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種政治話語的崛起
一、迷信西方話語的代價
一位俄羅斯學者曾對我說過，1980年代後期，俄羅斯絕大多數的知識和政治精英都認同了西方話語。一些人甚至公開說，讓美國把蘇聯變成美國的殖民地都沒有關係，因為讓美國來殖民，蘇聯就可以轉變成美國的政治制度，並迅速成為一個發達富裕的國家。蘇共當時思想嚴重僵化，幹部隊伍暮氣沉沉，政治體制毫無活力，經濟困難危機四伏，整個國家人心思變。所以西方首先在心理上勝過了蘇聯。
我曾讀過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達米辛（Anatoly Adamishin）寫的一本回憶錄。阿達米辛在冷戰後期負責蘇美之間的人權對話，但他一邊和美國人對話，一邊從心裡感到美國人有理。他向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匯報了自己的想法，發現戈爾巴喬夫的觀點與他高度一致，他也認為蘇聯可以通過美國的幫助而改善人權，並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蘇聯的垮台有種種原因，沒有令人信服的話語體系無疑是一個主要原因。不過後來的結果卻是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預料到的：蘇聯經濟走向崩潰，國家走向解體。戈爾巴喬夫親自呼籲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蘇聯渡過難關，但這個要求被美國婉拒，隨後就是蘇聯的轟然崩潰。但接下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還是迷信西方，並在美國專家指導下推動“休克療法”，結果換來的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社會浩劫，俄羅斯腐敗也因此變得一發而不可收。
我們一些知識精英有點像戈爾巴喬夫和阿達米辛，執迷於西方政治話語，至今還認為西方標準代表了歷史的終點。他們認為我們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學習、接近，最終達到西方標準。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從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中解放出來。他們希望中國能儘快融入西方國家代表的所謂主流文明。一個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參與形成的，比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法體系，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不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我們則要謹慎對待。看一看前蘇聯的經歷就知道了：蘇共下台了，國家分裂了，但西方還是不放過，繼續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難怪俄羅斯駐北約大使乾脆發飆：北約先是要借你的車庫，然後要借你的臥室，最後要和你夫人睡覺，所以“我們不再容忍了”。他的話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羅斯人今天對西方的情緒。戈爾巴喬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寵，但他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始終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體過程也類似。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衝擊下，南斯拉夫知識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天真地以為只要實行所謂多黨制、言論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結果卻是內戰全面爆發，國家迅速崩潰，二十多萬人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釀成了二次大戰以來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必然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大多數南斯拉夫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如果採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優勢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最後整個國家就會走向崩潰。當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台獨勢力、西方的所有反華勢力，天天都在盼着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將會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西方文明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而最大的短處大概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缺少一點中國人“和諧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為人類歷史將終止於西方模式，西方將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怎麼可能會終於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世界今天經歷的一場又一場危機背後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我由此而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這總體上是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及其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並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其失敗的結局自然是預料之中的。隨着伊拉克戰爭和“顏色革命”陷入困境，隨着金融海嘯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們可以說“西方話語”現在處境非常不妙。“後西方話語”時代已經開始。
中國崛起觸動了這個世界的許多敏感的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本着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共同探索和建構“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和戰略，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二、可能影響世界的中國理念
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非常重要，而政治話語的核心是理念。中國迅速崛起雖然引人注目，但中國崛起背後的理念似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不少人甚至認為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並沒有產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認為中國還處在過渡階段，最終還是要全盤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而我認為，中國這種“文明型大國”的崛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產生理念的過程。
我曾於2009年10月1日為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的評論。文章發表時，《紐約時報》的編輯特地加了一個題註：“西方最好還是研究一下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後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雖然對中國仍懷有難以擺脫的偏見，但一些有識之士已開始關注中國理念了。中國學人對中國理念的研究更應該有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沒有理念上的崛起，一個民族是無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國理念是：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雖然中國理念還有很多，但我認為如果能夠把這些理念闡述清楚，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迅速崛起背後的關鍵思想以及它們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
1.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理念最早見於《漢書·河間獻王傳》，指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的明清時代又形成了“實學”，強調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則，英文則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毛澤東把這個理念定為中國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再次提出這個理念，並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理念使中國擺脫了東、西方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這個理念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因此而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差異：“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避免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唯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都需要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是這些活動是否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正因如此，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沒有像歐洲崛起那樣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和平與發展的大量機遇。這個理念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使中國能大膽地借鑑別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中國人從對事實的檢驗中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大膽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各種制度和做法，借鑑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成果，並逐步摸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方面，確實取得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就。
“實事求是”對於世界的意義在於：它提醒世人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條，而是要理性地、客觀地、準確地看待並探索一切問題。比方說，西方這麼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動了所謂“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麼會有問題，但仔細看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麼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麼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麼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麼受寵，但卻被本國大多數民眾所鄙視？為什麼台灣地區現代化起飛了之後轉學西方模式，結果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麼韓國“民主化”之後的情況也和台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先後成為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麼東歐“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質，按照歐洲權威機構的評估，屬於最差的地區之一，其經濟命脈也大都落入外國手中。為什麼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總之，信奉“實事求是”的人，頭腦是清醒的，他們知道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極端，就會變成民主原教旨主義，其結果只會是失敗，甚至災難。
2.民生為大
如前所述，中國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國人還說，悠悠萬事，民生為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貧困，努力改善民生，這是一個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中國“民生為大”的理念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長期存在的一個偏差，即只重視公民政治權，不重視民生權。追溯其歷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為歐洲18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他們所代表的是當時新興的有產階級。在他們那個年代裡，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慘的貧困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今天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但世界人口的一半還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繼續這種偏差是說不過去的。
“民生為大”還意味着在所有人權中，應該優先推動與民生有關的權利。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於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績大大好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雙方在認知上的這種巨大差別。
世界上仍然有約30億人飽受戰亂、赤貧、飢餓、基本生活品匱乏的煎熬。採用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大都無法解決好民生這一基本問題。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也許更能理解中國模式來之不易。隨着時間推移，我認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會從中國模式中取經。坦率地說，不是中國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價，而是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實在太差，使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脫貧的希望。
3.整體思維
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比較強，所以中國人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中國人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主張統籌思考，辨證認知，標本兼治。整體思維的出發點是整體包含了部分，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由於這種整體思維觀，中國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並一步一步地實現着這個戰略。
中國人的整體觀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嚴這些價值。這些價值在西方幾乎完全屬於個人價值範疇，但是在中國文化中，這些價值往往與國家安康的信念緊密相連。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戰亂，人民把確保“天下太平”和“國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個稱職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職。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家庭倫理又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傳統，使得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把自己國家的強盛和尊嚴看得很重，並認為這與個人安全、幸福、自由、尊嚴密不可分。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相對成功表明，一種歷史形成的傳統，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總是有利有弊，關鍵是要學會趨利避害。中國這種把國家與個人看作一個整體的理念只要運用得當，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西方人做什麼事都喜歡從個體入手，因為它有個人主義的傳統。如果我們也用這種方法，可能只能永遠在西方後面爬行。我們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從整體入手來促進個人利益更好地實現。我們創造的奧運模式不僅使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奧運戰績，而且也推動了無數中國人熱心地參與到體育、健身和公益事業中。我們舉辦殘奧的模式也推動了無數中國殘疾人個人權利的改善。我們主辦世博會的模式也是如此。我們通過以整體為出發點的努力，既帶動了城市建設理念的跨越式進步，又使無數個人更好地了解了什麼是低碳環保的城市生活。
總之，在推動個人價值的實現上，中國採用從整體出發，推及個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過個人主義的理念和方法更為有效。我甚至可以說，兩種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別大概就是鄧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許多扶貧善事，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方法之間的差別，鄧小平的方法是從整體入手，逐漸惠及個人，特雷莎的方法是從個體入手，逐漸感動整體；鄧小平的方法使近4億個人脫離了赤貧，獲得了更多的尊嚴、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個人，也感動了無數的人，但是整個印度扶貧事業迄今卻沒有多少起色。發展中國家特別需要較強的整體思維能力，因為它們的資源緊張，不可能同時實現所有發展目標，如果沒有一種整體出發的、分輕重緩急的發展戰略，它們的現代化事業很難成功。
西方哲學強調個體，中國哲學強調整體，兩者本來完全可以互補，就像看到樹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樹木，這樣可以深化我們對世界事物的認識。中國已從西方強調個人的理念中獲益匪淺，西方其實也可以從中國強調整體的理念中學到很多東西，因為西方民主制度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就是政客短視的問題。西方政客往往只關心部分選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視民眾和世界的整體利益；往往只關心自己的選票和任期之內的事，而忽視更加長遠的問題。如果這種短視繼續有增無減，那麼處理包括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性問題就會非常困難。在當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問題越來越多，我們需要更多一些的整體思維，才能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人做事講究通盤考慮，講究一個度，講究動態平衡，講究解決問題的最佳火候和時機。這些智慧對於解決西方面臨的許多棘手問題，對於解決全球治理面臨的許多難題都有積極的意義。
4.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歷史上由於強政府帶來過諸如宗教迫害、極權主義等問題，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中國情況則不同，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往往都和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繫在一起，中國傳統中人們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歷史上，由於幅員遼闊，自然災害頻發，需要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來協調和治理；幅員遼闊還意味着中國各種地方和部門利益比一般國家複雜百倍，這也需要一個比較中性的中央政府來協調。
中國從秦始皇時期開始就實行了郡縣制，各級官員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襲，科舉制度也有上千年的歷史，這些都比歐洲早了1 500、1 600年，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中國強勢政府有其內在的動力，有數千年歷史的傳承，也有數千年的實際操作經驗，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個傳統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對穩定性。強勢政府的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弱點是容易導致專斷。
中國鄧小平比蘇聯戈爾巴喬夫棋高一着的地方就是他認為沒有必要放棄強勢政府的優點，而是要對其進行改革並使之轉型，從過去為實現烏托邦理想而奮鬥的政府，轉化為一個為實現現代化而服務的政府。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比另起爐灶，重建一個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種新政治制度從建立到運作，談何容易，俄羅斯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直到普京上台，才開始理出一點頭緒。即使像波蘭這樣轉型比俄羅斯更為順利的國家，轉型二十年後的今天尚未能夠把總統和總理的權限劃分清楚。中國的做法雖有不足，但總體上是一種利大於弊的選擇，中國在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領導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連美國這樣一個一貫懷疑政府作用的國家，也開始實行大規模的政府干預，難怪有人戲稱：美國開始走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
在一個遊戲規則完全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過強勢政府來推動經濟，參與國際競爭，一個發展中國家根本就發展不起來，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後面爬行。一些學者書生氣十足，整天在那裡談論要實現教科書中那種沒有政府干預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他們似乎不了解今天這個世界上存在着無數個虎視眈眈的西方投機大鱷，從石油到糧食，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領域，他們都在那裡興風作浪，究竟在多少領域有“完全競爭的市場”？稍有不慎，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可能就被他們吞噬。強勢政府使中國的社會和市場有了一個比較有效的保護層。
不久前，歐盟環境專員斯塔夫羅斯·迪馬斯（Stavros Dimas）在談到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時承認：考慮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要求，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就等於是打一場戰爭，政府鬚髮揮更大的作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政府的作用和作為，很像指揮一個接一個的戰役，我們打了農業改革的戰役，打了建立特區的戰役，打了沿海城市開放的戰役，打了浦東開發的戰役，打了加入世貿組織及其相關的體制改革與創新的戰役，打了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戰役，現在正在打經濟轉型的戰役，正是這一連串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中國今天崛起的基礎。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解決好廉潔自律的問題上，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係等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存有許多問題，仍需不斷地探索和創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這個理念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5.良政善治
關於“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governance），國際社會還沒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義。一些西方國家想壟斷這個概念的定義，但筆者認為回歸常識判斷就能理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其實就是中國人理解的“良政”，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懂得這個概念，外國人理解也不困難，其基本含義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作出一切努力，為了人民的利益把國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總喜歡強調所謂“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中國人也喜歡套用這個概念來分析政治問題，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同時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異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和專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麼簡單分類，那麼民主制度選出了希特勒該怎麼解釋？西方認為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遠遠超過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國家，又該怎麼解釋？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更為中性，更有詮釋力，同時又能把世界政治簡化為兩大類的概念，我認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與劣政(bad governance)。我2008年在印度談中國模式時，一位印度學者曾問我：“您是不是想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
“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表明：不管什麼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國在這方面雖有不足，但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賓、剛果、格魯吉亞，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緬甸。”
換言之，中國人從自己“實事求是”的理念出發，強調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這對於只強調“形式”和“程序正確”的西方“民主與專制”話語是一種顛覆，一種範式變化（paradym shift），這也更符合我們這個世界的現實。中國人認為無論是什麼制度，最終都必須體現在是否能夠實現良政上，體現在自己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之上，並認為這才是民主的實質。西方的主流觀點往往認為形式正義就會自動產生實質正義，這不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中國認為實現民主的最佳途徑是由實質正義衍生出適合每個國家具體情況的程序正義。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只要能夠放棄冷戰思維，我們就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國家治理早已不是一個民主與專制的簡單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自由與集中的辯證關係。自由和集中孰多孰少，都是國家治理的手段，關鍵是如何使得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
中國人的這種理念也從本質上否定了那種十分幼稚的“歷史終結論”。世界各國都在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各種體制創新。第三世界體制創新的任務固然繁重，但發達國家這方面的任務也不輕：冰島和希臘都破產了，不政治改革行嗎？美國這麼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金
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美國政府幾乎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這種政府及其體制不改革行嗎？總之，我的觀點是“以人為本”、“勵精圖治”的“良政”，應是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要爭取達到的目標。
6.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政權合法性的論述也是獨特的：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並不等同於“民意”。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但講“民心大於天”、“民心向背”就是這個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實現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種跨長度的歷史眼光和整體思維能力是中華文明的獨特產物。正因為有這麼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合法性論述，絕大多數中國人很難接受每四五年換一次中央政權這種從西方發源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人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更為顯著突出的地位，而這種政治文化傳統的一個主要源泉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的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從政傳統。
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經常是一個暴力的過程，而中央政權的每次更替往往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頻繁的政權更替，人們普遍憎恨動亂，希望國家長治久安，國運長盛不衰。政權更替一般發生在中央政權徹底失去“民心”之際。否則的話，期待國家長治久安、漸進改良總是民意的主流，這與我們“文明型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緊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傳承有關，這也為我們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礎。
有些人認為採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上兩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權延續是常見的現象，而西方文明在過去兩三百年中經歷了多少跌宕起伏？從無數次殖民戰爭到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到滅絕印第安人，從法國大革命到“憲章運動”到美國南北戰爭，到幾乎使西方文明毀於一旦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說明了這一點。此外，我們還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這種警示統治者的傳統，統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這種警示統治者的政治傳統也是中華文明中的寶貴政治資源。
學者潘維有一個很好的論述：中國歷史上，一個開明的皇帝代表一個朝代，具體做事的是一個儒家執政集團，好的朝代延續數百年之久，遠遠超過美國的整個歷史，一個朝代及其儒家執政集團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喪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後是一個新朝代與新的儒家執政集團，天命的時間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國今天的執政黨也是以復興中華為己任的“天命”執政集團。中國共產黨不是美國的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也不是英國的保守黨或者工黨，中國執政黨繼承的還是中國古代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儒家政治傳統，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眾利益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結黨營私，而是認為“君子不黨”，君子不拉幫結派。
中國“民心”的理念對於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化模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西方國家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緻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人才素質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賦予一個政權合法性，選出什麼人反而不重要。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第三世界劣質政府層出不窮，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盪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2006年，我參加了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個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一位歐洲學者當時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選，怎麼能有合法性？我則反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麼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勛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裡來？美國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確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爭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麼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中國數千年形成的“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是今天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法國漢學家西里爾·雅瓦里（Cyrille J-D
Javary）曾這樣說過：“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層是通過選拔產生的“文人儒臣”，現在是通過選拔產生中共領導層。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這是個好思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們已經在整個體制內推行了以政績合法性為基礎的“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和整體利益的精英團隊和梯隊。雖然從全國範圍來看，在落實政績合法性上仍有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斷改進，但從總體上看，中國把扶貧、環保（現在開始變得日益重要）等指標列為官員晉升的關鍵標準，這是中國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人認為政績合法性的困境在於萬一政績不好，比方說出現了經濟危機，合法性就會喪失。其實事情不那麼簡單。中國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過去有政績，現在也在認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錯誤，也可以改正。其實，努力克服各種危機的過程本身就是政績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鞏固政權合法性的最好時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人的這種合法性觀念對於自己的領導人的要求明顯高於西方人的理念，因為其特點是程序與政績都很重要，而且兩者相比之下，政績更為重要，這也反映了中華文明高度務實的文化特點。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很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反而是無所謂的。但中國政績合法性的理念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否則就得退學。從長遠來看，一個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將競爭不過一個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個只知道“選舉”的國家也將競爭不過一個能夠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國家。這也正是中國“民心”理念和“選賢任能”理念的國際意義所在。
7.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學習的民族，因為我們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千年古訓，我們有程門立雪、懸梁刺股、囊螢夜讀等無數傳說典故。但在我們歷史的某些階段，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們閉關自守和閉門鎖國，結果導致了國家的落後和衰敗。但從1978年開始，我們又重新打開國門，走上了全方位開放之路，中國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現了巨大的學習能力和適應挑戰的能力。
中國的口號是建立學習型社會、創新型國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學習制度，下至無數職員忙着給自己“充電”，都展示了中國人好學不倦的學習精神。中國人兼收並蓄，從善如流，好的東西我都要學。中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選擇地借鑑別人的經驗：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股票市場到證券市場，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從高速公路到高速鐵路，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借鑑了其他國家的好經驗、好方法，並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了消化和創新，這一切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更為寶貴的是在學習別人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博採眾長、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我們保持了國家對主要銀行的控股，我們在開放資本市場問題上採取了謹慎的態度，結果是我們成功地進行了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同時避免了國際金融浩劫。我們擁抱了信息技術革命並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我們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八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從菲律賓到泰國，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烏克蘭到格魯吉亞都是這樣。在當今這個競爭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個民族惟有不斷地學習、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就是中國理念對當今這個世界的啟迪。
8.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
“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國理念。中國古書《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諧”由“中道”觀念衍生而來。“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這種理念使中國避免了歐洲上千年的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這些戰爭曾幾乎把西方文明毀於一旦。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道路的最大特徵就是不偏激，不走極端，而是走一條告別折騰的穩健改革之路，中國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當然也產生了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再多，大多數中國人認為還是用“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來解決更好。這也是歷史上中國人治理龐大而錯綜複雜的社會時所信奉的理念。
中國拒絕西方的對抗性政治，並大力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共同之處，極力化解社會迅速變革帶來的各種矛盾。西方模式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歡鬥爭哲學；而中國經歷了百年動盪，現在更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歡和諧哲學，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極低，而中國模式在中國的效果還不錯，所以中國會繼續堅持自己“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當然也會汲取其他國家的一切好經驗。
“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無疑具有國際意義。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的難題日益增多，從反恐到全球變暖，從環境治理到消除貧困，從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國以和為貴，通力合作，取長補短，才能應對這些挑戰。柏林牆雖然倒了，但世界窮國富國之間的牆、強國弱國之間的牆、不同宗教之間的牆、不同文明之間的牆卻越來越高了。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民主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話語造成的，但是隨着伊拉克戰爭困境和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化，人們也日益了解了這種原教旨主義的不智。中國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過“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響這個世界，揭示“唯我獨尊”思維可能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點破意識形態偏執狂的愚昧，給西方話語霸權畫上一個句號，從而為世界贏得更多的公正、繁榮與和平。
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歡的“價值觀外交”之路，能解決問題嗎？我看很難。這樣做的話，西方和伊斯蘭的文明衝突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世界貧困問題也解決不了，全球環境問題也解決不了。西方以基督教傳教士的精神來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證明是一條只會引來更多文明對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而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為消除世界貧困而主張減少本國農業補貼的政客在自己國家裡得不到選票；為世界環保而推動給本國汽油加稅的政客也得不到選票，靠這種過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和制度安排，怎麼可能解決治理世界的這麼多難題呢？解決這些難題需要中國智慧。中國從全世界，包括從西方，汲取
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國今日之崛起，才會有明天更多的輝煌。但同時我也認為今天任何一個全球問題的解決，光靠西方理念已經不夠了，坦率地說，造成今天諸多全球問題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實踐，從全球變暖到文明衝突，再到金融危機，都是這樣。這是西方需要認真反省的，否則西方自己的前途、整個世界的前途都不容樂觀。13億中國人通過三十多年實踐證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對於解決當今世界的許多棘手問題也是有幫助的，對於西方自己認定要進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參考意義。中國理念豐富了世界的智慧，構成中國政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對中國和世界實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三、不被西方話語忽悠
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說過一句名言：對於一個手中只有榔頭的人，他所看到的問題都是釘子。西方手裡就只有一把榔頭，它的名字叫“民主、自由、人權”，當然其定義只能由西方一家來界定。西方用這把榔頭到處敲打別人，想以此擺平世界，實現自己政治、經濟等戰略利益的全球整合。只是一路敲打過來，被擊倒者無數，但砸到中國這根釘子的時候，他的榔頭折了。為何折了？一是因為這把榔頭本身的質地不行，釘子還未砸下去，榔頭卻裂開了；二是這根釘子太硬，是五千年歷史鑄成的，還吸收了不少西方的稀有金屬。這根釘子就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就是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那份底蘊和自信。其實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好東西，但如何界定這些概念，中國人有話要說，不能隨便被西方忽悠。
我曾在比利時一個國際論壇介紹中國對民主建設的探索。當時，一個美國學者不容置疑地對我說：“實行民主，就要採用一人一票的競選，否則就不是民主國家。”我回應他：“如果您這個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麼美國1965年黑人獲得投票權之前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他表情有點驚訝，顯然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說：“其實，我擔心的並不是您對民主的這種過分狹隘的解釋，而是擔心您這種民主教條主義的態度。難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是怎麼破產的？難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條主義給世界帶來多少災難？”他不服氣，問我：“丘吉爾說過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您不知道嗎？”我說：“丘吉爾這番話是他1947年在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講的，他本人則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他一直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採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如何界定民主，世界上一直很有爭議。西方主流話語一般把民主界定為“程序民主”。例如，在討論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時，西方學者和政治人物幾乎沒有例外地把民主界定為多黨選舉制度。只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發現這些“民主國家”的民主品質普遍低劣，選來選去，選出來的幾乎都是投機政客，沒有優秀的政治家。這些國家有了名義上的“憲政”和“三權分立”，但無法遏制腐敗，民生得到改善的也不多，陷入混亂動盪的國家則很多，西方國家對這撥“民主化”也大失所望。
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但美國自己的民主離理想的民主也相差甚遠。比方說，民主怎麼要花這麼多錢？花這麼多錢還能是民主嗎？花這麼多錢不就成了“錢主”嗎？不就是資本驅動的民主
嗎？這不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嗎？資本開路，其他統統讓路，這樣的民主品質怎麼能有信譽？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味討好選民）和金錢化（競選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像）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連奧巴馬總統在其《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也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這種美國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變成黑金政治，在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更不要說第三世界了。以筆者之見，美國政治體制無法制衡強大的資本力量正是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此外，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實際上是民主異化的表現，這導致了許多頗為荒謬的情況。比方說，冰島人投票選出了哈爾德政府，但這個政府治國無方，把國家搞得破產了，這是不是代表了冰島人民的意志？希臘的情況也一樣，民選的政府只知道花錢，搞民粹主義，結果國家也破產了，這是不是也代表了希臘人民的意志？陳水扁執政八年貪腐泛濫是不是也代表了台灣地區人民的意志？法國思想家盧梭兩百多年前對這一類民主曾作過這樣的評述：“英國人民自認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但是盧梭自己提出的民主設計也過於理想化，實踐中難以操作。
持平地看，比較理想的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結合，但首先是“實質民主”，即體現民主的內容及其所要服務的價值，民主的內容就是要體現人民的意願，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質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應該由各國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這個探索的進程遠遠沒有結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今天進行的政治探索將具有世界意義。
我把採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國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希望到失望的國家，如泰國、蒙古、菲律賓、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另一類是從希望到絕望的國家，如剛果民主共和國、肯尼亞、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出現這樣的結局有諸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非洲大部分國家至今還是部落國家，即人們對自己部落的認同高於對國家的認同，而多黨選舉制度產生的結果往往是強化部落衝突，導致族群分裂，甚至殺戮。阿富汗也是這樣，“民主”選舉出來的中央政府形同虛設，人們對自己部落的支持遠遠高於對中央政府的支持。伊拉克人對教派（什葉派與遜尼派）和族裔（如庫爾特人）的忠誠也超過對中央政府的忠誠。伊拉克是一個只有2 300多萬人口的國家，但這場以推動“民主化”為名義的戰爭已造成了至少十多萬平民喪生（美國至今拒絕公布多少伊拉克平民喪生，一個“民主”國家怎麼會如此缺少透明度呢？）、八分之一的百姓流離失所，美國自己的陣亡人數也早已超過4 000，美國鼓譟一時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最終也偃旗息鼓、煙消雲散，但留給伊拉克人民的是流血和災難。
“橙色革命”後的烏克蘭，內鬥不斷，國無寧日，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2010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亞努克維奇重新上台，標誌着這場橙色革命黯然褪色；“玫瑰革命”後的格魯吉亞為了南奧塞梯問題竟貿然開戰，迄今尚未從戰敗中喘息過來；“鬱金香革命”後的吉爾吉斯斯坦政壇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國家南北分裂加劇，民生非常艱難。2010年4月的暴動和內戰又使這個500多萬人口的小國前途不定。海地也是一個例子。海地曾被“民主”的法國殖民，又被“民主”的美國統治了二十年，過去二十年又實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後成了一個一貧如洗的“失敗國家”。海地2010年大地震帶來的傷痛絕不只是肉體的，也是政治的。環顧整個發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個非西方國家通過實行西方模式而成為現代化強國的例子。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這就像說汽車是個好東西，因為汽車比馬車跑得快，誰都懂這個道理，但我們還要了解道路的狀況，泥濘的小路汽車就沒法開。另外，比汽車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還有很多，如高速火車、磁懸浮、飛機等，人類還會有新的創新。所以“民主是個好東西”後面還應加上一句“優質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這樣我們對民主的認識才能變得更為深入和全面。中國人要實現的民主是能給中國帶來國運昌盛、人民幸福的優質民主，而不是那種使中國四分五裂、生靈塗炭的劣質民主。
還是回到開頭的那場討論吧。我說中國要大膽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這位美國學者則堅持民主國家就要遵循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提出的六個要素（選舉產生官員、自由定期選舉、言論自由、多種信息來源、獨立社團、公民參與），否則就不能算民主國家。我說：“您這叫民主教條主義，南斯拉夫這樣搞，國家就解體了；蘇聯這樣搞，國家也解體了；東歐這樣搞，失望多於希望；第三世界這樣搞，一個比一個糟糕……中國的民主建設會參考西方的經驗，包括這六個要素，但也會大力發掘自己的政治資源，包括在中國有數千年歷史的‘選賢任能’制度。”他問：“你所謂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麼？”我說：“我們還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內容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他搖頭說：“西方不會承認這種民主。”我笑了，並對他說：“這沒關係。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今天，西方還是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是不是要等到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候，你們再來承認？在民主問題上也一樣，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驗和實踐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時候還真不知道誰承認誰呢。”
四、“遊戲民主”還有沒有戲？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社會存有多元的利益，這些利益應該通過不同的政黨來代表，它們在法治的條件下進行博弈競爭，但是這種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差異和鬥爭的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成功率極低，因為這種模式所需要的法治傳統、遊戲規則、龐大的中產階級、比較寬容的政治文化等條件，在發展中國家基本不存在。這種“鬥爭哲學”往往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盲目採用西方制度，猶如打開潘多拉盒子，後患無窮，整個社會可能因此而陷入永無休止的黨爭和內耗。而西方的一貫做法是只支持它自己青睞的那個政黨，只要這個政黨不上台，你就不是民主國家，它就要進行干預，最終可能使你的國家永無安寧之日，現代化事業化為烏有。
如前所述，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思考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為什麼沒有一個公司採用一人一票來選CEO？因為這樣做，公司就要破產；為什麼沒有一支軍隊採用一人一票來選最高指揮官？因為這樣做的軍隊就打不了仗；那麼一個國家搞一人一票會不會破產呢？這樣做而破產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國家比比皆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兩千多年前對此是這樣解釋的：這種制度預設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樣的權利，結果就是“暴民”政治，要麼選出了壞人，要麼無法容忍好人。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為整體文化和教育水準低下，政客往往只需與黑社會勾結就可以掌控多數票源，最後遭殃的還是普通百姓。
那麼為什麼西方國家搞一人一票還不破產呢？其實冰島已經破產，希臘也破產了，還有不少國家處在破產的邊緣。那些還沒有破產的國家過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是搞普選的。英國是18—19世紀的超級大國，到20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總人口90%以上，還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國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了，而且在相當長時間內還是對選舉權設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婦女要到30歲才能投票，牛津劍橋的畢業生有雙重投票權等。
現代化完成後的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幾個特點：一是政治與經濟已基本分開，誰上台都不大會影響經濟，不大會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這些國家享有了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人均資源，也就是說國家有資本去承受政治內耗了；三是中產階級已經成了社會主體，中產階級傾向穩定；四是西方精英階層通過數百年的政治歷練，已經獲得了掌控國家主要資源和權力（如國會、金融、媒體等）的能力。這些條件滿足後，西方國家才開始搞一人一票的。
西方民主的基礎主要是“鬥爭哲學”，其特點是先把社會分裂成不同的派別，然後通過政黨政治再來進行整合，但是在非西方國家，一個社會一旦分裂之後就再也整合不起來了，只會變得越來越分裂，甚至走向崩潰。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礎則是“和諧哲學”，其特點是“少分裂，多整合”，尋求儘可能廣泛的社會共識。我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曾這樣說過：“一般認為，中國屬於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形成的社會，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長處。一個容易形成共識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主’，去人為地強化對立。自然形成的共識文化是非常寶貴的政治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協商民主的道路，對中國更有意義。那種認為搞民主就要學美國，就要搞黨派對立，就要為反對而反對，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好社會。”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經演變成了一種“遊戲民主”，其特點是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講的話無需兌現，選民對此也表示理解，因為這是“競選語言”，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選個演藝明星，選個美女，毫無政績可言，也都順理成章、無可非議。
“遊戲民主”使許多社會變成了空耗大量資源的“選舉社會”。以台灣地區2009—2012年的選舉為例，先是連着幾個“補選”，後是2010年年底的五大直轄市以及“立委”選舉，然後是2012年3月的大選。這些選舉的關聯度很高，都具有政治指標意義，所以即便是縣一級的選舉也需要全台灣力量的總動員。有學者估計，在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的政治日程上，四年任期內只有一年七個月的“無選舉階段”。更多的人則乾脆把台灣稱為一年365天都在選舉的“選舉社會”。
“遊戲民主”使許多國家的民主品質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質化。歐盟驚訝整個東歐二十年民主化竟然沒有選出過一位政治家；第三世界的所謂“民主國家”里，貪官污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國家也往往因此而陷入衝突和戰亂。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的小布什連任兩屆總統，領導無方，結果美國的國運便直線下降，還成了金融海嘯的發源地和重災區，世界也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南歐的“笨豬四國”也相繼出現了財務危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政客們只知一味討好選民，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這些國家一度都相當風光，但僅僅一代紈絝子弟就把國庫弄了個精光。
亞洲兩個擺脫了這種政治平庸化的政黨是新加坡的執政黨和中國的執政黨。它們的特點都是能夠超越黨派之爭和拒絕平庸化。現在看來，這兩個政黨應該是世界上行政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所以才創造了新加坡和中國這兩個世界奇蹟。而按照西方標準改造的亞洲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政治平庸化了，只能代表社會的部分利益和部分派系，都不具備整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也普遍出現了政治平庸化和高度資本驅動的問題。不少西方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Harold Meyerson）於2010年3月3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存在缺陷的美國政治模式幫助了中國”的文章，表示了他對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國模式挑戰的擔憂。他這樣寫道：
在參議院，多數派的決定總是遭遇阻礙。最高法院已經裁定，大筆金錢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我們的選舉。你以為邊境之外沒人會注意到這些嗎？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可曾意識到，我們現在的勁敵中國正在嘲笑我們的民主沒有能力創造就業崗位來恢復經濟，並且將這作為威權主義優越性的證據。《中國日報》本月援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的話評論了我們政治體系的缺陷。李飛說，西方式的選舉是富人的遊戲，他們受到候選人能夠利用的資源和資金的影響，設法贏得大選的人很可能站在他們黨派或資助人的立場上行事。李的觀點是有力的，因為它相當——儘管不是完全——正確。美國很多保守派的行事方式似乎是在急於證明這些話的正確性。最高法院1月份的一項裁決允許各個企業可以無限制地投資於選戰。這聽起來似乎是有意要驗證李的觀點。參議院出現機能失調，導致多數派的決策屢屢受挫。這是在全世界面前對我們民主價值觀的嘲弄。在同中國的激烈角逐中，我們首要的任務是表明民主依然奏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那麼，中國將會贏。
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Nathan Gardels）則使用了“消費者民主”這個概念來形容今天美國民主的特點。所謂“消費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種極為短視的“減肥可樂式的文化”，一種“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費又不儲蓄”的民主制度。這個概念與我提出的“遊戲民主”有異曲同工之處。內森·加德爾承認美國這種民主制度已無法適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2010年1月27日，他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這樣寫道：
現在我們生活在消費者民主制度之中。在這種制度下，從政客、傳媒、市場反饋的所有信息，都引導社會獲得即時的自我滿足。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新的現實環境要求增強政府的統治能力，設計更好的管理體制—既有更多的制約，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這種體制不僅能夠抗衡新媒體時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夠抗衡定期選戰接近時的種種壓力。這些壓力都是政黨策劃和電視即時新聞排斥民主協商所造成的惡果。
沒有被統治者的同意，統治制度不能夠維持下去。但正如從孔夫子、柏拉圖到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的每一個政治智者都明白，當公眾的貪念否定了治理，結果則是兩敗俱傷。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直接民主的極端例子—公眾的支配力量，已經證明是毀滅性的。加州的危機顯示，減肥可樂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費又不儲蓄；既要現代化基礎設施和良好的學校，又不想納稅—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靈，只不過是美國整體政治問題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國，當企業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場解放出來時，統治者保持着極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們藉助新儒家政府強有力的手，以社會和諧和長遠發展的名義，調節着發展所釋出的利益。
內森·加德爾提到的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頗能說明美國體制的問題。政客的民粹主義短視政治導致了競相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陷入了破產的境地。州政府後來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的財政陷入惡性循環。今天去美國的人都會發現，美國的各種基礎設施老化失修的情況極為普遍，其實美國的政治體制也老化了，儘管許多美國人似乎還沒有察覺到這個問題，還以為美國真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嚴格地說，還屬於前工業時代的設計，非改革不可，否則美國將難以避免走向衰落。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治制度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缺少整合力與競爭力，沒有很強的人才觀念。“三權分立”根本無法預防金融危機，因為“三權分立”只限於政治領域，而西方不少國家的政治被資本力量綁架了。我認為現代社會需要另外一種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領域的三種力量之間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這樣一個國家才能運作得更好。
今天的時代已是全球化、信息化、後工業化時代。新的時代對政府和政治家的要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苛刻，因為國際競爭空前激烈。任何決策錯誤都可能造成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沉重的代價。坦率地說，在今天這個時代，一個只滿足於“遊戲民主”或者“消費者民主”的國家將競爭不過一個致力於制度創新的“非遊戲民主”的國家；一個只知道“選舉”而不知道“選拔”的制度安排，將競爭不過一個能夠把“選拔”與“選舉”結合起來的制度安排；一個只知道吃老本，視民主為遊戲，而不知如何建立“學習型政府”和“學習型社會”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將越來越力不從心；一個不知“宏觀調控”為何物的體制在今後的國際競爭中可能要出局。
“遊戲民主”或者“消費者民主”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留下的家產，如美國和西方主要大國那樣，他自然可以繼續“遊戲”和揮霍，但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情況將越來越難以為繼，而對於那些沒有祖上留下家產的發展中國家，一旦成了寵壞的孩子，則無藥可救。
五、日內瓦激辯人權
人權國際電影節暨人權論壇於2010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主辦人與我聯繫是否可以參加關於中國人權的辯論。我知道這個電影節和論壇已舉行多次，對中國人權一貫持批評的態度，但我還是接受了邀請，因為我確實有話要說。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已經習慣了當全世界的法官，喜歡教訓別人。其實，西方的人權觀，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存在大量的問題，值得好好辯一辯。辯論於3月9日晚上7點半舉行，大家先看了一部法語的紀錄片《南京的女孩》。應該說這部片子總體上還算客觀，幾乎沒有正面提及人權問題，而是用寫實主義的方法記錄了南京師範大學一群女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從體操軍訓到上法語課，從上黨課到談戀愛，從卡拉OK一展歌喉到遠足西藏長途旅行，很有生活氣息。我對觀眾說，從這個電影中，你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開放。
不過，這個電影只是前菜，中國人權本身的辯論才是正菜。參加這場活動的人大多是自稱關心中國人權的西方非政府組織人士和當地一些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也有不少外交官，從主席台看過去，黑壓壓的一片，坐得滿滿的，總有300多人，舉手發問一直沒有間斷。應該說我們爭論得相當激烈，雖然觀點不同，但大家還是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禮貌。辯論會結束後，一部分聽眾又圍着我，繼續討論了近一個小時。我不能說我說服了所有的聽眾，但不少人承認他們對中國人權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一些喜歡指責中國人權的人也承認他們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下面是我發言的主要內容：
大家就中國人權提了一些問題，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剛才提到“中國崛起對國際人權的挑戰”，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沒有中國在人權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進步，中國的這種崛起是不可能的。一個人權被不斷侵犯的民族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的。您不妨問一問您在中國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見到的中國人：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我想大多數中國人的回答是現在更好。
中國是世界上變化最大最快的國家，歐洲三百年的事，中國壓縮到了三四十年，這個過程自然會出現各種矛盾，包括不少人權問題需要逐步解決，但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是滿意的，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就此作過跨國民調，2008年中國人的滿意度是86%，美國人是23%。所以討論中國人權，應該先問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和歐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這肯定是有問題的。以非洲為例，西方總認為非洲的民主化必須壓倒一切，但你們至少應該問一問非洲人自己是怎麼考慮的。我走過很多非洲國家，我可以說，非洲人最想解決的人權問題首先是吃飯問題，然後是疾病問題、就業問題、治安問題，但你們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結果多少非洲國家陷入了動亂和饑荒？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所以一定要有輕重緩急。中國人沒有按照西方的邏輯去做，我們把消除貧困作為核心人權，實現了近四億人脫貧。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做，消除貧困根本就不是人權，美國至今連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都不承認，所以我們不等西方覺醒了，我們已經這樣做了，而且效果不錯。
剛才有人問為什麼中國不參加西方對一些非洲獨裁國家的制裁。這裡又涉及一個理念上的巨大差別。從中國人的理念來看，幫助非洲國家脫貧本身就是實現一項核心人權，任何國家都不能找藉口侵犯這項人權。這有點像國際紅十字會的人道主義救援活動，它是不分敵我的，它是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進行的。如果要制裁一個國家，那需要聯合國授權來共同進行，而不能只是幾個西方國家說了算。西方在非洲什麼都按照自己的標準行事，簡直成了政治勒索，受援國家怎麼可能發展起來？西方國家自己也有很多的人權問題，比方說，絕大多數西方國家至今都未實現男女同工同酬，這無疑是侵犯人權，是不是聯合國應該對西方實行制裁呢？
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價值，這兩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民主的核心是要體現人民的意志，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一黨制也好，多黨制也好，無黨制也好，能夠實現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實現良政的就是壞制度。環顧整個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個非西方國家可以通過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變成一個發達國家的先例。
西方自己也應該反省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國的金融危機是怎麼發生的？南歐的“笨豬四國”是怎麼形成的？這些危機與西方民主是什麼關係？這些危機侵犯了多少人權？為什麼美國三權分立既不能預測金融危機，也不能有效地對付危機？我想關鍵是僅靠政治系統內部的三權分立解決不了問題，現代國家更需要整個社會的平衡，特別是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中國得以避免金融危機，與中國模式的這個特質有關。如果美國民主制度無法平衡資本力量，那還會有新的危機。
至於死刑問題，我想多數中國人不同意廢除死刑，這種民意要尊重，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如果西方那麼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殺人犯的生命，那麼你們為什麼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價值，除非聯合國授權，任何國家都不能發動戰爭？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殺害了總有十幾萬平民吧？這不等於是對十幾萬無辜者執行了死刑嗎？這不是大規模地侵犯人權麼？
人權很重要，但許多傳統價值也同樣重要，一個社會的良性運作需要多種要素的有機組合。像所有國家一樣，中國也有貪官，有壞蛋，有刁民，但我們總體上保持了淳厚樸實的民風，這種民風的形成得益於中國數千年形成的傳統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後都發生了大範圍的搶劫，而中國2008年發生的汶川大地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儘管我們受災的人數是智利的十倍。為什麼？我想中國的傳統文化起了作用。這是一種人本文化，人要將心比心，救人於危難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譴的。
前幾年，中國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很受歡迎，結果卻引起了一些爭議。因為歌詞中唱道：領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帶上笑容帶上祝福，陪同愛人常回家看看，媽媽準備了一些嘮叨，爸爸張羅了一桌好飯，生活的煩惱跟媽媽說說，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談談。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這首歌歧視了婦女，但大多數中國人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現代化進程導致了過分忙碌的生活，但再忙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自己的父母。這首歌唱出了中國人的文化傳承，這是一種令人感到溫馨的人文傳統。每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比西方人權的理念的出現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麼都套用西方形成的人權標準。世界人權事業的未來方向應該是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從而豐富人權的理念。說到底，我們更要防範的不是剛才主持人提到的所謂文化相對主義，而是文化絕對主義，那種把自己的文化說成是普世價值，把人家的文化說成是落後習俗，然後把自己的東西強加於人的做法。
過去我學英文，我的英國老師告訴我，英文中“我”是大寫的，表明了個人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沒有大小寫，但是如果有的話，我想中文也會把“你”、“你們”、“我們”等都大寫。人有不同的社會角色：你是一個兒子，是一個丈夫，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別人的同事。中國文化中“我”的權利和義務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實在覺得中國的人本文化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觀。我也認為中國的古老文明其實是非常後現代的，對於解決西方社會今天的各種問題，對於解決全球治理的難題都有益處。
至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坦率地講，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國出現一場“顏色革命”。但是“顏色革命”給烏克蘭帶來了什麼？災難。給格魯吉亞帶來了什麼？災難。給吉爾吉斯斯坦帶來了什麼？災難。這些人的榜樣是捷克《七七憲章》和波蘭團結工會。其實，他們的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國得到了全部的實現，但海地是個徹底失敗的國家。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了，世界已經經歷了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和“顏色革命”一個接一個的失敗，但這些人還是在那裡談論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這些人還可以問一問自己：為什麼長期生活在西方的絕大多數海外華人也不支持他們？
我四年前去波蘭訪問，順便查了一下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那一年，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滿意度是72%，波蘭是13%，您說誰該向誰學習？我建議您去團結工會的發源地格但斯克看一看，去華沙看一看，再去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來在哪個國家了。中國歷史上曾經上千年領先西方，後來我們驕傲自滿了，閉關自守了，結果就落後了。中國現在一直認真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包括西方保護人權的有益經驗，但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所以中國進步很快，一年等於西方十年，中國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還是以自我為中心，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終有一天會後悔的。
西方人權話語體系看起來頭頭是道，其實存在着一些基本缺陷。第一個缺陷是無法在政治、公民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之間取得一種平衡。例如，美國的人權概念中就沒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要是美國能夠從人權的角度來反思自己的醫療保險問題，那麼它那4 000多萬美國公民沒有醫療保險的問題就能更容易地解決。
第二個缺陷是法條主義問題。西方把人權問題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問題，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能算人權問題，這在法制不健全、律師力量不足的國家裡很難操作，也非常昂貴。例如，印度政府解決貧民窟居民住房權的做法是只補償在貧民窟有產權的人，這看似是一種法治，而實際上貧民窟里絕大部分人都是沒有產權的“租客”，結果法不責眾，印度的貧民窟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我個人認為在非西方國家裡，更好的辦法是在推動法治建設的同時，通過政治手段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這是中國促進人權的一條重要經驗。法條主義還導致了昂貴的訴訟費用，其實這往往是一種變相的腐敗，一種合法化了的腐敗，導致了司法不公：有錢人總能聘請到更好的律師，造成法律體系失去公正性。法條主義強調程序正確，結果一般的刑事案件拖了很多年都審不完，造成了大量的案件累積。
第三個缺陷是個人的權利超越集體權利的困境。西方強調人權是個人的權利，有其一定道理，因為他們擔心集體權利會被濫用，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藉口，但這種擔心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因為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比方說，丹麥漫畫家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可以損害十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一個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能夠兼顧個人和集體權利，兼顧自由與責任。在這方面，我以為中國人的哲學思路將更適應全球化時代人權發展的趨勢。
第四個缺陷是人權體系中沒有優先順序的概念。其實，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西方在整個發展中國家推動人權的方法要麼是政治權力壓倒一切，要麼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麼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優先，而不是消除貧困優先，結果很糟糕。在一個充滿貧困的國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海地這樣的爛民主：餓肚子導致暴亂，暴亂導致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又使所謂的民選政府形同虛設，最後只能靠聯合國維和警察來維持基本秩序。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中國抓住了基本面，這個基本面就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了，社會變化了，其他權利的改善就有了強大動力和物質基礎。在人權問題上一定要實事求是，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源決定了，它必須權衡利弊，確定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像剛果、阿富汗這樣的國家，首先是恢復公共秩序和發展經濟的問題，如果國際社會能在三五年內幫助剛果、阿富汗做好這一事情，那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人權成就了。
當然在討論人權時，我們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和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沒有分歧。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的意願來界定。西方認為什麼是普世價值，什麼就是普世價值，整個世界都要跟着它走，這是沒有道理的。
在處理人權問題上，如果各國都能真誠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攜手並進，這將是值得稱道的。我們的世界豐富多彩，各國的人權理念都有自己的特點。在西方世界的內部，人權觀都有很大的差異。比方說，瑞典的經濟制度是建立在高稅收基礎之上的，這種高稅收在美國就會被認為是損害了私有財產權。英國至今還有國教，而且是學校里的必修課，這在經歷過法國大革命的法蘭西是難以想像的。但法國政府對電視台的壟斷權一直持續到了1982年，這在美國則又是難以想像的。同樣，法國禁止穆斯林女生在教室裡帶頭巾，這在中國也是難以想像的。
我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談過這麼一個觀點：全球化已經給整個世界帶來了許多挑戰，這種挑戰需要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才能應對。現在發達國家消費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美國消費的人均資源是中國的11倍，但西方迄今為止的人權觀決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點兒也不能少，因為這是所謂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所謂造物主賦予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使用相應的資源，他就要和你較勁，甚至圍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麼可能解決包括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全球性的難題呢？世界人權事業發展的進程無人可以壟斷。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時也要為世界人權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有豐富的“人本文化”，這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理念：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結合起來。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注入更多的中國元素。
六、言論自由與井底之蛙
英國是最標榜自由的國家之一，但英國今天成了世界上閉路電視監控密度最高的國家。美國也是最標榜自由的國家之一，但是美國機場的安全檢查已是世界上第一個採用“全裸”儀器的國家。美國的《愛國者法案》更是允許政府相關部門竊聽電話、查詢電子郵件等活動。儘管英國和美國有很多人強烈不滿這些侵犯個人隱私和自由的政府行為，但大部分人最後還是接受了這些措施，因為他們也意識到國際恐怖主義對自己生命所構成的威脅。從這個角度看，英、美這樣的所謂自由主義國家也已進入了“後自由主義”時代。
其實，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與責任總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戰後的西方主流自由主義思潮則認為讓人自由發展就是高於一切的，社會也會因此變得日益完善。至今西方持這種觀點的人還不少。但這種觀點忽視了人性本身的特點：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惡的一面不加以遏止的話，就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不加節制的人性可以非常貪婪，並給整個世界帶來災難。西方社會普遍的毒品泛濫和2008年金融海嘯，都是極端自由主義帶給我們的教訓。
歷史上，人們對“自由與責任”、“個人與集體”、“權利與義務”、“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這些問題的論述總體上還是辯證的。例如，《聯合國公民政治權利公約》中對自由的論述是既強調自由，也強調責任的。從中國人的哲學來看，這些概念都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取得某種平衡才好。但在美國主導的話語中，講自由、個人、權利等就是正確的，講責任、集體、義務就是壓制民主。這種政治觀點實在是非常膚淺。自由與責任中，一味強調責任確實會被獨裁者濫用，但反過來一味強調自由，也會被各種政客和犯罪分子濫用。
西方的一些大哲學家也是辯證地看待這些概念的。例如，康德是反對政治與道德分離的。洛克認定獨立的個體是社會契約的前提，但他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他不能接受“違背文明社會道德準則”的人。依我之觀察，美國的個人主義理念與道德的分離，結果越來越多地損害了美國的整體利益。今天美國社會的毒品、槍支和暴力泛濫。美國還有哪個大城市的居民天黑以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街散步？美國人口還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但監獄囚犯人數卻超過了中國。中國理念強調自由與責任的統一有利於扭轉當前西方世界過多強調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國家中立的立場。實際上，你只要看看長期居住在西方的華人，絕大多數華人都不能接受把自由推到極端的那種論述。即使是那些高度欣賞自由主義的海外華人，他們真正喜歡的還是過去那種經典的、倫理化的自由主義論述，他們很難接受今天西方社會那種極端自由主義。華人在西方的相對成功與他們既長於學習西方文化的優點，又能堅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分不開的。
西方不少有識之士也對這類問題進行着深刻的反思，如英國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作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irk）就撰文“西方文明面臨嚴酷的選擇”，指出：“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沿着一條路走下去，是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義和極端的自由主義。另一條路是……建設一個個人通過自我完善、孜孜以求、樂觀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認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會。”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也指出美國社會已在走向“巴爾幹化”，即極端個人主義使西方社會走向不斷的分裂。德國政治學家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面向未來》一書中也指出：“今天廣泛存在的個人主義、以自我為中心、謀求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導致連人究竟還有沒有能力履行當父母所應有的任務和義務都成了問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觀點顛倒的東西重新顛倒過來。比方說，在很多國家，維持社會穩定本身就是保護人權的最重要條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百年穩定，非洲的現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穩定。沒有穩定，根本就不可能有發展，人權也遲早要落空。但只要你講維持穩定，美國就說你要搞專制，這實在是荒謬的。穩定可以是專制獨裁的結果，但也可以是良政善治的結果，一個國家是否實行了良政，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定，不能由美國人來界定。西方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人權觀背後往往是自己戰略利益的考量，結果把很多國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後只能由西方從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來收拾殘局。其實，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最大特點就是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從就學擇業到飲食男女，從住房買賣到養生休閒，從媒體言論到文化生活，中國人的自由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寬廣。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判斷，任何一個不懷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一點。當然，我們應該面向未來，思考我們在自由的問題上如何比西方做得更好。
2009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邀請我介紹中國變革的理念與戰略，其中一個核心話題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一位學者問我中國新聞業以後會不會像西方一樣開放。我說：“其實，任何一個國家的新聞開放都有一個度。比方說，美國不允許播放本·拉登的講話，英國不允許歌頌希特勒，日本不允許批評天皇，泰國不允許開國王的玩笑，所以在新聞自由的問題上，各國的差異主要是一個度的問題。也許中國媒體在某些方面開放度還不如你們，但總體上中國的新聞自由度越來越大，而且這種開放度還會隨着國家自信心增強而越來越大。但是面對未來，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中國的新聞自由是否要以西方模式為標準，我認為不會。西方媒體有不少自己的長處，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鑑，但在幾個關鍵問題上，似乎處理得並不理想，所以我們要超越西方模式。”
首先，西方媒體如何解決自己被商業利益過多控制的問題。西方的媒體幾乎都被大公司掌控，結果產生了不少問題。比方說，美國的電視節目，甚至在播放精彩電影的時候，一刻鐘就打斷一次。我希望這種情況永遠不要在中國出現。另外還有涉及公益事業的報道，比方說，中國媒體以與報道奧運會幾乎同樣的篇幅來報道殘奧會，這對於促進中國殘疾人事業具有非常正面的意義。但是這樣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殘奧會的商業價值遠遠低於奧運會。西方媒體報道中，殘奧會幾乎不存在，對它的報道大概連奧運會的萬分之一都不到。我個人認為中國這樣做是對的，因為它大大促進了中國普通民眾對殘疾人事業的了解，也使更多的殘疾人增加了自信心。在這類事情上，恐怕是西方要向中國學習的問題。
其次，從西方對中國的報道來看，我覺得西方媒體始終未能解決一個價值偏見的問題。以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台為例，凡提及中國的政治新聞，主持人總不忘提醒受眾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或者“共產黨國家”。坦率地說，這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報道西方的水平。那個時候新聞一提到西方，總要加上“資本主義”之類形容詞，結果大大影響了受眾對西方的真實了解。
我本人並不反對西方媒體着重報道中國的消極面。講句公道話，西方媒體報道自己國內新聞時，也是以消極報道為主的。但我感到西方媒體報道本國消極面的時候，比較注意核對事實，而報道中國時，則顯得粗糙得多，甚至忽視了一些起碼的職業操守。比方說，西方媒體報道2008年的拉薩暴亂，都採用了尼泊爾警察毆打藏民的照片和畫面，然後說中國軍人在毆打藏人。為什麼報道前不能多作一些核查呢？為什麼報道錯了之後，絕大部分媒體也未表示歉意呢？我覺得這裡恐怕還有個文化傲慢的問題。
第三，我把西方對中國的報道方法概括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就是說你們對中國某一事件的報道和描述可能還算準確，但你們對中國各種報道綜合起來給人的總體印象往往是謬誤的，或者說與大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感受差別極大。為什麼你們的新聞自稱是客觀的和自由的，但最後造成的總體印象會如此荒謬呢？這裡恐怕有個哲學理念上的差異，中國人的哲學觀總是從整體出發來看個體，西方哲學觀一般只注重個體，結果就造成了認知上的巨大差別。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英國廣播公司對英國和美國的電視觀眾作了調查，結果發現60%的觀眾認為中國人民是“受壓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憐這些英國廣播公司的受眾，他們無法獲得關於中國的客觀與全面的資訊。我說虧得中國今天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否則美國就要派大兵來解放中國人民了。這個例子至少說明西方主流新聞報道的水準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的水平。我建議，作為第一步，凡是派駐中國的記者一定要懂中文，否則怎麼可能真正理解一個不同的文化？第二步，報道一定要既看到樹木，也看到森林，特別是了解多數中國人對各種事情的感受，以避免誤導西方受眾。
第四，從新聞自由的理念來說，消極報道、批評性的報道似乎是西方推崇的新聞理念。但新聞的客觀性應該體現中國人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又好又壞的，就說又好又壞，為什麼一定要偏向消極面呢？即使報道壞的新聞，為什麼不能也報道光明的一面呢？這就像一個人生了重病，你可以從消極角度對他說，你可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從積極角度說，好好養病，既來之，則安之，爭取早日康復。這也就是西方諺語所說的，當一個杯子裡有半杯水的時候，樂觀者看到有水的半杯，悲觀者看到沒水的半杯，這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西方媒體給人感覺似乎心裡有點陰暗，總喜歡強調沒水的半杯（現在國內一些媒體也有這個問題），為什麼選擇沒水的半杯就是客觀報道呢？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英國人脾氣古怪者多，除了與英國太陽少有關，恐怕也和媒體“消極報道綜合症”有關，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當然如果多數英國人都是這種價值偏好，我不持異議。但中國人一般喜歡陽光一點的性格，絕大多數中國人喜歡樂觀豁達的人，中國人看電影也大都喜歡給人以希望的結局，甚至大團圓的結局。這不是價值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歷史形成的集體價值偏好。這也許是“文明型國家”的獨特智慧，因為從歷史大趨勢來看，有樂觀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來。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惟一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與這種集體性格有關。
第五，談到新聞自由，我還想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中國與西方兩種不同的新聞觀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英國現在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帶有裸體女郎照片的小報《太陽報》，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時政類的《參考消息》。就我個人而言，《參考消息》比《太陽報》質量高無數倍。一位比較了解中國的英國學者也對我說，這個例子可以說明，英國將競爭不過中國。實際上，早在18世紀的時候，法國大哲學家伏爾泰就感嘆過英國式自由主義帶來的媒體低俗化問題。伏爾泰一方面高度讚賞英國的自由經濟制度和股票市場，他認為股票市場比許多國家的法庭起的作用還要好：不管是什麼信仰的人，一到這裡，大家就好像都信奉同一宗教（在他的故鄉法國，宗教迫害當時還是一個大問題），但同時他多次表示自己很難接受英國媒體的低俗化。
第六，與媒體低俗化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自由主義價值觀對媒體教育功能的否定。自由主義傾向於否定政府在價值教育方面的作用，儘管英國今天還是西方世界中為數不多的有自己國教的國家。自由主義假設任何價值觀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價值上沒有孰高孰低之分，所以不能在一個社會強行地推行某一種價值觀，而是要確保價值多元化。我則認為，現代社會的特徵確實是社會多元化帶來了價值多元化，但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承，都有自己文化傳統形成的關於良知的共識。政府也好，社會也好，父母也好，提倡這種傳承和共識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的願望，也符合民主的精神。
俄羅斯大作家赫爾岑在19世紀後期曾對自由主義價值觀作過頗為經典的評價。他在《往事與隨想》中是這樣評論英國經濟自由主義的：“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聽任人們每天餓死，也不敢限制濟貧院的自治權，還可以允許整個村子的人民在勞動中累死，或者變成呆小病患者。”赫爾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即政府的干預越少，一個國家的言論和精神就越獨立。他認為在英國，政府越不干預，民眾就變得越不能容忍異己，社會偏見就越是頑固。他說：“你的鄰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縫、家庭、俱樂部和教區，隨時都在監視着你，對你履行着警察的職責。”赫爾岑甚至挖苦說：“在一個保存着清教徒排斥異己傳統的國家裡，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達到多高的水平呢！”赫爾岑這番見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為什麼在蘇東劇變之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種族歧視、民族偏見、極端主義都變得更加嚴重了。我可以想像在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時候，如果維吾爾族的媒體只替維吾爾族人講話，漢語的媒體只替漢族人講話，那麼更激烈的民族衝突將難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就是這樣解體的：媒體自由演變成了民族廝殺和國家解體的催化劑。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過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種無處不在的“輿論的奴隸”，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往往都是媒體和輿論的順民（conformists），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
台灣地區媒體自由化以後出現的情況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嚴肅品位的報紙破產了，花邊小道的《蘋果新聞》暢銷了。媒體在市場力量左右下的這種結局令人感到詫異。有人說，如果台灣過去是政治權威，現在是市場權威，那麼市場權威比政治權威覆蓋的面更廣，台灣媒體也從“威權時代的哈巴狗變成了民主時代的瘋狗”。實際上在整個東歐，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東歐劇變後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體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價值觀影響較深的中國知識分子到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最大的失望也是發現所謂民主國家的媒體原來是如此低俗。
西方所謂自由媒體對中國形成的偏見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認為無論中國人做什麼努力都很難改變這種偏見，因為很多東西是歷史形成的，比如，西方孩子從小學的課本中就讀到：中國占領了西藏，儘管所有西方政府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2010年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異見人士劉曉波無非又是這種偏見的一次表現，背後還有一種對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崛起的極度不安和恐懼，因為這種崛起已勢不可擋，西方話語霸權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終結。
這還使我想起了2009年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時，一位德國漢學家對我敘述的一件事：他編譯了一本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想在德國一家主要報紙上發一篇評論文章，介紹這本書。但報社的編輯告訴他，除非是中國不同政見者的作品，否則德國讀者不會有什麼興趣。這位漢學家很驚訝地說：可這些作家在中國有無數讀者呀？那位編輯還是搖頭，認為德國讀者不會有興趣。
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中國人說“孤掌難鳴”，也就是說理解是雙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釋，另一方根本不願意聽，那麼理解之橋永遠也不可能建成。這裡關鍵是西方有沒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願，然後是這種意願的強度如何。依我之觀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國的願望長期以來遠遠低於中國希望了解西方的願望。正因如此，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有4億人學習英文，中國每年的出版物中20%為西方翻譯作品，在西方國家這個比例不到2%，中國先後有160萬青年學子去西方留學深造。
但話又說回來，這對中國就一定是壞事情嗎？我想不。我甚至覺得如果西方願意選擇把自己蒙在鼓裡，就讓他們自己繼續蒙在鼓裡吧，因為我們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由於我們對西方的了解遠遠大於西方對我們的了解，所以我們得以趨利避害，博取眾長，學習了西方的很多長處，壯大了自己，而西方一直飄飄然，真以為歷史發展到了終點，結果卻陷入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和經濟困境。他們好像最近才突然發現中國的競爭力竟是如此強大。一位歐盟官員曾多次對我說過：我們與中國人接觸時總發現，中國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從歐洲得到什麼，而我們對能從中國得到什麼從來都沒有清晰的概念。
當然，隨着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國的願望正在迅速上升，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中國也越來越不在乎西方媒體的偏見了。你該說的壞話都說過了，該造的謠都造過了，連在非洲的中國工人是監獄囚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玉樹沒有救災而是藏傳喇嘛在救災—這樣的謠言都出現了，但中國沒有被說倒，而是越來越強大了。西方國家最終是承認實力的。你發展起來了，西方就會開始想方設法地了解你。所以我們可以把理解中國的任務逐步交給西方，讓西方人自己來做，我們可以瀟灑一點。比方說，我認為沒有必要派代表團去西方國家介紹西藏問題。英國人從來不派團來中國解釋北愛爾蘭問題，法國也從來不派團來中國解釋科西嘉問題，美國也從來不派人來中國解釋夏威夷群島的歸屬問題。他想了解西藏，可以自己來中國做調研。西方媒體還會繼續貶低中國，但我們對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後再看吧。如果十年還不夠，那就二十年，最後後悔的不會是中國。
法國學者高大偉（David Gosset）2009年2月在《亞洲時報》曾發表一篇評論文章，把拒絕客觀地看待中國的西方勢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是這樣寫的：
中國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轉變。這一轉變影響深遠。……中國人對世界的濃厚興趣並不意味着他們忘掉或者捨棄自己的傳統。相反，對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或中國的世界公民來說，對外國文化的開放旨在重新解讀中國自己的傳統。實際上，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好奇，與回歸中國傳統和反思中國特性都是同時發生的事情。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同時，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國的文藝復興開放呢？如果西方認為自己沒必要向中國學習，沒必要學習中國古老的智慧、美學和價值觀，如果面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還是拒絕質疑自己對經濟和政治現代性的臆斷，那麼西方真可能成為最後一隻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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