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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华侨（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一）
七十年代，在阿拉木图住着几十家老华侨。我这里写的老华侨，是指解放前来到苏联的中国人。他们中有些是在西伯利亚集中营服了几十年劳役，赫鲁晓夫当权后才释放出来的。赫鲁晓夫是个开明的政治家，他废除了大部分的斯大林暴政。他的仁政之一是给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人都发了全额工资。有些老华侨怀里揣着几千上万的卢布来到阿拉木图，买了带大园子的花园洋房，买了小汽车，没有住公寓的。他们结婚都晚，又找不到中国女人，妻子一般是俄罗斯女人，犹太女人，也有娶朝鲜女人或远东的那乃女人的，没有一个与中亚土著民族女人结婚的。七十年代正好是他们的子女长大谈婚论嫁的时候，而六十年代重回苏联的老华侨带过来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老华侨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很爱国，爱自己的同胞，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相互通婚，但女多男少，哪里找到了那样多的中国小伙子当女婿呢？正在他们为儿女的终身大事犯愁时，1962年边民外逃时成百上千的汉族人来到苏联，绝大部分都是单身汉。老华侨们高兴坏了，能出嫁的女儿大多都嫁给了他们，有的已出嫁的混血少妇又离婚了重嫁中国同胞。过来的人大部分是“盲流”，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多，但老华侨和他们的女儿也不嫌弃，尽管女方受过高等教育，并不管对方的文化、职业，甚至年龄，都愿意嫁。那么多的中国文盲，半文盲娶了苏联的医生、教员、工程师或会计。中国人勤劳，节俭，诚朴，家庭观念比哪一个民族都强，成家后一心扑在老婆孩子身上。中国人当户主的家庭都全家和睦。日子过得好，没有像一些苏联人不断在结婚，离婚的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苏联女人又没有中国的等级观念、阶级成分、政治态度方面的讲究，两情结合，相得益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苏联的工资制度也是脑体倒掛，大学生多，不值钱。年青人干体力活，一个高劳动强度，高技术的职业每月工资可以达到三百多卢布，而普通工程师，教员，医生才能拿一百二十卢布。有副博士（硕士）头衔的也才一百八十卢布。这还是在高工资地区的中亚，欧洲部分的工资水平还要低一些。又实行职务工资制，职务升不上去工资也升不上去，坐办公室的女职员大概永远都没有升职的机会。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大学毕业，每月各拿一百卢布，也够养家，但要买车买房，就只能是梦想了。所以，许多女大学生都愿意嫁给工资高的工人，为的是经济上的实惠。
八月中旬我领到了预支工资后，买了个铁锅，准备自己炒中国菜吃，好几个月没吃中国饭菜了，真想。星期六去市场买菜，看到一个中国人模样的老头在卖菜，有小葱，芹菜，茄子。我十分高兴，上去喊了他一声大爷，用中国话和他攀谈。他见到我是中国人，也一样高兴，叫我在他摊子边坐下，问长问短。他姓杨，山东掖县人，“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去到苏联远东，在集中营关了十几年，战争结束后才放出来，到阿拉木图安家。我告别时，他说：“明天星期天，我不摆摊了，上午十点你到这里来，我接你到我家做客。”第二天早上我按时来到市场，杨大爷早等着了。他带我走出市场大门一辆小汽车边，他的儿子坐在司机座位上。杨大爷的家也在城边，房子大，园子也大，有一公顷多。车子开进院门停下，走出来一看，只见葡萄架下的长桌上摆满了菜和酒瓶酒杯，周围坐着一位大娘和几个年青人，大家站起来欢迎我，里面还有位浙江口音的青年。大娘是俄罗斯女人，我叫他玛莎婶婶。杨大爷两口子生了一男三女，儿子结婚了，媳妇是俄女；大女儿在大学教德语，丈夫就是那位浙江青年，1962年过来的，是当了右派分子后外出流浪的小学教员，现在街边小亭子里修钟表，小两口的日子过得不错；二女儿二十岁出头，还在哈萨克斯坦国立基诺夫大学法律系读书，小女儿才十七岁，在上医药学校。桌子上菜肴花色很多，中西合璧，有红烧肉，炸丸子，豆腐汤，粉丝拌海带。酒有大瓶的香槟和小瓶的伏特加。杨大爷略致了几句开场白，大家就碰杯喝酒，一边吃，一边谈。二小姐和我坐在一起，不断给我杯中添酒。席间，玛莎婶婶站起来流着泪说了一大篇话：“我的沃洛佳（杨大爷的俄罗斯名字）是块金子。战争时我一家都死光了，我一个女孩子单身流落到阿拉木图，是他收留了我。他日夜干活，在建筑工地开推土机，老了还种园子，卖菜，为的是养家，给女儿买房子汽车。没有他也没有我，没有我们这一大家子人。现在中国和苏联吵架，不要管它，那是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的事。我爱中国人，中国人是好汉子。大女儿嫁了中国人，日子过得和我们夫妻一样和美，我心里高兴，希望两个小的也能找上中国丈夫。”接着杨大爷对我说：“你身边坐的是我二女儿，二十二岁了，在上大学，你看中了我招你做二女婿。”我一下又感动又感激，站起来说谢谢。低头看二小姐，她也是含情脉脉的。饭后又一起跳舞，我问他读哪一个系，毕业后作什么工作，她回答：“读法律系，毕业后会分配当律师，或者到法院，检察院，警察局，也许会到KGB工作。”听后我一下子愣着了，心马上凉了，想远离KGB还找不出法子呢，难道还要把KGB找上床来？告别时，我委婉地向二老说：“谢谢你们，我年纪大了，又不会说俄语，身上一分存钱也没有，还是个工人，下苦的，哪一方面也配不上你们的女儿。”我以为他们要生气，可相反，他们一点不高兴的意思也没有。杨大爷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人不亲土亲。下个星期天你再来我家做客，常到我们家来玩的中国姑娘可多着呢。后来，我和他的大女婿一直是好朋友。他是浙江萧山人，虽然入了籍，仍然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正气。
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杨大爷家，他三个女儿都不在，另外来了几位老华侨和三个姑娘。一个是汉话说的好的维吾尔族姑娘，在读艺术专科学校；一个女教员，父母都是中国人，四十年代从东北边境逃过来的逃亡地主。她本来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还有一个能说流利的中国话却说不好俄语的俄罗斯姑娘，在商店当出纳，用中国算盘算账。我没有长期在苏联生活的打算，又一身空空如也，不想给自己找个累赘，和她们淡淡地说了些话便分手了。几位老华侨却向我说了一些闻所未闻，骇人听闻的故事。他们都关进过集中营，在集中营里都在面包坊干活。之所以放心叫中国人到面包坊，一是中国人勤劳诚实，不偷不摸；二是中国人没有亲属，自己吃饱肚子后更不会偷面包了。他们告诉我，斯大林要每个苏联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厉害，服服贴贴当良民，几乎每个男人都判过刑，都劳改过。判刑的理由十分荒唐：商店里商品十分匮乏，除了墙上掛着商业部长米高扬的画像外，货架上空空如也。商店大门外站着警察，每个顾客走出商店都要接受警察盘问：“商店里商品丰富不丰富？”你实事就是地回答：“商品很少。”警察会把你抓起来，说你“诋毁苏维埃制度”，判刑三年。如果讨好政府，回答说：“商店里商品丰富，应有尽有”，警察也会把你抓起来，说你“欺骗苏维埃政权”，也判刑三年。又比如警察在街头和公园报亭边巡逻，看到有人读报，会抓起来判刑三年，说“你为什么如此关心时事，是不是盼望我们苏维埃政权垮台？”如果不读报，又会用“不关心国家大事，不热爱苏维埃政权”的罪名判刑三年。越境的中国人，只要发现是上过学的知识分子，必定处刑无疑。1937年大镇压时，中央肃反委员会给吉尔克斯加盟共和国下达了枪毙一万名知识分子的任务，当时吉尔吉斯才百把万人，文化落后，找不出几个知识分子，只好把小学教员，集体农庄会计，甚至售货员都当成知识分子抓去枪毙以凑数。赫鲁晓夫的施政宽松很多了，不过计划经济下的苏联每年抓多少罪犯，判刑多少人都预先订出了计划，还必须完成，所以冤狱还在继续制造中。我来到苏联后问及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都遭受过牢狱之灾。不过和中国相比，苏联不太追究人们的历史，没有一入狱便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阶级敌人，罪犯只要服完刑出狱了，社会上还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厂长还是当他的厂长，教员还是当他的教员，年青人一样上大学，服兵役，当军官。
老华侨中有一位姓李的沈阳人，进过伪满的士官学校，毕业后派到边境当伪满国军班长驻防，他不愿当日本鬼子的鹰犬，跑到苏联来了。一过黑龙江，苏联边防军司令部硬逼他承认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判刑十年，到北西伯利亚的克拉斯克州伐木头，释放后到了阿拉木图，娶了个朝鲜女人，还入了籍，在一家工厂当七级车工，技术很好，俄语也说的好。几天后是他六十岁的生日，我也携礼去祝贺了。那天，他妻子的朝鲜亲友去得很多，有人还是他在劳改营的朋友，也来自东北。老华侨去的也多，客厅里摆了两排桌子，吃的是朝鲜饭，简单得很，凉面，菜是土豆丝，不炒不煮，用开水一烫拌面条吃。还有朝鲜打糕，糯米饭发酵后蒸的糕，和我们老家的碗儿糕没有两样。中国人聚在一起话一说开就离不开中苏关系。中国老大爷们有的当了几十年苏联公民，议论起来还是向着中国，而几个朝鲜老头尽管说着满口东北腔的中国话，有的才拿上苏联护照，一动嘴即是“我们苏联”，“我们的勃列日涅夫”如何好，“你们的毛泽东”如何坏。
那些朝鲜老头子也和别的苏联人一样大骂赫鲁晓夫，说赫氏把苏联搞坏了，他们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殊不知朝鲜人能立下足来也是得自于赫先生开放的德政。当然他们对KGB是不赞美的，宴席上我有意识地让他们说了一些有关KGB的政治笑话，这里录下几则。
肃反委员会头子向斯大林请示：“下一批人在午饭前枪毙还是午饭后？”斯大林回答：“当然是午饭前，午饭得节约下来给流浪儿童吃。”
斯大林找来大作家肖洛霍夫，指示他：“肖洛霍夫同志!拜读大作《被开垦的处女地，十分欣赏，希望你接下去写续篇，主题是“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肖洛霍夫推辞：“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我现在身体不好，病多，只怕写不出来了。”斯大林说：“那没有关系，我马上派人把你送到我的故乡高加索去，在那里天天吃葡萄，一边休养一边写书。”肖洛霍夫再不能推辞了说：“对，我听您的吩咐。不过我得先回家和家人告别，如果您要求的书我写不出来，我和家人再见面的机会肯定不会再有了。
集体农庄庄员大会上，庄员伊万诺夫提出了一个问题：“香肠，奶酪，鸡蛋到哪里去了呢？接着休息了一会再开会，庄员希德诺夫说：“别的东西没有我不管，伊万诺夫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伊万诺夫提问题，立刻给契卡（肃反委员会简称）抓走了。
一个年青人在地铁列车对周围的人高声说政治笑话，说完后，他身边的一个中年人问他：“年青人，你知道你和地铁列车有什么区别吗？”青年人回答不知道，中年人从口袋里掏出KGB的红本子朝他亮了亮，说：“地铁列车还会在铁轨上前进，而你得跟我走了。”年青人听后笑了一下反问：“你知道你和我有什么区别？公民！中年人回答不知道。年青人也掏出红本子向他亮了亮说：“同志！我和你没有区别，”
牢房里关着三个犯人等待法庭判决，他们相互询问所犯案件。
“我辱骂了布哈林。”甲说：“因为布哈林是列宁的战友。”
“我赞扬了布哈林。”乙说：“因为布哈林是斯大林的敌人。”
“我本人就是布哈林。”丙说。
问题，赫鲁晓夫做到了些什么，又没有来得及做什么？
回答：他来得及把厕所和浴室併在一块，没有来得及把天花板和地板併在一块，来得及把党委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没与来得及把铁道部分成左轨部和右轨部；来得及在苏联垦荒而在美国收割粮食，来不及在月亮上种玉米；来得及给埃及总统纳赛尔发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来不及在以埃西奈战役后给他发胜利勋章（此战役埃及败得一塌糊涂）；来得及把斯大林的棺材从列宁墓搬走，来不及把空出来的铺位留给自己；来得及摧毁马林可夫—卡岗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反党集团，来不及摧毁勃列日涅夫、科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反党集团（这个集团打倒了赫氏）。
和老华侨来往的时间不长，又一次在市场上遇到了杨大爷，他对我说：“有人叫我们不要和你们这些新过来的年青人来往，你们中间很多人是给KGB干活的。”不知他指的“有人”指的是哪一方？在我们中间可真有叛徒和内奸，还不只一个两个。他说的很对，不要和他们来往。从此以后，在阿拉木图，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有上过老华侨们的门，见了面也敬而远之。不过，我后来真当了一位老华侨的女婿，帮老华侨们探病，送殡，写信，在大使馆办签证，换护照，照顾他们回国探亲，可真帮了他们不少忙。
1978年杨大爷去世，我去阿拉木图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他二女儿分配在北方寒冷地区的一个少年管教所当教员，还是独身。可爱的小女儿被一个哈萨克青年抛弃后，因失恋成了个女酒鬼。她在医院的药房工作，里面的酒精多得很。可敬又可怜的一家人呵！
有一个叫牛水的中国人（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二）
秋天到了，一天，我下午下班回来，躺在床上看书，天已经黑了，忽然一个同楼房的东干人来叫我，说宿舍外面有个中国人来找我。我一听高兴了，爬起来出门和他见面，见到一个穿黑色运动衣裤的年青人在门边等我。他介绍他名叫牛水，二十六七岁，看上去十分精干，善于词令。他说他也是“文革”中1968年逃过来的，在纺织厂做钳工。附近有间工人夜校，他在上这个学校，听同学说这栋新集体宿舍住进了个新来的中国人，下课后特地来看我。他也住在集体宿舍，离我住的宿舍只有一个街区，请我到他住的房间去玩。到了他的宿舍，见到和他同房的还有个纺织厂的工程师。牛水煮了大米饭，煎了香肠和鸡蛋来招待我。我们吃饭时不断有姑娘来找他，他的俄语说得好，不时逗得姑娘们哈哈大笑。我一边吃饭，一边听他滔滔不绝的“自我介绍”。
他原名余江红，牛水的姓名是KGB给他取的，俄名尤尼亚，安徽合肥人，KGB把他的籍贯也改了，成了青海西宁市。父亲在解放前当过法院院长，母亲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教员。1949年初他父亲去了台湾，没有人知道下落。他还有一个弟弟，母子三人过得非常艰难，靠在铁路边拾煤炭块过生活，划成分时把他家划了个城市贫民的好成分。母亲去世得早，他初中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从战士升到少尉，后来转业到新疆阿勒泰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边防农场当文化教员，画画，写标语，唱歌，跳舞，全都会。他的歌唱的好，也会拉胡琴，吹口琴。“文革”时期外调人员把他父亲是去台的国民党官员的老底子翻出来了，他就一下子由军垦战士变成为阶级敌人了，天天挨斗。他们团场的团长和政委也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常常一块被拉上斗争台。他们的农场到苏联边界只有五百米，他被斗得受不了了，1968年逃来了苏联。到苏联后，受到KGB的优待，也送到我住过的那家退休上校家里住过，所以从他口里我才知道了老房东的真实身份。他在纺织厂当钳工，修机器，晚上在工人夜校上学。第二天我也跟他上夜校，上的是六年级。一堂历史课，我一句也没听懂，一堂代数课又太浅了，用不着听，第二天我不去了，他也再没有去上学。
牛水只上一个白班，我则有两个班。上完白班不是他来找我就是我去找他，休息日也常在一起。异乡遇到中国同胞，命运和处境都差不多，他又健谈机灵，到处有熟人，俄语又说的好，处处能给我帮忙，我们一拍即合，成了好朋友。两个星期后，他说纺织厂的工资少，每月才能拿到一百卢布，想转到机械磨床厂干活，我带他去见车间主任，当场被接受干车工活。于是我们又成为同一车间干活的同事，他也搬到我住的集体宿舍同一间来往，原来的同房者搬走了，我们成了亲如兄弟的一家人，钱也合在一起用，由他支配，虽然我挣的多，他花的多。他要找姑娘玩，得穿漂亮些。第二年初我领了半个月的“十三号工资”后，给他买了一件罗马尼亚大衣和一套波兰西服。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十三号工资”。原来，在苏联，工人工作一年，如果不违犯纪律，在第二年初可多领一个月的工资，就叫“十三号工资”。中途退厂，没有干满一年的，仍可按比例得到部分“十三号工资”。
以后他碰到了中国人就表扬我：雷光汉是所有中国人中最好的一个，他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还爱中国，对朋友也从不计较。不过，以后的事实说明，我对牛水实在是用心太诚了，对他的感情也太实了，上了他的当。流亡半辈子，我上当受骗都是自己的中国同胞给我的，对外国人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戒心，倒没有受过他们多少害。
牛水交友广阔，信息灵通，关于KGB特工的许多信息都是他告诉我的，以后我在阿拉木图认识的中国人也全是他介绍的。他还详细告诉了自己来苏联后所经历的两樁大事。一件是1970年春天，也就是我刚逃来苏联的那一年，5月份，KGB派他回了中国两次，当间谍，到他原来所在的兵团农场策反。直接指挥他行动的便是少校米沙。米沙和几个苏军军官带着他到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边界线上，在苏联是东哈萨克斯坦州。他们住在苏方边界一侧的铁丝网附近的军用帐篷里，牛水也换上了苏联边防士兵的军服。天天到苏军瞭望台上观察中国一侧的动静，牛水说在瞭望台上可以把他工作过的农场看得清清楚楚，边防连队住的房舍，群众大会的场面，来往的车辆都一目了然。一直观察了三天三晚，然后在一个深夜里，他又换上了逃苏来时穿的中国衣服，拿上了KGB上司给的一笔人民币，穿过苏军打开了的铁丝网小洞，偷偷摸进中国国境。他悄悄跑到原来一个好朋友住房的窗下，敲玻璃叫醒了朋友，轻声告诉他：“苏联欢迎农场的人都过去，团长和政委想到苏联来也极表欢迎。苏联的直升飞机都飞到边界附近了，来接你们，你们准备一下，通知团长和政委，明天晚上我再来接，可不能错过机会呵”。说完，在院子里丢下三百元人民币，又跑回来了。第二天白天，苏军果然派了一架直升飞机，一直在边界上空盘旋。他上司又带着他到瞭望台上观察动静，见到几个农工在杀鸡宰羊，还举着宰杀了的鸡向直升飞机摇晃，KGB的军官们得意了。深夜里他又潜回中国国境，手里抓着一把沙子，躲进路边的墙框里。一会儿看到中国的武装民兵朝他走过来了，他马上把沙子撒在走在前面的一个民兵脸上，用百米短跑的冲刺速度逃过铁丝网。他把细节描述得惊险万状，还为自己的勇敢和机灵而得意，过后，KGB为奖赏他这一回冒险，带着他坐游艇在巴勒哈什湖转了一圈。我听了对他说：“你这步路走得太错了，我们是逃难来苏联的，目的是为了求生存，怎么能给KGB当特务，反对自己的祖国呢？”
第二件大事是他在阿拉木图认识了一个叫张联堂的混血乌鲁木齐人，张是苏共党员，是KGB派遣与中国人来往的代表，1988年到1989年在张的指挥下，几个中国人在阿拉木图组织了一个叫“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小组”的“反毛组织”。领导成员除张联堂外，还有牛水，王扶（亡夫）和刘万瑜。牛水还曾到江布尔发展成员，小组发展的很快，在阿拉木图的中国人很多都参加了，只有刘立中拒绝。在江布尔，卡拉干达等城市也有组员。王扶起草了宣言，还计划办报纸，派人到中国活动。不知道为什么组织很命短，一年后KGB下令把“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小组”给取缔了，没收了宣言，禁止他们活动。在对我的审查结束时，翻译撒沙也叮嘱我：“如果你遇到中国人要介绍你参加什么组织，一定要拒绝。”牛水还给我介绍了那名王扶。王是河南人，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原是《河南日报》的新闻记者，1967年跑来苏联的。这个人很懒，不想干活，一直想要进KGB当“干部”。原来和牛水在纺织二厂一块干活，后来到江布尔去了，在食堂工作，每月工资才七十卢布，常常要牛水给他寄钱花，是个没志气的人。“劳动人民革命小组”被取缔后不久，王扶在哈萨克斯坦失踪了，听说去了KGB设立的地下反华电台“救国电台”。牛水把王扶起草的“宣言”的照片给我看了，第一句是“民族主义分子毛泽东背判了中苏友好”，把“叛”写成为“判”，恶水一下涌到我嗓子上，去他妈的丢下了。又看他起草的“告华侨书”，开头是“当你们给小儿子递苹果时，给小女儿喂牛奶时”，应该如何如何，恶心十分。再读下文，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逻辑混乱，语气卑下，看来王扶此人品格十分低劣，文化最多只达到初中程度。我把他的大作的照片丢回给牛水，说：“这种小学生的汉奸作文我不看。”
其实，牛水和王扶是大哥二哥一路货，牛水也一直在给KGB拍马屁，想钻进去当个真正的KGB。
苏联的商品供应丰富，可是花色品种稀少。商店和市场里卖的水果除西瓜，甜瓜，苹果，石榴清甜可口外，只有酸得不能下咽的李子、梅子和粗糙得不能下咽的梨子，很少能买到桔子，橙子，大概在苏联解体前苏联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香蕉，荔枝和菠萝那种好吃的东西。快过新年时，忽然阿拉木图的水果店里来了一批阿富汗桔子，人们见了疯狂抢购，万头簇动，男人如不气壮如牛，女人如不凶猛似虎是挤不到柜台前面去的。我对牛水说桔子是我家乡大宗出产的水果，进疆后吃不到了。牛水说他去想办法，通过关系买几箱。果然在星期天他搬回了两箱桔子，有二十公斤，又大又红又甜，实在好吃。而牛水只留下一箱给中国朋友们吃，另一箱他要送礼给“上司”米沙。上供回来后兴冲冲地告诉我：“米沙接待我很客气，他老婆漂亮的很，是医生，也说一口中国话。我们在一起，尽回忆中国好吃的东西。”我在阿拉木图住了一年多，还没有听说有哪个中国人给KGB送过礼，也没有听说谁在KGB官员家中做过客，对牛水的这种做法我很不以为然。躲避他们还来不及呢？大概从此时开始，我已经进入KGB和牛水设下的圈套了，而同胞的亲情，流亡者的凄情，却迷了我的眼，糊了我的心，把牛水当作我最好的朋友。刘万瑜后来一直批评我是感情主义者，心肠太好，不改过来还会上当。他说的对，可是我到老也改不过来。唉，可怜的鲁直的土家汉子，可怜的百无一用的书生。
密友刘立中（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三）
认识牛水后的第二个星期天，他把刘万瑜叫来与我结识了。刘万瑜是我的湖南老乡，邵阳地区隆回县人，一口湘音，满口土话。他比我大几岁，中师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下子把农民送进灾难的深渊，他看不下去了，参加了一个叫“中国农民革命党”的地下组织，反对“人民公社”，教员也不当了，跑到湘黔边界的山区活动，“闹革命”。很快这个地下党给公安破获了，他锒铛入狱，曾四次被判处死刑，由于他本人拒不招认，证据不确凿，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后来判了十四年徒刑，关在洞庭湖边一个围湖造田的劳改农场劳改。在监狱里他经受过严刑拷打，身上到处留下了斑斑伤痕，胳膊上和手腕上被绳子和手铐勒成的伤痕成了一道道沟迹。
1967年，“文革”中，造反派到处夺权，砸烂公检法，他们劳改农场的领导层给打倒了，乱成一团，他逃出劳改农场，回到隆回家里，父母都死了，在舅父家过了一晚后离家到湘鄂交界地区流浪，准备逃苏。他能写毛笔字，春节期间在乡下给农民写春联，积存了一些钱，凑足了到新疆的路费。他还会刻图章，买了蜡纸，铁笔和钢板，油印，自己刻了邵阳市外贸公司的公章，盖在自己书写的到新疆霍尔果斯外贸公司出差的“公文”上。1969年春，他万里迢迢来到伊犁州中苏边界上的霍尔果斯口岸，大摇大摆地住进招待所，半夜后，居然成功越过边界到了苏联。他现在也在纺织厂当杂工，和牛水在一个车间干活。刘有高中文化水平，俄语也学的快，我们一起逛公园时他已经可以用俄语和苏联姑娘攀谈。刚来苏联时他自恃甚高，见人即称自己是政治流亡者，不是普通的中国人。但他的毛病也真不少，第一是爱嫖，几乎不择对象，只要是能搞上手的女人都搞，和他一起干活的清洁女工，集体宿舍的寡妇不少成了他的情妇，却没有一个上得了台面。一次我们到一个苹果园去玩，有几位俄罗斯姑娘光着大腿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牛水和他打赌，说：“刘万瑜，你有本事把手放到一个姑娘的大腿上，我输给你一瓶酒。”刘没有回二话就跑到姑娘们的身边了，厚着脸皮和他们嘻嘻哈哈，不到二十分钟，他的手就搁到一位姑娘的大腿上了。第二是爱喝，喝醉了酒还爱发酒疯。第三是爱吹牛，一次跑到阿拉木图东郊的铁素尔干农场召集全农场的中国居民开会，一口气做了四个小时的报告，大言要联合苏联，联合美国，联合台湾，组织几千人的队伍打回中国去。
有次他在我的房间睡觉，两人对床夜话，他说：“我从湖南出走时最后一晚住在舅父家，临别时给舅父写了一首诗：“一帆风雨路三千，把爹娘骨肉齐抛闪，儿去了，莫思念。”我听了大笑：“刘万瑜，你别吹牛了，这是《红楼梦》十二金钗曲里写探春的一首，是悲叹探春远嫁的，我可是本中国文史词典，这方面你最好还是退避三舍。”不过这个人重友情，不耍奸，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没有闹过摩擦。刘万瑜告诉我他有一个叫刘立中的本家叔叔，很有学问，是1964年逃来苏联的，也住在阿拉木图。几天后，他请刘立中来我住的宿舍和我认识了
刘立中是我流亡外国生活中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是中国流亡者中最好的人之一，是一位值得用大写书写姓名的人。我们认识后不久，他的工厂给他分配了住宅，在阿拉木图“高尔基文化与休息公园”前的三八大街上，小小的两间平房，陈旧已极，还生煤炉子取暖。不过房前有个小小的樱桃园，周围环境清净，夏天室内十分凉爽，我常在他家过夜。在我决定再一次逃亡后，除了他以外，和所有中国人都断绝了来往。他是我能说心里话，同气相应，同声相求的密友，是流亡者中我再没有见到过的有学识，正直，善良，用全心热爱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亲如兄弟相交长达九年。他心脏病发作猝死后，也是我远赴阿拉木图给他办完后事的。
刘立中是湖南邵阳的世家子弟，出生在木版年画之乡滩头镇。外祖父和几个舅父是吾湘商界都有名气的人，一个舅父还是留学日本的造纸专家。他父亲参加过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统一西北后，被派到甘肃某县当田粮处主任。抗战胜利后，他父亲不满官场黑暗，弃官从商，到迪化（乌鲁木齐）做生意。所以，立中对清末新疆建省后从刘锦棠，袁大化，杨增新，盛世才到陶峙岳的新疆军政界的历史掌故十分熟悉。抗战时他从迪化高中毕业到了重庆，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话剧，不久投笔从戎，抗日报国，进入了军校，毕业后一直在国军部队里当军需。抗日胜利后部队开到新疆喀什，他升成中校，成了某骑兵旅的军需主任。他在喀什结了婚，妻子也是湖南人，是左宗棠西征留下的湘军军官的孙女，喀什市一位最有名的中医的千金。刘立中是位十分聪明，多才多艺的能人，能写诗填词，会谱曲，吹拉弹唱样样都能，唱京剧老生和川剧老生都有登台的水平，华尔滋，探戈，迪斯科舞也样样跳得好，同时还打得一手好乒乓球，是新疆乌苏县和哈萨克斯坦柯吉达夫市的乒乓球单打冠军。能说普通话，湘中话，上海话，四川话和广东话，英语和俄语也都说的好。四十多岁到苏联后，还学会了滑冰和滑雪。
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随陶峙岳起义投向解放军，整编中被编遣下来，携妻女回迪化做生意，在迪化—上海—一线跑单帮。1952年以后，生意做不成了，参加工作到乌苏县木材公司做了会计。他说1949年上半年携妻子到了广州，还拿出他们夫妻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前拍的照片给我看了，想走香港。坐轮船到了珠江口，登上虎门炮台朝大海一望，深感一去海天渺茫，返家无望，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中国，妻子也舍不得新疆的故乡，又返回新疆了。1958年“大跃进”时，还有一个“反右派”后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立中既不是“右派分子”，也没有经济问题，但对他那样既有头脑，经历又丰富的人，共产党又非打击不行，找不到理由判他的刑，只好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先是抓进监狱关了几个月，再押送到塔城劳改队榨油厂做苦力。和他一起劳改的有塔城的蒙古族女王爷乔亲王，有一个有名气的画家，还有一名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的北大人，罪名是1956年波匈事件后他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普拉的讲话从人民日报上剪下来贴到了自己的日记本上，同情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刘立中超期服完劳教刑期出狱后回到乌苏，木材公司已把他除名了。回到乌鲁木齐他父亲家，才知道妻子已经改嫁给一个解放军小军官，小女儿也掉水淹死了，家破人亡，无安身之处。他父亲叫他到西安妹妹家当男保姆，照看外甥。他妹妹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也是多才多艺的，1948年在兰州主演话剧《野玫瑰》，轰动全城。妹夫是从越南西贡回来的归国华侨，夫妇两人都在西安市人民银行工作，妹夫还是个科长。到了西安，他落不上户口，没有户口便没有粮票，便生活无门，只得又返回新疆，才下决心从塔城穿越边境来苏联寻找活路，终于在1964年顺利地逃到了苏联。在向塔城出走的途中，遇到了一起劳改的名画家，画家看见他往西走，什么都明白了，说：“我心里明白，你要到大鼻子那边去。但我绝不走，绝不离开中国，我要和他们干到底。”刘立中说从1962年五六月份伊塔边民外逃后，在中国的压力下，苏方关闭了边界，几乎不再接受中国逃民。1964年也只接受了从中国逃来的一个人和一家，一个人就是他刘立中，原因是他曾有官居中校的辉煌历史；一家人是指周姓解放军军官，当过上尉连长，转业后分配到新疆，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人逃到苏联来了，住在齐木肯特市。周某也是有特殊身份的，我认识的住在齐木肯特的一些中国朋友都骂他。
立中先被送到北哈萨克斯坦小城柯吉达夫一家小工厂当钳工，一干四年，拿到苏联护照后有了迁徙的自由，搬到阿拉木图住了，也在一家机械制造厂当钳工。他是技术相当熟练的工人，工作之余还制造了一些中国式的菜刀，拿到市场后一抢而光，还是十卢布一把。由于原来的英文基础雄厚，他的俄文学得很快，发音也准确，能读能写。立中是1924年出生的，四十岁后逃到苏联，原妻改嫁后他没有结婚，独身生活着。离他而去的结发妻子是高水平妇女，曾经沧海难为水么。不过主动找上门来的苏联女人是不少的，我亲眼看到了好几个，有的还是只有三十多岁中年淑女，风姿卓然的。
立中对苏联社会认识得极为深刻，一见面他就告诉我：这个社会男盗女娼，官贪民罪，已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对苏联决不能抱任何幻想。他对于从沙皇到苏联的俄国佬一笔笔的侵华帐都记在心底，还因为是苏军预备役士兵，每年都要集训，对苏联当前的侵华打算也了然于胸。他对我说：“这个国家是真正的虎狼之国，中国人除了同它对着干外再无选择。我拥护毛泽东的反苏政策。”他当了苏联公民，只是年老了，图一点自由方便，心里却是至死也爱我中华的，比绝大部分留苏华侨都要爱国。他多次叮嘱我不要对苏联存一丝幻想，并口述清宗室敦诚，敦敏兄弟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诗：“劝君莫唱弹铗歌，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莫如著书黄叶村。”接着笑着说，在苏联可著书的黄叶村是没有的，能干活的工厂却是多的很。共产党也真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奇迹，其实社会主义各国欧亚大地，占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找不出哪怕是零点零几平方公里可以避秦的世外桃源。我们常常一起泪眼相对，联床夜话通宵，在悲叹家国同运之余，起身一起引亢高歌，唱《苏武牧羊》，唱《秋水伊人》，唱《南屏晚钟》，也有时挑灯联句，我笔记了好几首五言，七言的联句诗，可惜在辗转流浪中丢失了。一次他突然发问：“光汉，我们还有回到中国的一天吗？”我接着吟出了《李陵答苏武书》中的几句回答他：“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人有言，虽忠不烈……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他听后，一下抱着我号啕大哭了。我们都有中国老知识分子没落的尸居余气，虽慷慨满腹，对世事指划了了，却没有聪明和勇气，为国家民族，为社会做点实事的能力，也就是经纶满口而无鸡鸣狗盗之一技。可惜立中兄过世得太早了，没有看到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复兴，没有能看到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他也没有能读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他和查先生（金庸本姓）是同龄人，同样会写诗填词，同样究史穷经，同样全身充满豪气，侠气，义气，才气，书生气和爱国正气，每当读金庸的小说，我就会想起立中。
立中兄的男中音有独唱水平，常常歌以明志，每当他提及委屈求安入籍苏联时，就唱《苏武牧羊》中两句：“心存汉社稷，牦落犹未还。”他还会谱曲。1971年五一节，我们几个人到阿拉木图北郊著名的米德俄高山冰场游玩，登上了那里天山峰之顶，极目东望，白云深处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扑面的春风也是从东方吹来的。正好前一天晚上我住在立中家，听澳大利亚电台的中文广播，正播送台湾的长篇小说《岸那边来的人》，里面有句叫人热血沸腾的话：“祖国有如慈母，她随时会张开温暖的臂膀，拥抱从海外归来的儿女们。”我们呢？我们的祖国什么时候才会张开臂膀让我们飞回她的怀抱中？哀思连连，当场我写下了《流亡者之歌》的歌词，请立中谱曲。几天后，他用简谱把歌谱出来了，唱给我听，声如金石，曲调低沉而悲愤。可惜我五音不全，没有学会这首艺术歌曲，曲调也丢了，歌词还能回忆起来：
我只身流浪天涯
天涯有尽头，就是没有家。
哪里是我的家？
天山的白雪，四野的黑土黄沙，
我声声呼唤，
谁也不回答。
我家在我的中华
八百里洞庭水，武陵山开桐花
哪里是我的家？
少年的同伴，白发的妈妈！
人道归来好，
我能归去吗？
我只身流浪天涯，
海角天涯无我家！
我家在中华，在中华！
立中兄在新疆生活的时间长，和各阶层人物都有交往，岳父是左宗棠湘军的后人；包尔汉的一个姓李的汉族秘书，人称新疆大才子的，是他的朋友；他和蒙古族乔亲王一道劳改过（乔亲王的丈夫是国民政府的塔城专员，解放后被枪毙了。她本人先被判死刑，后改无期徒刑，又由无期变成有期，有期变成提前释放，由劳改释放变成共产党的统战对象），经历了几十年新疆的时局变化，耳闻目睹了新疆建省以来的各种事件和许多史书，连杨增新的《补过斋文集》也读过。可以说他是一本新疆掌故活词典，不管是刘锦棠，袁大化，李辅黄，冯特名，广福，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陶峙岳，王震，王恩茂历代汉蒙族军政大员，还是艾沙，尧乐博士，乌斯曼等各维族、哈族受中央委任的军政首脑的事迹，谈起来都如数家珍。他说刘锦棠在新疆叛乱平定后亲近维吾尔族上层人士而稳定了新疆大局，袁大化用神道设教平定迪化兵变，都叫人敬佩。特别是杨增新，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者。辛亥革命后他在新疆掌政于危难之际，关内是军阀混战，外部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中亚内战，几万苏俄红军对我虎视眈眈。几万沙俄白军和难民涌进新疆，在俄国人挑动下外蒙的活佛又闹独立。在如此十分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在得不到中国中央政府任何军事和财政支援的情况下，杨增新临乱不惊，对内团结新疆各民族各阶层，信任维吾尔族同胞，稳定了局面；对外与沙俄，苏俄当局打交道，不卑不亢。白俄军队入境后立即解除其武装，集中安置；给俄国难民分配草场田土，使其能安居乐业，在岌岌可危中保住了我国这片大好河山。特别是当时的阿山地区，即今日的阿勒泰专区不是新疆管辖的，而由北京派出的外蒙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一得知外蒙要独立，杨虽无力去外蒙平乱，但是毅然进兵阿山，将其收归新疆，保住了国家大片河山。杨增新的治疆事迹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可惜他执政不多年便被奸人刺杀了，否则的话，新疆不会有后来的金树仁荒政，盛世才分裂和苏联染指，也不会有所谓“三区革命”的分裂和血洗汉族人民。杨氏遇害后，新疆人民一直怀念他，维吾尔老人常回忆：“我们在杨将军时代把好日子过下了。”立中兄每谈到杨增新的治疆方略和事迹，常潸然泪下。
自从六十年代以后，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侮辱我中华民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苏联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人人都要当兵，退役后到五十岁为止还要服预备役，每年都要集中受军训，凡是从中国过来后来成为苏联预备役官兵的都集中在一起受反华训练，一些维吾尔人明目张胆地在军营里高叫新疆是苏联的领土，立中兄和一些汉族人起来反驳：“新疆是中国的领土，苏联政府也是承认的。”不过，有一个1962年跑过来的姓龙的长沙人，也是KGB封的预备役军官，出来劝阻中国的保卫者说：“你们别和他们争了，新疆划归苏联了，对我们有利，因为我们也是苏联公民。”
有一次哈萨克电影制片厂拍的新片《阿特曼的末日》，开映前报纸上万般吹捧，被评为当年全苏最优秀片子，据称还在某国际电影展览上得了奖。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伊宁市，一个叫阿特曼的白俄军队将官带着俄军逃到中国，成了伊犁的武装占领者，威胁着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政权。苏联肃反委员会派了个哈萨克人特工化装成白俄军官潜入中国，刺杀了阿特曼，瓦解了他的白俄部队。故事全是杜撰的，影片自始至终都把中国人表演得十分不堪。在伊宁市大街上，到处是脏污，穷人鹄衣百结，富人们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袍马褂，后脑拖着大辫子，都抽鸦片。白俄官兵个个威风凛凛，手持皮鞭，任意抽打中国人，那名哈萨克特工更是百般威武，万般机智，中国人见了他都对他点头鞠躬。我看着看着，怒火中烧，愤然中途退场，还有意使劲用皮鞋蹬地板，叫全场人都知道。电影院看门的是位维吾尔女人，她问我为什么不把电影看完，我回答说电影全是谎话，她立刻表示同意，说“我也是新疆来的，我知道电影是不真实的。”
这个电影的导演是朝鲜人，每当苏联反华，朝鲜人总是当先锋。对我的举动，刘立中赞同，牛水却不以为然。我知道的历史真实是，1911年中华民国一建立，政府立即下令剪辫子。沙俄军队一进入中国，中国军队马上按国际惯例把他们缴械集中，然后遣散安置。为了不使他们为非作歹，一部分俄军还被送到甘肃敦煌看管。俄国人在石窟里烧火做饭，打架斗殴，破坏了我宝贵的文物。看了这个电影，我深知苏联政府说的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全是假的，我恨死了电影的编剧，演员，特别是那个高丽棒子导演。为这部电影，在特工沃洛加约我见面时我和他大大地辩论了一番，我根据历史事实力斥电影之非。他辩不过我，只好说“电影是要吸引观众的，需要制造一些新奇的事物。”我说“你们用侮辱中国人来制造新奇吗？”他也没有生气，还说：“我们也尊重有民族气节的人，看不起软骨头。”说到电影，苏联却也拍了不少好片子，他们拍的描述革命前穷人生活的电影，也把工人和农奴们演的神采奕奕，虎虎有生气。不像我国解放后拍的电影，凡是演解放前的穷人的，个个蓬头垢面，鹄衣百结，神态萎靡，一付可怜相。好像把旧社会演得越坏，才能衬托出新社会越好。殊不知这是自己在侮辱自己的民族形象，给自己脸上抹黑，还能埋怨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吗？面对《阿特曼的末日》这部侮辱中国人的电影，我这个流亡者是抗议过的，不知中国大使馆作了什么表示？现在，昔日强大的苏联已经是昨日黄花了，那个奴才朝鲜人导演还活着吗？他当不成奴才了，中国又崛起了，他有何感想呢？
一次我和立中兄在他住宅街道的林荫道散步，遇到一个手持拐杖白发苍苍的俄罗斯老头也在蹒跚地散步。立中兄立即指着他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列斯肯，三区事件时民族军的总司令，杀汉人的屠夫。”原来他就是列斯肯啊，俄罗斯殖民魔鬼，中华民族的仇敌，真想上去踢他几脚。列斯肯原是苏联的上校特工头子，1944年斯大林派他率领一批苏籍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里面有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进入新疆，在伊犁，塔城，阿勒泰挑动少数民族叛乱，他当了叛军的总指挥，把上述三个地区的汉族居民几乎杀光了，搞了个分裂中国的苏联殖民政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又利用外交斗争，把东土尔其斯坦灭掉了。解放军进入新疆后，把“三区民族军”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列斯肯当了军长，新疆党政领导人王震将军把他软禁起来，以后撵回苏联。回到苏联后，列斯肯仍然恶性不改，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外交官勾结，大量向中国走私猎枪，赚取暴利。因分赃不均，KGB把他抓起来，法院判了他的刑。出狱后在阿拉木图养老，是立中兄的邻居，其住宅是一栋很漂亮的二层花园小洋楼。
牛水又带我去见了他的安徽老乡夏霆。夏霆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共的元老。我到他家和他一见面，他立刻拿起摆在桌上的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合拍的照片给我看，还一边申明：“昨日的朋友，今日的敌人。”他不厌其烦的介绍自己的历史：他出身于安徽的名门望族，长兄夏雷是五四运动时的健将。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和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李富春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学外交。年青时他英俊潇洒，南洋巨商，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看中了他，要把女儿嫁给他，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革命，他拒绝了这门亲事。他就这么吹，只是我不知道，陈老先生有没有女儿？夏说他加入中共后和周恩来编在一个小组，领导他们活动的是后来的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他还听过法共《人道报》的创始人，著名马克思主义煽动家若累斯的演讲。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件后，巴黎召开工人大会声援中共，他和冀朝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外贸部副部长）在大会上发表讲演，冀说英语，他说法语，大出风头。他还突击学会了德语，带着他新婚的法国妻子到德国搞工人运动。三十年代，被共产国际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王明，王稼祥，张闻天都是朋友。他的法语和俄语都说得好，夏还说张闻天和他的俄罗斯妻子谈恋爱，他帮了大忙。1950年张闻天当了中国驻苏大使，夏写信要张帮助他返回中国，张给回了信，写道：“你现在是苏联公民，苏共党员，用不着回中国了。”谈起这些事，夏霆忿忿不平：“张闻天这个人真不够朋友，他搞女人我帮忙，我要回国他却甩手不理。”原来苏联远东的中国侨民很多，海参崴的中国居民数量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居民。苏共把夏霆从共产国际调过来。把他的党的关系由中共转到苏共，又叫他加入苏籍，之后派他到海参崴的中国人中当暗探，公开职务是海参崴中国京戏院的经理。在斯大林镇压托洛茨基派时，还曾打算派他到上海当特工，用开商店作掩护，暗杀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1937年斯大林在远东一举扫光中国人时，他也没有逃过关，关进了西伯利亚大森林里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管澡堂，和他的俄国妻子结了婚，其实他妻子才十七岁，是以小偷的罪名关进劳改营的。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苏籍中国将军，当过红军旅长，才二十几岁，山东人。那位中国红军将军单独住一栋小房，没有服苦役，大嫖劳改营里的女犯，得花柳病死掉了。苏德战争结束后夏霆被释放了，住在阿拉木图。穷愁潦倒，衣食也混不周全。当时中华民国在阿拉木图设有领事馆，领事是他的安徽老乡，和夏霆认识了，常常周济他，夏霆一下子又给苏联的政治保卫局（KGB前身）盯上了，又一次抓进集中营，赫鲁晓夫上台后才放出来。出狱后夏霆恢复了苏共党籍，据说还一度派到北高加索某地当过区委书记。他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回中国，1954年得到批准带着妻子儿子返回中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亲自接待了他，派他到国务院农业部对外联络局当副局长，工作内容是管部里的三个苏联专家。1956年中共八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他参加了接待工作，还负责接待法共代表团团长杜克洛到上海、广州参观，一路上两人大喝茅台酒。1959年开始三年中国大饥荒，中共和苏共的分裂也一天天公开化，他在中国又呆不住了，先把妻子和儿子送回苏联，安顿在阿拉木图，1960年自己离开中国共产党回来当苏联共产党了。他说中共中央想留着他，帅孟奇找他谈话，允许他如果不回苏联就提升他当外交部副部长或文化部副部长。这点我不相信，他除了俄语说得好和会吹牛外，不见得有什么学问，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还不如我，说起话来也常常语无伦次。重返苏联后，阿拉木图当局征求他对工作分配的意见，他回答“凭我的资历和水平可以当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当然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只给他安排了一个餐厅的前台主任，连经理都没有当上。和他谈话中我觉察到夏霆虽然已年过六十七岁，官瘾还真不小，时时不忘表达他对苏共的忠诚和对中国的敌忾，想混个大点的官当当。还想入非非，在苏联搞反华组织，出中文报纸，要由他领头。还不以为耻地说：“KGB忌我得很，不让我进去主持中国部门的工作，因为我的资历和水平都比他们的领导人高，我一去会把他们压下来。”我去了他家几次，见到他们老夫妇的日子实在混得不像个样子。他妻子叫卡捷琳娜，五十岁了，徐娘已老而风韵犹存，她从来没工作过，也就没有养老金，只好他自己退休了还得工作，工资和养老金加在一起也才一百多卢布。和前面记述过的原伊犁州州长贾和达家一样，家徒四壁，只有两张钢丝床，桌子，椅子和长沙发，既无壁柜，也无地毯。特别可悲的是，独生儿子在上大学时在流氓斗殴中被打死了，警察局也没给破案。两个孤老，凄然寂然。我每次去他家都带点香肠，熟肉，苹果之类的礼品，他妻子十分高兴。和我们几个中国人来往不到两个月，夏霆动脑子了，声称哪天是自己生日，哪天是妻子五十大寿，哪天是他们结婚的银婚纪念，还有他加入共产党五十年纪念，要我出面请中国人去祝贺，请刘立中掌勺做饭，自带鱼、肉和蔬菜。当然祝贺要送钱，送礼。我们给他们夫妇分别祝了寿，我，刘立中牛水等人每人给送了十卢布贺金后，再不登他的门了。真没有想到，中共建党时期的老党员，国人很为尊敬的留法勤工俭学人物，中央局级高干，会投机如此，下贱如此，为什么中共元老级人物也如此没有骨气呢？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维埃政权效劳了几十年之如夏霆那样的人还落得如此下场，何况我等小小流亡者。从此我常以夏霆的晚景为戒，决不给KGB利用，绝不当苏联奴才。
有熟悉夏霆老底的老华侨还告诉我一些夏霆无法吹嘘的事。1954年夏霆回北京当了官，一些认识他的旅苏华侨回国探亲时便去投奔他，倒卖从苏联走私的羚羊角，熊掌等贵重中药材，被中国政府发现了，给了他严重警告，如此这般，他才无法再在中国混下去的。听说夏霆活到1985年才去世，几个在阿拉木图的中国人帮忙安葬了他。
牛水又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小青年林辰。林说他是河南洛阳人，原来家境很好，父辈和兄辈都是读书人。抗战时八路军皮定军将军率部队到洛阳地区活动，他的姑母和堂兄都加入共产党跟皮定军干革命去了。解放后姑母当了中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姑父是某部部长，堂兄当了《河南日报》的编辑（1958年成了“右派分子”）。家里人都参加革命了，没有劳动力，只好把土地租出去给别人种，土改时却划成了地主。“文革”开始他上初中，被作为地主的狗崽子，天天挨斗，只好从洛阳出走到了新疆，流浪到南疆阿克苏，生活无着，公安局又天天抓盲流。1969年他再次出走，孤身一人翻越天山，饿了用搪瓷缸子煮蘑菇吃，从察布察尔县境偷越边境到了苏联。先送到我后来的流放地北哈萨克斯坦柯吉达夫州“金色的田野”农场放羊，一年前调到阿拉木图，在建筑队做工，我们叫他小林。
小林是我们几个流亡分子中最年青的，却城府最深，沉默寡言，从不对人说心里话。冬天来了，建筑队在室外工作，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我可怜他，帮他转到了我干活的车间做工，我们三个中国人——我、牛水、小林就都在一个工厂了。牛水离开阿拉木图后，他搬来和我同室而居，一起做饭吃，分担生活费用。他生活节俭，会过日子，存了不少钱。我在乡下农场里玩，认识了一位甘肃老乡，1962年来苏联的，在乡下种洋葱，有一个十八岁的大女儿，刚中学毕业，叫菲亚。我把小林介绍给了菲亚，不久他们结婚了，一年后生了个儿子。当时我不知道KGB早已看中了小林，把他当候补间谍重点培养。1972年哈萨克斯坦西部建立了一个新州，叫土尔加依，州里有个农场，集中了许多新逃过来的中国人，小林被派到那里开康拜因，当坐探。1978年他回到阿拉木图和妻子团聚了，买了栋小平房。不久失踪了，抛妻弃子，他被KGB派到中国当间谍，有人说还是先到越南，混进被越南政府驱赶的中国难侨中入境的。随即菲亚宣布和他离婚，改嫁给了徐英斌。我心里十分难过，总觉得对不起菲亚的爸爸，给他找了个苏联特务当女婿，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大一件坏事。1981年小林又重新出现在阿拉木图市，在市中央百货大楼前照相，还买了栋花园洋房。有人说KGB很看重他，他一进入中国便给抓住了，过了好些年，是苏联政府出面用交换间谍的办法把他要了回来，花了本钱的。回到阿拉木图后，中国人都对他嗤之以鼻，无人和他来往，除了几个狗腿子外。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苏联解体后他又发起来了，这是后话。
张联堂是阿拉木图中国人圈子中最活跃的人士，也是牛水介绍我认识的。他是中俄混血人，乌鲁木齐第一高中毕业，和徐英斌（就是我在霍城一中的同事，教俄语的）是同班同学。1958年“大跃进”时随父母“返国”到了苏联。他说那时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远比不上新疆，他一踏上苏联土地便想回中国，给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写信，但使馆拒绝了他的请求。只好改了姓名，自报为俄罗斯族，但他的姓却是乌克兰的。妻子叫罗扎，土生土长的阿拉木图混血中国女人，其母是鞑靼族。她没有去过中国，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却炒得一手地道的中国菜，会做十几个花色，是她父亲教的。她父亲当过厨师。罗扎对中国同胞十分亲热，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张联堂在科学院汽车队开面包车，共产党员，工会委员，政治积极分子，KGB的编外工作人员，也是昙花一现的“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小组”的领导成员，凡是新到阿拉木图的中国人他都主动结交，请到家里吃中国饭，有事热心帮忙。中国人家里有红白喜事，他都会开着面包车去帮忙，埋葬刘立中兄时是他出的车。我在阿拉木图坐牢出狱和流放北方后来阿拉木图休假，他都邀请老朋友们在他家与我聚会，说话也坦诚。张不是个坏人，虽然在中国人中打探消息，但没有听说过他出卖过或暗害过别人。当然，张联堂的国籍和民族成分都变了，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在一起谈话时凡涉及中苏争斗的是非，我们就各自紧守自己的防线，他总是维护苏联和“老勃头”（我和刘立中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勃烈日诺夫的谑称）。张的岳父在中心市场有个专卖颜料的小货亭，有个星期天我去逛市场，看到张正和他岳父在货亭边说话，我上去打招呼，站在一块说了会闲话，被和我在同一车间干活的一个哈萨克工人看到了。第二天下午休息时这位工人跑到我身边来告诉我：“我认识你的那位朋友。1969年我在部队服役，在谢米巴拉金斯克和中国人打仗（即苏军挑起的塔城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吃了亏，死伤不少），我们抓了两名中国俘虏，审讯战俘时你那位朋友当翻译，我在门边站岗。两个中国战俘都很勇敢，斥责我们的军官说“我们是战俘，你们要按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来对待我们，为什么把我们当犯人般审问？”还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不回答任何问题，特别是大骂你这位朋友是卖国贼。我听了他的叙述十分激动，勇敢的中国军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什么时候都怀着真诚的敬意。在珍宝岛之战中苏军吃了败仗，就策划在新疆边界上制造事端，报复中国，在侵入塔城中国边界之前作了充分准备，在苏军向中国阵地开火前一个月，贾和达等一些新疆的前民族官员都在边界集中了。大概是看到中国军队不好惹吧，克里姆林宫才没有把事态扩大。
1971年的旧暦除夕之夜是在张联堂家里度过的，他请了包括刘立中和我在内的六个中国人，罗扎炒了一大桌中国菜，好吃极了。可惜宴会只进了一半便给打断了，大家不欢而散，事情是由一个叫赵玛雅的中国女人引起的。正在大家谈笑风生，大吃二喝时，徐英斌夫妇和赵玛雅来张家贺节了。徐英斌的妻子是库尔德人。我是第一次见到赵玛雅，一身黑色礼服，打扮得雍容华贵，满口俄语，还指名要我唱歌。也不知怎地，我不愿意与她搭腔，到走廊抽烟去了。刘万瑜可是个见不得女人的人，一见到赵玛雅，就神不守舍，坐到她身边问东问西，嬉皮笑脸，亲热得不得了，真叫人难堪。刘立中对我叹道：“我的这位贤侄呀！”我接着说：“我们回家吧。”刘万瑜一听到好像不给他面子了，一下子拍桌而起，指着我大骂：“雷光汉，你太没有礼貌了，我发誓再不和你一起做客。”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我和刘立中，牛水先告别主人走了。
后来徐英斌给我详尽地介绍了赵玛雅，她是北京人，说一口地道的京腔，祖父是清宫的御医。我怀疑她是旗人的后代，因为她不论长相和说话的腔调都像旗人。1959年她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维吾尔语系毕业，和本院的一个新疆去的塔塔尔族（即鞑鞑）人结婚了，一起到新疆大学教书。她丈夫有苏联国籍，1961年夫妻带着两个儿子返国，在霍尔果斯海关排队出关时，公安局突然把她丈夫逮捕了，说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失去了丈夫，她仍然带着两个孩子到了苏联，并且把姓名和民族成分都改成了鞑族。在纺织厂做会计，KGB常利用她施美女计勾搭一些新过来的中国人，其中之一有安洋。不久，赵玛雅应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去了，成了专业的反华吹鼓手。
写到张联堂，我又要为在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地有着相当数目的中俄混血人来花点笔墨了。在东北和新疆，俗称中俄混血人为“二转子”。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排他性是十分强烈的，凡是外国移民都有特嫌。俄罗斯人又十分骄傲蛮横，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民族，是苏联社会的统治者，俄罗斯的标准和利益是判断世界一切事物的是非界线。中俄混血人大部分都随了母系，自称俄罗斯族，包括乌克兰人，波兰人，鞑靼人母亲所生的子女。除了部分嫁给中国人的混血女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外，其他的都在中国父亲去世后和中国完全脱离了关系。从中国移民来的混血人也只有少数保留了中国姓名和族籍。原住远东的老华侨娶犹太人为妻的很多，中犹混血儿一般都保留了中国姓名和族籍，因为犹太人在苏联社会上也名声不大好。中俄混血儿虽然自称俄罗斯人，可又长得不大像俄人，黑头发，皮肤也不太白，遇到了不明内情的苏联人时称自己是乌克兰人，因为乌克兰人黑头发的多，皮肤也发黑。尽管姓名和族籍都改变了，混血人，特别是中国移民来的混血人还是受歧视，很难打进主流社会，也难找到体力劳动之外的工作。不过他们都聪明，勤劳，能干，日子过得还不错。他们的处境矛盾得很，和苏联人一起时拥护苏联骂中国，和中国人一起时又大骂“老毛子”（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贬称）。我在阿拉木图认识了另外两位混血同胞，一位姓蒋，他一和中国人在一起时即发表声明：“解放军一打到阿拉木图，我就脱下西服换上中山装，到大街上去高喊毛主席万岁。”另一位一见到中国过来的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便讽刺他们：“你们不是仇恨中国，拥护苏联吗？老毛子要你们吃猪肉。”因为苏联没有穆斯林食堂，家家食堂卖猪肉菜，香肠也是猪牛羊肉混在一起灌的。穆斯林当了兵，不吃猪肉会挨饿。一些维族人和东干人向KGB告密，KGB把他抓起来关到疯人院了。
本书开头提到的我在霍城中学教书时的同事徐英斌，现在才介绍他，因为我是最晚遇到他的。冬天了，天下着小雪，我去宿舍后面的食品店买吃食，在商店门前见到了他，一下子两人惊喜莫名。他高兴地说：“老雷，我种了大半年洋葱，夏天KGB派人到乡下我种葱的地头上来调查你，知道你也逃到苏联了。刚把葱卖完回城要找你，又不知道你住的地方。”徐英斌从小会说俄语，反而说起中国话来带外国腔，也崇拜苏联，是出了名的亲苏分子。原来对苏联存有十分的幻想，以为逃苏后会受到优待，还梦想去莫斯科卢蒙巴国际大学上学。谁知道1962年五月某天一踏上苏联土地，和他的未婚妻子帕提曼一起拉到像中国盲流收容所一样的地方集中起来，再送到一个偏僻的农场学开拖拉机。帕提曼找到了她早已“回国”的哥哥和嫂子，和徐以夫妻身分住到了哥嫂家，徐则冒充回族。但徐英斌对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和生活规矩全不知道，很快露出馅来了，帕提曼的哥嫂把他撵出了家，还逼着帕提曼把她和徐英斌怀的孩子打胎了，改嫁了一个自己人。他走投无路，又只好回到难民营，学会了开拖拉机和汽车，在农场干活。除了不开会，不搞阶级斗争，肚子能吃饱外，苏联的农场别的条件也不比中国强。1965年前赫鲁晓夫掌政时期，中国人有行动，迁徙的自由，徐英斌离开了农场，先到一个地质队干活，在哈萨克斯坦的荒漠大地上跑了不少地方。后来读报纸，知道在江布尔州卡拉道乌发现了大磷矿，那里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他又风风火火跑到卡拉道乌共青团委员会，要求投身到沸腾的共产主义建设工地去。共青团市委会介绍他到矿区开运矿石的大卡车，干得不错，工资也高。谁知又好景不长，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被勃烈日涅夫逼宫下了台。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下命令要严密控制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新的建设工地、工厂、矿山一律不准中国人干活。卡拉道乌的警察把他撵走了。他又到阿拉木图东郊的“东方朝霞”东干村落了户口，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找到了一个开越野车的话，每天接送到天山采集植物标本的考察队员。在城里没有地方住，同一个卖啤酒的库尔德女人同居了。他的维吾尔话说得好，库尔德语和维语差不了多少，还会说俄语。后来他和几个中国人到乡下向农场包地种洋葱，运气好能挣大钱。他还拿着无国籍护照，把姓名都改成俄罗斯的了，冒充是俄国妈妈生的孩子。我听了他的自述后失笑了，说：“伊犁流传说你在苏联当了大特务呢？”他也哈哈大笑回答：“我在收集关于苏联大葱的情报，在地上数苏联的大葱呢！”他说这年苏联进口了大批保加利亚洋葱，他们种的葱虽然收成好，但卖不出去，没有挣上钱。他把我带回家，认识了库尔德大嫂，她叫卡加，黑胖黑胖的，上唇还长着胡子，有点吓人。徐英斌也是一脸络腮胡子，像维吾尔人，也像混血人，交了很多苏联朋友。他说科学院汽车管理科长是个俄罗斯人，是个笑话大王。每当徐英斌拉他走远道，便一路说笑话，来冲淡路途的寂寞。徐也因而记住了一肚皮政治笑话，下面几则是他给我讲述的：
勃烈日诺夫和古拉也夫（当时的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坐着飞机到各地视察。飞机飞到一个城市上空，勃氏向地面一看，只见一栋房子前许多人在排队。他命令坐在前面的领航员伊戈里：“伊戈里，好好看清楚地面，那些人排队干什么？伊戈里用望远镜看了看地面后回答：“总书记同志，那是一家肉店，人们在排队买肉.”勃烈日诺夫听了说：“如果现在我把肉丢下去，他们会亲我的手。”古拉也夫接着说：“如果我把香肠丢下去，他们会亲我的脚。伊戈里回头对他们两人说：“如果我把你们两人都丢下去，他们会亲我的屁股。”
书亭里的书说什么也卖不掉。为完成销售计划，聪明的售货员想了个办法，把领袖相片贴到书的封面上，当天把书全卖光了。第二天KGB把他逮捕了，预审官对他咆哮：“你在《二流子》一书封面上贴上勃烈日湼夫的相片，我们可以忍受；你在《游手好闲者》一书贴上勃烈日湼夫和他家庭成员相片，我们也可以忍受；但是你在《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上贴上了勃烈日湼夫和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合影，我们实在是不能忍受了。
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海港奥德萨的飞机场放礼炮，第一声响了。妻子问丈夫：“放炮干什么？”
丈夫回答：“欢迎勃烈日诺夫。”
又响起一炮，妻子再问：“怎么搞的，第一炮还没有把他打死？”
在克里姆林宫走廊上，勃列日湼夫和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之一）碰面了，苏氏问勃氏：“你为什么一只脚穿黄皮鞋，另一只脚穿黑皮鞋呢？”勃氏回答：“我早发现了，想换双同样颜色的皮鞋，可是朝鞋架上看，上面也是摆着一只黄的一只黑的。”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是普希金的著名童话。一天勃烈日诺夫抓住了一条金鱼，金鱼哀求他：“勃烈日诺夫同志，请您放掉我，我将实现您难以实现的愿望。“勃烈日湼夫说：“行，我会放掉你，你对我回答我一些问题，首先你回答我：为什么老百姓给我编了那么多笑话，关于斯大林的却那么少？”金鱼回答：“因为您把俄罗斯的财富都卖到外国去了，而斯大林却把外国财富都抡到俄罗斯来了。”勃烈日湼夫又问：“为什么现在俄罗斯人都歌颂彼得大帝而不歌颂我？”金鱼回答：“因为彼得大帝打开了朝向欧洲的窗户，您却把它关上了“。勃烈日诺夫再问：“为什么老百姓还在尊敬列宁而不是尊重我？”金鱼回答：“因为列宁把小偷培养成共产党员，你却把共产党员培养成小偷。”
他还说了一则讽刺苏联宣传工作的笑话：
十月革命举行阅兵式，勃列日涅夫邀请了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古罗马凯撒大帝和拿破仑站在列宁墓上观礼。亚历山大大帝说：“如果我有这么多的坦克，将是举世无敌的。”凯撒大帝说：“如果我有这么多的飞机，罗马帝国就不会灭亡了。”拿破仑说：“如果我有这样的塔斯社（苏联中央通讯社）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滑铁卢被欧洲联军打得一败涂地。”
在刘立中，夏霆和牛水与我交谈时，他们都不断提到一个叫安洋的乌鲁木齐人。立中兄相当清楚他的个人历史，十几年后我也见到了这个人，还在见面之前通过信。安洋是逃苏的中国知识分子另一种类型的代表，即跟共产党干过革命又被党抛弃了的知识分子。这类人也有爱国心，但热衷名利，没有爱国者的气节。安洋的祖先是江苏苏州人，开酒楼。乾隆皇帝一次下江南，化装成平民百姓到酒楼吃饭，看到他祖爷殴打一个来酒楼讨饭的乞丐，发怒了，申斥他祖爷为富不仁，下令把他祖上全家充军到回疆塔城。安洋的父亲在清末留学日本，学军事，娶了个日本老婆，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伊犁新军起义，是位中华民国开国老军官，解放后任新疆政协委员。安洋说他是日本母亲生的，在乌鲁木齐上完中学后，亲苏的新疆督办盛世才看中了他，派他到苏联塔什干留学学测量，那时他便给苏联间谍机关吸收，当上了苏联特工。留学完归国，盛世才垮台了，国民政府接管新疆。新疆省政府选派了一批各民族的青年高中毕业生到内地上大学，安洋又被选中了，到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抗战时北京师范大学内迁后改名的）中文系就读，胜利后北师大复员北平后他才毕业。在北京他又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还加入了民主同盟。毕业后回到新疆，他父亲的老朋友帮忙他到驻喀什的国民军司令部当了个中级军官，主编军报，军衔是上校。立中兄那时在喀什任中校军需官，两人认识了。1948年，安洋又回到内地，去延安当了解放军，在王震的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司令部当联络参谋。在延安时他结了婚，妻子是四川人，共产党员。安洋后来告诉我，他加入解放军后是风光了一年多的，因为第二军成百上千的军官就他一个新疆本地人。兰州战役后二军要进军新疆，王震请他在全军干部大会上做新疆的历史和地理形势报告，小组讨论时和王恩茂编在一个小组。但解放军占领全新疆后就马上叫他离开军队了，转业到石油管理局重操旧业，当测量工程师去了，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民盟盟员，军队是不允许民主党派成员存在的。此人文人气没有给共产党改造过来，喜欢清谈，喜欢赋诗填词写文章，在运动中当然是挨整的对象。1965年刘少奇视察新疆，他受到隔离审查，“文革”刚开始便逃到苏联来了。到苏联后起初也安排在科学院。KGB人员在苏联国外间谍的老档案中查出了安洋的名字。双方皆大欢喜，还把赵玛雅介绍给他。两人一起生活了几个月。1968年KGB派他潜入中国，刺探中国“文革”情报，收买特工。临行前向立中兄告别，立中留他住了一宿，写诗规劝他，叫他不要走当间谍的路。我还记得立中诗《劝安君》中的两句：“每话国事共自伤，长策尚需仔细量。”可是那时的安洋无法仔细量，没有回头路好走了。
1979年我在塔拉斯市第一次见到了他，和他有过长谈，后面再叙述。不过，在这里我要大书特书我和安详谈过的，被绝大多数国人遗忘了的一件有关我国领土的史事：在帕米尔高原南部，也就是今日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我方红旗拉浦检查站之南，有一个小邦叫坦竺提，原是清朝的藩属，十九世纪被英国侵占了。二次大战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建国，坦竺提不愿加入印度联邦，也不愿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自愿重回中国怀抱，中国国民政府随即向全世界宣布坦竺提是中国的保护国。我还记得1948年我上初中，在报纸上还看到了上述消息，谁知道解放以后，却听不到坦竺提的消息了，地图上也找不出来了。我知道安洋是一部新疆历史地理大辞典，和他一见面立即问他：“安兄，你知道我国属地坦竺提的下落吗？”安马上回答他很清楚。坦竺提自愿成为中国的保护国后，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1948年坦竺提汗派使臣向中国朝贡，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了新疆喀什。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喀什专员公署盛情款待朝贡使臣，并派团回访和巡视坦竺提以行使我国主权，率领中央使团去坦竺提的是喀什专员公署一位维吾尔族科长，安洋自己也是团员之一。中央使团入境后，坦竺提汗郊迎三十里，亲自和代表团确定了汗国对中国的归属关系。但解放军进军新疆后没有进军坦竺提，致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巴基斯坦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成了中国当时的敌国。巴基斯坦政府乘中国军队入朝参战无暇西顾之际，出兵废掉坦竺提汗，把我国当时的唯一属国给吞并了，就像“文革”时印度乘中国内部混斗无暇西南顾之时吞并我邻国锡金一样。五十年代，中国中央政府大方的很，中国领土一片又一片地给人占领了，不明不白，中国政府也不抗议，更不抵禦。
在阿拉木图东郊有一个叫契里克的区，气候和土壤条件都适宜种植烟草，是苏联著名的烟叶产地之一。该区所属的几个农场都住有一些1962年逃过来的汉族人，牛水和刘万瑜认识他们。1971年新年前牛水带我去铁苏尔干农场，交了谢先诚和牛湘林两个朋友。谢是四川都江堰人，曾在解放军驻西藏的骑兵部队当过兵，后来又调到甘肃河西走廊，职务是饲养班长，喂军马的小头目。他说他们部队许多军官的妻子是藏族人，藏族大嫂们吃苦耐劳，诚实朴素，和丈夫过得比汉族夫妇还恩爱。谢从部队转业后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找到一位江苏支边女青年结了婚，1962年抱着小女儿逃到苏联。他是铁苏尔干的大能人，会照相洗相，修钟表，修摩托车，修电视机，扎针治病，还会接生。他也没有到生产队上班，就靠小手艺养活一家。在我们住在他家里的第一个晚上，一个哈萨克青年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农场医院的哈萨克医生接不下来，只好来找谢先生。他把小孩接下来了，保住了母子的健康，得到了一只羊和一只鸡的谢礼。第二天他把鸡宰了来招待我们。
牛湘林是甘肃天水人，原来是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的工人。他们夫妻生了六个小孩，生活艰难，为人却十分直爽，义气。但多年后他大发了，全是靠带着孩子种洋葱致富的，在离阿拉木图八公里的地方盖了大房子，家里还请了俄罗斯女仆。我们去的时候正逢上那里在修筑通向中国边界的军事公路，标准很高，是一名苏军将军指挥的。笔直，宽阔的柏油路，修好了又挖掉再修，反复返工好几次，能行驶巨型坦克，公路两边每隔五百米有医疗点和汽车修理点，隔两百公尺有防空洞。
在牛家还见了一位甘肃老乡，人长得粗气，口齿也不灵。有意思的是他的邻居是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本来有未婚夫，在送走未婚夫当兵去的当天晚上，她跑到这位甘肃老乡家嫁给了他。多年后我在阿拉木图见到了他们夫妇，带着一个小孩逛公园，过得很快乐。
谢先诚的邻居也是个中国人，姓段，是我的近老乡，湖南汉寿县人，他当过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国打过仗。妻子是朝鲜女人，比他小二十来岁。有次我们在牛湘林家喝酒，他借酒装疯，大骂谢先诚：“小谢，不要你以为和阿拉木图的人交了朋友就自以为了不起，什么东西！一年前KGB要我去给他们当特务，我才不干呢！”他是有心表达，原来牛水是KGB的人，老段人家心里早就有底，这次牛水带我来，他把我也当成了和牛水同流的人了，借着骂谢，实际是骂牛和我。听了段老乡的骂，我心里非常惭愧，也引以为警惕，决不能当KGB的人。但是，没有引起我对牛水的警觉。
在谢克诚家里碰上了两个苏联人，自己带着酒去喝，要小谢的妻子给他们炒菜，她的中国菜做得好。这两个苏联人一个是希腊族，烟草公司驻农场的特派员，农场的太上皇。收购烟叶时，生产队不给他几千上万卢布进贡，他就拼命压烟叶等级，叫你本钱都收不回来。一个是土耳其族，生产队长，小谢的朋友。土耳其人在苏联也受歧视，他自称土库曼人。晚上他带小谢去烤烟房拿烟叶，一边成捆地往小汽车上装，一边对小谢说：“我们偷吧，拿吧，反正苏联不是我的国家，也不是你的国家，它越坏越好。”这种心态在苏联许多“归化”了的外来民族公民是共同的。一位混血人还对我说过：“我每次在电视上看体育比赛，哪一国赢了我都高兴，只要不是苏联赢。”失民心者亡，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在国内国外已经把民心丢得差不多了。
逃亡伊朗失败
1971年新年是我在国外的第一个新年，也是我一生过过的不多的快乐的新年之一。刘立中，小林，刘万瑜都搬到我和牛水住的房间来住了，还从乡下来了两个中国朋友。我们按照预先拟定的菜谱做菜，立中兄是主任厨师。炒的菜有糖醋鱼，酸辣里脊，粉蒸肉，狮子头，白天大吃大喝，晚上挤在一块睡地铺。我们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高谈国事，指点王侯。合唱，独唱各种禁歌：《天涯歌女》，《送君》，《四季美人》，《五月的鲜花》，《嘉陵江上》和从新从外国电台学会的黄梅调《骂皇帝》。我还和立中兄一起合唱了《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是我小时侯在中央军校上学的二叔叫我唱会的。去给夏霆拜年，喝我们自带的酒。他三杯下肚，赋诗两首，还用法语唱了法国歌。我发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国人中像夏霆、安洋、牛水这样来头不比一般的人，大都集中在阿拉木图居住。离开阿拉木图以后，就很少遇到有水平的中国人了。
欢会的日子总是匆匆而去，三天后人去场冷，生活又回到了上班做工，下班回宿舍，不情愿地去和KGB特工见面的老轨道上。自从我认识了一些中国人，还到乡下跑了几趟后，他们对我的监视更紧了。每次见面都要我详细向他们报告认识了什么中国人，一起说了些什么话。有时直接找到工厂来，传我到厂里他们专用的办公室里谈话，想出了新花样，逼着催着我写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稿纸也拿来了。每当我稍有不耐烦的表情，不是厉声训斥我：“我们的上级叫我警告你，要你好好和我合作.”或者笑颜引诱我：”只要你和我们全心合作，你将能够过上部长一样的生活。”和他们“合作”什么呢？图穷匕首见，三月份的一天，一个哈萨克族特工和我见面，对我说：“你想不想念家乡，想不想念父母亲人？我们想给你机会回自己家乡去看看。”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想派我到中国去当间谍，我一下红着脸跳起来了，他也微笑了一下说：“你别着急，先回去好好想想，以后我们再商量。”我发现在我的身边除了有中国人打小报告外，还有苏联人跟着我。在工厂，直接管我的工长换人了，换成了一个犹太族青年，他家和我住的宿舍不在一个方向，下班时却常常和我坐同一班公共汽车一直把我送到集体宿舍。有时我上市场或到百货大楼买东西也常常“偶然地”碰到他。
我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拥有中国国籍，我会跑到我们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寻求保护，向他们报告一切，但我现在是一个“无国籍者”，有谁能保护我呢？
我在工厂干活十分卖力，每天都超定额，上司和同事们对我都友好，奖金也没少给。可日子一长，歧视就来了。一是月底要加班，总是叫我加深夜的第三班，干的是头几道工序不属于我的活：一是给古巴和越南义务干活，差不多每个月的星期天都要为他们干一天两天，把所得的工资捐给这两个国家。逢上这种义务劳动，大部分苏联工人是不参加的，我则是一次也逃不掉，不参加便要扣奖金。至于民族歧视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有人当面叫我“毛泽东”，背后骂我“克达窑子”（中国婊子）。每当遇到坏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一逢上节日，大家都紧张，“中国要向我们进攻了”的谣言总会传到耳中。见到老中国人，我也向他们诉苦，他们不以为然，笑了笑对我说：“这算什么，坏事还在后面呢！苏联一百多个民族，最被歧视最被当做下贱人对待的就是中国人，我们在社会上连茨岗还不如。”他们还告诉我谁在阿拉木图失踪了，谁又被关进了疯人院，关进疯人院的人其中一位是清华大学学生，1957年当了“右派”1962年到苏联来的湖南人。刘立中认识他。
苏联不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在自己国家受迫害至死也不能逃到敌国去，我越来越体会到了这个道理。我要离开苏联，要生活到自己的同胞里去。而离开苏联比登天还难，边界上的万里铁丝网比鸟笼还严密。以前也有中国人尝试过，都失败了。1962年过来的几个中国人，1964年偷偷跑进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请求送他们去美国，一个中国话说得好的女外交官接见了他们，用手绢包着手翻看他们的无国籍护照，回答说：“去美国要等待我国政府的批准，如果愿意去台湾，我们马上可以帮忙办到。”中国人回答可以考虑。可是他们一出美国大使馆大门，莫斯科的警察早等着他们了，把他们押起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驱逐出了莫斯科。好在这还是赫鲁晓夫时代，没有判刑关进大牢。安洋也冒过同样的险，1969年他悄悄跑到莫斯科，请住在江布尔的四川籍小伙子陈冠中护送他。两人到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外面，陈在门外掩护，安洋一个人冲进了日本使馆。日本大使亲自接见了安洋，两人写中国字笔谈。安洋写：“我的母亲是日本人，我知道日本和中华民国有友好的关系，希望你帮助我，把我送到台湾去。”日本大使回写：“日本和苏联也有很友好的关系，我们不能做有损于苏联利益的事。”安洋写来写去得不到帮助，最后写：“苏联警察已经在门外抓我了，我怎么办呢？”日本大使只好亲自护送安洋从后门出去了。陈冠中的遭遇怎么样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警察把他抓住了，送到苏联中央KGB大楼，审讯一番后，一个KGB少将和他谈了话，见到陈是个蛮机灵的小伙子，就介绍他到设在西伯利亚的专门训练中国间谍的营地去受了两年训，结业后要派他到中国。陈冠中说：“我不去中国，你们如果一定要我去，我一过界就向中国边防军投降。”KGB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回了江布尔。几年后找了个理由，把他判了四年徒刑，好好报复了他一下。
说到日本的国格，实在叫人齿冷。在苏联强大的时候，它也是千方百计讨好苏联的。1972年夏天，日本政府派了个规模庞大的歌舞团，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到苏联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演到阿拉木图时正好KGB把我从柯吉达夫的流放地召到阿拉木图，立中兄请我去看了，票价很贵，每张要合五个多美元。演出前歌舞团团长向观众鞠躬，用生硬的俄语说了许多讨好苏联的话。节目女主持人穿过俄罗斯夜礼服，也不厌其烦地向观众鞠躬如仪，一番番地用肉麻的话向苏联致敬讨好。多数节目都是俄罗斯歌舞，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一群姑娘穿着缝有子弹袋的高加索上装跳的光屁股舞。
在哈萨克族特工和我谈话、有意要派我去中国的当天晚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牛水。他也说KGB一直逼着他要派他到中国去，他不想在苏联呆了，真想去台湾，他的老爸还在台湾呢，要去找爸。我问：“怎么做到呢？”他说：“用老办法，怎样走到苏联便怎么走出苏联，反正两条腿长在自己身上。”我说：“逃跑？”他立即回答：“逃跑，逃出苏联，经过别的国家到台湾去。”这个晚上我们谈了大半夜，初步商量了第二次逃亡的计划。临入睡前，我严肃地郑重地叮嘱牛水：“这事非同小可，性命攸关，只能存在于我们两人心里，决不能叫第三人知道，也不要第三人参加，不能告诉刘万瑜，他嘴巴不牢，又爱吹牛。小林可能被利用，刘立中会同情我们的，但是他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也不能叫他们两个人知道，大家都不便。”可是第二天傍晚，才下班不久，刘万瑜来了，一进门就喊：“老雷，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出走的事儿。”我一下惊着了，问是谁告诉他的，他说是牛水上午通知他的。我和牛水不上一个班，他上下午三点到晚11点半的第二班，上午他跑到刘万瑜的车间把我们的打算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刘万瑜，马上得到了刘万瑜的全心赞同。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牛水下班回来后，我向他大发脾气了，他回答说：“我知道刘万瑜对苏联最不感冒，处境也最不好，KGB要发配他到农场去，我可怜他，走时一定要带上他“。 我也不好再反对，只是叮嘱他再不能告诉第四个人了。对此牛水做到了一半，再没有告诉别的中国人，但最要命的是，以后他却向KGB告发了我。我们三个人在星期六又在一起认真商量了一次，我提议首先要面向祖国宣誓，谁也不能当逃兵，做叛徒，谁也不能背叛祖国，他们两人都同意了。当场由我起草了誓词，约定第二天到郊外去宣誓。
第二天是1971年三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下着小雨。我们三人一大早就乘小公共汽车到了阿拉木图北边的一个天山中的林场，车在山谷中行了十几公里才到尽头下车。在车上遇到了一群会说中国话的蒙古人，一个个身材高大，举止不像一般工人农民。我和他们攀谈，原来他们都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来苏联的。原来都是中国县级以上的官员，和混血女人结婚了，害怕中国频繁的政治运动，跟着有苏侨身份的妻子到苏联来了，现在都在这个林场当工人。唉，古人说施政以不扰民为先，可是解放后二十多年来，中共全部的大政方针和内容就是扰民，民无宁日，官也无宁日，有路子的想法往外跑。跑到外国来了，又能找到安静的桃花源吗？唉，可怜的中国人！我们循着松林小径爬上了一个山头，还是早春时节，春寒料峭，细雨从松针上凝成了大雨滴落下，风吹动松树林，变成松涛阵阵，听不到鸟鸣虫声。天空中布满铅灰色的云层，极目东望，云压太空，景色悲凉，我们的心情和神态都非常悲愤而庄重。我们三个人面向东方——亲爱的祖国的方向并排跪了下来，举手宣誓。我宣读了誓词：“我们，雷光汉，牛水和刘万瑜三人在异国的土地上，面向祖国庄严宣誓：永远忠于我们的祖国，永远忠于我们的民族，永远热爱我们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我们一定要逃离苏联，去到自己同胞生活的土地上。天长地久，岁月绵绵，不管到天涯海角，不管是海枯石烂，都不能背叛祖国，民族，同胞和同志。如果谁违反了誓言，要用他的血来偿还他的罪行。“宣誓时，我们三个人全都失声痛哭了。刘万瑜还带了酒和吃食，我们举杯祝福祖国，为我们计划的成功而干杯。之后在一棵大松树下坐了下来，再一次商讨了初步出逃计划：目的地，第一台湾，第二新加坡，第三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唐人街。从此日起，和其他中国人断绝一切联系，除了刘立中和小林外，前者不会出卖我们，后者与我们工作在一起并住在同一个集体宿舍，无法避开。三个人分了工，工资除日常生活花销外都集中到一起，由刘万瑜保管，当作出逃费用。牛水人机灵，俄语说得好，由他负责外勤，应付KGB的侦查，把坐火车和长途公共汽车的买票，上下车的种种情况搞清楚，在路上只由他一个人和外人打交道。我则负责计划逃跑的路线和起草中，俄，英三种文字的声明。出逃的时间定在七月份，因为我和刘万瑜可以在那时拿到休假，也可以在阿拉木图市周围二十五公里范围内自由活动，有条件避开KGB的监视。
第二天我到书店买了一本详明的世界地图册和一大张苏联交通图，每天下班后打开来仔细研究。苏联的版图横跨欧亚大陆，北面是北冰洋，东濒太平洋，东南是中国和北朝鲜，当然无法出逃。西部的欧洲邻国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不能逃到那种地方去。只有一个芬兰是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离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很近，可是路程太远，从阿拉木图到列宁格勒坐火车要五天五夜，在路上KGB就抓住你了。无国籍者没有警察局的签证无权坐飞机。再向南看，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南邻阿富汗，边界上除了一小处平原外都是崇山峻岭，很难翻越。阿富汗的部族又多又落后，和那里的人说不清道理，也许一过界就会被当做土匪给打死。西端高加索连着土耳其，它是美国当盟主的北大西洋集团的骨干国家，苏土关系一直不好，苏土边界也一定和中苏边界一样戒备森严，越界的成功率是微乎其微的。剩下的只有伊朗了。用比例尺一量，从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到伊朗只有二十几公里，步行最多四个小时。苏联刚和伊朗划定了边界，两国关系不是敌对的。边界上有山，但海拔不高。我也知道在巴列维国王治下的伊朗现代化进程相当快，首都德黑兰被称作中东的巴黎。中华民国和伊朗的关系一直友好，二次大战时中国在伊朗许多地方设有兵站，中国情报人员在揭露希特勒德国对伊朗的策反阴谋中立过动，在伊朗还举行过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德黑兰会议。我想伊朗人不会敌视中国人，对中国人也不会太陌生。于是，几经考虑，我打算我们先到阿山哈巴德，黑夜上山，翻越苏伊边界到伊朗。我向马，刘二人解释了这个计划，他们都深表赞同。后来在狱中我才知道，就在我们计划逃往伊朗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建交了。
接着是起草声明，说了我们在中国的经历，逃来苏联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不愿意在苏联生活再一次逃亡的理由，希望伊朗政府帮助我们到台湾或新加坡去。声明里的一些语句我自信是能够得到伊朗人同情的：“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和伊朗就有了友好交往。我们两国辉煌的古代文明相互影响着，在各自的人民遇到不幸时我们相互同情着，支援着。我们相信国王和王后陛下的臣民仍然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写完了，我到阿拉木图市图书馆借了一部《汉英大词典》。靠词典的帮助把声明译成了英文。而要翻译成俄文时却大受周折。马、刘二位的俄语说得比我好，认识的俄文字却没有我的多。但我的俄文字认得也不多，对繁杂的俄文文法更是不通。怎么办呢？和牛水商量，牛水说汽车站和火车站里流浪者很多，苏联人教育水平高，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只要花点钱，是能找到别人修改的，先硬译成俄文好了。于是我先对着《汉俄词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声明硬译成了“俄文”，决定在出走前再找人修改。到七月份我休假了，一次次去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观察，见到车站里坐着的，躺着的流浪者真是不少，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脏破，见了叫人恶心，退避三舍，还能请他们修改文章吗？有一天我去到汽车站大厅一角的小咖啡馆，旅客们可以站在高脚圆桌边喝咖啡。里面也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三十来岁左右的哈萨克女人在喝咖啡，桌上什么别的点心吃食也没有。她人长得丰满，脸圆圆的，蓬松着头发，不漂亮，五官却是周正的。大热天，穿着一件黑毛线织的布拉吉，脚上的拖鞋也是旧的，头上和手上什么饰物也没有。我灵机一动，买了一杯咖啡和一盘精致点心拿到她喝咖啡的桌子上，向她问好，请她吃点心，她笑着接受了。咖啡馆是允许抽烟的，我给她敬了一支烟，她也点着火抽了起来，闲谈了几句天气热、我是中国人，俄语说得不好之类的话。他的俄语说得好极了，用的词都很文雅，完全合乎文法，是有相当教育水平的。俄语文法太复杂了，一般人难以掌握，我发现和我一起干活的工人们，即使是俄罗斯族，也很少有人能用完全规范的俄语说话，而且不管男女都粗话满口，这个女人的嘴里却没有一句粗话。喝完咖啡，我问她：“我可以请您到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步吗？”她笑着回答：“当然可以，我很高兴遇到你。”是命运该如此吧，我一辈子凡遇大事，都是开局顺利，结局凶险而悲惨。考大学，谈恋爱无不如此，此次出逃也是一样。很顺利地认识了此位异国妇女，和她走到车站外街在公园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来，两人攀谈了，我简单介绍了我自己，接着她相当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她名叫玛雅，三十岁，结了两次婚都离异了。她是财会学校毕业的，在一家商店当了几年售货员，不久前结算时亏钱了，上司说她贪污，抓到拘留所关了两个星期，放出来后商店把她开除了。区商业局人事科在她劳动手册上盖了黑章子，两年之内不能再在有钱经手的单位工作，便失业了，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也是个命运悲苦的女人，我当即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还按着苏联人说话的习惯问她：“我可以为你尽一点力吗？”她回答得干脆：“只要你愿意，我当然不会反对。”于是我带她到了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叫她自己挑两件花绸子布拉吉，两件内衣和一双凉鞋。她挑得很仔细，一件件试过去试过来，直到商店快打烊了才买下来。那时苏联物价便宜，加起来我只花了一百二十卢布，还另外给了她十卢布零用钱。走出商店后她问我：“阿列克，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呢？”我点了点头，她请我去她家详谈。她家在汽车站后的一家大杂院内，走两百多米便到了：两间小土房，也是四壁皆空，连电视机也没有。她关上门，烧了茶，切了两块面包放在桌子上，算是招待我。我叫她拉上窗帘，小心地从小提包里拿出我写的声明俄文稿递给了她，请她按俄文文法规则给通顺一下。这是个聪明女人，完全读懂了声明的意思，拿起笔来修改，还另外用纸给誊清爽了，字写得极好，比我见到的KGB审查我的预审员的字还写得好，后来我越境失败被捕时，预审官指着声明说：“字是女人的笔迹，写得文雅，字也写的好，是个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写的。”接着，她主动给我写了保证书，保证保守秘密，还答应护送我上路直到阿山哈巴德。在苏联社会里，人们没有中国人那样高的政治警惕性，一般人对任何事物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密报，告密那一套，那是专职和业余特工的事。天晚了，我要走，她把我留着，对我说：“你一定现在还不放心，害怕我去告密。我实话对你说，我父亲是警察中校，现在还在阿拉木图一个区的警察分局当头头，连他都不管分外的闲事。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下面还有四个小弟妹，他们没有能力帮助我，我的日子才过得如此之穷。你今晚留下来，我什么都给你，我要叫你再不对我抱疑心。”她又从壁柜里找出了她父亲喝剩下的半瓶伏特加酒，滩了几个鸡蛋，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她说她读了很多书，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要求。她认识的本民族同胞中也有人在相信和宣传泛突厥主义，自己同情他们。可惜是女人，无法陪我越界去伊朗。看到我衬衣领子脏了，叫我脱下来给洗干净。拿着我的衬衣，她不断在上面亲吻。晚上我住下来了。玛雅实现了她的承诺，不久后非常细心地把我和刘万瑜护送到阿山哈巴德，中间没有出事，也没有向我们提出什么经济上的要求。玛雅！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可爱的哈萨克女人。
但在这件事以前，也就是过了五一劳动节不久，牛水突然告诉我说，KGB通知了他，要他一个星期后立刻离开阿拉木图到卡拉干达州的基米尔道乌去生活。我大吃一惊，觉得大事不妙了，大概是牛水告密了，他要先离开我们，到另外城市去住以脱身。我问他：“老弟，大概你已经背离了自己的誓言吧。”他立刻对天发誓：“决不会，我牛水不是那种人，我们一定按计划行动，到了新地方，随时和你们联系。”又把刘万瑜叫来商量，刘万瑜当然疑心了，牛水也是信誓旦旦，还分析说：“大概KGB看到我们三人一起关系太紧密了，要拆散我们。”为了证明他的真诚，在办了退厂手续后，还悄悄坐火车到离阿拉木图二百多公里的楚城去了一趟，把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的规矩，车上乘警的活动规律详细告诉了我们。晚上一次次诚恳地对我说：“老雷，你像我的亲兄长，你是我结交的中国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一定和你一道走出去，到台湾，说不定还要靠着你的身份和你那支笔吃碗轻松饭呢。”又说：“我是铁了心的，刘万瑜也是铁了心的，苏联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一定要逃出去。”我似乎放心了一些了，我们又约定了化名和各种暗话。我们商定从阿拉木图出走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二日，在我和刘万瑜休假的时间里。牛水说基米尔道乌城中心有个大人工湖，他如果打电话通知我们他哪天要到湖上去划船，便是离开基米尔道乌来和我们相会了。我后悔没有深一层去想：牛水没有去过基米尔道乌，怎么知道那里有大人工湖呢?而米沙少校的父母都住在那座城市，还都健在，他常去看望父母，现在看来，一切的一切都是特工安排好了的，对我们的圈套又紧了一层。临别前，我用刚领到的工资给牛水买了一套新西服，还给了他一部分存款，为此他对刘万瑜说：“老雷真是个好人，慷慨大方。”还撒了点眼泪。在留在阿拉木图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三个人带上吃食和毛毯在一小山上的别墅区草坪上过了一个晚上，也长谈了一个晚上，牛水的态度更诚恳了。刘万瑜当面对他说：“你俄语说得好，人又机灵，又会和苏联人拉关系，只要有你在一起，我们一定能走出去。”第二天上午，我送牛水到飞机场，见到少校米沙正在候机大楼前等着，机票早买好了。我对米沙说：“你们还说要团结全体中国人走国际主义道路呢，我和牛水两个人您也不叫团结。”他笑了笑没答话。牛水和我含着泪分开了，到基米尔道乌每个星期都给我来信，两三天就打一次电话。牛水走了，小林搬来和我住在一个房间，他正在和未婚妻火热得难舍难分，一有空就向她家跑，也不太关心我的行动。我和刘万瑜则尽量避免公开往来。我还是常往刘立中家跑，我们在一起心神相通。他大概已觉察出我的异常行动，在我们闲谈时也大致知道了我要去的地方，他便在闲谈中不经意地给我介绍了一些伊朗的民情风俗。因为他在喀什军中有几个相好的同事，二次大战时曾在驻伊朗的中国兵站中服务过，有人还租过临时的伊朗妻子。他也曾去高加索旅行过，说苏联火车傍伊朗边界行走全在白天，火车一进站停下来，每个车厢门前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戒备十分森严。
刘万瑜住的集体宿舍是为市民准备的套间住宅楼，还好，这时要腾出来分配给市民住，单身工人则搬到另外的集体宿舍去。刘万瑜乘机搬出集体宿舍，在平房区租了一间老大娘的房子住了下来。7月15日，我和刘万瑜都领到了休假，每人拿到了一百多卢布的休假费，再加上以前的存款，钱是相当富裕的了。我们各自到商店买了新西服和衬衣、皮鞋、提包，作好了一切准备。七月二十一日，我们把呢子大衣和好些衣服拿到玛雅家送给了她，剩下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留在集体宿舍。决定由玛雅一路护送我们，我与她扮夫妻，刘万瑜是堂兄，我们是东干人到高加索的著名风景区索契去度假的。
1971年七月二十二日是我和刘万瑜第二次逃亡出发的日子。早晨我去向刘立中告别，他听后一下哭出声来了，倒了两杯酒与我碰杯，举着杯说：“祝你们一路平安，列祖列宗在天之灵都会保佑你们的。”生离死别情何以堪，我随即掩面走了。和牛水约定的第一会见地点是阿拉木图火车站售票处，会面时间是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第二次会面地点是塔什干长途汽车站售票处，会面时间是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七月二十日晚上，他还给我打了电话：“明天我要到湖上去划船，一大早便出发。”我和刘万瑜都一厢情愿地相信了牛水。当然也作了预防万一的准备，如请玛雅护送我们，如会不到牛水立即改变乘车计划等。中午十一点，我留在玛雅家，刘万瑜一人去火车站接牛水，十二点一过，他一个人回来了，牛水没有来！我们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怎么办？刘万瑜说：“不管他，走！”我也说“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变乘车计划，不坐火车了，用分段乘车的办法前进。苏联的交通发达，各城市间每隔十分，二十分钟就有一班公共长途汽车往来。下午四点，玛雅陪着我们两人上了到吉尔吉斯首都伏龙芝（今彼什凯克市）的长途汽车，四个小时就到了。立即转乘伏龙芝到江布尔市（我四十岁以后居住的城市，现名塔拉斯）的汽车，下车后又立即转车去塔什干，中间没有任何停留。车次多，车上座位都没有坐满旅客。刘万瑜能睡觉，一上车就睡着了，由我和玛雅观风。我两依偎在一起，不时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在别人眼里是一对恩爱夫妻。四月二十三日天亮，汽车进入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境，往南望去，我们把天山西端全走完了，先是积雪的山峰，再是无雪的山头，再变成一座座小山包，最后，山脉完全在地面上消失了。起自我国新疆东端的天山，向西绵延两千多公里，直到乌兹别克斯坦。天山，即如天之高的大山，这个汉语名称两千多年以前已经出现了，直到今天不变，俄语和中亚各民族语言都是用汉音“天山”，而且用“天山”取名的地区、农场、商店、旅社、餐厅和用“天山”作为商标的商品都很多。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多，我只见到过阿拉木图一座城市的市容。阿拉木图在二十年代立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五十年代才开始发展。完全是座新城市，规划得十分科学，街道宽阔而笔直，纵横交错，整齐如棋盘，绿荫遮天，花草遍地，大街旁小溪流水淙淙，高楼林立。汽车，电车来往如流水，一片文明的繁荣的现代化景象，我一次次为之赞叹，不敢想像中国哪一天才能达到如此水平。我设想苏联的其他城市也不会比阿拉木图差，在迷蒙的夜色中行经伏龙芝市，看到的街景和阿拉木图一样漂亮。谁知道到了塔什干一看，才知道我的想法完全错了。塔什干是闻名的中亚的古城，和撒马尔干，布哈拉，安吉延一起合称中亚四大古都，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塔什干是首都，有人口二百多万，是当时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苏联第三大城市。古老和守旧总是结亲的，塔什干有些地方也真落后。走走停停，不断有人下车。眼前出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小街巷。汽车开不进去，戴小花帽的乌兹别克小孩赶着毛驴车来来往往。住宅都是土打围墙泥巴糊的房顶，老头子肩上还搭着褡裢，和乌鲁木齐皇城一带的老城区和伊宁市的西沙河子没什么区别。人们的穿着也都土气，女人们都穿着花长裤。不过乌兹别克的姑娘长的好，婀娜婷婷鼻如琼瑶，眼珠如碧玉，黑辨及腰，大都穿着云霓绸的长衫，飘飘如仙女。中午下车后我们立即打的去塔什干的中央公园，也叫“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公园与阿拉木图的布局一样，树林，花坪，草坪呈几何形布局，再用喷泉和儿童坐的电动转车点缀，与我们中国的公园相比，中国公园是诗，是艺术，而苏联公园是几何，是数学。不同的是公园里有好几座清真寺，白色的大圆顶，前墙用瓷砖镶着各种几何图案和阿拉伯数字的古兰经经文，寺内除四围白色高墙外一无所有，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直到花鸟虫鱼。中国古建筑或庄严富贵，或雅致清幽，西洋古建筑气势雄伟，鲜丽壮观，比较起来伊斯兰古建筑要单调多了。我们一直在公园游玩，还到澡堂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到了和牛水约定的第二次会面时间，刘万瑜一个人打的去了长途公共汽车站，不久后回来了，丧气地说：“售票处前没有牛水，却有个朝鲜人在那里等着，一见我面就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摇了摇头，马上坐出租车走了。”至此再无怀疑，牛水不仅背弃誓言，还出卖了我们。逃出苏联是他第一个出的主意，刘万瑜是他招来的，怂恿的，逃跑计划是一起商定的，我们一起面向祖国宣了誓，到七月二十日他还打电话给我，说按计划“去湖上划船”，我们一起吃住大半年，经济上我处处照顾他。原来他是编了个圈套，挖了个陷阱来陷害我和刘万瑜啊！我不会挡他的道，是他要向KGB立功，拿糟蹋我们的命运立功。我把他当成亲兄弟，唉，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碰到了这种狡诈，卑劣的小人。到公园快关门时，我们才离开公园。牛水的背叛把我们的头都搞昏了，只有玛雅还清醒着，她叫了辆私人小汽车把我们拉到火车站，马上买了从塔什干到土库曼首都阿士哈巴德的车票，把我们带出候车室，到站前广场一处很喧闹的地方等车。乌兹别克是个爱好歌舞的民族，几十个等火车的男男女女围成一个大圈，一个人弹着热瓦普，围着的人跟着琴声唱歌，圈里几个小伙子和姑娘随歌声跳舞。歌声动听，舞姿曼妙，不过人们的穿着都乡气，女人穿青色或彩色云霓绸衫，男人穿白色小掛，灯笼裤，有的人脚上还穿着橡胶鞋，大概是些乡下人吧。
很快我们上了火车，这是我到苏联后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坐的是普通车厢，和我国的火车硬卧一样，一个车厢有三十多个床位。没有坐包厢。一个包厢只有四个人，容易被人发觉，也不好逃脱。列车开出塔什干后往西南走，在古城撒马尔干和布哈拉都有较长时间停留，经过的地方都是中亚最富庻的棉花种植区，阿姆河和铴尔河灌溉的两河流域。饶有趣味的，是从车窗往外看到的苏联中亚农村风光，好像是回到了我国的新疆农村，几乎一模一样：平顶小土房，屋顶上堆着整齐的玉米杆，做牲畜饲料用的。大清早，女人们赶着奶牛去和全村的奶牛聚合，骑马的男人挥鞭把牛群赶到村外，男人们穿着袷袢（一种无领无扣的长袍，用腰带系起来，维吾尔人也爱穿），肩上扛着砍土馒到水渠边给农田放水，土路上一群群的小孩奔跑嬉戏。田野里还能看到圆顶的毡房，是游牧人住的房子。小孩特别多，一对夫妻少则六，七个，多则十几个地生育。铁路线北边是克齐尔库姆和卡拉库姆两个大沙漠，沙漠大而绿洲小，人口问题也成了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特别是它的卡拉卡洛阿克很为突出的问题。火车到布哈拉后就转向南行，进入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的土地了。土库曼俄语叫土尔克明尼亚，不知为什么中文把它译成了土库曼？土乌边境上的第一大站、也是土库曼的第二大城叫查尔朱，按俄文原文急读近于汉音“军州”，应该和我国历史是深有渊源的。有宋一代，我国是三朝并立，五国共存，在中原和北方，东北方是宋、辽，金三个皇朝，另外西有吐蕃，西南有大理。十二世纪金灭辽，辽皇族子弟契丹人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汉人和奚人等十八部，西迁中亚建立了强大的西辽王国，领土南抵兴都库什山，西抵里海，乌兹别克和土库曼都在其范围。辽的地方行政制度里有军州，也许“查尔朱”就是“军州”的对音。在城市西边不远的沙漠里有处古建筑遗址，存有一堵古墙，墙上用琉璃砖镶着一条和中国龙模样相同的黄色的龙。俄罗斯人是通过古契丹族认识中国的，俄文的“中国”写成为“KИTAЙ”，即“契丹”（契字古音为克）。把中国人叫“KИTAЙ”，也就是“契丹人”，而与印度人和古代西方人把中国叫CHINA即秦国，把中国人叫CHINESE的也就是秦人不同。在查尔朱，不少土库曼人上了车，他们和我国维吾尔族人长相相似，穿着也差不离，姑娘们头上都结着许多根小辩子。不过女人穿的长布拉吉几乎盖着脚面，直桶子，不紧腰。火车一直傍着沙漠行进，居民点不多，非常缺乏淡水，火车上供应的饮用水呈灰白色，淡而无味，据说是里海咸水淡化成的。居民看来比乌兹别克人还穷，比哈萨克斯坦居民的生活水平差的更远。在塔什干，我在苏联第一次吃到了馕，是乌兹别克人烤的，和新疆的馕相似，没有新疆的好看，也没有新疆的香脆可口。我看到后高兴极了，一下买了十几个，谁知那却不像新疆馕那样的冷后也香脆，乌兹别克的馕冷了以后变得像橡皮一样咬不动。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后，我把这些馕全送给了一位在月台上卖葡萄的土库曼老大娘了。她欢喜十分，说了五，六个突厥语的谢谢，还一定要回送我一大包葡萄。沙漠绿洲上长出来的葡萄非常甜爽可口。
火车从杜斜克到阿山哈巴德行进了近四个小时，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全是和苏伊边界线平行前进的，最窄处到伊朗边界大概只有三公里。边界上苏联一侧的铁丝网，边界口岸来往的汽车都历历在目。客车一在车站停下，每个车厢门边便来了一个手持冲锋枪的俄罗斯族士兵守着门，都一言不发，双眼紧盯着上下车的旅客。站台上也有俄族军官牵着大狼狗巡逻，气氛紧张，肃杀。我们三人穿着之佳和仪态之潇洒，安闲是车厢里别人比不上的，出手也大方，凡有人和我们交谈都由玛雅应付，她的俄语和突厥语都说得标准而文雅，应对恰当。我和刘万瑜只是微笑点头，尽量不出声。她还紧紧拥着我坐在车窗一边，用俄语喃喃地和我说个不停，虽然大部分我都听不懂。她介绍我们两个人的职业是工程师。看到知识分子模样的邻座，我也会用几句常用的英语应酬，人们对我们很客气。这里作一点说明，苏联人除了人人会说俄语外，学外语的本领不如中国人，中学大学都教德语或英语，却很少有人会读会听，他们并不以知识分不熟练外语为奇怪。
刘万瑜高超的吊膀子手段现在可派上了用场。清晨，车厢里进来了一位俄罗斯姑娘，他马上过去帮着拿行李，引到我们近处座位坐下，递冷水，递点心，几分钟以后，就热络得好朋友一般了。还好，她也是去阿山哈巴德的。正午，列车停到了阿山哈巴德车站。天哪，车站早已戒严了，车站大楼四周都有士兵站岗，站内全副武装的士兵走来走去，紧盯着进出旅客的脸。我们早已做好准备，应付各种事态，神态镇定，步履安然，衣冠楚楚，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掛着个年青女人，目不斜视，昂然走出车站，居然没有士兵来查问我们，有惊无险。KGB虽然无孔不入，但也不能做到天衣无缝，百密总有一疏。当天我们三个人在阿山哈巴德游逛了十个小时，也遇到过两次警察的查问，没有发现我们正是他们要抓的人。出了车站，先叫出租车送走了俄罗斯姑娘，再叫车直奔市中心市场。中亚各城市，不论大小，格局都差不多，都有个大农贸市场，名字都叫“中心市场”或“绿色市场”，是老百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市场都在城中心，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经过那里。我们在市场上吃抓饭，烤包子，甜瓜，大致和新疆的无所区别。市场做生意的女人比男人多，他们卖瓜果蔬菜，做抓饭拉面，头上顶着装满瓜果的篮子走路。天气十分热，有四十摄氏度，不过到处是绿树成荫，清流碧水，喷泉也多，树荫下还安放着供人坐着休息的长凳，避暑方便。市场上有澡堂，我们又去洗了澡更了衣，多余的衣服全给了玛雅，更轻装了。我买了张阿山哈巴德地图寻找越界出发点。在市西南山谷中有个风景点叫费留茲，有一条水质清甜的大泉，市民都远道去汲取干净的天然水。如果从费留茲的南边上山，翻过几个山头便是伊朗了。我们去商店买了个塑料大水瓶，下午六点，打的去费留茲。车开出城跑了十几公里才到，是一个位于种满苹果的山谷里的大公园，园内有悬崖峭壁，怪石处处，种着竹子，凤尾兰，棕榈树等亚热带植物。园内除了有几个大泉池外，还有小瀑布从悬岩上直泻而下，水极其清凉，用手掏着喝了一口，沁入心脾。深谷幽景好像到了我家乡岳麓山的某个山谷中。过了晚上十点，暮色苍苍时，还有许多游人在公园里流连忘返。
我们进了公园，刘万瑜背依长凳，呼呼大睡。他坐了十一年牢，逃出监狱后又到各地流浪了几年，有逃亡的经验，临危不乱，什么时候都能够安定如恒。我和玛雅产生了感情，在公园一角凤尾兰后的大石头上拥坐在一起，泪眼交织，满腹生离死别的悲怆。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所有人性都消灭光了。她说要向上帝祈祷，祝愿我能平安越境，她永远不会忘记我。对苏联社会，她说她也不寄有任何希望，如果我到国外发迹了，她希望我通过合法手续把她也接到国外去。我们道了无数次的别，却分不了手。直到晚上十点过了，她才终于流着泪和我们分手了，直奔火车站，当晚返乘东去的列车，回去了。我把口袋里剩下的钱全都给了她，一个戈比也没有留，破釜沉舟，再不向苏联回首。玛雅走后，我和刘万瑜在泉水边喝饱了清泉，又灌上了一大壶，出园到山边的一个小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坐下，装着等车的样子，观察山势，等待天色完全黑下来。这时，一个骑着摩托车巡路的土库曼警察看到了我们，停下车来盘问我们。刘万瑜回答了我们准备下的一套，指了指水壶，说我们是专门来汲水的，妻子在火车站等我们，还把工厂工作证给他看了，说护照在妻子身上，请一同去火车站检查。他没有自找麻烦，只是说：“这里是边界地区，很危险，公共汽车来了，搭车回火车站好了。”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的俄化程度没有哈萨克人深，俄语说得差劲些，我们的俄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那位警察老兄也不觉得奇怪。看手表过十一点了，马上就是夜半子时，我们动身拐了个弯，快步爬上山坡，从山凹上翻过了一座山峦，山下的人就是用手电筒也照不见我们了。苏伊边界是连绵不断的荒凉群山，相对海拔不高，几乎寸草不生，一只老鼠也无法躲藏。后来坐牢时我反复思考，觉得这次出逃各方面都准备周到，即便牛水当了叛徒，我们也想出了弥补的措施，越界地点，也没有选错，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就是少了一点，没有事先作好翻越石头山峦忍受口渴的训练和准备，应该请玛雅坐火车先到阿山哈巴德一趟，好好把边界地理条件观察清楚，就好了。
看着表带上的指南针向南走，尽是一个山峦接着一个山峦，都是大石块小石头，也没有路，脚踏下去全是坚硬的石头，没有踩上野草和泥土的感觉，热得喘不过气来，也渴的喘不过气来，汗如水流，不到一个小时把肚子里的泉水全蒸发光了。没有走石头山路的经验，又急着要赶到天亮前翻过铁丝网，不敢停下来休息，我稍走慢了一点，刘万瑜就用湖南话叫：“我的爷啊，你快点走!”一路跌跌撞撞，连爬带跑，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铁丝网边。苏伊边界铁丝网苏方一侧也有松土带，刘万瑜叫我面向苏联后退着走过去，铁丝网也是三道，没有中苏边界的高，也没有那道渔网状的，要好过一些。我们越过了三道铁丝网，以为已经到了伊朗的土地上，松下了一口气。忽然，我们看见照明弹一个接一个地在铁丝网上空闪光，直升机鳴叫着，隐约能听到士兵和狼犬发出的叫音，原来苏军在边界上早已给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布置在通向边界的小路路口，而我们没有从路上走，过了铁丝网，两人把一壶水喝光了，继续往前跑，是朝山下跑了，要快得多。按照常规，我们已经越过了两国边界最多五百米的中间地带，应该已经到了伊朗了，但苏军仍然赶上来要抓我们，我们忙着向山下滚去。一下子我滚下了一座悬岩，腿摔坏了，留下的伤疤至今还在，近视眼镜也丢了，再没有办法向前爬了。我对刘万瑜说：“你继续前进，我躺在这里掩护你。”他没了办法，实在不得已，只得丢下提包一个人向前走了。很快，苏军打着光线十分强烈的手电筒照到我身上，把我包围了。我想到刘万瑜大概已经到了伊朗，我也怀疑自己是躺在伊朗的土地上被苏联边防军抓住的。刘万瑜后来告诉我说，他确实已经到了伊朗，看到岗亭上写着阿拉伯字，但是见不到一个人，又回过头来找我，想把我救出来，被埋伏下的苏军抓住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知道以后，我还是很感谢他的义气。那么，伊朗的岗亭上为什么没人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从不会害怕自己的老百姓跑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用不着把国家密封得像铁桶一样。
又一次边境被捕
一群苏军抓住我后，用麻绳紧捆着我的双手，两个士兵还一头一个拉着绳子蹬紧，我疼得昏过去了好几次，只好俯卧在地上。几个小时后天亮了，已经是七月二十六日，他们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拉我上了吉普车，开到一座小军营，又关进了禁闭室，才松了绑。我躺在铁床上喝了点水，也不吃东西。也有军官的小孩来看稀奇，哨兵朝孩子们大吼：“走开些，这是特务。”他还嘲笑我：“你坐吉普车到我们军营来了，你们中国是汽车也没有的。”和中苏边界一样，守卫苏伊边界的官兵也全是黄毛的欧洲苏联人。没有人来盘问我，到了下午，开来一辆密封的小囚车把我关进去了，送到了土库曼共和国KGB总部，关进一间囚室。真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可怕的房间，四平方米的地面围着四堵高达十多米的高墙，全是灰白色，房顶也是灰白色，吊着一盏灰黄的电灯，除了铁门外，连窗户也没有。人关在里面只感到恐怖，森严和自己的渺小，如果神经不坚强，精神便会崩溃。关了一个多小时，狱警把我带到预审室，一个俄罗斯官员简单地登记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在阿拉木图的住址，拿出逮捕证交我签了字。狱警把我带到澡堂洗了澡，换上囚服，又把我关进牢房。KGB的动作之快令人惊讶，第二天上午正式提审我，一进审讯室，我看到哈萨克斯坦KGB审问我的那个哈族预审官和哈族翻译已经赫然和土库曼的预审官一起坐在堂上。他们没有多问话，只是认定了我的真实身份，翻译还嘲笑了我一番：“你们都是怕死鬼，害怕到中国去反对毛泽东，就想逃到外国去。你能逃出我们苏联吗？”我记得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了。
1971年七月二十六日开始了我第一次在苏联坐牢，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牢的监狱生活。大概土库曼KGB没有审问我的任务，在阿山哈巴德关了我十天，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审过我。平生第一次坐牢，没有悲哀和恐惧，反而有点新奇之感。反正我已经流亡外国，连国和家都失去了，还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对未来，根本用不着去想。我觉得最叫人恐惧的还是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一段时光，还有1970年三月十八日从喀什开始的“一打三反”天天杀人的日子，世界上最叫人恐惧的人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走遍天下，包括苏联的KGB分子，找不出像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工作组、军宣队那样不讲理，不讲情，也不懂理，不懂情的人。现在我年纪老了，离开祖国也多半辈子了，还时时做着挨整的梦。梦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些致命的时期，除了恐惧外，再找不到别的什么感觉了。只要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一响，只要看到工作组员和军宣队员的阎王脸，我就心脏急跳，全身发抖。当我抬头望见远处的天山时，最大的愿望是放我在天山上自由活动，哪怕就是一天。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云，呼吸四周的自然空气，一个人也看不到，只要能过上这么一天，我就死也甘心了。1970年四月二十二日深夜我自杀未成，才临时起了逃苏之念。我逃苏成功，多活了一年加三个月，老天已待我不薄，我又再有何俱？何况，苏联KGB的牢头狱卒都还算文明执法，对犯人也有礼貌。以后我才体会到，为什么邓小平掌权后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的新政治运动就是包括“文明礼貌日”在内的“五讲四美运动”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真的太需要接受文明礼貌的训练了。
关我的牢房在土库曼KGB大楼右横楼二楼监房的第一排第一间，面积有八或十平方米，牢房内有两张铁床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个搪瓷水壶和一个便桶，窗户离地面有三米多，外面用铁丝网拦着。大铁门，上端有个四方形洞，头钻不出去，用活动铁板盖着，掀动铁板，可以递进饮食，看守也能和犯人说话。铁板上还有个小洞，看守从小洞里能看到犯人的一举一动。十天里我只见到两名土库曼族看守，他们都穿着士官制服，对犯人态度和蔼，说话时面带笑容，轻言轻语。向他们要饮用水，和每天要几桶水泼在牢房地上减轻热度，他们从没有拒绝过，有时请他们带我去澡堂洗澡冲凉，他们也不怕麻烦。同监的是个阿富汗人，三十多岁，一句俄语也不会说。和他什么也说不通，用手比比划划，才明白他是个牧民，放羊时不小心过了苏阿边界，给苏军抓起来了。那个阿富汗人有几大特点：一是懒，一起关了十天，他没有倒过一次便桶，也没有洗过一次地板，放风时都懒得走动，坐在地上。所以牢房内的清洁卫生活都是我干的。第二是脏，每逢洗澡我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他却拒绝洗澡。哈山哈巴德是全苏联气温最高的城市，牢房里日夜都有三十多摄氏度，他不洗澡，身上散发的臭气叫我呼吸都困难，只好过几个小时向看守要来一桶凉水，泼到地板上，减少点臭气。还有一个是自私，只要我有吃剩下的食品放在桌上，他就毫不客气地拿去吃掉。再就是卑贱，和看守说话时弯着腰，总说着他唯一知道的俄语词“GOSPADIN”（先生）。看守笑着说：“不要叫我GOSPADIN，你们有GOSPADIN，我们没有。”他最大的特点是对伊斯兰的虔信，一天昼夜二十四小时，他要做五次礼拜，每次花时间至少两小时。跪在床上面向西方，一次次整个上身匍匐到床面，高声念经，念得我脑胀心烦。有时深夜里听他高声念经，再望着牢房的四堵高墙，心里急得像有蚂蚁在爬，无法睡觉，幸好到这种时候看守就会来制止他。我想，穆斯林每天花那么多时间作礼拜，如果在战场上怎么办？所以，落后的宗教文化必须改革，但美国却到处支持落后的宗教文化在别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发展，来阻碍社会进步。
监饭每天三顿。一天一个面包，有八百公分。早餐是红茶，咸鱼；午餐是麦片，或黄油软饭或俄式放点肉的菜汤；晚餐和早餐相同。我吃不完，剩下的都给阿富汗人吃掉了。另外还发莫合烟、旧报纸裁成的卷烟纸和火柴，也发牙粉，平纹毛巾。我在阿山哈巴德、塔什干和阿拉木图三处监狱坐过牢，阿山哈巴德的牢饭最好。土库曼西频里海，里海的鱼很肥，没有小刺，一天吃一百公分鱼，几片面包，肚子就饱了。
牢房的铁门上方有一个二十五瓦的电灯，用铁丝网罩着，开关在牢房内。有事找看守或者医务室护士（没有医生）或者狱官，便打开电灯，电灯一亮看守马上过来问你有什么问题。每天早九点，晚六点各上一次厕所。手纸是旧报纸裁成的。放风在上午，每次半小时。监狱外面的大院子里竖着许多水泥板高墙，隔成一间间的，没有房顶，便是放风间。每间有二十平方米，一处牢房的犯人只能在一个放风间里活动，见不到别的同监。放风区中部有座高高的岗楼，里面站着持枪的士兵。阿山哈巴德和阿拉木图两地KGB监狱的格调和规矩完全一样。坐牢的第三天放风时，我进了放风间，只听到嘹望台上的卫兵问：“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一会儿听到了刘万瑜的咳嗽声。原来刘万瑜也给抓住了，我当时还以为他已经逃到伊朗了呢！
毒热的太阳当空照，水泥地板好像烧烫了的锅，放风时我只好紧挨着高墙的阴凉处，慢慢散步，有时坐在墙根沉思，卫兵还提醒我：“你要起来跑跑步，多活动一点。”我觉得苏联监狱里的狱头狱卒，审判官员，都还有人性，对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内，请他们帮点忙，给点方便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中国却完全相反，一次次严酷的阶级斗争把中共官员最起码的人性都抹掉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又低，那时的中共官员是世界上最少受教育，最少文明修养，对国家对人民最没有良心的官员阶层。我见到的党官党吏们没有一个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蝎，一脸凶相有如夜叉的。我心潮澎湃，怨恨牛水，他带头组织了此次出逃，又中途叛变了，为什么这样做？是要向KGB立功讨好，踏着我们的头向上爬混个一官半职呢，还是有别的背景？从我们在苏伊边界越境的经过来看，他是军人出身，如果他来领头，我们一定可以走出去，走到铁幕之外。几天后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心想，牛水把我们出卖了，出逃失败，当然是大不幸，但是KGB将会对我们彻底失去指望，以后，就再不会在我身上打主意了，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没有纸笔，我只好在床边用指甲刻画日子。十天后的一个下午，看守把我带到一间大房子，叫我换上自己的衣服鞋袜，发给了一个面包，一包莫合烟，一小包白糖和一盒火柴，还有几块咸鱼。之后押我出房，关进了汽车头拉的囚车。停了一个多小时。大概犯人是一个一个带上囚车的。囚车是一个大铁皮箱子，隔成一人一小间，小得转不过身来，也没办法坐，灼热的太阳把白铁皮烤的烫手，温度超越摄氏五十度。我全身的衣服都给汗水浸湿了，刚烤干，又浸湿，呼吸都很困难，我想，要再关一个小时，我就得热死在里面了。但囚车终于开动了，走得很快，停下来以后，士兵把犯人一个个放出来，一看，到火车站了。站内除士兵外没有别人，男男女女的犯人排成队，前后是持枪的士兵，两边是持枪的士兵牵着一条条大狼狗，押着犯人上到火车上的囚车。这时我看到了刘万瑜，他一走一瘸，衣衫破烂，比我还狼狈。我上去扶他走路，没走几步，士兵把我拉开了。上了囚犯列车，车厢也是用铁板和钢丝网围成的一小间一小间的囚室，每室关四个人，有长凳座位。囚室外面走动着持枪士兵。
苏联人把这种火车囚车叫做“斯托雷平车。”斯托雷平是十九世纪沙皇政府的内政部长，以严酷镇压要求改革的“十二月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他设计了这种囚车，把“十二月党人”的改革者们押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深深的矿井下”服苦役。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把“斯托雷平车”继承下来了。列车开动后，风一吹来，身上凉爽了。和我关在一起的三个人都是土库曼人，判刑后送到劳改营去的。他们对我很客气，不断请我吃咸鱼，也不断对我大骂政府，法院和警察。在囚车上最困难的是上厕所，小囚室内没有便桶，一天两次到车厢头的火车厕所方便。看守厕所的是个哈萨克娃娃兵，只有十六七岁，却万分凶恶，进厕所裤带还没解开他就在外面吼叫“快点”！一分钟后他就大骂：“操你妈的，为什么还不出来？”小哈萨克兵和哈萨克官员一样凶恶，别的民族无论是官是兵态度都要好得多，当然，朝鲜人除外。我关在车厢第一间囚室，每上厕所都要从其他囚室前走过，我举起右手，跨着正步，像检阅部队一样向他们致意，他们都开心地笑了。我没有能做到带镣长街行的威武不屈，可也在外国人面前滑稽地正气了几小阵子。
“斯托雷平囚车”几乎中间没有停留，像特别快车一样快地直驶塔什干，又直接开进了一所大监狱。监狱分成许多院子，铁路从院墙边铺过，可真有气派。囚犯押下车后分别关进各个监狱大院的牢房里。它是苏联中亚地区的犯人中转站，犯罪嫌疑人要押回作案处或原籍判刑，判了刑的犯人要押送西伯利亚的森林或矿场，或北哈萨克斯坦垦荒地，或北极地区的集中营，都先要押送到这个监狱集中。我被关进一个小院内的一间小牢房，旁边有一间大牢房，外面是走廊，天井，再外面是高墙和铁门，一头有几间房住着士兵。小牢房边的大牢房内关着六个女囚犯，年纪都不大，最大的只有四十岁。有两个是犯了罪的十八九岁的女大学生，有的是公司会计，有的是商店出纳。一个是塔吉克女人，一个是乌兹别克女人，剩下的都是俄罗斯女人，而且都长得漂亮。他们是判了刑后等待送到别处去服劳役的，随身携带着许多衣物，食品和钞票。看守的士兵们对他们很好，没有给他们的牢房上锁。一天到晚和他们在走廊上嘻嘻哈哈，倒象是住旅社。关我的小牢房是上了锁的，只每天叫我出来在走廊上放风一个小时，这时女犯们不许走出牢房。不过我牢房门上的水饭洞没有关，任何时候都可以和她们交谈，接受她们的礼品。只有我一个人是男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当然有兴趣，常常几个人围到洞口向我问东问西，把手伸进来和我握手，送我饼干，手绢，还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一个拍纸本。我会的俄语不多，便在纸上画画，互相递条子。我在纸上画上中国式的花边，再画支荷花，牡丹花，再用中文和俄文写上“谢谢”，“我爱你”等等，她们看了非常高兴。他们给我的条子写的俄文很潦草，又写得多，我看不懂。总之，关在塔什干一个星期的日子，我还是过得颇不寂寞的。一个女人还告诉了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几个星期前这里也关着一个男犯和一群女犯，男犯是大学生，政治犯，父母是当官的。他有钱，花钱买通看守，没有给小牢房上锁，白天晚上和女犯们混在一起。大学生身上藏了大笔钱，女犯们想了个办法，全躺在牢房通铺上，叫男的随意行事，愿意给谁钱就给谁。我听了后说：“我身上可一个卢布都没有。”她们嬉笑着回答：“我们每个人都愿意陪你，不要你的钱，还会给你钱。”只是她们无法打开我牢房门上的锁。有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女人，住在塔吉克的首都杜尚别，是个混血，父亲是塔吉克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面孔清瘦也清秀，说话文雅，从不说出格的话。她说自己是学校的会计，校长贪污了，拿她顶了帐，判了三年刑，有一个孩子，早和丈夫离婚了。还说塔吉克人离现代文明太远，再也不嫁塔吉克人了。她给我送了一条手绢，一双袜子和两个练习本，把家庭住址和电话都写给我了，叫我出狱后一定和她联系上，到杜尚别她家里做客。但我被押送到阿拉木图KGB监狱后，这张条子就被监狱当局收走了。
监狱长是位俄罗斯大尉，头发都花白了，派士兵带我到他办公室里谈过几次话，用咖啡和好烟招待我。他翻开厚厚的苏联刑法大典，指着其中的一条对我说：“你犯的是非法越境罪，得判三年徒刑。”还说：“我部下的士兵也有偷偷跑到伊朗去的，伊朗政府都把他们送回来了。”他喜欢谈国际时事，办公室墙上掛有一幅世界大地图，他指着地图向我吹牛，哪些是苏联的盟国，哪些是苏联的朋友，哪里有苏联的驻军，还总结一句：“世界上到处都有我们苏联的部队。”我不服气，也指着地图对他说：“您看，美国，日本，中国在一条线上，这条线一连起来，就把你们在太平洋封死了。你们打不到美国，美国能够从它在日本的基地打你们。你们驻在外国的军队多，只能镇住一个国家，镇不住一方世界。”他听后对着地图思考了好久，最后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说：“没关系。”在苏联生活一年多，在我原来的反苏思想中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更坚定了。我看到了它的强大是表面的，它的发达也只是表面，比中国还落后的地方还多着呢。我对美国有好感，对日本无好感，但佩服日本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我常常想，当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牵手之日，就是苏维埃帝国崩溃之时。后来为我言中了，美中日三国还只是改善了关系，没有结成同盟，苏联大帝国便吃不起，呜呼哀哉了。
第三章 在KGB监狱和南西伯利亚流放地
铁窗七月
在塔什干关押了七天之后，和那些可爱的女犯友分别，又坐上“斯托雷平囚车”回到阿拉木图，关进哈萨克KGB总部的监狱，坐了七个月的牢。KGB的监狱可以说是苏联最文明的监狱，犯人都穿囚服，内衣，外衣和大皮鞋和工人的工作服一模一样。监狱里每天都要洗地板，擦桌子，两次倒洗便桶，由囚犯轮流值日，一个星期大扫除一次，大家一起动手。每星期洗一次澡，淋浴，有热水。不管患大小病，都给医治，狱医认真负责。狱方给犯人发牙粉，不发牙膏，因为牙膏瓶是金属制成的，可磨成刀片。我关进监狱后有一段时间没有牙刷，只好用毛巾包着手指沾上牙膏粉末刷牙。每个囚室都贴着狱规，规定犯人称呼从看守到典狱长都是“长官公民”，他们称呼犯人则为“囚犯公民”，没有见过犯人受骂挨打的。伙食不好，面包却吃不完，不会饿肚子，发的莫合烟也抽不完。每月允许亲属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于警察局管的监狱则是暗无天日的地狱，里面发生的事令人发指，搬到当时的中国来也是骇人听闻的。
前三天是我一个人单独关在一间牢房内，没有提审过，也没有放过风，没有和别人说过一句话，晚上也无法睡觉。三天三夜，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思考，思考我的国家，我的情绪完全平静下来了，忽然唔出来了几条大道理。第一，国人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是条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隔板，隔开了中国人的身体，也隔断了中国人的思想。长城圈内的中国大地是个大垃圾堆，堆满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垃圾：中国国产的秦皇专制，王莽荒唐，隋炀荒淫，朱元璋的残暴，雍、乾的禁锢思想和外国产的欧洲中世纪暴政，希特勒的法西斯和斯大林的超法西斯，梵蒂冈的教皇神圣，一应俱全。第二，“文革”中把中国古代的一切亡国之象都显露出来了，如君皇拒谏，后宫（江青）干政，宦官（汪东兴那一帮人）乱权，注定了“文革”政权不会久长。第三，“文革”政权是汉代王莽政权的翻版，都声言是新政，有经典可查，有古训可循，其无法，无理之惨绝人寰又如出一辙。王莽政权是短命的，“文革”政权的命也长不了，我一定要活下来，活下来看到“文革”政权的覆灭，活下来看到我的祖国新生。我把几次挨整的原因和经过重新系统地回忆下来，也有了新的发现，发现那些整人的中共干部都有共同的特点：学识低下，品格低下，手段凶恶，不把人整死不罢休。为了整人，他们可以造谣，可以认贼作父，可以出卖除了有利于自己向上爬的仕路以外的一切。他们和他们的上司，上上司都是真小人，连伪君子都不如。伪君子做坏事还遮遮掩掩，他们做坏事却是明目张胆。叫这种人和他们的后代治理中国，中国只会越治越坏。“文革”时整我的工作组长叫宋植，在红太阳都带头反苏修的时候，他和他的上司刘允焕在大会上咒骂我，“你1957年当右派，就反苏，你以为你反对了，你是反斯大林，斯大林是革命的领袖。”他们公开用共产党的名义宣传汉奸理论。我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论述民族英雄林则徐充军新疆的事迹，引用了他忧心国家危机的诗句：“正是中原薪胆日，高歌何必醉屠苏。”刘某在批判我的大会上说“是向党发出的毒箭，咄咄逼人。”他把“屠苏”（一种药草名）理解为“屠杀苏联”，说林则徐说反话“反苏”，雷光汉也是一路货色。他自己把共产党和十九世纪带头侵略中国的英国殖民主义划上等号了。他们的人格也是卑劣的，自己跑到伊犁卫生学校逼迫我的未婚妻和我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接着乘人之危，去调戏她。一次和我谈话，逼我和她不再来往，竟说漏了口，親热地称她为“小吴”、“小吴”了。我的同事中有两个人书教不好，品质又坏，是学生最讨厌的教员，“文革”初期都是学生自己提出的批斗对象，可是后来都顺利过了关，没受处分，在“文革”后期还入了党，八十年代后当了大官。原因只是他们各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并且住宅连在一起，和某些人的办公室门对门。
我又想起，1957年把我划成右派时，其实按比例历史学生中的右派已经满员了，我的反俄言论都是历史事实，同学们也都从心里赞成，讨论我的问题时历史系中共总支委员会认为可划可不划，党支部成员大多数反对划，只有一个叫孙淼的调干学生坚持要划我为右派。原因只是我曾讥笑过他不懂古文，不懂写对联，在过新年时把标语口号当成对联写来贴在宿舍大门两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班上唯一的一位女党员感情亲若姐弟，他眼红了：女党员居然不和他好而亲近一个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后来孙淼写了一个“同情右派分子”的鉴定装在她的档案内，使她以后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我单独坐牢三天后，换了监房，三人一间。同监的是两个俄罗斯青年，一个是阿拉木图人，杀人犯；另外一个是阿克纠宾斯可来的吸毒犯。在KGB监狱监禁的除外国人外，本国人都是重刑犯，杀人犯，贩毒犯，外国间谍嫌疑犯，政治犯和发了案的贪官，都是两人或者三人一间房，人多了会洩密生事。审问我的预审间还在我原来受审的同一层楼房的同一单元，但规矩不同了，因为此时我已成了阶下囚。预审员和翻译坐在老地方，原来我坐的地方坐着书记员用打字机记录口供。我则穿着囚服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后面还站着狱警。前两个月是如此，以后也叫我坐在翻译座位旁回答问题了。预审官是位四十多岁的俄罗斯中校，态度温和，发的问题都是就事论事。书记员叫别佳，让我直呼其名，有学识，常常纠正预审官因为不熟悉中国而发出的错误问题。翻译是个五十多岁的中俄混血人。三个人的心肠都不坏，从没有发过脾气，还不时和我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审问时也从不节外生枝，还尽量把案情搞得简单一些，于我有利一些。特别是那位中俄混血翻译官，我能听得出他总是向着于我有利的方面翻译的，还常安慰我，叫我放心，案情不重，因为我们逃跑策划得很好，逃跑前断绝了和别的中国人往来，没有诱惑别人跟我们一起行动，走得秘密，没有引起社会震动。如果行动造成的影响大，便会严惩不贷了。他还具有相当的古文修养，因为小时在海参崴上过中国私塾，读了四书五经。三十年代随父母回到新疆在乌鲁木齐一汽车修理厂做工，五十年代又返回苏联，他是阿拉木图KGB大楼里口语水平最高的翻译，军衔却低，只是个尉官，见到校官进到预审室他都站起来不敢坐。这是个身居狼窟还讲点同胞香火之情的人。一次这位混血翻译没有来，审问我时换了一个姓于的中国人翻译，他是河北人，是比主子还凶狠的汉奸。审问开始前预审官和书记都不在，他和我闲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反苏思想，你得知道苏联是有思想犯的，在思想上反苏也得判刑。”我戏谑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是中国人，原来你是俄罗斯人养下的崽。”他一下子尴尬十分了。那次是检查我们出逃时身上带的物件，预审官问我：“你们带了几个指南针？”我说：“三个。”他又问：“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带三个指南针？”我说：“一个是给牛水预备的。”这三个指南针一个是刘万瑜手表表带上带的，两个是我在商店买的。预审官理解了，从抽屉里拿出三个指南针，问是不是我们的，其中两个是我买的。一个是大的绿色的军用指南针，我指着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于翻译一口咬定：“你不是承认你们带了三个吗？”我说：“这个大的军用指南针，我们从何得来？”他又问：“你怎么知道它是军用的？”竟敢越翻译之权充当预审官来审问我了，狗仗人势，我立即顶了回去，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军用指南针？你不要把我们中国人看扁了，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受过军事训练，用过军用指南针。”并指着指南针向预审官和书记员说：“你看，指南针的颜色和两位首长穿的军服颜色一样。”接着又用俄语说了一次，特别加重了“我们中国人”，“两位首长”的语气。预审官笑了笑，马上问别的事了。大概于某和那位自称“国际共产党员”的上海人葛某一样，是留在苏联的原中共党员，是最没有人格，最没有人性的一些人。
在几个月的审问中，KGB想要搞清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牛水的身份和意图？为什么是他组织外逃而又告发了我们？为什么他要用此手段？他们把牛水和我交往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问到了。刚开始，我对牛水的气很大，当着预审关的面大骂他的行为卑鄙，用心不良。后来气平了，回答问题也就理性得多了，预审官问我：“1949年牛水还是个小娃娃，他的父亲离开家了，他怎么知道他是去了台湾呢？”又问：“既然他的父亲去了台湾，中国最讲阶级成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怎么会吸收他当兵？他的父亲当过国民党时代的法院院长，是有案可查的，为什么他家的阶级成分会划成城市贫民？”对这些问题我也无法回答，只觉得如果把牛水定成中国间谍，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虽然他设下圈套把我送进了监狱，我却不忍心用同等手段去对付他，便向预审官提出了个问题：“长官您想想，如果牛水真是派遣间谍，不会如此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和刘万瑜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不是中国非要花代价除去的人。出卖我们两个小人物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划得来吗？”这一下，预审官生气了，说：“你刚进监狱时，热血沸腾，对牛水的气大，说了他一些实话，现在气平了，反而替他辩护了。”半年后，牛水最终还是被这位预审官定成了“毛泽东的间谍”，这是后话。混血翻译还对我说：“你是聪明人，可惜交了两个坏朋友。牛水是个滑头的二流子，用上海话说就是个瘪三。刘万瑜是个监狱流子，坐牢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你跟着他们倒霉了。”我知道他也是在提醒我，要认定马，刘二人的身份，不要把话说离谱了。这是个没有失去人性的人。在检查我用中，英，俄三种文本的声明时，预审官问我俄文本是谁写的，我用早就编好了的一套回答他：在汽车站找了个俄罗斯女盲流，递给她十个卢布，她给我修改后重抄出来的。他没有驳回，还说：“这个女人教育程度高，字写得非常好，看来是上过大学的。”自从我被捕后，心中担忧的首先是玛雅，害怕她受牵连，也给抓起来坐牢。谁知在整个七个月的被审过程中，预审官关于她只问了一句话：“据说你们坐汽车、火车外逃时还有个女人陪伴你们？”我马上答“没有！”就完了，再没有提及女人的事。出狱后我悄悄去见了玛雅，她也说回程很顺利，KGB的人从来没有找过她。我发现KGB只对情报，间谍和政治犯感兴趣，不愿意管与此类事无关的小事，也不太计较细枝末节，尽量少生事端，免得给自己添麻烦，和当时中国公安局办案不一样。中国公安办案是好大喜功，把案情越搞越大，牵扯的人越多越好，冤枉的人越多，他们立的功也越大，升官也越快了。
还有一点，我刚逃来苏联时，KGB对我是寄于了很大希望的，希望我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经过了这次逃亡，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也不太想过多纠缠我了。
在阿拉木图KGB监狱坐牢的七个月，是我一生中拥有的最多的闲暇时间。禁锢斗室，紧关的铁窗，紧锁的铁门，除了放风时间外，连天空都看不到。晚上也只有一盏幽灯，除了思想以外，什么都不属于自己了。一切都是命，虽然《国际歌》里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但我想，在共产党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别想用政权以外的力量，办到这一点。“自己救自己”，真是谈何容易。我是长子，是父母求神拜佛盼来的。我刚满周岁，父亲请来算命先生在家住了好多天仔细推算我的一生，写成了一本“命书”。命书中写到我在三十岁以后要遭大难，果真不错，二十岁当“右派”，三十一岁当“黑帮”，三十五岁亡命国外，三十七岁坐牢。不过命书又说过了三十六岁的命运大坎，就遇难呈祥，多子多福，六十三岁善终，有三子二女送终。这又是笑话了，我现在已近年满六十六岁，也只生了一子一女。后辈子比前辈子也没见好去多少，遇过难而没有呈过祥。反正坐牢是命中注定的，我心里坦然了。一到十月份，监狱的暖气就开放了，小囚室里装了个用铁丝网罩着的长暖气管，整个冬天犯人在囚房里只好穿衬衣，温度过了头。狱中日月也同样是匆匆如白驹过隙。
十月一日中国国庆那天提审了我一次，审问结束离开审讯室时预审官还送了我几个大苹果，说是给我贺节。审问开始时预审官对我说：“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被打倒了。真是的，毛泽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干些什么？”我也调侃着回答：“我们的毛主席是天才的战略家，他什么都有先见之明，他一切都安排好了，要打倒什么人，按照他自己的战略安排一个个来。”那天，没有涉及我自己的事，预审官翻着《中国文革大辞典》一个个问我对文革风云人物的印象，我是这样回答的：对陈伯达，我知道他是毛亲口御封的“我们党的理论家。”我读了他写的两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听了他一次报告，一口福建土话，一句也听不懂，还得有翻译给译成普通话。他有学问，但食古不化，没有创新见识。姚文元，读他的文章不少，是个很能举起大棍敲别人脑袋的文坛杀手。张春桥，我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知道此人的，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废除工资制，在中国搞全民供给，他的思想是十分迎合毛泽东的主张的。戚本禹是个才子，文章写得好，笔端饱含热情，也很能迎合毛泽东的左潮。预审官又说：“你知道吗？毛泽东是江青的第四任丈夫。”我可真不知道，如果真的，一个四度嫁人的荡妇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又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可把八亿中国人的脸都丢光了，羞死人了。他又问起肖力，即毛江的小公主李讷，当时也是和林彪，江青们一起站在主席台上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中央军委领导人”。我说和李讷在北大历史系同过学，她低我三个年级，在乡下劳动时往地里给我们送过开水。北大教学严格，功课重，李讷娇生惯养，也不太聪明，受不了，犯了神经衰弱症，休学一年，毛泽东因此马上下了个“教育革命的指示”把学校课程砍掉一半，学生不要学那么多，学了也无用。他又发感叹：“我真不明白，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出身在富人家庭，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又那么反对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又说；“刘少奇在苏联学习过，为什么也反苏？”我心里想，我不是逃到苏联了吗？也是反苏，大概凡神经正常的人对苏联之所作所为都会反对的。
1971年“九一三”林彪折撠沉沙于外蒙温都尔汗，阿拉木图KGB早就知道了，在下一次提审我时预审官说：“你们的副统帅林彪又给毛泽东打倒了，现在中国书店里卖的《毛泽东语录》，林彪写的《再版前言》都撕掉了，也看不到毛泽东和林彪合影的画张子了。”还拿出几张莫斯科发行的《真理报》给我读，上面登了王明批判毛泽东的文章，我大部分看不懂，只记得文章的题目译成中文是“孤家寡人”。他们对中美接近十分嫉恨。美国总统尼克松要访问中国和访问中国，不光KGB的官员，连狱中的看守都常对我说：“中国天天喊反对美帝国主义，都是放空炮，毛泽东和周恩来心里想的是要和美帝国主义拉关系，好反对我们苏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我在中国天天接受“苏美联合主宰世界”的宣传，心里也相信了，所以才打算逃来苏联后再去台新或美国。到苏联后，我才发现全不是事实，苏联的反美宣传比中国做得广多了，深入多了，普通老百姓都反美国。其实“两雄不能并立”，苏联到处扩张到处侵略外国，受到美国的抵制或抵御，当然要反美国。年底一次审问我时，预审官一开口便笑容满面地说：“你知道吗？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也要到我们苏联来访问，我们苏联力量大，他不敢不和我们拉关系。”
次年三月七日我被从监狱放出来送到北哈萨克斯坦柯吉达夫服流刑，在走出监狱大门前，在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万瑜见面。办公室坐满了许多我见过面的和没有见过面的KGB官员，他们也和我谈美中关系，我最早遇到的大尉翻译科长说：“尼克松访问北京时，中国政府安排许多人穿着新呢子衣服，提着半导体收音机在大街上悠闲地散步。”还用手比划着嘲笑说：“你们中国买布不是要布票吗？为什么和尼克松会谈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穿的裤子那么宽大，他们不怕浪费衣料吗？”
受审时，我请求预审官借给我几本书读，不久混血翻译给我拿来了三部书，一本是中文编写的《俄语简明教程》，两本是宋人欧阳修的文集，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这几本书帮助我打发了许多狱中难过的日日夜夜。我原来就喜欢欧阳修的文章，小时候曾全文背诵过他的《秋声赋》。读了他的文集，有两大心得，一是知道了北宋还有个大诗人叫梅圣俞，是欧阳修的好友，以前没有见到过这个名字。一是曾经有人告发欧阳修和他守寡的外甥女有染。宋人最讲道学，道貌岸然的欧阳老先生居然有这般绯闻，还是逆伦的，太叫后人不可思议了。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中饭前的时间全用来学俄语文法，按照教程我系统地学了下俄文文法，太复杂了。性、格和时间的繁复变化，形动词、副动词，叫人永远搞不清。我拿来和中文相比，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俄文在当今世界各大语种中发展与成熟得最晚，词汇少，虚词更少，解决的办法一是靠外来语补充，一是靠词尾的变化以应付，把文法搞复杂了。而我们的中文是最成熟的语言，虚词，实词应有尽有，新词构造法合理而法力无边，所以我们的祖先把各种古怪的文法规则都丢掉了，只留下最合理，最基本的几条。
七个月的受困牢狱之灾，没有亲人过问，状况之惨无以复加。幸好刘立中知道了，在狱外为我奔波，帮助我，营救我，给了我只有亲人才能做到的一切支援。我们被解到阿拉木图后，牛水被招来提供我们外逃的证词，立中兄是从他的口里知道了我和刘万瑜正在坐牢的。按监狱的规矩，允许囚犯家属每个月送一次物品，定量两公斤，内容是食品，香烟，清洁工具和练习本，圆珠笔。从1971年九月份开始，我和刘万瑜都能定期收到立中兄送来的东西，牙刷有了，能打发时光的纸笔也有了，好烟有了抽的，香肠，熏肉，巧克力和水果这样高档次的食品也每日都可以入腹。每当狱警提着木制手提箱给我送东西，看到箱底的清单和立中兄的签字时，我身上似乎到处都有热流通过。接受立中兄的物品，成为我的狱中节日，也形成条件反射。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每个月我的左眼皮都要跳一阵子，我对狱友说：“我的朋友又要给我送东西来了。”果然如此，没有一次落空。狱友们都羡慕我有这样好的朋友，也称赞中国人仗义。立中兄又奔走于阿拉木图市内外许多中国老乡家里，请求他们联合上书给哈萨克斯坦中央政府，无罪开释我们。当时中苏严重对立，我们出逃可视作反苏行为，此举是要冒风险的，因此签名的人不多。年底，立中兄执笔给哈KGB中央主席格列奇科中将上了书，签名的除立中兄外，还有徐英斌，谢先诚，张联堂，马振兴等几位中国人。
坐牢七个月，换了五次囚房，同房的狱友先后有九人，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一次正接到立中兄送来的食品，给狱友分甜面包时，忽然从窗户传来了刘万瑜的声音，我很兴奋，一下子爬到小桌子上，向刘万瑜说话。狱友连忙把我拉下来了，他们说：“你傻了吗？”监狱绝对禁止和非同监的人通任何消息。你想关进黑房子吗？不过我也知道了这所监狱里也关着我和刘万瑜以外的别的中国人。还有一次我放风时听到了一个甘肃回族人口音的人大声说话：“你们老关着我干什么呢？也给点外面的活叫我做一做啊！”在夜深人静之际，相邻囚室的犯人也常常有节奏地敲墙壁，每次邻室里都有回应。坐牢时间长的人发明了敲壁的狱语，能互通很多消息，我没有学会。听到刘万瑜声音的第二天提审我了，预审官叫我把所知道的中国安徽大学的情况告诉他。我很奇怪，给他说了：安徽在近代中国是个出文人的地方，清朝的桐城学派源于安徽，我国现代文学、学术的奠基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陈还是中共的创始人。我还知道著名国学大师刘文典当过安徽大学的校长，他眼高于顶，在中国学术界只佩服历史学家陈寅恪一个人。我也知道和中国现代物理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齐名的还有“三冯”——哲学大师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小说家和文学史家冯阮君，他们还是同胞兄妹。冯沅君的夫君陆侃如也是文学大师，原来当山东大学副校长，1957年当“右派分子”后发配到安徽大学教书去了。为什么苏联的KGB对中国的安徽大学感兴趣，真是莫名其妙。出狱后刘万瑜告诉我，一天他听到邻近狱室里有个人大声说中国话，就对着窗户和他交谈了几句。那个中国人叫张义，刚从中国逃过来，正在接受审查。刘万瑜问他是什么文化程度？张回答上了“大学”，刘又问是什么大学？张诺诺地回答：“我是安徽人，上的就是安徽大学吧。”一个“安徽大学”害得张义多坐了几个月的牢，实际上他只上过小学。他出狱后辗转打听到了我们在柯吉达夫流放的通讯处，和我们通了几次信。我知道了真后悔，为什么要向KGB卖弄我关于安徽文化的知识，害得张义多受了些苦呢？
第三次换囚室了，跟着看守，一进门就看到一个混血人模样的四十多岁的中国人坐在床上，我用中国话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他用俄语回答：“我是俄罗斯人。”说过后他马上觉得自己回答得滑稽，见到我的物品中有几包烟，改用中国话说：“我可以抽你的烟吗？”我回答：“当然可以。”还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中国人了，你的模样是混血，可神态是中国人，变不了的。”算是碰到自己的同胞了，牢房的日子再不会寂寞，有谈话的对象了。他为人心肠不太坏，也很健谈。他说他姓刘，是乌鲁木齐长大的，父亲是老华侨，母亲是俄国人，他是三十年代被从苏联远东撵到新疆去的。小时候他们家很穷，十来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当小工，给人盖房子。一次在迪化督办公署的大院里修路，见到了边防督办盛世才，就是那个统治新疆的皇上，盛世才还摸了摸他的头。长大了开汽车，走私大麻烟，被劳改了一年。1958年跟母亲“返国”来到苏联，国籍和民族成份都改过来了。到苏联后又学会了开火车，在阿拉木图火车编组站内开火车，上个星期不小心把另一股道的一个火车皮给撞倒了，没有伤人也没有伤财，事故不大，可是火车站的KGB特派员一听说肇事者是中国人，马上怀疑是“中国特工搞破坏”，抓到KGB监狱给关起来了。我听了以后琢磨起来，想到可能是我把他牵连进来坐牢的，KGB的目的是趁他肇事之机，要他进来打探我坐牢后的打算的。我也真实地把我的案子介绍给他了。他告诉我：“我以前开运货卡车，到过乌兹别克和土尔克明尼亚的边境线，如果我带着你越境，一只香烟没有抽完便可以到达伊朗。”每次放风时，他都装着很仔细地观察周围环境的样子，还试着攀登水泥墙。几天后，他和我“商量”了：“看看清楚了，放风时我们可以逃出去。半夜里我们悄悄把被单撕成一条条，再搓成绳子带在身上，放风时我先爬到岗楼上打倒哨兵，用绳子拉你上来，再把绳子系在岗楼上，一下就到了对面的屋顶，再跳到大街上，一下子跑掉了。”我回答说：“老刘你真勇敢。今天晚上我帮你搓绳子，明天放风时你一个人逃，我想法引开看守掩护你。”他听了也自知自己的话无理而滑稽，也哈哈大笑了。他的这个主意不知出自何人，是他的智商太低还是他的KGB上司智商低？他喜欢说话，大吹他解放前开汽车时如何如何逛妓院。在喀什、和田嫖维族女人。说在大街上如果看到一个年青的维吾族女郎撵过你在你前面走，你就紧跟着她。走到某家房门前，她会回过头来揭开蒙在脸上的盖头对你一笑，你看准了跟着她进门，百无一失，保证成功。他非常怀念那段在新疆的自由生活。当时他也想到上海去当海军，又打算去美国，解放军进疆太快了，都没有成功。每天他都要我给他讲中国故事，一听几个小时不厌倦，当我讲“薛平贵回窰”时，他还感动得哭了，说：“中国的故事真动人，百听不厌。苏联没有好故事，尽是金鱼松鼠说话，熊和人打架。”又说：“中国人真聪明，我们火车编组站招火车司机。一个1962年逃过来的中国人去应试，他从来没有上过火车头，只看我开了一会儿，试车时便把火车开走了，考中了。”他也很了解KGB和它在新疆的活动。告诉我新疆那些大官，像包尔汗、赛福鼎、伊敏诺夫，还有共产党和盛世才合作时，在新疆当过县长的李大钊儿子李葆华都是苏联派到中国去的，都是老KGB。我随即联想起了“文革”喧极一时的孙维世事件。孙维世是中共元老孙炳文的女儿，被周思来认做干女儿的，她从小被中共送到苏联教养，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是毛的翻译。不知道为什么她回国后没有到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或外交部去任职，而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导演，还嫁给了比他大许多岁的电影演员金山。“文革”中，江青把孙维世当作苏联特务给整死了，看来不是没有缘由的。刘和我关在一间囚室后不久就被释放了，几天后就收到他给我送来的食品。临分手时，他还和我说了几句话：“兄弟，看来我要出去了，你有什么话带到外面，可以先告诉我。”我说：“在阿拉木图我无亲无故，无话可带。”后来从对我的审问中我知道他没有说过我什么坏话，其实他是个心肠不坏的人。
先后和我同关在一间牢房的几个狱友，也值得一记：有一个年才十八岁的小青年，他说是保加利亚人，住在乡下，进城来玩，大街上和一群小流氓打架，给警窗察抓住了，一检查他的护照是保加利亚，就关到KGB的监狱里了。他说他父亲在二次大战时参加了反抗法西斯的地下抵抗斗争，战后全家来到苏联。我想他是在吹牛，战时保加利亚是希特勒德国的盟国，如果是反法西斯人士，该从苏联衣锦还乡，为保加利亚新统治者的季米特落夫（原共产国际总书记）重用了，怎么会放逐到苏联中亚来呢？也许他父亲就是亲德分子或者保加利亚自由派人士，才会流放到苏联来。因为二战后有不少苏联卫星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被送到了苏联中亚和西伯利亚服劳役，中间还有从我国旅顺、大连抓来的。
1981年我患肾结石住院，同病房有个朝鲜老头，他不会说中国话，却能用中国字写文章。我们经常笔谈，他给我写了一篇他的经历：在日本殖民地时代，他在平壤上高中，所学的现代历史几乎都是中国史，对袁世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些中国大军阀的事迹都熟悉。1945年苏军开进北朝鲜，金日成政权马上把他们上千个青年知识份子都抓起来了，用卡车装运到北边朝苏边界。下车后，士兵端着步枪押着他们向前走，不准回头，谁回头就便开枪打死谁，于是走到苏联来了。先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的集中营伐木头，释放后到中亚安了家。
狱友中还有一位俄罗斯族的大学生，在卡拉干达工学院上二年级，1971年秋收时下乡收麦子，和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大学生一起干活。列宁格勒大学生中有地下民主运动小组，吸收他参加了，但没进行什么活动。一次刚从地里下班回到村子，马上被军警包围起来，所有参加民主运动小组的异议大学生全给抓起来，用直升飞机押到阿拉木图。他说许多青年学生都向往西方，对现实十分不满，认为苏维埃制度已经走到尽头，该进博物馆了。而苏维埃政权视异议人士为最大的危险，他的前途不是到西伯利亚极北的集中营长期监禁便是被送到疯人院。他告诉我，在苏联生活，什么都可以说，谁都可以骂，只要不写成文字；偷摸拐骗，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只要不结成组织。这位大学生还有一项绝技，嘴里吸满气后两腮鼓起，用拳头敲腮帮子，会发出打鼓般的乒乓声。他天天表演，以博狱友们一笑。不过他的行动得不到别人的同情，除了我外，同囚的犯人和看守们都骂他“傻瓜”。
与我同过囚房的人除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吸毒犯非常粗野、下流、蛮横外，别的几个人都相当文明，也有学问，同情我的身世。我的俄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也能和他们能说到一块。我还结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木拉特，北高加索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印古什人，大学毕业后，在阿拉木图一间印刷厂当工长，圆圆的脸，文质彬彬，才三十来岁却秃着头，样子很像个哲学家，对人很和气，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粗话，和我在一间囚室关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见被提审过一次。他喜欢文学，一天到晚读书，每天都向我朗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也要我用中文给他背诵俄罗斯著名诗人的作品。别的我都忘了，把还记得的两首给他朗诵了，一首是高尔基的《海燕》，一首是普希金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普希金，他和他年青的缪斯。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实实在在是个好人。”他听后说中文音调抑扬顿挫，好听。他告诉我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发生在他的故乡，他的族人里。这样一来，木拉特成了我意气相投的好朋友，我们把他家里送来的食品和立中兄弟给我的食品放在一起共享，还有计划地安排，使不致在下一次收到食品前断档。他向我说了北高索的历史和风俗民情。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对北高加索人民的大屠杀，我还是第一次从他的嘴里听到的。他还在我的俄文练习本上写了一首莱蒙托夫的诗，有几十行，说诗情也发生在他故乡，要我背下来。诗的意思我十分之一也不明白，但还是用了许多早晨花脑子硬是背下来了，能用俄语向他朗诵。但现在全忘在九霄云外了，只记得一段的中文意思是：“姑娘，我对你丧魂失魄，你却把我遗忘。我看到一个鞑靼青年在你面前跳舞，欢欣若狂，原来是你看上他了。“他说他的女朋友多得很，不时把自己的艳史向我津津乐道。他被关进KGB监狱的原因是一个荒唐的故事：他们工厂新来了一个犹太工程师，主动要和他交朋友，投他所好，休息日请他去餐厅吃饭、歌厅跳舞，介绍姑娘陪他玩。这年新年，犹太工程师找了一套三间房的公寓住宅，带来了三名俄罗斯姑娘和另一个工程师一起过新年，白天喝酒、跳舞、上电影院。晚上一对对男女分房间睡觉，每个晚上都交换伴侣，疯狂地胡混了三天三夜，他和犹太工和师的交情更深了。六月的某天，犹太工程师拿了个提包，请他去长途公共汽车站接一位朋友，说了朋友的长相特点和穿的什么衣服，也是犹太人，一眼便能认出，叫见面后把提包送给那个人。木拉特冒冒失失地接过提包代朋友接客了。可是到了长途站后，等着他的不是朋友的朋友，而是几名警察，警察把他抓进局子，打开提包检查，里面是一层层用纸包着的金砖，一称有两公斤。走私如此多的黄金，当时是可以判死刑的，木拉特真是万口莫辩。坐了四个月KGB大牢，他还不明白自己的犹太朋友到底是干什么的。
另一位好朋友叫华西里·伊万诺维奇，也就是瓦夏，五十多岁了，是乌克兰人，母亲是波兰人。瓦夏原来是当官的，虽然坐牢了，看守们仍然尊称他的父名。他是卫国战争的军官，复员后派到哈萨克斯坦不同城市机械厂当厂长，成年调来调去，最后调到江布尔州机械市场当经理。所谓机械市场，不是销售机器的市场，是集中接收管理和给所属本州的各个工厂调运、分配机器的单位，工厂和建筑公司接受所订机器后，货款也交给该单位，权很大，掌握的资金也多。他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快退休了，想给麾下的职工做点好事。他辖下的职工中有一百多人没有住房，1969年年底他扣下了一百多万卢布没有上交，用来为本单位盖了栋四层住宅楼。苏联是一切按照计划办事的，私自动用公款盖计划外的住宅楼，不问目的如何都是大罪。上司发现后把他当成大经济罪犯关进了KGB监狱，关了一年多，也不审，也不判。他在监狱里人缘挺好，典狱长和看守都尊敬他、优待他。他所受的优待计有两项，一是家里送的食品加倍，一是可以两天洗一次澡。我们同牢房的人也跟着他沾光了，吃他的东西，陪他洗加班澡。我和他关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有三个月。他说是他向典狱长请求把我和他关在一起的，因为他害怕吵闹，也不喜欢粗人，而我是一个文明而安静的中国人。瓦夏个子高大而肥胖，红得像抹了胶水的脸，唇边留着两撮小胡子，隔几天便请看守带他去理发室修剪，他说这是布琼尼元帅式的胡子，我说更像老鼠的触须。虽然他当了囚犯，但他的官长气质还是没有去掉，时常在囚房里踱着方步，教训保加利亚小青年如何应付审问，教训大学生不好好读书而去要求什么自由民主，也教给我要如何运用列宁有关放弃沙皇在中国的一切权益的话去应对审问。有时一边踱步一边大声叫嚷：“莫斯科的党中央说他们为人民谋利益，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人民的，我是真正为人民了，盖房子给人民住，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既不审也不判！”在监狱里，每天给犯人送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如果报上有不能叫犯人知道的消息和文章，则剪掉了。瓦夏每接到报纸后即对我说：“我们苏联的真理只写在这份报纸的报头上。”1971年冬天正是孟加拉独立战争的时候，瓦夏收到一张印有孟加拉民族运动领袖拉赫曼头像的报纸向看守大声说：“拉赫曼为孟加拉人民坐牢了，我们报纸说他是英雄；我也是为人民坐牢的，你们却说我是罪犯，这是为什么？”在此次印巴战争和孟加拉独立运动时期，苏联是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支持印度和拉赫曼的，也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辱骂巴基斯坦和中国，说中国是巴基斯独裁者叶海亚牙·汗的唯一盟友，给叶海亚运去大量武器以屠杀孟加拉老百姓。在一次审问我时，预审官给了我一本苏联印的画报看，指着印着倒毙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大街上妇女尸体的照片对我说：“雷，这些女人是巴基斯坦军队用你们中国的枪打死的，为什么中国要帮助叶海亚？”同时瓦夏还悄悄告诉我他从看守那里得到的消息：苏联中亚军区戒严进入战争状态了。苏联在塔吉克斯担派了重兵，只要看到中国部队在帕米尔高原出现，立刻开枪消灭。孟加拉独立是民族解放运动，拉赫曼政权一边倒向苏联和印度，我心里十分反感，觉得苏联和印度合伙是做不出好事来的。以后在流放地听外国广播，知道孟加拉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上台后不亲苏也不亲印，我心里很高兴了一阵子。话说到底，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独立建国以后，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吗？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一天不如一天，印度也处处欺负这个无还手之力的邻邦。瓦夏的父母分别为乌克兰和波兰两族，因此同情波兰的自由运动和乌克兰的独立运动，却又为苏联的强大而骄傲，说俄罗斯人是强有力的民族，谁也别想打败俄罗斯，外国军队一进来俄罗斯严寒的天气就把它打败了。他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当时许多非俄罗斯苏联公民共有的。他告诉我：“斯拉夫人中波兰的文明程度比小俄罗斯人高（小俄罗斯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小俄罗斯人的文明又高于大俄罗斯。”一次他读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的诗集，他指着书说：“他们在撒谎，舎甫琴柯是乌克兰独立派人士，不是什么俄罗斯的爱国民族诗人。”在我接触到的苏联人中，他是极少数表态拥护赫鲁晓夫而仇恨斯大林的人。他说斯大林是个屠手，常常叹息：“斯大林是个格鲁吉亚皮鞋匠的儿子，俄语都说不好，却统治了俄罗斯二十几年，把我们乌克兰人三分之一给杀掉了。赫鲁晓夫是真正爱老百姓的，他要改革斯大林的暴政，要发展利于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轻工业，克林姆林宫的党中央才不喜欢他，把他推翻了。”他也记了一肚皮的政治笑话。关在监狱里，时间很多，不管白天黑夜，都可用来说话，瓦夏给我讲的政治笑话如果都记录起来，能够编成一本小册子，而且他还是敢于讲笑话骂斯大林的人。以下是我记下来的几首：
关于斯大林
1944年大反攻时，最高统帅斯大林和参谋长朱可夫在大本营对着地图指挥战争。斯大林问：“我们的军队现在应该指向何方？”朱可夫答：“当然是西方。”又说：“我们的军队向西方挺进，把欧洲的资本家都扔进大海去。”斯大林不同意，朱可夫生气，走到走廊上大骂“猪猡”。斯大林听到了把他叫回办公室问他：“你在骂谁？元帅同志！”朱可夫回答：“大元帅同志，我当然在骂希特勒。”
斯大林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坐在一架飞机上，忽然看到一个鬼用锯子锯飞机翅膀，两人大为吃惊，邱吉尔求鬼说：“快停下来，我给你别墅、商店，叫你回去当百万富翁。”鬼不听，继续锯。邱吉尔又急着请求：“快停下来，我让位给你，叫你当大英帝国的首相。”鬼还是不听。邱吉尔急着问斯大林怎么办？斯大林对鬼说：“鬼同志，你锯得非常好，我要吸收你当我们集体农庄庄员。”鬼听了害怕了，马上扔掉锯子，逃得无影无踪。
关于勃列日涅夫
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问代表们：“1980年以后我们就没有肉类供应了，同志们，怎么办？”全场默然。忽然一位代表站起来回答：“我们用一天工作十小时来解决，总书记同志！”勃列日涅夫又问：“到1981年后我们就没有牛奶供应了，同志们，怎么办？”又是全场默然。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代表回答：“我们用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来解决，总书记同志！”勃列日涅夫再问：“到了1982年后我们就没有面包供应了，同志们怎么办？”还是同一位代表大声回答：“用一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来解决，尊敬的总书记同志！”听了这位代表的话，勃列日涅夫感动的流出了眼泪，他想了想又说：“同志，谢谢您对党的支持，我党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但是我们全民一昼夜干二十四小时的话，又到哪里找到那么多的活干呢？”“这很好办，到火葬场去工作，尊敬的总书记同志！”那位代表回答。
印度总理莫迪拉·甘地夫人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在红场上致欢迎词：“您好，尊敬的梅厄夫人（其时的的以色列总理）！”秘书小声对他说：“总书记同志，你说错了，我们欢迎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勃列日涅夫听了回答：“是呀，我也知道我们欢迎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可是你们给我打印的欢迎词稿子上印的是梅厄夫人。”
苏联发行了印有勃列日涅夫头像的邮票之后，邮局职员纷纷向上司诉苦：信封上的邮票都没有贴牢，经KGB特工调查，原来寄信者把口水都吐到了邮票正面而不是涂到反面。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像地平线，你越向他走去，它离你越远。共产主义还有钞票没有？教条主义者回答：没有！修正主义者回答：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回答：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共产党和资本家有什么区别？
资本家关心的是金钱，共产党关心的是人民；资本家把金钱锁起来，共产党把人民关起来；资本家认为钱多了地位就高了，共产党认为有了地位就有了钱。
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人一起闲谈，美国人吹牛皮：“我有三辆小汽车，开福特上班，开卡吉拉做客，开伏里瓦到欧洲旅行。”苏联人听了笑着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上班坐有轨电车，下班坐地下火车……”苏联人话还没有完，美国人忙问：“那到欧洲旅行你坐什么车呢？”“坐坦克！”苏联人回答道。
前面提到的那位大学生也给我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笑话，记在下面：
在大学讲堂上，政治经济学教授给大学生讲“什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讲的冗长而含混不清，大学生请他举例说明，教授同意了。教授说：“保加利亚把陶泥出口给我们，我们制成泥哨后出口到蒙古，蒙古的牧民吹着哨子指挥牧畜。而他们的羊呢？”“出口给我们”大学生争着回答。教授说：“不对，出口给东德，东德用羊肉制成美味的罐头”“出口给我们”，大学生又抢着回答。教授说：“不对，出口到西方，换成外汇。再把羊毛出口到捷克，捷克人把羊毛做成漂亮的服装，出口……。”“给我们，”大学生答。教授说“不对，服装出口到西方，换成外汇。东德再把羊皮出口到匈牙利，匈牙利制成漂亮的皮革，出口……。”“给苏联。”大学生又异口同声说。“不对，出口到西方，换成外汇。”“那我们苏联得到什么呢？”大学生奇怪的问。教授回答：“我们得到外汇，美元，或马克，因为我们向东德，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出口武器：飞机、大炮、坦克。”
看来，瓦夏对在苏联坐牢，蹲集中营都有经验，他每天把吃剩下的面包请送牢饭的俄罗斯大嫂切成小块，用油炒成面包干保存起来，又把剩下的烟头烟丝留下，和发的莫合烟混合保存起来，叫我也和他一样做。他说：“得准备，走西伯利亚，到那边的集中营，要挨饿，也没有烟抽。”他在这个监狱关了一年多，看守都混熟了，常常在送饭洞口说些悄悄话，知道很多狱外的消息。坐牢后，每隔半小时便能听到轰隆隆的机器响，为什么？我问别人谁也不知道。问瓦夏，他先告诉我：“ＫGB监狱里的囚犯都是外国人和苏联自己的重刑犯，有等级。监狱有三层，地面一层，地下两层，我们是关在地面一层的。地下两层缺少空气，所以，每半小时要开一次通风机，给死刑犯送空气，机器响声是通风机的声音。”他说关死囚牢房里的人有一些是中国人，中国人逃来苏联后，如果ＫGB认定他的身份是间谍，便一律处死。犯人在受刑前，看守把他们带到澡堂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到理发室理发，刮脸，用布蒙上眼睛，会有两个彪形大汉从暗室里走出来，用绳子把他勒死。听瓦夏讲起来，真毛骨耸然。
瓦夏长期经营机械市场，对苏联工厂的设备水平相当了解。他说苏联民用工厂的设备都技术落后，哈萨克斯坦要好一点，西伯利亚劳改营工厂的设备有的还是“十月革命”时代的。而苏联军火工厂的设备都是世界最先进的，军工厂淘汰的机器比民用工厂的还要进步好几代。几年前上司命令他到莫斯科接受一批军工厂淘汰了的车床。他到了莫斯科，部里命令他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接收机器，他听着奇怪极了，玛雅可夫斯基广场哪里来的车床呢？到约定时间他站到玛雅可夫斯基铜像下，有两个人早就等着了，带他上了小汽车。车子开出莫斯科城区进入大森林，带他的年青人用黑布蒙上他的两眼，车子走了好久才停下来，下车了也没有解掉蒙眼布。两个人扶着他进入一间房子坐下，才揭去黑布，已经来到厂长办公室了。厂长还是个将军，告诉他三台车床已经装上了集装箱卡车，要他亲自把车押运到阿拉木图，对别人决不能说出车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说完，在办公桌上的卡片盒里拿出一张卡片交给他，叫陪来者陪他到军工厂食堂里吃饭。瓦夏说他从来没有吃过那样高级的席，桌子上摆的全是商店买不到的食品，真正的黑鱼子酱，西方进口的鱼罐头，中国来的火腿罐头，还有可口可乐和真正的正牌伏尔加酒。
典狱长是个俄罗斯少校，副典狱长是个哈萨克上尉，每个月都要传问我一次，问有没有人欺负我，如果有，他们会惩罚或者给我换囚房。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副检察长是个大高个，大肚子的俄罗斯人，他也光临牢房视察了一次，看见我在学俄语，对我说：“我们的外国人劳改营有俄语学习班，如果你到那里服刑，学俄语的条件也很好。”瓦夏告诉过我，在苏联的各种监狱中，KGB监狱是最文明的，不打骂犯人，没有刑讯逼供，别的执法机构都是一片黑暗，没有钱会轻罪重罚，给了钱，杀人犯都会买到无罪释放，是狱霸的天下，没有钱财给他们进贡，天天都会挨打受罪。为什么这样？因为KGB监狱的犯人都是外国人、犯罪的官员或异议分子，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人又会翻身出头，所以监狱的狱头狱卒们不敢对他们胡来。牢房走廊尽头是一间宽大的看守休息室，里面有电视机，一些受优待的犯人常被叫去看电视，瓦夏是其中之一。那时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像印巴战争，尼克松访华，苏联军舰开到孟加拉国吉大港扫雷，智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统阿连德掌政，美国的芝加哥修建了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大楼，还有美元贬值等诸般消息，瓦夏看过电视新闻后都会告诉我。他还说我们这层牢房里住着一个服刑的德国姑娘，叫爱玛，是个大美人，专洗办公室和走廊地板，每个看守都勾搭她，调笑她。在囚房里，我也不时听到看守们“爱玛，亲爱的”的调笑声和“不要这样，不要，不要”的女人哭喊声。瓦夏说还有几个中国人和他一起看过电视。后来我知道被关的中国人中有几个暗探，而且几乎是职业的。他们是KGB的狗腿子，伪装成囚犯和中国人关在一起，侦探自己同胞的消息。我认识一个住在阿拉木图的叫邵谓敏的苏州人，当过鞋匠，后来又先后移居卡拉干达、阿斯塔拉和塔什干等中国人集中的大中城市。1988年他回苏州探亲，给被他侦探过并出卖过的人发现了，告到安全局，安全局把他关了起来。他的俄罗斯妻子在政府大门前大哭大叫，安全局才放了他。姓邵的就再也不敢回中国了，日子过得非常穷，塔什干的中国老乡谁都不愿帮他的忙。1974年我从柯吉达夫流放地坐火车去阿拉木图，在通车厢里碰到一个中国人，交谈之下，他说：“和你在一个农场住的是不是有个姓麻的中国人？他可不是东西。我刚来苏联坐牢时，麻也装成新越界的中国人和我关在一间牢房里，晚上他写我的汇报材料时给我发现了。如果再见到他，我要揍他一顿。”
1972年的元月份和二月份，一直下着大雪，每天从牢房狭窄的窗户向外望去，都是大雪纷飞。在雪下得特别大和特别冷的时候，也不放风了，因为没有给囚犯发棉衣。有时好不容易放风了，我在空中接几片雪花尝尝，在新雪覆盖的地面上踩几脚，听鞋底下发出的吱吱声，享受到了大自然给人世带来的乐趣。我日夜想念中国，阴霾的天空，冰封的大地，什么时候才有春化的一天呢？重重哀思，眼泪早流干了，剩下的只是血。小时候读《红楼梦》，很奇怪林黛玉为什么会有眼泪越来越少的感觉。这时候我知道了，眼泪不仅可以流少，还可以流干的。在这个寒冬，我用血和泪写了两本书稿，中篇小说《哀思》和纪实报告文学《新疆的流民问题》，可以算作我国第一批伤痕文学了。虽然没有机会出版。这里，我把《哀思》的男主人公向他离去的妻子说的最后几句话录在下面：
“园子！我不会埋怨你，更不会恨你，虽然我永远失去了你。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个弱女子，如果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会更没有力量去承担那些苦难，比死亡还要严酷的苦难。
“园子，把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吧。在今日中国，遗忘是唯一的灵丹妙药。你忘掉了，总会有人，不是我们这一代便是下一代，来重提我们曾忍受过的一切的。
“园子，我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妈妈也要活下去，在最大的不幸和苦难中我们都要活下去。英国诗人雪莱写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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