕学生夺去。繁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学宝身边接过话筒，学生问：“你是谁？”“我是三系的副教授”又问“你是不是党员”“我不是”台下一片掌声如雷。接着说：“我是北大化学系毕业，今晚的情况使我想起1957年5月19日傍晚在北大大饭厅门口”此时台下一片寂静洗耳恭听老孔讲故事。“那时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纸老虎也是铁老虎，从此我的不少同学打成右派，有的送去劳改。如果方励之在这里他也不希望你们上街”“你怎么知道？”“前二天方励之给管惟炎打电话再三叮嘱不要学生上亍闹事。前不久科大学生上街游行，你们知道是谁第一个回来向党委报告的吗？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师，他当过右派。他对党委说，不得了，学生上街游行了。你们知道吗？这几天学校收到大量发给学生的电报，有的说：母病危速回。你们知道怎么一回事，担心你们出事。”学生又问：“我们还要不要民主、自由。”“民主、自由是一条漫长的过程”学生激动情绪逐渐平静，随后散去。而老孔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再三用胡乔木的标准检查自己的发言。二天后滕滕、彭佩云赴任。滕滕请八名教师开座谈会，点名老孔参加。问谁是孔繁敖，他说你替我们解了围。到此时繁敖心中一块石头才放下。此后一周，各系组织教师学习中央文件。我们系学习时谈东说西没有人提到方励之，倒是我说了：这次免去方励之副校长职务，调到北京天文台，中央的意思是以后地球上的事你不要管了，要管就管地球外的事。

我和繁敖同年，他年长我五个月，我称他为兄。虽然往事犹如昨天，但现在轮到我们坐上老一辈知识份子的座位了。回想我们这一辈，正当年富力强最有创造力的二十年被耽误了，这段时期草没有少吃，理应多出奶多作贡献，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有了，吃的又好，可惜廉颇老唉！尚能饭否？再也挤不出奶了。个人受点磨难没什么，反正也活过来了。受损失的是国家和民族。拆腾了五十多年才认识到生产力竞争就是人才竞争这个简单的常识。

我退休后移居美国西雅图，现代通讯发达，在美国买张电话卡，十八美元可以打一千一百分钟，此外还有E-mail 附上像片数张，2005年二月我到北京，我的一个大款学生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原江青官邸》宴请我并要我邀请我的同学和老朋友一起赴宴。我请了繁敖夫妇和清华大学陈天权教授等人。在那里照了像。 （下载自互连网）算机视频通话。我和孔兄虽相隔万里却比同在科大时聊天的机会还多。因为大家都有闲心。正是同住一个地球村，天涯若比邻。我们一起经历了反胡风、反右、文革。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总想弄个明白，孔兄的话说：我们要知情权，总不能让我们不明不白的度过一生。

庆贺繁敖兄七十寿诞，组织和计划者请我这个半个多世纪的老同学写篇文章，世说：高官不如高禄、高禄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我祝繁敖兄高寿外更要高高兴兴的过好每一天。

（十五）是谁 ？是老庄！

是谁 有如此的大的感召力，让熟悉的各位破例在此聚首，

是谁 离开所28年， 还两次专程探望无亲缘关系的老朋友，

是谁 离开所28年， 有关他的信息我们退休者经常交流，

是谁 离开所28年， 人情不减 倒新增了许多亲密好友，

是谁 远隔大洋经常打电话问候你我，一 聊的就是很久，

是谁 在网上发出海量的信息给你我，大家吸取探索和追求，

是谁 每次回来做东，连请客3天请同志、 邻居、 好友，

是谁 做了心脏手术后 风采依旧，谈笑从容，目光炯炯，

是谁 是谁 是老庄 是国强。

我常常在想，老庄真是不容易

在所里 17年（65—82）有13年 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平反后的日子，四五年也没有升官发迹，

在此逆境中因好人缘而广播友谊，

科技人员、工人、所长、 党委书记，

晚辈们也感谢庄叔、 刘姨充满敬意。

因为他的品格感动了我们心地，

评价来自许多生动的回忆：

热情 聪明 宽容 大度

真诚 乐观 坦荡 义气

有求必应的热情，北大学数学天生的聪明，

因文革行为向他认错人的宽容， 别于上海风格而处理事情的大度，

对人的真诚， 逆境中的极其乐观，

老子就这样的胸怀坦荡 和 男人汉的刚正义气 。

人们说 人生没有彩排，全是现场直播。

他虽然是我们人生的过客，

却可为我们上了人生直播教材的重要一课。

他有真挚的朋友，我大有收获。

上次他回所我在海外错失良机，

和你一样我期盼着这次更新他的音容话语。

脸上的皱纹和谢顶的白发，

让我们知道了生命沧桑的定义，

那就是：享受生命 珍视友谊。

来吧 我们各位古稀之龄的朋友酒杯高举

为老庄健康长寿，

为今天的聚会成功 为以后的聚会还有

为大家快乐 幸福 干杯！

2010 年 10 月 27 日

（十六）庄国强想说的话：

我一生中最怀念最感激的人除了父母就是老师，当老师是我心目中最向往最崇敬的工作，所以当我错划右派改正后，我就跳到科大当老师敬祝所有在北大曾教过我的老师身体健康，我永远想念你们，感谢你们。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

前言2

二零一四年入学六十周年大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同学八十多人，每人发了一本《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内容见后面第258页——第484页。包括三位老师（丁石孙老师、张世龙老师及陈耀松老师）的文章，丁石孙老师的文章以十年前写给我们毕业五十年的文章代替、张世龙老师的文章以他在《燕园絮语》中的两段代替、陈耀松老师的文章是专门为这个文集书写的；六十六个同学的文章（有些同学已经作古，有些用原来的文章代替、有些是家属写的文章）。其中原有七位院士去世的两位（王选院士用原有文章、朱建士院士用报纸和网络评介文章摘要）、健在的五位院士都和一般同学一样写了文章，六十六位同学的文章按姓氏笔画排列。

目录2（*号后面以姓氏拼音为序）

代前言 丁石孙 勾起的回忆---------------------------------------------------------------263

张世龙 回忆-----------------------------------------------------------263

陈耀松 在“夹缝”中谋发展---------------------------------------------271

*

陈奉孝 生死坎坷六十年-------------------------------------------------278

陈家鼎 入学六十周年有感-----------------------------------------------282

陈守义 回忆母亲二三事-------------------------------------------------283

程昌钧 北大伴我前行---------------------------------------------------286

崔彦召 六十年的回忆---------------------------------------------------290

杜明笙——鞠躬尽瘁为两弹------------------------------------------------292

杜瑞明 不寻常的成长历程-----------------------------------------------296

冯礼贵 耄耋之年忆往昔-------------------------------------------------304

苟兴华 深恩难忘-------------------------------------------------------307

郭建民 考上北大-------------------------------------------------------308

黄乘规 黄斑花---------------------------------------------------------310

洪允楣 教育贵在后劲---------------------------------------------------310

胡文瑞 1956年的几件事-------------------------------------------------312

金和 燕园甲子情怀深--------------------------------------------------314

李基义 风雨六十年--------------------------------------------------------------------------------320

李颐黎 力学、实现梦想的基石-----------------------------------------------------------------321

廖祖伟 钩起-----------------------------------------------------------------------------------------322

林埜 作一头老黄牛-----------------------------------------------------------------------------330

刘宝镛 北大的沃土滋润我成长-----------------------------------------------------------------334

刘朝芬 难忘的回忆--------------------------------------------------------------------------------336

刘峙山 零星杂谈-----------------------------------------------------------------------------------340

龙世猛 数学力学伴我一生-----------------------------------------------------------------------343

陆祖建 勿忘我的志愿 勿忘母校教诲---------------------------------------------------------346

马承安 聚会纪念幻方-----------------------------------------------------------------------------351

马乾初 献诗一首-----------------------------------------------------------------------------------352

穆达智同学的近况-------------------------------------------------------------------------------------352

潘韶湘 往事钩沉------------------------------------------------------------------------------------353

邱乃贤 同学情永难忘------------------------------------------------------------------------------359

邵秀民 六十年回顾---------------------------------------------------------------------------------361

沈国钧 往事------------------------------------------------------------------------------------------366

宋云娴 没有白白地走一遭------------------------------------------------------------------------367

苏乙波 离校以后------------------------------------------------------------------------------------370

孙传义 六十年的絮语------------------------------------------------------------------------------372

孙荀英 地震的启示、研究与对策---------------------------------------------------------------373

唐文亮 一生“四不像”-------------------------------------------------------------------------------377

王开逊 北大回忆--------------------------------------------------------------------------------379

王选 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382

王有志 为何成了“六不像”的人---------------------------------------------------------------389

王振东 相识甲子忆教学-----------------------------------------------------------------------392

翁方愚 无奈与自豪-----------------------------------------------------------------------------396

吴烈诩 六十年情怀-----------------------------------------------------------------------------400

吴庆宝 我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教诲------------------------------------------------------------403

武际可 终生难忘的几件事---------------------------------------------------------------------406

武礼廉 点滴回忆---------------------------------------------------------------------------------412

谢昌年 一甲子感怀------------------------------------------------------------------------------414

徐从德 思念---------------------------------------------------------------------------------------416

许绥文 几句真心话------------------------------------------------------------------------------417

许为厚 岁月回忆---------------------------------------------------------------------------------420

杨路 祝愿生命之树长青---------------------------------------------------------------------424

叶其孝 难忘师恩和友情------------------------------------------------------------------------427

于 劭 我们——北大数力一九五四级------------------------------------------------------432

余慎之 思念---------------------------------------------------------------------------------------438

曾骞� 人生岁月中的师友身影---------------------------------------------------------------439

张恭庆 我的大学生活片断---------------------------------------------------------------------444

张锦文女儿张红锐 纪念我的父亲张锦文---------------------------------------------------447

张景中 难忘的伊不是龙逮儿它---------------------------------------------------------------449

张世林 三进三出北京大学---------------------------------------------------------------------454

赵立人 六十年琐忆------------------------------------------------------------------------------458

赵似兰 心得---------------------------------------------------------------------------------------461

周巣尘 愉快的四班------------------------------------------------------------------------------465

周 洁 往事点滴---------------------------------------------------------------------------------467

周寰� 八秩抒怀---------------------------------------------------------------------------------468

周芝英 五年大学生活片断---------------------------------------------------------------------469

朱必文 八十年思绪；点滴和片断------------------------------------------------------------474

朱建士——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功臣-----------------------------------------------------------478

朱学煜 忆北大（诗二首）---------------------------------------------------------------------480

庄国强 弹指一挥间60年-----------------------------------------------------------------------481

编后语

代前言

勾起的回忆

丁石孙

今年三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陈家鼎的电话，他告诉我北大数力系五四年入学的同学要在四月二十四号，也就是他们入学五十年的时候聚会一次。这个消息令我非常高兴。同时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想到五十年前的很多事情。

我和数力系五四级的同学联系较多，和他们的感情也较深。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文科和理科组成了新的北京大学，并把北大从城里搬到了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址。我就在这个时候，从清华大学调到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院系调整后，数学力学系的招生人数大大增加。我记得五二年大概招了一百多新生，五三年比五二年还要多一点，五四年招的就更多，达到二百四十人。一九五四年是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年份。这一年，不仅广大知识分子，而且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感到国家的未来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解放不到三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国家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当时我作为年轻教员，亲身感受到新中国一年又一年的变化，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满怀信心。五四年新招来的大学生，多数才十七八岁，他们更是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认为他们的一生将是大有作为的一生。五四级从老师到学生良好的精神状态，为克服工作和学习中碰到的困难增添了勇气和决心。

解放初期每年大学招生在政策上都有变化。我记得五三年比较强调考试成绩，而五四年就认为除去考试成绩以外，还应该重视学生的出身。当时为了改变大学生的成分，国家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从工农兵中选拔一些表现好的，在工农速成中学进行培养，使他们能够进大学。五四年进入数力系的二百四十人当中就有少部分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级的文化程度差距很大。当时系里决定这些学生一起大班上课，习题课则按入学成绩分成九个小班，每个小班大约二十几人。为了避免造成学生思想上的压力，我们在分班的编号上采取了些策略，成绩最好的是三、六、九班，二、五、八班是成绩中等的，一、四、七班是成绩差的。我除了给全年级讲高等代数课，还带一班和九班的习题课。有些同学基础比较差，听课和做习题都存在困难，我就对他们加大辅导力量。还有个别同学，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小学和中学的系统训练，不仅是数学方面的问题不能理解，而且阅读能力达不到看懂教科书的水平。我记得开始一段时间，每次讲完大课，晚上就把少数困难的学生找到办公室，领着他们像念语文课文一样念教科书。经过几年的努力，其中有一部分同学赶了上来。对于学习基础好的学生，我们也给他们特殊培养。我记得从二年级开始，我们在全年级组织了两个小组，我负责代数方面的小组，已故的程民德教授负责分析小组。我们分别找些课外的文章指导这两个小组的同学学习，比较早地培养他们的科学研究能力。有的同学在参加小组的时候，就写出了研究文章，为此我们出了自己的刊物，发表学生的研究成果。这个年级虽然入学时成绩参差不齐，但经过大家的努力，后来不但总体上学习成绩是好的，而且思想极其活跃。这次聚会的时候，

根据同学们的统计，这个年级出了七个院士，还有相当多的同学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

习题课是学习苏联之后才有的一种教学形式。当时数力系有个苏联专家，叫贝洛娃。她是系主任的顾问，由她给全系教员讲习题课怎么上。一次习题课一般是两节，讲四到五个题，一道题大概做二十分钟。教员不能一下子就把几个题目全写出来，而是做完一道再写另一道。教员找一个学生在黑板上做，在他做的过程中不断提示，以此为全班做示范。教员在指导同学在黑板上做题的同时，还要在下面巡视，看到哪个学生做错了，或是不会做了，就进行指导。学生在上课前要把习题本放在座位边的小桌子上，教员在巡视时还要批改上次习题课留下的作业。我们严格按照苏联专家的方法来上习题课。数学系因为在这方面做得好，在全校受到表扬。现在看来，这套做法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但由于当年的教员对工作极端认真，习题课还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我记得有一年元旦，学生给我写了封信，说在习题课上我虽然给了他们许多指导和提示，但同学们都感觉到题目是自己做出来的。这就说明当时的习题课在调动学生参与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教学上学习苏联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考试全部采用口试，做法是先出二十个考题，写在纸上，学生一个个进来，每个人在这些题中抽一个题，抽完出去准备十分钟，进来向老师表示这个题怎么做，在黑板上写出来。我在看学生做题的时候，还要提一些问题，范围可以超出这个题目，考察他们对概念理解得是否清楚。每个学生考试大体上要半个小时，二百四十个学生，就我一个主讲教员，每天八小时，考了十六天，这十六天考下来我累得大病一场。

除了讲大课和给两个班上习题课，我还负责全年级的答疑。一个礼拜大概抽半天时间，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学习上的问题。在一年半的上课过程中，我与学生的关系搞得很好，给学生答疑时，除了学习上的问题，一些生活问题，包括恋爱方面也来征求我的意见，当时对他们的恋爱问题我也发表了很多看法，现在看来我发表的意见有些是很可笑的，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并且也没有结婚。

五四级的同学后来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大多数在复杂的生活考验中走了过来。有一部分人并没有从事数学和力学方面的工作，完全改了行。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是令我感到很高兴的一点。回想当年，我们这些教员的教学水平并不都是高的。学生后来有很好的发展，主要是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大家始终记住我们这些教员，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态度，大家对工作都极端负责，都是尽最大的力量把工作做好。很多学生感到，他并不是从当时老师的学问中，而是从老师的治学态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五四级的同学都是近七十岁的人了，可以说即将走完他们人生的旅程。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觉得，我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才真正懂得了孔子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对于人的一生来讲，五十年是漫长的。我们有幸共同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进入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新时代。同学们都有了很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有很多感慨。大家聚在一起，抚今追昔，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4年5月

（本文选自《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附录，丁石孙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

张世龙先生的回忆

（以下两段文字摘自张世龙先生回忆《燕园絮语》中的两节）

十四、大跃进中设计计算机

反右派远动刚过，1957年底，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发了《乘风破浪……》的长文，刮起大跃进放卫星的大风。我很受鼓舞，主要是以为不再斗政治，抓业务了。可是后来表明，我又错了。不过到底我己顺利地开设了“计算机原理”和“脉冲技术”两门课，同时开设了一组电子管开关电路实验。又设计制造了一台与人对弈的继电器的“连三子”的游戏机，虽然十分简单，但当时还颇受同学的欢迎。有了初步成果，想进一步提高。恰好北京电子管厂已大批量生产各型电子管。出现了一个念头，装配一个最简单但较完整的计算机，它不是实用的，但可以显示计算机运行（程序）过程，当时就叫它为模型机，一时无法制造存贮器，先以开关代替。效果尚可。

1958年是大跃进年，陆平同志调入学校任党委书记，史梦兰和张群玉、谢道渊、王学珍等同志任副书记。这时要推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看来江隆基同志要走了。张群玉同志过去对我说：她问江副校长能否调几个干部来校，并说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从团中央调来若干人。江当时回答我没有那个大“团”。这次陆平同志由铁道部（付部长）调来北大，却真的带了几个人来。不知为何给数学力学系调来新的总支书记——刘×（原铁道部外事局（副？）局长），她是抗战时参加革命的知青，认识很多晋察冀老干部。当时已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又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实在说，我当时并没关心公社的公共食堂，产粮放卫星之类，而一心扎到计算机系统中去。正是所谓“形势比人强”，在那种全国热腾腾的劲头中，我头脑也发涨了，冒然在总支委员会中提出我们自己设计制造计算机，并定名为“红旗”， （源于当时出版了《红旗》党刊和“三面红旗”）。这大大鼓舞了刘×，她积极支持，并提出要“超英”！其实当时我并不了解多少国际计算机发展，甚至不知道此时在Kirbum教授领导下曼彻斯特大学己开发了“操作系统”这个最重要的系统软件。不过当时确实有了些想法，并和董铁宝教授一起分析比较了苏联的BISM和美国第一台计算机EDVAC的指令系统和总体设计的优缺点，以及可以作哪些改进。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比较简约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主要是二位一乘的乘法和减少寄存器间的传送）较快的设计。电路设计采取尽可能简单但可靠并易于（用电表）测试的静态二极管逻辑方案（当时从苏联进口了大量锗二极管）。其实我们并没有工程力量，更没有制造有数千只电子管的复杂机器经验。我们动员了全专业的学生，投入研发，叫做大兵团作战。我直接领导吴大奇、杨天锡助教和包括王选、许卓群、董士海等在内的几个我认为最优秀的四、五年级同学共同作总体设计、逻辑设计。

因为他们己通过我的课程，完全掌握了计算机运行原理，所以我可以按部件，分别交待了我和董铁宝先生讨论的某些细节，并让他们分组由大逻辑框图到部件直到“插件”级的逻辑结构为止的设计，要求每一步都作出图纸和说明。应该说这个工作还是成功的，后来并没有发现什么错误。顺便说，他们还证明了布斯书中的补码乘法（原书无证明），并又证明了我们自行设计的二位一乘的补码乘法。我还领导王良训、刘有文助教和几个实验员设计了各种逻辑电路，确定了测试合格、不合格的标准并制成测试台（王良训同志是无线电工出身，物理系提前毕业生，对电子管的电路和装配工艺都较熟悉）。由于我们强调可靠、简约，所以此项工作也完成得不错。我们还动员了一批学生配合学校教学设备处，到全市电机行业采购了一批直流发电机和交流电动机以及相应的配电盘。由系加工厂协助安装了直流发电机组，又由我直接领导一个实验员和几个同学装配了稳压有蓄电池浮充的控制系统（控制直流发电机的励磁电流以控制发电电压）。总之，不到半年，各项工作都进行的比较顺利而有条理。

但是北大是个只有理科的大学，不但加工力量小，缺乏工程设计人员，并且缺乏金属材料。为此，我与王良训同志多次去我系为建设大风洞做维修的机械加工厂，与老师傅们探讨计算机的机架、插件的结构与加工。最终决定用铝板作插件架，由老师傅加工几套简单模具、用手工冲制铝板的插件零件，再用螺钉紧固。而机架上的插件底板则用铸铝，铣后成形。铝材是同学们去南郊机场拉回报废飞机的破外壳．重新溶化浇铸。所有“力气活”都由工厂的师傅们作示范，交给低年级同学作。而用角钢插接的机架则由工厂加工，冷却通风的鼓风机也由工厂设计制造。电子管需要有6.3伏的灯丝电源（电流为0.6安，0.3安）。一个有几百只电子管的机架，就需要两个大容量的220/6.3伏变压器，当时矽钢片极度缺货，恰好我在旧货摊以极低价格买了一批从报废的火车灯变压器拆下的“口”型而非通用的“山”型的矽钢片（废品店只要可再加工的铜线，要把难再加工的矽钢片扔掉）。我们就利用这批被报废的矽钢片作为变压器铁心，用手工绕制了粗铜丝的6.3伏次级线圈，又浸渍了清漆加强绝缘。这一切能充分利用完全无经验的学生的劳力、因陋就简的设计和制造，看来都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当我向党总支汇报上述成果时，确实有些飘飘然。刘×更是兴奋地说：要放卫星了！朱德元帅曾在此期间来校视察。陆平陪同他专门来看我们的工作。校刊记者曾给我向朱老总汇报时照了像。可惜我保留一张在文革时丢失。听说校史馆有张放大的，但底片也不见了。当时很讲究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群众运动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多、快、好、省。我这个时期的工作似乎正合了拍。这样在领导心目中大约算是个有闯劲、有能力的又红又专的干部吧！

其实我们的工程藏着重大隐患而不自觉，反以为这个菓子可以摘了。恰好国防科委又提出参照美国的SAGE（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研发自己一套系统。SAGE的核心是由麻省理工学院(MIT)研制的超大型计算机（这是就当时工程技术水平而言，现代一台笔记本计算机的速度要比它高几百倍、存贮容量更高上万倍）。由于当时我国研发计算机的力量十分薄弱，并且主力忙于仿制BISM（即104机），无法投入大量人力。而当时半导体研究所在王守仁、林兰英等教授领导下已拉制成功单晶锗，正在研发合金扩散型锗晶体管。于是主持此项任务的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将军决定先集中一部分人力搞先期研发，主要是计算机的系统设计。刘×与安东很熟，不知怎的，大约是她的推荐，安东邀我同去计算机研究所，会见了阎沛霖所长，商定由北大、计算所、五院各出两三个人，由我负责主持前期的系统设计。确定这个系统由三台晶体管计算机组成。总称109机，分甲、乙、丙三机。半导体所将组建109厂专门为此机生产晶体管。

当时参加系统设计的有计算所的高庆狮、周巢尘，北大的周炜（此三人都是我的学生），五院的虞承宣、沈绪榜等同志，数学所数理逻辑专家胡世华教授，北大董铁宝教授也受邀参与过几次讨论。这样我就得两边忙，白天大部分时间在计算所，晚间回学校再工作。安东将军曾建议我专任109工程的总工程师，当然这是一条能飞黄腾达的道路，但我以年轻，没有经验为由谢绝了，声称系统总体设计完成后我先回学校，待晶体管能批量生产后，再回来。其实我心里总有作教师的念头。一方面是聚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另一方面又是向往有个窗明几净的条件，有空闲能埋头读书的大学教师生活。按当时的批判标准就是既好为人师，又是自由主义。不过这的确是我的心愿。所以两次我多少有了选择工作岗位的机会，最终都还是选择了教师，虽然这是最清苦的选择。

109厂迟迟未能投产，阎所长很着急，我建议可以用电子管先开发甲机，这祥当晶体管生产有了保证，正好可以继续开发后二机。安东将军和阎所长都同意。于是我必须在总体系统设计的基础上作完甲机的逻辑设计。吴几康研究员负责电路设计（后来他也因研制此机有功，成了全国人大代表），我们配合的很好，成了好朋友。此后109甲称为119机，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成功的大型计算机。华东计算所的所长何育辽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来北京寻求支援，我介绍他采用119设计生产，结果成功制成502计算机，这台机器为研发氢弹立了功。由于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119机，对北大红旗机的研发工作就放松了。不久就发现开始大量加工插件后，出现了一系列质量问题和大量废品。这是由于当时学生群众惑于所谓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实质上是不顾工艺规定的蛮干。必须承认，当时我心情相当浮燥，严厉指责了管理生产的实验员和学生干部，却没有想出有效办法，只是要求学生劳动必须服从指挥，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举一例，学生们发现实验室中有“焊油”，用起来比酒精溶解松香的助焊剂好用的多，既快又方便。于是他们自行决定使用焊油取代松香。殊不知焊油含酸，虽一时方便，日后却极易形成“虚焊”，所以我们用酒精松香取代之。这也是当时电子设备生产普遍使用的工艺。为此我当时确实是火冒三丈。实验员倒是可以接受，因为他们曾劝阻而无效，但学生干部却不能接受这种指责，而以为是暴跳如雷地打击群众积极性。后来反右倾批判时，就上升到以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自居，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了。

总之，我身兼两项任务，已经压的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足了，又遇到不顺利的事，更是心情浮燥，的确发了一些脾气（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发脾气”的时期。在此前后，人们普遍认为我是个易于相处的和气人）。学生干部向总支书记反映了对我的意见，但当时我仍茫然未知（一般说，我从不琢磨别人、乃至领导对我有什么想法。当然我会注意正面批评，但也不会全然接受）。与此同时，不知何人建议，又按大办人民公社中全民皆兵的办法，把参加红旗工作的教员、实验员、学生按连队编制成所谓“红旗营”，我任“营长”，一位脱产的学生干部为“教导员”，动不动还要我发“指示”、 “命令”，作教师哪能有这么一套呀！真是没办法。又不知何人建议，受教育部委托，由各综合大学选派青年教师来北大进修计算机原理，这批约二、三十名的教师也参与了红旗机的一部分工作。结果是人多手杂，表面看还井井有条，实际上埋藏了极多隐患。这次虽不需我一人承担讲课（四个助教作了分工），可是还得我帮助安排教学大纲，并且根据学员要求，我还得最后讲两三节系统设计问题。实际上我讲的是红旗机和119机系统设计中一些我自以为是较独创的想法。有指令系统的分析（单地址与三地址比较，以解多重积分、线性代数方程组为例，这是我与董铁宝教授共同研讨的结果，证明了单地址不仅节约程序量、删除不必要的访问存贮器，从而加快计算速度，并且降低了对存贮量的需求。从此我国设计的计算机始终是单地位指令系统了），转移指令（现常称为跳跃）特别是各种方式的子程序调用的指令结构。解释我当时并没关心公社的公共食堂，产粮放卫星之类，而一心扎到计算机系统中去。正是所谓“形势比人强”，在那种全国热腾腾的劲头中，我头脑也发涨了，冒然在总支委员会中提出我们自己设计制造计算机，并定名为“红旗”， （源于当时出版了《红旗》党刊和“三面红旗”）。这大大鼓舞了刘×，她积极支持，并提出要“超英”！其实当时我并不了解多少国际计算机发展，甚至不知道此时在Kirbum教授领导下曼彻斯特大学己开发了“操作系统”这个最重要的系统软件。不过当时确实有了些想法，并和董铁宝教授一起分析比较了苏联的BISM和美国第一台计算机EDVAC的指令系统和总体设计的优缺点，以及可以作哪些改进。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比较简约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主要是二位一乘的乘法和减少寄存器间的传送）较快的设计。电路设计采取尽可能简单但可靠并易于（用电表）测试的静态二极管逻辑方案（当时从苏联进口了大量锗二极管）。其实我们并没有工程力量，更没有制造有数千只电子管的复杂机器经验。我们动员了全专业的学生，投入研发，叫做大兵团作战。我直接领导吴大奇、杨天锡助教和包括王选、许卓群、董士海等在内的几个我认为最优秀的四、五年级同学共同作总体设计、逻辑设计。

因为他们己通过我的课程，完全掌握了计算机运行原理，所以我可以按部件，分别交待了我和董铁宝先生讨论的某些细节，并让他们分组由大逻辑框图到部件直到“插件”级的逻辑结构为止的设计，要求每一步都作出图纸和说明。应该说这个工作还是成功的，后来并没有发现什么错误。顺便说，他们还证明了布斯书中的补码乘法（原书无证明），并又证明了我们自行设计的二位一乘的补码乘法。我还领导王良训、刘有文助教和几个实验员设计了各种逻辑电路，确定了测试合格、不合格的标准并制成测试台（王良训同志是无线电工出身，物理系提前毕业生，对电子管的电路和装配工艺都较熟悉）。由于我们强调可靠、简约，所以此项工作也完成得不错。我们还动员了一批学生配合学校教学设备处，到全市电机行业采购了一批直流发电机和交流电动机以及相应的配电盘。由系加工厂协助安装了直流发电机组，又由我直接领导一个实验员和几个同学装配了稳压有蓄电池浮充的控制系统（控制直流发电机的励磁电流以控制发电电压）。总之，不到半年，各项工作都进行的比较顺利而有条理。

但是北大是个只有理科的大学，不但加工力量小，缺乏工程设计人员，并且缺乏金属材料。为此，我与王良训同志多次去我系为建设大风洞做维修的机械加工厂，与老师傅们探讨计算机的机架、插件的结构与加工。最终决定用铝板作插件架，由老师傅加工几套简单模具、用手工冲制铝板的插件零件，再用螺钉紧固。而机架上的插件底板则用铸铝，铣后成形。铝材是同学们去南郊机场拉回报废飞机的破外壳．重新溶化浇铸。所有“力气活”都由工厂的师傅们作示范，交给低年级同学作。而用角钢插接的机架则由工厂加工，冷却通风的鼓风机也由工厂设计制造。电子管需要有6.3伏的灯丝电源（电流为0.6安，0.3安）。一个有几百只电子管的机架，就需要两个大容量的220/6.3伏变压器，当时矽钢片极度缺货，恰好我在旧货摊以极低价格买了一批从报废的火车灯变压器拆下的“口”型而非通用的“山”型的矽钢片（废品店只要可再加工的铜线，要把难再加工的矽钢片扔掉）。我们就利用这批被报废的矽钢片作为变压器铁心，用手工绕制了粗铜丝的6.3伏次级线圈，又浸渍了清漆加强绝缘。这一切能充分利用完全无经验的学生的劳力、因陋就简的设计和制造，看来都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当我向党总支汇报上述成果时，确实有些飘飘然。刘×更是兴奋地说：要放卫星了！朱德元帅曾在此期间来校视察。陆平陪同他专门来看我们的工作。校刊记者曾给我向朱老总汇报时照了像。可惜我保留一张在文革时丢失。听说校史馆有张放大的，但底片也不见了。当时很讲究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群众运动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多、快、好、省。我这个时期的工作似乎正合了拍。这样在领导心目中大约算是个有闯劲、有能力的又红又专的干部吧！

其实我们的工程藏着重大隐患而不自觉，反以为这个菓子可以摘了。恰好国防科委又提出参照美国的SAGE（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研发自己一套系统。SAGE的核心是由麻省理工学院(MIT)研制的超大型计算机（这是就当时工程技术水平而言，现代一台笔记本计算机的速度要比它高几百倍、存贮容量更高上万倍）。由于当时我国研发计算机的力量十分薄弱，并且主力忙于仿制BISM（即104机），无法投入大量人力。而当时半导体研究所在王守仁、林兰英等教授领导下已拉制成功单晶锗，正在研发合金扩散型锗晶体管。于是主持此项任务的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将军决定先集中一部分人力搞先期研发，主要是计算机的系统设计。刘×与安东很熟，不知怎的，大约是她的推荐，安东邀我同去计算机研究所，会见了阎沛霖所长，商定由北大、计算所、五院各出两三个人，由我负责主持前期的系统设计。确定这个系统由三台晶体管计算机组成。总称109机，分甲、乙、丙三机。半导体所将组建109厂专门为此机生产晶体管。

当时参加系统设计的有计算所的高庆狮、周巢尘，北大的周炜（此三人都是我的学生），五院的虞承宣、沈绪榜等同志，数学所数理逻辑专家胡世华教授，北大董铁宝教授也受邀参与过几次讨论。这样我就得两边忙，白天大部分时间在计算所，晚间回学校再工作。安东将军曾建议我专任109工程的总工程师，当然这是一条能飞黄腾达的道路，但我以年轻，没有经验为由谢绝了，声称系统总体设计完成后我先回学校，待晶体管能批量生产后，再回来。其实我心里总有作教师的念头。一方面是聚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另一方面又是向往有个窗明几净的条件，有空闲能埋头读书的大学教师生活。按当时的批判标准就是既好为人师，又是自由主义。不过这的确是我的心愿。所以两次我多少有了选择工作岗位的机会，最终都还是选择了教师，虽然这是最清苦的选择。

109厂迟迟未能投产，阎所长很着急，我建议可以用电子管先开发甲机，这祥当晶体管生产有了保证，正好可以继续开发后二机。安东将军和阎所长都同意。于是我必须在总体系统设计的基础上作完甲机的逻辑设计。吴几康研究员负责电路设计（后来他也因研制此机有功，成了全国人大代表），我们配合的很好，成了好朋友。此后109甲称为119机，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成功的大型计算机。华东计算所的所长何育辽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来北京寻求支援，我介绍他采用119设计生产，结果成功制成502计算机，这台机器为研发氢弹立了功。由于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119机，对北大红旗机的研发工作就放松了。不久就发现开始大量加工插件后，出现了一系列质量问题和大量废品。这是由于当时学生群众惑于所谓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实质上是不顾工艺规定的蛮干。必须承认，当时我心情相当浮燥，严厉指责了管理生产的实验员和学生干部，却没有想出有效办法，只是要求学生劳动必须服从指挥，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举一例，学生们发现实验室中有“焊油”，用起来比酒精溶解松香的助焊剂好用的多，既快又方便。于是他们自行决定使用焊油取代松香。殊不知焊油含酸，虽一时方便，日后却极易形成“虚焊”，所以我们用酒精松香取代之。这也是当时电子设备生产普遍使用的工艺。为此我当时确实是火冒三丈。实验员倒是可以接受，因为他们曾劝阻而无效，但学生干部却不能接受这种指责，而以为是暴跳如雷地打击群众积极性。后来反右倾批判时，就上升到以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自居，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了。

总之，我身兼两项任务，已经压的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足了，又遇到不顺利的事，更是心情浮燥，的确发了一些脾气（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发脾气”的时期。在此前后，人们普遍认为我是个易于相处的和气人）。学生干部向总支书记反映了对我的意见，但当时我仍茫然未知（一般说，我从不琢磨别人、乃至领导对我有什么想法。当然我会注意正面批评，但也不会全然接受）。与此同时，不知何人建议，又按大办人民公社中全民皆兵的办法，把参加红旗工作的教员、实验员、学生按连队编制成所谓“红旗营”，我任“营长”，一位脱产的学生干部为“教导员”，动不动还要我发“指示”、 “命令”，作教师哪能有这么一套呀！真是没办法。又不知何人建议，受教育部委托，由各综合大学选派青年教师来北大进修计算机原理，这批约二、三十名的教师也参与了红旗机的一部分工作。结果是人多手杂，表面看还井井有条，实际上埋藏了极多隐患。这次虽不需我一人承担讲课（四个助教作了分工），可是还得我帮助安排教学大纲，并且根据学员要求，我还得最后讲两三节系统设计问题。实际上我讲的是红旗机和119机系统设计中一些我自以为是较独创的想法。有指令系统的分析（单地址与三地址比较，以解多重积分、线性代数方程组为例，这是我与董铁宝教授共同研讨的结果，证明了单地址不仅节约程序量、删除不必要的访问存贮器，从而加快计算速度，并且降低了对存贮量的需求。从此我国设计的计算机始终是单地位指令系统了），转移指令（现常称为跳跃）特别是各种方式的子程序调用的指令结构。解释了两个独立的存贮器形成的指令流与数据流并行的结构，这种结构实质是后来出现的流水线并行系统结构的雏型。我还介绍了以大容量的变址存贮器实现多重变址的设计。实际上这些都是我在119机的系统设计中提出的新思想。当然，我后来的遭遇，使我无从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我还介绍了两项小技术，即单脉冲发生器和输入自举程序。那是在我充分理解了计算机结构原理后，提出的问题，即如何令计算机开始进入工作状态？显然处于静态的计算机必需收到一个“饱满的”启动脉冲后，进入运行状态，然后又关闭这个脉冲源。也就是按启动键后只能发出一个完整脉冲，故称单脉冲发生器。我是用逻辑电路实现的，并且这个脉冲是从计算机同步脉冲中选出的。计算机进入运行状态后怎样把准备好的在五孔的电报纸带上穿孔的数据和程序送入指定的存贮器地址中去。BISM解决这两个问题很简单，它是把计算机置于静态之后，启动纸带输入器，用纸带同步孔产生脉冲，从“0”地址开始，把纸带上的程序和数据顺序送入存贮器，直至输完后，再启动计算机，从“0”地址开始运行程序。这个方法似乎不太灵活。记不得在什么文献中提到一句（剑桥或伦敦大学的）计算机用“自举”( bootstrip)程序输入。恰好我知道电子管锯齿波扫描电路( sweep circuit)有一种是自举电路即bootstrip circuit， （字源于英国谚言，抓着自己的靴带，把自己拉上天）。于是就揣摩如何实现这种自举程序，最后通过对控制台增加一个开关寄存器，只需在纸带开始两行指令，即可把纸带后续的信息按要求逐次排列好。待完成输入，又自动启动程序。这两项技术虽小，但的确改进了BISM的输入方法。

尽管当时我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红旗机装配仍难满意，助教、实验员不断向我反映学生“胡搞”。我的时间主要用于技术工作，没有时间真正了解情况。因此情绪有很大波动，不断对学生干部发脾气。这些自然反映到了总支、刘×那里，而刘×又坚持要尽快完成任务，强调要解放思想，发动群众，尊重群众（其实就是大量低年级同学）的首创精神。而我则认为这些都是说空话、大话。在激烈辩论中，我的确说了一些伤人感情的话。例如：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们自己下去干，不要光说不练等等。当有同志以加速建成共产主义大学为由，要求我们加速红旗机的研制。我说全社会也没有进入共产主义，何能建成什么共产主义大学。有同志说这是陆平同志提的要求（当时我白天大都在搞119机设计，故学校很多会议都未参加）。我则答以谁说的也不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在总支争辩最高潮时，我的确拍过桌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发脾气”。这些后来都成了我“反对党的领导”的罪行了。但我始终不承认反对党领导干部的意见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没有多久，到了1959年秋，反右倾运动来了。说是十七级以上干部，实际扩大到总支级干部，为了批判我，还扩大到我所在的分支委。这时119机的系统设计已通过了，开始部件的逻辑设计，红旗机己基本装配完成，开始按部件分调了。我则被迫受批判作检查，已没有工作权利，更谈不上什么领导、主持设计、研制了。119机最后由高庆狮、沈绪榜、吴几康等同志完成了。红旗机由于制造工艺粗糙出现了大量虚焊、错焊。调试遇到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由杨天锡、王选、陆仲辉、许卓群等同志主要是王选的努力，终于能稳定运行短短时间，算是通过了“验收”。不过我己调入国防工业部门。验收时，承蒙周培源先生之邀我还是回校一观。

我参与了我国前两台自行设计制造的计算机的工作，并在初期系统设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却都未具全功。但青春无悔，一方面是在当时政治条件下中断了我的工作。另一方面自以为在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大胆探索方面带了个头。至少影响（不是“培育”）了北大计算机教学科研集体的敢于创新的学风。对后来北大完成了我国第一台百万次计算机的研制，王选同志领导的计算机照排系统成功，可能有点带头的作用吧！

十五、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卢山会议之后，在党内（十七级以上）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在这次“路线斗争”中我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先回忆北大发生的两件与我无甚关系事情。我不是江副校长主持的党核心会的成员，只是在教学研究科长的职务上，参加过若干次讨论教学改革的会议。待我去计算数学教研室后，已不是党委委员了。但不知为何却参加了两次有党委常委和江副校长的会议。一次是在教育部，由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和黄松龄副部长主持，名日“帮助”实为批判江隆基同志“右倾”。在这次会议上，有同志发言很激烈，我实说不出什么，好在事先也没人给我打招呼，我也就一言未发。会议后不久江就被免去北大副校长职务，后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党外的马寅初校长也被免职，由陆平同志任校长、党委书记。记不准确，大约在此会之前，曾参加了一次在江副校长家中召开的核心会。由江隆基同志宣布市委开除邹鲁风同志的决定，并审查所谓“两校（北大、人大）河南、河北调查组”。调查组的北大负责人马振明、汪子嵩二同志犯“严重错误”，接受批判检查（后被开除党籍）。原来邹鲁风是刚从人民大学调来北大任第三副校长，恰值中央号召到基层调查人民公社等问题。于是他建议北大、人大文、法科一部分教师深入河南、河北几个县、公社作调查研究，重点是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社员分配等问题。刚刚拟好调查提纲开始工作，就遇到了“反右倾”。于是这个调查提纲就成了“污蔑三面红旗向党进攻的反党纲领”了。市委作此宣布后，当夜邹鲁风同志就自杀了，于是以“自绝于党”论处，开除党籍。事先我并不知邹鲁风其人，马振明同志是老干部，在开校委会时，被介绍任新建法律系副系主任（系主任陈守一同志尚未到职）。汪子嵩同志是哲学系教师，我们较熟。院系调整后，全国大学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于北大，这个系里工作全靠子嵩同志支撑，我当时是教学研究科长，又是党委统战委员，所以与他有不少联系。他是位有学问，工作又很负责、细致的同志。听到如此，十分震惊。不知运动后面烧到哪里？

很快有了答案。召开了全校十七级干部重点批判大会，批判对象是我的好友孙亦樑同志。这个批判让我非常不舒适，因为批的大体都是孙对大跃进式科研，即胡闹的所谓科研，也包括对陆平同志在全校师生大会号召全民大搞“半导体”、“超声波”的批评。这些都定为反对大跃进、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等等。更让人厌恶的是，当时一些农村生活己出现困难。老孙说些书生话：人缺乏蛋白质会很快饿死，并举列宁格勒（被纳粹集团围困时）饿死大批居民为例。一位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法律副博士（苏联当时学位，大体较硕士略高一些）上台“批判”，说他刚去列宁格勒，那里人民生活非常富足，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饿死人，说老孙纯粹是反苏的诬蔑。你如何能接受这种“批判”呢？！过去我也组织过多次言不由衷的“批判”，但无论如何不能过于离谱。 就在批孙亦樑大会中间休息时，没有一个人去和老孙谈话，都远远离开他，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坐在第一排坐位上。我想，同志愈处境困难，愈需要安慰和帮助。于是在数十名干部中，只有我一人过去坐茌老孙旁边，和他交谈、鼓励他，不要在意有些人不了解情况的瞎批，但我们都有些“重业务、轻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在这个方面，根据自己实际，实事求是的检查。不过不必安慰别人了，批孙大会不过是个样板，很快我也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了。这里要作一交待，在秋季开学前，成立了由物理系中分出来的无线电系。计算机（硬件）部分也从计算数学教研室中分出来成立了计算机教研室，我任教研室主任，并入无线电系。因此对我的批判是在新建的无线电系总支委中进行。从教育部调来总支书谭××。系主任是原普通物理教研室的汪永铨同志。他们并不了解我的情况，所以只能从数学系总支那里现趸现卖。当然我们教研室也有三位党员参加（一人为总支委）。原来此时数学系总支在刘×主持下大批林建祥“反党集团”，涉及了当时几个党员教师（董怀允、萧树铁以及丁石孙等）。罪名是压制歧视工农出身的青年教师、吹捧资产阶级教授，反对党的领导，包庇右派，后定林为“漏纲右派”，……。虽未把我罗入“反党集团”，但说是“一拍即合”是“假左派、真右派”“包庇右派”等等。至于我的其它罪名：第一是反对党的领导一一具体的就是反对陆平、刘×的一些说法和作法；第二是反对群众运动，以资产阶级权威态度压制群众首创精神；第三是反对大跃进，反对多、快、好、省。在批判之始就先批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孙亦樑划不清界限。我对有些批判认了账，例如在总支会上发脾气，对学生干部发脾气，但坚持不承认反对党的领导和压制群众。更不承认与孙亦樑交谈、帮助他有什么过错。但总得过关，于是检查自己的“重业务、轻政治、只专不红”的脱离政治的倾向，又暴露自己长期羡慕有机会能在窗明几净下埋头读书的愿望，自我批判定为世界观还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绪。总之我是用重业务、轻政治的盾牌抵住批判。最终既未过关，也没说挂起来。自我感觉是当时无线电系总支虽有个别人想加码批判，但主要负责人书记和主任似乎不愿搞得太过。例如我们教研室分支委一位工农出身的老党员提出我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并没有遭到制止或批驳。须知当时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只许说“坏”，不许“摆好”。所以彭德怀平江起义成了“入股”，生活简朴成了“伪君子”！

于是我被停止了一切工作等待处理。更断了119机的设计工作，就是红旗机的工作也断了。不过最终还是为红旗出了点力。原来北大自己烧制铁淦氧存贮磁芯未能成功，所以未能安装存贮器。当时的负责人让我想办法，我只好老着脸皮找科学院计算所阎沛霖所长求援。他们己成功制成磁芯，但成品率不高，只能给我们较次的产品。因此，必须放弃更节约的“电流重合法”，寻求能利用质量较差的磁芯的存贮方案。最后我选定了“偏流方法”，并设计了相关的电路，作了基本实验，最后由其他同志完成了，这样红旗机才算完整了。至于王选等同志如何克服几乎难以克服的调试困难，由于禁止我入机房（多么可笑！）我只听说极其艰辛，却无具体了解，直到1963年王选同志回上海家中养病，我到上海出差去看他，才知道他实是过劳了。

终于在1960年春得到结论，我被定为“以党内专家自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分为严重警告。在北大戴同一顶帽子的还有原子能系孙亦樑（开除党籍），历史系的田余庆（我记得我是处理最轻者，老田是留党察看？）共三人。据说这项古怪的帽子是康生定制的！我也就下放到京西斋堂公社劳动改造去了。

（《燕园絮语》完稿于2004年）

在'夹缝'中谋发展

——在“漏气皮球”中的奋斗

陈耀松

院系调整后清华的领导要把清华改建成‘不漏气的发动机’。转眼60年，教改前后对比，变化之大国内又有哪家能与之相比？学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计成绩就按出人才为准。教改前清华出学者，教改后就出国家领导人。教改负责人的原旨是培养工程师，自称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而实际上由于大量进行‘与人斗’，由此出了一大批‘与人斗’的政治家。斗争胜利了，权到手了，要什么帽子就有什么帽子：工程师、教授，院士，随便挑，什么帽子都靠权来要。

北京大学同在一个教委下，只是校长江隆基‘革命觉悟’低，跟不上。而更深的原因在于北大有点‘迂’，一付老骨头转身难。本是一个‘漏气的皮球’，怎靠鼓气要它去‘革命’！

院系调整那年我还未毕业，在研究生班里跟在别人后面闹了两年‘革命’，什么书也没念。周老负责到北大创建一个国内绝无仅有的力学专业，没有班子就在研究生里抓了一个‘愣头青’——在下本人跑跑腿。由于片面理解‘为人民服务’，就自以为是地忙着建设专业。不读书了，再去读书就是为自己，我要‘为人民服务’。专业如何建？好在有一份莫斯科大学力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完全照办。记得第一次给气象专业讲流体力学，苏联大纲先列全部讲授内容，后列习题课。于是‘学习不走样’，临到学期结束每堂都是习题课，习题与讲课脱节，师生都叫苦。这样的故事真是太多，当时不但没有人来管我，还得要我去管别人，譬如，安排某某人讲流体力学，也不知道该征求个意见。我只是做到别人挑剩工作归自己，但还是遭人怨。

在工作上自作主张的地方太多。力学独此一家，谁也不愿来管，而我自己就自以为是地要做这要做那。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在北大建低速大风洞了，此后我曾就北大建设风洞的教训写过一篇短文，不在这里讲了。在专业建设上我很‘积极’，有点瞎积极，但在学习政治的会上我很少发言。原因是自己政治书籍读得少，说不出个道道。碰到问题想不通总归于可能是自己出身不好，想不通源于自己的‘阶级立场’有问题。每次运动一来，我被认为‘在敌人向党进攻时麻木、思想严重右倾’。许多我的好朋友，大好人被打成右派，而我就戴了一顶‘思想右倾’的帽子混过了关。1957年我借调去五院，避开了校内反右。59年底又奉调回北大，正赶上反右倾。当年领导我工作，帮助我工作的一批建校主力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那时按我的工资已是‘十七级干部’，虽然自己没挨批，可是批判会都得去听。我反复地听，用我以前政治学习学到的知识来分辨这些批判都是是非颠倒。以前每逢这样的场合总怀疑自己的立场，看来是受愚弄而不自知。从此我对政治问题一概不发表意见，对遭政治迫害的同事和亲友感到同情而又无奈。我在政治上本是一个低能儿，在这世上我又能做些什么才对得起劳动人民为供我的这份口粮呢？我找不到目标。唯有帮别人做点计算，修点机械算是为人民服务而得点安慰。当然，我生性好奇，北大有多种系科，各种仪器。特别是那些淘汰的破旧仪器，任你拆任你‘修’，我发现可以在此自建一个‘乐园’。自从52年跟周老来到北大，生活、工作实践中发现：只要不触犯别人（以前当秘书，分配教学工作时总会‘触犯’别人。现在不当干部不会触犯别人了），不把派出所的人引进校园来，那么你在北大爱干啥就干啥，不会有人来干预，说不定还会遇上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干。原来北大与清华不同，虽都有院墙，此处恰是有裂缝的墙，管理不严。北京大学是一个漏气的皮球。

因为有漏缝，北大里面多少还有点空气，于是就可能有生命。这个生命可能是香花，也可能是毒草，可能叫钱理群，也可能叫孔庆东。我通过这缝张望看到一点光，发现一线希望。我突然悟到这是老天爷留给我活动和发展的空间。我要利用这点空间做尽可能大的事。下面我用事实说话：

（一）‘网事’。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参考》上读到法国人提出‘信息时代’，由此联想到邮政局、电话局。它能成‘气候’，能改变时代？这真无法想象。文革结束时科学院从罗马尼亚引进几台电子计算机，对公众开放，它是仿IBM370，虽然质量不好，但操作系统符合主流。第一次西安计算所开课培训，我从汉中赶去参加学习。每逢讲课，我总搬个椅子挤到第一排。那时我的头发已花白，特别醒目。讲员在培训结束总结发言‘看到白发老先生坐在下面’‘不胜惶恐’，就在此不久分校迁回北京，发现数学所有同样的一台计算机，在化学所南面，与北大力学系相距直线约为1200米。当时我收集了所有的经费买了20根电线杆，请几位退休电工用数学所提供的军用指挥电缆架通远程操控终端。可惜这花一万多元总长1400多米的电缆只用了两次，数学所就送来一张5000元的账单。在校内可以欠账，可以赖账，对外可不能。我再搜口袋，付清了计算费，关了这条通讯电缆。有点可惜，但我并不灰心，因为我实现了远程通讯，虽然只有1400米。当时没有‘猫’，我用日本朋友送我的一架八位机，上面有一个RS-232的串行接口直接联。以后日本朋友再访中国，我就说起这事，他大为惊讶：‘RS-232的规范规定有效距离是20米，你怎么用到 1400米！’。好在我事先并不知道这规范，要不然我不一定会‘倾家荡产’去架‘我的网’，但我终究‘瞎闯成功’了。从这一段插曲你们可以想象为何中关村试验网一开通，第一个用户是我。

1993年我正在美国访问，得知中关村科学院-清华-北大三家互联试验网开通，记得是12月23日。过年回国我首先就去了解怎么个通法？是通了，但只通到学校计算中心–要打电话还是需要跑到‘电信局’，从网络建设的角度看尚差‘最后一公里’。我决定自己来，从北大电话室借了两对电话线，用无线电系（余耀煌教授）自制的调制器（猫）建成‘最后一公里’

建这‘最后一公里’不为发个电子邮件，我要用它建网站。这当然不能指望只有软驱的八位机。正好前一阵Brown U的苏兆星教授带了一台 IPM-PC 来国内讲孤立波。他讲什么我不太关心，我就只盯着他那架计算机。苏教授讲座结束要回美国我就扣住他那计算机不放，‘我还你钱’。经他与美国校方联系，答应了，北大就是我第一个拥有这样的计算机（陈十一就靠这架计算机跟周老做博士论文）。要建网站时，就将这架PC配制成网络服务器。当时经济系得到一批国外捐赠的PC，以前高价买来的16台‘笨’终端都不要了。于是我们就全部借来接上服务器。我建成了一个‘先进的’网络站，免费开放。于是就有我的学生贝志诚蔡全清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呼救清华朱令（他们中学同学）铊中毒一事。

这里我加一个插曲。我的实验室是力学大院小风洞实验室顶上自建的阁楼，一个‘违章建筑’。因为派出所不知道，所以它能存在。平时我都很早到实验室。一天我发现我的学生比我还要早，就问，原来他晚上加班还没有回去。他向我介绍了16个同学自动组织起来救助朱令的事。这当然是好事，我鼓励他们加油……。事成后，我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慰劳，以为事成了，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念书了。没想到‘北大有人里通外国’，党委组织部查来了，他们花了很大力量终于发现了这个阁楼找到了我。我也确实紧张了一阵，赶忙写报告‘一，二，三’。第一是符合政策，第二没有违背政策，第三也没有违背政策…’，总之，‘不认账’。我这份报告一直上报到外交部。外交部批示‘这样的事应该宣传’，这我才松了一口气。据说此后IBM公司总栽亲自来北大赠送一个计算机实验室。北大的迟校长接待时说起北大用互联网救助清华学生，总栽回答说‘此事全世界都知道。正因为北大学生有此创造力IBM公司才将这一实验室送给北大’。可我自己常为此‘哭笑不得’。一次路上遇到计算中心主任张兴华：“老陈这下你可给我们招来麻烦了”“现在许多老干部都带了党委介绍信要我们用互联网给他们治病”。

有了这一网站，我的大部分学生都不再安心搞流体。我对网络的看法与当年董铁宝先生对计算机的看法相同，这仅是微电子技术进步的结果。对搞技术的人大可有为，我们搞力学就是利用，要以它为业有点‘屈才’。但大势所趋挡不住，我最好的学生都跟我说‘陈老师，以后我不搞流体了’。他要搞什么我知道，就说‘好吧’‘我设法送你出去学’。于是我自筹五万元将他送到MIT学网络，居然他在网络方面工作水平超过MIT同人，组长接受他对网络系统改进的建议。当年规定博士毕业两年内不得出国，我向校内负责人私下做了保证，要求容许他在工作报到前出去一次，最后他如约回国（当时国外已高价聘请），我如释重负。只奈北大没有好好用他，很快在国内被别的单位‘挖走’（当时北大只给他每月700元）。正在此时北大承接了教委委派负责‘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校长王义遒专门到计算中心去找人，计算中心的负责人告知‘此人当被挖走’。于是有了下面的一幕：校长教务长请我吃饭，陈佳洱还单独请我学生吃饭（他回来跟我说‘吓了一跳’）。Calis不但要懂网络，更要懂管理。最后我推荐另一个学生，那就是今天全面负责calis的陈凌。王校长对我很信任，‘请他明天来找我’，一见面就任命他为副主任。

以上说的是我的学生，而我自己又拿网作何用？记得我在力学学报编辑部当编辑。当时力学学报编辑部要北大力学专业出一个编辑，我推荐杜珣，杜珣不干我只好自己去充数。力学学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压稿，新上任的主编大刀阔斧，来稿件先砍2/3，而这个工作又全要身在北京的编委做。很见效，但苦了北京的编委。当时我想如果编委之间用网络联系，杂志主要通过网络发行不就能多快好省解决所有问题了？94年网络一通我就试编网络刊物，当年试刊两期，可行。第二年我就建议力学学报编辑部改由网络运行，可惜未被接受。于是我便一个人办起一份网络运行的杂志，网络通天下，当然是国际杂志了。编委都是朋友，答应了那我又如何用网络联络？我到国外收罗了一批因速度低而淘汰的Modem，或者价钱便宜，或者根本不要钱，扛回国来一家一家地去装。只是国内个人不许办杂志，我只得以北大的名义向上申请。其实北大除了盖个章以外什么条件也不给，什么工作也没做。一切都靠我和我的朋友以及学生帮忙，按国内情况，除了网络版尚需印刷版。印刷在系印讲义车间，比较便宜，要大量邮寄没有钱只好自己蹬自行车派送。这份杂志叫《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办杂志的主要目的是树立网络编审和发行的样板，当时这在国际上也是新鲜事。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当时我挂名为北大非线性中心副主任，办杂志算我为‘中心’的工作。数值模拟倒是我本行，只是当时尚未成气候。至于叫‘通讯’完全是尽量低调，只要杂志是正式的，调门越低阻力越小。我坚持了六年，应该说很成功，但北大不领情，在学校出版物广告栏内根本找不到。我做事常常自认为‘成功’就放手，正好有年轻人（我的学生）愿意接手到国外去发展。他们争取到 Elsevier直接出版发行，除大陆外他们又在欧、美各设编辑部。05年他们在荷兰开会，计划争取花5年到10年将杂志办到《Physical Review E》的水平，在2012年他们做到了：

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与 Physical Review E 比较 Impact Factor

COMMUN NONLINEAR SCI    2.806

PHYS REV E              2.255

Hi, Chen Laoshi:

In 2005, we have a meeting at Holand, CNSNS should be as Phyiscal Review E after 5 to 10 years.

So far, we have achieved CNSNS as Physical Review E.

-Albert

如今，这一杂志每年为 Elsevier 创收五十余万美元。

（二）‘力学’为科技服务。我干了一辈子‘力学’，做过大量力学题。但对什么是力学并不清楚。跟着别人做可以，要自己独立发展就找不到‘北’了。改革开放提供了‘自由度’，也逼着自己考虑下一步究竟该向何处走？我就个人思考的结果（写有几篇‘博文’）和理解行事。其实在学校的中心任务还是教书，自己不会写书，只得选现成的教本宣科。但在课余有时候会碰到朋友要我帮忙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在航空磁探中如何消除飞机飞行中的磁干扰。航空磁探不论民生或是军事都十分重要，地矿部设航空大队主要为此，军用探潜主要也靠它。航磁一般用核光泵，对磁非常灵敏。光泵本身不能分辨磁的来源，飞机不但本身有磁性，而还在于飞行时切割空间磁力线产生涡流磁。飞机随着空气湍流作随机跳动，由此引起的涡流磁场也是随机跳动。这个磁干扰信号有时很强，强过待测信号的十倍甚至更高，也就是说随机信噪比小于0.1，这是一个国际公认的难题。为了提高精度人们采用多探头，用不同探头间的差分信号。由于探头设置在飞机不同部位，涡磁场各自不同，无法靠差分对消致使干扰问题更为严重。面对这一‘国际难题’怎么办？我就用林家翘的‘三段论’，先设想一个发生这一磁干扰的模型，然后寻找易于测定这模型运动的参考点，最后记录这些参考点的活动，由这些参数来计算磁干扰量。先是纸上谈兵，要‘试’都得有专门的硬件，譬如，参考点的探头，同步记录仪，等等。这一试就五年，89年起步，94年到胜利油田安装飞机，次年实飞，然后数据拿回北京处理。最后证明这一方法是成功的，04年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又将仪器装上轰炸机探测潜艇成功。记得一次规定在指定海区做飞机离潜艇高度测定，海军的同志跟我们‘躲猫猫’将潜艇置在另一个海区，最后还是被我们仪器找到了。

自89年开始这样一个技术研发至今未断。前后20余年就靠业余时间在这阁楼里‘偷偷’进行的。最后拿出我们以前所有技术积累的75%作为代价换得上海一家公司联系轰炸机和潜艇来试验。它，根本没有得到学校或某方的支持。其间我亦曾通过私人关系将探油成功的资料交给当时的科技部副部长邓楠，邓楠交给高新司曹学军处长处理。处长打电话问我：这个技术怎么样。回答‘成功了’，反馈是‘研究成功后的事不归我们科技部’，真是白高兴一场。就在这以后，地矿部援用他们以前的航磁技术。08年在内蒙摔一架飞机死三人。去年三月又是一架飞机在新疆‘失踪’，飞机和机上三人至今未找到。十一月再在唐山毁一架飞机，幸好未死人。遗憾，没有采用我们的。它不但精度高，而且完全自动。技术人员无需上飞机，就等它飞回降落取磁盘即可。如今已改无人机，连驾驶员都不用。现在我们还在干，不过已改用小飞机和无人机了。当年为制作硬件曾花很多时间，对它并无创新，自己做仅仅是因为我们没钱买，没处借。不过自己做自己用有一个好处，可以将仪器灵敏度调到极限，不留余地。一般这时仪器稳定性就差，通用仪器不容许。而我们有专人奉陪，不怕。我们仪器系统的真正特点在于去干扰，这完全是我们独创，创作思路就按林家翘‘广义应用数学’的三段论走。二年前，某使用加拿大进口去干扰仪的单位来电话询问：为何飞机拐弯时干扰去不了？今年春天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组织测磁学术会议，会前看到国外的去磁干扰理论。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设计的模型就没有考虑飞机拐弯。总之，从公开的资料看（磁探涉及军事秘密，最尖端的技术各国都保密）在去航磁干扰方面我们最强。

上面举的例子比较特殊，要求一般工程师来解决不太现实。但在工程师职能范围以内的技术问题有时我们也能做得比他们好：　这几年对国民经济建设最大的贡献是帮助北方微电子集团解决生产12寸硅片的关键设备–等离子体注入器的优化设计。如今我国进口经费一半以上花在于半导体有关的产品上，而国外卡住生产片基的设备‘不卖’。国家早已决定花大力量自行研制，前后都行就剩这一关。由于我国的机制，力学与电子隔行互不知。最后由软件公司牵线两家合作，我们决定在流体力学方程式中‘通上电’一试。虽然在《普通物理》中学过电，但从来没有见识过生产设备，几乎花了三个月才看懂图纸，片基生成原理。然后，翻箱倒柜找旧书，分析为什么以前他们的计算不行。一试二试，翻翻书再试，终于‘摸到门口’，在一线科技人员的配合下算出他们设计需要的关键数据。这是一件大事，集团总栽亲自带领多位技术老总来北大找校长致谢，希望‘长期合作’。由于他们知道北大‘阁楼’在那里，所以无需组织部派人到处打听。他们还专门为北大申请来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后凡同行向他们请教，他们的经验是‘这个问题需要计算’‘你们去找北大’。果真，沈阳拓晶（即科仪）找来了，除了计算外还希望我们做点‘测定’。

（三）‘重归蓝天’。这是一个老节目，前几年专为此写过博文。现在只补充此文后干了些什么。其实所用的照片都是网上找来的。

我们参与计算的歼教九当初不起眼。自从有了航母，它成了航母飞机起降的教练机。不信就看飞机身后的尾钩。

2008年，航天三院要我们帮助完成靶场前的可行性仿真论证，这是靶试前必须提供的报告。

三院王院长曾亲自来实验室‘督阵’，我们则拼命加班赶算。计算结果据三院曾参予内地靶试同志的评说：弹壳分离翻滚过程与摄影记录一致。次年，靶试成功。据说如今已经用上了。

76年，北大分校在汉中与研制‘运八’的陕西飞机制造公司毗邻，我们为他们研制飞机所作的计算在国内属首次。不久我们迁回北京，两家再无联系。直到2003年通过我系校友，011基地老总孙惠中才又承接到飞机计算课题。在2005年被允许参与CT-1盲算比赛，直到2010年我们与试飞研究院正式签约联合成立飞行数字仿真实验室，开始大规模的飞机计算:试飞院买下三架大型客机，经测绘取得机型数据交给我们计算。经过大量算法实践，通过标模考核，我们选用的飞机计算程序已达到国际水平。现已将真实计算目标转至‘天河一号’进行多工况计算，为飞机今后改型做准备。

除了飞机本身，我们还进入我国航空发动开发领域。

如今我们已可与传统的航空科技院校平起平坐了！

2012/11/20

Email：chenys@pku.edu.cn

生死坎坷六十年

陈奉孝

因为我在中学时期学习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已自学了部分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内容，因此我是抱着“成名成家”的梦想报考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可是进入北大以后才发现，各位同学大都是出类拔萃的，自己就算不上什么佼佼者了。因为我从小失去父母，因此养成了我非常独立的性格，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喜欢独立思考，从不盲从。我不喜欢那时北大的政治气氛，有两三次顶撞过教政治课的钟哲明老师。五五年北大搞的肃反运动，虽然我没有受到过冲击，但在我头脑上却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娜·露依斯斯塔朗的那本“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的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对我的震动非常非常大，这就是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由于我积极主动参与组织了“百花学社”和“广场”，而且拒不承认错误，拒绝检讨，被认定是“百花学社”和“广场”的幕后黑手（沈泽宜在全校大会上向党请罪时对我的揭发检举用语），因此我预感到最后我必然会受到严厉惩处，北大 肯定是待不下去了。我虽然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检讨，但看到那么多右派同学受到批判围攻，我想如果我不积极搞什么“百花学社”和“广场”，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同学被打成右派。因此最后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声明”，我想尽量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好让其他右派同学过关，这简直是太天真了，这也说明那时我还不清楚搞那次反右运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因为我断定自己肯定不可能再在北大待下去了，最后我决定出国逃跑，结果在塘沽新港被捕。以上我写的就是我在北大真实的心路历程，没有半点隐瞒。

被捕后在草岚子看守所预审了八个多月，由于我只承认自己是右派，不承认自己犯了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反革命罪，强调我的一切言行并未违背五四年公布的宪法，拒绝承认自己组织了什么“反革命集团”，结果最后还是依“现行反革命集团”罪首的罪名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刑后历经北京监狱、通州监狱、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北安县长水河劳改农场、内蒙乌兰劳改农场，刑满后被强迫留场当二劳改继续改造，又经历了打石场，大兴安采伐林场，前后二十二年。在这二十二年当中，由于不认罪，受过铐钌加身、吊打、老虎凳、烟头烫、枪毙人陪绑、强迫跟吊死人在一盘土炕上睡觉等折磨，十多次从死神手中逃脱，最后还是侥幸活着出来了。好友胡庆阳教授（他是北大五八年俄语系毕业的，他说在北大时他早就知道我，但那时我并不认识他，后来因同为潍坊市政协委员才认识，成为好友的）曾对我说：老陈你真命大，要是我恐怕早就死在里面了，即便不被折磨死，恐怕我也会自杀。

七八年十月“人民日报”登载了中央决定给右派改正、摘帽的决定，但我所在的乌兰劳改农场对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封锁消息。可巧有一位跟我一同劳改就业的难友回北京探亲（劳改就业人员管理条理规定，就业人员每二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把那张报纸带回来给了我。我就拿着那张报纸去找指导员，要求请假回家探亲。他说：你又没有了父母，探什么亲？你拿的什么报纸？我把报纸给他。他看了后说，你大概是想回北大搞什么平反吧？话说到这分上我也不想瞒他了，再说我也不善于说假话。我回答说，是的。我虽然没有了父母，但济南还有一个姐姐，我请假回去除了看看我姐姐外，也想去打听我的右派反革命问题能不能改正落实问题。他冷笑一声说：你当年是北大的右派头头，而且还是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共产党再宽大也宽大不了你头上！我一听他这么说，火一下就上来了。我说：“报告唐指导员，如果我的右派反革命问题平不了反，我就趴在铁道上让火车压死！”他一拍桌子说：好！我明天就答复你！结果当天晚上他就招开了全体就业人员大会。在会上他向全体就业人员说：“你们大概都知道，陈奉孝是北京大学当年的右派头头，而且是现行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他提出要回北大去搞什么平反改正，还说他如果平不了反，就趴在铁道上让火车压死。象他这样的人，共产党再宽大也宽大不了他头上！本不应该批他假，就凭他说的，如果平不了反，就趴在铁道上让火车压死这句话，我就破例给他假，看他能不能平反，平不了反，你们大家看他能不能趴在铁道上让火车压死！现在社会上刮来一股邪风，我希望你们不要受这股邪风的影响，踏踏实实的好好改造自己！散会！”

第二天我就拿着批条（没有批条出不了劳改队）买火车票回到了北大。我先去系里打个招呼。系秘书杨连杰吃惊地说：“哎呀！陈奉孝，我们多次打听你的消息， 打听不到，都以为你不在世了呢！你是怎么回来的？”我笑笑说“阎王爷不要我，我就回来了呗！”她马上领我去了朗润园招待所先住下。我发现那里已经住下了十多位等待落实政策的右派同学。大家见了我也说：“都传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是不是见鬼了！”我笑着说：“我现在是半人半鬼，大家跟见了鬼也差不多。”

出乎我和全体等待落实政策的右派同学的意料，我的“现行反革命”问题仅等了十九天就平了反，而且平反平的非常彻底。平反裁定书的内容只有三条：一，撤消原判；二，宣告无罪；三，工龄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算起，此外再没有其它文字。我回到招待所向大家谈我平反的情况，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有的右派同学后来升级成了“现行反革命”的，都是右派问题先改正，现行反革命问题再平反，而且都等待了很长时间，其右派改正书和反革命问题平反裁定书上都留了尾巴。我的问题应该说比那些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同学的问题要严重的多，可我的问题却平反的如此快，如此彻底，这一点大家都不明白，我至今也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拿到平反裁定书后，第二天我就匆匆忙忙回到乌兰劳改农场，我想赶快把户口起出来，以免夜长梦多，害怕政策会朝令夕改。拿到户口后我立即又返回了北大招待所。我从北大的书店里买了很多高等数学教科书（我原来的书，在文革期间全部被当作封资修的书被没收了，其中有好几本英文、俄文数学参考书，实在可惜）努力复习，想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我想争取留在北大，即便不能留在北大，留到其它大专院校也好。我一边努力复习功课，一边耐心等待右派问题改正，一直到春节，别人都回去过年了，招待所就剩下我一人了，这个春节我就是在招待所过的。我一直等到八零年七月，其他右派全都改正完了，工作也都安置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这时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任宁芬把我叫去对我说：陈奉孝同学，现在咱们北大右派的改正落实政策问题基本上都完成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办公室要撤消了。我老实对你说，你的右派问题能不能改正，恐怕光北大说了不算。人大留了一个林希翎未于改正，当年北大闹的比人大严重的多，北大要不要留一个，不好说。我们是希望北大一个右派也不留，但这也要看上面的意见。现在我给你开一张右派改正建议书，你先拿着回内蒙把你的落实政策指标要回来，这样你就可以在北京安下来了。改正建议书是这样写的：陈奉孝同学在五七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中，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但鉴于他当时年轻，又经过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建议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内容一字不差）。杨连杰系秘书又要了一部小吉普车拉着我和赵清去了固安县（固安县是河北廊坊地区的一个县）华北石油学院筹建办公室（原北京石油学院搬到山东东营后，北京打算在固安重建一个华北石油学院，后因条件不具备，改建成华北石油学校），问他们需不需要教师。因为那时缺教师，他们满口答应，并立即给我和赵清开了商调函，我就拿着右派改正建议书和华北石油学院的商调函回到了内蒙扎赉特旗，想把我的落实政策指标要出来，这可就难了。

扎旗统战部长德宝是蒙族人，对我非常客气，但他却说我不能放你走。现在国家正要开始大规模的四化建设，我们这里非常偏僻，正需要人才，我们向哪里要一个北大毕业的，即便我想放你走，旗委、旗政府也不会答应。我当然不干，跟他死磨烂缠，他就是不把指标给我。扎旗教育局长陈仁兴（汉人，此人很有点长者之风）知道后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告诉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他指指旁边坐着的一位女青年说，她叫张淑敏，原是北京下放青年，现在是扎旗二中的老师，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我仔细端详这位女青年，她其实长的很漂亮，我的心动了，但只是笑笑没说话。她也只笑不说话。经过几次接触我了解她原是北京铁道附中的学生，六八年下放到内蒙插队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又调到扎赉特旗当了一名老师。她已三十岁了，我问她为什么还未结婚？她说有好几次别人给我介绍，我都没有答应，因为如果跟当地人结婚，就再也回不了北京了。其实这种情况我早就知道。我在长水河农场时接触过很多上海的下放青年，他（她）都是如此。她已经接到了可以返京的通知，但她的党员预备期还有半年，扎旗当局就劝她说，陈奉孝是北大毕业的，文化水平高，年纪虽然大了些，但他看上去很年轻，不如你们先结婚，在这里贡献三年再回北京。就这样我们结了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小女儿（现已研究生毕业，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时间一久，我发现这里是蒙、汉杂居的地方，人事关系很复杂。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她还因为下放劳动时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于是我们还是决定回北京。可是三年后再想回北京却回不去了。于是通过我的中学老师晁瑞甫的帮助，我们回到了我的老家潍坊。一开始联系的是潍坊师专（即现在的潍坊学院），但我跟管人事的两个家伙谈崩了，不得已在潍坊三中落了脚。这一下就被钉住了，再想往大学调就办不到了。八四年我突然收到北大发来的一封信，里面是一张右派改正裁定书，内容很简单，就写着我属于错划，予以改正，别的文字没有。因此我可能是右派大学生最后一个被改正的。我通过青岛大学的邵品宗和竺苗龙想去青岛大学，青岛大学发来了商调函，但潍坊教育局说什么也不放我走，那时又不能辞职走，于是就在潍坊三中当了十年教师，教了十年高三毕业班。

九三年上面突然下来一个文件，说党政和事业单位人员可提前三年内退，我就坚决内退了，到一家外贸公司当了顾问，搞对俄贸易，去了两趟俄罗斯。但那时俄罗斯巨变不久，经济情况很糟，没有搞成，又被一家汽车零配件厂聘去当顾问，我帮这家汽配厂搞了股份制改革，帮他们制定了股份制的有关文件，并帮他们设计了股份制内部股票。后来张景中约我去一同搞教育软件，干了四年多。我非常感谢张景中老同学。

九八年我去参加了北大百年校庆，不少当年的右派同学见我身体很好，头脑也很清醒，劝我写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的情况，于是我就首先写了一篇《五七年北大整风反右回顾》，被收辑在《原上草》这本书里，由此引发了北大右派同学陆续发表了许多回忆文章，这算不算我又一次成了“罪魁祸首”呢！不管它，我开始写了长篇回忆录《梦断未名湖》，因为国内出版不了，就在美国出版了。此后我陆续写了一百多篇时评短文，发表在几家国内外网站上。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香港邀请我去参加一次反右研讨会，《开放杂志》封面上还登了我的一张大照片，这下坏了，被国安部门盯上了。同年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同时也给我发来邀请函，要去参加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山东国安局下了严令，不许我出去，从此我就安心只写点文章算了。近两年我连文章也不写了。这就是六十年来有关我的大致情况。

陈奉孝 二0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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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六十周年有感

陈家鼎

“无情日月转双丸”，我从1954年进入北大，到现在六十年了。 从年轻力壮的学生演变为年近八十的衰翁。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最令人难忘的是头几年的大学生活。一进北大，大开眼界。首先是，老师们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而且对教学十分认真，对学生既严格又热心帮助。无论是大课还是习题课，老师们都精心准备，特别是口试，要对学生逐个进行，学生有240多人，老师负担很重，但热情饱满，很有耐心，还利用口试机会具体指导学生提高学习能力。我记得一年级的数学分析口试，程民德先生在我回答了指定的问题之后，还问我平时看些什么参考书，提出黎曼函数的连续性问题，我当场回答了这个函数在有理点不连续，至于无理点我回答不上，程先生随后在黑板上具体论证了在每个无理点是连续的。 老师们的辛勤劳动为我们1954级同学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其次是，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 ，而且许多同学才能突出。我在中学期间学习成绩比较好，所在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是湖北省重点中学，但一进北大，很快就感到很多同学学习比我好，特别是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同学普遍文化程度高。我记得陈天权同学天天在看黎斯·拉吉著的“泛函分析”，他三年级时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论文“论线性拓扑空间上的黎曼可积性”，令人羡慕。内地也有突出人才，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我同在五班的来自河南的同学--张景中，有两件事令我终身难忘。一是张景中对我说可用区间套定理证明：两个连续点集稠密的函数必有共同的连续点，由此知不存在函数在所有无理点间断而在所有有理点连续。我由此体会到“区间套”的神通广大。另一是张景中一年级在《数学发展》（1955）上发表了论文，利用选择公理给出了函数方程f(x+y)=f(x)+f(y)的通解。后来发现，这篇文章的结果是德国数学家Hamel在1905年发表的论文中早就有的，不算创新的成果。但出自一个一年级大学生的独立思考，令人感叹不已。表明张有很强的思维能力。这两件事给我很大启发：对现有知识和方法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十分重要，应注意思维能力的提升。

大学生活除学习外，还有小班的集体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五班于1956年集体去过十三陵游玩，留下了珍贵的集体合影。

每逢周末，我和一些同学去大饭厅（现在的“北大百年纪念堂”）看电影或看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学生社团的演出，如看了京剧社的“猎虎记”和地方戏剧社的黄梅戏“夫妻观灯”。直到1957年夏天之前，学生生活是丰富多样，令人愉快的。

1957年夏，风云突变，在中国大地，特别是燕园，一场政治风暴猛烈到来，中国的“反右斗争”改变了燕园的生活。一大批优秀学生和一些教员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而受到了严厉的处理。北大有716人遭此厄运。我们数学系54级是重点受难区。北大这个崇尚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此后将近20年，“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笼罩着全国，文革中的极左路线更是登峰造极。

我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北大政治运动频繁，自己作为基层党员，努力紧跟形势。虽对一些政策和做法心存疑惑，对老跟不上形势而深感压力，但对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基本路线仍无怀疑。直到“四人帮”倒台，揭开了盖子，我才恍然大悟：过去全国推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

后知后觉实可哀。但毕竟觉醒了，倍加珍惜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生活。令人兴奋的是，我们54级校友，包括许多在过去的岁月里蒙受苦难和不公正对待的同学在内，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中为祖国发展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特别是我们中涌现出了多位优秀代表：七位院士，两位卫星、导弹的总设计师，还有全国著名的企业家。

我以我是北大数力系1954级学生中的一员而自豪，在此向培养我们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师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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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母亲二三事

陈守义

几天前收到几位学兄和老朋友发来的邮件，使我有幸看到电影“归来”的视频和有关评论。受影片中一些情节的影响，使我又回想起几十年前经历的一些往事。和该影片的主人公相比，本人的遭遇要幸运多了，在湖北经历的“改造”环境相对比较宽松，至少在肉体和精神上没有经受残酷的摧残，和母亲的通信往来也未受阻拦。但即使是这样，仍然不能打消母亲对我的牵挂和担心，并且令我难忘的一段往事还是发生了。

“湖北省直宣传战线农牧场”是除高校以外省级宣传、文艺单位右派及有其他历史问题者集中改造的场所，潘軺湘兄和本人也在收容之列。1962年初春节快到之际，我向农牧场请假回家探亲获准，随即用航空信把准备回家的打算告知了家里。在那个年代，从武汉东西湖到哈尔滨，首先要到汉西搭火车，然后在汉口和北京转两次火车。从排队买票、乘火车加上中转等待时间，单程至少得一星期左右。因考虑到自己不需要别人到车站来接，加上途中还可能遇到不确定因素，就未用电话或电报向家人告知到达哈尔滨的具体时间。母亲因盼儿归来心切，执意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17次列车到站之前，挤入出站口栅栏门外接亲友的人群中，焦急地等待我从出站口走出来。但是直到旅客走光也不见我的踪影，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更倒霉的是，有一天在大衣口袋里揣着刚从单位领来的工资，也被小偷趁机得手。所幸后来我还是乘了另一趟过路车终于在春节前赶到了家。为了不影响全家过年团圆的情绪，母亲对上述这段经历只字未提，过了好多年以后，父亲谈起此事我才得知。

52年春，父亲时任一机部北京重工业学校校长。三反五反运动中，因有人举报他是大贪污犯而被捕入狱。被捕的那天，父亲带着手铐，由持枪的军人带回家里取衣物。父亲从衣柜中拿出一个存折交给我，要我暂时把家里的事管理一下，并说用不着担心，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出来的。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几个星期了也没有什么消息。当时母亲正在湖南农村参加土改，一连几封给父亲的信都得不到回复，我又不敢主动写信把父亲被捕入狱的事告诉她。后来母亲直接写信给我，问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才在回信中简单地把实情告诉她。几天后就收到母亲的回信，说她收到我的信如遇晴天霹雳，她与我父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对父亲的为人了解一清二楚，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父亲会做出贪污枉法的事；希望我一定要相信父亲是清白的，还嘱咐我要带好弟弟，每天照常到校读书，等她从湖南回来。不久，土改工作队领导同意了母亲离队回家的请求。她到家后急忙去询问父亲被关押在何处，并提出到监狱探视的要求。有一天母亲到监狱探视带回一包衣服，只见其中有件毛衣上生满了白色的虱卵。当时母亲的脸色凝重而憔悴，我不敢多问，她也不愿多讲，只是说要判父亲是贪污犯必须要有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没有罪就会释放出狱。到了秋天，终于盼到父亲无罪释放了。1953年父亲被调至一机部工艺研究院工作。1956年苏联政府开始撤回在华专家，当时哈工大有一批苏联专家也准备回国。作为哈工大一把手的李昌到北京等地物色了几位教授，动员他们去哈工大担任学科带头人，父亲毅然选择了去哈尔滨的决定。1957年春，母亲跟随父亲一起调到哈工大。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哈工大挖出一个“特务集团”，父亲被指控为“特务集团首犯”再次被捕入狱。母亲受此牵连被关入校内的地下室受尽虐待，接受批斗时被强制跪在板凳上，致使腿部关节留下严重残疾。为了怕我受到此事影响，她默默将苦水咽下，从不向我诉说这段经历。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哥哥在天津也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其实哥哥是一个有些智障的残疾人，文革前在工人业余学校当数学教师，但在那年头就连一个精神有残疾的人也不放过。1970年底，我随同一批单位准备放弃的人被下放到湖北省南漳县农村插队落户，这对身心已伤痕累累的老母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以上几件事加起来都压在母亲的心上是多么沉重！但她老人家并没有绝望。完全没有料到的是，72年夏我又被调回武汉岩土所，此后基本上没有再脱离业务工作，这对她老人家是个很大安慰。文革后期，父亲及哥哥的冤案相继得到平反，母亲的心里如释重负，终于迎来了心情舒畅的日子。

母亲退休后长期在家养病。为了减少彼此牵挂，每年我都会请假回哈尔滨陪伴老人家度过一段时间。有时我还和武汉的家人一起回哈尔滨团聚。1992年6月20日，父亲病故。剩下母亲一人长期卧床，生活上主要靠我弟弟照看。那年她老人家已经85岁，老年痴呆初期的一些症状已有所显现，听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均日趋下降。随着年龄进一步增长，症状也日益加重。那时武汉的电信业还很不发达，要打长途只能到公用电话站，而且说话也不方便。大约到了94或95年，我才装上私家电话。装电话当天，我拨通了哈尔滨家中的号码，虽然我可以听清母亲讲话的声音，但是她已经很难听清我在讲什么，总是不停地问：“喂！喂！你说什么呀？你大声点，我听不清”。最后只能由我弟弟在她耳边慢慢地大声转达。过了十余分钟，弟弟怕她累着，要把电话挂上，她又抓住电话不肯放手。这种情形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又重演多次，最后我还是通过写信的方式与母亲保持联系。不过听弟弟说，母亲收到一封信往往要反复看上好几天。到1997年，母亲的症状进一步加重，常常口里不停地呼唤“守义！... ...守义！”，这声音在我和弟弟通电话时也能听到。但是那年夏天当我真的站在母亲面前时，老人家已经认不出我，还问：“你是谁？你是守义吗？”我告诉她：“我就是守义，你还认得我吗?”她先是轻轻地点一下头，然后略带微笑说：“嗯，你是守义呀，你回来还要走吗？”。但没过多久又反复问：“你是谁？你是守义吗？”过了几天，情况似乎有些好转，有时还能简单交谈几句。但是毕竟假期有限，最后我只能无奈地告别她老人家而去。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别。三个月以后，母亲因患心肺功能衰竭住院抢救，当我赶回哈尔滨时，老人家已经昏迷多日。10月23日母亲终于停止了呼吸，享年九十岁。

母亲是一位很有素养的女性。青年时期曾在比利时鲁文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并获博士学位，上世纪30年代初随我父亲一起回国。回国后曾应聘于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在就任典礼上蔡元培先生还到场致辞，称她是从欧洲留学回国的第一个女博士。不过在结婚生子后的10多年里她一直只是一名普通家庭妇女。抗战胜利后，曾受聘于北京辅仁大学任女附中代理校务主任，兼公民课教师。1952年，辅大女附中由北京市教育局接管，改名为北京女六中。此后，她调离该校，先是在另一所中学教语文课，后又到北京外语学院讲授法国文学。1957年春随父亲调到哈尔滨后，被安排在哈工大基础部外语教研室任讲师直至退休。以母亲的学识水平，本应在教育学方面做出一番成就的，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所限，她的学识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发挥。

母亲在灾难到来时总是忍辱负重，其实这也是为了顾全整个家庭的大局。无论是她本人或是我父亲、我哥哥和我在蒙冤受罪之时，她从来不在人前痛哭，总是默默将苦水咽下，为的是避免家人情绪彼此影响，招来更多的灾祸。母亲是从容而乐观的人，无论境遇如何险恶，她总是相信冤案最终会得到纠正平反，期盼总会有光明到来的一天。母亲是宽容大度的人，即使对于曾加害于她的人也不计较，认为她和那些人之间并无个人恩怨，只是因为那个特殊环境才使那些人做了错事。母亲一贯同情弱者，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人。父亲去世后不久，我问母亲有什么要交代的话，她殷切地嘱咐说，父亲生前留有一点存款，他本人希望拿出其中的一半由三个儿子均分，但母亲不大同意这种处理方案，认为应该考虑优先照顾弱者，我大哥最困难要多帮助他。

母亲离世已有十七年了，至今她的身影有时仍会浮现在我梦中。感到特别愧疚的是，与母亲对我的牵挂相比，我对她老人家的关心是多么欠缺。如果在父亲去世后我能多回去几次，多陪伴她一些时间，也许就不会出现在不断呼唤我的名字的时候却已认不出我面孔的情景。这是令我终生难忘的憾事，也是令她老人家难以安息的痛心事，现在将它写出来，一方面是表达对母亲大人的缅怀，另一方面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忏悔和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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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伴我前行

程昌钧

17岁那年，……

17岁那年，也就是1954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因为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成为数学力学系54级的一名学生。现在回想起我和刘朝芬同学从四川日报读到被北大录取的名字时，仍然心潮澎湃，眼含热泪，老师和同学为我们欢呼，祝贺和鼓励的场面，犹如昨天，历历在目，那是一个热烈的场面，更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场面！但是，我就下定决心，无论未来的路多困难，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良的成绩来报答母校和老师的培养！

上世纪50年代，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成-渝线虽然刚建成通车，但故障时有发生，宝-成线还在建设之中，宝鸡到北京也没有直达车。为了护送重庆和成都考上北京和东北地区的学生顺利入学，成都军区专门抽调10多辆大棚卡车免费送我们出川。其路线是重庆-成都-沿川陕古道（就是李白叹息蜀道难的蜀道）出川-宝鸡-潼关-石家庄-保定，最后由保定乘火车进京，整个行程花了一个多星期，到达北京时，已是9月8号的黄昏时分，学校已经开始上课了。报到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四班，正式成了北大数学力学系54级的一员，从此，我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我最困难的时候，北大总给我力量，伴我前行。

北大数学力学系“五四级”，……

北大数学力学系“五四级”是一个特殊的年级，一个值得自豪和骄傲的集体，在这个特殊的年级里出了多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也出过卫星导弹总设计师，不计其数的教授和研究员。虽然其中许多人在各种惊涛骇浪中经历了人生的苦难，但是他们没有怨天尤人，却默默地奉献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对得起北大，也无愧于自己。

是什么造就了这个特殊的年级？是北大精神。我作为这个年级的一员自然也深受北大精神的熏陶和潜移默化，每当想起我们的“五四级”时，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最感自豪的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为我们上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把我们带入数学和力学的科学殿堂，使我们深感数学和力学的美妙和乐趣。老教授们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以及他们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们是我们的良师，更是我们的精神楷模。这些老教授中有程民德先生、段学复先生、江泽涵先生、徐献瑜先生、周培源先生、王仁先生等。还有当时的一批锐气开拓的年轻师长（如丁石孙先生、吴文达先生、叶开沅先生等），他们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勤奋好学和刻苦钻研的学风，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追求、探索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关爱学生的态度，一句话他们言传身教地用北大精神感染了我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风华正茂的青年，使我们懂得了“爱国最重要。做人、做事要执着，保持本色，不畏权势。做学问要独立思考，打破思维定势，不畏权威。”

在这样的科学殿堂里学习，同学之间奋发努力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至，表面上我们的生活单调乏味，总是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宿舍，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大脑总是在不停地运转、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这个特殊的集体相互切磋、乐于讨论和争论的氛围也达到了极致。在这种催人奋进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我觉得非常荣幸，受益终身。

北大具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这形成了她独特的文化氛围。在北大几乎天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演讲和报告会，同学们可以涉猎到各种知识领域，这不仅使我们开拓了视野，也懂得了祖国的需要，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无形中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北大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从我1954年进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五四级”这个特殊的年级，就注定我的一生与北大的不解之缘了，在我的一生中，北大精神不仅赋予我聪明才智，也激励我不断前行！

在兰州大学工作期间，……

转眼之间，四年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

为了响应国家“四个面向”的号召，1958年我去了西北重镇兰州，作为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的一个力学教师，我在那方热土耕耘了38年。

上世纪50年代，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都比较落后，火车走了3天3夜才完成了从北京到兰州1800公里的行程。到达兰州的当天，夜幕已经降临，寒气有些逼人。那时的兰州没有像样的火车站，没有北京那样的柏油马路，到处尘土飞扬，只要出门，裤腿上就会沾上一层厚厚的黄土。那时的兰大刚在东部的一片荒地（现今的天水路）上建了新校区，有几幢3-4层楼高的教学楼、办公楼和教师宿舍，它们都是用灰色的砖头砌成的，给人有些死气沉沉的感觉。

一位年轻老师把我带到了住处。老师们都到洮河地区参加名噪一时的“引洮工程”，整个学校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生机。我想喝水，却没有开水，我想洗脸，从水管流出的竟是带着泥沙的黄澄澄的水。从来没有独自经历这种情况的我，不禁害怕起来，紧闭了门窗，却没有丝毫睡意，想竭力控制自己，但眼泪还是哗哗地流了出来。为了壮胆，我取出了相册和照片，一边翻阅相册，一边回忆着北大的美好岁月，回忆老师的教诲，同学的友谊，蓦然，不觉得害怕了，对自己说：“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好好干吧，以此报答母校的栽培。”这样，我度过了在兰州的第一个不平常的晚上！

第二天，去人事处报到，然后又到数学系里接受教学任务。领导说：“主要任务是成立力学专业，当前任务是教二年级的理论力学。” 领导的话简洁明确，但我却感到肩上压了千斤重担，脑子一下变大了，心想在北大，像数学分析、理论力学这类基础课都是由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讲授的，我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怎么可能胜任？但是，这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硬着头皮说：“尽力吧，只害怕完不成任务，对不起同学们。”就这样，我胆大包天地接受了生平第一次教学任务。

为了教好课，我搬出了北大读书时理论力学的笔记，又到图书馆找来一些教科书。从序言开始一章一章的读，一章一章的比较，一章一章的记笔记，一章一章的做习题，一章一章的备课，还一章一章的刻写蜡纸，然后把刻写的蜡纸印出来发给同学们。除了备课和上课，还要无休止地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值得庆幸的是，同学和听课老师对理论力学的反映也还马马虎虎，虽然我未必同意这种“赶鸭子上架”的办法，但是对我而言，有了这第一次的尝试，以后就什么工作也勇于担当了，并在这种担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增长自己的才干。

1959年的冬天，教育家江隆基从北大调到兰大任校长，跟随他到兰大的还有叶开沅先生、聂大江同志等一批年轻有为的教师和干部。江校长到兰大之后，就出台了系列推动兰大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按照这些政策，学校举办了各种培训班，老师们的热情空前高涨。叶先生也不负众望，他也制定了成立和发展力学专业的计划。在他的倡议下，从1957年入学的数学系学生中挑选了几名学生来学力学，因此力学作为数学系的一个方向，1962年就有了自己的毕业生。叶先生还亲自主持制定了力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开设了许多力学课和讨论班。在叶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一帮年轻人还参与了成立力学系的工作，并奔走于兰州的许多厂矿之间，捡拾了许多被废弃的机器和钢铁，它们成了力学系的宝贵财富，而我在其中亦获得锻炼和提高，逐渐成长为一个比较称职的教师，于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

在上海大学工作期间，……

1996年，受钱伟长校长的聘请来到上海大学，成立力学系，并兼任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教授，招收研究生。

当时的上海大学刚由几所学校合并组建而成，一切都在重建之中。力学系成立之前，学校已任命我为力学系的主任，让我着手创办力学系。虽然90年代上海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已优于全国，但是成立力学系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仍然使我始料未及，倍加感到束手无策。

上大力学系是由当时三个校区机械系力学教研室合并组成的，教辅人员中50岁以上者占了一半多，他们原来的任务就是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教学。三个校区的教学各自为政，大纲和教材不统一，试卷难易程度悬殊大。实验设备陈旧老化，都是60年代购置的，没有计算机。虽然上海经济实力全国一流，但学校给力学系的开办费却只有区区2万元。加之那时全国高校许多力学系面临合并，“下马”或撤消，使力学系的创办更是难上加难。好在我心中有北大力学系为楷模，有组建兰大力学系的经验为借鉴，还有一颗感恩的心支撑，因此，创办力学系的决心亦很坚定。

那些年，我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校区之间。早上5点多起床，6点乘校车去嘉定校区上课，处理创办力学系和实验室的事情，下午5点乘校车返回延长路校区，进行研究工作，和研究生讨论问题，晚上8-9点回家，还要小结当天工作。不过在学校的支持下，通过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几年后上大力学系已初见规模，师资队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力学系成为上大力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科研、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固体力学实验中心已拥有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固定资产1000余万元的先进设备，为2007年被评为全国力学示范中心，为力学系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想，这一切是源于北大教给我“认真地做人，执着地做事”所取得的结果吧。

简历

1937年3月生。

1954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固体力学专门化。

1958年-1983年任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助教，讲师。1983年-1986年任副教授，1986年任兰州大学力学系教授，1990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6年调入上海大学和上海市应用数学力学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组建力学系，1996年-2005年任上海大学力学系首届系主任，固体力学试验中心主任。

2007年退休，之后返聘至2010年。

通讯地址：上海市平型关路680弄12号1102室，邮政编码：200072

电话：021-56380560， 18016063397

邮箱：chjcheng@mail.shu.edu.cn

六十年的回忆

崔彦昭

1954年秋进入北京大学，一切是那么陌生、新鲜，马上投入异常紧张的学习生活。转眼间，毕业，到中科院光机所工作，在长春光机学院任教。后来回河南老家，教过中学，到过工厂，最后在河南大学工作到退休。之后，又工作多年，总共工作四十七载。从入大学至今已六十年了，种种经历记得清清楚楚，仿佛昨天一样。前几次老同学在北大聚会的场面，欢声笑语，也如昨天。不知不觉进入人生晚年。这次聚会更是难得，写几点人生体会。

一、心中有爱，爱事业、爱学生

1. 工作初期做了大量微积分习题，包括吉米多维奇习题集以及西方有关习题集。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数学分析的理解。在上高等数学习题课时，往往准备三类习题，有难有易，有的一题多解，面对不同水平的同学，个别指导与全面总结，使每个人都有满意的收获。受到好评。

2.在河南大学教高等数学习题课时，总结分部积分法。这类问题方法多、技巧性强，不易掌握，我就编了“分部积分歌”，并谱了曲，教学生唱。收效很好，不少同学还记在本子上，减少了做题疲劳，也帮助掌握积分技巧，大家哈哈一笑，下课了。

3.教工程数学时也做了很多习题，看到西方与中国在微积分与数学物理方程解题的方式、思路大不相同，教课中，兼容并包。为研究所科研人员学习，为光机学院学生学习，分别编写了讲义。在教研究生系统工程、工程数学时，请教研究生导师，走访专家，编了讲义。用系统工程方法建立模型，研究经济。

4.辅导学生学习，首先要求自己耐心、细心。其次，对水平差些的学生要更加体贴、关心，因为他们敏感、自卑、信心不足。对水平高的学生要求严格：一题多解，扩展眼界。辅导学生时常常向他们提出改进学习方法，提高效率的要求。

5.指导毕业论文时，准备的题目总要比学生的人数多一些，让他们有选择的余地。好处在于：自选，当然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再，还有个心理暗示作用。自己点的菜当然要多吃点，做论文自觉性就强一些，容易成功。

二、一生都在总结自己、提高自己

1.“总结使人聪明”。养成总结习惯——丁石孙先生是我们九班的班主任，他曾对我们说：“每隔一段时间要总结学习与工作。我一生都在学和做。保尔·柯察金有一段回忆一生、总结自己的名句，牢记在心。有人说，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能或少犯重复的错误。总结使人聪明，少犯错误。

2.系统工程、工程数学，对整体思维和提高办事能力大有帮助

物理是研究物体运动规律的，而系统理论、系统工程是研究办事规律的，研究复杂事物（项目、资源利用、课题）总体效果的，要求协调局部，乃至牺牲局部使总体效果最佳。学生学过系统工程以后很有体会。例一，重新评价诸葛亮，他一生不完美的是管事太多，早早累死。要是分散权力、劳逸结合，一生可以做更多的事。例二，学生干部组织学生去黄河大桥游览，几十里路，当时无公交车。组织大家骑自行车（没有就借），路上还带了修车工具、粮食、菜、炊具。到达大桥后同学分为两组，一组烧火做饭另一组观光照相，半小时后，两组轮换，安排有序，圆满完成任务，没出差错，唱着歌返回学校。留下了毕业前一段美好的回忆。在科研、工作、办事中也尽量用系统工程方法指导自己，提高效率。

3.讲课语言要精练。有时要求幽默、风趣、形象，提高讲课艺术。

丁先生教我们高等代数，又抽象、又形象。语言精练幽默、深入浅出。讲高维空间，比喻很妙！也使我想起在丁先生婚礼上，我们班同学送了礼物还提出许多尖刻的问题，他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引得我们哄堂大笑。他不像老师，像兄长、朋友！我们很亲密。程民德先生讲曲线积分时，形象地说，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高墙，浓重的南方口音我们也能听懂。贴切、有趣、永记不忘！他的语言精练深刻。

一个新年，我们九班同学去江泽涵先生家看望他，心怀崇敬，心有不安，大家有点拘束，不知从何说起。忽然灵机一动，我利用解析几何课代表的身份把江先生给的糖果分给大家，江先生教我们游戏。拿出了卡片，并说是从丁先生那里学来的。……。江先生的讲义对我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他讲的内容更丰富，我还是不断有问题问他，每次他都面带笑容耐心解答，这使我很感动。

数学是严谨的，讲得无漏洞，有简单明了，把学生注意力引导主流地方去，很不容易！但是深刻理解了，话不在多，同时，语言也要推敲，尤其是遇到难点又不是重点之处，把握好语言分寸很重要。

4.作有心人，学习软科学用定量方法研究经济。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要制订指标与评价体系。通过调查集中专家与知情人的智慧与经验，把指标定量化，建立模型，找出发展经济的最好方案。笔者参加了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尉氏县发展经济的战略决策”分析。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主要的是找出关键性的指标。根据内在规律，建立模型，进行定量研究。用回归分析方法做了“公路运输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统计规律”研究。用万有引力定律研究商业、医院等服务网点分布规律，评价分布优劣，这些工作都要抓住机遇，沉下心去，分析思考，作有心人，融入集体，发挥团队力量，共同协作一起干。

5.有顺利也有失败。

在教中学数学时，省重点高中学生水平高，作业规范。几乎找不到什么错误，秩序井然。他们接受能力特别强。分别多年再见时特别亲切。他们明显长高了……。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文革期间，学校混乱。领导让我当班主任。我当不好孩子王，管不好他们，真没办法，比较失败。

李颐黎同学是杨利伟搭乘的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之一，他曾在首都高校做过学术报告，我请他到河南大学做一次报告。学生一定欢迎的，他同意了，但我联系不顺利。学校用毕业生即将毕业（6月份）为由说无法安排。我又找到开封高中，我的母校，他们面临高考，也难以安排。想做成一件好事，也不容易。有时，一回头，才发现错过机会，只好望洋兴叹！成为总结自己的材料。

三、快乐地生活着

最使我激动的是袁隆平老人，培育了许多高产水稻品种，他还有一个梦，梦想像在大树下乘凉一样在水稻下乘凉。神话、梦，如嫦娥奔月，一个个梦想变成现实。我们生活在前人连想都想不到的梦境里，真好！

在和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中，体会到他们有智慧、有经验，而且很快乐。经常在交往中充满欢笑，用他们特有的习惯和方式表达思想与情感。和农民在一起劳动，他们朴实。热情、诚恳待人，真好！

晚年了，学习一些医学与保健知识，调整心态，养成好习惯，对生活别过高要求。只要无病，就天天都在过节，每天都幸福。知足常乐！

如有机会希望以后再相聚！祝老同学健康长寿！

通讯处：河南省开封市内环

东路北段150号3单

元1号，邮编：476001

手机：13837844696

杜明笙——鞠躬尽瘁为两弹

傅樱、符连祥、陈培贤、刘朝芬

杜明笙（1936-1992）出生在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南京市第八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数学力学系，四年后毕业于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

1958年，他被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工作。当时研究所刚刚成立，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宿舍，仅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做饭用的棚子。几十个人，在一片原本是庄稼地上干活，任务就是挖土方、盖办公楼。

他们借住在有色金属设计院刚刚盖好的一栋楼房里，墙还没有乾，室内没有暖气，也没有锅炉房。北京的冬天很冷，在屋里哈出的气都是白的，晚上钻进被窝还真需要一点勇气。有人想了个好主意，到医院找来了打吊针用的玻璃瓶子，夜里从工地回宿舍时，用热水瓶提回热水，再将热水倒入玻璃瓶子里，用它来暖暖被窝。早上不愿叠被子，舍不得被窝里的那点热气。这样一干就是好几个月，至于将来做什么，谁也不知道，彼此只知道是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来的大学生。

一天，邓稼先带领他们到新华书店去买书 ，老邓点哪本书他们就拿哪一本。其中有：声波与冲击波、统计物理、固体物理、量子力学、输运方程、原子核物理等等。1959年初，除劳动外，开始读书了，他们不分什么专业，凡是点的书统统都要学，这是入门补课。杜明笙虽然被分在数学组，该组连他也只有三个人，他们学习力学、物理，不过重点还是自己的专业。那时白天劳动，晚上念书，就这样又过了半年。

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莫斯科将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设计的技术资料，并撤回专家。就是说发展核武器，只能靠中国人自己。领导正式向他们宣布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国防尖端武器，没有外援，必须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老邓带领他们每周改为白天五天半学习业务，半天开会，劳动一天，六个半晚上业务学习。老邓的铭言是：“九所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星期七的半个晚上大家可以洗澡、看电影。”这样的一个传统保持了许多年，因此就有了“九所大楼里永远是灯火辉煌”的赞誉。

分配到研究所一年多了，还没见过课题是什么样呢！大家热情都很高，心里憋着一口气，憋着一口中国人的志气！有领导说，搞原子弹二机部是龙头，二机部的龙头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在九所。有人将其戏称为九所是龙头的三次方。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充满了对事业的责任心和自豪感。

1960年初正式开始工作了。他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进行原子弹的流体力学模拟计算。当时既没有计算器更没有计算机，仅有算盘、算尺和手摇计算机，在这样的条件下算出一个设想的原子弹来谈何容易，他们义无反顾地闯关了，由朱建士等三人的力学组提供方程和模型，杜明笙等四人的数学组紧密配合作数值计算，精度要求是十位有效数字。如何保证十位有效数字的精度要求？当时只能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个一个数据来算，可要计算的是数万个数据！为保证计算的准确性，还采取了两人一组，背对背同时计算，要求计算结果完全一致，否则要由第三人进行核算后再确认。另外还有一个人拉算尺，检验前三位大数的准确性。当时力学组和数学组加起来才七个人，人手明显不够，就将新分来的几个高中生吸收了进来，但人手还不够，领导就将其他组的大学生调过来，组织大会战。即使这样演算一个模型也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了赶时间赶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开始计算是三班倒，做到人员休息设备不休。后来，为了赶进度，所有人都不回家休息，也不倒班了，谁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桌子上趴一会、迷糊一下，醒来再接着算！

当时正处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菜很少，更谈不上营养了，为了完成任务，大家照样加班加点。邓稼先也和大家一同加班到深夜，有次肚子实在太饿了，他问：“有什么吃的吗？” 有人带了烧饼，就分给他一块。有时老邓拿钱、拿粮票让小青年去为大家买吃的，大家同甘共苦，十分融洽。一个月下来，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瘦身”。

可为什么这样辛苦的计算要重复九次呢？原因是：苏联专家遗留下一个关键的技术参数，与他们计算的最后结果对不上，而这个结果对以后一系列的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到底谁对？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为此，1960年组织了多次力学、物理和数学专家的讨论会进行论证，在辩论中有时专家驳倒了他们，有时他们驳倒了专家。那时候，学术民主空气很浓，在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出于谨慎，决定再计算。他们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一次一次地改变计算的物理和数学条件，都获得了完全相同的结果，他们确信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至于“老大哥”的那个数据，他们不管了。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计算”。1961年周光召从理论上论证了他们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给予长达一年多时间的“九次计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解决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性难题，前途一片光明。

杜明笙参加了九次计算的全过程，他工作勤恳，学习新鲜东西快，出活也快。在计算中，积极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发挥了所学专业的优势。同时又学到了不少力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九次计算”完成后，在周毓麟、孙和生的领导下，杜明笙采用“九次计算”的初值和边值条件，编制了计算机程序。最早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乌拉尔”计算机，后来又用“104”计算机进行计算，得出与“九次计算”完全一致的计算结果。终于在计算机上实现了早期复杂、繁重的数值计算，大大推进了今后的大量计算实验工作。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在电压不稳、计算机出跳动故障时，竟然算出了一个与那个“老大哥”遗留参数相同的结果。他们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经过“九次计算”和反复地论证，他们已经完成了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1962年，邓稼先签署了第一颗原子弹总体研究设计。

杜明笙一直是做数学与力学相结合的工作。当时因为没有大计算机，无法作二维计算，大家讨论决定用小扰动的办法，模拟微小的二维影响，他编制了程序，计算结果很好，完全可以用以控制模型的加工精度，保证实验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随着一朵蘑菇云的升起，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增强了国防，进一步提高了国际地位。他们欢呼着，不少人流下了兴奋的眼泪。

“赶在法国人之前爆炸我们的第一颗氢弹”，这是命令，他们没有停留，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时科研队伍已经扩大，又调来了几个研究氢弹的专家（如于敏，黄祖恰），大家都想知道，氢弹是什么样的？为了探索氢弹的奥秘，除研究文献，想得到一些启发外，在老邓的率领下，全所还开展了一次关于氢弹原理、结构、材料等的大讨论。在最大的一个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大家自由发言、争论，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提出并论证自己如何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聚变材料，实现热核反应的设计方案，讨论很热烈。最后由领导提出几种方案，并按研究课题的需要重分室、组，大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程序编制，经过无数的计算实验，当然，计算工具已不是算盘和手摇计算器，而是全国最好的计算机。那时，为应对大量的设计任务，那里有大计算机他们就到那里去用，一说出差，无论何处，背起背包就走！

多少个战斗的日日夜夜，终于有了结果，1967年6月14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终于抢在法国之前空爆成功！

领导要求研究还要继续推进，新交给他们组的任务是用离散纵标法（Sn）解二维定态中子输运方程。他们积极行动，查阅文献，就有关物理、数学和算法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请所内专家学者到组里作报告，虚心求教。他踏实肯干，亲身担负了最繁重的一部分工作，他们很快地编制好了程序，进行试算。但算一个模型所需时间太长，程序较难发挥大的作用。必须研究适合的方法。

在周毓麟先生指导下，经过不同方法的比较，论证了用间断有限元法可行，他对方法进行了改造、完善，使之更适合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八十年代初期，小组重组，由于人力不够，又从其他组调来几位同志。他给后来的几个同志讲了约两个月的课，然后才开始编程序，他所给出的计算格式对程序的编制可操作性强。方法很成功，所产生的计算机程序在所里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用到2000年才退出。

这一时期，他还对多种计算方法进行了理论研究，在所内外计算数学杂志及学术会议上上发表了约十几篇论文。

1992年3月28日上午快下班时，他倒在办公室，再也没起来，抢救无效，“猝死”！他们室在全体同志的悼词中写道：“明笙走了，走得这般突然，谁能相信？老杜走了，在其金色的年华，令人倍感悲伤。明笙以其赤诚与执著，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光辉的事业。老杜以其才智与学识，为科学进步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明笙活着，在我们心中。老杜活着，在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中。”

不寻常的成长历程

杜瑞明

一、人生观、世界观的大转折

我出生在一个富裕中农的家庭，祖父去世早，父亲13岁就早早当家在家种田。父母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常对我说，“只要你自己用功读书，能考上大学，就是讨饭也要供你读，将来像杜佐周（同族人，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大学校长）一样出洋留学，能住小洋房，讨漂亮的老婆，还能光宗耀祖，父母也能跟着享福。”在父母的激励下，靠着勤奋和死记硬背，在中小学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被直接保送进入东阳中学高中。因为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力，且有严重胃病，假期里也让我帮他干一些插秧、铲地、割稻、车水等力所能及的农活，但是，由于父母认定我将来不会一辈子在家种田，因此对我干农活并不严格要求，还特别受到祖母和母亲的宠爱和袒护，深怕我干活累病，因此，跟贫苦家庭的孩子不同，我并不承担家庭的生活重担。高二暑假，我曾借口复习功课，躲在学校逃避烈日炎炎之下的艰苦劳作。因为考试成绩好，我同时受到老师的宠爱，初一，班主任就先后介绍我参加了少先队和共青团，高三时还被推荐当选学生会主席，出席过浙江省学代会。

直到考进北大，一路顺风顺水，助长了骄娇两气，盲目自大，只能听表扬，不能听批评。进入北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因为中学阶段没有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靠死记硬背玩不转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封建落后的农村进入大城大城市以后，诱惑多了，小洋房、美女、光宗耀祖这一套时不时会在脑子里浮现，注意力不那么集中了，学习成绩下降是必然的，第4学期居然有一门功课出现了补考。于是，骄傲自大瞬即转变为自卑和悲观失望，甚至一度想休学。

1957年，北大成为“反右”的漩涡中心。关于“反右”，党中央早有定论，扩大化了。我们年级是严重扩大化了，使许多同学遭受了错误的打击和痛苦。我本人在运动开始时是个观潮者，但很快就被吸引，在两种思潮的翻天覆地的激烈斗争中，我的灵魂深处经受了一次暴风雨般的猛烈冲刷和洗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字报我几乎一张不落地看，偶尔还拿小本作个摘记，并在上面发个议论，总之，我在很认真思考。我不同意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但对绝对平均主义、“人性论”等观点有共鸣。大批判开始，我就把记录了自己全部思想活动的小本子交给了党团组织。后来，在批判右派观点的过程中，对照自己，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贪图享乐，怕苦怕累，更怕死；爱出风头，只想当领导者，不愿当普通劳动者；只要求组织和同志关心、重视自己，而自己对组织和同志却很冷漠；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说一套做一套；在灵魂深处，对党对新社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在后来的红专辩论交心运动中，在组织的鼓励下，我鼓足勇气，把自己灵魂深处这些见不得人的思想统统用大字报公布于众，公开宣布了自己与资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决裂的决心。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在床上蒙头暗自掉泪了。一方面是悔恨，恨自己原来是一个假革命，嘴上满口马列主义，实际上却是满脑子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莫名的空虚和茫然，假面具丢掉了，要真革命，一切要重新开始，今后人生的路该怎么走？路在哪里？

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常便饭，我和师傅们一样都睡在一个大通铺上，都长虱子了，星期天休息时，起床头一件事就是脱下衣服抓虱子；木工厂的简易木板房四面灌风，怕失火，大冬天连炉子也不生，工人们就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坚持干活，我虽然穿了棉大头鞋，呆一会脚就冻得钻心痛。对于如此恶劣的环境，对于如此这般紧张艰苦的劳动，工人们从无怨言，不叫苦，不喊累，始终干劲十足。工人们颇有点伤感的是安全缺乏保障，木工厂电刨子没有保护装置，那一年中，我就亲眼看见2位师傅被切断了手指，40多岁的老木工谭师傅，一次就被齐刷刷切掉了4个手指，右手残了。比起在冷却塔上高空作业的工人，木工厂的工作不是最危险的。那年冬天，因为脚手架上尽是冰，一个青年工人不慎从二、三十米的高空滑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工人们在庆功宴上提起这类伤感的事故时，不免都要多喝几杯酒，以求一醉方休。

面对这一切，我问自己，劳动人民培养我十多年，大学毕业了，为解除他们的危险和痛苦，我能做点什么呢？老师傅们对知识分子充满希望！有一次，厂长夏师傅让我和我同去锻炼的同事老白一起参加技术革新，老白是长期在实验室工作的老同志，对机械不陌生，能对改进木工机械提出一些建议，可我却毫无作为，使夏师傅很失望，他半开玩笑地批评我，“小杜啊，人家知识分子都很瘦（老白就很瘦），就你这么胖，你也不动脑筋啊！”夏师傅的批评让我无地自容，让我刻骨铭心，让我彻底冷静下来，承认自己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种山间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没有真才实学，却还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国家花大钱把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培养成了大学生，而今还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做任何事情，不能再闹个人主义患得患失了，我决心努力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脚踏实地，从本职工作做起，从现在做起。

三、毛主席著作帮我度过三年困难时期

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广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虽然通过一年的劳动锻炼，受工人师傅的熏陶，感情上不再空虚了，专业思想也稳定下来了，但一遇到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又产生了严重的动摇：1959年党号召“苦战三年，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我带着改变贫穷面貌的满心期望，与工人师傅们一起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中，谁料，转眼间，怎么连饭都吃不饱了？中国还能建成社会主义吗？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又在哪里？满脑子的疑问，悲观失望透了。

三年困难的原因，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了，除了自然灾害，还因为党中央在工作中犯了 “左”的冒进的错误。对这个错误，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就认识到了，并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它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我的悲观失望情绪是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才逐步得到克服的。悲观情绪有两个认识上的原因，一是对当时我国仍然是一穷二白的国情缺乏认识，二是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以及在斗争中产生的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基本上一无所知。

毛主席1957年就提出：“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有些青年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我对社会主义原来就是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我想当然地以为，现代化的大工业企业，都应该是窗明几净的，工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环境都是很舒适的。但是，1960年底到鞍钢参观，看到烧结车间满屋矿灰飞舞，工人们整个成了灰人，只露一双几乎看不见的小眼睛，这个场景使我十分震惊，彻底打破了我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开始认识到，原来像鞍钢这样闻名的大企业尚且如此，全国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在当年已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梦想苦战三年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该是多么幼稚，多么的不切实际！

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无知，是我发生动摇的更重要的原因。毛主席指出，“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长时间的艰苦劳动。”我曾经听父亲讲，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他亲眼看见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大牌子，因此，他特别佩服中国共产党，解放后能够让中国人直起腰杆做人；我自己也亲眼见过儿子被国民党抓壮丁后，孤苦伶仃的寡妇被逼疯，致家破人亡的惨景。但毕竟自己没有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经历，因此也就没有工人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而且，当时我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段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历史，基本是一张白纸，毫无认识。从开始认识，到产生敬仰之情，再到决心向其学习，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的。

1960年底，毛选四卷出版了，我一口气读完之后，感觉太神奇了，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读了毛选一至三卷，主席的思想令我震撼，让我折服，一扫我心头的阴霾，心里豁然云开雾散。我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怎样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经过几十年与国内外反动派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历经多次自己队伍内部种种“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的折腾和磨难，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最终，从小变大，由弱变强，打败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和残暴的日本侵略军，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奇迹，导演这出伟大历史剧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依照毛泽东思想建立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为其特色。虽然她也犯过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错误，但总能够自我纠正，党和军队没有分裂，国家没有陷入内战，这是中国人民的福气。今天，她顺应民意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勇敢地、坚决地向自己身上的贪腐毒瘤开刀，我坚信必将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

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仅帮我树立了对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还帮我找到了动摇的阶级根源。在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动摇性，害怕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自己在暂时困难面前严重动摇，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深刻反映。坏事变好事，克服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动摇以后，让我做好了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四、实践论、矛盾论指引我实现科技创新

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红专辩论，1959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以及1960-1962三年困难的严峻考验，六年时间，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开始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62年底，国产计算机开始在国内一些重大的工程和经济领域得到应用，研究所和室两级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建立自己的计算队伍。经考试选拔，决定让我和另一位同志承担此项任务，并立即把我们送到中科院计算所的计算室学习，带着自己的任务去，边工作边学习。自这时候起，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点开始转移，由原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和为人民服务等，转向实践论、矛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深入学习这些著作，极大地提振了我对科研工作的信心，并帮助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方法。具体地说，主席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以及“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的论述，极大地鼓舞我克服自卑和畏难心理，在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的同时，运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后延婚期（32周岁才结婚），趁年轻集中几年打好专业基础（包括外语、计算数学、程序设计、地震工程、振动理论及有限元方法等），因此，掌握了工作上的主动，至1974年，在计算组全体同志和外单位协作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地主持完成了16项计算任务，获得部级科技成果一、三等奖各一项，同时，为1964年和1972年制订和修订我国民用建筑抗震规范提供了基础数据，并为“地震工程”、“09核反应堆压力壳容器及O型密封环”等四项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及“场地条件对震害和地震动的影响”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还做了如下两件事情：谱分析程序应用范围很广，但原来都是用机器指令编写的，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很难读懂，所以不便推广。为此，在计算所推出首个接近自然语言的BCY语言时，在第一时间我就学习掌握了它的使用，用它改编了谱分析程序，后来在全国强震观测培训班上做了普及推广。此后，该程序一直放在工力所北京强震观测站中，供全国同行随便使用，曾在南京长江大桥抗震决策等一些重大工程中得到应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另外，在完成用有限元方法计算地震地形影响的任务时，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思想，通过计算试验，总结出单元划分准则和积分时间步长的选择准则，发表了“用有限元方法计算地震地形影响的若干问题”的论文，因为这些准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品格，后来被同行推广应用于地下结构抗爆有限元计算和作为通用结构分析程序SAP5增加场地地震反应计算模块的主要参考依据，被多家机构评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精典成果”等多个一等奖，2012年又被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丛书编委会等单位评为特等奖，已被收入《中国改革与发展精典成果论著》等著作之中。

1980年我考上了国家地震局公费出国的名额，得到了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土木工程系留学进修的机会。在那里，E.L.Wilson教授让我帮助他把他和袁明武提出的适用于单向荷载作用下的Ritz向量直接叠加法推广到三向荷载的一般情形。对此，我还是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思想，从观察研究悬臂梁的多质点离散模型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开始，从分别观察它在X，Y，Z三个方向单向荷载向量的作用下所产生的Ritz向量入手，很容易就发现：在由三个单向荷载向量叠加得到的三向荷载向量作用下所产生的Ritz向量，就包含了三个单向荷载向量分别所产生的全部的Ritz向量。这就是说，单项荷载作用下适用的Ritz向量直接叠加法可以完全适用于三向荷载的情形，所不同的只是产生Ritz向量的荷载向量需要改变，由一个单向的荷载向量改成一个三向的荷载向量。

进一步观察还发现，Ritz向量中许多都是结构较低的近似振型，当结构的离散自由度n越大时，Ritz向量中的近似振型也越多，后来更从理论上证明了：当n→∞时，全部Ritz向量就都成为结构的振型向量了，两者不再有任何区别，从而使通过计算Ritz向量来计算结构较低阶的近似频率和振型这样一种全新的、比迭代法更高效的方法成为可能。上述内容已发表在《一个修正的Ritz向量直接叠加法》的论文中，该论文已在“第八届反应堆结构力学国际会议”上发表（1985，布鲁塞尔），后被收入《中华文库》，2009年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中国优秀专家学者国庆座谈会上被评为“辉煌60年--共和国建设发展理论创新论文一等奖”，该法已被同行应用于铁路钢桁桥和高层建筑的空间地震反应的分析研究。

回国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通过进一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索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完善了更优越更有效的Lanczos向量叠加法，发表了《Lanczos向量叠加法》的论文。该文已被收入《当代创新专家文论大全》并被评为特等奖，2011年又被收入世界科技出版社和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陆知名专家学者成就展》，并在2012年世界文化名人协会等机构组织的世界华人优秀创新成果评选中被评为国际金奖。

五、两次意外的考验

1969年进入文革后期，研究所里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要“挖地三尺”，把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统统挖出来。期间，有不少老科研人员在办公楼里被隔离审查，据说大都与一个外地揭发出来的特务案有关。运动大约持续了数月以后，俞德全同志和我被调入该大专案组，俞是党员，他是进去顶替原专案组负责人的，我此前是负责一个小专案的，基本结案以后才被调过来，没人告诉我为什么要调我，可能是对我原来小专案的工作比较满意吧。到大专案组以后，我逐渐了解到，在被隔离人员中已经有一人跳楼自杀，只有XX交代了大量口供，但都查无实据，奇怪的是此人对自己的口供一直不否认。该案处于一个十分艰难的时刻，骑虎难下，无法结案。专案组原领导人中有人坚持认为，只要XX的口供自己坚持不否，此案就不能结，只能挂。我当时想，既然查无实据，又要把案子挂起来，会让涉案的很多人及其亲属继续背上沉重的包袱，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应当努力争取查清结案。既然矛盾的焦点在XX的口供上，我就开始仔细阅读分析XX的全部提审记录，大约一周后，我基本肯定，XX的口供全都是“顺杆爬”编造的故事，提审人员头一天表现对什么有兴趣，第二天他就给你交代与之相关的故事，完全不靠谱。我提出这个看法以后，专案组开会逐日分析对XX的提审记录。最后，所有专案组的老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认定XX的口供纯属迎合之作，完全不可采信。就这样，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该专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予否定。

现在回想起来，我作为一个普通群众，能够在一个涉案人员众多的“重大”案件中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纯属机缘巧合，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做了这样一件好事。当时进驻工力所的工宣队领导张师傅告诉我，我在专案组的表现很好，要把我的材料入档案。说实在话，我进专案组纯属服从领导安排，既没想干好了会得到什么，也没想干坏了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总之，傻傻的，啥也没想。

另一次意外的考验得从1985年说起。那年，在访美期间，我了解到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技术已趋于成熟，便积极引进有关资料，并于1987年邀请中科院院士、退休老所长刘恢先出山挂帅，积极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工程建设中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应用研究”这一“七･五”重大项目的筹组活动。最后，“场地地震危险度评估与防御对策专家系统应用研究”项目被立为该重大项目的十个二级课题之一，工程地震专家刘老被选为该重大项目领导小组的组长，本人也被选进入领导小组，除参与大项目的三级课题筛选及帮助刘老组织管理二级课题以外，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刘老具体负责三级课题“智能辅助地震危险度评估”项目的计划和实施。本着要抢救一批老专家的专家知识的立项宗旨，本三级课题循着国家地震局地震区划图编委会完全相同的思路，所不同的仅在于，凡由专家经验决策的部分，都采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本人充当知识工程师的角色，负责地震地质专家和地球物理专家相关专家知识的获取和表达。自1987年至1991年，历经五年，课题工作基本完成，只待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组织国家级的评审和验收。

就在即将收获的关键时刻，刘老不幸病危住院了，不久，工力所新上任的负责人假借刘老之口要我把课题交给xxx，不给任何理由。我考虑再三，决定坚决抵制如此蛮横的行政干预，因为哈尔滨建工学院、工力所、刘老和我四方之间，大约在1988-1990年间就达成口头协议，哈建工要新建计算机应用系，欲调我过去当系主任，工力所当时的所长同意我调离，但应刘老的要求，要我完成重大项目以后再走。既然项目没有最后完成，我就不应该走，再说，刘老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非常正直的科学家，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背信弃义的事情来。至于xxx博士，在课题内一直企图自充专家，想采用当时非常时髦的理论另搞一套，完全抛开国家地震局地震区划图编委会及其专家顾问组的专家知识，与重大项目的立项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且从未获得刘老的认可。再说，课题已至收获季节，利用行政手段“抢桃子”，非常恶劣。工力所这位负责人见来硬的不行，为了诱我交出课题，又向我保证我在成果中的排名不变。但是这决不仅仅是排名问题，更不是我个人的排名问题。一旦交出去，出现挂羊头卖狗肉之类的事情，我就无能为力了。由于我坚持抵制，至1992年基金会召开国家级评审验收会当天早晨，据说工力所那位负责人还派人携公函给基金会，要求把我撤下，换xxx。基金会代表立即召开重大项目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本人回避），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拒绝了工力所那位负责人的无理要求，决定由我继续代表刘老的二级课题进行汇报。

令人非常欣慰的是，我不仅得到基金会代表和领导小组的坚定支持，而且，在这次国家级的评审验收中，我们的课题与清华土木系的课题被验收专家组评为A等，这是对我们所坚持的科研路线的充分肯定。虽然，此后我继续受到工力所那位负责人多方面极不公正的刁难和折腾，但我并没有被弄昏而偏离正确方向，而是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1994年，本人撰写的论文“智能辅助地震区划系统”被《中国地震》头版刊出，接着，其英文版被美国《Earthquake Research in China》转载（1996），我很高兴，为我们的课题，为刘老，为工力所，还为我们国家争了光。1997年，纽约科学院给我发来了邀请函，邀我成为纽约科学院的院士，由于考虑到某种政治因素，本人未予回复。

六、致谢

回顾一生，虽然成长历程不是一帆风顺，并且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但是，我没有遗憾， 并且感到十分幸运。以下一些奖项和事件记录了我自参加工作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和业务工作上取得的进步：1964年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时被评为优秀团员，1965年被评为黑龙江省科委系统五好团员，1973年被评为工力所和黑龙江省科委系统的先进工作者，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获中国科技财富杂志社和中国基层党建网颁发的“共和国杰出贡献人才”奖。

我应该感谢的人很多。以下一些人和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应该致特别的感谢：母校北大不仅给我提供了全额助学金，还帮助我开启了实现人生观世界观转变的艰难进程，并且帮我打下了较扎实的数学基础，尤其是高等代数，丁石孙老师不仅教课深入浅出，他在小班习题课上充满信任和鼓励的提问，还是激发我学习兴趣并取得优等成绩的关键因素， 为后来从事计算工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在工力所工作了35年左右，几近一生，无论是政治思想上还是业务工作上，都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1962年刘恢先老所长和时任研究室负责人的胡聿贤研究员（现为院士）作出英明的战略决策，决定培养和建立自己的计算队伍，并把我送至中科院计算所计算室二组进修，这一决策决定了我一生的工作方向。计算室二组良好的学术环境，对我较系统地学习掌握相关最新的计算数学知识，帮助很大。在计算机时代，能够一生从事计算工作是很幸运的，因为计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辅助性的战术工具，计算已经上升为与理论、实验齐名的科研工作的三大战略武器之一，加上当时正是我国产计算机刚投入应用的初期，于是，我就自然成为我国计算机在地震工程应用领域的拓荒者，许多类似于为制订我国房屋抗震规范提供大量强震记录处理数据这样过去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在我们的手上完成了。应该感谢工力所的领导为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机遇；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有机会出国进修，开阔了眼界，拓宽了领域；

所有工作上的进步，除上面提到的外部因素之外，与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分不开的。这个转变始于母校北大，成于工力所。在哈尔滨热电厂工地劳动锻炼的一年里，工人师傅们帮我坚定了脚踏实地走为人民服务道路的决心。三年困难时期，在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严重动摇之际，抗震室的领导刘锡荟同志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并组织去鞍钢实地参观，及时帮助我结束了动摇，并从此与毛主席著作结下了缘。是毛泽东思想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引领我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使我最终能给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追根溯源，下面一些人和事也切不可忘记：

母校浙江东阳中学给我提供了初中多个学期的奖学金，免了我高中的全部学费，母校后山店小学和浙江东阳中学帮我打下了较好的学业基础，使我后来能考进北大，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初一班主任倪宝文老师先后介绍我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让我有机会较早接受党团的政治教育，这可能也是我在大学期间能够开启人生观世界观大转变进程的原因之一。

父母不仅给我一个较好的身体，供我上学，他们的鼓励一直是我在中小学时期努力学习的动力，并且，他们从小教育我做人要诚实守信，使我终生受益。父亲因劳累过度，年轻时就患上了胃病，疼的时候靠喝小苏打缓解，以至于病情越来越重，54岁就因胃穿孔，早早离开了人世，至今我仍后悔不已，并激励我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我还必须感谢我的妻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经常长期出差去北京、上海搞计算，后来去美国留学更是一走近3年，她自己在工厂上班，考勤很严，还要照顾好家里两个幼小的孩子，没人帮忙，但不管多苦多累多难，她都默默地承担，我能集中精力于工作，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离不开她的长期支持。

简历

1937年2月生，浙江东阳市人，中共党员、研究员。1954年毕业于浙江东阳中学，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力系，先后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进修，历任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计算组长、计算站负责人、计算技术室主任和哈尔滨建筑大学计算应用系主任等职，并兼任黑龙江省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结构动力学分会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计算机应用分会理事等职。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退休教授。

主要成就：主持完成计算任务16项，为1964年和1972年制订和修订我国民用建筑抗震规范提供了基础数据，并为“地震工程”、“09核反应堆压力壳容器及O形密封环”等4项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及“场地条件对震害和地震动的影响”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作出了重要贡献，获部级科技成果一、三等奖各1项；其谱分析软件七十年代被国内同行普通应用，曾为南京长江大桥抗震决策等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立下汗马功劳；共发表论文36篇，论文<关于应用有限元法计算地形对地震地面运动影响的几个问题>中提出的单元划分和积分时间步长的选择准则，已被国内同行推广应用于地下结构抗爆有限元计算和作为通用结构分析程序SAP5增加场地地震反应计算模快的主要参考依据，被多家机构评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精典成果”和“复兴中华优秀科学成果”等多个一等奖，2012年又被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丛书编委会等单位评为特等奖，已被收入《中国改革与发展精典成果论著》等著作之中；论文<一个修正的Ritz向量直接叠加法>所提出的结构动力分析方法，把E.L.Wilson等所提出的方法推广到了三向荷载的普遍情形，并为其发展成为极有效的结构自振特性计算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已被应用于铁路钢桁桥和高层建筑的空间地震反应分析研究，该文已在第8届反应堆结构力学国际会议上发表（1985布鲁塞尔），后被收入《中华文库》，在2009年庆祝建国六十年——中国优秀专家学者国庆座谈会上，被大会评为“辉煌60年——共和国建设发展理论创新论文一等奖”；论文《Lanczos向量叠加法》在上述修正的Ritz向量直接叠加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Ritz向量直接叠加法和B.Nour-Omid等提出的Lanczos坐标法，已被收入《当代创新专家文论大全》并被评为特等奖，后被载入世界科技出版社和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陆知名专家学者成就展》（2011.12），并且在2012年世界文化名人协会等机构组织的世界华人优秀创新成果评选中被评为国际金奖；协助已故中科院刘恢先院士主持完成的《智能辅助地震区划系统IASHES》（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七·五”重大项目），为国际首创，其论文已被《中国地震》头版刊出，并被美国《Earthquake Research in China》转载；此外，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知识工程概论》等课程，培养硕士研究生8名，并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获中国科技财富杂志社和中国基层党建网颁发的“共和国杰出贡献人才”奖。

2014、7、20修改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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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忆往昔

冯礼贵

1932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

我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酷爱读书。但因家境贫寒，青少年时期曾两次失学，三次当学徒。小学五年级失学后，有幸得到当地名师罗翔远的指导，跳入了初中，初中仅读了一年，又因病失学了。直到解放后，承蒙恩师提携与教诲，为我补习了三个月课程，幸运地考取了江苏省立丹阳高中。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良机，从学习到各项活动，都积极努力。在丹阳高中，我入了团；被选为丹阳中学学生会主席；丹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

我发奋读书，刻苦钻研，为实现心中的梦想———考上北大而拼命奋斗。1954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能进入了这所科学的神圣殿堂，能在这里接受先进教育，聆听名师的教诲，我太幸福了！我满怀喜悦与激情，发奋努力，决心为祖国的科教事业贡献智慧与青春。

然而，祸从天降，1958年的错划右派，使我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也断送了我二十余年的美好青春。我喂过猪，种过菜，下过煤窑，当过电工……岁月在无情地流逝，满腔报国之志无从实现。我苦恼，我彷徨，然而，又有何奈？

当我身处逆境，处在人生最低谷时，恩师丁石孙给了我谆谆教诲与鼓励。先生告诫我：“跌倒了就要重新站起来，选准方向，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先生的教诲，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激发了我与命运抗争的信心和力量；先生的教诲使我猛醒，使我对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看到了希望；先生的教诲促使我加倍努力，顽强拼搏，争分夺秒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恩师的教诲，开启了我第二次青春，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开始新的征程。

在我的错案被“改正”平反后，前进道路上又出现迷茫。耽误了二十年，所学知识已经落伍，远远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我苦恼之时，又是恩师丁先生给予中肯的指点，他从我的实际出发，让我在教授高等数学基础课的同时，去从事数学教育，数学史的研究。先生为我指点迷津，先生为我指明方向，我重新振作起来，拼命和时间赛跑，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开始了辛勤的耕耘。一边认真从事基础数学的教学，一边竭尽全力从事山西地方数学史的开拓与研究。先后发表了三十余篇研究论文。同时，还积极参与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参编了吴文俊教授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大系》；参编了吴枫教授主编的《中国古文献大辞典》，并与张秀琴合编了《中学数学探源》（28万字）；曾担任月刊《中学语、数、英》的主编；在八十高龄之时，又把所写的科研论文编撰成册，题名《春华秋实》，实为我俩半生的心血之作。能留点笔墨在人间，实属欣慰。当我百年之后，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是母校北大的哺育，是先生谆谆的教诲，使我走过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回顾六十年的艰难历程，有过辛酸，有过失望，有过痛苦，但我又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一位知心的爱人。

1959年北大毕业，头戴一顶右派帽子，分配到了山西工作，没有工资，只有28元生活费，要吃饭，要买书，还要每月给老母亲10元孝心钱，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妈妈，她省吃俭用，含辛茹苦培养的儿子被错划为“右派”。三年困难时期饿得全身浮肿……精神上的折磨，身体上的摧残，我经受空前的磨难。

1961年摘了“帽子”。成为“摘帽右派”，也有了工资（54元）日子好过些了。

1962年，我被借调到太原。在山西省工业师专讲授我的专业课——微分方程。能够学以致用，我十分欣慰，教得格外起劲；学生们学得十分刻苦。听说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他们十分崇拜；得知老师是“摘帽右派”，他们又非常惋惜，同情，张秀琴就是其中一员。由崇拜，惋惜，同情，进而产生了爱情。1962年，我们结婚了。虽然十分清贫，但也能同甘共苦，相敬如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敢于与一个右派（虽然已摘帽）结婚，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这预示着未来的岁月中充满风险与坎坷，预示着苦难与折磨……在以后数十年的岁月中，她也因我而屡屡遭受磨难。在文革中，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说：“不见得吧。一个人哪能一辈子不讲一句错话。”这一句话，几乎引来杀身之祸，不仅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又加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帽子越来越重，处境愈加艰难，她也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斗。八个“造反派战斗队”轮番批斗，逼她揭发我的罪行，并逼迫她与我离婚……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教师，哪堪忍受如此折磨？身心备受摧残，以致落下了许多病根。然而，她就是痴心不改，认准我是个好人，反而越批越斗越坚强了。造反派对她恨之入骨，然而她却得到了众多善良师生及家长的赞许。她头顶巨大压力，相夫教子，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度过了一道道难关。使我们的家庭逐步走上了幸福之路的康庄大道。

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错案得到了“改正”。1979年我重新调回省教育学院工作，她也回到太原，并且多次外出进修，不断提高，在成人教育岗位上勤勤恳恳，不断严格自律，从助教升到讲师，从讲师升到副教授，1996年又晋升为正教授职称。一个专科学历的女同志，在业务上能有如此大的跨越，需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啊。

如今，我们家是个令人称赞的家庭，老两口都是正教授；大儿子两口都是博士，都在上海高校任教，大儿子是系主任；小儿子在上海东方航空公司任职，小儿子媳妇在上海吉祥航空公司任职；孙子大学毕业后赴英留学；孙女留学去了美国……儿孙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十分欣慰。并衷心祝愿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2012年，我们全家三喜临门，吉星高照：一喜是我八十华诞；二喜是老伴七十寿辰；三喜是欣逢老两口金婚五十周年纪念。为庆贺临门三喜，在桂花飘香的金秋十月，孩子们在太原很有名气的迎泽宾馆，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庆祝盛典，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同举杯祝愿两位老人健康长寿，祝愿一对伉俪白头偕老，幸福美满。

亲爱的母校，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六十年的岁月太漫长了，我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想敞开心扉，向你们——亲爱的同学们倾诉衷肠啊！

从进北大校门第一天起我就满怀激情，奋发向上，决心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做一番贡献。谁知世事难料，人生坎坷，前半生的挫折太多了。打倒“四人帮”，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伟人邓小平引领祖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光明之路，知识分子有了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我得到了又一次的解放，母校老师教给我的知识和才华得到了充分施展。随着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成绩不断涌现，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优秀党员；担任多年的数学系系主任；担任多年的山西省教师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兼数学评审组组长……

1986年被评为数学教授，中国数学会会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担任过全国高校数学史教学研究会筹委副主任等职。先后十多次被选入名人辞典：1993年被《北大人》选入，1995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辞典》选入（见该辞典23卷158页）。

1992年光荣退休。我的退休生活很幸福，也很满足。退休前，住进了学院新建的一幢高楼中，环境优雅，阳光充足；学院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设有台球、乒乓球、棋牌、书画、钢琴、图书报刊阅览、各种健身器材等，我喜欢运动，风雨无阻，是中心的常客；我家离公园很近，我也常和老伴步行至公园，听听高亢的晋剧，欣赏优美的舞姿，看看惊险的过山车，乘坐登高的摩天轮……或钓钓鱼，赏赏花……充分享受美好的夕阳生涯，也不定期的邀约三、五老友外出旅游，欣赏祖国的壮丽河山……悠然自得，心情舒畅……

在家中，品品茶，看看《参考消息》，这是我每天必读的功课。它可以使人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增长智慧，它可以启迪思维，助人思考，以推迟老年痴呆病的来临……。

山西的医疗条件不错，就诊治疗可享受厅局级待遇，又有几位医疗界老友，看病倒也十分方便。

结束语

我十分珍惜这次的聚会。看到54级同学中已有七位院士，尤其是王选同学的卓越贡献，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同时也深感惭愧，自己贡献得太少了！

由衷地祝愿北大越办越好。

由衷地祝福北大老师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由衷地期待北大同学能欢聚校园，在未名湖畔欣赏湖光塔影，促膝畅谈六十年的沧桑巨变。

由衷地感谢在京的54级老同学，你们用辛劳、智慧，为我们的欢聚提供了一次又一次难得的机会，创造了极好的欢聚条件。

衷心祝愿同学们幸福、快乐。更欢迎大家能到山西五台山旅游，我将竭诚接待。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让我们共同珍惜这美好的岁月吧。

冯礼贵2014.7.3 晚12时

通讯处：

1.山西太原并州北路 太原师范学院高层楼2单元20-01

电话：0351-2278376

邮编：030012

2.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155弄43楼901室

电话：021-54813932

邮编：200237

我觉得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东西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其他方面都可以由此生发出来。

丁石孙《北大的精神》

深恩难忘

苟兴华

我已经老了。回首一生,我很幸运。而这幸运之最,是我成为北大数力系54级学生的一员。此后,我一直受到北大的恩惠。令我惭愧万分。

我进校的第二天，就在校园里走了一圈，燕园之美令我神往。

在54级，对我而言，听课是最高的享受。这是我所能想像的最有启发性的讲课，使我终身受益。毕业后我也做了教师,需要讲课时，常常回忆老师们的讲课,心中感恩不已。

54级的同学非常好。我因病休学,只在54级待了三学期。但到现在,与我联系最多的,还是54级的同学。

在工作中，每当我有什麽事做得比较好时，常会听人说“你是北大毕业的。”这时，心里甜甜的。同时，脸上也发烧。我的同学们，天才级的不用说，就是一般的，身处极大逆境的，也做得比我好很多。因此，惭愧充满了我的内心。

对燕园之美的认识，直到百年校庆那天，才有更深的领悟。那天，我早上四点多钟，从北太平庄的友人家出发，赶到校园南门，还不到六点。诺大的校园，静静的，下着小雨。进校后沿宿舍区前行，走过大饭厅，一教，化学楼，未名湖，一体，直到走出西校门。在那细雨菲菲中，清晨的湖光，夹以若隐若现的岛亭，树木，楼阁，通通显出朦胧中的清雅，神秘。那景，仿佛要告诉我什麽，却不肯说。我心里涌起神圣而清凉的感觉，以为，真正的，此景只应天上有！

北大，我心中的圣地。54级，我美好的家园。

我敬祝：敬爱的老师们健康长寿！亲爱的同学们平安快乐！

2014-06-20

简历

1936年11月生于成都

1954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因病休学一年。1960年9月毕业分配到四川大学数学系，在微分方程组待半年。1961年初调入力学专业。

1961年9月讲材料力学，1962年二月讲弹性力学。1962年9月力学专业调整，调物理系。

1996年底退休。

通讯处：成都四川大学物理系 （610064）

手机：13551066587

Email: gouxh@163.com

考上北大

郭健民

在我平庸淡俗的一生中，六十年前考上北大，可算得是我最幸运、最美好、最重要的大事情。这引导和导演了我此后一辈子的生涯。

我读的中学叫湟川中学，是青海省当时唯一的高中的学校，五四年全省仅有二十三名高三毕业生。为了考大学，我们背着行李，乘了一整天长途汽车到邻省，甘肃兰州，住在考点，学校给腾出的一间教室的泥土地上熬过了几天的七门高考。正像农村学生不能到城市上中学一样，西北地区的学生只能报考本地区的那很少的几个大学，唯第一志愿可以填写一个北京学校以示鼓励。我啥也不懂，但听到华罗庚励志的故事，就填了个北大数学系，就像现在人买彩票一般应景而已。一个多月后，高考发榜了，是全西北地区所有录取学生名单刊登在一张陕西大报上。全西北当年有二十几名学生能到北京念书，北大录取了七名，数学系登在前面，录取了罗志敬、郭健民。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时，真如梦境幻觉一般，穷乡僻壤里我这样一个瘦弱幼稚的学生受到了上天的意外眷顾。那年全国大水灾，带着简单的行装，从西北出发，刚修通的兰州铁路塌方不断，一路饥餐野宿十分艰辛。但期盼着能到首都求学的喜悦激情，淹盖过离乡的惊慌顾虑。整整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北京。这时学校已上课一周多了。我上第一节课是数学分析习题课，我把取整值符号当作绝对值来做，急得吴文达老师那铅笔点着我的脑袋“……你，你，你，……怎么搞的……。”这时学习的困难和思家的愁绪也着实使我有些害怕和后悔，不该一步登天来北京。好在这时我们班长周巢塵同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帮我补好缺课的笔记，还鼓励我如何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使我逐步树立起信心，继续念下去。这时困难中也有使我意外高兴的事，那就是“吃饭不要钱。”每当开饭的广播响起，八人一桌聚在丰盛的饭菜前，可以尽情饱餐，不时欢笑，不再有晚间的饥饿之虑了。这美好的感觉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会引发我们多么深切的回忆？

我是四班的学生，那时同学关系可真亲如手足，我们班有会开火车的老工人董绪清，整天笑眯眯地拿着个烟斗，我们亲切地叫他“老头，”他把周巢塵叫“小土。”东北话听着像“学徒”。也有几个孩子的妈妈钱璘同学，但她勤奋学习努力的精神，大家都钦佩。还有已当过几年数学老师的武际可同学，处事平和稳重，待人亲切自然，是我们半师半友的好领导。我们班还有体格魁梧的体育奇人李浩，他的心脏异常，在右边，他为人豪爽、中学时在华北大运会上跑过四百公尺的前几名，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那时课后锻炼是每日生活中必需有点艰苦的快乐事。

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一切困难和烦恼也会慢慢自然融化掉。

至今我仍然清晰记得的是我班神童杨九高，当程民德老师刚开始讲微分时，“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微的函数”初学者很难找。一天下午我们班正在第一体育馆边操场上课后锻炼，九高那瘦弱的胳膊吊在单杠上不动，口中却念念有词地讲起四川话“我想起来了。”他找到了这样的函数。这自然轰动了全班，也使五四级学生给数学系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班同学中，我也深切怀念王君山同学，他是一位极其谦和和儒雅，有点诗人气质、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亲是清华教授，母亲原籍日本。王君喜欢音乐，有着极好的家教，平时言语不多，但当你有什么功课困难向他请教时，他都会极耐心热情地给你解释帮助。他喜欢游泳，我这青海学生却根本不会，就想跟他学。五五年暑假我没回家，留在学校补课自习。几乎每天下午，君山同学都带我去颐和园昆明湖教我游泳，一招一式，划水换气，终于我学会了，可以独自游到十七孔桥外边远处。这种高强度的锻炼，加上至今我仍坚持马老校长倡导的终年冷水浴，使我原本极为瘦弱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是大学四年使我终生受益的极大财富。我深切地怀念和感谢王君山同学，听说后来他处境十分悲惨，命运何其不幸。

我们住在十三斋的大隔间中，晚上睡觉前欢声笑语摆龙门阵，九高、君山、巢塵算三个诗人，崔颢、李煜、普希金、裴多菲的名句“昔人已乘白云去，……”“假如爱情欺骗了你……”“生命诚可贵……”“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引来大家一片笑声中进入梦乡。

平静欢悦幸福的生活，两年半后就陡然然中止了，随之而来的运动、风波、折磨、灾难，一阵紧似一阵，再也不堪回首，中国数学界一度宣传过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我想如果不是那么长久深重众多的灾难折腾，说不定五四级的杨路（九高）、张景中、陈天权等优秀学生早就能有更大的成就了。

如今我们均已进入暮年，回忆起青春曾有过的美好岁月，但愿能使我们减轻一些悲伤、失望，增添一些欢悦快乐。以平静宽容的心情，缓缓地融和在夕阳中。

Email：guogujlm@hotmail.com

复旦大学 郭健民 2014 4 9

黄斑花

黄乘规

漫卷学子泪，

相离博雅塔；

谢慈悲，

皈依在莲台下。

注释了金刚妙法，

撰集了无穷佳话，

累得我两眼盛开黄斑花。

教育贵在后劲

洪允楣

1954-1958年，我在北大数力系学习三年半，因错划右派提前离校。经过劳动，改行于机械设计一线实务，后来一直在工厂，与数学关联甚少。但三年半中数学的感染和北大的培育，在我一生中的影响无法估量。

进校后从第一个学期起，数学知识就令我大开眼界。在程民德和陈永和两位老师的话语中，“ε-δ”可以反复咀嚼，其味无穷。“无论给定怎样小的，总能找到足够小的，使得……”，引导我的思绪细而又细地想象变量在一点邻域中的状态。后来学的实变函数则更细。几个学期所学，使我见识各种数学概念内容之丰富，数学结构逻辑之严谨，没想到世间竟有这等奥妙的学问！所学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象是高等数学应用课。数学观点确实深刻，数学工具确实犀利，它给人慧眼，助人洞察宇宙万物。几年间，我眼中的世界仿佛变了个样，没想到种种物理现象原来可以这样去看！

各门课程的老师都不停留于“交”给知识，而是进一步“教”学生掌握各课程基本的观点、方法及精神。江泽涵老师提醒从“不同变换下的各种不变量”的角度去理解解析几何，引导我们对每种知识都力求用较高较深的观点去认识。老师在大课上强调“是什么、为什么是”，习题课常常训练我们思考“不是什么、为什么不是”。正反辨析使思维日臻严密，大胆质疑、善于质疑。老师们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发展“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乃至“自己的”正例和反例。考试时，全部回答无误不一定拿5分(满分); 口试时加上不多一点点“自己的”东西，老师赞许的眼光就和5分同时出现。环境中“自由想象”之空气甚浓。数学虽极严谨，其探索与创造却非常自由活泼。我们学习的远远不只是定义、定理和习题解法，还有数学的精神及既认真又活跃的学问态度。表面上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简单而枯燥，其实大脑活动很丰富而其乐无穷。周围同学多数在中学里是拔尖生，使我见识什么是“孜孜不倦”。自愧之余，我比过去用功多了。同学中许多数学迷，使我看到兴趣主义也是人生一种不错的活法。

离校改行机械工程。从北大带来的数学基础、逻辑推理(帮助我以理性思辨指导严谨实践)和自由想象(诱发技术创新)，让我“捡了个大便宜”，业务上一直很少困难。轻松之余，兴趣主导，比较用功。有不少业余活动，都立足于实践体会及事实资料，“侵入”到相关领域，成为各种“圈外人”。例如，1982和1992年出版的两书，讨论机械设计某些构思方法及定性、定量、直觉等技术思考方法，其主要内容言人之未言。又如，一种关于专利策划方法的读物编写(及数篇讨论文字)，内容有一定创新性和若干论战点。该领域是技术与法律的紧密结合，于我是“远距离出征”。67岁起结合退休后的“打工”实践从头开始学习有关法律制度，重评数十案例，到70岁45万字交稿，只用了不到四年基本上是业余的时间。对于这一类不超过中等抽象层次的课题，运用以北大的训练为基础的抽象概括、观点创造及认真质疑，加上圈外人容易做到的不迎合、不固执，总能有所收获。所以，我进了数学系还未入门就出去了，并不后悔，何况看来我本不适合搞高度抽象的“纯”数学如拓朴（在校时我报的专门化方向）。

工厂工作属于经济门类。抽象思维能力帮助我不费力地学习经济学概念并用于观察经济改革。面对改革中种种似非而是及似是而非，不感到“眼晕”; 对前景能有或近或远的预感，在精神上不被动。此外，从经济延伸到社会，延伸到对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及阶级发育状态的认识，使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能逐渐地脱离不少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空想民主主义思潮(姑且如此称之)。这算是对57年问题的自我交代。

回顾数十年，北大三年半是启蒙与引导，是训练与薰陶，作为基础极具后劲。我想，教育本应如此吧。

这是04年写的短文，现作一些补充说明。

短文首先说了50年代就学北大的收获。 反右离校后 ，60年代改行于机械工程，成了兴趣飘忽的“杂家”。70年代后三十多年尽情享受北大教育赋予的“后劲”，不断涉足不熟悉的业务，而退休之后则尤其自由。加之“每十年用自己的观点编本书”，自得其乐，知足常乐也。所以，我彷彿不觉得反右被“打入另册”之十分悲惨。

04年同学纪念活动之后一些年逐渐出现转折，原本下一亇十年有信心做的，几经努力却不如意，苦于“跟不上时代”，并且对陌生知识的记忆力、理解力等似乎都薄弱了。

2012年患“房扑”住院20天后，被从未遭遇的心脏病“套牢”，之后又动了其他手术。注意力重点不得不转到“养生”，这正是不少人早就劝过我的。80㱑了，这是蒼天的安排吧。

（本文选自《五十年情怀》作者进行了补充）

简历

1951 上海同济中学毕业

1951-1954 上海市团委机关工作

1954-1958 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学习

1958-1992 北京无线电厂工作至退休

1958至今 技术公司顾问，兼事个人兴趣

Email：hongym@126.com

1956年的几件事

胡文瑞

入学两年了，凡事都纳入了正轨，按步就班。1956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学校和社会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和谐。我应该算是一个追求上进好好学习的大学生，所以二年级时被选上了系学生会的主席。回忆这一年的大学生活，有几件事值得回味。

一、参加管弦乐队。北大的社团很多，而且自由出入。我从来沒有玩过乐器，也少有音乐的兴趣。在物理系一位中学同学的鼓动下，头脑发热，一齐报名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乐队指挥发给我一把中号，并指定一周后大家要演奏一支乐曲。那时我们班的男生都住在十三斋的统舱宿舍中，第二天一大早我拿着号到旁边的操场去練习。还没有吹几声就惊醒了睡在操场東南角小房子里的职工，他不让我在那里吹号。一周后乐队集合，指挥要每个人单独演奏一遍。我想，这主要是检验我的能力。好在经过我一周的努力，总算将乐曲顺利地吹完，完成了入队的第一步。以后，乐队又给我换了一个乐器，叫我改吹拉管。我在乐队沒待多久就退出了，留下了一段回忆。这是我在北大参加的唯一一段社团活动，北大社团的人性化管理也体现着北大的精神。

二、周末小饭厅的舞会。我们班的翁启钧同学喜爱音乐，拉得一手好小提琴。由翁启钧领衔组织了一个临时凑起来的三人舞会伴奏乐队，由翁启钧拉小提琴，还有我们年级一位同学（名字忘了）拉手风琴，我打架子鼓。我在56年下半年已调到校学生会，任副秘书长，可以方便地组织一些学校的活动。在我们三人有空的周末，就在小饭厅开始敲打起来。不用多久，小饭厅内翩翩起舞的人就越来越多。敲打的三个人尽兴而奏，在场的同学们尽兴而舞，调剂了一周紧张的学习生活。这种舞会完全是由兴而发，自由参加，大家自得其乐。这种自由民主的活动也体现着北大的精神。去年我到珠海出差时，还与翁启钧一起回忆此事。

三、十一游行。每年的十一游行都是一件大事，学校行政部门花大力气进行组织和安排。因为我在校学生会，所以参加了一些组织工作。十一清早大家从学校集合，坐車到沙滩老北大的操场，然后步行到天安门，走到西单解散，晚上在北海门口有車送大家返校。当时的北大学生会主席是哲学系的赵振江，他是队伍的总指挥。在沙滩操场时，他把他的总指挥袖章给了我，他跑到天安门去观礼了。这样，我就成了北京大学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一路上听从上面的指挥，或快或慢，或停或走，一直把队伍带到西单解散，完满地完成了56年十一游行的仼务。晚上在北海集合返校时，团委书记石幼珊还调侃了我几句。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大学生，能当上一回北大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似乎也闪烁着一点北大的精神。

四、准备退学。我们年级休学和退学的同学不少，我准备退学完全是经济问题。我父辈的家庭出身清贫，兄弟妹三人走了三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父亲年青时受到基督教的教会培养，后来在海关工作时还一直参加一些业余的教会活动。叔叔年青时投入陶行知办的学校，然后参加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姑姑青年时是工人。父亲因参加教会活动的事在1953年被海关开除工职，全家生活陷于困境。我考入北大以后，吃饭不要钱，等于在经济上给家庭一点解脱。1955年开始实行大学伙食自费，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我打算退学后出去就业，帮助家里减轻经济负担。在此困难时刻，家里的兄姐们劝我继续学业，由大家分担我上学的费用。好在不久由北京市和安全部联合成立了北京编译社，征招我父亲到该机构担任西文组组长，这次退学风波才告结束。这次事件使我受教颇深，也更加珍惜在北大受教育的机会。

1957年反右前的北大，许多地方都充满学校传统的科学民主的氛围。每天在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之间紧张地周转，间或下午下课后去操场跑跑步、打打球，学习和生活都充满激情和愉悦。同学之间相互友好和融冾，总有些髙兴的事。而1956年正好是大学生活的中期，有更多赏心悦目的事情留在怀念之中。

简历

1936年出生于上海，祖藉湖北武汉。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曾师从郭永怀教授。

1984年被选为博导、被聘为研究员、199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被选为囯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流体力学研究，在磁流体力学、宇宙流体力学和微重力流体力学方面有学术贡献，曾应邀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地作访问教授，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作邀请报告。目前是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兰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通讯处：北京北四环西路15号， 中囯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电子邮箱：wrhu@imech.ac.cn

燕园甲子情怀深

金和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这些年轻时的口头禅，当时并没有实际的感受。如今，从入北大算起，已走过了六十年，一个甲子，这是多么漫长的时光，从风华正茂，矫健如飞的年华到现在的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然而就这样匆匆地走过了，不得不感叹，时间啊！过得真快！

一.忆当年

在这漫长岁月中，留在脑海里是一些跳跃的不连贯的画面，最清晰的是学生时代，特别是大学时光。我入学时的学号是5401027，54级共分九个小班，我是第六班。女生共三名。

住：被分配在26斋女生宿舍，同一寝室的是同班同学孙荀英(后称孙荀)、周芝英（后称周芝）和七班的管楚洤（后称管楚）。四人相处得如同姐妹，相当和谐。彼此从未发生过口角和不快，这最早的同窗友谊，直至今天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工作并未再在一起，然而再聚首时，仍然感到还是心贴心。

吃：第一年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8人一桌，桌上用脸盆盛菜，饭厅中间通道放馒头，米饭和汤，随便吃。大家站着用餐，每个人的饭碗都是入校时学校统一发的（捷克制造的白搪瓷）碗，男同学是大碗，女同学则小一号。每个人用毛巾或布缝一个口袋，装着碗和勺子，随时携带（有的同学将碗袋挂在饭厅的墙上）走起路来发出叮叮咣咣的响声，这个碗一直用了四年。毕业时，还须交回学校，那碗今何在？第二年停止了供给制，改为个人买饭票用餐（家庭困难同学可申请助学金），大饭厅按甲、乙、丙、丁菜设窗口排队买饭。我和管楚的饭票合在一起用，每人每月10元。记得有一次宿舍被盗，我和管楚放在抽屉里的饭票全部被偷走了，因为是在月初，弄得相当狼狈，这件事惊动了校卫队，他们来寝室调查，对寝室每个人都进行询问，当天每个时间段的所作所为证明人等，谁也记不清楚，说不清楚，搞得相当紧张。好在时间不久，案子破了，一张告示贴在大饭厅门口（且有照片）是化学系（54级）的一位女同学在偷实验室的秒表被抓住后，交代出还偷了我们的饭票。我很震惊并为她惋惜。因为那是我中学的同学，在我印象里她是文静而有些才华的人，没想到就这样被学校开除了学籍，断送了前程。

抢图书馆，占位子：记得校内的图书馆有第一阅览室（西校门口的大图书馆），文史楼的第二阅览室，第四阅览室（印刷厂 ），第三是哪儿，不记得了。我经常与同学结伴去大图书馆，特别是晚自习，那里特安静，一张桌子对面坐六个人，桌面大，可放很多书，每人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柔和。因为去的人多，座位相当紧张。而且，我们几个人偏爱图书馆的左拐角处的那张桌子。所以，为了要占那张桌子，晚饭常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边走边吃。下晚自习后，几个人说说笑笑地穿过美丽的南北阁（北阁：数学系的图书馆）、伴着月光奔回宿舍，很开心。经常一起去的记得有管楚、孙荀、程昌钧；男同学好像有朱建士、王振东、尤炳荣、康继鼎、曾锦光等。

穿：那个时代不讲究穿。记得中文系廖静文（徐悲鸿的夫人）穿着黑旗袍，头戴一朵小白花，当时很是引人注目。西语系的女生打扮最入时，穿长的花裙子，每周六都有汽车接他们去参加舞会。其次是化学系和东语系的女同学。数学系的女生最朴素，很少穿花衣服，当时我们几个女同学爱穿工装裤（深兰、浅兰色）也算是别具一格有点特色吧！

课外活动：最开心的时刻是小班的男女同学组成排球队，在男生宿舍（15楼）的小排球场上热火朝天的厮杀，或在棉花地操场进行田径活动。周末晚上在东操场经常有露天电影，但我很少看。

师生关系：上大课的老师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教授、老教授，同学对他们都是尊敬有加，只有丁石孙先生课下跟同学们谈笑较多。记得1956年刚开学不久，丁先生请我们年级的同学去参加他和桂琳琳的婚礼，我们高兴极了，大部分人都去了，记得好像是在俄文楼二楼的一个大教室里。那天最活跃的是九班的同学，特别是吴庆宝等几个人搞得整个婚礼，热闹而不俗。记得当时还送了一个大洋娃娃，大家吃着喜糖，笑声不断。之后与丁先生的关系似乎更亲近了。

大学的最后两年是触及了我那稚嫩的灵魂，身临其境的经受了“科学、民主、自由、敢为人先的北大精神”撞击着神圣的领导和无与伦比的制度。辩论、批判、扼杀，反右斗争是那样触目惊心，结果，是那样惨烈。心灵深处深深烙下了“不听话就要挨打”的烙印。58年毕业前夕，大跃进同时开展了“红专”道路的辩论，狠批“粉红色的道路”，不做“外红里白的大萝卜”，最后以中央发表的“革命青年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一文作为归宿，导引我们这些年轻学子们步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青春。

二.工作

1958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直至退休，没有更换过单位，但在所内，工作却频繁的变动。

刚入所时，与沈大来，范振民一起，由所人事处派往科学院主办的科技校教数学，我们扛着行李到了技校后，屁股还未坐稳，一个电话就叫我回所，说“另有任务”。结果是当时北京市组建首都基干民兵师，科学院成立一个排，各所均派人参加。点名要我所出一名女大学生，故而我前往“服役”。住在中关村17楼，早四点起床，晚十二点结束。扛三八枪，练习走步，正步走、齐步走、跑步走；擦、卸枪支、紧急集合、急行军、打靶等。风雨无阻，参加完国庆节游行检阅后，以“五好战士”“退伍”回所，时间已是11月份了。就这样，我与沈大来，范振民从此分道扬镖了。

回所后（文革前）分到第二研究室，土岩爆破组，后又调到中国科技大学（当时该校刚成立）做兼职教员，任理论力学课的助教（主讲老师是钟万勰）。课程结束后，调回室当业务秘书，搞科技管理（课题制定、任务上下马、计划进度报表、人员组建、后勤保证等等；只管民用，不管国防任务）。虽然是坐办公室，但还是经常出差。由于是搞爆破，课题均与工程相连。任务组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且危险，我去工地深深感受到这一点。我曾到过兰州金川露天矿，下过百米深的矿井，看到过当地老百姓十几岁的孩子裸露着身子而无衣穿，也亲眼看见全家就盖一床棉絮，吃的是数得清米粒的稀饭汤。这些对我都触动很大，深深感到我们国家的确还很穷，要奋斗！我亦曾去四川成都，去慰问参与修建成昆铁路的爆破组，只身拦住去往工地的油罐车，去追赶刚刚转移到新工地的同志们。在陡峭的悬崖与湍急的金沙江畔，及崎岖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一个人坐在副驾驶位上7个半小时。亲眼看到沿路上很多新坟（都是修这条公路时，牺牲的战士）。由于地势复杂，施工条件艰险，很多铁道兵战士刚参军就拉到工地上来，有的是途中翻车，有的是遇到岩爆和坑道作业出的事故等等，牺牲了很多。当时，死的战士就埋在路边和山坡上（都称他们是娃娃兵）。深深感到修建成昆铁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困难时期。我室一个组搞抗旱爆破打井。地点在河南新乡大召营，十几个人。为了传达当时八位副总理的形势报告，我要到工地去。顺便也给他们带上劳保用品，每人一双解放鞋，肉罐头（每人每月肉票半斤二人合买一听）、饼干（每人每月半斤糕点票）以及400多斤粮票和当月的工资。东西装满了两个特大旅行袋（公家出差用的），扛在肩上着实分量不轻，本来就体弱的我，又有腰疼的病，因此很吃力。从上火车就坐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人太挤，都是农民、民工）且是慢车（快车此站不停）。路上很是辛苦。更糟糕的是，到了大召营站台，急速下了车，一下车就傻眼了。摆在眼前的只有一条不到一米宽的田间小路，根本没有什么“大马路”（原来打井队的同志来信说“大马路”是开玩笑的）。我只得沿着这条小路，一路上见人就喊就问。那边的人很有意思，每次回答时都说“往前走，过了前面的村子再有两三里路！”就这样，过了一村又一村，总是二三里路。从早上8点下火车，一直到中午一点多才到达目的地。当他们看见我突然出现时，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事先不通知他们就独自跑过去，更为后怕的是，就在我行走的那条田间小路上，前一天还出现过“打闷棍”的。看到我带着这么多如此急需的紧俏的生活物品，的确有些后怕。当然，比起任务组的工地生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又如我在做业务秘书期间，曾负责建爆炸实验场（北京怀柔），在施工场地我和民工一起使用电风钻钻孔，结果造成我头胎流产，致使身体留下后遗症。

文革后期（1971年）力学所“斗、批、改”，搞“一光、二厂、三应用”的体制改革。我从二室调到激光室（14室）搞CO₂电激励激光器，负责光腔部分。组里20几人，从浇注混凝土实验台开始，到激光器的机械加工及光腔调制，整天做实验，干了八年。正当这个组要将成果面向实际走上应用时，一个偶然的原因，我离开了激光室。

1978年初，我调到力学学会，学报室，直至退休。这次调动，完全是偶然和带有戏剧性的。最初原因是1977年我帮孙荀英联系回京工作一事。当时力学学会正处于发展之际，急需一名搞流体力学方面的学会干部。我得知后，就向学会同志极力推荐孙荀英，他们了解后，甚为满意和高兴，同意要她并且也安排了具体工作。正当双方都满意时，力学所人事处给了致命一击的回复：“没有进京指标，解决不了户口问题”。一瓢冷水浇下来，学会同志甚感扫兴，我也感到对不起双方，后接触了几次，看着学会同志着急火燎的眼神，我就愧对着对方说：“要不，我来吧！我是学固体的，可以搞学报，是否可行？”学会同志当即表示“可以，欢迎！”于是，所内调动迅速成功，就这样，我调到了学会学报室。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力学学会工作面临着蓬勃发展，学会学报室人员很少，不可能做单一的工作。就这样，在这个岗位上编辑加学会干部融为一体。从1978年开始，直干到2002年退休，后又延续了几年，总之干了后半辈子。这是一个新的天地，是一个学术团体的机构，属中国科协管，但挂靠在力学所，人员又是所里配置，双重领导。这是一个新的服务岗位，相对自由一些。对党委要求的事和会议，可以以忙学术会议为由而推脱掉。在这里，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国力学界的奠基人、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科带头人，也结识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为这些人服务还是很开心，也学习了不少新的东西。学会办公室也是干实事的集体，因此工作上总体来说是愉快的。在自己主管的分支学科（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爆炸力学；工程爆破；计算力学等）专业组织，都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而且逐渐扩大。尤其是“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它是钱伟长先生着眼于力学的未来发展，建立起来力学与数学两大学科相互交叉结合的产物。最初是由十几个人，以非线性力学为主攻目标，办各种相关学习讨论班发展起来，而今成为国内外定期召开的学术例会。每次都有数百人参加，年轻人不断地涌进，科研成果颇丰，看着这一切，感到很欣慰。专家出思想，我们上蹿下跳、东奔西跑地张罗，也算汗水没有白流吧！其实，我们所做的工作相当琐碎。力学学会和领导重视开展学术交流工作，国内外学术会议每年都有二三十个。为了达到好的学术交流效果，要求每次会议必须有会议论文集（后期无疑都是电脑排版，而且很容易）。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会议论文集是相当困难的。记得80年代初，在杭州召开第一届计算力学会议。会议代表400多人，全部有论文。为了使会议代表能够有完整的文字资料，决定请代表自印420份（油印）会前寄到学会办公室，然后由我们编目，按序配页，再请装订厂装订成册（共计三大本）。最后，带到会场分发。首先，将所有来的资料，按顺序排好后，再起订书钉（每份按二个计）就这一项工作，当时12个人齐上阵，干了一整天，起下的订书钉，撮了几簸箕。此外，几十个会议，每个会议最低要发三次通知。因此，一年就是成千上万的写信封、糊信封。这些都是自己干，因此，周六、周日加班，平日加点是常事。

又譬如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除了正常的学术工作要安排之外，所有的会务工作，事无巨细都由办公室同志自己完成，从不外包出去。如横幅的制作，会标的制作，代表的胸卡，会议期间的餐劵等全部都要亲自动手，我就在这些琐事、杂事、小事中忙碌着。这也是当时改革政策所逼，我们学会算1.5线人员（一线——研究人员，要用课题费全部养活自己；二线——行政后勤人员，属所里养；规定我们是部分养自己，大约要承担70%），必须要处处精打细算。开国际会议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渠道，因此注意每一个环节，如国际会议的会议茶点，宾馆按每人每次20～30元收费，而如果我们自己搞（购买小点心和咖啡、饮料等）则只要5～10元/每人，而且比宾馆承办的还要好，于是，我们就自己承担下来，不过很辛苦。另外，会议用餐人数是个很大的漏洞，而我们可以精确统计到上下差2～3人。更有甚者，有一次国际会议地点选在社会主义学院，为了解决食堂人力不足，我们还承担了每次代表用餐后洗餐具的工作。当时，我是学会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学报和室的财务管理。虽然学会理事会是有副理事长专管财务（司库），但具体执行各会议经费都是独立核算，具体运作还是室里具体负责。因此，我不得不在每次会议的预算、结算中操心，在这些会议的收支中斤斤计较。当时大家戏称我是“金算盘”。

我的另一项工作是从1979年开始一直负责力学学报编辑、出版工作。学术把关是有主编和编委会，我只负责具体文稿处理和日常的编辑部工作，来往于主编、编委、作者、审者及读者之间。幸有师兄董务民的指引帮助（董于1979年调出学会办公室）。经过个人努力，倒也可以胜任工作。然而，一个章句小儒终不能使刊物至善。尽管如此，居然在当时设定的评价体系中，分别获得过中科院、中国科协系统的自然科技期刊的一等奖，以及三部委（国家科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荣获一等奖（1992年）、二等奖（1997年）。刊物曾连续获得出版基金资助，个人也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同时，力学学报还是最早从科学出版社独立出来办刊，并最早实现电子排版的自然科技刊物之一。今天看来，电脑排版已是家常便饭，人人都会做，算不了什么。而当时的我，却是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苦苦奋斗，费尽了心血。现在回忆起来，都是过眼烟云了，一切都已过去。所走的路磕磕绊绊，所做的事也都是琐事、杂事，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为中国力学学科的发展做了一些铺路性的工作。

三．历经痛苦时刻

文化大革命时，我是室业务秘书。因为未去参加农村四清而留守在所里，因此兼任室党支部代理书记。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疾风暴雨来临之际，顷刻被打倒。罪名有：“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修正主义苗子”、“阶级异己分子”、“张劲夫（院党组书记）、杨刚毅（所党委书记）的大红人”、“对抗红卫兵运动”并戴高帽（80公分高）游街（在中关村主干道），是当时力学所十个游街的“走资派”最后一名。当晚，被室里开除党籍，真是奇耻大辱！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时，又莫名地当做“特嫌”被成立了专案组，隔离起来。那时，在所里形影相吊，承受了最艰难的孤独时刻。自尊心很强的我，真有点受不了，头脑里想过“以死明志”。倒是毛主席的那条语录“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个虚幻的理念给了我支撑，决定咬紧牙关，坚持！现实是：发动起来的群众，正在互相撕咬，莫名其妙的罪名正是在这些人中喷出，很难让人相信，只有等待党了。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开始，从开始到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撤离，我一直苦苦地等着他们来找我，始终未见领导找我。一天，我无奈地走进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询问：“为什么还没有对我的‘问题’给出结论？”党委书记（蔺其中）以轻蔑的口吻冷冷地反问我：“你有什么政策好落实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嘛！”多么轻松的回答！我无言以对，心想：你们当官的，都一个个的作出结论，说什么“推倒一切不实之词……”“还本人以清白”，怎么到我这里，就没有“落实”之说呢？我愕然，停顿了片刻，转身愤愤离去，当我走到楼梯口时，耳边想起了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我释然了，我真幼稚！

父母亲在文革期间受牵连，所红卫兵不仅抄我中关村的家，还去城里抄了我父母亲的家，文物、字画、照片、邮票、衣物及首饰、家具等，所有财物全部洗劫一空，最后交给街道居委会私自散尽。更有甚者，时间已到（1985年）改革开放时间，以北京市落实出台房屋政策为名（因文革期间挤占了房屋无法腾退）就让房主搬离并租住到所安排的公租房（楼房）去住。粗看，是关怀，实际上是巧夺了他们赖以生计的祖产（四合院一所）。父母亲在文革期间，刚刚经受了红卫兵的皮鞭、“强劳”的待遇，尚惊魂未定，经此“落实”，不得不感激涕零，没有讲条件的余地，也不敢讲，只得按着政府的自行作价拿着捌仟捌佰余元的房屋折价款，拱手让出了房屋。然而，他们心中是无限的愤懑和疑问。我们做子女的虽然加倍地尽孝心照顾，也不能抚平他们心头之痛，最终凄楚地离开人世。老百姓就在这些人为的苦难中，倾家荡产，用尽欺骗的伎俩，巧取豪夺！真是好一个经风雨、见世面！

而今，每当回忆这些，心中仍隐痛不止。

四．退休之后

1996年应该退休，但因工作需要又持续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2002年才正式办退休手续。即使办了手续，还在一直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参与编写《中国力学史》、《中国力学学会史》、《钱学森文集（英译中）》等审校，及中国科协下达的中国科学家的采集工程《郑哲敏学术成长》的工作。

尽管如此，毕竟空闲的时间多了一些。最初也热衷于搞一些女红活计，如做布艺、十字绣，还上了6年老年大学，学习写意画。另外，思想上也在琢磨一些事。关于“史”方面.恰逢德高望重的李佩先生（郭永怀先生的夫人）组织中关村论坛讲座（几年前的事，现已停止），聆听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报告，涉及各个领域。他们以翔实的史料、精辟的分析、远见卓识的见解给人以启迪。再加上一些资料的阅读，原本想轻轻松松的反思，想活的明白、自在，让灵魂纯净。实际上，却并不轻松。感到过去很多事，并不了解真相。惊诧之余，不免感到自己年轻时天真、幼稚、盲从，当了多年的驯服工具。然而，雪泥鸿爪已留下，岁不与我，就此了了。

相识一甲子，燕园情怀深，当年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如今己到了望八之年。祝同学们身体健康，颐养天年！

简 历

1950-1954 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改北京女六中）初、高中学习、毕业

1954-1958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学习，毕业

1958-1977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二.、第十四研究室工作

1978-2002 中国力学学会.学会学报室工作

2002 退休

通讯处：北京朝阳区大屯路科学园南里316楼605

邮编：100101

电话：010—6487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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