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它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多。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持后一种观点。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而我则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样做的话，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这对世界是好事。当然，如果有国家硬要把对抗强加给中国，那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叫作“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民族国家”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也是欧洲近代无数战争的主要根源。18—19世纪期间，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民族国家”也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形成了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并屡屡击败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当时德国还是一盘散沙的300多个小国）。当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并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中国。19世纪的时候，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英国和日本当时都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也具备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的国家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受到这种“民族国家”体制的刺激，中国从20世纪初亦开始了自己“民族国家”建设的艰难历程。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已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尽管西方的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处，但为了叙述方便，我这里还是姑且用之。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9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当时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宗族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知书达理的乡绅可以独立地处理村里的、家族间的各种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技术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较多地依赖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来实行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封闭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央政府没有西方“民族国家”那种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甚至也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到了清朝后期，中国传统国家体制显然已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带来的挑战，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维系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相对完整的国家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但西方学者采用“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文明国家”的原因，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美国思想史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就是持这种观点。西方主流学者一般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如用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由“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国人建设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悲壮的，是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从清王朝覆灭到走向共和，从五四运动到军阀混战，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经历了数千万人的牺牲，终于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随后又经历了诸多波澜曲折的变革，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确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并开始迈向世界第一。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的观点颇有见地。他认为从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他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结构的精英人士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技术支持。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我们“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发挥。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名字叫《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但与其他学者不一样，他在书中对中国“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正面的阐述，应该说他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我们肯定。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他在书中也引用了我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他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所裨益，也启发了我对“文明型国家”的部分论述。
但是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两种特性之间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断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以及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导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学者那种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依我之见，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我还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同时又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1.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我们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 400万左右，所以中国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人口规模也是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印度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这么长久的人口整合过程，其庞大的人口远远没有中国人这种高度的文化同质性（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远远没有中华民族这种凝聚力。印度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外来的英语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人还不到印度总人口的10%。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财富。这么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现代国家载体内，他们既受到传统文明的熏陶，又接受过现代教育，所以产生的规模效应世界上无人可比。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创新+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影响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旅游、手机、互联网、高速铁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都体现了这种规模效应。许多境外企业投资中国都有一个口号，只要能在中国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由于人口效应，中国只要改变自己，往往就能改变世界。比方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已经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整个世界汽车工业开始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也是世界第一，随之而来的就是世界建筑设计业出现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这个趋势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开始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航空、影视、体育、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
2.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百国之和”而形成的。虽然俄罗斯和加拿大国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但它们从未经历过“文明型国家”意义上的那种整合历程。前苏联曾尝试创造过“苏维埃民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为乌有，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各个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转了亲西方势力主导的所谓“民主化”，俄罗斯还会不断地解体下去。
我们一些人比较羡慕小国寡民的生活，实际上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小国有小国的困难。小国经不起风浪，而大国遇到风浪，东方不亮西方亮，回旋余地大得多。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曾对我说，新加坡现在虽然比较发达，但新加坡总是如履薄冰，因为任何一场大的危机，比方说像“9·11”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就可能使整个新加坡毁于一旦。智利是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2010年一场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块，整个经济可能两年内都喘不过气，而中国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这么大的天灾，整个国家经济纹丝不动。
辽阔的疆土也使中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强势政府的传统和现代国家的体制建设，使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防能力，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问题。由于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内进行战略布局，我们今天可以实现西气东输、高铁“四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实现资源的优势支配。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产业升级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外国，而中国在自己内部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一般制造业可以从发达板块转移到新兴板块，但仍然留在中国，这就延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周期。我们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各级地方政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县际竞争与合作等特点都与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个事实有关。
“文明型国家”所形成的地缘优势也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辐射力。中国过去三十年推动了沿边开发的战略，现在又与东盟建立了10+1自由贸易区，建立了中亚地区的上海合作组织，并推动中、日、韩之间的经济整合。中国已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并通过东亚推动世界的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带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中国这种地缘优势是日本这样缺少地缘优势的经济大国所难以比拟的。
3.超悠久的历史传统
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传统。我们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育、艺术、音乐、戏剧、文学、建筑、军事、体育、医学、饮食等领域内都有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东西。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内源性、原创性和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资源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益匪浅。我们今天讲的“与时俱进”观念，源于数千年前《周易》中的“与时偕行”。我们今天使用的“和谐社会”概念源于《周易》里的“太和”概念。我们先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被用来引导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展现的是中国人“敢为天下先”的那种闯劲：船在河里航行可能不稳，因为有暗流，但到了桥头附近，水流一般会起变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桥洞就可以穿过了。这些都是数千年文明智慧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人实践理性的哲学传承。
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也是中国思想独立性和文明内源性的体现，这很像中医，西医能解释也好，不能解释也好，中国人信这个东西，因为它管用。如果西医不能解释中医治病的效果，就像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模式的成功，这总体上不是中医不科学或者中国模式不科学的问题，而是西医和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释中医效果和中国模式效果的水平。我们要做的不是削足适履，诋毁中医或中国模式以适应西方的理论，而是应该以中国人的成功实践为出发点，去修正西方的理论，去形成自己的理论。
同样，中医的实践也表明，一旦中医与西医较好地结合起来，其治疗效果往往好于单靠中医或西医，就像中国模式已经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华文明长于综合创新的特点。我们愿意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我们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一个次生文明。日本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能保持自己的许多历史传承，更何况中国呢？
4.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这是一种“百国之和”的文化荟萃。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中国文化中，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样为一体。中国光是方言就有上万种，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在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上的差异不亚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之间的差异，还有56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以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也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只有一个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老子热、诵经热、书画热、茶道热、旧宅热、文物热、中医热、养生热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兴。过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文化自觉。这是一种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自觉，其意义非同凡响。
外国许多好东西与中国文化碰撞后，不仅没有削弱中国文化，而且把中国文化呈现得精彩万分。网游来自西方，但在网上世界里，三国、西游、水浒、封神、山海经、侠客传记都可以大显神通；中国历史、典章与人物都可以成为当代青年快乐资源的一部分。与外界的大规模文化互动激活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意象和资源，激活了中国无数的文化创意产业，从Flash、视频、手机新功能到四格漫画、MV等新技术都是这样。
中国近年来影视产业发展迅速，各种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无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影视产业提供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截下任何一个历史断面，都可以开发出无数的题材和故事。我们的近、现代史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些都是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影视文化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国电影人最终超越好莱坞应该不是梦，因为最大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最大的观众群体在中国，最大的投资群体最终也是在中国。
中国人本文化衍生出来的餐饮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比拟的。中国菜肴之丰富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法国都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但中国大的菜系有八个，其中任何一个菜系的丰富性都超过法国菜系。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当量级的：一个是国别“文化级”的，一个是“百国之和”“文明级”的。中国任何地方的街头餐馆都能做出三四十种菜，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餐馆只有汉堡包加土豆条，能有三四个菜就不错了。欧洲餐馆的菜肴要丰富一些，但也很少超过七八个品种。中国的餐饮文化比西方餐饮文化丰富至少十倍，其实，许多其他文化领域内的差异也类似。惟有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才会有这份精彩，中国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的时代已经到来。
5.独特的语言
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汉语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纽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结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发展的困境甚至绝境：永远在那里邯郸学步，自己的传统早已丢了，而别人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结果整个国家就永远听人摆布，人民生活在动荡与贫困之中。
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我们的汉语也与时俱进，从文体修辞到语法词汇，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语言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汉语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并正在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优势，如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那种简洁度、极为丰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字使中国人获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资源。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游客输出国而辐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汉语，就更容易谋取到一份工作，而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经表明中国文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之一。
我们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其实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的人就知道，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光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有上千年的历史，造成了无数生命遭杀戮的人间悲剧。这些冲突还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着。我们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见，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在中国的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了中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当你走遍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基本信条是多么的珍贵。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这么一些基本信条，结果是暴力犯罪猖獗，发展毫无起色，一个接一个地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文字和文化教育，把这些中国传统价值激发出来，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善。
6.独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像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后中国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我曾遇到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种非常勉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倒是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独特的政治还表现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们历史上有朝贡制度、藩属制度、将军都护府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想像的，但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中国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和区域自治制度，现在大陆已经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达成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生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而在中国却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大于2的巨大效应。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的体制更有活力。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元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因地而异，经济结构也差别很大。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产生。
总之，我们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政治智慧对人类未来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7.独特的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它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关，在这种农业活动中，血缘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不同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基础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家庭伦理还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的统一了起来：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百年中，这种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已被一个高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取而代之。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转化的进程，并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不过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失落，这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和问题。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以为西方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将取代中国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也会走向西方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峙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中国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间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就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对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写法延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比过去扩大了无数倍，但个人仍然愿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很多东西，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像的。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个人权利并存，丝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基因看来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对峙冲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互补模式。这个模式也能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凝聚力、竞争力与亲和力。
8.独特的经济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其最大特点是把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多数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经济发展是为了百姓福祉，不是资本利润第一。因为有这种民本的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经济的口号是“以人为本”和“让老百姓满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光讲市场经济，不讲人本经济，在中国恐怕行不通。反过来也一样，光讲人本经济，不讲市场经济，中国就竞争不过西方。把“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其激发出来的力量看来超过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中，一直比较重视“看得见的手”。中国国有部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官营”，甚至更早。后来的洋务运动也是政府推动的。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来进行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把“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结合了起来，从而使中国经济变得很有竞争力。“数目字管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但是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宏观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数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长的，中国已经大致学会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观整合力”是中国擅长的，西方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要学。即使要学，在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里恐怕也很难做到。而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机日益增多的世界上，仅仅具备“数目字管理”而不具备“宏观整合力”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两者兼具的国家。关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我下一章探讨中国模式时还会进一步阐述。
总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坦率地说，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
三、新的视角
“文明型国家”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明型国家”意味着中国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国家。中国更像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则更像一个小号手、小提琴手或者一个室内管弦乐队。人数不同，乐器不同，曲目不同，传承不同，指挥自然也不同，所以中国国家的治理方式也与众不同。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在中国模式的指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我们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由于“文明型国家”的特性，我们治理自己的国家绝不能套用西方的观念，我们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用中国人的眼光来取舍，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自我，不要失去自己的优势。比方说，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一定是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但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国今天的土地制度结合了土地公有制和个人土地使用权，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中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怎么可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怎么可能使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名列世界前茅？当然，这个制度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但总体前途看好，放弃它将是愚蠢的。
在广义和狭义上，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数十年来也一直在这样做，受益匪浅。但是在深义上，真正民族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是长时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构成一个民族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硬要改变，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
一个民族的政治传统更要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逐步演变。政治浪漫主义代价极高，甚至可能葬送一个民族的伟大前程。其实，连历史远远短于中国的英国，数百年来都一直坚持自己政治传统的渐进演变，从未接受过席卷欧洲的法国民主模式。依我之见，不要说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也无法按照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模式来治理，也就是说无法实行多党制和民众直选欧盟首脑。如果欧盟这样做的话，欧盟轻则沦为一个无所作为的象征性的政治机构，丧失整合欧洲不同利益的权威和能力，重则导致整个欧盟分裂解体，尽管欧洲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发源地。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这种智慧首先体现在我们的文字中：凡是与水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三点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与金属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金”字偏旁，如银、铜、铁、锡。对于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力求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异”，每一样东西，都要专门创造一个词来进行表述，所以阅读西方的报刊一般需要两万个词汇，而阅读中文报刊，掌握了两三千个词汇就可以，但这两三千个词汇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组合，使中文成为世界上表达能力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文明型国家”的治理也是一个道理。沿着中国文化“求同”的思路来处理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效果就会比较好，国家就有希望，无论是地区间的矛盾，还是企业间的矛盾，还是官民矛盾，还是劳资双方的矛盾，只要把重点放在寻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较好，因为中国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反之，如果放弃自己的传统，转而采用西方“求异”模式，则可能造成冲突、混乱和动荡，甚至内战。西方推动的“民主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动乱和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型国家”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比方说，用人均GDP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作为不同质的国家，这种简约化的比较是靠不住的。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和一个小号手、一个小提琴手或一个室内管弦乐队怎么进行比较？如果硬要比较，恐怕先要在质和量方面作一个规范。按照名义人均GDP进行比较，瑞士比中国高很多，但中国至少有上千种瑞士没有的产业。瑞士这个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产生中国这个交响乐团给人带来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两者进行比较，恐怕更为合适的方法是把中国这个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手请出来和瑞士这个小提琴手比较一下。比方说，把800万人口的苏州与700万人的瑞士比一比，这样的比较才更有意义，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觉。毕竟连举重比赛都不允许重量级和轻量级互相换位的，更何况比举重比赛复杂一万倍的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呢？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地理空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差别都太大了。如前所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理论上，中国的各种问题比美国多四倍也应属于合理范围。其实美国的问题不少于中国，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监狱囚犯总数超过中国，尽管美国人口少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发达板块与美国的可比性很大，前面谈到的上海超越纽约就是这样的比较，中美两国居民家庭净资产的比较也属这一类比较。
再比方说，有人用出境人次的统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2009年，中国出境人次是6
000万，这已经是了个不起的成就，但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一国等于“百国之和”，你跨省旅游的距离和费用就超过中小国家的跨国旅游。你从奥地利经过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到捷克，大概就等于上海到南京，中间在苏州、无锡下来走走。如果要用出境人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那你至少要把中国国内坐飞机和坐高速火车的人数都算进去，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韩国2009年的出境人次为3 000万，但韩国国土面积狭小，一上飞机就出国了，所以出国更为频繁。从表面看，中国出境人次只是韩国的两倍，而实际上中国具有出境实力的人是韩国的许多倍。
同样，当你把西方国家不再作为单个国家来看，而是作为另一种文明的组成部分来看时，你便获得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感、文化感和现实感，从而也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长处和短处，更好地了解如何与之打交道，并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你可以比较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演化的不同历史特征，比较西方国家崛起与中国崛起的路径和代价。比方说，你会发现西方文明的崛起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灭绝、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以强凌弱、从全世界贪婪吸金的过程。你会发现信奉西方政治文明的国家中既有像芬兰这样腐败比较少的北欧国家，也有腐败十分严重的希腊和黑社会势力超强的意大利，更有一大批陷入饥荒战乱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你还可以发现中西方文明此长彼消的长期趋势：我们曾领先西方上千年，但从17世纪开始我们又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又开始赶上并在不少方面超越西方。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似乎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绝大多数内容全部吸收过来丰富自己，但绝不放弃自己，就像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马克思主义也中国化了一样。中国涌现了全世界前所未见的英语学习潮，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出国留学潮，也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以翻译海外新闻评论为主的《参考消息》，中国每年出版物的20%是翻译作品。麦当劳在世界各地都遇到抗议，但在中国却得到鼓励。好莱坞电影《阿凡达》广受中国人喜欢。但中国人的目标似乎一直很清楚，凡是好的东西我都想学，然后力争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尽管这些努力并不一定都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从不会中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整个中华文明推入国际大竞争，看一看中华文明能不能站住脚。结果发现，中华文明不但站住了脚，经受了考验，我们文明的很多内容还被迅速激活。我们通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促使中国成了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并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
四、重新认识中国
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西方没有这种传统，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但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甚至向中国学习的观点开始多了起来。2009年1月18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在布鲁塞尔主持了一场非洲危机治理的研讨会，提出帮助非洲要有新思维。他的机构邀请我去讲解中国发展模式。我讲完后，阿赫蒂萨里说我讲的内容给这个会议带来了一些“震动”。当天晚上，芬兰驻欧盟大使为与会者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工作晚宴。阿赫蒂萨里作了个单刀直入的发言，他说：“非洲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新思路。我想了一下张教授今天下午讲话的内容。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中共的政治局就像一个董事会，总书记就像是董事长，总理就像CEO,中国治理国家的方法很像治理一个公司的方法。”他随即让我作个回应。我说：“我们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通过一人一票选CEO,因为这样做的话，公司就要破产。所以政治体制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国家的治理。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国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
坐在我边上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Robert G.Cooper）有点不以为然，问我：“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这种传承的一个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个核心是‘选贤任能’的理念，即治理国家必须靠人才。”阿赫蒂萨里接着说：“我多次访问过中国，而且也告诉我见到的朋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国与苏联是不一样的国家。中国人做起事情来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要善于汲取中国人的智慧。”在场的埃及前驻美大使哈加格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开罗见到过来访的周恩来总理。他当时对埃及领导人提出的忠告，我今天都记忆犹新。”来自中非共和国的资深学者萨瓦纳说：“我也认为治理国家关键是要有优秀的领导人，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优秀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有个笑话说：中非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引来了所有邻国的妒忌。他们就去问上帝：为什么您创造世界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中非？没想到上帝是这样回答的：你们不用担心，我虽然给了他们资源，但没有给他们好的领导人。”大家都笑了。一场晚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成了一场探讨重新认识中国的朋友聚会。
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文章也越来越多。2009年11月1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谈美国向中国学习的文章。文章说“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轻’的美国却显得年迈虚弱，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泥淖中”，并提到了今天的中国有五个方面值得美国学习。这五个方面是：
1.明确大的发展目标，以举国之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文章指出“美国政府财政方面已接近破产，今年的预算赤字超过一万亿美元”。美国“显得缺乏远见，没有向未来投资的长远战略……而且即使美国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也会遭到反对”。文章引用美国驻华商会前会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确定目标、制订计划并动员全部力量来推动国家发展。”
2.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虽然中国应试教育问题严重，产生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的机制不畅，但这篇文章注意到中国整体劳动力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数学和科学教育的重视。文章称：“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中国的小孩已经走在我们子女的前面。”
3.尊老养老的文化使得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中“父母培养子女，子女反过来照顾年迈父母的模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持续，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传统”。文章提到，这种传统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好处：老年人帮忙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也照顾父母，使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更有凝聚力和亲和力。文章指出：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老人很孤独，美国疗养院系统现在不堪重负。
4.健康的储蓄习惯。文章提出美国人应学习中国人的储蓄习惯。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美国居民的储蓄习惯。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从0提高到了4%左右，而中国的相应比率则超过20%。文章认为个人财务稳健使中国国家银行体系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可以确保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资金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5.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文章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从农家孩子到软件工程师，从一贫如洗到千万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细看这五个方面，其实都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举国之力实现大目标的背后是我们强势政府的传统；注重教育是中国儒家的核心思想；尊老爱幼是中国孝敬文化的延续；储蓄习惯反映了中国人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更是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也涵盖了中国举贤才不分高低贵贱的儒家传统。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也于2010年1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党民主制度”的文章，谈到他不再嘲笑“一党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在中国，“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们之间那种最自然的关系；你能听到在沿海城市工厂里的年轻女工在谈论把她们一半的薪水寄回家里，也许在四川农村的父母正等着这些钱给盖第二层楼呢”。他承认自己受到了震动：“我的钱也是我家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在目睹了美国社会原子般的分化之后，我感觉中国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为在美国老人通常会被子女‘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二是中国今天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国的经济前景灿烂。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中国计划在未来5年新建97座机场和83个地铁系统”。四是“一党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我不会再嘲笑这个理念了，‘和而不同’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思想，无数个中国家庭每天都在实践这个思想”。他还说其实美国两党竞选在初选阶段也是一种“一党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
美国总统行程安排有一个巧合之处，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被安排参观北京故宫，在其参观北京故宫的同时，捷克居民正在庆祝开启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学生抗议二十周年。如果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与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国主宰时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可以说标志着又一场一代人的全球强权政治革命。此时此刻，一切都变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转向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十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这种邀请，也不太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上周在北京，奥巴马正式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今天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走出经济衰退主要靠中国市场的拉动；中国还迅速取代了美国成为拉美主要国家（巴西、智利等）的最大贸易伙伴，进而也带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2008—2009年拉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量纷纷下跌，惟有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都在飙升。2010年外向型经济的德国开始成为带领欧洲复苏的火车头，但这期间，中国成了德国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促进了德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影响力将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无所不包。西方正在重新认知中国，但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这种新认知越多越好，越客观越好，我们也鼓励西方的这种努力，但我们亦了解西方的局限，所以也不抱太多的幻想。西方能理解中国固然好，若还是秉持偏见，那也没办法。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走向更大的辉煌，一个“文明型国家”可以有这份自信。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受到了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的辐射（我们甚至可以用“儒家文明圈”或“筷子文化圈”来形容东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发展模式自然与“东亚模式”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也可以说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所谓“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尽管也存有不少问题，但这些社会大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与“四小龙”相比，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同时还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所以中国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龙”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将更为深广和久远。
“东亚模式”曾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备受争议，这种争议也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批评，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遭受重创。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不少人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即政府过多地主导经济引起了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钱权交易和泡沫经济。但我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区分：上述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远逊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使这些国家最后深受危机之害。但当时很多东亚的学者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权贵资本主义”，而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即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使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炒家可以兴风作浪，大发横财。现在回头一看，如果当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能听取这些忠告，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也许可以避免。
“四小龙”中受1997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韩国。韩国的政府干预型发展模式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1990年代初又实行了资本市场自由化，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了危机的重灾区。
但即使这样，韩国在1997年危机之前已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上的质的飞跃，韩国和坦桑尼亚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明这一点：五十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略高于韩国，但现在两个国家有天壤之别。韩国可以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东亚模式”虽然有其弱点，也遇到过挑战和危机，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战后其他发展模式与其还无法相比，“东亚模式”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确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一些主流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美国主流观点当时替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拯救经济（与美国现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而且美国这么“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现在该怎么解释这一切。依我之见，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就是这次危机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这样说：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实际上，市场与民主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采用，但一旦某些人把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推向了惟一和极端，这就与宗教原教旨主义无异，其信徒会失去理性，结局自然不好。今天世界上很多问题，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惨败，其深层原因都在于此。
有意思的是，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采用“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美式民主模式，结果却令人跌破眼镜。2009年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的报告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高于大陆，虽然台湾地区有人不服这个排名，但台湾地区“民主化”之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是不争的事实。马英九现在力求通过与大陆的经贸合作来扭转台湾地区经济下滑的颓势，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台湾地区经济无路可走。韩国“民主化”之后的许多问题也与台湾地区类似，还不幸地成为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灾区。韩国今天主要是靠中国经济的带动才走出危机的。
“权贵经济”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但这次金融危机也使我们看到美式金融腐败对美国本身和整个世界造成的祸害。美式金融腐败可被看作是“第二代腐败”的典型。如果说第一代腐败指的是那种“回扣”、“走私”、“红包”之类的“不文明”的腐败现象，那么第二代腐败则比较隐蔽、比较“文明”、比较道貌岸然。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关系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不文明”的腐败，像传统武器，用大刀砍人，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野蛮，而“文明”的腐败，很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现代兵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和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现代武器对生命的摧残力其实超过了传统武器。
“第二代腐败”有几个特点。一是高欺诈性。华尔街投资银行竭尽想像力，操纵金融杠杆包装各种衍生金融产品，推出各种奇异的“创新组合”的“金融魔术”产品，只要产品可以上市并能骗来超额分红就好。二是美式的政商勾结，钱权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两房这样的大公司可以砸重金“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获得“游戏规则”上的好处，而议员则可以打着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旗号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其他好处。三是大规模的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监管系统和信用评估系统都成了可以发金融财的地方，许多金融机构的舞弊行为被“选择性忽略”，无数的劣质金融产品被评为了3A级金融产品，再推销给各国投资者，结果祸害全世界。四是钻法律上的一切空子，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灰色领域来牟取暴利，损害公众的利益。光是那些逃避法律责任的诡诈营销手段就使多少受害者倾家荡产，却又欲哭无泪，因为他们都在自己也看不懂的“金融魔术”合同上签过字（这也说明，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法条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五是支撑这一切的“利润归自己，代价归社会”的贪婪理念。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学者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对这一类腐败作了研究，当他把政治献金、金钱游说等因素也包括进去，对世界102个国家的腐败情况重新进行排名，结果发现美国不是“低腐败”国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较严重的腐败国家。如果从金融腐败本身及其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来看，美国金融腐败可以稳拿“金牌”。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也因此而缩水了25%，跌到了2004年的9.3万美元的水平，这已经低于中国发达板块的多数家庭的净资产。正是这种有诸多缺陷的体制使美国公众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了信心危机。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最新的“普遍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国人中对体制“很有信心”者原来就不高，现在则一路走低：
2000年2008年
1.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很有信心”者14%11%
2.对国会“很有信心”者13%11%
3.对银行“很有信心”者30%19%
4.对大公司“很有信心”者30%16%
（资料来源：2009年3月28日《经济学人》）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纽约时报》上也撰文指出:“1999年的时候，美国决策层几乎都认为美国有诚实的公司会计，这使得投资者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并迫使管理人员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结果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所有这一切有多少是真实的呢？真实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结果是零。”克鲁格曼感叹这种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国过去十年的“就业增长为零，百姓收入增长为零，股市增长为零”。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谈论经济和政治的“转轨”，而其中一些人心中“转轨”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美国公众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危机说明：美国体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有些人把美国的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还要中国去效仿这种公众信任度如此之低的体制，这何以服人？中国体制有自己的缺点，但一直在进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找不到一个十年内就业增长、百姓收入增长、股市增长均为零的地方。但有些所谓精英就是中了那个邪，怎么也自信不起来，眼睛里只有美国模式。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标准就是美国这个有诸多缺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那你最后得到的恐怕连他的一半都没有，还会把自己的优势全部丢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取百家之长，超越美国模式，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动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制度创新。
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1987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János Kádár）来华访问，邓小平与他会晤。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邓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我想卡达尔本人是赞成邓小平观点的，但他党内的同事与他意见迥异，主张在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结果就有了后来的政治和经济的“两个激进”疗法，即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
二十年过去了，匈牙利的情况怎么样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调，结果是：62%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我1989年访问过匈牙利，二十年后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见所闻可以印证这个民调。关于匈牙利和东欧的情况，我在第七章中再详谈。
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体制创新，大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应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又展现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难怪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最近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试验，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也是我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
1.实践理性
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主要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哲学观和中华文明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入世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今天的实践理性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实践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名实论”。“名实论”的一个原则就是“名有待于实”，或曰“名副其实”，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称，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学者赵汀阳曾这样概括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to be”（即关心“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ought to be”（即关心“应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论”），而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它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实践”、“试验”为基础的“实践论”。中国人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和“规范论”的推演，而是把“实践论”放在首位。中国改革实践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民主是什么”、“现代性是什么”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作出自己独立的评判。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相关的规定、法律直至修宪。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即从试验和实践中总结经验产生理论。我们承认理论对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不认为现实必须遵照理论，而是认为现实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实践来逐步发现这些规律。我们也不接受现实必须适应理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汲取了过去政治浪漫主义的深刻教训。中国模式的这种政治文化逻辑使中国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震荡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2.强势政府
中国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它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能够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和政策。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也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文明型国家”的“超级因素”所决定的。自秦汉以来，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实行的就是大一统体制，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县制，官员由中央通过考试考绩来选拔任命，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政治，应该说中国的文官制度领先了欧洲上千年。欧洲是到了启蒙运动后才从中国借鉴了文官制度。
中国超大型的规模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灾、戍边征战等需求使这种强势有为政府的传统延续至今。这个传统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情密不可分。以中国每年的“春运”为例，老百姓春节就要回家团圆，要探亲访友，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25亿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都挪动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政府权威，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纵观整个发展中世界，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极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地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难达成，更无法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是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但这个过程自然也是矛盾和冲突增加的过程，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使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国家变革中出现的那种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中国通过政府动员和劝导，大大降低了解决复杂矛盾的代价。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这种能力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的发达国家至关重要。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转化与弱化也要靠政府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就是一个例子。
3.稳定优先
我们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就容易引起围绕资源的竞争，造成不稳定。另外，“百国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图使中国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中国的稳定至今还受到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挑衅。多少西方势力都在期盼着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内蒙古独立，期盼着中国会像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但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情结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等因素决定了西方这种企图终会落空。
“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也意味着其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一定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所以“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给国人的伟大政治遗训。他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与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后得出的深刻结论。
我自己也作过一个粗粗的计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八到九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终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过来看，“文明型国家”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只要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丰衣足食，社会就会繁荣富裕，因为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稳定，大多数中国人都能通过辛勤劳作，逐步富裕起来。中国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联系在一起，就点出了这个道理。只要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稳定优先不是回避或掩盖矛盾，而是通过稳定来创造条件，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矛盾。
4.民生为大
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经济传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以食为天”、“人人有饭吃”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广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后来提出的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也是这种民本思想的延续。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以民生为大，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人权来推动，因为贫困，特别是赤贫，损害了人起码的尊严和权利。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特别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联合国统计，过去二十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70%。世界上仍然有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西方模式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被政客用于搞政治，搞互相争权夺利的所谓“民主化”。结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从“民生为大”的理念来看，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不应与改善民生脱节，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于创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条件，而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西方推动“民主化”压倒一切，结果造成了政治改革与民生改善完全脱节，造成了非西方国家无穷的动荡和战乱。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改善民生，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激进的政治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其成功概率为零。激进的政治改革使人民产生过高的期望，导致政治参与爆炸，经济社会陷入混乱和人民更大的失望。这种激进的做法在人口不足300万的蒙古和人口不足600万的吉尔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更不要说中国这种13亿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了。
5.渐进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着决策风险很大，所以中国决策者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倾向于减少风险，使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比较鼓励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的一些传统智慧，如“摸着石头过河”、“欲速则不达”等，也被用来引导中国的渐进改革。
另外，由于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那样一种非常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这使得中国在改革的初始条件上比苏联、东欧更加领先一步。即使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仍然保持着许多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活动，地区差异和部门差异都很大，随着改革开放放松了控制，市场因素比较容易地自发成长起来。这些情况再通过中央政府的观察和认可，逐步上升到改革开放的战略层次，推向全国，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
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改革不同。激进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结果造成了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完全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渐进改革则是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为前提的。我们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我们不是放弃现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不断纠错，最后通过渐进改革的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这里要补充的是，渐进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是渐进的，但各项具体措施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说，我们对外开放从建立四个沿海经济特区开始，在总体战略上，这是渐进，但就建立特区本身而言，我们很快作出了决定，很快开始了实施，效率非常之高，体现了渐进改革战略指导下的中国速度与效率。
6.顺序差异
我们确立了比较正确的顺序差异。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轻重缓急。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我们总体上把改革看作是一个整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先有后，一般的做法是先从成本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这样阻力比较少而收益面比较大，这一步迈出后，再来处理存量改革。例如，我们的改革事业先从比较容易的农村改革开始，企业改革先从比较容易的扩权让利入手，使受益方大大地超过受损方。这样先走一步的改革为其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积累了经验，减少了阻力，而且带来了连锁反应。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开始。同样，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增量，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推动了国有经济存量的改革。
这种顺序差异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传统。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大概是最强的。中国人认为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有整体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使我们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绝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
7.混合经济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
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比方说，有人认为土地要素需彻底地市场化，国家应该放弃对土地的控制权，这才是市场经济。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数人集聚，造成广大农民失地而陷入贫困。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我们现在没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把宏观整合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结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实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绝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
随着“温饱”、“小康”目标实现，中国日益现代化，并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这种“宏观整合力”的基础包括了国家对土地、金融、大型骨干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吸引投资，推动了地方的就业收入和社会繁荣，最后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的垂直控制的“郡县”思路和司马光的地方与地方乡绅互动，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个省的人口往往就等于欧洲十来个国家，所以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地方政府体系。正因如此，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保持整个国家的宏观稳定，一直是中国“文明型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县际竞争”，因为土地使用权的决策主要在县一级的政府，“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佃农分成于层层承包的串联”，产生了“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中国的“三元主体”（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地方政府）良性互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只有“二元主体”（中央领袖和部门科层），结果造成了部门科层出于既得利益总是抵制改革，最后改革事业全部半途夭折。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版图如此之大，地方政府也成了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从而突破了“二元主体”带来的僵局，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当然“三元主体”也有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如何解决政府“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但不容否认，“三元主体”对中国整体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缺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在肯定“三元主体”成就的前提下，对之进行完善。我们不要削足适履去迎合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要通过对中国模式的考察和研究来改写西方的教科书并撰写自己的教科书。实践证明，中国各级政府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但这种作用也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也应该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似乎总需要有某个东西，比市场经济学站得高一点，比公司站得高一点，比个人站得高一点，才能把这么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治理好，才能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让人民满意”这种中国特有的目标。这个东西大概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那种“踱踱方步”，那种中国人特有的整体考量和战略思维能力，以及与之匹配的了解“民心向背”的比较中性和强势的政府。如果“文明型国家”没有这一切，如果中国模式失去了这一切，那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途就不容乐观，甚至在全球竞争中优势丧尽、全盘皆输。
8.对外开放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相当开放的。开放、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朝皇帝下令封海，从此中国走向了封闭。如果当时中国保持对外开放，中国至少不会错过工业革命，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邓小平推动的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独具特色：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冷战时期，美国有意识地把前苏联阵营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两个世界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中了美国下怀。邓小平的战略不一样，他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这种高度开放政策背后的自信心也来自中国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推陈出新。历史上是这样的情况，今天还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外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通过国际互动、借鉴、碰撞、竞争而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好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我们确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显然已经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俄罗斯经济学教授波波夫（Vladimir
Popov）在2006年9月就这样评论过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也指出：“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感叹：再过两三百年，历史学家会发现，“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都不重要，21世纪惟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
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我们某些领域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的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许多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良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你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西方1980、1990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二十年，美国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它自己带来的灾难。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对中国可能是灭顶之灾。
过去三十来年，中国已经大体上摸索出了一条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具体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其背后的一些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和谐中道”、“整体思维”等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启迪，对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问题都会有帮助。这一点我在下一章中将探讨。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了一回新干线，亲身体验了一下这种像风一样飞驰的高速列车。他深有感触地对周边的人说：“这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跑，在追赶发达国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三十二年过去了，邓小平乘坐过的日本的新干线还维持在时速250公里，而中国自己开发的高速铁路已经跑出了每小时394公里的速度，中国高铁总里程也很快超过了欧洲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震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相当不安地说：我们没有理由让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他想以中国的迅速崛起来激励美国人的奋斗精神。
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速度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历史书上把1848年到1875年这段速度大提高的时期称为西方的“经济革命”时期：钢铁产量剧增，铁路横跨欧洲和北美，苏伊士运河开凿，新兴大都市不断涌现，上千万的移民，英国工业革命达到顶峰，美国、法国、德国工业革命一波接一波地展开，西方确立了领先世界的地位。今天，当中国高铁伴随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国的三大世界级经济圈通过四五个小时的高铁连成一片的时候，当“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把大半个中国都连成一体的时候，它带给中国的绝不只是速度的改变，而是中国人时空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标准的逐渐出现。
中国高铁发展的思路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思路。我们建设高铁的指导方针是：“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我们先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谈判让世界四大公司转让部分高铁技术；然后是组织自己十多万科研人员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整合、创新，最终形成了超越西方水准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创造了中国品牌，使中国得以引领今天世界的“高铁时代”。纵观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思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自己优势；在对别人之长进行学习、消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大胆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实现对西方标准的超越，并最终影响世界。
我前面提过的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在这里也适用。总体上，西方比我们强大，我们要追赶西方，如何做到呢？我们采用了田忌的办法，即在自己总体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认清自己的相对优势并把它发挥到极致，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孙子兵法》上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是这个道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逻辑就是既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对我们对手的局部的非对称优势，并通过这种不对称优势逐步扩大战果，最终在比较多的领域中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这种以我为主、整合创新的思路在中国各项事业中都有所体现：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长，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结合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提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有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大大改进了我们各行各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但我们也发展了中国的“宏观整合力”。我们的宏观整合与调控既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进行，也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进行，从而使我们较好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
我们学习美国提高了经济竞争力，但也力求避免美国体制过分依赖资本驱动所带来的弊病。我们学习欧洲注重社会公平，但也力求避免欧洲模式存在的缺乏活力等弊病。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在探索之中，但总体思路已经形成，那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能避免美国病，又能避免希腊病，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
我们学习了西方私营企业的活力，从无到有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同时我们也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清晰产权，明确权责，创造了多种体制互补的多元经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的总体思路是既分工又合作，既竞争又协作。虽然“国企”和“民企”也时有矛盾，但我们的总体思路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大家一起有分有合，各自把自己做大、做好、做强，也把中国经济做大、做好、做强。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法制优势，制定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法律，大致形成了依法治国所需要的比较完整的法律框架和执法机制，但同时我们也注重开发自己的政法资源，形成了从民事调解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政法机制。虽然中国在落实法治社会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继续推动依法治国，同时也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带来的弊病，力争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
我们学习了西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念，极大地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我们力求继续发扬中国人注重家庭和谐和集体权利的传统，使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既有个性张扬的活力，又不失中华文明特有的家庭亲和力和民族凝聚力，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使我们较为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其他国家难以克服的挑战。
总之，中国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回归实践理性，回归中国人慎思明辨、兼收并蓄、和谐中道、综合创新的传统。沿着这种思路，推进各种改革和创新的成功概率就大。虽然中国还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但正确的思路意味着成功的一半。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在中国试验成功的东西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都有其成功的必然性。西方开始可能不承认你，但当你最终能证明你比他干得好，就像你的高铁建设得确实比他快、比他好，他最终只能对你刮目相看，他也不得不承认你，并向你取经。
这里还要提及当年国内关于优先建设铁路还是公路的争论。一些人曾认为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只要能够建成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大家出行一定会首选高速公路，而铁路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汽车的优势是可以实现门到门的对接，远比铁路方便。他们引用的例子是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铁路客运都在萎缩，一些地方甚至开始拆除铁路，中国为何不未雨绸缪，一步到位，直接把建设重点投向高速公路呢？各级地方政府建设高速公路的积极性也大于建设铁路，因为高速公路沿线更容易带动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招商引资，从而刺激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络，高速公路建设也确实对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铁路没有衰落。恰恰相反，中国迎来了新一轮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建设高潮。到2020年，覆盖全国的高速铁路网络将基本形成。回忆这场争论无非是要说明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光是每年“春运”的人数就超过美国、欧洲和非洲的人口总和，所以汽车+高速公路可以解决美国的交通问题，但解决不了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的交通问题。中国的交通发展必须发挥各种手段的作用，形成自己独特的交通运输体系。
中国高铁模式的成功还使我们看清了一点：一个事情，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今天美国、俄罗斯、巴西、沙特等大国都与中国洽谈高铁合作就是一个例子。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办法。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具有巨大的标准原创能力。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动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将采取参与者和领导者战略，这就是中国高铁模式成功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今后十几年将是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标准”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所有真正关心中国和世界未来的人都应为“中国标准”的发展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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