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日本·林沛理 ·日本人一方面待客殷切，一方面对侵略战争不思悔改、麻木不仁，成为中日关系的死结。 -------------------------------------------------------------------------- 林沛理，牛津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及艺术评论小组主席。着有《英文玩家》、《玩起中文》及《反语》，最新的一本书是《祝你分手快乐》（快乐书房）。 如果可以，真的想把日本这个国家放在诊察台上(put Japan on the couch)，看看她是否患了精神分裂症。 在人与人相处的层面，日本人可以谦逊和礼让到压抑自我，甚至否定自我的地步。我每年例必到东京一游，每次都感到宾至如归，甚至受宠若惊，日本人的待客之道教香港人汗颜。 然而在国家、历史与政治的层面，日本作为侵略者与战败国，又可以不思悔改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史实、将钓鱼岛国有化，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一种对受害者感受漠不关心、近乎病态的心理。就这方面而言，倘若日本政府是一个人，她就是一个因心理障碍而有攻击或伤害他人行为的反社会者(sociopath)。 研究日本史的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教授杜亚(John W. Dower)在新书《有关忘与记的种种：身处现代的日本》(Ways of Forgetting, Ways of Remembering: Japan in the Modern World)中指出，提到二次大战，日本人想起的还是广岛市遭到原子弹毁灭性打击，而不是南京大屠杀或者偷袭珍珠港。杜亚认为，这是一种「罹难者意识」(victim consciousness)作祟，令日本人老是想起外国人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而忽略了自己施加于别人身上的罪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日本人对其在二次大战的所作所为，仍然有一种分不清是受害者还是行凶者的角色混淆(role confusion)。 这成为中日关系的死结，当中的荒谬之处在于两个亚洲以至世界大国费九牛二虎之力要证明自己才是更大的受害者，英文所谓的要「out-victimize each other」。日本的右翼分子认为日本在二次大战不是侵略者、加害者，而是受害人、被侵略者，这当然是一派胡言；但中国政府和人民无法接受日本的自我受害者化（self victimization），亦因为在中国人的国家想象中，祖国已成永远的受害者(the eternal victim)——她的贞操、声誉，甚至安危，时刻需要人民的保护、清洗，甚至拯救。美国的开国元勋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曾言，自由的代价就是随时随地、没完没了的提高警觉(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可是对于中国人，随时随地、没完没了的提高警觉却是爱国的代价(The Price of Patriotism is Eternal Vigilance)。 的确，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一刻，并非国家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做对了甚么事情，而是国家受到污辱、委屈和不公平的对待(not when the country is right, but when the country is wronged)。将这种中国人的国家想象表达得最活灵活现的，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家喻户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完成于一九三五年的抗日时期，主题只有一个——为国牺牲。它号召人民「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万众一心」地做「血肉长城」。可堪玩味的是，进行曲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第三句才提到「中华民族」，可见敌人、外来的威胁乃建构中国人身份的关键。 这与美国国歌——《星条旗之歌》(The Star Spangled Banner)可说是大异其趣。同样写于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一八一二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星条旗之歌》歌颂的却是一种无悔牺牲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国家让美国人「如此骄傲」，因为她是「自由的土地」(land of the free)、「勇者的家园」 (home of the brave)。在这首令中国人听得百感交集的美国国歌中，敌人只在暗示、隐喻中出现（「激战」、「烈火熊熊，炮声隆隆」），它的中心意象是一面「在黑夜过后矗立」的美国国旗。 新中国只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年轻国家。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多元民族，再加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国家想象已经缺乏说服力和感召力，中国要培养人民的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实在殊不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下，抗战的回忆、反日自有其不言而喻的功能性。■ perrylam@yahoo.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