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大概可以歸作“體制內”吧？參考材料還是沒出黨內資料---參見文後參考資料列表）

卷一：

毛澤東的重大失誤與過錯

1、“農民運動”過火使首次國共合作破裂

在20世紀初，中國先後誕生了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政黨在發展壯大過程中有過兩次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從1924年至1927年，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從1937年至1945年，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這兩次合作最終都出現了破裂。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說：“國共兩次合作的破裂，責任都不在共產黨方面。”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原因，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一些，那就是兩黨在軍隊保存數量、所占地盤和政府官員名額分配等問題上分歧太大，最終導致談判破裂，發生了內戰。可以說第二次合作的破裂，國共兩黨各負一半責任。

但第一次國共合作為什麼會破裂？長期以來，共產黨方面一直指責是國民黨突然叛變了革命，瘋狂屠殺共產黨人。然而，國民黨為什麼要殺共產黨人？究竟誰該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有破裂負責？筆者願在此揭開這個謎底。

●“農民運動”都幹了些什麼？

筆者認為，毛澤東該為首次國共合作的破裂承擔主要責任。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出席了大會，並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這次大會改組了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統一戰線建立以後，為適應工農運動迅速發展的需要，從1924年7月至1925年底，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先後舉辦了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有400多人經過訓練後被派到農村去做農民運動工作。毛澤東曾指示中共湖南區委選派毛澤民、龐叔侃等50多人到廣州參加學習。

為了更好地指導全國農民運動的開展，1925年春天，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邊養病，一邊深入農村調查農村的階級狀況，總結農民運動的經驗。在毛澤東的宣傳發動和組織下，韶山地區二十多個鄉很快建立了秘密的農民協會和公開的群眾性組織“雪恥會”。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積極協助毛澤東工作，在農民夜校給農民講課，努力從事農民運動。在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全國農民運動蓬勃興起。到1926年6月，已遍及湖南、廣東、廣西、湖北、河南、山東、四川、陝西等十多個省份。僅湖南一省就有59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擁有會員200萬人。因為是每家只能有一人填表參加農會，所以這樣算起來，可以直接領導的群眾達一千多萬。這些農民在農會的領導下，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

那麼農會會員們都做了些什麼呢？毛澤東在他那篇完稿於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寫道：“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人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農會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衝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游鄉。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從毛澤東的這段文字中，人們可以看出，湖南的農會不僅強行將一切權力收歸農會，還將那些他們稱之為“土豪劣紳”的人捆綁着，戴上高帽子，脖子上套上繩索拉出去遊街，進行人格的污辱和肉體上的摧殘。同時，農會還將地主富農的土地、房屋和財產沒收後分給貧苦農民。不少地方還殺了一些被認為是“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毛澤東在《考查報告》中以讚賞地口氣說：“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發眾共同做的。例如寧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

●總書記陳獨秀嚴厲批評毛澤東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對農會的這種做法極為不滿，對由毛澤東造成的這種局面更是十分擔憂，批評毛澤東搞糟了。毛澤東為了回答陳獨秀的批評，到湖南幾個縣作了一番調查，便寫出了上述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為這樣的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毛澤東的這篇調查報告完稿後，中共湖南區委的機關刊物《戰士》周刊曾連續刊載了全文，接着《湖南民報》也發表了全文，湘鄂贛三省的農民和農運工作者讀了之後為之歡欣鼓舞，但是，報告卻在黨中央受到了冷遇。當時，中央只有主管宣傳的瞿秋白公開支持毛澤東的觀點，他對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大加稱讚，稱毛是“農民運動的王”。正當黨的其它周刊也在轉載這篇調查報告時，總書記陳獨秀下令停止轉載，並發火說：“湖南的農民運動，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的考察之所以能得出“好得很”結論，是因為他所接觸所詢問的人，都是最下層的貧苦農民，這些人沒有任何辛勞和付出便輕而易舉地從地主富農那裡得到了錢糧、浮財和土地，他們當然認為這樣是“好得很”。如果毛澤東調查的是那些地主老財，他們的說法就會完全相反。毛澤東也許認為，富人都是有罪的，他們的財產都是剝削來的不義之財，理應奪回來，無償地分給窮苦百姓。事實上，許多地主富農等有錢人，都是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汗水創造積累起財富，只有極少數人是靠不正當手段發了不義之財。即使他們有罪，也應當通過法律來制裁，而不可使用暴力手段強占他們的財產，也不應進行非人道的人格污辱，更不該隨意殺人。他們錯誤地提出的“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是將自己凌駕於法律和政府之上。用今天的話說，他們這樣做不僅侵犯了私人財產，也侵犯了人權，算得上是無法無天。

●國民黨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原因

由共產黨人在數省發起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嚴重損害了當地富人們的利益，也給自己埋下了禍根。在國民黨軍隊裡，有不少軍官都是富人家庭出身，因為要想當軍官先得報考軍校，而窮人的孩子上不起學，自然也考不上軍校。當那些出身地主資產階級家庭的軍官們得知家裡的財產被農民瓜分，親人被拉上街頭游斗甚至被殺頭的消息後，萬分惱怒，紛紛要求最高長官蔣介石為他們報仇雪恨。另一方面，以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正在北伐，需要富人們提供財力支援。而那些有錢人都是當地的納稅大戶。富人們紛紛向蔣總司令叫苦，要求蔣為他們做主。蔣介石作為地主資產階級的總代表，自然要維護本階級的利益，他決定用武力鎮壓共產黨人的暴動。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宣布與共產黨決裂，一百多名參加遊行抗議的工人屍體橫臥街頭，三百多名共產黨員、革命群眾被槍決，一千多人被捕……。隨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人。5月17日，駐宜昌的國民黨獨立第14師師長夏斗寅藉口農民運動過火，向武漢的共產黨人進攻。5月21日，駐守在長沙的國民黨第35軍33團團長許克祥製造了馬日事變，一夜間搜捕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三千多人，殺害一百多人。6月6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開始逮捕工農領袖。7月15日，在武漢的汪精衛國民政府也宣布與共產黨決裂，並發出了“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人”的“屠共令”。在西北的馮玉祥也宣布“禮送”共產黨人出境。在國民黨的屠刀下，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從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約有30多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陳延年、趙世炎、惲代英、羅亦農、向警予、彭湃等卓越的革命家都先後慷慨就義。中共黨員從5萬多人減至1萬人左右。

正如總書記陳獨秀所擔心的那樣，各地過火的農民運動，導致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也導致那場被共產黨人形容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失敗。國民黨政府出重金懸賞捉拿毛澤東，他的妻子楊開慧也被逮捕入獄，於1930年被殺害，犧牲時年僅29歲。

2、拋棄患難之妻賀子珍

賀子珍，毛澤東的第二位妻子，江西省永新縣人。她曾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同毛澤東一起戰鬥、生活了十年，給予了毛澤東很大的幫助和照顧。她一生中為毛澤東十次懷孕，生下六胎，僅存活一個女兒。而毛澤東在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之後，卻拋棄了她。

賀子珍生於1910年，在學校是左派積極分子，1925年加入共青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後來，她加入了袁文才領導的農民自衛軍，並參加了永新暴動。賀子珍帶領一支赤衛隊守衛永新縣南門，擊退了敵軍一個營的進攻，繳獲了一百多槍。戰鬥結束後不久，永新遭到敵人猛烈的反撲。暴動隊伍被迫進入了井岡山，賀子珍也隨着來到了這裡。當時她只有17歲，卻是一位有着一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了。

1927年10月，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失敗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率領隊伍來到井岡山，想在這裡暫避一時。當時占山為王的綠林好漢王佐、袁文才本不打算接納他們。賀子珍聽說這一消息後，由於她曾拜讀過毛澤東的一些文章，對他早有敬佩之心，便勸說王、袁二人接納毛澤東。毛澤東上井岡山後，住在茅坪的八角樓，與袁文才家近在咫尺。而賀子珍是袁文才妻子的“義妹”，住在袁文才家裡，毛澤東因此經常見到她。見過賀子珍照片的人都知道，她在年輕時身材高挑，端莊秀麗，算得上是個美女。毛澤東對她一見傾心，總要找機會與她聊上一陣子。從交談中，毛澤東得知了賀子珍的經歷，對她產生了好感。毛澤東的高大英俊和博才多學，也令賀子珍深為敬佩。而王佐出於對毛澤東的敬重和依靠，也很想讓他成為井岡山的女婿，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袁文才，袁說毛在湖南已有妻子。王佐則認為大戶人家都是三妻六妾，毛澤東為何不能娶個妾。袁覺得此話有道理，兩人便有意撮合毛、賀二人。他們看到毛澤東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照顧，便有意將賀子珍調到毛澤東身邊承擔起毛的秘書工作。時間長了，賀子珍對毛澤東有了年輕女性的鐘愛之心。袁文才見時機成熟了，便向毛澤東建議他倆結為夫妻，毛澤東嘴上推辭了一番，心裡卻美滋滋的。就這樣，在袁、王二人的撮合下，毛澤東與賀子珍結成了夫妻。舉行婚禮那一天是1928年5月28日。而此時毛澤東的第一位妻子楊開慧正在湖南板倉的親友家中，躲避國民黨的搜捕。1930年11月，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被湖南軍閥何健殺害。後來在不少反映井岡山革命鬥爭的影視劇中，作家們對史實做了一些改動，說毛澤東是在得知楊開慧被殺害後，才與賀子珍結的婚。中國人自古就有着“為尊者諱”的傳統觀念，為了不影響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這樣改是可以理解的。

婚後，賀子珍不僅在生活上照顧丈夫，還繼續擔負起着秘書的重任，經常為他搜集報紙、整理資料、抄寫文件，有時還冒着危險到敵占區的郵局去搶報紙。1934年，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賀子珍隨毛澤東參加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由於毛澤東的性慾特別旺盛，因此賀子珍不僅要在生活照顧他，還得滿足丈夫的生理需求。長征途中，賀子珍又懷了孕，這是她與毛澤東愛情的第四個結晶（頭三個孩子不幸夭折）。行軍途中遭敵機轟炸，賀子珍不幸中彈身負重傷，後來只能躺在擔架上被人抬着走。紅軍到達陝北延安後，賀子珍生下了女兒，乳名叫嬌嬌，這是她六次生育中唯一成活的孩子。後來國民黨軍進攻延安時，毛澤東離開延安轉戰陝北，化名“李德勝”，為嬌嬌取了個大名：李敏。

到了延安以後，生活安定了，夫妻間原來非常融洽的關係，漸漸出現了裂痕。首先是毛澤東愛發火的性格讓她受不了。毛澤東愛發火，這在一些老人的回憶錄和電影電視劇里都有描寫，他經常把身邊的醫生、衛士訓得不敢吭聲，還先後趕走了兩名令他不滿意的警衛員。在他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後，官脾氣大了，也常對賀子珍發火，但兩人的感情並未破裂。

當時延安有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男女青年和知識分子。他們帶來了許多新的思想，他們也各具有不同的經歷和不同的生活作風。這樣，原來革命隊伍的同志和新來的年輕人就有了更多的接觸。許多年輕人特別是一些女青年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經常向他請教一些知識性問題。而博學的毛澤東也願意與這些知識分子交流。相比之下，文化水平較低的賀子珍感到了一種孤獨和冷落。在這些帶有新思想的年輕人的影響下，延安辦起了舞會，中央領導同志經常舉行舞會。毛澤東是個舞迷，逢舞會必到，這更讓賀子珍看不慣。為此，兩人發生過爭吵。後來賀子珍因受不了傷疼的折磨，決定做手術取出彈片，可延安做不了這樣的手術。她打算去蘇聯做手術，並在那裡學習一段時間，提高自己的理論和文化水平。這時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她已經生孩子生怕了，多次的生育已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而丈夫的性慾又特別旺盛。在那個醫療水平極差的年代，也沒有什麼避孕措施。這一切都堅定了她要暫時離開毛澤東的決心。她離開延安來到蘭州，又從蘭州去了新疆，從那裡坐上了飛往蘇聯的飛機。賀子珍沒有想到，這一走，便改變了她的命運。

賀子珍來到蘇聯後，由於體內的彈片已深嵌在肉里，因此未能取出彈片。她便把心思都用在了學習上。賀子珍離開延安之後，一個名叫藍苹的女青年，趁賀子珍遠在異國之際，頻頻向毛澤東暗送秋波，發起愛情攻勢。藍苹曾當過電影演員，相貌自然不俗。而賀子珍此時已年近三十，加上受過重傷和幾次生育的摧殘，早已是面黃肌瘦、人老珠黃，昔日的美貌蕩然無存。毛澤東垂涎藍苹的美貌，卻又礙於尚未解除與賀子珍夫妻關係。於是他心生一計，先是去了一封電報，後又讓去莫斯科的人捎話，要賀子珍回延安。賀子珍不願讓自己的學習半途而廢，便給丈夫回信說，等學習結束了就回去。她沒料到毛澤東要的就是這個回答。這一來，毛澤東就有了休妻另娶的理由，他拿着妻子的回信對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說：你們看，賀子珍不願回來，我怎麼辦？黨中央最高領導人的身邊沒有女人照顧，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於是，政治局經過討論，只得同意他與藍苹結婚，同時又對藍苹“約法三章”，只能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不得參政（這一“約法三章”在建國後便名存實亡了）。就這樣，毛澤東在沒有對賀子珍發出“最後通牒”的情況下，便突然拋棄了曾與他在艱苦歲月里共同生活長達十年的第二任妻子。

賀子珍在學習期間生下了第六個孩子。不久德國大舉入侵蘇聯，戰爭造成了食物和藥品的極度匱乏，這第六個孩子也患病夭折。此時又從延安傳來毛澤東與別的女人結婚的消息，這對賀子珍來說如同晴天霹靂。失去了“中共第一夫人”這一名份的賀子珍，後來在蘇聯的生活過得十分悽慘，據她自己回憶說，那段時間的日子比在長征時還要艱苦。毛澤東怕她思念女兒，便派人把3歲的嬌嬌送到了賀子珍的身邊。不久嬌嬌患病，沒有斷氣便被送進了太平間，氣得她與育兒院院長吵了一架。結果對方說她有精神病，強行將她送進了瘋人院。直到建國後，新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要求蘇聯方面尋找賀子珍，才在瘋人院裡找到她。

在毛澤東逝世之前，中國的老百姓只知道他有過兩位妻子——楊開慧和江青，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有過一位叫賀子珍的妻子。一些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曾透露過毛澤東在楊開慧之後與江青之前還有過一位妻子，但老人們都以為賀子珍是賀龍的妹妹。對於兩人離婚的原因，老人們為了不影響毛澤東的領袖形象和威信，都說那賀子珍是綠林出身，脾氣不好，將兩人分離的責任歸咎於賀子珍。毛澤東在長征時有個貼身警衛員叫陳昌奉，寫過一本回憶錄《跟隨毛主席長征》，也許是怕影響毛澤東的形象，全書十多萬字竟對賀子珍隻字未提。

賀子珍同毛澤東分別20年後，再次見到了毛澤東。這本來是一次令她高興的事，然而毛澤東卻又一次傷害了她的感情。那是1959年的夏天，賀子珍正閒居在南昌。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請她上廬山。她以為是去休養，就隨着來接她的汽車走了。汽車到達廬山的一個賓館，已是晚上九點多鐘。賀子珍被領進一間屋裡，抬頭一看，不覺一驚，裡面坐着的竟是毛澤東。她的心情很是激動，一直淚流不止。兩人敘了一番舊情，見時間不早，毛澤東約賀子珍第二天再來談。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名工作人員忽然走進賀子珍的房裡對她說：“毛主席已經下山了，請你也馬上下山。”賀子珍信以為真，急忙跟着工作人員下山。來到山下一個賓館後，那名工作人員才告訴她：毛澤東並未下山。說罷交給她一個鼓鼓的信封，裡面裝着毛澤東給她的一筆錢。

賀子珍不明白毛澤東為什麼要騙她下山。許多年後才聽人說，那次是江青接到了陳伯達打給她的一個秘密電話，得知賀子珍上了廬山與毛澤東見了面，因此她決定當天從杭州上廬山。毛澤東怕江青回廬山後跟他吵鬧，才將賀子珍騙下了山。此事傷了賀子珍的心，她經不住這感情的波瀾，再次病倒了。此後，她直到1984年4月19日去世，也沒能再見過毛澤東。

賀子珍逝世時還心存一件遺憾之事：一位雜誌社的女記者聲稱要幫賀子珍寫回憶錄，獨家採訪了她。賀子珍滿懷信任地將自己的往事告訴了這位女記者。然而，回憶錄寫成後，這位記者想在書中加上一些對賀子珍不利的議論，遲遲沒有出書，想等到賀子珍去世後再出版。賀子珍多次詢問她，她總是扯謊說還沒寫完。因此，賀子珍到死也沒能見到自己的回憶錄。

3、錯殺井岡山恩人王佐、袁文才

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湘鄂贛邊界領導了秋收起義，將起義軍取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後更名為紅四軍。起義遭受挫折後，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剩下的千餘人來到了井岡山。當時井岡山有一支名為“農民自衛軍”的綠林武裝，該武裝的兩位首領叫袁文才和王佐，其中袁文才曾經加入過共產黨，還參加過永新暴動。暴動失敗後便帶領殘餘人馬上井岡山當了綠林好漢。他們平時劫富濟貧，被財主豪紳稱為“土匪”。毛澤東派他的部下何長工與這兩支綠林武裝接洽，並成功地對他們進行了改造。王佐和袁文才不僅接納了毛澤東上山，還將自己的隊伍改編成紅軍的一個團，袁文才與王佐分別擔任正、副團長。不久，王、袁二人還加入了共產黨。然而令他們沒想到的是，他們在毛澤東的紅軍走投無路時接納了他幫助了他，最後自己卻死在了毛澤東紅軍的槍下，真是千古奇冤。

事情緣自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份決議。這次大會在蘇聯的莫斯科召開，毛澤東沒有出席。此次會議中的《蘇維埃政權問題決議案》第十節，即“與土匪的關係”里一節有這樣的話：“對土匪或類似的團體同盟，僅在革命暴動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動成功後，應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復燃。對他們的首領應作反革命看待，即使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應當殺戮其首領，爭取其群眾……”毛澤東當時任紅四軍黨代表，在向部隊幹部傳達“六大”文件時，考慮到王、袁二人的情況，隱去了這段話。一次，毛澤東在廣昌行軍途中，文件包被水浸濕，到達宿營地後，他便把文件取出來晾曬，便進屋睡覺了。正好袁文才有事來找毛澤東，見毛正在睡覺，便隨手拿起文件來看，這一來便見到了“六大”決議的原文。他看到那段話後暗暗吃驚，於是便悄悄離開了正在廣昌作戰的毛澤東，僅帶着幾名親信警衛員潛回到井岡山。由於他擅自離隊，留守井岡山的特委給予他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一天，袁文才來到王佐住處，將他看到的六大文件內容說給王佐聽。王佐知道後也感到震驚，認為即使再忠心也不能取得共產黨的信任，兩人商量着不如趁早離去。

當時湘贛邊界存在着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土客籍矛盾。作為客籍的袁文才和王佐，與湘贛特委領導、土籍人朱玉楷、王懷等人之間，由於歷史的原因，存有較深的矛盾和成見。雙方多次在開會時發生爭吵和對罵，甚至掏出手槍要動武。袁、王二人經常不把湘贛特委這些人放在眼裡，聲稱“我們只聽毛委員的！”兩人逞強的個性，為他們後來的不幸埋下了禍根。

兩人對湘贛特委的態度，引起了朱玉楷、王懷等人的猜疑。他們不斷向毛澤東等領導反映袁、王問題，說“袁、王兩人都非常狡猾，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加快急謀解決土匪首領，就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政權的危機——足以危害邊界的第一勢力就是土匪……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益惡化。”他們的反映，令毛澤東也開始對袁、王產生了懷疑。

就在這時，袁王二人為籌措槍彈綁架了土豪羅克韶，事後又放了羅，這就更令湘贛特委認為他們要叛變。1930年2月18日，贛西特委、湘贛邊特委和紅五軍在遂川于田召開聯席會議，作出了武力解決袁、王的決定。

2月21日傍晚，袁、王二人突然接到朱德、毛澤東命令他們率部趕往永新開會研究攻打吉安的緊急通知。王佐看着通知，心中泛起一陣疑惑：怎麼會這麼急呢？大年剛過，又改編部隊又打吉安，年前年後和特委的接觸中，都沒提到過這事，又事先不打個招呼，丟下井岡山怎麼辦？再說，毛委員臨下山時當面向他交待，井岡山無論如何不能丟，要他王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輕易離開井岡山。這回毛委員怎麼會突然要他離開而丟下井岡山不管呢？……自從去年袁文才從廣昌私自跑回井岡山以後，特委的一些領導對他和袁文才存有疑心，難道特委的人利用這次開會的機會，來對他們……？

王佐把自己的想法全告訴了妻子羅夏英。淳樸的羅夏英仔細想了想說：“不會吧，共產黨還會哄共產黨呀？再說，哪個還敢假造毛委員、朱軍長的命令呢？除非吃了豹子膽了！”

王佐覺得妻子的話有道理：是的，共產黨員必須服從命令，既然毛委員、朱軍長有命令就得執行。

2月22日，袁、王率部到達永新。特委早將住處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箱22號，王佐住在印家祠堂，部隊則分散住在城內一些地方，與袁、王的住處有一段距離。

入夜，特委照常大擺宴席，款待袁、王。宴畢，還請了戲班子。就在看戲時，彭德懷率紅五軍趕往永新，包圍了袁、王的住處，將袁、王二人開槍打死在城內。

袁、王二人被殺後，邊界一片混亂。袁文才的部屬謝角銘將捉來的羅克韶放了，並與王佐的哥哥王雲龍率袁、王殘部，舉白旗投靠了國民黨。沒多久，國民黨的一個旅馬上占領了這塊曾經是攻不破、打不進的紅軍井岡山軍事根據地。

事後，毛澤東才發覺袁、王二人是誤殺，連連後悔地說“殺錯了！殺錯了！”

毛澤東是湘贛邊界紅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偏聽偏信一面之辭，對這起冤案負有一定的責任。但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共中央才承認這是一起冤案，並追認他們為革命烈士。

4、未遵協議致使“福建事變”失敗

“福建事變”亦稱“閩變”。1933年6月1日，《塘沽協定》簽訂後第二天，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在福州發表通電，反對蔣介石對日妥協。接着又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下，於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與中國工農紅軍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這實際上是一個攻守同盟的軍事協定。11月20日，“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在福州南校場召開，出席大會的有20多個省、市和海外華僑代表，十九路軍官兵和福州農、工、商、學、婦女各界民眾代表，共數萬人。大會通過12項決議案及建立人民革命政府提議，並發表《人民權利宣言》。11月21日，蔡廷鍇等人宣布脫離國民黨，另組勞動人民黨。11月22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正式成立，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薩鎮冰、徐謙、李章達、何公敢、陳友仁等為政府委員，李濟深為主席。同時頒布一系列政綱，決定以福州為首都，更定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以上紅下藍中嵌五角黃星旗為國旗。成立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蔡廷鍇任總司令。人民革命政府把福建劃為閩海、延建、興泉、龍汀四省。任命何公敢為閩海省省長。12月下旬，蔣介石抽調進攻江西蘇區的嫡系部隊10余萬人，在海空軍配合下，由贛東和浙江分路進攻福建。當時李、蔡二人對形勢形勢作出了錯誤判斷，以為在福建的西北方向有紅軍防守，他們必定會阻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然而，此時的紅軍卻按兵不動，讓國民黨軍長驅直入，於1934年1月順利占領了福州。

李、蔡急忙向紅軍電告求救。此時的毛澤東雖已將兵權移交給了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但他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說話仍有影響力。他與周恩來、朱德商量後，認為十九路軍勢單力薄，紅軍剛經過第四次反圍剿損失較大，若再卷進蔣、李的軍事衝突，只會引火燒身。因此，紅軍未遵守協議派兵救援，致使李、蔡的“福建事變”夭折。李濟琛、蔡廷鍇對此大為不滿，罵共產黨言而無信。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失守，“閩變”失敗。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周恩來覺得當年此事對不起李、蔡，便給了李濟琛一個國家副主席的位子，給了蔡廷鍇一個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子，算是對他們的一個安慰和補償，也算是對自己當年未遵守協議所表示的歉意。

5、濫殺“AB團”引發“富田事變”

“AB團”是江西國民黨中反共者於1926年12月成立的一個團體，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所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AB團的主要工作是跟江西與共產黨爭奪權力。1927年4月2日，發生了針對江西省國民黨黨部的四·二暴動，AB團隨後垮台。AB團僅存在三個月，但後來在江西的中共領導人認為有AB團混入了他們內部，進而導致“肅反”運動的開展。

紅軍時期，在各個根據地都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其中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洪湖蘇區、江西蘇區、閩西蘇區的肅反運動猶為殘酷，不僅使數以萬計的紅軍幹部戰士在肅反中慘遭殺害，而且許多紅軍早期的著名將領，像許繼慎、鄺繼勛、曾中生、段德昌也在肅反中被屠殺。關於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洪湖蘇區的肅反，在黨史的資料中記載的均比較詳細，許多文藝作品也反映了這些事件。但有關江西蘇區的肅反卻少有人提起，而且黨史專家們一直把這場極其殘酷的肅反歸咎於王明的左傾路線，對這次肅反的由來也講得有些含糊。特別是對發生在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更是遮遮掩掩。在許多資料中，像《陳毅傳》、《項英傳》、《黃克誠自述》等文章雖有較大篇幅的記載，但由於此事件直接涉及毛澤東，因而也多有迴避。其實，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就是因為毛澤東等人濫殺“AB團”引發的一起兵變。事情要從1929年的江西蘇區說起。

從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與紅一方面軍的總前委之間產生了一些分歧。一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認為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的根本，而贛西南黨組織的領導人則反對沒收一切土地平分，堅持以勞動力為標準進行分田。總前委認為以勞動力為標準分田只會對富農有利，是“富農路線”。二是總前委要求在根據地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而贛西南黨組織的領導人則認為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尚不成熟，需要慢慢來。因而總前委對贛西南黨組織的做法十分不滿。在1930年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成立了贛西南特委。並於1930年3月，召開了贛西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的決議將贛西南地方黨組織的做法稱之為“是機會主義的最高表現”，並指出“以勞動力為標準分田完全是地主富農的主張”，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於是從1930年5月開始，在贛西南地區普遍展開了稱之為“紅色五月運動”的肅反。由於肅反採取了刑訊逼供的做法，因而產生了一供十、十供百的嚴重後果。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沖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在會議決議中明確指出：要“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會議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當時的宣傳標語)隨之展開。到1930年底，江西蘇區共清查出的所謂“AB團分子”達七、八千人，而且絕大多數人都是在審訊結束後馬上被就地處決。

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李韶九當時的職務，是紅一方面軍秘書長和肅反委員會主任。接着，總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協助李韶九工作。他們二人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所謂的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紅20軍的一名團政委劉敵和李韶九是同鄉，也被懷疑成是AB團分子。但李韶九看在是同鄉的面子，給劉敵通了個信，讓其早日坦白交代。劉敵當即在團裡帶了一個營，迅速包圍了紅20軍的軍部，扣留了當時的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當成AB團分子關押的紅20軍的另一位領導人謝漢昌。謝漢昌隨即帶領紅20軍攻下了富田鎮，占領了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負責人段良弼和省委秘書李白芳。李韶九也被當場活捉，古柏和當時任省蘇維埃主席的曾山趁夜突圍。隨後，紅20軍提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之後，當時任紅12軍軍長的陳毅按總前委命令，隨即帶領部隊的趕到紅20軍的駐地，經再三勸說，紅20軍釋放了李韶九等人。當時紅20軍的領導人為了達到讓朱、彭、黃取代毛澤東的目地，採取離間的方式，以毛澤東的口氣寫了一封信（稱是在富田事變中繳獲的），派人送給彭德懷和朱德。信中說：“古柏同志：……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黃、滕（代遠）、彭系紅軍AB團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拼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但彭德懷和朱德在分別收到紅20軍的信後均未相信。彭德懷親筆寫了擁護毛澤東的信，派人交與毛，並起草了一個“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領導”的宣言。朱德和黃公略在收到信後，又約彭德懷，三人聯名發表了《為富田事變宣言》，表示擁護毛澤東和總前委。

紅20軍當時的領導人謝漢昌、劉敵和李白芳等人見離間失敗，即率部西渡贛江，到永陽一帶開闢了新的根據地。

富田事變後，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指出：“AB團取消派為什麼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澤東，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個然後再打倒一個。蔣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澤東，AB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澤東，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據黃克誠回憶，毛澤東還親自撰寫了一篇六言體的《討逆檄文》：“段謝劉李諸逆，叛變始於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分田，……”。

1931年初，根據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關於把中央局設在農村地區的決定，項英到達江西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上任之初正趕上富田事件。項英經了解情況後，認為清查AB團的肅反運動過火了，他不相信那麼多紅軍和共產黨人是AB團。隨即在中央局做出決定：“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並通知紅20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回蘇區參加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回到蘇區，並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隨即紅20軍也回到了贛江以東的蘇區。項英對紅20軍領導人的檢討表示滿意，並派段良弼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富田事件的情況。

此時，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剛剛開過。王明在共產國際的鼎力支持下已掌握了黨中央的大權，在清算李立三的錯誤中，把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代書記項英也列入了打擊對象。在富田事件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中共中央於1931年2月23日向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黨部發出了《關於肅清蘇區內反革命派與富田事變的通知》：“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做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總是給AB團活動的機會而渙散我們自己。現在中央所得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材料還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因此，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託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之後，中央在收到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的報告後，又於3月28日就富田事件做出決議，稱其為“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它的鬥爭機關AB團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又稱：“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中央派往蘇區的代表團，是由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組成，由任弼時任團長。三人於1930年4月到達江西，在隨即舉行的中央局擴大會議上，明確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支持，批評了項英。並在中央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決議中稱：“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原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的。”該決議把富田事變定為“反革命暴動”。並強調：“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會後，經任弼時等報請，中共中央撤消了項英中央局代書記的職務，由毛澤東接任。

毛澤東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的參與者做出處理。於是清查AB團運動又再次形成了新的高潮。在隨後的肅反中，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以AB團分子的罪名被處決。沒有參加富田事件的紅20軍前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後任軍長肖大鵬也被處決。紅20軍被全體繳械，副排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捕，大部分也被處決。紅20軍被解散，餘下的戰士被編入了紅7軍。隨後，中央把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處理的精神傳達到了每個蘇區，終於釀成了其它各個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很多同志沒有死在敵人的槍口下，卻被殺害在自己人的刀鋒下。

毛澤東當時是殺“AB團”的主要責任者，後來他發現這一活動搞了擴大化，形成了亂捕濫殺，心中有些後悔。不過他記取了這一教訓，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時，他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可以說是避免了一次重蹈覆轍。

紅軍內部所殺的“AB團”成員，絕大部分是參加過井岡山鬥爭的永新籍官兵。不久前筆者到永新縣採訪，當地人惋惜地說，如果當年那些永新籍官兵不被錯殺的話，那麼人民解放軍在1955年授軍銜時，該縣將是可與紅安、興國並列的第三個“將軍縣”。

6、王明中毒疑雲

王明，又名陳紹禹，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擔任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此人機械地照搬蘇聯革命的經驗，在江西革命鬥爭中犯下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錯誤，輕易地撤掉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決定是錯誤的），給紅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他畢竟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就因為被撤職這一件事，一直讓心胸狹窄的毛澤東耿耿於懷。毛在延安重新掌權之後，召開一系列政治局會議，要所有過去反對過他的人，引起過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責備自己，唱他的頌歌。大多數人都乖乖照辦，周恩來當時在重慶，只有王明拒絕從命。在政治局會議上，他批評毛的抗日政策，說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不是毛，而是他，說他決心與毛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此事讓毛澤東更加惱火，決心對王明實行報復。一九四一年，王明因病住進了醫院。王明後來回憶說這是毛澤東指令醫生給他下的毒。這有待查證。確有證據證明毛給王明下毒的，是第二年三月，王明準備出院時。那時王明仍不肯臣服，在醫院裡還作詩說：“自是凜然爭氣節，獨逢亂諂不低頭。”甚至指名道姓：“毛澤東製造毛澤東主義，建立個人黨內專制和個人軍事獨裁。”從毛澤東後來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來看，王明此時的意見是何等的正確！

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叫金茂岳的大夫。他最初跟紅十字會的醫療隊來到延安，因為他是婦產科和兒科專家，共產黨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後，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給王明下毒的事實，有一九四三年七月延安醫生會診的《對於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白紙黑字為證。這份會診總結是中共中央捂得最嚴實的秘密之一。會診總結說：3月初，王明病好轉，準備出院。但金茂岳要把他留在醫院裡，“金主任主張拔牙、割痔瘡、割扁桃腺”，這後兩個手術在當時的條件下都是“大手術”，“是危險的”。由於別的醫生反對而作罷。十三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給他吃了一片藥，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會診總結說：“三月十三日服一片即頭暈，三月十四日服二片，即嘔吐頭暈、肝劇痛、脾腫大、心區痛”。金“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診斷就發現急性膽囊炎及及肝腫大。”

會診醫生始終沒從金茂岳那裡問出他給王明吃的什麼藥。藥“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給王明同志的，沒有第三人證明，也沒有藥方。”“金主任的答覆是模糊的，一會兒說是這個藥，一會兒說是那個藥。藥是什麼形狀大小也說不清楚。”但會診確定：服此藥後的中毒症狀與某些其他藥品中毒症狀是相同的，例如砒製劑。”

王明滯留在醫院後，金茂岳給他開大劑量的甘汞加小蘇打。這樣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為它會產生升汞，這是醫院裡常用的一種消毒劑，人使服用後會造成汞中毒。會診總結列舉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現象”，說金給王明吃的汞“超過極量，足以引起數人中毒或致死。”王明服用了金大夫給的藥後出現不良反應，就沒敢再吃這些藥，否則他早死了。

六月以後，金大夫不再給王明吃毒藥，原因是延安來了新的蘇聯聯絡員孫平。孫曾在東北工作過，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領導認識。他的級別很高，是個將軍，報告可直達斯大林。跟他同來的還有蘇軍的醫生阿洛夫，外加一個報務員，直接給莫斯科發報。七月十六日，孫平、阿洛夫向莫斯科報告，王明“治療九個月後瀕於死亡”。王明沒有告訴他們他懷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沒有證據，又身在毛的掌心裡。

一九四三年初，王明病情惡化。延安的醫生們跟阿洛夫一起建議送他到國民黨統治區或者蘇聯去治病。毛拒絕放王明走。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一月八日向孫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長電，裡面列舉了毛“許多反蘇反共的罪行”。最後“請求是否可能派飛機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屆時我將向共產國際領導匯報毛澤東罪惡的詳情。”

王明的尖銳的話被孫平去掉些鋒芒後發往莫斯科。毛澤東得知王明的這封告狀電報，馬上也給莫斯科發了電報，反誣王明。

三月二十二日，王明第一次告訴蘇聯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開的處方交給阿洛夫大夫。孫平隨即電報莫斯科。莫斯科馬上回電說處方“會導致慢性中毒，嚴重時會死亡”。王明又把處方給延安的醫療負責人傅連嶂看，這樣就有了會診。

會診由傅連嶂、阿洛夫、馬海德等十一位當時在延安最具權威的醫務人員組成。一位姓楊的大夫受領任務去觀察王明的病情。許多年後，這位楊大夫這樣回憶道：“我在王明家裡住了一個月，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書房裡。我為他熬了一個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丟進尿里，再夾出來，放在顯微鏡下看，看金片上如果有紅的顏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說明尿里有汞。”“裡面有幾次是陽性。他是慢性中毒。”楊大夫把他的發現報告給上級，若干星期沒有下文。

六月三十日，會診終於開始。七月二十日結論作出：金大夫給王明吃了毒藥。金本人也在結論上簽了字。他在旁邊打括弧寫道：“其中數點另外聲明。”但他從未發表過任何聲明。一次開會時，當着一屋子醫生，楊大夫親眼看見金“跪在孟慶樹（王明的妻子）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諒解他，說他是錯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婦和醫生們都知道，金身上經常揣着國民黨軍隊編的小冊子，叫《軍醫必讀》，裡面明明寫着甘汞不能與小蘇打配用，而且金還在下面用紅筆畫了線。從金茂岳的資歷和水平來看，他不應犯這樣低級的“技術事故”。

結論雖然作出了，但金並沒有受到處罰，反而被保護在棗園，跟警衛人員住在一起，繼續做中共領導人的醫生。後來還給江青作了流產和結紮手術。中共掌權後，金當上了北京醫院的院長，負責給中央首長看病。毛的大兒媳患闌尾炎住進了北京醫院，做手術要家人簽字。毛岸英不在，是金茂岳代簽的。這一切都說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個人的決定，或醫術問題。

助毛下毒的是金大夫，幫毛阻止王明去蘇聯的是周恩來。那時蘇聯飛機來往延安，要經蔣介石點頭。周對蘇聯大使潘友新說：“國民黨不讓王明同志離開延安。”當時也在重慶的林彪後來告訴潘友新，周根本沒向國民黨提出王明去蘇聯的事，原因是毛的指示。

毛澤東不讓王明去蘇聯，莫斯科也扣下了毛的長子毛岸英，找藉口遲遲不讓他回國，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讓他與賀子珍一起回國。。

毛澤東雖然沒能毒死王明，但卻在延安整風時把他醜化成頭號大壞蛋，讓幹部們天天譴責他，把他的名聲搞得臭不可聞。王明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終於獲准去蘇聯治病。這是他一生中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去蘇聯，此後直到他一九七四年去世，再也沒有回中國。這也是他不幸中的萬幸。當時毛澤東曾多次發電報催他回北京出席中共中央會議，都被他以身體狀況不佳拒絕了。如果王明回了中國，那麼在毛澤東發動的那場慘絕人寰的“文革”中，他必死無疑。

7、令四方面軍官兵不滿的幾件事

在毛澤東和蔣介石的軍隊中，都有着嫡系部隊和非嫡系部隊之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是他直接統領下的中央軍，也就是所謂的“黃埔系”。中央軍的中高級軍官，幾乎都出自蔣介石曾任校長的黃埔軍校，因此他們備受蔣校長的關照。而其它部隊如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川軍、滇軍、桂軍等，則被視為雜牌軍。他們在裝備和待遇上，如同後娘養的兒子，比中央軍差一大截。

毛澤東的嫡系部隊，是他在江西親自創建的紅一方面軍。這支部隊人數最多時曾達到30萬人。經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和長征後，到達陝北時已不足萬人。非嫡系部隊則是賀龍、蕭克等人創建於湘鄂西的二方面軍；徐向前、張國燾、陳昌浩等人創建於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徐海東、程子華等人創建於鄂豫西的紅二十五軍團；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人創建於陝西的紅十五軍。

在這幾支非嫡系部隊中，最讓毛澤東不放心的是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陰謀分裂紅軍另立中央，擅自命令已北出草地的紅四方面軍轉頭南下，並妄圖利用紅四方面軍人多槍多的優勢，脅迫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聽命於他。張國燾關於用武力脅迫中央的命令被正在紅四方面軍工作的葉劍英及時發現，他冒着生命危險將這一機密透露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接到密報後連夜率領中央紅軍轉移。住在毛澤東附近的四方面軍二十九軍軍長許世友發現毛澤東率中央機關星夜轉移，當即請示方面軍領導是否阻截。政委陳昌浩主張聽從張國燾的命令，以武力阻止中央紅軍北上。此舉遭到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堅決反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才使毛澤東得以脫身。

後來，在紅軍廣大官兵和共產國際的一致反對下，張國燾不得不放棄自己的錯誤決定，率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到達陝北與毛澤東的中央紅軍會合。在陝北站穩腳跟後，毛澤東開始清算張國燾搞分裂的罪行，先是以中央的名義撤掉了張國燾的黨內、軍內職務，只給他一個陝甘寧邊區副主席這樣一個有職無權的官位，隨後是大會小會不斷地批判。對四方面軍里其他一些高級幹部，如軍長許世友、軍政委王建安等人，則以進紅軍軍政大學學習的名義，被集中到一起“洗腦”。

毛澤東的做法引起了部分四方面軍幹部的不滿。許世友串通了王建安等一批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打算攜槍出逃到四川去打游擊。但後來王建安因心虛告了密，結果許世友被關了起來，險遭槍斃。毛澤東免他一死，只判了一年監禁。張國燾則在一次陪同國民黨高級官員祭祀黃帝陵時叛逃投蔣。

張國燾和許世友的事情，令毛澤東對四方面軍的人存有戒心。後來有兩件大事，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四方面軍有着明顯的不公：

一是派出由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西征，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沒。

在幾路紅軍陸續到達陝北後，這個原本就很貧脊的地方陡增幾萬人馬，穿衣吃飯都成了很大問題。為了解決紅軍的給養，毛澤東決定以“打通西北通道，迎接蘇聯援助”的名義，派兵西征。明眼的人不難看出，“迎接蘇聯援助”是虛，用武力擴充地盤才是實。因為從西北方向通向蘇聯，路途長達數千公里，要經過甘肅、青海、新疆等地。在甘肅、青海兩省，有着人數眾多、戰鬥力強的“馬家軍”（即馬步芳、馬鴻逵的回族軍隊）；在新疆，則有軍閥盛世才。人少武器差的紅軍要想打通這樣的“國際通道”，顯然比登天還難。

毛澤東知道，紅軍向西擴充地盤的征途是凶多吉少，因此他不願派自己的“嫡系”。但如果只派四方面軍西征，定會使他們認為自己偏心。於是他同時提出派中央紅軍向北面的寧夏進軍，目標也是開闢迎接蘇聯援助的通道。這樣四方面軍的人就無話可說了。

由四方面軍組成的兩萬多人的西路軍，在徐向前總指揮和陳昌浩政委的率領下浩浩蕩蕩出征了。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打通國際通道，配合中央紅軍奪取寧夏！”然而，當西路軍在祁連山下與馬家軍浴血奮戰時，毛澤東的“嫡系”中央紅軍，卻以種種藉口並未出兵寧夏。最後，西路軍慘敗，兩萬多人全軍覆沒，只有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幾百人歷盡千辛萬苦逃了回來。

二是紅軍在改編成八路軍後，從三個師的高級幹部配備上，明顯可看出毛澤東的偏心。八路軍共有115、120和129三個師。他的兩員“嫡系”大將——紅三軍團長彭德懷和紅一軍團長林彪，都得到提拔重用，一個升任八路軍副總司令，一個擔任115師師長，這個師是在原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的基礎上組建的。在原紅二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團基礎上組成的120師，則由原總指揮賀龍任師長，這樣的安排也沒有虧待賀龍。而主要由四方面軍組成的129師，師級幹部都換成了毛澤東的親信：原中央紅軍的總參謀長劉伯承擔任師長，原中央紅軍《紅星報》總編鄧小平任師政委。原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只能屈就當個副師長。129師的兩個旅長職務，其中一個由中央紅軍幹部團團長陳庚擔任，只有另一個位子留給了四方面軍的王宏坤。原四方面軍的其他一些高級幹部，大多擔任並不重要的副職。如軍級幹部許世友和陳再道，都屈就擔任副旅長；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則靠邊休息了。對這樣的安排，說明毛澤東對四方面軍仍不放心，也讓四方面軍很多人不滿意。好在他們的總指揮徐向前胸懷寬廣，坦然地說：“革命就是為黨工作，叫做什麼就做什麼。中央叫做的就堅決去做，我們是幹革命的，不是為當官的呀。”

8、傷害數千人的“延安整風”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４月黨的七大召開前，中共中央在領導敵後抗戰的同時，在以延安為中心的全黨範圍內，開展了一場名為“整風”實為整人的政治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的正面意義無疑是巨大的，它提高了毛澤東的威望和地位，加強了中共的凝聚力，為以後奪取全國勝利準備了條件。對此用不着多說，中共官方已經講得很多了。
但是“延安整風”也傷害了一批中共的高級幹部，尤其是後期的“搶救失足者運動”，負面意義同樣也是巨大的，它不僅傷害了一大批對共產黨赤膽忠心的熱血青年，也為以後的黨內鬥爭和政治運動埋下了伏筆，開啟了先例。對此，中共官方的材料或是不提，或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延安整風”運動與先前的中央蘇區“肅AB團”、洪湖和湘西蘇區的“肅反”、鄂豫皖和川陝蘇區的“肅反”、山東湖西地區的“肅托”一樣，都免不了嚴重的擴大化。中共建國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也無一能免擴大化，成為各方參與者打擊對手、整肅異己、公報私仇的機會。
那麼“延安整風”運動是哪些人整了哪些人呢?我們來看看以下這個名單：

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劉少奇、康生，秘書胡喬木。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下面有五個分區學習委員會，其負責人分別是：康生、李富春；陳雲、王稼祥；任弼時、高崗；周揚；彭真。
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領導運動，具有未加明確界定的廣泛權力，在事實上取代了政治局和書記處。這一點很類似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組”。此外還有“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崗。所起的作用類似於後來“文革”的中央專案組。
從這裡我們已經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延安整風要整的人主要是三種人：一類是以張聞天、王明、博古、鄧發、凱豐、周恩來、王稼祥為代表的國際派。這些人都在蘇聯或西歐學習或工作過，與共產國際及蘇聯有很深淵源，在黨內有強大的影響力，打擊了他們，可以提高毛澤東的政治聲譽。一類是以彭德懷、劉伯承、陳毅為代表的地方諸侯、手握重兵前線大將，目的是使得毛澤東在軍事上樹立權威地位；再一類是以王實味、丁玲、蕭軍、艾青為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這些人對延安歌舞昇平的風氣、對老幹部與青年知識分子之間供給等級制不滿，寫了很多文章挑戰毛澤東炮製的延安聖地形象，所以也要被打擊。延安整風其實就是派系鬥爭，只不過對前兩類對象以開會鬥爭為主，對後一類打擊更嚴重。賣力地支持毛澤東整風的主要是康生和劉少奇，他們是整風運動的利益獲得者。這幾類對象被打擊之後，除了少數人如王實味和王明，其他都識趣地投靠了毛澤東，形成了所謂的黨內團結的局面。

毛澤東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發起人、組織者，也是最大的受益人。但是，毛一般不具體參與整人，只是在幕後作些安排，甚至還時不時地講一些“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團結同志”之類的話，做一些救人於危難的事，例如對柯慶施和陶鑄。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將怨恨轉到他人。這點也很類似文革，被整的人往往記恨於林彪、江青，或是紅衛兵、造反派等等。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說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無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齒。但是，由於毛的庇護，康生直到死後才遭到清算。因為康生已被中共否定，所以如今痛斥康生的材料不少，此處亦不多說。
接着要說的恐怕就是劉少奇和彭真了。劉少奇因為最為積極地參與整風，最為積極地吹捧毛澤東，從政治局候補委員跳到黨的第二把手。這很有點類似文革中的林彪。彭真在整風前不是中央委員，因為在整風中受到毛的賞識，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員。
說起被整的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國際派的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鄧發、凱豐這些人外，有名的案例是柯慶施和陶鑄。柯慶施當時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因為曾經在北方局的工作中與劉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綁、鬥爭。妻子被逼得自殺，自己也險遭不幸。這時候，毛出來做好人，予以解脫。以後成為毛的心腹，反劉少奇的一員干將。要不是死於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為。
陶鑄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風受到無情打擊。陶鑄也是有賴於毛澤東親自予以解脫，而與劉少奇結下冤讎。
周恩來、彭德懷、陳毅都在整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肅。周恩來因在中央蘇區追隨博古等人奪了毛的軍權，被任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反覆檢討。彭德懷則因發動“百團大戰”引起毛的不滿，被圍攻、批鬥，被“罵了四十天的娘”，而羅瑞卿是積極的批鬥者。陳毅也是被整的，以至於“文革”開始以後，陳毅還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現在怎麼樣？當年赫魯曉夫吹捧斯大林，後來怎麼樣？劉鄧那些人沒有反過毛主席，那時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延安整風就是錯誤的！”
葉劍英本人雖然沒有直接被整，但是他當時的妻子被整得要自殺，雖然獲救但精神失常。
“延安整風”的鬥爭不僅僅局限於上層，同樣也波及中下層，在基層更為殘酷。就像川陝蘇區的肅反“殺有文化的，殺帶眼鏡的，殺別鋼筆的”那樣，“延安整風”在基層重點整“來自白區的”、“青年學生出身的。”當時，康生指控大部分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着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一來，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口供，數千人被逮捕，遭關押審訊，許多人被逼得自殺。毛澤東認為這些年輕人都是失足者，因此將這個整人的運動稱之為“搶救失足者運動”。

由於被抓和被關押的青年人超過了各地到延安人數的一半，有些中央領導認為如果這麼多人真的是特務，那麼延安早就成國民黨的天下了，不可能還這樣平平安安。毛澤東這才意識到他抓人抓錯了，這才有了後來他在大會上當眾脫帽向受迫害者道歉一事。一場整得人死去活來的災難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次延安審幹，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黑夜裡的白刃戰，傷了自己的同志。”毛澤東還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

那個轟動一時的“張克勤冤案”，因為是康生一手製造，所以後來不僅得到平反，而且成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個更為嚴重的“王實味被殺冤案”，則因為毛澤東負有重要責任，遲遲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後，也是一再掩蓋，不能正確報道真相。
實際情況根本不是毛澤東說的什麼“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被處決的也不止王實味一個人。

有些人也許會說，任何人處在負責整風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這話也對，也不對。在有些人身上還是更多地體現出人性。例如羅榮桓在山東，黃克誠在蘇北都對“搶救運動”進行了抵制。任弼時和陳雲都持慎重態度。有些人如胡耀邦開始是積極的整人者，但隨着運動的深入，逐步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則加以糾正。

9、冤殺民主人士王實味

1947年7月的一天，山西興縣。一名被押綁的中年知識分子被武裝人員押送到破廟後的僻靜處，隨後一名武裝人員掄起鐵杴，照中年人頭頂劈下，頓時鮮血狂噴。之後，屍首被扔進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蓋，從此消失。被殺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經不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卻開啟了一幕悲劇，一幕本世紀下半葉知識人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劇。人們以為文革始於1966年5月16日，筆者卻認為，那僅僅是高潮，一切早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那位被殺戮的書生，便是前文革時代的祭品。

被殺者的的名字叫王實味，河南省潢川人，1906年出生。其時家境已敗落。王實味少年時期由父親給予了較好的國學發蒙，並且接受進步教師的新式教育。他與同學徐智雨、戚宇凡都成為中共黨員，後二人是潢川黨組織的創建者。
王實味十七歲時考取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一年後因為經濟所迫考取郵務，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院預科，年底發表書信體小說《休息》，表示：“我們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們的力去搗毀一切黑暗的淵窟，用我們的熱血去澆滅一切罪惡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國，改造齷齪的社會，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的目標與責任。”
王實味在北大參加了黨組織活動，很快因為與一個叫李芬的姑娘熱戀而離開了黨組。1927年再次因為經濟所迫輟學，並且因為政治的原因無處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好友劉瑩結婚。此後多年流徙奔走，不滿當局，憂慮時事。1937年10月隻身抵達延安。

王實味在延安專門從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原著的工作。四年間單獨或與人合作共譯出近二百萬字的理論書稿。王實味的津貼是四塊半大洋，比當時邊區主席林伯渠多半塊，比毛澤東少半塊。在延安期間，王實味和自己以前在開封女中的學生薄平有一次短暫的婚姻。王實味對於自己看不慣的人事直言指責，得罪人很多。當時在延安的文學藝術界人士之間有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別區分，1941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因為丁玲、蕭軍、王實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2月17日，王實味在《穀雨》雜誌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着又在《解放日報》的副刊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

王實味沒有想到，他那篇批評中共領導開舞會和吃小灶的雜文《野百合花》，竟然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他在文章里這樣寫道：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
為什麼呢?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簽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天經地義。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的，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象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底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
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同志喝不到一口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他在光明中看到了陰暗面，便毫不留情地批評“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

王實味所說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是在暗諷延安中央機關經常舉辦的舞會；他所批評的“食分五等”，指的是中央機關給領導同志開的小灶。這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毛澤東是個舞迷，延安每周開舞會，他是逢舞會必到。為了給中央首長增強體質，機關服務處也確實給領導幹部開了小灶。但醫生遇到了諱疾忌醫的病人。王實味的這篇文章從此給他帶來了噩運。

毛澤東曾在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一文曾這樣說道：“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毛澤東是這樣說的，卻不是這樣做的。他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並組織人們開展對王實味的批判。

“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批判一開始，王實味沒有低頭認錯。自古以來，文人就頗有“強項”之氣。身為文人的王實味又稟賦了北大的抗爭精神，喊出了“絕對民主”的口號。他說，作為人格獨立的知識者，“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對經典理論的梳理與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使他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
正如一位俄國詩人所說，太陽的光芒時常會被烏鴉的翅膀所掩蓋。撲面而來的是對王實味暴風驟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壓力下，王實味被迫檢討自己錯誤的根源在於“有濃厚的虛無主義傾向”，“小資產階級病態的憂鬱性”和“極端頑強的自以為是”，並說自己“神經確實有些異狀”。然而，隨著毛澤東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質很快發生改變，由“思想錯誤”變成“敵我問題”。與王實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陳傳綱、王汝琪夫婦和潘芳、宗諍夫婦也被牽連進來。一個“反黨五人集團”產生了，王實味成了“反黨集團頭目”。

毛澤東親自指出：“這是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他（指王實味）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在整風高級幹部總結會上，毛澤東又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在另一場合，毛澤東又說：“《野百合花》有文章。”1942年6月起，延安展開了對托派王實味的批判並且不斷升級擴大。在這期間，國民黨的輿論工具利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誣衊共產黨，令王實味的命運雪上加霜，使得這件事情向一個更加惡劣的政治事件演變。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以“托派分子、國民黨特務、反黨集團頭目”的罪名被關押，受到殘酷的“逼、供、信”審訊。為了免受酷刑，王實味一度下跪磕頭“認錯”，但毛澤東仍不依不饒。1946年重新審查，結論依舊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王實味被轉移押往興縣城郊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國民黨轟炸，看守所需要轉移，行前請示對於王實味的處置辦法，康生批覆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7月1日夜將王實味押出牢房，為了省下子彈打國民黨反動派，竟用鐵鍬將王砍殺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時年四十一歲。

王實味之妻劉瑩長期沒有丈夫的確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團聚的日子。1978年，劉瑩從廣播中知道王實味已於1947年被處決。此時的她已經七十二歲高齡，斷然肯定這是政治誣陷，人為的千古奇冤。1973年夏，她隻身來到北京申訴。1984年，當時的知情人李維漢逝世，將王實味的平反問題託付給與王一起工作過的溫濟澤。1986年，人們透過層層紗幕，終於弄清這是一起冤案。很多歷史事實和研究表明，當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被國民黨利用是對王實味殘酷批判之後的事情。1990年12月，有關部門宣布對王實味的平反決定。這一年，王實味的兒子已經五十五歲。

10、開列國民黨戰犯名單起到反作用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最終得到和平解決，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經過八年艱苦抗戰，終於打敗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毛澤東應蔣介石的邀請，到重慶舉行和平談判。由於雙方立場差距太大，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很多人都認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破裂，是國民黨方面造成的，因為是國民黨軍隊於1947年初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然而，人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不願意想跟蔣介石和談，而想打垮並取代他的，是毛澤東。

抗日戰爭結束時，國民黨的軍隊有430萬人，而共產黨的領導下的軍隊只有120萬人。雖然國民黨的軍隊比共產黨多幾倍，但戰鬥力卻遠不如對方。在與日本軍隊作戰時，日軍統帥部就曾認為，一個日本兵的戰鬥力與八個國民黨士兵的戰鬥力相當（而國民黨自己則認為他的五個士兵與一個日本兵的戰鬥力相當）；而共產黨軍隊的戰鬥力就不同了，在武器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共產黨士兵的戰鬥力幾乎可與一個日本兵相當。可見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多麼軟弱低下。國民黨方面雖然名義上有430萬軍隊，但其中有100多萬是各地方的派系勢力，如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文輝、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李宗仁、青海的馬步芳，這些人與蔣介石是面和心不和；還有100萬人是日本戰敗後汪偽政權投降的偽軍，這些人都不會死心塌地為蔣介石賣命。蔣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隊只有200萬人。毛澤東深知這一點。雖然他的軍隊沒有蔣介石多，武器也不如對方，但他的軍隊素質高，兵員質量早就占有優勢。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只要揚長避短，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殲滅戰，要打垮對方是有很大把握的。如果參加了國民黨的聯合政府，他最多只能在蔣介石手下當個副總統；而如果與國民黨開戰，他則很有可能獲勝，那時他就是一國之君。所以，毛澤東在談判開始後，多次拒絕國民黨的方案，目的就是想讓蔣介石挑起戰爭。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美國政府派人全力調停國共兩黨停戰，組成聯合政府，卻都無功而返。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一度對共產黨作出了讓步，如同意他們進入聯合政府，召開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代表大會，允許共產黨保留自己的一部分軍隊和地盤。蔣也提出了一些條件，如在全國軍隊的100個師中，中共軍隊只保留12個；中共軍隊退出山東、蘇北某些解放區，交出多餘的武器等等。而毛澤東只同意讓出華南一些不重要的地方，而且要國民黨也讓出一些地方作為交換；對軍隊數量，則堅持要保留46個師；對於武器，毛澤東堅定地表示：“一條槍也不交。”他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必然會用武力解決爭端，那時，蔣就要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

果然如毛澤東所料，戰爭僅僅打了一年多，國民黨軍便連遭失敗，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為反攻。毛澤東眼看勝利在望，便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審判法西斯戰犯的做法，將蔣介石等43名國民黨高官列為戰犯。這43名戰犯是：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張群、翁文灝、孫科、吳鐵城、王雲五、戴季陶、吳鼎昌、熊式輝、張厲生、朱家驊、王世傑、顧維鈞、宋美齡、吳國楨、劉峙、程潛、薛岳、衛立煌、余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杜聿明、湯恩伯、孫立人、馬鴻逵、馬步芳、陶希聖、曾琦、張君勱。

毛澤東的這一做法不僅在實質上毫無意義，而且與盟軍審判戰犯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語。盟軍是在逮捕了德國和日本的戰犯之後，才對他們進行審判，給他們定罪和量刑。而毛澤東並未捉到國民黨的一名高官，就給他們定罪，這只能促使他們死心踏地與共產黨為敵。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如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在北京被圍之後，遲遲不願往下武器投降，就是知道自己已被定為戰犯，擔心落到毛澤東手裡後受懲處。後來毛澤東本人也意識到將這些人定為戰犯毫無意義，便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聲明說：“除蔣氏一人外，其他任何人回到人民的懷抱，我們都表示歡迎。”這樣，便有程潛、衛立煌、傅作義、李宗仁四人先後投誠或起義歸來。然而在這歸來的四人中，除了衛立煌因病於1960年逝世外，其他三人都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先後去世。

11、錯娶壞女人江青

●江青是個什麼樣的人

江青，1914年生，毛澤東的第三位夫人，原名李雲鶴，在上世紀30年代曾是上海的一名電影演員，藝名藍苹，山東諸城人，與中共政治局委員康生是同鄉。

李雲鶴小姐面容姣好，體態婀娜，從小不愛讀書只愛風流。一位美國女記者於1969年採訪過她，根據她本人的自述，寫過一本轟動一時的傳記《紅都女皇》。書中記述的跟她正式結婚或公開同居過而值得記述一筆的男士，共有四位：

第一任丈夫魏鶴齡，是她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的同學，婚後不久即被她拋棄。

第二任丈夫俞啟威，又名黃敬（後曾任中共天津市長），由同居而結婚不到三年時間，又因她愛上了別的男人而分離。

第三任丈夫唐納，一位在電影界能呼風喚雨的影評家。此時藍苹已是一名電影演員，亟需唐納的吹捧，兩人便成了夫妻。婚後不到一月，她又鬧起了婚變，追求名導演章泯。

第四位公開的同居者章泯，上海電影導演，有婦之夫。後因抗日戰爭爆發，章泯離開了上海，她則遠走西安而分手。後來她又轉道去了延安。此時是1937年冬天。

藍苹初到延安時，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戲劇教員。來魯藝不久，藍苹就跟她的一位上司徐一新熱戀起來。徐一新曾留學蘇聯，是中共有名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為魯藝的教育長。藍苹與他來往不久，即發現徐一新是徒有虛名，政治上難有大的前途。這時，藍苹遇上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人物——中央情報部長兼除奸部長康生。他們是以老鄉關係相識並熟悉的。毛澤東第一次見到藍苹，是在1938年的春節。那一日晚上，藍苹參加了中共中央機關的演出，同她一起上台的有延安四大美女之稱的孫維世、郭蘭英、馮鳳鳴、張蘭芳。當時她並未引起毛澤東太深的印象。藍苹真正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在1938年夏天，還是虧了康生的耳提面命，刻意安排。那時節，延安有幾所著名的大學——抗日軍政大學、馬寅初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毛澤東經常去這幾所大學講課。漸漸地，毛澤東注意到了，每逢他在台上演講，第一排座位上，總有一位年輕美貌的女同志，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目光里充滿了敬慕之情。在一群土頭土腦的“女八路”里，她可算得上是鶴立雞群。這位女同志不僅聽得特別認真，還不時地站起來提問。毛澤東也被她的熱情和主動所打動，每次都不厭其煩地解答她的問題。一次講課完畢，毛澤東走到這位女同志面前，跟她握手、交談。康生立刻予以介紹，她叫藍苹，上海左翼電影界明星，來延安投奔革命，是位未婚青年。

毛澤東是位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偉人，當即表示：“藍苹同志，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到我的住處去討論呀。”

藍苹對毛澤東這句邀請的話求之不得。從那以後每逢聽完課，她總要以“請教”為名到毛澤東的住處坐上一陣子。

●毛澤東設計找再婚理由

常言道“男好美色，女攀高門”。毛澤東本來就是個喜愛美色的人，面對如此婀娜多姿的藍苹，焉有不動情之理？此時的藍苹24歲，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紀，且生得白皮嫩肉，與那位經過長征和戰火摧殘、又瘦又黑的賀子珍相比，真是鳳凰比烏鴉。毛澤東恨不得馬上娶她為妻。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毛澤東向政治局提出了要與藍苹結婚的要求。此事立即遭到博古、凱豐、洛甫、彭德懷、賀龍等中央領導人的反對：共產黨人實行的一夫一妻制，賀子珍是你名正言順的妻子，一起走過艱難的長征路，這是眾所周知的事。若是你娶了藍苹，豈不是有了兩個妻子，如何向全黨交代？身為黨的領袖，更應該帶頭遵守黨的紀律和原則。但毛澤東不愧是足智多謀的軍事家，很快心生一計，給遠在莫斯科的賀子珍發了一封電報，後來又托去蘇聯的同志給賀子珍帶話，要她立刻回延安，以便照顧自己的生活。賀子珍不願讓自己的學習半途而廢，便給丈夫回信說，等學習結束了就回去。她的回答讓毛澤東感到正中下懷，喜出望外。因為這一來，毛就有了休妻另娶的理由。他拿着妻子的回信對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說，你們看，賀子珍不願回來，我怎麼辦？

黨的領袖身邊沒有女人照顧，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於是，在毛澤東的暗示下，周恩來給博古、凱豐做工作，劉少奇去勸說彭德懷、賀龍和洛甫。最後政治局經過討論，終於同意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同時又對江青“約法三章”：一、對外不可稱為毛澤東的夫人；二、只是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不得參與黨內政治活動；三、下不為例，黨內其他同志不能沿用此例。這一約法可以說是博古、凱豐、洛甫、彭德懷、賀龍等人的暫時勝利。就這樣，毛澤東在沒有對賀子珍發出“最後通牒”的情況下，便突然拋棄了曾與他在艱苦歲月里共同生活長達十年的第二任妻子。但到了後來，除了博古、凱豐兩人早逝外，其他人如洛甫、彭德懷、賀龍等人都挨了毛澤東的整。

●藍苹為何改名為“江青”

毛澤東與藍苹結婚以後，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他覺得該給妻子改個新名字。毛澤東常喜歡給人改名，這裡略舉幾例：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有個部下名叫何坤，他跟着毛澤東鬧革命，上了國民黨的通緝名單，因此需要改名。毛澤東對他說：“我們部隊裡農民不少，還沒有做工的。你就叫長工吧，為革命當一輩子長工。”於是，何坤改名為何長工。

四方面軍原軍長許世友原名叫許仕友，因覺得毛澤東對四方面軍不公打算帶着部分老部下出逃，事情敗露後被關了起來。毛澤東到監獄裡看望他，給他做思想工作，並對他說：你這個“仕”是當官的意思，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當官人的朋友，應該做世界人民的朋友。於是就給他改成後來這個名字。

毛澤東的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原名叫汪東遜。這個“遜”在中文裡是“稍差”和“退讓”的意思。毛澤東覺得自己好不容易當上黨中央主席，既不能退讓，也不比別人稍差，自己名“澤東”，而身邊的工作人員卻叫個“東遜”，大不吉利，於是就將“東遜”改成了“東興”。這一改，讀音仍然相近，但意思則完全相反。

毛澤東身邊有個姓韓的女護士。一天，小韓陪毛澤東看電視裡播的現代京劇《海港》。劇情里有個後進青年名叫韓小強，一天到晚不安心當搬運工，經過教育後成了先進工人。毛澤東看完戲後，對韓護士說：“你不要當韓小強，要當韓小弱。”說罷，拉起小韓的手，在手掌上寫了“韓小弱”三個字。領袖給自己改名，讓小韓受寵若驚，以後就用起了“韓小弱”這個名字。

1966年8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有個叫宋彬彬的女孩代表首都紅衛兵給毛主席戴“紅衛兵”袖章。毛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說：“要武嘛。”宋彬彬聽後很是激動，回去後就給自己改名叫“宋要武”。

此時藍苹一聽毛澤東說要給自己改名，欣然應允，說那你給我改吧。改個什麼名呢？毛澤東喜歡水，他名中的“澤”就是水的意思，他的字“潤之”也有水的意思，他又酷愛游泳，就取個帶水的姓吧。帶水的姓不多，只有“江”、“汪”等字，而“汪”與大漢奸汪精衛同姓，毛澤東不喜歡，於是就取“江”為姓。而名呢，毛澤東對藍苹說：中國有個成語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你原名藍苹，現在的你要勝過以前的那個藍苹，就以“青”為名吧。於是，藍苹便改名江青。

●江青的後半生變成壞女人

政治局對毛澤東與江青的“約法三章”在建國後便名存實亡了，江青時常以主席夫人自居。由於毛澤東在生活作風問題上不檢點，經常與一些女人鬧出緋聞來，江青為此跟毛澤東大鬧了一場。毛澤東雖然很窩火，卻不敢與她離婚，他畢竟要注意自己在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後來毛澤東與江青達成妥協：江不干涉毛的私生活，毛則給予江一定的政治地位。從此江青成了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則可以與自己心愛的女人私下往來。

筆者曾聽一位了解江青的老幹部講過，這個女人在延安時期並不壞，待人挺和氣也挺熱情。但自從她進了北京城，性格就開始變了，變得愛訓人了。特別是到了“文革”時期，她當了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和政治局常委以後，愈發不得了，如同慈禧太后一般，飛揚跋扈，盛氣凌人，直接參與迫害了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和文藝界人士，不少人被她整死。江青還在文革期間挑動武鬥，鼓勵造反派“要文攻武衛”，“造反派可以兩個人一支槍”，是製造“全面內戰”的罪魁禍首之一。

更令人氣憤的是，江青還總是與她的恩人周恩來作對。當初江青想嫁給毛澤東時，周恩來是他們婚姻的贊成者之一。建國後，周恩來親自提名，由江青與葉子龍、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四人同任毛澤東的秘書，其中江青為生活秘書。上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因生活上的事與江青發生矛盾，一氣之下要把江青趕出中南海，又是周恩來做了勸說工作。周恩來曾多次在公眾場合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誓死保衛江青同志！”這類口號。可以說，周恩來對江青是恩重如山，但江青卻在“文革”後期幹了不少有負於周恩來的事，千方百計想整倒他。究其原因，是周恩來推薦鄧小平重新上台，阻礙了她想當女皇的美夢。周恩來病逝後，中央領導人在向遺體告別時，有兩個人沒有脫帽致哀。一個是朱德，但朱德向周恩來行了軍禮；另一個就是江青。當江青走到周的夫人鄧穎超面前，要與她握手表示慰問時，鄧穎超因痛恨江青，沒有伸出自己的手。江青便順勢將右手伸向鄧穎超的背後，做了一個擁抱的動作，為自己避免了尷尬。

毋庸諱言，江青後來的變壞，與毛澤東有着很大關係。1980年，江青在北京正義路一號的法庭上受審時，曾多次說過，許多壞事“都是主席讓我干的”，“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她說的一點不錯，的確有很多事都是毛澤東讓她干的。例如她指令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將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批鬥一事。沒有毛的發話，她一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沒有權力這樣做，也不敢這樣做。中國共產黨人向來主張襟懷坦白，實事求是。既然如此，就不應讓江青在這些事情上背黑鍋，是誰的責任就應由誰承擔。

1976年10月6日，距毛澤東去世後還不到一個月，江青，這個曾把許多無辜群眾送進監獄的壞女人，也終於被人送進了監獄。這真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江青剛被關押時，曾氣勢洶洶地對看守人員說：“你們去告訴葉劍英，他只要敢放我出去一個月，這個天就會翻過來！”她之所以這樣說，是以為自己在人民群眾當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深受老百姓的擁護愛戴。因為在被逮捕之前，她每到一處，人們總是激動地、熱烈地歡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其實人們這樣激動地喊口號歡呼，一方面是出於對領袖的愛戴，因為她是毛澤東的夫人；另一方面是出於無奈，因為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之下，如果不裝出對領袖夫人有感情的樣子，誰知別人會給自己穿什麼小鞋。當江青的這番話傳到葉劍英那裡，這位老帥呵呵一笑，說：“你們也去告訴江青，我只要放她出來一天，群眾就會將她打成肉泥！”

葉劍英說得不錯。當人們得知江青被捕之後，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人們紛紛走上街頭，舉着醜化江青的漫畫，聲討“四人幫”的滔天罪行，歡慶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人們早就對江青恨之入骨，早就盼着有這麼一天。這種情形，就連華國鋒、葉劍橋英他們也沒料到。當江青在關押之地的電視上看到人們對她的憎惡場面，也終於不再囂張，低下了她那不可一世的面孔。

12、違背諾言藉故解除傅作義警衛團

1949年初春，毛澤東離開平山縣西柏坡，住進了北京西郊香山的一個院子裡。為保密起見，這個院子對外稱“勞動大學”，簡稱“勞大”。這與“老大”正好是諧音，給人以不盡的遐想。

一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突然打電話給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說傅作義警衛團的一些人要到“勞動大學”鬧事，命他派一個團迅速趕到香山，執行保衛毛主席的任務。

原來，最初傅作義在與中共方面商討投降事宜時，曾要求毛澤東給他留下一個軍不要改編，但毛澤東沒有同意。後來傅作義又要求保留他的警衛團，說是擔心自己投降後會被蔣介石暗殺。毛澤東同意了這個要求，並許諾傅作義警衛團的待遇與解放軍官兵相同。然而，這不過是毛澤東的一個緩兵之計，他想等傅作義的部隊放下武器後，再找機會解決這個團的武裝。隨後，傅作義所屬的25萬官兵都編入到解放軍的部隊中，他們都享受到了與解放軍官兵的同等待遇。時隔不久，警衛團官兵連續兩個月未領到薪餉。這一下官兵們火了，吵嚷着要到香山找毛澤東請願。4月初的一天，警衛團的一個營負責執勤，另兩個營的官兵在營長帶領下，將該團中的中共政工人員禁閉起來後，排着隊向香山進發。官兵們沒有攜帶武器，因為他們知道，帶上武器就是兵變，而不帶武器只能算是請願。這時，中共安插在警衛團中的“線人”見勢不妙，立刻趕去向周恩來報告。這就有了周恩來要聶榮臻派兵彈壓的電話。

聶榮臻派出的部隊趕到香山後，鬧事的官兵已遞交了請願書返回到翠微路兵營。但毛澤東仍以防止兵變的理由要解除這個團的武裝。解放軍包圍了兵營，將警衛團全部繳械，並逮捕了兩個帶隊請願的營長和警衛團的三個團級軍官。傅作義得知這一事情後，先是派秘書王克俊向聶榮臻抗議，又親自趕到北京市市長葉劍英處，拍着桌子罵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後來傅作義本人又來到香山向毛澤東質問。毛澤東說：“請傅先生諒解我們的處理方法。我們知道蔣介石這個人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就不信他就不在我們身邊安插特務，不在你的身邊安插奸細。你的警衛工作應由解放軍來擔任。”毛澤東下令釋放了被逮捕的軍官，並將傅的警衛團減為警衛排，只保留35人。對於毛澤東的做法，傅作義是啞巴吃餃子——心裡有數，他知道不給警衛團官兵發餉是毛澤東的主意，目的就是誘使官兵們鬧餉，最後再以“彈壓兵變”為藉口撤銷他的警衛團。傅作義此時是寄人籬下，雖然心中有氣卻無可奈何。當然，毛澤東在政治待遇上沒有虧待傅作義，他原本只想當個山西省的水利局長，但毛澤東卻讓他擔任了新中國第一任水利部長，還兼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香山事件原本是一次傅作義警衛團官兵和平請願的事情，後來卻被一些媒誇大渲染成了所謂“香山兵變”，可謂小題大做了。

13、抗美援朝——一場完全錯誤的戰爭。

●誰是真正的侵略者

20世紀50年代，在位於亞洲東部的朝鮮半島發生了一場大規模戰爭。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大的一場局部戰爭。交戰的雙方最初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後來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由十六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先後加入了各自支持的一方。雙方投入兵力達200多萬。整個戰爭歷時三年，給雙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這場被中國人稱之為“抗美援朝”的戰爭，僅中國方面就傷亡了36萬人，耗費物資約560萬噸，花費錢財60萬億元人民幣（舊幣）。據官方的文件說，這場戰爭至少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推遲了十年！另一方面，因為戰場主要是在朝鮮，所以朝鮮人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更大一些。

時隔半個多世紀，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場戰爭，不禁發現，那是一場本不該發生的戰爭。而且那場戰爭的挑起者，也不是人們以前一直以為的“南朝鮮李承晚偽軍”，而是北朝鮮的金日成，以及他領導下的“朝鮮人民軍”。那麼，這場戰爭是如何發生的呢？讓我們從朝鮮的歷史說起：

朝鮮半島是一個文明古國，面積約22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中國的湖南省。早在公元一世紀，就是一個統一的王朝，14世紀定國號為朝鮮。歷史上朝鮮曾多次遭受外來的入侵，日俄戰爭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7月，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三巨頭在波茨坦開會，會後發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公告中重申了兩年前中、美、英三國在開羅做出的關於“使朝鮮獨立”的內容。這次會上，斯大林向美英兩國通報蘇聯將於8月8日向日本宣戰，並探詢美國是否有同蘇聯在朝聯合登陸的意向。而美國總統杜魯門認為“……估計攻朝將會付出重大代價，”因而想把攻朝戰役連同可能遭受的重大傷亡留給蘇聯去承擔。故美國雖已知道蘇聯將於8月8日對日宣戰，卻未準備近期在朝鮮登陸作戰，只是與蘇聯劃定了在空中和海上對日作戰的分界線，未劃定陸上分界線。但是，由於蘇聯的出兵和美國對日使用原子彈，迫使日本於8月10日即宣布投降。美國沒料到勝利會來得這麼快，這才急了，因為美國的軍隊距朝鮮最近的部隊，也是在600公里之外的沖繩，無論如何不能很快到達朝鮮。這樣一來，日本投降後，整個朝鮮豈不被蘇聯獨占？於是美國於8月16日向蘇聯提出，以北緯38度線為受降的分界線。斯大林對此表示同意。從此，朝鮮南北雙方以此為界，形成了分割的局面。

朝鮮此時有人口三千萬，其中三八線以北有900萬人，面積占全總國土的57%。南方有人口2100萬，面積僅占43%。蘇軍攻入朝鮮後，於8月19日收復了平壤，並在金日成率領的人民軍配合下，解放了朝鮮的整個北方。而美國對朝鮮的解放沒有任何貢獻。在9月2日日本正式簽訂了投降書後，美國於9月8日才在仁川登陸。由於美蘇在朝鮮問題上的妥協，各自以三八線為界受降和占領，使得朝鮮半島人民在擺脫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後，又陷入了民族分裂的痛苦，並且埋下了戰爭的禍根。美蘇兩國本來就是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二戰中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而臨時結盟。二戰後共同利益消失，兩國便轉為尖銳對立和鬥爭，並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自由世界兩大陣營。朝鮮則是這兩大陣營在東方對立鬥爭中的主要陣地。他們必然推行各自的政策，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管理占領下的北方和南方。

1948年2月，70多歲的李承晚在美國的扶持下成立了“大韓民國”。在南方已單獨選舉的情況下，北方也於8月25日成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相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蘇聯於1948年底完成撤軍，而美國在1949年6月才撤走。

●毛澤東低估了美國人

1950年4月，金日成訪問中國，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向毛澤東談了自己打算用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想法。當時的朝鮮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有絕對優勢。他的軍隊有30萬人，且經過長期的戰爭鍛煉，而韓國的軍隊只有5萬人，兵力對比是6：1。他的飛機、坦克、火炮都是南方軍隊的3至5倍，打贏是不成問題的。他擔心的是，一旦打過了三八線，會引起美國的干涉。對此他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看看打過三八線後，美國會不會出兵。這時，如果毛澤東能勸阻一下金日成，朝鮮戰爭就不會爆發。然而毛澤東根據自己的經驗，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對金日成說：“美帝國主義一向是很自私的，不會為別人的利益付出自己的代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很多國家都希望美國能出兵共同抗擊法西斯，但美國卻遲遲不肯參戰。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日本打上門來了，美國才不得不對日宣戰。一年前，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打過長江時，美國也曾發出過武力干涉的威脅，但後來我們打過去了，它並沒有出兵，這說明美國是個紙老虎。朝鮮如發生戰爭，美國也同樣不會為別人出兵。”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金日成放心了，下決心打過三八線統一朝鮮半島。毛澤東表示，朝鮮方面如兵力不夠，中國可以派軍隊援助。金日成謝絕了毛澤東的好意，僅要求讓當時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中的朝鮮籍官兵1·5萬人回國參戰，毛澤東同意了。後來金日成又提出讓這些人帶武器回去，毛澤東也同意了。

金日成回國後，經過一個月的準備，一場旨在統一全半島的名為“祖國解放戰爭”於6月25日打響。朝鮮人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很快就攻占了漢城。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解放了南方90%的國土，將李承晚的軍隊壓縮到朝鮮半島東南的一個角落裡。眼看勝利在望，金日成高興地派朴憲永外相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說頂多一個月，就可消滅李承晚的軍隊，完成國家統一。

然而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就發表聲明，譴責朝鮮違反國際協議，要求朝鮮立即撤軍，同時還宣布派兵進駐中國的台灣。杜魯門知道，沒有中國的支持，金日成沒有膽量打過三八線。美國還在聯合國拋出提案指責朝鮮為侵略者，要求朝鮮立即撤軍。本來蘇聯作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可以對美國的提案行使否決權。但由於當時蘇聯代表在一些問題上與美國產生分歧，沒有出席安理會，這就使決議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得以通過。當時的投票結果是十五個理事國當中，十三票贊成，蘇聯缺席未投票，僅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南斯拉夫一票反對。

對於安理會要求撤軍的決議，金日成以為那是美國在嚇唬人，沒有理睬，繼續揮師南下。於是美國又提出一項提案，認為朝鮮破壞了和平，應當用武力予以制裁。這一決議同樣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隨後，由16個國家組成了“聯合國軍”，其中除美國和英國外，其它國家多為象徵性出兵。聯合國軍成功地在朝鮮半島中部海岸的仁川實施了登陸戰，此舉不僅切斷了朝鮮人民軍的補給線，也對金日成形成了反包圍。人民軍在付出了重大傷亡代價後突出了重圍，迅速向北退卻。美軍和韓國軍隊乘勝追擊。由於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戰火很快燒到了中朝邊界的鴨綠江邊。金日成沒料到美國竟然真的會為一個亞洲國家出兵，眼看朝鮮人民軍危在旦夕，他火速派內務相朴一禹攜帶他的親筆求援信，到北京向毛澤東求救。

金日成的這封求救信寫得萬分懇切和焦急。信中寫道：

在目前敵人趁着我們嚴重的危急，不予我們時間，如要繼續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則只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難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即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極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國作戰！

對於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當時中共中央絕大多數人都反對出兵，就連後來成為志願軍總司令的彭德懷也不贊成。這些人在心裡頭埋怨金日成不該引火燒身，輕率地打過三八線，給自己招來這麼大的麻煩。但這種想法不能說出口，只能說是中國長期經歷戰爭，剛剛迎來解放，百廢待興，財力困難，無法與美國這樣的世界頭號強國抗衡。主張出兵援朝者只有毛澤東、劉少奇二人。周恩來心裡不贊成出兵，但不敢公開反對，也只是說國家經濟困難。毛澤東對這些反對出兵的同志說：“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在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難過。如果我們不出兵，朝鮮就會被滅掉，社會主義陣營就會失去一個夥伴，中國共產黨人就會少了一個親密朋友，帝國主義的勢力就會擺在我們的家門口。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尚且能為別國出兵，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豈能對自己的兄弟見死不救？……總之，我認為我們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周恩來見毛澤東堅持出兵，便很快站在了毛的一邊。

毛澤東堅持出兵，還有另一番考慮，那就是他當初曾估計美國不會出兵，因此積極鼓動金日成打過三八線，還打算派兵助戰。現在美國真的出兵了，眼看着一個兄弟國家遭了殃，如果不去拉一把，恐怕金日成在九泉之下也會怨恨他。由於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和地位，他的話別人不便反對也不敢反對。這樣，中共中央就通過了抗美援朝的決定。

當“聯合國軍”打到鴨綠江邊時，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最初曾表示過，一旦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形式出動，蘇聯“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這也是促使毛澤東做出派兵決定的原因之一。但後來斯大林擔心派空軍參戰會與美國直接衝突，進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得知中國決定派兵之後，又突然改變了主意，只同意為中國抗美援朝提供武器裝備，對出動空軍掩護問題則表示，蘇聯空軍沒有準備好，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不能出動掩護志願軍作戰，後來則乾脆說：兩個半月以後也不準備出動到朝鮮作戰，只在鴨綠江以北中國上空作戰。而對於原先說的提供武器一事也變卦了。斯大林的出爾反爾對毛澤東來說如同當頭一棒，這意味着中國軍隊將在沒有武器來源和制空權的情況下與世界頭號強國作戰，處境將十分艱難。毛澤東只好說，那我們出錢買你們的武器，總可以吧？斯大林同意了這一要求。於是中國向蘇聯貸款幾十億盧布，用於購買蘇聯的武器。可以說，中國的抗美援朝不光是出兵，還出了錢。

●志願軍上戰場並非保家衛國

首批入朝參戰的部隊於10月中旬秘密出國。由於中國沒有對美國正式宣戰，因此不能以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出去，所以出國的部隊就叫志願軍——他們是“志願”去參戰的。志願軍是派出去了。毛澤東知道，如果直接告訴他們是去幫朝鮮人打仗，恐怕志願軍官兵們不願為別人賣命。那用什麼理由來鼓動官兵們的士氣呢？於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對志願軍官兵說，“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是為了把朝鮮當作入侵中國的跳板。保衛朝鮮就是保衛中國，保衛家鄉！如果美國占領了朝鮮，中國就會面臨着‘唇亡齒寒’的危險。”用這個理由來激勵官兵們的鬥志。在那首著名的《志願軍戰歌》中，就有這樣的一句歌詞：“……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上了年紀的人存在着這樣的糊塗認識，以為中國不抗美援朝，就將是‘唇亡齒寒’，美國就會把軍隊擺在中國的家門口。事實上，美國若真想入侵中國，早就有機會這樣做：1945年初，美軍為儘快打敗日本，曾向山東青島派出一個師的海軍陸戰隊登陸，日本戰敗後，這個師立即撤離了青島。1949年，蔣介石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時，曾向美國人求救，美國也完全可以在這個時候向中國派駐軍隊。但杜魯門總統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美國不僅不想入侵中國，還曾做過一些有利於中共的事。1941年，蔣介石為了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美國政府當即警告蔣介石，“若再發生這樣的事，美國將停止向中國的援助。”使得蔣介石不敢再進攻共產黨。1945年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又是盡全力調解國共兩黨和談，以避免內戰。

由於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便宣布出兵保衛台灣，因此毛澤東視美國為頭號敵人。在中國官方長期的宣傳中，老百姓都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壞的國家，總喜歡侵略別人。不光侵略了朝鮮，後來還侵略者了越南。本書的作者們在很早的時候也是這樣認為。自改革開放以後，人們逐漸了解了美國，才發現這個國家並不像以前所說的那樣壞。相反，美國不僅不願侵略別國，還充當了“國際警察”的角色，誰要是侵略別人，它總是帶頭反對。如這一次的朝鮮侵略韓國，是美國帶領着15國的“聯合國軍”懲罰它。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為表示抗議，帶頭抵制這一年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後來中國也參加了抵制），並無償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武器。1992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又是美國帶領多國部隊將伊拉克趕了出去。至於說美國為什麼會“入侵”越南，那也是一種誤解，本書後面將會提到。所以說，“山姆大叔”不是“侵略”的製造者，相反，每當世界某地出現戰亂時，它總是無私地派出維和部隊去幫助平息。

幾十年來，中國在關於抗美援朝的輿論宣傳中，常以戰勝了世界上頭號軍事強國而自豪。事實上，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並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付日本那樣，竭盡全力地對付中國。它只出動了陸軍的三分之一，海軍的近二分之一（約300艘艦艇），空軍的五分之一（2400架飛機）。美國沒有使用原子彈，也沒有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中國官方說美國使用了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不符合事實）。如果它像幾年前打日本那樣全力以赴地打中國，也在中國領土上投下原子彈，那麼，一個滿目瘡痍、百廢未興、誕生不到一年的新中國不可能是它的對手。

國際上曾有過這樣一種說法，說是美國有一個民間研究部門，當時向美國政府提供了一份研究報告，認為美國如對朝鮮進行軍事干預，必將引起中國的參戰，而且美國不會在這場戰爭中取勝。這個研究部門打算以500萬美元的價錢將它出售給美國軍方。這個價錢相當於一架戰鬥機的價錢，但軍方認為對方出價太高而拒絕購買，結果美國在朝鮮戰爭中耗費了500億美元。一位軍方首腦人物後來見到了這份研究報告，十分懊惱和惋惜地說：“我們白白花費了500億美元去打一場沒能取勝的戰爭，卻捨不得用一架戰鬥機的錢來買這樣一份研究報告。”有人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早些看到這份研究報告，就不會出兵干涉朝鮮戰爭。

對於上述這種說法，筆者認為頗為幼稚。因為韓國政府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山姆大叔”豈能眼睜睜地看着它被朝鮮打垮而坐視不管？若是這樣，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的面子該往哪擱？它在自由世界中還有什麼威信？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只要金日成打過了三八線，美國就不會袖手旁觀。即使它料到中國會出兵援朝，也會不惜一戰。

●為什麼說抗美援朝是錯誤決策

據說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的“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將軍曾這樣哀嘆：“我們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對手，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

筆者認為，真正應該說這番話的，不是美國的克拉克將軍，而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體官兵。

為什麼說抗美援朝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呢？因為當時朝鮮南北雙方已先後成立了兩個獨立的國家，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兩國人民正過着和平、安寧、幸福的日子。在國際關係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準則，就是要尊重別國人民自己對社會制度、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任何人都不應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你金日成因為自己的軍事力量強大，就要以統一祖國的名義攻打南方，欲將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強加給對方。反過來想一下，如果李承晚的力量比你強大，也以“統一祖國”的同樣藉口攻打北方，將他的資本主義制度強加給你，你是否願意接受呢？回答是肯定不願意。這就是了，既然你不願把他的意志強加給你，你也不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而中國的抗美援朝，就好比是一個大人在不分是非對錯地一味袒護自己家庭里一個頑皮的孩子。當這個孩子欺負別人家的孩子時，大人為他叫好為他撐腰；而當這個孩子受到別人的反擊或懲罰時，大人則不分緣由，不問青紅皂白，只管護着自己的孩子。這種行為，是不是有點像中國的一句歇後語——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2005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出席紀念聯合國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講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任何國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應當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胡錦濤的這句話，是對“抗美援朝戰爭”性質的最好評判。

●歸國戰俘的悲慘命運

朝鮮戰爭打了一年之後，由於雙方誰也不能徹底打敗對方，美國國內反戰呼聲日益高漲，美國政府也不願繼續進行這場看不到勝利的戰爭，便通過聯合國放出了進行停戰談判的風聲。中朝方面當即響應。雙方於1952年7月開始在三八線附近的板門店舉行談判。談判在打打談談中進行了一年，雖然不是一帆風順，但還是在大的方面達成一致。讓人們始料不及是，最後竟在戰俘遣返這個小問題上卡了殼。當時中朝方面有11萬人被俘，其中中國志願軍戰俘有2萬人。“聯合國軍”方面也有2萬多人被俘。在談判時，美方提出按照戰俘的意願遣返，而中朝方面則堅持無條件全部遣返。美方之所以提出“自願遣返”，目的是想讓中朝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丟臉。在志願軍戰俘營里，經過美軍和台灣政工人員的反面宣傳，大部分戰俘明白了自己是在幫錯誤的一方打仗。在有着光榮傳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裡，歷來是大力宣傳英雄主義的思想，接受的是“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劉老莊連”這種寧死不降的教育，要求官兵們戰鬥到最後一刻，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在他們的觀念里，當俘虜是可恥的，是貪生怕死，被人看不起，多數戰俘擔心回去後會受歧視和虐待，因此不願回家鄉而寧願去台灣。

另一方面，戰俘們在關押期間，受到台灣政工人員的審訊，他們面臨着是回大陸來還是去台灣的選擇。如果選擇回大陸，就會受到種種虐待，不僅不能吃飽飯，還會遭到非人道的折磨甚至毒打，不少人還因此送了命。許多戰俘被迫在臂膀上刺下了“反共抗俄”字樣和國民黨黨徽。在被俘官兵中，有近半數的人隸屬於志願軍第60軍180師。該師在第五次戰役中，一萬人馬孤軍深入陷入重圍，後來僅有師長帶着少數人突圍返回，八千多人當了俘虜。這個師不少人是國民黨起義官兵，他們經台灣政工人員的拉攏，輕易就動搖了回祖國大陸的念頭。

經過國民黨人員的“甄別”，竟有一大半戰俘願意去台灣。

由於美國在戰俘交換問題上始終不肯向中朝方妥協，並宣布談判無限期休會，致使停戰談判竟因交換戰俘一事久拖不決，時間長達一年。後來國際輿論紛紛指責中朝方不尊重戰俘的自由選擇。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中朝方只得讓步，同意按戰俘意願進行遣返。對於戰俘遣返問題，雙方達成了如下協議：

停戰後所有願意回國的戰俘立即遣返；不願回國的戰俘則由波蘭、捷克、印度、瑞士、瑞典這5個中立國看管，戰俘所屬國家向戰俘解釋期限為四個月；解釋期滿後仍不願回國的，則交由高一級政治會議處理。

停戰協議最後於1953年7月27日生效。

為了讓儘可能多的戰俘回國，中朝兩軍發言人曾於1952年4月6日針對戰俘問題發表了聯合聲明：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一向主張在積極的敵對行為停止後，交戰以方應迅速釋放並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戰俘。這種合理主張，絕不因我方被俘人員在拘留期間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寫下某種文件，或作其它類似的行為而有所改變。我們深知這些行為絕非出於他們的自願，不應由他們負責。我們完全歡迎我方全體被俘人員遣返後與其家人團聚，參加革命和平建設事業，並過和平生活。

在達成停戰協議後，為了讓戰俘們完全相信政府的保證，中朝方又於1953年9月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發布了《告被俘人員書》。書中再次表示：

“……根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的規定，任何人都不容威脅你們並阻撓你們實現返回祖國的願望。我們深切了解你們對於祖國的想念和被俘以後的不幸遭遇。你們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間被迫在臂上刺字，寫過某種文件，參加過某種組織，在對方戰俘營中擔任過職務，或有其他類似行為。我們認為這些都不是出於你們的自願，不應由你們自己負責。我們特此鄭重負責地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員，不管他們在對方戰俘營中有任何上述行為，回到祖國後，一律不咎既往；一切歸國人員，均將與家人團聚，參加祖國建設事業，並過和平生活……”

志願軍派出代表拿着《告被俘人員書》，到戰俘營里反覆給大家做工作，保證他們回去後不會受到歧視虐待。即使這樣，還是有一萬四千多志願軍戰俘去了台灣，只有六千多人回到了祖國大陸。

正如志願軍戰俘所擔心的那樣，原先給他們作的保證成了一紙空文。他們一回國就被送進了“歸國被俘軍人管理處”接受審查，讓他們互相檢舉揭發，看看他們在戰俘營里做了哪些對不起祖國的事，看看他們有無可能是叛變後被派遣回國的特務。最後，這六千多名當初抱着愛國的堅定信念，經歷過九死一生的磨難才回到大陸的被俘軍人，又受到一次極不公正待遇，幾乎都被開除了軍籍和黨、團籍。180師政委吳成德，是被俘人員中職務最高者，他被開除了軍籍和黨籍，按營職幹部轉業處理。

這些歸國戰俘對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強烈不滿，他們覺得自己受了騙，紛紛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但都如石沉大海。

到了“文革”時期，這些人的噩運再次降臨，許多人被當成叛徒受到殘酷迫害，不少人整死或被逼自殺，下場大多十分悽慘。中國大陸有一位名叫靳大鷹的作家，於1986年寫過一本書，名為《志願軍戰俘紀事》，書中真實地紀錄了被俘官兵回國後的悲慘遭遇。此書一出版就引起轟動，人們紛紛為他們的不幸鳴不平，這才引起高層的關注，最終他們的命運才得以改變。

1988年，在當年隨蔣介石去台灣老兵們的強烈要求下，台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開放老兵回鄉探親。那些去了台灣的志願軍戰俘也紛紛回到家鄉看望親人。此時的他們，個個衣着光鮮，腰纏萬貫，讓家鄉的鄉親們羨慕不已，也讓那些選擇回國的志願軍戰俘們感慨萬千。

聯合國軍上萬名戰俘也有22人留在了中國，其中美軍21人，英軍1人。最初中國方面是給這些人許願，說會給他們安排優越的工作，讓他們過上舒適的生活。但後來的實際情況與當初的許願相去甚遠，這些人大多離開了中國。

●抗美援朝造成的嚴重惡果

朝鮮戰爭不僅造成了大量參戰官兵的傷亡，也帶來了很多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後遺症。如債務問題、戰後重建問題、傷殘人員的生活問題。對中國來說，還多了一個台灣問題。

在三年時間裡，中國先後派出十幾個兵團200多萬官兵輪番參戰，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為數最多時達到90萬人。戰爭造成了36萬多名中國官兵的死傷，其中團以上幹部陣亡200多人，職務最高者是69軍軍長李湘。戰爭還給許多年輕的軍人留下終身殘疾，加上中國本來就是男多女少，他們因此找不到妻子。戰爭也使朝鮮的許多女人成為寡婦。金日成得知這一情況後，曾對毛澤東說，志願軍傷殘人員是為朝鮮受傷的，朝鮮女人多，可讓她們嫁給這些傷兵。但毛澤東怕影響不好，沒有同意。毛澤東自己玩過不少女人，卻不管那些為國家受傷軍人的婚姻。朝鮮戰爭結束後，許多朝鮮男人可以一夫娶多妻，而不少志願軍傷殘者卻只能是孤獨終身。

筆者曾見過一位雙手十指只剩下一截手指的退伍老兵，他的手指是在朝鮮戰場上凍掉的。那是1950年年底，一場罕見的寒流襲擊了朝鮮半島，氣溫驟然下降到零下40度。僅穿着單薄棉衣的第九兵團志願軍官兵無法抵禦寒冷，很多人被凍死在陣地上。這位老兵是個倖存者，但卻凍掉了手指和腳趾。他一直過着單身生活。

朝鮮戰爭還使台灣問題複雜化。1950年，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逃到了台灣。此時的國民黨軍隊只剩下40萬人，戰鬥力很差。毛澤東的解放軍已經發展到550萬人，一連串的勝利讓官兵們士氣高昂。雖然台灣與大陸之間隔着台灣海峽，但此時的“國軍”已是兵無鬥志，不堪一擊。解放軍即使憑着木舢板也能打去。人們心裡都清楚，台灣已是共產黨的囊中之物，解放台灣指日可待。更對毛澤東有利的是，當時美國也決定放棄支持蔣介石，總統杜魯門在關於台灣前途的聲明中說：“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它領土從無獲取的野心，現在美國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打算使用武裝部隊干預現在的局勢。”然而，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即6月27日，杜魯門就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宣布派出美國的第七艦隊進駐台灣，並與台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這樣一來，毛澤東原本打算派兵攻占台灣的計劃落了空，台灣問題也長期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大障礙。

“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對於朝鮮來說，只是保住了金日成的統治，使他免遭聯合國軍的懲罰，而對老百姓來說卻不是一件好事。在金日成的領導下，朝鮮經濟長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的韓國卻迅速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有一個對比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聯合國成員國在繳納會費時，是依據本國的實力來分攤比例。韓國所繳會費的分攤比例是0·55%；而朝鮮僅占0·05%。相比之下，兩國的經濟實力竟相差11倍！

在三年的抗美援朝中，中國人民可以說是勒緊了自己的褲帶幫助別人。例如朝鮮戰場上鐵路運輸線被嚴重炸毀，中國便將國內鐵路的鋼軌拆下運往前線。為了購買武器，中國不僅向蘇聯貸款幾十億盧布，還發起了“捐獻飛機大炮運動”，據統計，當時國內的捐款可以購買三千一百多架飛機。十多年後，為了償還蘇聯的巨額債務，中國將大量工農業產品送往蘇聯，因此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經濟最困難時期，餓死了上千萬人！

“抗美援朝”的結果對於中國來說還不只是生命和財產的損失。中國還因此受到聯合國的譴責，被稱為“侵略者”。1960年5月27日，英國著名元帥蒙特利爾訪問中國，毛澤東在接見他時，曾開玩笑說“你是在同‘侵略者’談話呀”，指的就是這件事。“抗美援朝”還給韓國人民帶來了感情上的創傷。1992年中韓兩國建交，中國大使赴任後，在接見外國記者時，韓國記者執意要求中國大使就“中國入侵韓國”一事道歉，弄得中國大使頗為尷尬。

聯合國安理會自1946年成立以來，一共通過了兩次關於制裁侵略者的決議。第一次是1950年懲罰朝鮮對韓國的侵略；第二次是1990年懲罰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第二次的安理會表決時中國投了棄權票。中國也只能投棄權票而不能投贊成票，否則就是打自己的嘴巴，因為上一次“聯合國軍”通過決議要懲罰朝鮮時，中國是與聯合國對着幹的。

朝鮮戰爭也使美方死傷39萬人，其中包括“聯合國軍”總司令、美軍上將李奇微的兒子。據志願軍原副總司令洪學智回憶：在進行中美停戰談判時，李奇微說他的當飛行員的兒子在一次前往某地執行飛行偵察任務後沒有返回，請中國方面幫助查找。洪學智答應了他的要求。查找的結果很快反饋上來，志願軍某防空部隊說，的確有一架美軍偵察機在那個地方被防空炮火擊落，但飛行員已當場喪命。李奇微聽到這一消息，傷心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

“抗美援朝”救了金日成一命，他一時對中國心懷感激。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由於“文革”的原因，中朝兩國關係大幅度降溫，朝鮮反而與中國當時的敵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走得很近。在毛澤東和金日成相繼去世之後，中朝關係更加冷淡。就在2006年9月，朝鮮不顧世界各國的一致反對，悍然進行核試驗，為此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和譴責，使兩國關係達到近年來的最低點。相反，中國與昔日的交戰對手韓國反而越走越近。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到最後換來的卻是這樣一個結果，實在讓人既遺憾又痛心。

●毛岸英被炸死之謎

毛澤東做出抗美援朝的錯誤決策，不僅害苦了中國人民，他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大兒子毛岸英隨志願軍入朝僅一個月，就被美軍飛機炸死。

據經歷過那次空襲的前志願軍人員回憶，當時志願軍司令部設在一個小村子裡。哨兵發現敵機來襲後，即鳴槍發出空襲警報。然而正在埋頭看地圖的彭德懷像沒聽見一般，站在原地未動。總司令不走，其他人誰也不敢走。這時志願軍副總司令洪學智匆忙趕來，催促彭德懷快進防空洞。彭德懷滿不在乎地笑他怕死。洪學智說：“不光我怕死，也怕你死。趕快走！”說罷硬拉走了彭德懷，同時又招呼其他人員快進防空洞。美軍飛機使了一個伎倆，徑直飛過志願軍總部所在村子上空遠去。毛岸英在防空洞裡見敵機飛走，以為敵機不會再來，心想着還有幾份電報急需翻譯，便提前走出了防空洞。另一個名叫高瑞春的參謀也緊隨其後。兩人回到房間沒多久，美軍的轟炸機突然返回，投下了數十枚凝固汽油彈，整個村莊立刻被烈焰吞沒，毛岸英與高瑞春不幸葬身火海。

美軍是如何知道志願軍總部就在這個小村里呢？時隔20多年後，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兩軍人員互訪。美方人員向中方道出了其中的秘密：當時美軍偵察機拍攝了這個村莊的照片，在審閱照片時，情報人員發現有幾條電話線通進這個村子，便斷定這裡是個指揮所。另外在村子外面有一輛側翻的運菜車。情報人員認為，當時志願軍給養很困難，能吃上蔬菜的人肯定不是普通的官兵，於是得出結論，這裡必定是志願軍的一個高級指揮所，於是決定派飛機轟炸。

這次轟炸的戰果很小，只炸死兩個人，但影響卻很大，因為其中一人是毛澤東的兒子。筆者推測，如果毛岸英活到今日，有可能像朝鮮的金正日那樣，接父親的班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那麼中國的命運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文革”十年浩劫。

“抗美援朝”，一場本不該發生的戰爭，由於毛澤東個人的錯誤決斷，釀成了一場人間大悲劇。

14、“鎮反運動”擴大化殺人過多

中國是個有着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先後經歷過上百個封建王朝。大凡經過政治舉動或變故之後，都有緊隨而來的“大赦天下”以彰顯仁政。這不是傳統或習俗，這是中國特色的政治，是被歷史證明的成功有效的統御之道，包含了不計前嫌、容天下之量等等優點的領導藝術在其中。

但毛澤東的新中國誕生時，不但沒有大赦，反而搞了個“鎮壓反革命運動”。這當中既有許多罪大惡極該殺之人，更多的則屬於輕罪重懲不該殺之人。毛澤東自己承認說“鎮反時我們殺了幾十萬人”。但據知情人披露，從1950年到1953年的三年時間裡，共殺了200多萬人，造成了鎮反運動的擴大化。

“共產黨”，顧名思義就是要使財產共有。中國共產黨人將1927年至1937年這十年中進行的內戰稱之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又稱“土地革命戰爭”，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從地主階級那裡奪取土地，實行土地公有。中共軍隊每到一處，也都宣稱他們是窮人的隊伍。中國大陸解放後，中共於1950年開始在新解放的農村廣大地區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國“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農村里擁有較多土地、牲畜等生產資料的家庭被劃為地主或富農，他們的財產被強行沒收，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其他農民。這一來，許多被劃成地主、富農的人極端仇恨共產黨，他們與大陸上殘留的國民黨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勾結起來，向共產黨反攻倒算，暗殺了許多的土改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這一情景，在大陸拍攝的影片《暴風驟雨》、《槐樹莊》、《箭杆河邊》裡都有真實的反映。

為了打擊富人的囂張氣焰，1950年3月和7月，毛澤東先後兩次下達了鎮壓“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於人們的思維還局限於戰爭時期的寬大政策，力度還不夠大。於是1950年10月，毛澤東再次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即有名的“雙十指示”，警告各地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傾向。“雙十指示”是一個轉折點，鎮反運動從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斷頭台。由於人越殺越多，大批人被誤殺，毛澤東這才在“鎮反”運動後期發出了剎車信號，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續。

在鎮反運動後期被錯殺的人當中，大部分是國民黨投誠或被俘軍官。這些被殺者，可以分成這樣幾類：一是解放戰爭末期起義投誠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一般都經過幾個月的解放軍軍官教育團學習）返鄉者，此類人數最多。二是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閒居，或從商，或從事其他職業（如教師、律師等）。此類人數也不少。三是繼續作戰，打游擊而最終在“剿匪”戰鬥中被俘者，以及特務背景者。此部分人數並不算多。四是其他人員，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數也不多。在八十年代，對前兩類別的情況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有人整理了部分前國民黨將領被鎮反後又平反的情況，這裡略舉十人為例。筆者希望通過這些人的沉浮命運個例，對歷史有一個更加深刻的認識：

第一號：辛亥革命元勛鄧玉麟，號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於湖北省巴東縣。1926年北伐戰爭時，曾任北伐軍左翼軍第一路軍總指揮，參加荊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後脫離軍界，寓居上海。抗戰爆發後拒絕日本人收買，遷居武漢。武漢淪陷後又遷居長陽，1943年回到家鄉巴東居住。在各地期間曾於多處籌資興辦學校、實業。解放前夕拒絕去台灣，留駐家鄉。1950年底在鎮反運動中被捕，次年春以“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名被處決。據說董必武曾電示巴東縣政府刀下留人，但電報到時，鄧老已經命赴黃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無罪平反，恢復辛亥革命人士的榮譽。

第二號：辛亥革命元勛夏之時，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護法軍總司令。四川護法失敗後退出軍政界，隱居成都辦學，1928年赴滬就醫。1938年為躲避日軍，返回合江，研究佛學及文物古玩，不問世事。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捕，10月6日以“組織策劃土匪暴亂”罪名被槍決。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縣人民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復辛亥革命人士的榮譽。

第三號：辛亥討袁護法老將何海清，字鏡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參加護國戰爭，任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第二梯團第四支隊長，在納溪等役中卓有戰功。1923年出任滇南鎮守使兼建國第六軍軍長，晉升陸軍上將。1925年10月脫離軍界，返鄉隱居，興辦學校。抗戰時期，曾在家鄉組織自衛軍，自任大隊長。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逮捕，於11月8日夜被處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為其平反，確認他為“辛亥革命人員”。

第四號：護法健將宋鶴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鄉人。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第一旅旅長。1923年隨譚延闓入粵投孫中山，被任命為湖南討賊湘軍第一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建國軍北伐軍中央總指揮等職務。1925年孫中山的北伐因南北軍閥的夾擊而失敗，宋鶴庚憤而辭職，脫離軍界。1929年被任命為湖南省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1931年發表為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不久辭職回鄉，閒居上海、長沙、湘鄉，以繪畫、學佛、遊山玩水自娛。1949年臨近解放，宋鶴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姜亞勛部。1950年鎮反開始，時宋鶴庚居住於上海的女兒家，被上海公安機關逮捕，押解回湘鄉。1952年1月，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反抗革命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批認定：宋鶴庚解放前夕做過有益於黨的工作，應按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對待，撤銷原判。

第五號：起義軍長陳春霖，1900年出生，四川資陽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軍一四九師師長，率軍在湖南作戰。抗戰勝利後，任軍政部人事處處長兼三青團組織處處長，1947年任國防部副官處處長。1948年3月被選為國大代表，6月任任國防部副官局局長兼副官學校校長，9月22日授少將軍銜。1949年4月被任命為重建的第四十四軍中將軍長，歸屬於羅廣文第十五兵團序列。12月隨同羅廣文率部參加在川西起義。在鎮反運動中於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軍區軍法處判處死刑。1983年9月成都軍事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復起義人員名譽。

第六號：投誠軍長徐經濟，1897年出生，陝西臨潼人，黃埔一期，1930年年被楊虎城任為省會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長，1931年任蘭州警察廳督察長。1944年任第五十四師師長。1948年任寶雞守備司今。1949年在漢中任新編第五軍軍長、陝南行署主任兼陝南遊擊自衛軍總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軍在西南向解放軍投誠。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學學習。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1983年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給予平反，恢復起義投誠人員名譽。

第七號：投誠將領尹作干，1905年生，山東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師參謀長。1944年，曾去印度藍姆伽美國陸軍戰術學校受訓，1945年秋任十八軍十一師參謀長。1948年任第九師師長，1949年8月長沙起義後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長沙參加陳明仁起義，任兵團高參，入中南軍政大學學習。1952年被中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復起義投誠人員名譽。

第八號：起義將領甘清池，第九十九軍副軍長，參加湘贛諸戰役。抗戰勝利後，1949年春任廣東省陽江縣縣長。1949年11月5日率縣保安隊、自衛隊在信宜宣布起義。1950年，被任命為信宜縣電力廠廠長。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處決。1982年8月信宜縣人民法院宣布對其平反，恢復起義人員名譽。

第九號：投誠將領葉干武，1901年出生，廣東梅縣人。1947年應李鐵軍聘任為甘肅省河西警備總司令部少將高參、監察官。1949年冬蘭州戰役中向解放軍投誠，後自願返回原鄉梅縣畬江務農。1950年秋在鎮反中被處決。1980年獲平反，恢復起義投誠人員名譽。

第十號：起義將領曾憲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於湖北鍾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團暫編第八軍副軍長。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義，後入西南軍區軍政學校學習。1952年自願回鄉定居，同年10月在鎮反中處決。八十年代獲平反。

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陸著名導演張藝謀根據同名小說拍攝了一部電影《活着就好》，由當紅影星葛優和鞏俐主演。此影片一直被禁止上映。原因就是在影片中有一段負面宣傳的情節：影片中的“我”因為嗜好賭博，將一座祖傳豪宅輸給了賭友阿慶。解放后土改時，政府要沒收豪宅，阿慶不肯，放火燒掉了自家的豪宅，結果被扣上“破壞土改”的罪名而遭槍斃。這一情節從一個側面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亂殺人的事實。

雖然鄧小平上台後對一大批在“鎮反運動”中被錯殺的人予以平反，深得民心，但被殺的人終究是不能死而復生的。

15、“三大改造”中的失誤

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綱領，就是要消滅私有制，認為私有制就是剝削。中國共產黨的黨章這樣寫道：“……經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勝利，資產階級專政必然為無產階級專政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被改造成為生產資料公有、消滅剝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黨人的老祖宗馬克思認為：土豪劣紳和資本家的財產，都是通過剝削工人、農民的剩餘價值得來的，他們是不勞而獲，是吸血鬼。因此，他主張徹底消滅剝削制度，消滅私有制。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馬克思的衣缽，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便決定把土豪劣紳的土地強行沒收，分給貧苦農民；把資本家的企業改造成國有企業。

為了達到消滅私有制的目的，從新中國成立後到1956年，中共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進行了一場名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簡稱“三大改造”。對農業的改造，第一步是強行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貧下中農。毛澤東將這一做法稱之為“土地改革”。他的這一政策受到了占人口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的擁護，此舉也幫助他贏得了民心，進而幫他贏得了整個中國。

第二步將個體農戶組織成互助組，形成了小集體。

第三步是將互助組合併成半社會主義的初級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高級農業社，形成了大集體。

在中國，由於地域遼闊，各地的貧富狀況存在着很大的差異。筆者查閱了1950年8月4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對地主、富農是這樣界定的：

地主：占有較多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請長工）。有少量土地者，可視情況劃為上中農或下中農；完全沒有土地者，則劃為貧農（下面還有一些解釋性的話，略去）。

為了團結和爭取絕大多數人，中共中央規定，在劃分階級成分時，地主和富農的比例不得超過當地總人口的百分之五。

然而，那些被劃為“地主、富農”的人，真的是靠剝削、壓榨窮人過活，騎在窮人頭上作威作福嗎？筆者在江蘇吳江縣採訪時，曾聽當地老人說過：“在解放前，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畝上下。一個有田二三百畝左右的地主，其生活還趕不上一個有幾十畝田的佃農。”

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向國家交納的田賦（皇糧國稅）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國家向土地徵收的額外開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權向土地徵收的雜項開支，也是地主交的。這三項，可以說是壓在地主頭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國37年吳縣斜塘的一份資料為例，每畝田要負擔13項地方費用，有壯丁費，公路費，電杆費，慰勞費，自衛自治費，鄉鎮經常費，冬防粥、衣、彈藥費，臨時軍草、保丁、保幹事、保隊附餉費，難民費，船捐等。這13項加起來，每畝田負擔84斤白米。注意，這還不是國字號的收費，是苛捐雜稅之類的。國家徵收的田賦，也就是農業稅，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損耗、加派，最起碼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個地主，還能吃什麼？地主向佃戶收地租，也就是一畝地一石米，為150斤。這帳一算就清楚了。由於佃農只租地耕種，為地主打工，國家稅收與他無關，所以有理由說，一個有二三百畝地的地主，生活水平還不如一個有幾十畝田的佃農。

筆者在採訪老農時，聽說了一個讓人震驚的事實：有一個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頭捨不得吃肉，節節儉儉的過日子，就想多置幾畝地，將來可以為五個兒子留一點家當。但是他沒來得及等兒子長大，土改來了，他被評為地主。

他是不幸的，是不幸在一個不應該節儉的年代。按理，判別一個地主夠不夠地主，除了看田地的多少外，還要看其參不參加主要勞動。但這一條，對許多江南中小地主不適用，他們大多是靠勞動致富的。如上文寫到的不吃肉的姚姓地主，還勞動得少嗎？他們是非常勤勞的中國農民。同樣，他們勤勞得不是時候。

文革前夕，在江南農村進行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流傳着許多荒誕的笑話。被工作隊請上台憶苦思甜的老貧農、老長工常常誇獎農忙時東家準備的鹹肉大得象鐵搭的榫頭，粽子和鹹鴨蛋吃不完，藏在褲腳管裡帶回家。

長期以來，被劃為“地主、富農”的這類人，一直被中共醜化成兇狠毒辣、自私貪婪的形象。有一個在“文革”初期名噪一時的名為《收租院》的大型泥塑展覽，據說反映的是四川大惡霸地主劉文彩的殘暴剝削手段和腐朽糜爛的生活。這個展覽的宣傳中說，劉是四川大邑縣的大惡霸地主，擁有占地面積達上萬平方米的宅院，擁有幾千畝良田，有十幾個小老婆。他殘酷的手段剝削和壓柞貧苦農民。他的家院裡設有水牢，一個名叫冷月英的佃戶因為交不起租子，被無情地關進了這個水牢；劉的狗腿子在打人時，經常用的是彈簧鋼鞭；劉的一個小老婆專愛吃鴨子的腳蹼等等。

在“文革”結束之後，終於有一位《工人日報》記者經過調查後講了實情：劉文彩其實並不像以前宣傳的那麼壞，他捐款建過學校，自掏腰包建過公路橋梁。那個關過冷月英的水牢，本來是一間庫房，因地勢低洼，下雨後進了雨水，這便成了所謂的“水牢”。那個狗腿子在打人時，是隨手抄起了一根有彈性的鐵物件，便被說成了使用彈簧鋼鞭打人。那個“專吃鴨蹼”的小老婆，本是一家儉樸農家的姑娘，她見傭人們將鴨蹼當廢物扔掉，覺得可惜，便讓人拾回來做熟了給她吃……

那些被劃為地主和富農者，命運是十分悲慘的。由於中共方面長期以來誇大、失實的宣傳，人們一直憎恨地主、富農。他們在年輕人的心目中，成了吃窮人肉喝窮人血，無惡不作的大壞蛋。他們不僅土地和財產被沒收，分給了“貧下中農”，他們自己也被當作階級敵人，受到非人道的歧視和虐待。只要一來政治運動，首當其衝的便是他們，受批判挨鬥爭是家常便飯。他們的子女也因此受到牽連，不僅與入團、入黨、上大學、參軍、當幹部這些光榮的事情無緣，就連個人婚姻也受到影響。由於“出身”不好，他們都難以找到如意的對象。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更是這些“黑五類”分子噩運的開始，很多人遭到慘無人道的批鬥甚至毒打，不少人因此而喪生。

對於“土改”運動，中共內部也有不宜操之過急的意見。中共中央副主席、開國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青年時期曾到過南洋，親眼見過那裡的華僑每天天不亮便出海捕魚，傍晚回來後，將魚身剁下拿到市場出售，留下魚尾自己吃，省下錢開來寄回家建房買地。那些華僑大部分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致富的，新中國成立後，葉劍英擔任華南地區的軍政領導，負責領導土改運動。他不忍心將那些人的土地強行沒收過來，因此對執行這一政策在行動上有些遲緩。毛澤東為此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將他調離了廣東。

毛澤東的土改政策也傷害了一些幫助過共產黨的開明紳士。重慶女富商任國模便是其中之一。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中共要在重慶建立八路軍辦事處，需要租用大片土地。但高昂的土地租金，讓本來就捉襟見肘的中共在經濟上難以承受。任國模得知這一消息後，主動表示願意將自己的一塊土地贈送給中共。這才讓中共在重慶建起了那個後來被稱為“紅岩”的辦事處。周恩來的夫人曾感激地說：“要不是任國模，我們還不知道在重慶的哪個地方立足。”然而新中國成立後，任國模的土地也一樣難逃被“共產”的厄運。

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使大多數農民得到了土地，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國家經濟一度迅速增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筆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文革”期間曾聽一些老農民感慨地說，生活水平最好的時候，就是剛解放那幾年。

然而毛澤東沒讓農民們過上幾年好日子，又搞起了“合作社運動”。共產黨人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實行“共有財產”，怎麼會讓農民私人擁有土地呢？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立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所有的農村都成立了合作社，一切土地、牲畜等生產資料都歸了公。到1956年底，全國農民幾乎全都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大陸農民的苦日子由此開始了。

所謂合作社，其實就是變相的集中營。農民們每天都要早晨一起下地幹活，晚上一起收工。每天由記工員記工分，年底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糧食。一年到頭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外出要向生產隊長請假。由於幹活是吃“大鍋飯”，多勞者不能多得，少勞者也不會少得，因此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生產力大大下降，一個壯勞力一年干下來，分的糧食難以填飽肚子。

與此同時，對手工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基本完成，全國90%以上的手工業者加入到合作社裡。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先是採取公私合營的辦法，國家與個人共同經營企業，然後再將企業以“贖買”的方式收歸國有，由國家對業主發給利息，然而“贖買”所付的資金遠小於企業的資產的實際價值。到後來，連給業主的利息也取消了。“三大改造”最終變成了三大強占。

雖然共產黨說要對私營企業的財產實行“贖買”，並付給業主利息。但筆者在採訪時曾聽一位老人說，他年輕時家裡利用多餘的房間開了一個小旅館，1954年被強行併入“公私合營”，他由業主變成了員工。本應每季度得到的利息，卻至今沒得到過。

毛澤東的這一錯誤做法，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才有所認識，開始對“三大改造”中出現的偏差和錯誤進行了糾正，給當年被強行徵收財產的“資本家”作了適當的經濟補償。1979年1月11日，重新上台的鄧小平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這些經過三十年的煎熬“黑五類”分子，終於結束了自己的惡夢，開始了幸福的人生。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憲法上也做了重大修改，對私有經濟從最初的剷除，到後來承認“私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有益補充”；又到現在的承認“私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16、大搞整人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從奪取政權後的第一天起，就經常告誡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還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在他這一錯誤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大陸一年到頭都在大搞“階級鬥爭”。說白了就是整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分子。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為了顯示鬥爭的成果，有些地方甚至規定每個單位都必須找出5%的“階級敵人”。有的單位為了完成這一指標，便胡亂上綱，把一些講過落後言語或牢騷話的人也當成階級敵人來定性。例如在湖南的一個鄉村，當地負責人為了響應毛澤東關於“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決定砍掉山上的竹林，改成大寨式的梯田。這一荒唐的做法遭到一位有責任心的農業專家的反對。於是這位專家就被當成“階級敵人”，受到批判。

在這種大搞階級鬥爭的高壓之下，人們都奉行寧“左”匆右、明哲保身的活命哲學，該說的話不敢說，該做的事不敢做。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出現了在今天看來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這裡略舉幾例：

河南開封出產一種名為“鐵塔”牌香煙。香煙盒上畫有著名的開封鐵塔，鐵塔的圓頂上空，飄浮着幾朵白雲。有那“階級鬥爭”眼光敏銳之人，在這個畫面上看出了隱藏在其中的“險惡用心”：這座鐵塔是十二層，不正好與國民黨黨徽上的那十二個尖尖數字相同嗎？塔頂的圓頂，肯定是代表着蔣介石的光頭；而那飄浮的白雲，可以看成是變形了的“介石萬歲！”於是，這個香煙盒的設計者，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解放軍中出了一位捨身救火車的英雄，名叫歐陽海。一位作家根據他的事跡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此書出版時，由著名學者郭沫若先生題寫了書名《歐陽海之歌》。有那細心者，也從上面的事情受到啟發，竟從這五個字當中，發現可以找出“反對毛”的字樣來。於是有人為這事寫了質問郭沫若的大字報。

在“文革”初期，人們掀起了製造和佩戴革命像章的熱潮，一時間形形色色的像章泛濫成災。有一種紀念章，圖形是由天安門和“三面紅旗”組成。有人發現那三面紅旗是由左邊飄向右邊。而天安門的左邊是西邊，也就是說那上面刮的是西風。這不明擺着是跟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題詞唱對台戲嗎？於是，紀念章的設計者被戴上了“反對毛主席”的大帽子。

類似這樣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

對於毛澤東大搞階級鬥爭的做法，不僅很多人在心裡反對，就連他的戰友鄧小平也不贊成，說“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糾正了毛澤東的這一錯誤傾向。

17、在外蒙古獨立問題上向斯大林妥協

蒙古與中原民族交往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秦漢時代。自北匈奴被遠驅歐洲，南匈奴降漢以來，阿爾泰山以東、貝加爾湖以南、額爾古納河以西的大片地區就已經是中國的土地了。那時，蒙古這個民族還沒有形成。寬厚的中國皇帝允許各種不同的游牧民族繼續在那裡生息繁衍。那裡也相繼出現了很多興盛一時的民族。如高車、鮮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開始在那裡置府設州，實行直接的有效管轄。宋代時，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開始興盛起來。因部落名字的緣故他們被稱做蒙古人。他們的發祥地也是在我國的東北境內。這個北方游牧的少數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領下東征西戰，戰果顯赫。他們奪取了大宋政權，建立了元朝，南部的邊界一直達到南海之濱。他們向中亞、西亞乃至歐洲進軍，橫掃高加索地區、裏海、波羅的海沿岸，占領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無古人的豐功偉績。蒙古人從此為歐洲人所熟知，中國的這個少數民族開始獲得世界聲譽。元朝的建立，為中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開始更進一步與內地的漢族融合，並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蒙古一度與中國領土分離。到了清王朝的順治年間，蒙古再度劃入大清朝的版圖。20世紀初，中華民國建立，漢人占據統治地位，而蒙古族則逐漸衰落。蒙古人不願受漢人統治，要求獨立的呼聲逐漸高漲。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腐敗的清朝政府。“中華民國”的建立，標誌着中國從此結束了封建統治時代。然而在那樣一個封建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不可能有着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國不久就進入了混亂的軍閥割據時代。蒙古的獨立活動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國各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擺脫清政府的統治。外蒙古同中國其它各省一樣，在上層王公的帶領下宣布獨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個處心積慮妄圖瓜分中國的沙俄，經過多年的經營、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完全操縱了外蒙古，將外蒙古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當武昌起義後宣布獨立的中國各省開始為重新統一、建立“中華民國”而開展各種政治活動的時候，外蒙古脫離了這一進程，開始謀劃獨立建國。
“中華民國”的政權由孫中山轉到袁世凱的手中後，開始了與沙俄的艱苦談判。俗話說：弱國無外交。剛剛建國不久的“中華民國”國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國的外交官們做出了極大努力，終於迫使沙俄做出讓步，承認外蒙是中國的領土，條件是在外蒙古實行“自治”。也就是說外蒙古在名義上仍屬中國，實際上外蒙古的內政與外交還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樣，在當時的情況下得到這種結果已實屬不易。以賣國復辟著稱於世的袁世凱總算沒有丟掉外蒙古。
1918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徹底推翻。這時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蘇俄紅軍不斷向西伯利亞挺進，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脅日益臨近，坐臥不安。於是他們開始與中國進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國懷抱的談判，不過談判進程緩慢而堅難。1919年，主掌中國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幹將徐樹錚，率兵進入外蒙古，接替了當時正與外蒙古進行和平談判的陳義將軍（當時和平談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鐵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棄自治，外蒙古重新徹底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但是，這種毫不留情的鐵腕政策卻使中國失去了外蒙古上層王公的人心，為蒙古後來的分離埋下了禍根。
轉眼到了1920年，皖系軍閥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進入了混亂狀態。被蘇俄紅軍趕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結外蒙古上層王公，向中國駐軍發難。中國駐軍寡不敵眾，被迫撤離庫倫（今烏蘭巴托），一部分返回內地，一部分轉移到買賣城，準備再戰。
此時，蘇聯“十月革命”的北風已經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貧苦牧民出身的蘇黑巴托爾和喬巴山組建了蒙古人民黨。1921年，蒙古人民黨的軍隊在蘇俄的大量武器裝備援助下，開始向買賣城的中國軍隊進攻。中國軍隊因麻痹輕敵，不幸戰敗，被迫撤出買賣城。從此中國軍隊再沒有進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黨領導的“蒙古臨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這與在庫倫的蒙古上層王公和恩琴匪幫形成了對立。由於實力相差懸殊，蒙古人民黨決定邀請蘇聯紅軍入蒙參戰。1921年5月，蘇聯紅軍進入外蒙古，在買賣城外打敗了恩琴匪幫，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蒙古人民軍。隨即於7月占領了庫倫。自那時起，蘇聯紅軍就一直留在外蒙古。這期間，那些在蘇俄控制下被剝奪了權力的蒙古上層王公開始醒悟，後悔反抗中國的行為，紛紛逃到中國要求發兵收回蒙古主權，趕走俄國人。

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一直不願看到自己身邊有一個強大的鄰邦。這是有歷史教訓的：就在十幾年前的日俄戰爭中，一個小小的日本，就將貌似強大的沙皇俄國打得一敗塗地，賠款割地，丟盡了臉面。如今這個面積幾乎與蘇聯相等，人口比蘇聯多一倍的中國若是強大了，無疑會對蘇聯造成威脅。與其讓一個在國民黨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強大，倒不如讓一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蒙古成為自己的鄰國。出於這種考慮，斯大林積極支持蒙古從中國獨立出去，以此來削弱中國的勢力。7月10日，蒙古上層王公與蒙古人民黨共同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獨立”和建立“蒙古國”的消息傳到內地，一時間輿論大嘩，國內各民間團體、民主黨派紛紛發表宣言，反對蒙古王公貴族和人民黨分裂祖國的倒行逆施，譴責蘇俄對中國外蒙古的武裝占領。
中國的北洋政府對外蒙古鬧獨立十分惱火。然而，由於內戰原因，他們無暇顧及這一事情，只發布了一份措詞嚴厲的聲明，譴責外蒙古企圖分裂中華民國的行徑，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1937年，日本大舉入侵中國。蔣介石政府為了抵抗侵略而向蘇聯請求援助。斯大林趁機提出要蔣介石承認蒙古獨立的先決條件。面對斯大林的重壓，蔣介石在萬般無奈之中，只得應允等戰爭結束後，讓蒙古人民自己投票表決是否願意獨立。

1939年，駐守在諾門坎的蒙古邊防軍騎兵在放馬時，越過了邊境線，遭到偽滿邊防軍的槍擊。雙方為此發生衝突，並很快上升為團一級的衝突。早就想挑起事端的日本關東軍利用這一機會，增派一個師團捲入衝突。蒙古當局招架不住，急向蘇聯求救。斯大林迅速向諾門坎派兵幾十萬，蘇、日兩軍在此大打出手，雙方出動了大批坦克、飛機。交戰的結果，是日本關東軍慘敗。此次戰役結束後，大量蘇軍便長期駐紮於中蒙邊界。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蒙古人為爭取儘快獨立，也派出數萬騎兵到我國東北對日本作戰。日本投降後，蒙古人民舉行了全民表決。投票結果是全票贊成獨立，無一反對票。蔣介石沒想到會是這麼一個結果，後悔不已。但他只是默認這一事實，一直未公開承認蒙古獨立，更未與其建交。至今在“中華民國”的版圖裡，蒙古一直包括在內。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此時蒙古也希望與新中國建交，但毛澤東未置可否。當年12月，毛澤東赴蘇聯參加斯大林的70歲壽誕慶典，並尋求蘇聯的援助和與蘇結盟。斯大林向毛提出了三個苛刻的條件，其中第三個條件就是承認蒙古獨立。毛澤東雖然對此極不情願，但想到蒙古獨立已是既成的事實，又迫於斯大林的壓力，只能向斯大林妥協，承認蒙古獨立並與之建交。蒙古自此脫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

18、氣量狹小怒罵摯友梁漱溟

毛澤東與梁漱溟同歲，初識於1918年，那是在楊懷中（楊開慧的父親）先生家中。梁漱溟時任北京大學教授，而毛澤東不過是這個大學裡的圖書館管理員。毛佩服梁漱溟的博學。在延安時期和剛剛建國的幾年裡，毛澤東約請梁漱溟的見面很頻繁，兩人雖常為一些問題而爭執，但仍是莫逆之交。許多毛澤東的朋友都稱他“主席”，唯有梁漱溟一直是叫他“潤之兄”。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決心要抗美援朝。他打算成立一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想請梁漱溟在這個組織中任主席。毛為此徵求梁的意見。梁說：“新中國剛成立就捲入朝鮮戰爭，與美國人打仗，後果會怎樣呢？”他不贊成抗美援朝。明明是中國支持朝鮮發動了入侵韓國的戰爭，破壞了世界的和平，卻要高喊“保衛世界和平”，這不是賊喊捉賊？梁漱溟拒任主席一職，這讓毛澤東深感不快。因為梁漱溟曾在國民黨政府里當過參議員，卻不願在共產黨政府里任職，毛澤東認為梁不給自己面子，心中結下芥蒂。

1953年9月8日，政協常委會召開。身為政協委員的梁漱溟在大會上做了長篇發言。他對當時的農村幹部作風提出了批評，並將自己看到農民的生活狀況作了如實反映。他說：“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卻依然很苦。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請政府重視。”

毛澤東本來就對梁漱溟拒任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主席一事耿耿於懷，聽了他的這番話，更是心中不滿。毛一向是只喜歡聽讚揚不喜歡聽批評。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即席講話，他說道：“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是工農聯盟，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對於毛澤東這番不點名的批評，梁漱溟感到很委屈。他想找毛澤東面談，但毛閉門謝客。當晚觀看戲劇演出時，梁又要向毛當面解釋，毛未以理睬。梁堅持要與毛談一談，不讓毛離去。周恩來見此情景，便勸解說要梁看完戲後再談。但看完戲後，毛便坐車離去。梁一直沒有向毛澤東解釋的機會。

在次日的大會上，梁漱溟上台按規定作簡短發言。他在台上向毛澤東請求給他幾個小時時間，為自己前幾天的講話做個辯解。他說：“我希望您聽了我解釋之後，能說一句‘哦，原來我錯怪你了。’不知主席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澤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沒有。”梁說：“如果您能有這個雅量，我會更加尊重您；如果您沒有這個雅量，就會失去我尊重。”毛說：“這樣的雅量我還是有的——就是你這個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梁堅持要毛給他幾小時的發言時間，毛就是不肯。兩人爭執了半天，毛只得同意讓他講10分鐘，但梁認為10分鐘不夠。這時台下的代表不滿了，紛紛起鬨要趕梁漱溟下台。梁堅持不肯下台。在雙方處於僵持狀況下，周恩來提議說讓代表們舉手表決，看大家是否同意梁繼續發言。毛澤東同意這個提議。表決的結果，只有毛澤東、周恩來等幾位中央領導同意梁繼續發言，其他代表均反對。毛澤東這時說話了：“看，不是我不讓你發言，是全體代表不讓你發言。”梁只好失望地走下台。

梁漱溟的執拗態度令毛澤東大為惱火。在後來的一次大會上，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對梁漱溟的思想作了一個批駁性的講話，其間毛澤東不斷地插話，這就是那篇洋洋上萬字，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題為《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在兩個鐘頭的講話中把梁漱溟罵了個狗血淋頭，一無是處。他指着梁罵道：……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毛又將頭轉向台下：“梁漱溟反動得很，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時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毛澤東怕人們會產生疑問，既然你說梁漱溟這麼壞，為什麼又讓他當上政協全國委員呢？於是他在講話中說：“中共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謂‘鄉村建設’，有什麼‘鄉村建設’呀？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假如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意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但梁某則不是，他是惡意的。”

毛澤東對梁漱溟的嚴厲批判，引來了與會者對梁漱溟的激烈批判。梁漱溟從此以後再也沒出席過政協會議，也終止了與毛澤東的友誼。由於他閉門思過，一言不發，反而因禍得福，躲過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1983年，黨中央為梁漱溟遭錯誤批判一事平反。他回憶往事，感慨地說：“如果毛澤東在建國後仍保持延安時期那種虛懷若谷的胸襟該多好。”

19、授軍銜不公引起諸多不滿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全軍官兵實行軍銜制。按照軍銜條例的規定，全體軍官共分四個等級，十三個階級。這四個等級是：元帥、將官、校官、尉官。十三個階級是：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將、中將、上將、大將；元帥。同時規定：少尉至上尉為初級軍官；大尉至中校為中級軍官；上校至少將為高級軍官；中將至元帥為高級將領。此次授銜共授元帥10人，大將10人，上將57人，中將177人，少將871人。後來又有488名大校晉升為少將，使少將增至1359人。授銜的原則是根據職務、軍功和資歷來定銜。元帥和大將由中央軍委評定，上將以下由總政治部評定。由於許多曾在軍隊工作過的同志都已轉到地方工作，對這些人如何評銜，頗令總政治部幹部部門棘手。這時毛澤東帶了個好頭，主動拒絕軍委授予他的大元帥軍銜。這樣一來，許多中央領導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等同志都表示不要軍銜，使評銜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儘管毛澤東指示要根據每個人的職務、軍功和資歷來評銜，但他還是憑藉自己軍委主席的身份進行人為干預，使此次授銜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音調，引起一些老幹部的不滿。

一是確定的大將太少，與元帥一樣都是10人。按照慣例，低一級的軍銜要比高一級的軍銜成倍遞增。如上將的人數就比大將多五倍；中將人數比上將多十幾倍，這樣的安排是合理的。但毛澤東卻令大將人數與元帥人數相同，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如此一來，便使一些原本該授大將的人只授了上將，在軍銜排名上讓一些功勞大、資格老的人吃了虧，其中最虧的要數肖克和劉亞樓二人。

肖克與賀龍（此次被授予元帥）曾在湘西共同創建了紅二、六軍團，這兩支部隊組成的紅二方面軍，是紅軍的三大主力之一。在解放戰爭時間，肖克接替劉亞樓任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協助林彪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屢建戰功，授銜時是國防部副部長兼軍事學院院長。劉亞樓也曾是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協助林彪進行了聞名中外的三大戰役中的兩個——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授銜時是解放軍空軍司令。他倆論職務、軍功和資歷，都該授個大將，但因名額有限，只能屈居上將。為此林彪覺得惋惜，找到羅榮桓請求改授他們大將。羅榮桓也為此事找了毛澤東，請求增加大將名額，至少增至12人。但毛澤東說：“10位大將人數正好。四野已經有了兩個元帥（林彪、羅榮桓）和三個大將（肖勁光、譚政、黃克誠），比哪個野戰軍都多，大將就不要再增加了。”羅榮桓見毛澤東這般說，便主動要求自己不評元帥。但他在軍隊中有重要職務，不評軍銜怎麼行。毛澤東還是給了他元帥軍銜。

10位大將中年紀最小也是排名最後的許光達，與毛澤東同是湖南師範學院的校友，兩人早有舊交，因此他被授予大將之銜，不排除有毛澤東的特殊關照。許在南昌起義時，與林彪一樣僅是個見習排長。南昌起義失敗後，起義部隊隨朱德南下，在廣東大埔縣三河壩陷於敵重兵包圍。此時已是代理連長的許光達，奉師長周士弟之命，率領全連掩護大部隊轉移，不幸在戰鬥中身負重傷。此後他長期養傷，傷愈後不久又被毛澤東派往蘇聯學習軍事五年。在解放戰爭中，許任西北野戰軍第二兵團司令，與其他兵團司令相比，軍功並不突出。在這次授銜中，他的老師長周士弟僅授了個上將。許光達覺得自己戰功不如周士弟，更不如肖克、劉亞樓，而且在紅軍最艱苦的長征期間自己又正在蘇聯學習，每天喝牛奶吃麵包。他得知肖劉二人因名額所限不能評大將，便主動寫信給毛澤東請求降銜。他這樣寫道：

“授我以大將銜的消息，我已獲悉。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擊心鼓，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餘，惶惶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帶四星，心安神靜嗎？此次，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功績授銜。回顧自身歷史，1925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1932年—1937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而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蔣匪軍數次血腥的大“圍剿”，三個方面軍被迫作戰略性轉移。戰友們在敵人層層包圍下，艱苦奮戰，吃樹皮草根，獻出鮮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淨的房間吃牛奶、麵包。自蘇聯返回後，有幾年是在後方。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里，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為人民做了些什麼？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與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面請降銜。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勳卓著者以大將。

毛澤東收到這封信後，感慨地對其他軍委領導說：“這是一面明鏡，是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

對此，一些人不服氣地說：若是給許光達授的是中將或少將軍銜，他肯定不會提出讓銜還會爭銜；若是給原本該授大元帥的毛澤東授的是將軍銜，他也肯定會罵娘。

有人說，毛澤東給裝甲兵司令許光達授大將軍銜，是因為中國當時在藉助蘇聯建立自己的裝甲兵，為了對等談判，中國的裝甲兵司令應與蘇軍的軍銜相同。蘇聯的裝甲兵司令是大將，作為中國裝甲兵司令的許光達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大將軍銜。其實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中國的空軍也需要蘇聯的援建，蘇聯的空軍司令是元帥銜，而中國的空軍司令劉亞樓才是個上將。筆者認為，毛澤東給許授大將軍銜，不排除有個人感情因素，因為他倆同是湖南師範學院的校友。

二是寧虧自己的老部下，不虧敵方的起義將領。最初毛澤東曾打算授予傅作義大將軍銜，因傅擔任着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一職，毛澤東想讓他幫着管管軍隊。但傅覺得自己是有罪之人，堅決不肯要。在57名上將中，有三人是國民黨起義將領：陶峙岳、陳明仁、董其武。對於他們被授予上將軍銜，許多人表示不服。雖然這三人在起義時都是兵團級將領，但他們帶來的部隊卻沒有達到兵團的人數。其中的陳明仁，起義時任國民黨七兵團中將司令，雖然領兵10萬，但因所統領的不是自己的嫡系部隊，在投向共產黨時沒敢公開聲張，僅帶走了一萬多人，而且他還曾在四平戰役中給解放軍四野造成重大傷亡，讓常勝將軍林彪走了“麥城”。對他授予上將軍銜爭議最大。董其武在進攻延安時，也使賀龍的部隊損失慘重。他在起義時也只帶回4萬兵馬。他聽說自己要被授予上將，曾請求北京軍區司令楊成武帶話給毛澤東，說授個中將即可。但毛澤東對楊成武說：“你告訴董其武，楊成武可以不授上將，因為楊成武是共產黨員；董其武不能不授上將，因為董其武不是共產黨員。”當董其武聽楊成武轉達了毛澤東的這番話，感動得痛哭流涕。不少老將軍都對毛澤東的偏心感到不滿，說“早革命的不如晚革命的；幹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

三是越權干預少將評定工作。雖然毛澤東讓羅榮桓的總政治部評定上將以下的軍銜，但他自己還是干預了少將的評定。如九兵團軍長皮定鈞，最初是定為少將。毛澤東在審閱少將名單時，想起皮定鈞在中原突圍時，率一個旅冒着極大危險掩護30萬大軍轉移成功，便提筆寫下“皮有功，少晉中”幾個字，使皮改授中將軍銜。像這樣的情況，還發生在上將韓先楚身上。韓授銜時是中南軍區參謀長，最初定為中將銜，毛澤東覺得他戰功不小，示意羅榮桓改授韓先楚上將。

授銜的一千多位少將中，最虧的是武漢軍區副司令李迎希。他在1928年參加革命，比一些上將資格都老，他出生入死屢建奇功，解放戰爭年代曾任山東兵團參謀長，協助粟裕大將指揮過著名的孟良崮戰役。然而由於一點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被授予少將。他頗為不滿，據說他給中央領導寫了信，也給毛澤東寫了信，請求改授中將銜，但毛未予理睬。

20、在作風問題上對己對人兩個標準

毛澤東有個保健醫生名叫李志綏，伴隨他身邊長達22多年。李志綏晚年定居美國，寫了一本書，名為《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書中披露了毛澤東與多個女人的曖昧關係，特別是與女服務員張玉鳳的不正常關係。毛曾使張玉鳳懷孕並生下一個兒子，為此江青與毛澤東大鬧一場。後來毛澤東與江青達成口頭協議，毛給江一定的政治地位，江則不再干涉毛的私生活。就這樣，毛澤東可以與他喜歡的女人隨心所欲，而江青則爬上了政治局常委的顯赫位置。毛澤東自己在生活作風方面不注意小節，卻對別人這方面的事不能容忍。他進北京城後先干的一件大事就是禁娼，關閉了全市的妓院，隨後又將這一做法推向全國。失去飯碗的妓女們無田可耕無工可做，只得去偷去搶，一時間北京城內社會秩序混亂。

毛澤東麾下有一名中將名叫王近山，原是北京軍區副司令。此人與妻子的妹妹暗中私通，為達到結婚目的，決定與妻子離婚。王妻為此而大鬧並上告到中央。毛澤東得知後，派劉少奇處理此事，說王如敢離婚就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王近山早已被小姨子的美貌迷得神魂顛倒，他不相信毛澤東會對自己這樣一個立過赫赫戰功的老部下如此狠心，還是鐵心離了婚。結果他真的被毛開除了黨籍，貶到河南省某部農場當了一個副場長。很多人都認為毛澤東對王的處罰太重。更令王近山寒心的是，他的妻妹原本就是愛他的官位，現在副司令的官位沒了，妻妹也就離他而去。後來還是王的老上級、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出於同情之心，將他調到自己管轄的軍區當了一名副參謀長。晚年的王近山與自己的保姆結婚，並生有一子。王近山因長期心情壓抑，於1978年病故，只活了63歲。

21、一紙解甲令讓十萬女軍人傷心

新中國誕生之初，解放軍有550萬人，其中女軍人有11萬。這些女軍人和男軍人一樣，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有許多人還是紅軍時期和抗戰時期參軍的老幹部。由於性別上的原因，她們在戰爭年代所付出的要比男軍人多得多。然而，在1952年的軍委會議上，做出了一個令女軍人寒心的決定：裁減女軍人10萬，只保留1萬。

更令女軍人難以接受的是，1955年初，軍銜評定在即的時候，國防部卻發布了一份《關於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決定》，且不說這個文件內容對女軍人的打擊，單就文件的名稱就讓女軍人不滿。文件中使用了“處理”、“留用”、“婦女工作人員”這樣一些詞句，這意味着女軍人即使被“留用”，也只能是“工作人員”，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人。這樣是很不公平的。雖然《決定》是以國防部名義頒發的，但卻是經軍委主席毛澤東的授意和批准。因此可以說，是毛澤東傷了女軍人們的心。

《決定》中有兩條硬性規定：一、在軍、師及其以下的機關、部隊，除師屬衛生營外，不論擔任何種職務的婦女工作人員，應一律調離部隊，分別按轉業或復員處理，並限於1955年6月底以前處理完畢，期滿後未處理者，停發薪金。二、在軍以上機關或後勤部門，現在擔任各種職務的婦女工和人員，凡不符合該決定所指的範圍內，均應按轉業或復員處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處理完畢者，一律停止供給。這是一個十分傷害女軍人感情的決定。這在解放軍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文件了。於是，許多在紅軍時期就參加軍隊工作，對共和國的建立做出過特殊貢獻的一些老女兵，如朱德的康克清、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李富春的妻子蔡暢等人，以及紅軍時期唯一擔任過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聞名巴蜀的女將張琴秋，這些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都沒有被授銜，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一位老女兵對筆者回憶說：“當時我們聽到這個文件，都暗自流淚。那個時候人也老實，有意見不敢說，只能默默地服從。”

十萬女兵含着眼淚脫下軍裝。她們出生入死為共產黨毛澤東打下了天下。如今人家用不着她們了，只能回家去種地或嫁人度日。當時中國剛剛打完朝鮮戰爭，國家很窮，給10萬女軍人的退伍安置費是每人200斤小米。

留下的女軍人中，只有1926年參加革命的原四方面軍幹部李貞一人被授予少將軍銜。她是上將甘駟淇的妻子，他們是唯一的一對將軍夫妻。

22、建國後的第一大文字獄

毛澤東身為一個文化素養很高的人，按理說應當與文化人的共同語言更多一些，但事實上卻不是這樣。他雖然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行動上卻是另外一回事，做出了不少打棍子戴帽子的事情：將電影《清宮秘史》定為賣國主義影片；批判電影《武訓傳》是替地主資產階級樹碑立傳；組織文章批判北京大學著名紅學者俞平伯……而他在文藝界製造的第一個大冤案，就是“胡風反黨集團事件”。

胡風，四川人，著名文藝理論家，是魯迅先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領導左翼文藝運動時的得意門生。1954年，胡風上“萬言書”給毛澤東，對當時的文藝方針政策提出了批評，主張創作自由，學術自由，思考自由，應當允許作家保持獨立人格等。胡風沒想到自己的信令毛澤東大為不快。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宣部、文化部的周揚、林默涵等人在文化界開展起“胡風文藝思想大討論”。不久，一些與胡風有來往的作家、藝術家和學生的住所遭到公安部門的突擊搜查，他們的日記本和與胡風有來往的私人信件被搜走，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證。最初文化界只是對胡風思想當作學術問題來討論，後來有關部門從胡風親友、學生信件中整理出所謂“胡風集團的三批材料”，中央決定將這些材料由中國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文藝報》加按語後作為反面材料發表，再由《人民日報》轉載告示天下。然而，《文藝報》撰寫的按語只是把胡風當作反動文藝觀、反動學術思想來批判。這令毛澤東很不滿意。於是毛親自動筆，為這三批所謂的“反動材料”寫了長達近萬字的按語，將胡風定為一貫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這些文章後來都收進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就這樣，一場全國範圍內的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就此展開，也開始了一場現代版的文字獄。各行各業，凡與胡風有過來往，通過書信，甚至只是聽過胡風演講，講過胡風著作的人被打成胡風分子，並被批鬥、被開除，被捕入獄。胡風一案，全國牽連上萬人。1984年，中共中央給胡風“部分平反”，也就是說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把學術思想問題當作反革命來處理，搞了“擴大化”。直到兩年後胡風病逝，這時中共中央才對他徹底平反。

毛澤東提倡的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不過是曇花一現，沒多久便因“胡風事件”而銷聲匿跡了。

23、對“高、饒事件”的錯誤定性

毛澤東曾經把與他意見相左的人的鬥爭歸結為十次路線鬥爭。其中建國後的頭一次路線鬥爭就是整高崗和饒漱石。

高崗和劉志丹、謝子長都是中共陝北根據地和陝北紅軍的創立者。1934年，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在國民黨重兵壓境的危急時刻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先是打算到湘西與紅二、六軍軍團會合，但遭到國民黨軍的重重阻截未能如願。中央紅軍在走投無路的絕境中，意外地從繳獲敵軍的報紙上得知陝北還有一塊共產黨人的地盤，於是便以“北上抗日”的名義向陝西省進發，於1935年底到達陝北，與高崗、劉志丹的紅十五軍會師。第二年，紅軍的二、四兩個方面軍也經過長征來到陝北。正是因為有了陝北這塊根據地，才使紅軍三個方面軍有了立足之地。所以在中共內部有“陝北救中共”的說法。後來劉志丹和謝子長先後犧牲。三位創立者僅剩下高崗。此人頗具領導才幹，但卻年輕氣盛，恃才傲物。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毛澤東任主席，高崗是六位副主席之一，同時還兼任東北軍政委員會主任，工作開展得頗具成色，人稱“東北王”。但他還想爭一個黨的副主席。眾所周知，中共一直堅持黨的領導第一，黨的副主席才有實權，而國家副主席僅有虛名而已。他認為劉少奇不成熟，一直想取而代之。

1953年秋天，中央籌備召開黨的“八大”，高崗認為他爭當黨的副主席的機會來了，便找到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談黨中央主席、副主席的人選問題。鄧小平問他有何高見，他自恃功大才高，說：主席自然是毛澤東，副主席嘛，朱德一個，我算一個，你也算一個。高崗唯獨沒把劉少奇算在內。事後，鄧小平得知高崗還為此事找了陳雲，感到問題嚴重，便向毛澤東反映了此事。毛澤東認為高崗有野心，將他定為反黨分子抓了起來。高崗覺得委屈，在獄中自殺。“高饒聯盟”的另一主謀饒漱石原為中共華東局書記。1952年與高崗同時調進北京，任中央組織部長一職。饒漱石與高崗關係不錯，同在北京上任後，兩人經常相聚。他支持高崗任黨的副主席，因此被認為是高崗的同黨。“高饒反黨聯盟”一案還牽扯了一些與他們親近的人，被當作高、饒的爪牙受到不公正對待。當時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李延扈，因替高崗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打成高崗死黨，遭到降職和開除黨籍處理。還有廣州警備區司令兼廣東軍區副司令陳光，他曾在林彪被晉綏軍誤傷後代理八路軍115師師長，後來在東北軍區與高崗共過事。因為高崗為了當黨的副主席四處活動，也曾去廣州搞串聯找過陳光，所以陳光被當作高崗死黨，遭撤職和軟禁，於1954年自殺於武漢。李延扈和陳光在去世20多年之後，即上世紀80年代，終獲平反。

說高饒二人是“反黨聯盟”，本該找出他們“反黨”的事實根據和行動綱領。但時至今日，找不出兩人有什麼確鑿反黨證據。高崗的罪行，不過是私下活動想爭個黨的副主席，論能力論功勞他也夠得上。退一步說，即使他不夠格，不選他便是了，對他的錯誤行為，完全可給予批評教育或行政處分。然而毛澤東對他的處罰卻是定一個“反黨”罪名，並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關進監獄，直到把他逼死。這一切實屬輕罪重罰。

如果說高崗串聯了一些人想拱倒劉少奇，由自己取而代之就是反黨、就是搞陰謀詭計的話，那麼毛澤東本人在歷史上也幹過同樣的事情：1934年紅軍在長征途中，由周恩來、博古、李德（共產國際代表）組成的“三人團”因指揮失誤，導致紅軍遭受重大損失。毛澤東於是聯絡了朱德、彭德懷、王稼祥等人，通過選舉，拱倒了“三人團”，由毛澤東自己取而代之。他的行為算不算反黨和搞陰謀詭計呢？

給那些他不滿意的人戴“反黨”帽子，是毛澤東的習慣做法。後來他還給胡風戴過這頂帽子；給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戴過這頂帽子；給他的秘書田家英戴過這頂帽子；給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戴過這頂帽子。到了“文革”時，更是給數不清的人戴上了“反黨”帽子。

24、武力解決邊界衝突斷送中印友誼

印度與中國本是友好鄰邦，而且是最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之一。中印兩國之間有着長達1700公里的邊界線，在習慣上分類東、中、西三段。東、中段基本上是沿着喜馬拉雅山脈南麓；西段是沿喀喇崑崙山脈。整條邊界線從來沒有正式劃定過。但根據雙方歷史行政管轄所及，這三段邊界線的基本劃分是：東段長約650公里，從中、印、緬甸三國交界處至中、印、不丹三國交界處的底宛格里；中段長約400公里，從中、印、尼泊爾三國交界處的西藏普蘭縣到札達縣的6795高地；西段長約650公里，從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崑崙山口。這條邊界線經過的地方由於氣候惡劣，人煙稀少，因此兩國在邊界線上很少有駐軍，雙方長期相安無事。

但是從1958年開始，中印兩國在一條有爭議的“麥克馬洪線”上不斷發生摩擦，最終導致大規模武裝衝突，結束了兩國的友誼。

所謂“麥克馬洪線”，是20世紀初英國為了侵略中國西藏地方而陰謀設計的一條“中印邊界線”。1913年，在英國策劃下，於印度的西姆拉召開了一次所謂“中英藏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英國代表麥克馬洪，同西藏地方當局代表，背着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於1914年3月用秘密換文的方式製造出一條邊界線，習慣上稱為“麥克馬洪線”。它沒有上過西拉姆會議的議程。該線把歷來屬於中國、面積達九萬平方公里的地區劃歸給當時英國統治的印度。在英國與西藏秘密換文後的一個長時期內，既不敢正式公布有關文件，也不敢改變地圖上歷來的劃法。歷屆中國政府從未承認此線。

1958年春天，中國在西段邊界有爭議的阿克塞欣地區築了一條連接新疆與西藏的公路。在公路即將完工時，印度方面才獲知這一消息，即派巡邏兵前去查看和阻止，結果被中國軍方扣留達一個月，印度為此向中國提出抗議。印度還要求中國停止修建阿克塞欣公路，遭中國拒絕。印度總統尼赫魯心想，既然你能在有爭議的地方修公路，我也能在有爭議的地區駐軍。於是，印度派出軍隊進駐到雙方有爭議的麥克馬洪線，雙方衝突逐步加大，最終導致大規模的邊界戰爭。中國官方出版的史料都承認，阿克塞欣公路事件是兩國邊界武裝衝突的導火索。由此可見，邊界衝突最先是由中國修築公路一事引起的。

為了解決邊界爭端，中國呼籲雙方舉行會談，印度表示同意。中國總理周恩來為此來到印度首都新德里。談判中，印度要求中國廢止已建成的公路，中國方面不同意。由於雙方分歧太大，談判不歡而散。

本來國家之間存在邊界爭議是常有的事，對於這樣的爭議，理應通過談判解決。例如中國與俄羅斯、日本、越南、菲律賓都有邊界或海域的爭議，在後來的鄧小平時代，這些爭議都通過談判得到基本解決。中印兩國都是萬隆會議的發起國，都主張各國要和平相處，不以武力解決爭端。但毛澤東是個爭強好勝的人，面對中印的邊界衝突，他認為中國不能讓一個弱國欺負，決心用武力將印軍驅逐。於是他調動了幾個軍，於1962年10月20日向印軍發起大規模“自衛反擊”。

中印兩軍的戰鬥力不在一個檔次上。中國軍隊基層軍官大多打過仗，有實戰經驗，高級軍官就更不用說了，士兵也都訓練有素；中國雖然剛從“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走過來，但軍隊的武器已在50年代完成更新換代。而印軍使用的仍是二戰中英軍淘汰的過時武器，許多高級軍官都沒有戰鬥經驗，其戰鬥力更是不堪一擊。中國軍隊將印軍驅趕出麥克馬洪線之後，乘勝追擊，進入印度境內達數十公里。

邊界自衛反擊戰打響之後，蘇聯政府強烈譴責中國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做法，要求中國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但毛澤東沒有聽從蘇聯的撤軍要求，指責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竟然偏袒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至11月21日結束，整整打了一個月，解放軍共全殲和重創印軍11個旅，印軍陣亡四千八百多人，被俘三千多人，內有一名准將旅長，另有一名准將旅長被擊斃。中國軍隊繳獲了大批印軍武器，不僅有槍支彈藥，還有火炮、汽車、坦克，甚至還有六架飛機。中國方面不久便釋放了被俘官兵，並歸還了繳獲的武器。

毛澤東以武力解決邊界衝突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這一做法不僅違背了中國政府在萬隆會議上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斷送了兩國的傳統友誼。印度為了報復中國，開始公開和積極地支持流亡本國的西藏佛教首領達賴喇嘛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中國從此與印度處於敵對狀態，這種敵對狀態直到20多年後的80年代初才開始緩和。

25、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火上澆油

1959年初，地處加勒比海的古巴發生了革命，以卡斯特羅為首的革命起義軍進行了武裝暴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統治，建立了革命政權。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島國，距美國只有140海里。美國一向把拉美地區視為自己的後院，沒想到這次後院起火，美國如坐針氈，於是，便視古巴革命政權為肉中之刺。1961年4月，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製造了著名的“豬灣事件”。由美國海空軍提供支持的1400名全副武裝的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的豬灣海岸登陸，企圖突襲並推翻古巴革命政權。結果，這次行動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古巴軍隊全殲了這些叛亂分子，粉碎了此次行動，美古關係不斷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弱小的古巴不得不尋求外界的支援。古巴看到了美蘇之間的深刻矛盾，於是把目光對準了蘇聯，向蘇聯政府發出了請求援助的信息。蘇聯認為古巴是其在拉美的一個重要陣地，通過對古巴的支援，可以控制古巴，進而擴大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影響，並且想藉此改變蘇美軍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對比。於是，便決定援助古巴，向古巴提供了大批武器裝備，並派出了顧問團。同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十分清楚：美國距蘇聯遠達一萬多公里，並且還擁有核優勢，蘇聯沒有能力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和美國對抗。但是，蘇聯擁有中程彈道導彈，因此決定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彈道導彈。

1962年6月，蘇聯和古巴簽署了部署蘇聯導彈的秘密協議，該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古巴接受蘇聯的24個中程和中遠程彈道火箭，每個攜帶兩枚導彈和一個核彈頭；24個先進的薩姆II型地空導彈發射器；42架米格戰鬥機和42架伊爾—28轟炸機；加上其他一些海岸防衛武器。這些武器由蘇聯人掌控，另外派4萬2千名軍人駐紮在古巴。

1962年10月15日，美國U—2飛機拍攝到了蘇聯中程彈道導彈的照片，美國很快確認，蘇聯已經在古巴部署了16至32枚導彈核武器。10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宣布：蘇聯在古巴部署了導彈，這一行為已經構成了“所有美洲國家和平與安全的明顯威脅”，美國對此絕不會聽之任之。肯尼迪下令封鎖古巴，並對一切正在運往古巴的進攻性軍事裝備實行海上“隔離”，蘇聯必須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撤走進攻性武器。23日，肯尼迪又簽署了《禁止進攻性武器運往古巴》的公告，宣布從24日起將攔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艦船，並勒令這些船隻聽候美國的檢查。與此同時，美國擺出一副核大戰的樣子，調動了180艘艦船(包括8艘航母)，68個空軍中隊，戰略轟炸機攜帶核彈升空、戰略核潛艇出海，另有5個師的部隊集結在佛羅里達，全球美軍處於核戰備狀態。美國的行動，表明了它為了達到目的不惜一戰的決心。

肯尼迪打出他的“王牌”之後，蘇聯政府馬上做出了反應，蘇聯發表聲明：將按照已達成的蘇聯向古巴供應武器和提供技術、專家的協議，繼續用核武器“援助”古巴，並堅決拒絕美國軍艦的攔截。蘇聯指責美國實行海上封鎖是史無前例的海盜行為，是“朝着熱核戰爭走去”，同時表示，如果美國敢於發動戰爭，那麼蘇聯將進行“最猛烈的回擊”，“蘇聯有必須的一切”。赫魯曉夫認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只是虛張聲勢，它不可能進攻古巴，所以他命令蘇聯艦隻繼續向古巴挺進，不要害怕美國的海上封鎖；宣布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的武裝力量立即進入最高戰備狀態。雙方劍拔弩張，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古巴導彈危機(又稱加勒比海危機)爆發。

加勒比海危機爆發時，中蘇國家關係已經出現裂痕。不過，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一分子，美國封鎖古巴消息一傳出，中國政府和毛澤東就嚴正聲明：堅決支持古巴、反對美國的戰爭挑釁。“不管在什麼樣的風浪中，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都永遠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堅決支持古巴革命，團結一致，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和侵略政策鬥爭到底。”對於美國的核訛詐，中國政府重申了毛澤東關於“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中國一開始的態度，與蘇聯保持了一致，為國際反美鬥爭平添了幾分聲色。但是，中國這時和印度發生邊境戰爭，蘇聯領導人認為中國有利用其拖住美國手腳的目的。

1962年10月26日，美國軍艦在空軍的配合下，攔截進入“隔離區”的蘇聯船隻。在美國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赫魯曉夫改變了主意。他命令那些正向古巴行駛的艦隻掉頭返航，並致電美國總統肯尼迪，希望能夠尋找解決這次危機的可行方案。蘇聯的這一“突變”，引起毛澤東的關注。由於蘇聯實力當時還比不上美國，美國也認識到核大戰的可怕後果，雙方於10月28日正式達成妥協：蘇聯將全部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導彈，並在聯合國進行核查之後運回本國；美國允諾拆除前不久剛剛在土耳其部署完畢的導彈基地，並保證不會發動對古巴的軍事進攻。但是，美蘇的相互妥協並沒有徵求古巴政府的意見，因此引起古巴政府的不滿。一開始，卡斯特羅拒絕撤走蘇聯的導彈和轟炸機，這一立場得到毛澤東的同情和支持。就在美蘇達成妥協的10月28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全世界人民動員起來，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戰爭挑釁》的社論，“毛澤東對文章進行了多次修改”。社論說：“中國人民對於美帝國主義猖狂的戰爭挑釁感到無比的憤慨。在我國政府發表了關於支持古巴、反對美國戰爭挑釁的聲明之後，我國各人民團體又分别致電古巴人民，表示堅決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正義鬥爭。各地群眾紛紛憤怒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今天首都各界人民，將舉行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集會。全國人民正在動員起來，全力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的戰爭挑釁。”中國的這一態度，與正企圖使卡斯特羅屈服的蘇聯背道而馳，引起赫魯曉夫的強烈不滿，他認為中國是火上澆油，唯恐天下太平。

赫魯曉夫的擔憂不是沒有理由。自從美國1950年出兵進駐中國的台灣後，毛澤東就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只要是有美國出現的地方，中國都是堅決地反對（如在1958年中國反對美國出兵干涉黎巴嫩內戰）；只要是跟美國對着幹的國家，中國都堅決支持（如在上世紀60年代支持和援助越南的抗美鬥爭）。

1962年10月31日，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親自訪問古巴，勸卡斯特羅同意撤走蘇聯的導彈和轟炸機。這時，在“曾經在朝鮮教訓過美國人的毛澤東表態全力支持古巴後”，卡斯特羅接受了吳丹的勸說，但斷然拒絕聯合國觀察員進入古巴，並向美國提出了“五個條件”：(一)停止在全世界範圍內對古巴進行的經濟制裁；(二)停止對古巴進行一切顛覆活動；(三)停止自美國各地和波多黎各對古巴進行海盜襲擊；(四)停止美國飛機和軍艦侵犯古巴領空領海；(五)撤除關塔那摩基地，並將它歸還古巴。對於卡斯特羅的五個條件，美國只表示部分同意。不願意與美國進入戰爭狀態的古巴也就此下了台階。赫魯曉夫在這場危機過後，很快就遷怒於中國。12月12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指責毛澤東在中印邊境衝突和加勒比海危機中所持的立場，認為他是個好戰分子，有意想挑起蘇美之間的衝突。這個講話，成了蘇聯指揮一些黨對中共發起新一輪圍攻的信號。

26、中蘇關係破裂的中方責任

新中國成立後，蘇聯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蘇共與中共的親密關係更是可以追溯到中共誕生之初，中國人長期尊稱蘇聯為“老大哥”。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兩個曾經親如兄弟的國家卻反目成仇，甚至發生了武裝衝突。這究竟是何原因呢？時隔幾十年，現在回過頭來分析一下當時中蘇關係破裂的根源，可以說雙方都有責任和過錯。這裡，本書僅就中國方面的應承擔的責任做一剖析。

●毛澤東對斯大林早有諸多不滿

中蘇兩國雖然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毛澤東雖然當着斯大林的面高呼“偉大的斯大林同志萬歲！”但卻一直認為他有濃厚的大國沙文主義思想，背地裡多次表示對斯大林的不滿。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

一是王明在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時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和在抗戰時期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都是斯大林制定的。其中的左傾路線給紅軍造成了災難性的損失。毛澤東認為斯大林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是瞎指揮，是他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

二是西安事變發生時，不明真相的斯大林以為是中共唆使張學良扣押了蔣介石，因此以極其嚴厲的口氣要求毛澤東立即放蔣，否則就公開聲明與中共斷絕關係。後來蘇德戰爭爆發時，斯大林擔心日本會在蘇聯的東面插上一刀，使自己腹背受敵，又以命令的口吻要毛澤東立刻出兵東北，拖住日軍。這種以老子黨自居的作風令毛十分惱火。

三是在國共兩黨重慶談判時，反對中共與國民黨打仗，說打內戰會毀滅中華民族。後來共產黨逐漸獲勝，又反對解放軍打過長江，要國共兩黨劃長江而治。1949年、1950年對毛澤東的壓力很大。

四是蘇聯紅軍在撤離東北時，斯大林說要將日本人留下的工廠留給中國，實際上留下的只是無法帶走的空廠房，機器設備幾乎全都帶走。這讓毛澤東很失望。由於蘇聯遠東紅軍中很多士兵是流放西伯利亞的犯人，紀律很差。蘇軍每到一地，在宿營時總是強占民房，隨意使用老百姓的物品和食品。當他們覺得屋子不夠住時，便將屋內的家具扔到屋外，甚至連人都趕出去。蘇軍在東北期間，幹了不少欺壓中國老百姓的壞事，東三省的民眾憎惡地稱他們為“老毛子”。毛澤東也認為斯大林對蘇軍官兵管教不嚴。

五是在抗美援朝問題上。斯大林先是願意出動空軍支援並向中國提供武器，後來擔心會因此與美國發生衝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最終變了卦。這使得中國志願軍將在沒有制空權和武器來源的情況下作戰，處境十分困難。中國的抗美援朝是既出兵又出錢，而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卻不肯為朝鮮這個小兄弟出一個兵一文錢。中國要向蘇聯買武器跟美國人打仗，還得向蘇聯貸款。

六是在蘇聯貸款援助中國的問題上，表現得私心太重，一些協議要價過高。特別是人民幣與盧布的比值確定上，有意抬高盧布而壓低人民幣，讓中國吃了大虧。

七是在涉及主權問題上，斯大林要求繼續控制中國東北的部分地區，包括旅順港和大連港；成立聯合股份公司開發中國新疆西部的礦藏；並要求毛澤東承認蒙古獨立（此前毛一直說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斯大林以此三項條件作為援助中國和簽訂合同盟條約的前提。毛澤東最後不得不做出讓步，這些事長時間讓他悶悶不樂，民族自尊心受到傷害。以至於後來一聽到赫魯曉夫要建立聯合艦隊，他就火冒三丈。赫魯曉夫上台後，毛澤東把對斯大林的不滿轉移到他的頭上，認為他也有大國沙文主義思想。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不滿還有其他一些事情，但主要是這七個方面。

●蘇方想共建長波台和聯合艦隊並非無理

1958年7月，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向毛澤東提出希望能在中國海域建立海軍基地或建立聯合艦隊的要求。因為蘇聯的地理位置緯度太高，海軍艦隊若是在太平洋活動，後勤補給很不方便。對於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蘇兩國來說，這一要求應該說是合理的。在當時的西方國家裡，這種情況很常見，如美國就在日本和菲律賓等國建有海、空軍基地，建在其它北約國家裡的基地就更不用說了。但毛澤東認為這樣的要求有損中國的主權，堅決予以拒絕。據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回憶：當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向毛澤東轉達這一要求時，遭到毛的嚴厲指責，他毫不客氣地對尤金說：“你們怎麼敢提出這樣的建議？這種建議是對我們民族尊嚴和主權的侵犯！”

尤金趕緊給蘇共中央發了一封電報，敘述了毛澤東的批評，描述了毛澤東的憤怒。

為了消除毛澤東的誤會，赫魯曉夫來到北京，向他當面解釋。赫魯曉夫對毛澤東說：“蘇聯根本沒有想到要侵犯中國的主權，干涉中國的內政，影響中國的經濟，或傷害中國民族的尊嚴。”

赫魯曉夫撤回了建立聯合艦隊的要求後後，又提出為了便於指揮在太平洋活動的蘇聯艦隊，希望能在中國沿海建立一個長波電台，並希望蘇聯潛艇能在中國加油並讓士兵上岸休息。應該說，這也是一個不算過分的要求，作為雙方有着《友好同盟條約》的國家來說，完全可以應允，況且中國也可以從中賺錢。但毛澤東硬要把它與主權問題扯到一起，嚴詞拒絕了這一要求。對此，赫魯曉夫不解地問：“我簡直不能理解你。我們使用你們的港口，這對你我雙方都是有利的嘛。”

毛澤東則回答：“話不能這麼說。我們正在建設自己的潛艇艦隊。如果蘇聯潛艇可以自由進出我國的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國主權了？”

赫魯曉夫又退一步說：“那麼你也許會同意一種互惠的安排：我們有權使用你們的太平洋港口，作為交換條件，你們可以在蘇聯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潛艇基地，你看怎麼樣？”然而，就是這樣一種公平互利的要求，毛澤東仍然不答應。這已經傷了一個友好國家領導人的面子。退一步說，即使真是有損中國的主權，也應婉言拒絕。而毛澤東卻為這事大動肝火。據翻譯師哲回憶說，毛澤東當時拍了一下桌子，憤然起身，指着赫魯曉夫問道：“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你們是不是想把我們的沿海地區都拿去？！你們都拿去算了！”此事令赫魯曉夫頗為尷尬，一再解釋說毛澤東誤會了他。

●認為赫魯曉夫在邊界衝突上袒護印度

上世紀50年代末期，中國與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前面說過，這場衝突首先是由中國在有爭議的地方修築公路引發的。印度方面派巡邏兵前去查看和阻止，被中國邊防軍扣留達一個月，進而引發了大規模武裝衝突。在這場衝突中，一開始赫魯曉夫明確表示嚴守中立。對此，毛澤東十分不滿，認為在社會主義陣營里，一個兄弟國家在邊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的欺侮，而另一個兄弟國家卻表示中立，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關係中是個新的現象，這實質上是替印度辯護，是支持了民族主義國家的觀點。後來毛澤東決心以武力解決中印邊界衝突，更是遭到赫氏的強烈反對，擔心這樣會把印度推向資本主義國家那一邊。1963年9月19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編輯部文章，題目叫做《亞洲緊張局勢的嚴重策源地》，指責中國企圖通過戰爭途徑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說中國沒有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誠意。對此，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也於當年11月2日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蘇共領導聯印反華的真相》的文章予以反駁。中蘇兩國的友誼進一步疏遠。

●中蘇大論戰加深裂痕

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蘇之間爆發了一場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加劇了中蘇兩國間的分歧，使中蘇兩黨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

1956—1957年間，中蘇兩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關於反對個人崇拜和平過渡的問題上。1958—1959年間，鬥爭上要涉及到維護中國主權和反對把中國內外政策納入蘇聯的國際戰略軌道。而進入60年代後，雙方的爭論擴展到當代國際共運中的一些基本理論與戰略策略問題上。1958—1964年，中蘇兩黨之間爭論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中壓倒一切的問題。

回顧那段歷史，在中蘇兩黨的爭論中，在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一些問題上，毛澤東在批評蘇共的錯誤時，自己也出現了一些片面性，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問題的認識上，如將赫魯曉夫在蘇聯進行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一概斥之為“現代修正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隨着大論戰的發展，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問題上的錯誤也不斷發展。他用自己對馬列主義的理解，用中國革命的建設的經驗觀察蘇聯。反過來，他又用對蘇聯的結論來觀察國內。60年代後，他對於國內形勢的分析，他對國內提出的各項政治任務後面，都有對蘇聯的認識和思考這樣一個背景。

時過境遷，當翻過去的日曆已將昔日的恩恩怨怨記錄下來時，又翻開了新的一頁。1980年5月，鄧小平對這場大論戰做了客觀的、科學的總結。他說：“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最了解那個國家情況的，畢竟還是本國的同志。但是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麼任何黨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歐洲共產主義是對還是錯，也不應該由別人來判斷，不應該由別人寫文章來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裡的黨和人民，歸根到底由他們的實踐做出回答。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嘛。我們在處理黨和黨之間的關係時，總的來說是清醒的，但是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這些外國同志也說：正確的並不都是他們。……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

●毛澤東為什麼看不起赫魯曉夫

憑心而論，赫魯曉夫對中國不論是友情上還是援助上都超過了斯大林。他上台以後，把大連港和旅順港提前歸還給中國；提前25年放棄在新疆西部開採礦藏的聯合公司股份；簽訂了大量援助中國的經濟協定；大力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然而這一切，毛澤東並不領情。

毛澤東一直看不起赫魯曉夫。因為毛在遵義會議上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時，赫氏僅是一個營政委；毛曾被授予大元帥軍銜（但他本人拒絕），而赫氏的最高軍銜才是個中將；毛指揮過數百萬解放軍消滅了八百萬國民黨軍隊，而赫氏卻沒指揮過什麼大仗。毛澤東本來對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也看不慣，但斯大林畢竟是國際共運的領袖，還領導蘇聯人民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德國法西斯，毛澤東不得不敬他三分。而在毛的眼裡，他赫魯曉夫算老幾？居然也敢對我指手畫腳。當然赫氏也確有一些人格上的缺點，如他在一次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居然脫下皮鞋敲打桌子，成為世人的一個笑料。

1959年10月，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中國的建國十周年慶典。在天安門城樓上，赫氏告訴毛澤東，蘇聯將撤走專家。毛澤東聽後還以為赫氏是嚇唬自己而已，直到後來蘇聯真的撕毀協議，下令專家離開中國，毛澤東這才慌了，讓周恩來給蘇聯打電報，懇求對方“重新考慮”停止援助中國的決定，赫魯曉夫未予理睬。蘇聯撕毀對中國的援助協議，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幾百個在建項目（包括研製核武器項目）都半途而廢。雖然中國人後來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了核武器，卻比原計劃推遲了三年！應該說中蘇關係破裂的主要責任在毛澤東身上，是他個性太強，剛愎自用，總是自以為是，才引來這樣的結果。後來，毛的“接班人”林彪在他那份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也認為“對蘇關係做絕了”。

●蘇國防部防長的挑釁激怒毛澤東

1964年，赫魯曉夫被他的同僚趕下了台。蘇聯十月革命勝利47周年時，中國政府應邀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祝賀。這本是中蘇兩黨兩國改善關係的機會。然而就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式會談前，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把毛澤東搞下台，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當場頂了回去，並立即向周恩來報告。

周恩來聞知後，於次日向蘇聯新任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提出強烈抗議。勃氏辯解說：他是事後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憤怒，馬利諾夫斯基不是主席團成員，屬酒後失言，翻譯也有錯。他不代表蘇共中央，已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現向中國同志表示道歉。

對於勃氏的解釋，周恩來嚴肅地駁斥說：馬利諾夫斯基並非酒後胡言，而是酒後吐真言。這不是簡單的偶然的個人行為，而是反映蘇聯領導中仍有人繼續赫魯曉夫那一套，即對中國進行顛覆活動，以老子黨自居的傾向依然存在。當眾對中國代表團侮辱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是連赫魯曉夫在位時也未曾採用過的惡劣手段。

後來，勃列日涅夫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先後代表蘇共向中共中央正式道歉。但周恩來說：這事並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向中央報告。周恩來回國後向毛澤東匯報了此事。此時的毛澤東如果度量大些，接受蘇方的道歉，中蘇關係原本可以得到改善。但毛澤東聽完了匯報卻是火冒三丈，認為蘇共新領導是繼續實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他也決心與蘇共繼續鬥爭下去。結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後，中蘇關係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甚至發生了軍事衝突。蘇聯也成為了中國的頭號敵人。

1969年，蘇聯總理柯西金赴越南出席胡志明主席的葬禮。回國途中經過北京時，他提出想與中國領導人面談緩和兩國緊張關係的問題。在北京機場，周恩來總理與柯西金會晤，並轉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意思：“中國本想與蘇聯斗一萬年，看在你的面子上，減少一千年。”

這說明毛澤東根本不打算與蘇聯改善關係。

毛澤東的一生都在與人斗。不但與自己的宿敵國民黨斗，還與自己的戰友、朋友斗，更是不斷地與外國人斗。結果是斗窮了國家，斗苦了人民，也便使他自己的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