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被毛所害提前離世 閱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1972年5月18日及往後，不了解內幕的讀者會感到非常奇怪。為什麼呢？因為在5月18日，“確診患膀胱癌”，而後續沒有任何關於治療的信息。這是極可能致人死命的重大疾病啊，鄙人沒有聽說過這樣對待疾病的人。到了8月4日，“因勞累過度病情有發展”，還是沒有任何有關治療的信息。[1]真是奇哉怪也。閱讀了辛子陵着《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您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澤東在背後搗鬼，目的就是讓周恩來早點死去。歷史是這樣的： 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醫療小組與上海、天津的專家共同認為，患者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癒率，如錯過時機，發展成為晚期膀胱癌，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醫療小組給中共中央寫了報告，制定了早期治療方案，上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等了幾天，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向醫療專家們傳達了中共中央的（實際是毛澤東的）四條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 第二、不要檢查； 第三、不要開刀； 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三七八頁） 醫療專家們知道錯過早期治療的時機，等於讓總理等死，以為他們的報告沒寫明白，要直接上書毛主席陳情。汪東興出面阻攔，說中央這樣決定“是保總理的”，“你們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問題，可過一段時間再看。”這樣，周恩來的病便拖下來了。 一拖九個月，1973年2月的一天早晨，周恩來小便時大量尿血，把整個抽水馬桶的水都染紅了。當醫療小組向汪東興反映總理的病不容再拖時，這位大內總管堅決貫徹主子毛主席的意圖，說什麼“七老八十，做什麼檢查，不要慌嘛。”是葉劍英直接面陳毛澤東，毛主席才不得不批准治療。但通過汪東興繼續搞小動作，告知醫療組，只准做膀胱鏡檢查，不准電灼。這是很內行的破壞治療的意見。 1974年5月上旬，周恩來體內的癌病灶擴散轉移。5月9日，醫療組組長、泌尿科專家吳階平向中央陳情，力主馬上住院手術。張春橋代表毛澤東表態：“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一條給你們堵死。”理由——周恩來“是黨、政、軍、內政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手術問題一拖再拖。[2] 直至1974年6月1日，確診膀胱癌兩周年之後，周恩來才住進305醫院，做第一次大手術。手術後病情有所好轉。8月7日、8日，尿血增加，病情出現反覆，診斷為癌症轉移。經毛澤東批准，於8月10日作第二次大手術治療。[3] 1972年周總理初病時毛主席考慮的所謂“全面問題”，說穿了就是讓周恩來“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等人掌權（參見本書20.4《毛澤東遺願——毛遠新當中共中央主席》）。如果毛澤東先走了，以周恩來在國內外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江青等人絕不是對手。為了實現家天下的迷夢，毛主席晚年的心理是非常陰暗的，品德是非常卑劣的。他絕不容許周恩來“晚走一步”。 為了實現周恩來“先走一步”，除了生物意義上蓄意阻攔治療周恩來的癌症，毛澤東還對周恩來進行了三次大的精神打擊。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的“投降主義路線”；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滸》，又回到了所謂“投降派”問題上來，使周恩來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盡頭。毛主席讓周總理“先走一步”的陰謀計劃一步步實現了。[4] 1975年5月中旬，周恩來病重。 6月16日，《周恩來年譜》載：“就三月二十六日做第三次大手術後的病情及治療情況致信毛澤東，告知這一段時間“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斷”，癌細胞屢有發現。經與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後，決定提前進行膀胱鏡電燒治療。信中提出：“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信中還請毛澤東“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毛澤東圈閱了此信。當晚至次日凌晨，做治療手術。” 周恩來要是一切正常了，那不是與毛主席要他早死的願望背道而馳嘛，這可不行，毛主席必定採取行動施加新的精神打擊。 8月14日，毛澤東對陪讀人員就中國古典小說《水滸》一書發表看法，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稱書中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當天，姚文元得知後致信毛澤東，稱毛關於《水滸》的評論“很重要”，對“現在和將來”、“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姚提出將毛的評論印發政治局在京成員和有關宣傳、出版部門，以“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毛澤東在姚信上閱批：“同意。”之後，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 8月16日，周恩來囑身邊人員找出《魯迅全集》中《評金聖歎》篇及各種版本的《水滸》書送閱。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會泳等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8月28日和9月4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關於開展對《水滸》評論的社論，提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這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要從《水滸》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總結歷史經驗，學會在複雜的鬥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知道什麼是投降派”。 9月2日，周恩來囑秘書找來最近《內部參考》中反映各地學習毛澤東對《水滸》評論情況的材料送閱。 9月15日，周總理與人談話中，就近期報刊宣傳上開展對《水滸》評論事指出：他們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 9月20日下午，周恩來總理準備做第四次大手術。進入手術室之前，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註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一。”之後，躺在平車上詢問：小平同志來了沒有？鄧小平即向前俯身問候。周恩來握住鄧小平的手，用力說道：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手術過程中，醫生發現癌細胞已擴散至全身，無法醫治了。鄧小平當即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5] 既被毛澤東耽誤了最佳治療時機，又因為毛主席的多次打擊心情不可能舒暢的周恩來總理，於1976年1月8日離開了人間，比毛澤東主席“先走一步”了。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下卷第526、543頁。 [2]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版，第693—694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下卷第671、674頁。 [4]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版，第694—695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下卷第709、712、716—717、719—721頁。 周恩來去世前深沉反思 周恩來在臨終時跟鄧大姐所說的一句話：“我肚子裡還裝着很多話沒有說”。這說明周總理是帶着“一肚子意見”去見馬克思的。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是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的。當然對周恩來來說，已經到了臨死前夕，沒有什麼“敢不敢”的問題，但是他清醒地意識到：如果把這“一肚子意見”說出來以後，將會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又一場的大災難，因此他只好“忍”了。我想：在與毛澤東同一代的領導人中，周恩來的這一段話是有代表性的。 2007年4月，看到《鄧穎超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周恩來在臨死前夕與他相儒以沫幾十年的夫人鄧穎超的私下談話內容。雖說不上“一肚子意見”，但也算得上是周恩來的內心自白，而且主要是對毛澤東的批評意見，具有深沉的反思內涵。鄧穎超以“日記”的方式記錄了周恩來發自肺腑的話。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周恩來的“最後遺囑”。 至於所謂“一肚子意見”沒有說出來，是指沒有公開講出來。不但場合不同，而且廣度與深度也不同。 萬幸的是，隨着改革開放向縱深方向發展，像《鄧穎超日記》那樣過去屬於嚴格保密的檔案材料，終於允許在一定範圍內傳閱。而在當前信息時代，要完全控制住是不可能的。這樣，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就有可以獲取這類信息。 《鄧穎超日記》——記載周恩來的內心自白 2004年3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內作黨史研究用。鄧穎超日記，記錄了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穎超的談話，真實地表現了晚年周恩來的形象。他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後歷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違心的抉擇。 周恩來逝世30周年的“周恩來思想研討會”：今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三十周年。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召開“周恩來思想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先公開了鄧穎超日記檔案、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小平、葉劍英的談話檔案。會上，對周恩來一生予以較高評價，但對周恩來在多次關繫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背棄了原則作出遷就，造成歷史性災難，感到沉痛。這一切，可以從鄧穎超日記中得到印證。 1978年10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穎超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方面因素：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的功過七三開評價、人民對總理熱愛等方面。” 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周恩來病危期間 毛澤東拒往探視 1975年1月24日，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這一年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葉劍英、陳錫聯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周恩來？”毛澤東遲疑一下說：“我可不是大夫。”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後，葉劍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等聯署上書毛澤東：“盼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毛澤東委託毛遠新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請示毛澤東的意見：“主席是否出席追悼會，是否由鄧小平致悼詞？”毛澤東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鄧致悼詞恰當。” 病危期間周對鄧穎超囑咐“三不要” 以下是鄧穎超日記中，有關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內容摘錄：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地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斗誰，和誰斗？”“怎麼會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後，一不要過問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養病，休息。記住，記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這還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國？”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建國26年了，政治鬥爭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這還叫社會主義社會，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一生還留着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周恩來道出遵義會議的真相 1975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幹事件。儘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歷史誰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歷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志還健在。” 周后悔給毛抬轎子 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又通過決議：得票最高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周成全了毛的終身領袖地位 1975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指毛澤東）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17名政治局委員，15名贊成，惟有2人棄權（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志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周對毛澤東路線的質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場政治風暴要降臨，還要斗，斗到何日何時方休呢？共產黨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社會主義社會是靠鬥爭能建成的嗎？” 1975年12月28日：“國家很不幸，建國26年，還有六億人口飯也吃不飽，只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敗筆。”（當時的全國人口是八億） 周對1976年元旦社論的反應（1976年1月1日）：“不許放屁，內外樹敵，國家正陷於經濟危機。誰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記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遠離中南海！” 原編後議：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鄧穎超日記提示了周恩來臨終前的悔恨：不該一次又一次地給毛澤東抬轎子，違心地把這個獨裁者捧成終身領袖，以致給有中國造成嚴重災難。 但他並不是晚年才明白過來。他是個聰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惡，但在關鍵時刻一再違心地去捧毛，這是不能原諒的大錯。因為這是對國家民族的命運不負責任。 以周在黨內的經歷、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給毛澤東抬轎子，毛是很難把領袖位子搶到手的。即使當了領袖，如果不是周處處阿諛屈從，毛也不可能那樣胡作非為，毛之所以能成為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所以能把國家命運玩於股掌之上，周恩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個教訓太深刻了。然而後來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卻一再重複周恩來的錯誤。 走出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陰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時許，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這之前的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他就宣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曾經令多少天真的中國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從那時起，言猶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中國人以每次不少於運動捲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大饑荒，致使三千六七百萬中國人倒下去（接近真實的數字，一說是三千六百萬，一說是三千七百五十萬），再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虐殺，到一九八九年仍以這個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實行武裝鎮壓，一批批手無寸鐵的中人倒在血泊。
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說已經被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決策、子彈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經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質疑。後來的中共領導層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力求挽回這個不堪的局面，但由於民主、法治和人權方面的長期缺失，黨群關係即官民關係日趨緊張，民眾首先是勞動人民的維權鬥爭此伏彼起。“按倒葫蘆起來瓢”，有防不勝防之勢。於是戒備森嚴，防民之動，嚴控輿論，防民之口，其實都是在揚湯止沸，激化矛盾。僅在天安門廣場，即使嚴密布控，仍然屢屢發生個體或小群體的抗議活動，直到墜樓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徵，也是警號。他們已經不止於乞求式的上訪，他們以一死表達的，是無權者對濫用公權者的不平與憤恨。
二十年來，在全國範圍被逼出來的群體性行動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為例，公開報道的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等地的事件，都是長期來基層黨政與民眾嚴重對立，激起民憤的結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現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體雖為不良企業，卻也是在地方和部門權力庇護慫恿下，蔑視並侵害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產黨內不是沒有健康力量，但他們往往倍受掣肘。各級黨政實權幹部中，相當一些人的官魂深處，還是毛澤東的“不把人當人”。這個問題不解決，他們不僅不會實行“以人為本”，反而會像毛澤東一樣，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名義，維護和行使無監督、無約束的權力，為所欲為，製造冤 案，八方樹敵，“與民為仇”。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當政者謀劃一些防範的策略，應對的舉措，而是直面歷史經驗的啟示，從被侵權、被壓制、被殘害者的利益出發，尋找一條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從億萬中國人（包括執政黨成員）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出發，尋找一條長治久安之道。
歷史經驗從哪裡來？我不是歷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但作為過來人，回頭看這六十年時，不是從概念到概念，而是從包括自己在內的千百萬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實即史料出發，憑常情、常理、常識做出自己的判斷。上世紀末中共十五大前，人們就曾呼籲執政者實事求是地總結一次歷史經驗，卻沒有得到回應。我們不應在近三十年前那個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官方決議前止步，而要進一步深入，做出民間的修正與補充。中國人為歷史付出了無數鮮血和生命，有權汲取與慘痛代價相當的足夠的民間經驗。認清毛澤東現象的要害在於“不把人當人”，就是重要的民間經驗之一。 “不把人當人”是毛澤東現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來，中國民間自發地回顧毛澤東時代特別是1949年以 來的毛澤東現象時，依照中國人傳統的為人準則，普遍達到一個共識，即毛澤東這個人“說話不算話”，“翻臉不認人”用來概括其食言自肥，“陰謀”“陽謀”，其不講誠信，背離道義，印證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言行，實例不勝枚舉。這一語可作對他的政治道德的評價。 道德是一個人世界觀和人生觀在人際關係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說法便是：在他的靈魂深處，有一個皇權專制主義的王國。他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在在是“不把人當人”這一執政理念的實踐。“不把人當人”也能叫做執政理念嗎？是的，它是某種人 民觀、民主觀、政黨觀、國家觀、軍隊觀的集中表現，也是一種核心價值觀。歷代的帝王都是皇權專制主義者，不管他們嘴裡唱得多麼好聽，誇稱“與民同樂”，“愛民如子”，其實都是把自家置於萬民之上，區別只在牧民有術或牧民無術，“牧民”者，把千百萬老百姓視為牲畜來驅使服役也。 毛澤東很少講人類，更沒有講過“以人為本”，甚至很少單獨用一個“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力避所謂“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從早年的“與人斗其樂無窮”到晚年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當作他的鬥爭對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戰術式的大躍進初起之際，他竟在《介紹一個合作社》文中，大談“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仿佛極其重視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時在從上到下批駁馬寅初《新人口論》後不久，卻是正面把“人多”同“幹勁大”聯繫起來，既符合其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又緊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大兵團作戰戰術。“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千百萬人，如同在戰爭時期被視為兵源——戰鬥力一樣，在此刻則是實現其超英趕美宏偉藍圖的勞動力——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帝王們居高臨下，只見匍匐於地的百姓的黑髮，故稱之為“黎民”“黔首”，今天“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的“黎民”“黔首”們在權力者眼中的實際地位，與中外古代奴隸主看作“會說話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
戰爭有戰爭的邏輯，革命戰爭有革命戰爭的邏輯，毛澤東指示林彪，不惜犧牲五萬士兵，一定要拿下四平。後來在長春戰役中，犧牲的指戰員不算，圍城期間餓死的千百萬平民，絕大多數並非毛澤東詞典中的階級敵人。1949年後的和平時期里，毛澤東還曾宣稱，即使打起核戰爭，中國死掉一半人口，還會有三億人，女人照樣生孩子云雲。退一步說，這樣的奇談，或許可以辯解為針對核訛詐故作驚人之語，但說到億萬人的死難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輕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鐵石心腸莫辦。
更現實而非虛擬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生日那天與文革親信們餐聚，開頭就笑說“慶祝全國全面內戰”，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並挑動群眾、幹部互斗初見戰果之後，躊躇滿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動的信號。因為這時即將開展“全面奪權”行動，隨之引起全國各地或有軍隊介入的群眾組織間的武鬥，運用從長矛到機槍諸種冷熱兵器，造成巨大傷亡。如果說從這句惡毒的讖言已可窺見其變態心理的話，轉過年來，“上柴聯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決策者，王洪文之流不過是執行他的指令。而在現場槍殺的，正是毛澤東多年來口頭上、書面上封為“領導階級”和“基本群眾”的工人！
無論是漫畫家、詩人喻之為“鬥蟋蟀”或“古羅馬鬥技場”的斗獸表演，都嫌規模太小。毛澤東是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視“臣民”如土芥，無情地踐踏。這是典型的“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稍有違拗，就“堅決、徹底、全部、乾淨、乾脆消滅之！”從“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鬥倒，鬥垮，斗臭”，直到肉體消滅。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還是針對地主豪紳，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別是文革當中，那就不管是他原來定性的敵我矛盾還是內部矛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以至黨內矛盾，轉眼就可變成敵我之勢。而藉口則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後十幾年發生的“六四”屠殺（實際上從6月3日晚上開始的），也仍是毛澤東無視人的生命尊嚴的“把人不當”的執政理念起了主導作用。所謂用多少萬條生命換二十年 “穩定”云云，傷天害理，慘無人道，果然是高舉了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旗幟！
“新中國”是依照“黨國”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眾歡呼聲中建立的時候，一度的確呈現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氣象。中共的宣傳強調這一次全國性政權易手，不同於三千年來重複多次的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大變革，讓人民大眾代替反動統治者，在自己的國家裡“當家作主”。
人們記得，毛澤東不止一次許諾過，要用槍桿子打出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他解釋這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其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將由選舉產生，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這些話出自他1945年7月書面答路透社記者問，不但白紙黑字印在當時的黨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而且收入了東北新華書店1948年版的《毛澤東選集》，顯然不是別有用心的外國記者造謠。【《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轉引自《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閻長貴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然而，僅僅四年以後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人們發現，原先所說的一套，不過是出於戰爭期間籠絡國內人心以至爭取國際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後來有人說的，憲法並不是為了實施，僅僅是訂給外國人看的。只有書呆子才去較真你當時是怎麼說的。現在端出來的才是“建立新中國”的指導性文件。
過去人們熟知的“國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權”的三位一體。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這樣一個國度，在這裡只有順從共產黨的人才算人民，此外盡皆是反動派，階級敵人。共產黨與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黨政不分，擁有軍隊、警察、監獄，是一部實施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國家機器”對反動派、對階級敵人加以專政，就體現了“人民民主”。對誰講“民主”，對誰搞“專政”，最後裁決權屬於共產黨，甚至取決於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一句話（自下而上是簡報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則是批條政治）。強國弱民，大政府，小社會，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並窒息公民社會的孕育和產生。這樣的國家裡，共產黨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共產黨從上到下的組織，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的制度，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遵奉的馬恩列斯，都是只許服從不許反對，豈止不許反對，而且不容懷疑，不容稍有異見，甚至不容建言（毛澤東說“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豈止反動派、階級敵人如此，被稱作“人民”的，實際上也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你就喪失了名列於“人民”籍內的資格，歸入另冊。號稱黨的三大作風之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對絕不接受批評的諷刺，以致在毛身後沒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這樣的國家稱得上“人民共和國”嗎？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這是不折不扣的“黨國”。
“黨國”體制的創議者並不是毛澤東，也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毛澤東有時抬出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導的“聯俄聯共”政策。孫中山以俄為師，借鑑蘇俄一黨專政的經驗，提出了黨國模式，未及親身踐行就逝世了，這份遺產留給了蔣介石。我們年輕的時候，便曾把蔣介石治下的“中華民國”如實地叫做“中華官國”或“中華黨國”。這一體制是孫中山政治遺產中的負面部分。不過，孫中山畢竟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潤，他還是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段論，讓人看到“還政（權）於民”的遠景。蔣介石不肯放棄獨掌的大權，等到他匆忙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演出一幕行憲的戲，已是戎馬倥傯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於形勢搞立憲一樣，為時已晚，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
至於毛澤東，與慈禧載灃袁世凱蔣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思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階級，而工人階級對全國人民和國家機器、政府事務的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當然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則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權，自然不存在“還政（權）於民”的問題，誰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別有用心，不僅是挑撥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而且是企圖推翻共產黨，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無須論證，也無須驗證，一切的論據都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句話里。打江山的理所當然坐江山，這就是出發點，也是結論。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圍繞着這個核心，“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幹部決定一切，“黨管幹部”，黨內黨外包括各民主黨派的幹部人選，委任升遷，概由各級中共黨委說了算。原說由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組成“聯合政府”的平等關係，不知何時暗轉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一黨獨大，壟斷公權，嘴裡說的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實際上要的只是一個聲音，應者雲集，應聲蟲而已。
共產黨於是成了國中之國，國上之國，而黨的領導層則成為人上之人。中共黨的組織原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體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語—關鍵詞，民主是前綴—修飾語。其基本原則是從少數服從多數生發出來：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則服從核心的核心之一人，這是在實踐中必然的邏輯結果。據說鄧小平晚年講過，從前是毛澤東說了算，現在是我說了算。這完全符合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書記“最後決定權”的制度——這一制度經毛澤東1953年《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規定“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鄧雖在名義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實際上的“最後決定權”則是事實。這也是中共組織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理論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人所共知，全國最高權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裡。各級人代會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級黨委遴選，分配各選區投票通過的，儼然是“上帝的選民”，理應舉足輕重了；然而從總體上說，人大也只是起個“橡皮圖章”的作用罷了。至於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協商”產生的各級政協，不但不同於1946年時的舊政協，也不同於1949年建國前夕的新政協，入選的與會成員實際上都被剝奪了獨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話語權，要他們不當“花瓶”“擺設”也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同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一樣，都是在現行體制下僅有的被允許參政議政的人，但他們之所謂參政議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對執政黨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評，就會遭到反擊，就是不安於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禮”。梁漱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羞辱，不下於劉邦階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那樣打成右派亦即“資產階級反動派”，換句話說是戴上“人民公敵”的帽子。
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是“老子黨”，中共執政後對各個弱勢黨派，也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老子黨”自居。毛澤東從來不畏人言，自稱“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即使是“小權”也仍由各級黨政幹部執掌，草民不得與焉）。《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回答“你們獨裁”的指責時，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這是一句名言，言為心聲，對普世斥罵的政治獨裁，大有以可恥為誇耀之嫌。這樣的“反潮流精神”，唯後來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庶幾近之。
毛澤東仍是皇帝，中國人仍是皇權治下的“臣民”
毛澤東自陳他於馬克思主義，首要的是取其階級鬥爭的學說和社會革命論。其它則是後來的補課。“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後一半沒有做到。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二十八年的後期，毛名正言順地成為第一號人物，並且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被譽為共和國的締造者。
但若問他的治國方略，對不住，還沒有形成，或者說就是革命時期的原裝貨色，“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選”第一卷的頭題，開宗明義第一章也。他根本沒考慮過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問題。仍然不乏大敵當前的危機感，仍然是為要對付敵人才去找朋友。落實下來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運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敵人是劃定了。
當然，現在看到的“毛選”第一卷卷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敵人，已是建國後再三刪改定稿的小名單。要知道1926年當時毛澤東目為敵人的大名單，還是要看最初的真跡。【毛澤東在《中國青年》1926年3月號等處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指出：
“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毛還指出，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是把“中產階級”也當作“半反革命”的。毛對“小資產階級”中的“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又按其家庭富裕程度分為左中右三派：“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合革命”云云。以上轉引自王來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總第82期。】
那末，為什麼後來不同時期毛澤東總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歸入“人民”的人，特別是把所有知識分子當作敵人來打，就明白其來有自，一點不奇怪了。或曰，毛澤東“不把人當人”，是對敵人。革命的敵人，共產黨的敵人，革命運動如農民運動的敵人。這些敵人如軍閥官僚買辦地主豪紳一貫不把人當人，則革命者也不把他們當人是完全有理有據的，此之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紅色恐怖以對之。這就是毛澤東的邏輯。這方面不須贅述。 然而在敵友之間，由於種種原因，常會發生顛倒，如以友為敵，這是左，或以敵為友，這是右。毛澤東終其一生，從未有過以敵為友的右傾，即使一時對敵虛與委蛇，也只是為了蒙蔽、麻痹敵人。而以友為敵、化友為敵的事，屢見不鮮。因為喪失利用價值，把同路人一腳踢開，還振振有詞，曰革命階段不同，時間地點條件變化，甚至為了革命大局之類理由，可以隨手拋出一大把。在毛澤東那裡，革命的友軍，同盟者，有用時，是人，禮遇之，形勢變化不須藉助時，就不當人了，棄之如敝屣，乃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在和平時期，對工商業和知識界，所謂“利用，限制，改造”，“團結，教育，改造”，按毛的說法，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歸結到改造，對財產是剝奪產權， 對人頭是洗心革面，改造對象就是革命對象，套一句毛的公式，也就是“人民內部矛盾按敵我矛盾處理”了。淪為敵人，便成異類，類乎賤民，人不人，鬼不鬼，還想讓他們把你當人看嗎？
不過，在毛澤東的理論體系中，工商業和知識界，本來就屬於游移敵我之間的階級或階層。（見上述【】內文）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可以變成革命派，也可以變成反革命派；所謂知識分子只是毛，可以附在革命的皮上，也可以附在反革命的皮上。這就註定難免要挨打了。
但我們卻還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的基幹隊伍中，在它的最高領導層中，在毛澤東多年倚為股肱的戰友中，像彭德懷、劉少奇，不是也沒逃脫毛澤東“把人不當人”的待遇嗎？百戰老將，開國元勛，在毛澤東的手指下面，不過是一隻螞蟻。雖然彭與毛幾十年間曾有罵娘和頂撞的舊怨，毛對劉早在建國初期就令高崗查他當年被捕後的把柄，然而，於公於私，彭劉都沒有應死之罪，毛果然也只是記下賬來，暫不清算。而到了毛一手發動和指揮的大躍進引發大饑荒，餓死人成千上萬，彭德懷進言於前，說已民不堪命，劉少奇繼之指出“七分人禍”， “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毛澤東對前者發動圍剿，對後者不發一言。但歷史證明，隨即提出“接班人”的問題，並不是號召青少年健康成長，而是要防“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年作批判斯大林式的“秘密報告”。毛說過，我是不下罪己詔的，但他卻不吝於頻下加罪臣工的詔書。
按照毛澤東自己寫來教育幹部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有一條，叫做“樹立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尚且要樹立之，製造之，用來殺雞嚇猴，何況送上門來的口實——什麼叫批評，什麼叫建議，凡有不同意見，都是持異議者，是不甘俯首稱臣，是不願惟命是從，進一步就是有綱領、有計劃、有組織地向党進攻！向党進攻還不是敵人？一定要打得你檢討求饒，打成全黨共誅全國共討，所謂鬥倒、鬥垮、斗臭是也。已經是“狗屎堆”了，遑論把人當人看不當人看呢？即使唯唯諾諾，全力緊跟，不惜做偽證，當打手，不過是走狗奴才而已，某些時候還會當作替罪羊。
關鍵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隨，天縱英明，唯我一貫正確，永遠 確。因此容不得別人說話，所謂“一言堂”是毛告誡下級不可稱王稱霸的，但他卻正是一言堂的老牌，別無分號。現在一談黨內民主，就引用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什麼要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固然所謂“讓人說話”只能算是恩賜而非民主，而這種恩賜又何嘗有過？
真是對着一鍋清水夸魚湯。毛在全國範圍最大規模的一次“讓人說話”，就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誘使成十萬成百萬人“幫助黨整風”，然後一舉坑害之。到了1962年初這樣說，不過是在對1958年以來的形勢浮皮潦草地承擔責任後，故作姿態罷了。 因此，在決策層只有一個聲音，推而廣之，在整個社會上，當然同樣只許有一個聲音。到文革時期片言隻語也作為“最高指示”下達，“最新最高指示”一出，雷厲風行，全國城鄉，敲鑼打鼓不過夜。這只是在形式上登峰造極，而早在文革以前，實質上就一直是對毛提出的路線政策“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以此求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絕對不容質疑。發生了像反右派、大躍進這樣後果極嚴重的錯誤決策，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抵制，而且即使在高層有所發現，所謂近臣權要也是三緘其口，在為毛揩屁股的同時，還要幫助毛文過飾非，以新的錯誤去掩蓋舊的錯誤，好維護毛的威信。黨內有限的健康 力量被擠壓到無處存身的困境。
黨外人士要說話，“你有什麼資格？”是想奪黨之權；黨內高幹要說話，“你比主席還聰明？”是想篡黨奪位。普通民眾要說話，則是反動言論，在文革中更是觸犯了“公安六條”，隨時隨地可以繩之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唯恭唯謹上書毛澤東等的幹部、知識分子和基層百姓，屬於第一代上訪者，等於自投羅網，難逃被抓的厄運。冤獄遍於國中，形成了“偶語棄市”的政治環境。歷代帝王，除了像秦嬴政這樣的獨夫暴君以外，也都還受到一定的制約，他們須遵守祖宗家法，不能胡作非為。而毛澤東的權力則膨脹到了完全沒有制約的地步。他的後繼者以黨的名義繼承了這份遺產。有郭羅基其人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倡言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結果被點名驅逐，從北京大學趕到南京大學，不准開課，這已經是局於“新時期”的形勢，沒有從重治罪。至於以“導向”為名，操控輿論，壓制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不一而足，更不用說窒塞言路，對基層群眾來信來訪採取截堵抓捕，所謂“把……消滅在萌芽狀態”，動輒動用暴力，通過公檢法部門製造冤案，都是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身教言教在遏制、剝奪中國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方面的惡政。有人說，不求實現什麼民主憲政，只要求按照現行憲法辦事，放眼神州，又談何容易？
如前所述，“黨國”體制體現的特色就是中國積重難返的皇權專制主義，黨國的領袖人物也就成為九五之尊。毛澤東自稱“馬克思＋秦始皇”，有人說應是“列寧（斯大林）＋秦始皇”；總之，為目的不擇手段，用鐵腕兼用權術，不讓秦嬴政專美。“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可憐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人，做不了現代國家的公民，仍只能做“朕即國家”權力者的“臣民”。想過像人一樣的生活，擺脫“不把人當人”的陰影，豈可得乎！ 一定要擺脫“不把人當人”的陰影
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對一切人和事都要通過實踐來檢驗。口口聲聲的“翻身解放”，實際上多方設限，標榜老百姓“當家作主”，歸根結底是共產黨——毛澤東“當家作主”，民眾則要“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這是保證置身於“人民內部”的前提。毛澤東以政治態度為劃分標準的“兩種矛盾”理論，取代了現代法治國家對公民權利的厘定，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國人中隨意指判屬於“敵我矛盾”的敵人大開方便之門。人民的敵人，是革命的對象，專政的對象，打擊的對象，消滅的對象，不當人待，似乎已順理成章。
那末，“人民內部”呢？
先看看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毛澤東發動的武裝鬥爭從秋收起義起家，1927至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體，在毛定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實質上的農民革命戰爭中，農民不僅是戰時錢糧的供應者，又是革命軍隊的兵源。四十年代後期的內戰中，各根據地首先是東北的土地改革，給了貧農僱農下中農以土地等實際利益，得以掀起“保衛勝利果實”的參軍支前熱潮。這是中共和農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廣大農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級形式，向高級合作化飛躍，閃電般實現全部生產資料歸公，實行對農民的徹底剝奪，切斷了剛剛起步的“發家致富”之路（這也為後來大批市縣一級黨政和鄉村基層幹部勾結地產開發商廉價占用“集體”耕地 伏線）。據說小生產每日每時地自發產生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最有力的“教育”則是改變他們的經濟存在。於是，包括貧農下中農在內的全體農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證確認的土地所有權，也失去了幾千年來沿襲的生產經營自主權，變身為勞動營里的一員，由生產隊長組長支配。糧食統購統銷，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形成對農民經濟生活的雙重剝奪。
全國農民，首先是貧下中農，對共產黨以身家性命相許，而在城鄉二元化結構下，農民並不能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沉重負擔，歷史地落在他們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學家，過去提倡鄉村建設的梁漱溟，就農民生活處境說了幾句同情的話，就被自命農民利益唯一全權代表的毛澤東拉下臉好一頓訓斥奚落謾罵。 農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國務會議上來發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沒有代言資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幹部或知識分子說了一句“農村苦”，就劃成了右派。但不是還有土改時期紅火一時的農民協會嗎——農（民協）會這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民意志和集會結社自由的團體，早就在土改結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網狀的集體化組織（合作社及其後的人民公社），毛認為成億的農戶過於分散，一旦“梳成 辮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躍進，抓他們下田幹活，白天黑夜連軸轉，誰也別想逃脫，抓他們上山伐樹，回家砸鍋，土法煉鐵，到公共食堂領粥喝，上河工時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斗，公社社員無異於奴工。大躍進造成大饑荒，還以“清查瞞產”為名，闖入農家搜繳糧食，顆粒不剩。隊長不開出村證明，誰也別想外出討活路，喪失了人身自由的農民，就跟朱元璋時的農民一樣，“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間”，他們被戶籍釘死，不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請想一想，全國有多達三千六七百萬的男女老幼，大部是農民，關門閉戶在 家中餓死！河南蘭考農民感念縣委書記焦裕祿，有一條就是他到火車站制止了阻攔，放走死裡逃生的鄉親（後來宣傳焦裕祿，卻說他是到車站勸阻逃荒的農民留下來“生產自救”）。待到經濟情況經過調整略有好轉，毛澤東又重提階級鬥爭，指責人們刮“翻案風”、“黑暗風”，開始他新的“戰略部署”。四清（所謂社農民如此，工人屬於領導階級，總會好些吧？梁漱溟說農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並不在九天之上。
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不過是理論上的名義，它的“領導”須“通過共產黨”，共產黨才是執掌統治權的實體。而具體到每一戶、每一個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則不過是分屬於工廠礦山工地鐵道各個企業單位的個體勞動力。他們的頂頭上司是單位中的黨政工團，其中的“工”指工會。廠里雖有工會，卻跟農民沒有農會沒有兩樣。工會主要是配合黨政部門完成生產指標和政治任務，組織各項“中心工作”的，等於黨委下的一個職能部門。工會幹部也都由黨委指派。憲法上的集會結社自由，在這裡是凌虛駕空的。正如憲法上曾經規定的罷工自由、遷徙自由，都是空頭支票。
工人與幹部發生矛盾，如同在其它機關團體的一般工作人員與領導發生矛盾一樣，很容易扣上“違反紀律”、“破壞生產”以至“反對領導”等罪名。廠礦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的帽子。在其它政治運動中，不合“規格”的不順眼的工人，也都有劃成“壞分子”的危險。甚至在平時，說誰“頂撞領導”，“一貫搗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勞動教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工人，一部分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他們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確比所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高出一頭。在另一部分剛剛從農村進城換上工裝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較受尊敬的師傅身份。且不必說，他們在少數淪入工人隊伍的“將校尉，港澳台”（即曾為舊軍警或有境外社會關係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領導階級”的光圈雖屬群體，但也賦予個體以榮譽感。建國初年，這成為工人群眾熱情投入勞動競賽技術革新的動力。這也是中共和工人的蜜月期。隨着時光流轉，許多廠礦企業中的黨政工團迅速官僚化，一些領導幹部特權化，嚴重脫離群眾甚至成為群眾的對立面。雖有“鞍鋼憲法”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文革中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領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發揮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喚起廣大工人群眾的主人翁感和榮譽感。相反，幾十年長期實行所謂“高積累，低消費”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資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犧牲（遺留問題如工人住房幾十年一貫緊缺等，至今尚未解決）。【還有相當一部分工人，在六十年代初的經濟調整中，因廠礦“關停並轉”，精簡編制，被遣回鄉。當時許 諾一到經濟情況好轉，優先讓他們回來就業。他們為解決全國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而付出了沉重代價，但共產黨的許諾並未兌現，他們後來長期在農村遇到的困難無人過問，成為一個久拖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一個封閉壓抑的社會裡瀰漫的消極失望情緒，也籠罩在兩三代工人頭上。文革是從上層建築單位開始的，文革期間的武鬥是從院校開始的，而工人造反組織成為派性鬥爭以至武鬥的主力這一事實，反映了工人隊伍的分化。這一高潮落潮時，不管是曾經緊跟黨委的勞模、政治積極分子，是不滿現狀響應號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還是掙錢養家不願摻合政治的逍遙派，都有受騙上當遭到玩弄的感覺。“我自將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溝渠”，毛澤東口口聲聲工人階級長，工人階級短，口口聲聲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原來對普通工人也沒把他們當人看。三十年間不但“涮”了為原始積累賣命破家的中國農民階級，也“涮”了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獻了血汗產值的中國工人階級 。 廣大士兵，是穿了軍裝的工農。不管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普通士兵都沒有選擇餘地，只能“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如果說有過一次選擇，那是在朝鮮戰爭中選擇回國的戰俘，以為回到祖國懷抱，卻不料陷入無窮的“審查”之中——成為了嫌犯，被責以不死。他們的境遇竟不如享受優待的敵方俘虜。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國戰俘的遭遇，就如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被捕後出獄時受到的質問：“好樣的都犧牲了，你能活着出來，是不是當了叛徒？”至於以國防軍介入國內政治，把槍口對準民眾，所謂“快刀斬亂麻”，而陷軍人於不義，那就是雙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說的“人民內部”，且是政治優先的工農兵。但“人民”的“內”、“外”，只是一紙之隔。中國人是很容易成為“敵人”，淪入“非人”之境的。“地富反壞”（後來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碼的敵人。每次運動又都要達到百分之五的打擊面，豈不就要從“人民”里再找出新的打擊對象嗎？運動中固然製造冤案，平時的冤案也層出不窮。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或實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偽證；或索性直接刑訊逼供，屈打成招。
毛澤東執政二十八年，沒訂過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沒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審批程序。各級黨委設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實至名歸，它管着同級政府的公檢法部門，幾十年一貫制。任你嚷嚷什麼反對“以權干法”，“以權壓法”，“以權代法”，呼籲司法獨立，無異與虎謀皮，司法部門若獨立執行司法權，把名為“黨的領導”的長官意志置於何地？司法權之大，莫過於殺人。土改時期縣一級土改工作團就可批准殺人，文革中公安局的軍管會就可批准殺人。草率殺人，幾同兒戲。如果法律專業組織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樣複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國不僅有涉及高官顯貴如劉少奇、潘漢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對普通民眾草率定案，公審公判之間，無視人權，罔顧法理，草菅人命，殘酷到什麼地步，荒唐到什麼地步！
有人說，這是制度的問題，不能全歸咎於毛澤東一人。有人說，經是好經，歪嘴的和尚給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說這些不值一駁，這些早已有人駁過了。
宏觀地看，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不過是“湖南農民運動”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視觀察，今則坐鎮指揮。以全國之大，人口之多，每次運動之中和兩次運動間隙，除對身邊“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親自過問。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過的各級黨委，還有國家機器核心部分的公檢法部門。替他“樹敵”，也替他打擊並消滅敵人。凡是“稱職”的幹部，都是思想革命化達到了一定高度，得毛澤東之真傳，“想毛澤東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個“小毛澤東”，從心所欲而中規中矩。他們在毛澤東設計的制度框架內，秉承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理念，以人為螺絲釘，為馴服工具，為愚氓，為阿斗，為阿Q，而蒙蔽之，利用之，驅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驅使奴役之不足，更戲耍之，凌辱之，打擊之，陷害之，總而言之是敵視之，置之死地而後快。政治運動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這一過程，不斷把百分之五的人樹之為敵。三千六七百萬餓死的人，並沒有定性為敵人，但在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着，這個死亡數字，大約也正相當於當時全國七八億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滅了。不叫敵人而遭遇大體與“敵人”同。
不過，說句公平話，追隨毛澤東執行其專政任務的人，往往也終於難逃被他戲耍凌辱打擊陷害的命運，乃至成為無以名狀的犧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覺察到自己的處境，越是回顧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慶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隨軍接管湖南衡山縣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負責修建監獄，他說“當時重在防止逃跑，獄中生活條件多未考慮”，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進這座監獄，有詩紀其事云：“孰料殘冬入獄時，北風抖索凍難持。當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誰！”那些在政治運動中，在“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基層”過程中，因“少言人道”而不把人當人的人，如果沒有“請君入甕”的經歷，有多少人能作這樣的自責呢？
2009年到來了。上距1949年已經六十年。毛澤東過世也已經三十二三年。毛澤東“一班人”都已消隱。但是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陰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有人腦袋裡。前者與後者互相依存，雙向運動，就如雞生蛋，蛋生雞，分不清孰先孰後。毛澤東身後，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來，“不把人當人”的體制和機制早就該逐漸改掉，卻受到深受其“不把人當人”思想影響的人的阻擋，舉步維艱。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體會，有時舒暢一點，那是“不把人當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個方面改掉了一點，這是付出巨大代價獲得的進步。但不少時候我們發現，“又來了”，那就是體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當人”依然對現實發生着強大的作用。本文開頭說到的一些現象，一些標誌性事件，無不說明這一點。
毛澤東從哪裡繼承和提煉出“不把人當人”的政治理念，是傳記、歷史、政治學和政治心理學的學者們未完成的課題，對我們普通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遺產中的這一部分，體現着他的人民觀，民主觀，政黨觀，國家觀，軍隊觀，如果不對這些觀點加以梳理和再評價，則以黨和政府的名義，以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名義，與大小利益集團聯手，對億萬中國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的侵犯行為，就將無時終止。
對於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我們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對毛澤東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認識和評價，或許也不是我們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們對毛澤東“不把人當人”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現實中的表現，不可能視而不見，乃有切膚之痛，儘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讓這些事實來加深我們對毛澤東現象的理解，回答繼續美化、神化毛澤東的讕言，應該成為我們日常的功課。至今上下左右無時無地無之的“不把人當人”的現象，都是植根於毛澤東時代，都是毛澤東“精神不死”、影響猶存的證明，也是執政者沒有同毛澤東的歷史錯誤真正劃清界限的結果。指出這一點，有利於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於清醒地面對歷史的挑戰。
讓我們告別“不把人當人”的陰影，告別所有“不把人當人”的軟件和硬件，讓我們每個中國人都享有人權、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義，能夠像“人”一樣生活！
2008年12月北京
對照蔣介石 看看毛澤東 如果歷史鏡頭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刻，毛澤東“英明偉大”的形象與蔣介石“獨夫民賊”的形象，將被蓋棺論定烙進青史。其實這一天是兩人的人生轉捩點。就在這一刻起，這兩位歷史人物不意間互換了方向，各自向着與原來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舞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蔣介石與毛澤東這兩個歷史人物你死我活的爭雄戰場。在中共隆重紀念毛的誕辰之際，讓我們對照蔣介石來看看毛澤東，是很有意義的。 評價一名建築師，不是看他拆掉了什麼，而是看他建設了什麼。同理，評定一個政治人物，亦不是他破壞了什麼，而是他建設了什麼，他給國家與人民帶來的是什麼？ 兩個“花園”的對比 一篇談及共黨比國民黨更專制的文章舉了這樣一個例子：當年在國統區的胡績偉辦了一份進步刊物，因批評國民黨而遭查禁。胡績偉換了一個刊名繼續出版，再遭查禁。前後一共換了十個刊名仍然能夠繼續出版。這在共黨統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譚。 也許蔣介石終是行伍出身，他感興趣指揮的是軍隊與國家，而不去染指文藝。因此，在他統治下的台灣文藝花園能夠有某種生長空間，也允許獨立的民辦報紙、刊物存在，包括反對派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在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歷史中，只發生過一樁“文藝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雜誌因發表了一篇保護新聞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與蔣介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對文藝傾注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從建國初期批電影《武訓傳》開始，毛澤東瞄準文藝陣地的機關槍再沒有停止過掃射：評《紅樓夢研究》、胡風反黨集團、丁陳反黨集團、《劉志丹》反黨小說案、評《海瑞罷官》……，最後進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顯然，蔣介石的台灣花園要比毛澤東的文藝花園要繽紛許多。 專制下的異象 毛澤東創立的「新中國」，不但沒有給人民帶來它所許諾的幸福生活，相反，從一九四九年起，中國人從此失去了言論自由，失去了罷工、抗議示威的權利，失去了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農民剛剛分到土地又被共黨收回去；老百姓沒有選擇工作的自由，沒有遷居的自由。
戶口名簿、糧簿、單位依附制、檔案制、居委會、秘密員警編織成一張嚴密的網，只為了一個目的：對每一個中國人實行嚴密控制，不許他“亂說亂動”。
在毛澤東時代，除了毛澤東，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維護個人權利與人格尊嚴，上至國家第二號大人物劉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張志新。毛澤東將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監獄。
蔣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獨裁專制者，但是除了像共黨和台獨這類敏感問題之外，台灣新聞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譴責國家和地方政府。台灣人擁有經濟自由，只要不參與政治，作為個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滿幸福。
再從個人的角度，對比一下蔣毛二人的個人品格。比較一下蔣介石與毛澤東的胸襟和心地！
蔣介石與毛澤東是如何對待同志，戰友，黨內對手的？
蔣介石再黑，尚未至將黨內不同政見者從肉體上消滅或投進監獄。台灣時期，與蔣介石發生過最大衝突的兩個人：台灣省長吳國楨和陸軍司令孫立人，蔣介石的最壞表現也僅是使計謀迫其辭職，並沒有剝奪他們的生活自由，更沒有把他們投入監獄。吳國楨去了美國，在那裡度過了自由的晚年，還可以公開譴責蔣介石。象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陳濟棠等一再搗亂，他從未施以報復，反而給他們節節升官。
在蔣介石一生中對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張學良。蔣介石既沒有賜其死罪，也沒有將他投進監獄。雖被軟禁，但張的日常生活還是挺輕鬆愉快。在最近發表的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張學良還特別提到，蔣介石仍然一直非常關心他。
試想想，假如張學良以兵犯上的對像是毛澤東而不是蔣介石，張學良能活到今天嗎？他的下場會比彭德懷劉少奇更好嗎？所有被毛澤東認為反對他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蔣介石會把自己的抬轎人、自己親自提為接班人的心腹劉少奇殘酷折磨而死嗎？ 再看看這些中共開國元勛的悲慘下場：國家主席劉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還要被批鬥，死了連條短褲也沒得穿；北京副市長劉仁鐐銬雙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獄中凍餒而亡；明史專家吳晗，頭髮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時，屍骨在哪裡，至今無人知曉；彭德懷元帥一次被打斷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聲；賀龍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說真話的遇羅克喪了命；堅持真理的張志新被割斷喉管。
張志新僅僅反對打倒劉少奇，就被老毛抓進監獄，進行慘絕人寰，令人髮指的迫害，包括把張志新扒光衣服扔進男犯監牢，讓20多個犯人輪姦，導致子宮破裂碎爛。槍斃張志新時，怕張志新喊口號，不用麻藥，把張志新的脖子按在磚頭上，把一段喉管割掉。
崩潰邊緣與走向騰飛
在毛澤東統治“新中國”的二十七年中，給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帶來了什麼呢？
“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這就是中共官方為毛澤東時代作的結語，可見已經無法為毛澤東遮掩了。
當毛澤東將中國帶到崩潰邊緣，蔣介石在台灣幹了什麼？真心實意實行“耕者有其田”。毛蔣二人皆從農民入手，卻走向相反方向。
蔣介石從解放農民、農業自給自足開始，沿着「以農養工」，然後重點由農轉工，“加工出口”，發展“外向型經濟”，走向經濟騰飛。一九六三年，台灣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一九六八年增長率達到223%，居世界首位。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時，台灣人均年收入己達到697美元，在整個亞洲中僅次於日本。 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時，大陸的經濟狀況如何？那一年，我被毛澤東從城市驅趕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農村。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個月在生產隊預支的大米，全年總收入只有三十五元人民幣。
還有一個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蔣介石在發展台灣經濟的同時，對「均富」特別關注。據台灣張果為教授的《台灣省家庭收支調查》顯示，一九五三年台灣最高與最低家庭收入比率為116，一九六零年下降到19，一九七二年再降至14。經濟越發達，貧富差距越小。如今，大陸的貧富差距卻是越來越大。 我們應該感謝上蒼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台灣這樣一塊別具歷史意義的小島，使之成為中華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民主的一個契機，使中國人有幸第一次獲得對兩個政權進行比較的歷史機會。國民黨先是在經濟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走在共黨前面。三十年後，第二代共黨人鄧小平才跟在蔣介石後面亦步亦趨。台灣的第二代領導人蔣經國已然走進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歷史性的民主進程。而大陸政權到了第四代，民主的希望仍遙遙無期。
從政治、經濟、文藝全部領域，毛澤東都創下了中國歷史上最驚人的黑暗歷史紀錄。正是這個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卻唱出了有幾千年悠長頌歌傳統的中國歷史上最響徹雲霄的頌歌；正是這樣一位“暴君”為自己加冕了歷史上最多的“偉大”桂冠，並第一次要超越國界，要成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後來毛澤東的位置從“絕對偉大”被鄧小平放置到“七三開”。毛澤東統治“新中國”的二十七年裡，他所有引以為豪的豐功偉績，後來全部成了他的罪行。這就是毛澤東的“七分成績”嗎？
另一流行的說法來自中共的另一高官陳雲，他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如果建國是為了展開後面一系列人禍，實施那一系列罪行，這一“建國”還是“功”嗎？這一“建國”對誰有功？他只對共黨有功。正是毛澤東率領共黨奪得政權，坐上江山，建立起共黨的一黨天下，他對共黨“功不可沒”。
然而，從毛“建國”的那一天起，就是對中國人民新的奴役，更專制、更黑暗的歷史的開端，這一建國對人民是“功”還是“罪”？蔣介石國民黨所以被推翻，是因為它獨裁專制、腐敗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澤東共黨一旦掌權後將會比蔣介石國民黨更獨裁專制、更腐敗黑暗，你還會迎接這種“解放”、這種“建國”嗎？毛澤東的所謂“建國”完全是開了一次歷史倒車。 共黨出版的蔣介石傳記，恨不能全盤否定蔣介石，卻迫不得己對蔣介石發展台灣經濟的成就予以肯定。那麼，在國民黨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中，可以肯定毛澤東什麼呢？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每天都得洗耳恭聽這一曲頌歌：“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毛澤東一生中，他做過哪一件“為人民謀幸福”的事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還是人民的“大災星”？在毛澤東一生中大概有過一次“為人民謀幸福”，這就是“土改”。毛澤東在他進入中南海之前，大半生在農村渡過，他的革命成功靠的也是農民。他最懂農民，最知道農民需要什麼。當他的革命需要農民為他打天下的時候，他就想農民所想，搞起“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贏得農民的支持。一俟他奪得天下之後，他就開始了對農民的剝奪與壓迫。可見毛澤東的“土改”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只是對農民的利用。一如他在文革初期利用紅衛兵與造反派為他衝鋒陷陣，一旦大功告成，便兔死狗烹。
而蔣介石則完全是一個城市人，按共黨的說法，蔣介石的階級基礎是官僚、地主、資本家，是農民的敵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真正實行“土地改革”的卻是蔣介石，真正關心，解決農民生活問題的竟是農民的敵人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蔣介石在台灣搞的“土改”，正是從毛澤東的“土改”那裡學來的。
成功有時並不是一個好老師。成功令毛澤東躊躇滿志、不可一世，自信“戰無不勝”，最後走向“崩潰”；失敗使蔣介石清醒，使他真正想到為民眾做點事情，使他從地上重新爬起來，爬向經濟騰飛。
毛澤東有過一次為中華民族建功立業的機會，那就是抗日戰爭。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可以當民族英雄的機會。但這位“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偉人，卻無意去當這類民族英雄。善於為毛澤東歌功頌德的中共，為毛澤東拍過不少影片，最經典、最大手筆的是一部名叫《大決戰》的三部曲，描寫毛澤東領導共黨殲滅蔣介石軍隊的三大戰役，展示了毛澤東氣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代偉人風彩。但為什麼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與日本侵略者“大決戰”的“雄才大略”與“偉人風彩”的片子呢？
善於編造謊言的中共卻不敢編造毛澤東抗日的謊言。整個抗戰時期，毛澤東己是中共的最高領袖，為什麼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具有“軍事天才”的毛澤東卻未曾指揮過一場對日作戰，將他的“軍事天才”用於抗擊日本侵略者？在中華民族將要沉淪為亡國奴的時刻，毛澤東幹什麼去了？毛澤東老謀深算地發揮保存實力、擴充軍隊、擴大根據地的“雄才偉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從不跟日本人“大決戰”的毛澤東，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氣勢與蔣介石展開“大決戰”了。抗日期間，由共黨領導的唯一一場對日戰役──百團大戰，還是彭德懷違反毛澤東的指示擅作主張的結果。這一抗日功勳後來競成了彭德懷的罪名一再遭毛澤東清算。
蔣介石再黑暗，再惡名昭著，終歸關心、解決過台灣的“民生”問題。而毛澤東一輩子從未關心過民生問題，漠視人民疾苦，視老百姓的生命為草芥。從毛澤東的生平中我們找不到一件“他為人民謀幸福”的豐功來。
毛澤東終其一生所追求的只是一件東西──權力，至高無上的權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權力。由此，毛澤東傾其一生所從事的只是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表述就是“與人斗，其樂無窮”。他先是跟黨的領袖斗，把他們一個個斗下台，為的是讓他來當黨的領袖。然後他跟委員長蔣介石斗，為的是他要登上九五之尊的天子帝位，成為人民的“大救星”“紅太陽”，君臨天下，四海歸一。這下該天下太平了吧？但皇上還是睡不着覺，權力被覬覦的惡夢揮之不去。偉大領袖不與人斗，不玩權謀，就會失去“其樂無窮”，無以顯示其偉大正確、雄才偉略。於是，毛澤東繼續“斗”人，斗掉一個個革命同志，以迫害一個個“親密戰友”為樂，斗掉一批批知識份子，斗得中國大地天昏地暗。一部中共黨史，就是毛澤東“與人斗，其樂無窮”的血腥史。 蓋棺論定，毛澤東的一生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破壞者，一個徹頭徹尾的毀滅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