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北大生）蘇聯逃亡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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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流民問題》是我在牢房裡寫的一本小冊子。

嚴寒的冬天在苦難的中國大地上是延續得太長了。自從1958年以來，流民，也即官方稱之的“盲流”（指向城市，向邊疆地區盲目流動的中國公民）是中國各大城市的最大人文景觀。他肇始於“大躍進”，興盛於三年大饑荒，到了“文革”時更是逃難者漫天飛，完全無法收拾了。盲流全是執政黨的荒政造成的。記得1961年秋我從北大畢業後遠戍新疆，從鄭州轉火車西行，車廂里擠滿了盲流，站的地方都沒有，座位下，行李架上躺的都是人，我從鄭州站到西安才找到個座位坐下來。到了新疆，更是“盲流”的天下，分配我到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離中蘇邊界只有七公里的霍城縣城的霍城第一中學教書，我們的大部分學生都是“盲流”的孩子，也有的是河南，安徽，四川各省孤身漂流幾千里來新疆投親靠友的小“盲流”。“文革”中把我押送到伊寧市附近的南台子煤礦挖煤和天山下的大東溝修水渠，和我一起幹活的礦工和農民大部分也是。他們中間真是三教九流，無奇不有，當過官的，在朝鮮打過仗的，從北平輔仁大學畢業的天主教傳教士，甚至還有參加紅軍長征後流落在甘肅河西走廊的共產黨西路軍戰士。有的人還是滿腹經綸，行俠仗義闖天下的俠男俠女。在他們中我結交了好幾位知心朋友，有的還救過我的命。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上等人，所以我對“盲流”有極深沉的感情。1968年冬天，我躲藏在新疆大學我的學生處避難，一次在食堂吃飯時看到了副校長張東月，他的胳膊上戴着個白布大袖章，上面有毛筆寫着“大叛徒”幾個字。張東月是老共產黨員，是新疆有名氣的黨內學者，他起始就是因研究“盲流”而獲罪的。他著文考證1958年後中國的流民規模超過了我國歷史上最混亂的“五胡亂華”民族大遷徙。見到張東月，我想起了他的研究，我也下了決心，只要能活下來，一定寫一本關於“盲流”的書，為我的“盲流”朋友們說幾句公道話。所以在安靜的牢房裡我奮筆疾書，十幾天便把八萬字的《新疆盲流問題》的文稿寫成了。我依據1968年底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公布的全新疆人口數測算，進入新疆的“盲流”到那時為止有兩百萬人。兩百萬人，是一支開發新疆的百萬雄師，是一垛保衛疆界的鐵壁銅牆啊！但社會遺棄了他們，政府歧視他們，是荒政製造出來的一個新種姓，而他們卻在為邊疆的開發和安全出力，出汗，出血。在文稿的扉頁上，我寫下了如此的題詞：“獻給我在新疆流浪的朋友們，如果他們中間有人死去了，就作為對死者最真誠的懷念。”出獄時，這兩篇文稿沒有被KGB沒收，而且我以前寫的《動亂的四年》文稿（逃跑時丟失在集體宿舍，他們從我的住處搜到的）也有了下落。一次，翻譯傳我到預審室，對我說：“現在法庭要開庭審理你的案件了，我們還要幫助你，減輕你的刑。我們把你寫的回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文稿拿走了。你寫一張條子，把稿子自願捐獻給我們，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利，我們會叫法院從輕發落你。”反正入了KGB之手，文稿是要不回來了，只好寫條子“捐獻”給了KGB。1976年我在塔拉斯市逛書店，看到了一本小書，俄文書名就叫《動亂的四年》，作者署的卻是哈薩克人，書前介紹“他”是新疆大學學生，是“文革”時逃到蘇聯來的，顯然是剽竊了我的著作的內容，用化名或他人的名字發表了。出於對KGB和蘇聯的反感，我也沒有去讀它。

二月下旬和三月初，獄警幾次把我帶到另一間辦公室叫我校對口供，厚厚的一大冊，大概不下五百頁，裡面也夾着我自己用中文寫的供詞。有一個女翻譯看着我，我讀不懂的俄文可以問她。看來她也是新疆來的混血女人，三十多歲，漢話和維吾爾話都說得流利，人也長得漂亮。同時，也把阿拉木圖市檢察院對我和劉萬瑜非法侵犯蘇聯國界的起訴書的中俄文本給了我，現在還保存着。

我讀起訴書的中文本，請瓦夏幫忙仔細研究俄文本，他得出的結論是案情不重，不會讓我繼續坐牢或進勞改營，最多判個監外執行，叫我不必害怕。對牛水的叛徒行徑，他也咬牙切齒，說世界上最卑鄙的人就是出賣同志和朋友的人。1972年3月6日上午，KGB的兩個士官把我押到了阿拉木圖市人民法院受審，下午回到牢房，瓦夏不見了。打開床頭櫃，看到一包點心和一包煙絲，是瓦夏留給我的。瓦夏知道我會比他先出獄，在我學俄文的筆記本上寫下了他在阿拉木圖的外室地址。他的情婦叫杜霞，請我出獄後去看望她一次。五月份我去看望了杜霞，是個四十來歲長得清秀的俄羅斯女人。她悲傷地說：“瓦夏再也過不上人的生活了。”瓦夏的家在我現在居住的塔拉斯市，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很注意能在街上見到他，卻失望了。如果他活着的話，已經快九十高齡了。世事滄桑，他的祖國烏克蘭獨立了，他母親的祖國波蘭也得到了自由，不知他活到這一天沒有？如果他去世了，願他的靈魂在天國里得到安息。

起訴書不長，所有繁枝末節都刪除了，除了牛水，沒有牽涉任何別人。其中有兩段文字提到牛水，轉錄到下面：

“1971年4月份，牛水向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團直屬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請你們安排好雷光漢和劉萬瑜的生活，否則出了問題我不負責任。”

“1971年7月20日，牛水向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團直屬國家安全委員會所屬基米爾道烏市安全局報告：雷光漢和劉萬瑜要在1971年7月21日從阿拉木圖市坐火車通過阿山哈巴德偷越蘇伊邊界，出逃伊朗。”

我知道此次監獄之災快結束了，下面等着的是勞改營或流放地，管他呢！雖然瓦夏說我不會被判進勞改營，頂多是個監外執行，我還是不抱幻想。我拿着發還的一套西服，一件乾淨襯衣和一條立中兄送給我的金線織的領帶，說要在上法庭時穿戴，老尉官笑着同意了，說到時候自會給我送來。在這些天，辦理我們案子的檢查官和KGB指定的辯護律師還和我見了面，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檢察官的黑色領章上有一道槓，四顆星，不知是什麼階級。監友華西里·伊萬諾維奇叫我要準備自我辯護，不能靠律師。我日夜用功，用俄文寫了辯護詞，提出了幾點理由，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第一，我們出逃的全部計劃，準備和行動只在牛水，劉萬瑜和我三人之間進行，沒有任何第四者知道，沒有在蘇聯社會上起到過任何不良影響。第二，我們不是間諜，出逃沒有間諜因素。第三，我沒有任何反蘇行動，在請求在蘇聯生活時就表明了自己決不在中國之外任何地方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的意願，所以出逃沒有反蘇因素。而且我是個螞蟻般的中國小民，也無力反對蘇聯。和上次俄文翻譯出逃聲明不同，這時我已初步掌握了俄語文法，不用拿單詞硬湊了。沒有字典好多單詞不知道，好在和華西里·伊萬諾維奇關在一起，他是個好的俄文老師，認真地給我修改了，既沒有文法錯誤，還文雅而有說服力。之後，我清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辯護詞一段段硬背下來，華老師則在一邊作音調上的指正。辯護詞全背下來了，又請看守帶我去理髮室理了發刮了鬍子。

3月6日上午十點，看守通知我準備出庭受審，先帶我到辦公室，換上西裝革履，打上了領帶，之後押着我坐進了座位四周都是鐵絲網的小囚車，上法院受審了。車開到一棟不高的樓房前，下車認出了玻璃牌上的俄文字“阿拉木圖市人民法院”，上到二樓，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看到了劉立中，已經在那裡等着了。他用俄語說了一聲“好漢子”，我們都哽咽了。蘇聯一般刑事審判里允許家屬旁聽，立中兄要求以家屬的身份出庭，被法院准許了。走進法院，見到立中兄和幾位俄羅斯婦女坐在一起，後來知道這些旁聽者是法警隨便從大街的行人中叫來的。立中兄以後告訴我，旁聽的婦人問他“審什麼案子？”他回答：“政治案子。”幾個女人聽了大吃一驚，瞠目結舌。因為在當時的蘇聯，政治案是比殺人案還要可怕的案件。法警把我帶到被告席上坐下，一會兒劉萬瑜也被帶進來了，看上去情況還不錯，只是清瘦了許多，臉蒼白了許多。他還是穿着囚犯服，萎靡不整，不能和我的神採風發相比，我怨他太土氣了，太窩囊了。一會兒開庭了，全體起立，法官和檢察官進了庭。法官是位俄羅斯中年女人，穿着黑色女西服套裝，她兩邊坐的陪審員也是女人。檢察官還是找我談過話的那位俄羅斯男人。法官宣布開庭後，介紹檢查官是阿拉木圖檢查院的三級檢查官，由他宣讀起訴書。起訴書很長，起訴了我們計劃出逃，被捕的全部過程，和牛水的揭發。說我們偷越蘇伊邊境，破壞了蘇聯邊界的神聖不可侵犯，按照蘇聯刑法，要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鑑於雷光漢寫了《動亂的四年》書稿，揭發了毛澤東發動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請法官考慮從輕判罪。”接着，法官對我們說有問題就提出來，我站起來背了我準備好的俄文辯護詞，從法官和檢察官幾個人的眼色中我發現，很多部分他們都沒有聽懂，因為我的俄文是甲級洋涇濱。劉萬瑜聽了起訴書一下子着急了，因為裡面沒有提到要對他從輕判刑，站起來捲起衣袖，把他身上的傷痕亮給法官看，說是在中國監獄裡受苦刑留下的，要求蘇聯法官可憐他，也從輕判處。我聽了十分不是滋味，紅着臉低下頭來不敢看別人的表情，好漢做事好漢當，中國人留給你的傷，為什麼要拿來乞求外國人。在長期的流亡生活中，我最痛恨的是中國流亡者中的軟骨頭。之後，是律師辯護，律師說了不到5分鐘就夾起皮包退庭了。辯護詞說，既然劉萬瑜和雷光漢是一起出逃的，對雷光漢從輕處理，劉萬瑜也應享有同等權利，那位混血翻譯把內容都正確地翻譯出來了。然後休庭，審判官和預審官去了另外的房間商量。10分鐘後，出庭宣判：“由於非法越境，破壞蘇聯邊界罪，判處雷光漢和劉萬瑜有條件的自由兩年。”我聽了“有條件的自由”一詞，感到很新鮮，其實就是監督勞動，也就是相當於中國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所受的對待，但聽起來比“監督勞動”順耳一些。在法庭上沒有當庭宣布我們服兩年“有條件自由”刑期的地方。法官隨即宣布全部審判結束，我以為就可以出來不回監獄了，不料KGB的獄警又把我帶回原來的囚室里鎖起來，囚室里只我一個人了。

一個人坐在牢房裡，想起這一年多的戲劇性經歷，冒死出逃，一心要回到中國人的地方去，半年準備換來七個多月的牢獄之災，現在又不知要給流放到什麼地方去，“享受”那“有條件的自由”了，思潮起伏，但已經沒有澎湃了。該來的都來了，即將要來的也逃不掉，管他娘的，先安安靜靜睡個大覺吧。整個晚上沒有看守來叫我，第二天早上8點看守也沒有敲我囚室門叫我起床，直睡到10點才起床上廁所梳洗，也吃不進飲食。我想，出去以後一定要想法和立中兄先見一面。7日上午11點鐘，獄警打開囚室門，提來了我的皮箱，笑着對我說：“祝賀你，你現在自由了。”把我帶到樓上一間辦公室，有幾位特工官員早等着了，混血翻譯卻不在，他們也說了些祝賀我重獲自由之類的話。接着劉萬瑜也來了，他的囚服換掉了，一名翻譯把我們兩個人送到阿拉道烏旅社住了下來，交待我們白天可以自由在街上走走，晚上一定要回來睡覺。明天上午一定要等着他們。

翻譯走後，我們立即步行到立中兄家裡去了。關了7個多月，走到大街上，覺得天空的太陽和街上的積雪是那樣刺眼，走起路來也是磕磕碰碰，一腳高一腳低地。進了立中兄的門，他和徐英斌，馬振興早等着我們了，還準備了豐盛的酒菜。我們和他擁抱着，都流着眼淚。立中兄告訴我，自從我們關到阿拉木圖後，KGB就一次次找他，從他口裡收集我們的旁證材料，他一下就覺察出，我們陷入到早就安排好的圈套中了，是牛水設下的圈套，或者他和KGB一起設下的圈套。他說：“我對KGB的特工說了，兩頭湖南騾子給一匹青海馬（牛水的護照上寫的籍貫是青海省）踢到了。”他又交給我一個牛水留下的條子：“劉立中可以告訴你們，我為你們恢復自由出了多麼大的力，等了你們一天一晚，再沒時間等，只好走了。”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說話，一邊流淚。立中兄的感情比我還衝動，哭的次數比我還多，晚上和他分別，他反覆叮囑我們，去的地方會更艱苦，要小心，既要保持身體健康，也要再不上當受騙。他年輕時在四川生活過，接觸過江湖幫派，他握着我的手說：“江湖風波險惡，你是從知識分子堆里出來的，沒有接觸過下流的人，你要多小心，保重自己。”

流放地一瞥 世界最浪費的農業

出獄後第二天，1972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是蘇聯人最重視的節日之一，全民放假。上午10點，一個KGB的哈薩克中尉來到旅社把我們用吉普車拉到了飛機場，押着我們坐上飛機向流放地出發了。飛機是向北飛行的，往窗下看，只見到白茫茫的雪原。飛了三個多小時後降落了，走出飛機場，看到寫着柯吉達夫的大玻璃牌，我知道把我們送到柯吉達夫了。柯吉達夫是北哈薩克斯坦嚴寒之地的一個小州，本是西伯利亞大草原的一部分，在大草原南端，“十月革命”前管理這裡的是設在鄂木斯克的沙俄西伯利亞總督。

有吉普車在飛機場外接，不過不是囚車了，先把我們帶到柯吉達夫州KGB常設局，再到州警察局要我們填了表，只有姓名，國籍，何年來蘇聯，法院判決等簡單幾條。再帶我們到食堂吃了只有一盤菜湯的簡單飯菜，又坐着吉普車上路了。在柯吉達夫，KGB、警察局、區政府到流放地農場的管理機關，所有的官員，直到最高層的農場公安特派員，管理區主任和生產隊長，幾乎全是哈薩克人，好像是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和冰凍的大地一樣整個社會都是嚴寒冷酷的。全世界的官員，大概要算此地的土著官員最是官風十足的了。他們一個個凸肚挺胸，官風凜凜，神聖不可侵犯，出口即是“聖旨”，下級和老百姓在他們面前只有低着頭惟命是從。整個流放四年中，我沒有從哈薩克官員的臉上看到過一絲笑容。當然他們的辦事能力和他們的官風是成反比的。只要是土著人管事的，哪怕是銀行出納，村蘇維埃戶籍管理員，車間的工長，只要你找他，他就要儘可能充分地使用他自我擴大了的權力，訓斥你，刁難你，勒索你，沒辦法了也找點麻煩，叫你不能痛快地把事一次辦成。在整個流放的漫長期間，我只見到柯吉達夫州KGB管理局長，來到我流放的農場召開中國人座談會，是帶着笑容說話的。還有幾次阿拉木圖的特工米沙來農場找中國人，也露出了笑臉。到了柯吉達夫，我才算真正走進了蘇聯社會，也才真正體會到蘇聯反中國的措施是那樣徹底，那樣全面。吉普車行進在雪蓋的公路上，四周所見，除了一片白色。再無別的顏色，中尉特工不斷向開車的俄族司機吹噓：“阿拉木圖真漂亮，阿拉木圖生活可美着呢，你也申請去阿拉木圖工作吧。我們在KGB工作的領住宅方便，一領上房子就成常住民了。”他還是個大酒鬼，每逢車子經過市鎮，就停下來到商店買酒，提着伏特加和紅酒到車上來和司機分喝。司機開車是不能喝酒的，可他們一路上喝得不亦樂乎。我真害怕翻車，兩百多公里的路行了大半天，直到晚上10點鐘才把車開到柯吉達夫州瓦里漢諾夫區警察局停了下來。中尉特工醉醺醺地下車，連路都走不動了，進門就和一個俄族警察上士大吵了一架。原來警察局早就下班了，只有三個警士值班，他們不搭理他，話都不說，酒鬼中尉生氣了，把我們兩人交給值班警士後，逕自坐着吉普車走了。當晚，我們就睡在警察局接待室的乒乓球桌子上，室外零下十幾度，我們凍得一晚也沒睡着覺。第二天，區警察局長來了，通知我們要去的農場，譯成中文叫“金色的田野”（以後我們就稱它為“金田村”吧），在那裡接受農場警察特派員的監管，只能在農場範圍內活動，凡外出，即使上區中心，也要先獲得批准，領通行證。大雪把通向各個農場的道路都封着了，我們等了一天，也餓了一天，到了下午才給我們一張條子，在食堂吃了一餐犯人午餐，半盤碗豆湯，兩塊黑麵包。看來還要在警察局挨凍挨餓，沒有辦法。我知道在社會主義國家有事只有找共產黨委員會才行，打聽到警察局對面不遠處就是區委會，我一個人去找到了區委第三書記，一個不到30歲的哈薩克人。他接見了我，見我是中國人，沒有問我有什麼問題要解決，卻大大的吹噓起蘇維埃政權的優越性來。他說我們的農場都是富裕的，農民生活都有如富翁般，我們蘇聯已經解決了民族問題，舉的例子是各民族人相互通婚，特別強調的還有俄羅斯男人娶哈薩克女人作妻子。能嫁個俄羅斯人，是土著民族引以自豪的。在前蘇聯時代，哈薩克民族處處表示着他們對蘇聯的忠誠，是真實的嗎？到了90年代哈薩克斯坦易幟後，便把斯拉夫民族一腳踢開了。他源源不斷地吹着牛，天都黑了，我才提醒他我找他的原因。他向農場打電話，知道農場總工程師從柯吉達夫要返回農場，農場要派車來接，就命令一名警察把我們帶到區執行蘇維埃（區政府）門前等車。到了晚上7點，我們上了總工程師的吉普車，前面是推土機鏟雪開道，40公里路行了4個小時，快到晚上十二點了，才把我們送到農場招待所住了下來。第二天見到了場長，分配我們兩人到農機修理車間當鉗工，於是，流放生活正式開始了。

1972年3月10的到1975年10月15日，我一共在南西伯利亞草原的金田村生活了三年又7個月零5天，超額服完了我“有條件的自由2年”的流放刑，使我擁有了一段常人很難擁有的人生經歷，也體驗了蘇聯向全世界不斷吹噓的墾荒生活。

從西伯利亞烏拉爾山以南到哈薩克斯坦中部大城市拉干達一線，原來是一片蠻荒的草原，1953年斯大林死去時，時經“十月革命”勝利“已經36年了，大部分俄國人還餓着肚子。我在霍城工作時聽到我國邊界居民說，1949年以前邊界那邊的蘇聯人遇見中國人開口的第一句話總是“有麵包沒有？”當時邊界中方一側管理也不嚴，天天都有蘇聯居民跑過界來打工，只要求吃飽肚子，不要工錢。赫魯曉夫執政後，為解決迫在眉睫的糧食問題，從1954年開始在南烏拉爾和北哈薩克斯坦的草原大規模墾荒，修了鐵路，公路，電站，遷來了成百萬的蘇聯歐洲部分白人移民，建立了上千個農場。墾荒地的指揮中心即策凌諾格拉市，譯成中文是“荒地市”，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獨立後把首都遷到了那裡，改稱阿斯塔拉市，柯吉達夫州在它的西鄰。金田村農場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地域之大，實在是驚人：東西80公里，南北40公里，竟有3200平方公里之大，相當我國一個縣的領域。而瓦里漢諾夫區就管轄着同等規模的6個農場。第二個印象是管理農場的官僚機構也大得驚人。這個農場男女老幼，分成場部，兩個管理區和一個生產隊四個部分。看看這些繁雜的機構和管理人員吧：場長，第一副場長（總經濟計劃師兼任）、第二副場長（內務總管，兼KGB專員）。下管5總：總經濟計劃師，總農藝師，總畜牧師，總獸醫師，總會計師和人事科，每總屬下都有從2個到10個不等的職員，把一棟二層樓分出來30多個辦公室全坐滿了。農場附屬單位還有農機修配廠，農機管理倉庫，運輸隊，電工隊，建築隊，食堂和麵包房，每個單位也有自己的站長，隊長或經理，其下設有會計，記工員，技術員等專職幹部。當然，共產黨委員會和工會都是少不了的，不過蘇聯實行的是嚴格的一長制，經營單位的行政首長擁有絕對的經營管理權，黨委會不像中國那樣擁有最高權力，工作人員也少，設一書記管黨員，一秘書收黨費。不過，從區以上州、市到加盟共和國直至蘇聯中央，則是黨委會大權獨攬了。每個管理區也有自己的辦公樓，有相應的管理人員，只是人數少些罷了。上述是經濟部門，另外還有行政機關，鄉蘇維埃，設主席，秘書，戶籍幹事和警察特派員，還有十幾個蘇維埃代表。眾多的首長們都配有小汽車或吉普車，不過除了場長有專職司機外，其他的小汽車都由“首長”自己開，沒有資格坐小汽車的頭頭就把分給本單位的運貨車當私人專車使用。一個千人的農場，直接從事生產的只有300多人。蘇聯非常重視政治宣傳，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大街上，走廊內，辦公室到處是標語口號，“列寧和我們在一起！”“蘇共代表大會在我們生活中！”等等。因之流傳着相應的笑話：“瘋人院的大牆上端掛着大標語“列寧和我們在一起。”居民在商店外排隊買牛奶吵着叫着打罵着，一人見此景象高聲念出了商店牆上的大標語“蘇共代表大會在我們生活中！”單位都有一兩個或更多的畫師，專門畫列寧像，寫標語，政治廣告和寫各式各樣的告示。農場的兩個畫師是我集體宿舍的鄰居，都是俄羅斯人，大酒鬼，每天醉醺醺的，工資喝光了，就買幾十戈比一瓶的刮臉用香水當替代品。這種香水是用來刮臉後消毒的，含有幾乎一半的藥用酒精。我常去看他們製造列寧像，簡單得很。如果是畫，就拿一塊已刻成列寧像的木板，在空隙里塗上顏色就成。如果是銅板敲成的，就用一個生鐵鑄就的列寧頭像，把金屬皮擱在上面，拿榔頭敲打一番，也便大功告成。

金田村的居民就像是生活在與世隔絕的部落中，他們的酋長便是場長，1000居民都是他最馴服的臣民。場長是一個40多歲的本地人，姓伊斯馬依諾夫。他一家三口人，住着一套用鐵絲網隔起來的有9個居室的宮殿裡，除了他的親戚和僕人外，任何人都不能越入雷池一步。從住宅到辦公室不到200公尺，他也要坐小汽車上下班。居民見了他，除了我們中國人外，都脫帽鞠躬向他致敬，而他只有高興時才略略點頭，一般都是肅目昂頭而去。場部職員請他批公文，都得先脫冠正衣，全身抖抖索索進到他的辦公室。每逢開會，只聽到他一個人用盡所有的髒話的叫罵聲。下屬所有大小頭目他都換成了自己的兄弟，親戚和同部落的人。我認識供銷社的主任，原來開卡車，是場長的堂兄。場長上任後把原來的主任攆走，當他的司機。他要去州里開會，有時還是用直升機接送的。我在農機管理站幹了3年活，沒有見到聖駕巡視過下邊一次。在秋收最緊張的時候，他卻帶着職員開着吉普車到牧場上去獵狼，因為上司規定，每交一頭死狼可以得到50盧布的獎金。場部有澡堂，星期5和星期六開放，星期天則是場長一家三口和他漂亮的弟媳婦專用的。一個中國人在澡堂燒鍋爐，每逢星期天，別人都休息了，他還得幹活，為場長和他的親屬燒水。不僅要燒熱水，還要把熱水燒成蒸汽，讓他們洗桑拿浴。居民們還說，伊斯馬依諾夫是歷任場長最好的一個，因為他不太剋扣農民的工資。

絕對的專製造成絕對的貪污。老農工告訴我，官員們最大的貪污來源是獎金和獎品。蘇聯的計劃經濟是很注重物質刺激的。每年年底了，只要完成了糧食，肉類和羊毛的上交計劃，就要發下巨額的獎金和提成，場長占大頭，剩下部分由各級大小頭目瓜分。農工得到的最高年終獎額是牧工每人100盧布，農工每人10盧布。年終還有大批獎品發下來，貴重的有小汽車，地毯，電視機，本來是獎給工作優秀者和蘇德戰爭的參戰老兵的，但都被他們瓜分了。另一大貪污源是私有畜群，從州到農場的各級官員們不時巡視牧場，隨便指定幾頭母畜，交待牧工隊長說：“這幾頭牲畜是我的，請你給我代牧。“於是被指定的馬們，牛們和羊們子孫繁衍幾年就是一大群，成了他們的私產，官員們又變成大畜牧主了。第三大貪污源是貪污基建費，老農工告訴我，農場裝自來水管，年年領修建費，領了四，五年才把地下水管埋起來。農場建新辦公樓，整整建了一個五年計劃，花的盧布可以把建的樓房包起來。

絕對的專制又造成絕對的落後和浪費。到了墾荒區，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蘇聯用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機械經營着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產業。農業機械可真雄厚，巨型拖拉機一台有七百匹馬力，拖着犁有百米長。各式拖拉機，收割機，打草機，裝草機是用不完的，每年下發的機器有的還沒裝配就用電焊切割了當廢鐵上交，以完成國家廢舊金屬上交計劃。奇怪的是沒有中耕機和澆水機械。肥料和農藥是用飛機灑的。牧場上到處建有保暖的冬季畜舍，牲畜飲水池，藥物洗澡池，又奇怪的是沒有人工草場，生產全機械化，再加上居世界之冠的廣闊耕地和牧場，蘇聯應該是食品豐富的國家了吧，實際卻是，都革命70年了，卻從沒有解決過吃飯的問題，成了老大難。

擁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的農場，又絕對全是好地，沒有沙漠和戈壁灘，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小溪河。大約三分之一用作耕地，三分之一用作牧場，農田種小麥，青儲玉米和土豆，牧場養馬，牛，羊，耕地全是一眼看不到邊的條田，草糧輪作，一年一換。我曾開過康拜因收麥子，早上8點從麥田的一頭出發，晚上12點才開到另一頭。種植業是只有兩道手續：春天播種，秋天收割。種子種下後就不過問了，沒有田間管理也不除草和灌溉。麥田裡還好，雜草沒有數量優勢，長不過麥子，而土豆地里在挖土豆時則是在亂草堆里尋找土豆。撒農藥和化肥用飛機灑，飛機飛到半空中風一吹，農藥和化肥都吹到天外去了。蘇聯的農作物和牲畜的品種也是世界上最落後的，還不如當時的中國。秋天了，田野上是一望無際的乳黃色，要走到地邊才知道長的是麥子，只有二，三十公分高，每個麥穗上只有十幾粒乾癟的麥粒，按每畝產量計最多也就是十幾二十公斤。哈薩克斯坦的羊毛纖維是世界上最短的，皮子質量也是下乘的。常到野外幹活，沒有見到過大肥羊，大奶頭乳牛。自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牧業規模卻如此之小，三個牧工管一個畜群，羊群只數不超過一千，馬群不超過一百。州農業局每年春天都要化驗各農場農田和牧場的土地質量，根據土地等級規定產量計劃。農藝師命令工人把本場最壞的土地挖出來當樣品送上去，鑑定的產量計劃不費力即能完成，還可以超額。蘇聯農業是最粗放的農業，也是最浪費的農業。勞動力太少，春播和秋收的工作主要由城市工人和大學生下鄉幫忙。外來人當然更沒有責任心，春播時脫播的地方一丟就是幾十公尺。秋收時只看到所有的田間公路都是由小麥粒鋪成的。誰家養有豬，需要飼料，只要拿着一瓶伏特加在路邊舉着，自有司機把整車的麥子給你送回家，一瓶酒換4噸小麥。偷的太厲害了，政府派警察看守路口，人們同樣也有辦法對付，在地邊用挖土機挖個大坑，下面鋪上麥草，再把一車車的麥子倒進土坑，堆滿了，再蓋上麥草垛，等地里收完後再拉走。即使到了倉庫，堆在曬麥場上，晚上還是有人去“加班”，一口袋一口袋地往自家運。這種浪費還是小的呢，更叫人不可思議的是有如此奇怪的秋收：什麼都是按照嚴格的計劃辦的，哪月哪日完成春播，哪月哪日秋收完畢都有硬性的日程表，到時候政府派飛機去檢查。主管官員坐在飛機上觀察地面，看地面上還長着莊稼沒有。而完不成計劃，農場頭目就拿不到獎金，嚴重者還會被撤職，甚至坐班房。有時候，麥子到時收不完了，就派人把剩下的麥田一火燒光，反正稀稀拉拉的麥草，燒掉了也形不成成片的焦黑痕跡。農場種有大片玉米。赫魯曉夫第一次訪問美國，看到了美國人發玉米財了，回國後就拼命擴大蘇聯玉米種植面積，但北哈薩克斯坦氣候嚴寒，只有不到4個月的無霜期，玉米完全無法成熟，只好在下雪前連杆帶穗一起割下，再用切草機切成一小段段的，堆起來發酵後當青儲飼料。1972年10月份，眼看大雪飛來了，一半玉米還沒收完，場長召集他的五總開會緊急商量大事，其中一總發揮了哈薩克人的發明能力，就像他們發明了沙皇特工、該區的被命名者瓦里漢諾夫是大科學家一樣，發明了木排打倒玉米收割法。叫工人把從鄂木斯克運來的大木頭紮成一張張大木排，一張長達半公里，綁在巨型拖拉機後面，一台台K700轟隆隆地在玉米地里開過，所有的玉米杆全部被打倒在地。大雪一下，全部被雪掩蓋。不到一天，就把十天半月也難以完成的玉米收割計劃不折不扣的完成了。

農業既然如此，畜牧業沒有兩樣的，畜牧專家們在研究室里制訂了詳盡而科學的飼養牲畜規程，規定在每平方公里的牧場上要均勻地撒下多少麥子和食鹽，為牲畜增加營養。汽車隊的司機在庫房裡領了規定的麥子和食鹽，又懶得用吹風斗均勻地撒在地表上，一堆堆地卸了下來，羊們牛們馬們一見麥子堆，鹽堆就跑去拼命地吞食，一見食鹽堆就跑去拼命的舔食，不少牛羊馬給漲死了，又有不少牛羊馬給咸渴死了。結果牧工們在牧場上一見麥堆，鹽堆，就慌不及地趕着畜群逃走了。牧工們把牲畜趕到牧場上一吆喝，自己便找棵大樹，把頭包嚴（因為草原上蚊子太多）躺下來呼呼大睡，羊只走失了，狼吃了，到別的畜群里去偷來湊數。偷不上，就提瓶伏特加到畜牧師家裡去，請他填張表，寫上“狼災”，簽上名，萬事大吉。每個畜群只要出現一隻大肥羊，組長就會偷去賣掉或拉回家吃掉，再到畜牧師那裡報個不慎丟失，由同組三人平均負擔賠償價款。

農業機械的浪費還要驚人。墾荒地勞動力十分缺乏，政府制定的法律規章還是保護工人權益的，工人把拖拉機開翻了，碰壞了，只要不死人，不傷人是不受處罰的。壞拖拉機便扔下，再領台新的。春耕和秋收時生產隊在農田裡設了許多營地，供農工吃飯，睡覺，機器加油，修理，種完和收完地回家，許多帶不走的鐵犁鐵耙，汽車拖斗等等就扔在地里不管了，有的還是新新的拖拉機和康拜因。不管是坐火車還是坐汽車，在北哈薩克斯坦原野奔馳，入目而來，到處是廢鋼爛鐵堆積的破爛堆，有些工廠里新設計製造出來的機械，如裝牧草捆堆和碼牧草捆的機器，挖土豆的機器，收割機上的一些新式傳送鏈帶，不好使喚，人們也不想找麻煩去使喚，運來了就堆在農機站廣場上，讓他們鏽壞，再砸爛後當廢鐵交上去。金田村每年有300噸的廢金屬上交計劃，由我們農機管理站負責完成。計劃很容易完成，只要開上起重機和卡車跑兩三個廢棄的田野作業營地就完成了。有時頭頭們還懶得跑，命令電焊工把舊的，新的或完全新的農業機器切割成一塊塊交上去。1974年站長心血來潮，在停機場來了個大清掃，把所有的沒有用過的機器叫我們全給拆開，超額完成了廢金屬上交計劃，年底得到區農機站發下來的300盧布獎金，他全塞入自己的腰包。也發了點善心，買了一瓶伏特加分給站內6個工人喝了。上級要在農田裡安輸水管，運來了直徑一米的不鏽鋼大管子，運來了又無人安裝，全卸在公路邊叫它給腐蝕掉。人們可以不愛惜機器，人為地破壞機器卻侮辱“蘇聯造”。一個拖拉機手要辭職進城工作，場長不批准，他一氣之下，把拖拉機開到大樹下，用鋼絲繩把拖拉機吊在了樹上。廠長把他告到區法院，法院以“侮辱蘇維埃機器罪“把他判刑3年，也不知道蘇聯刑法大典中訂了這條沒有。

用粗放而落後的方式墾荒，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破壞。北哈薩克斯坦綿延着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汽車奔馳幾天也看不到一座山，湖泊非常多，還有我們中國沒有存在過的平原原始生態，長的都是高大筆直的紅松和樺木。從飛機上往下看，只見綠色的大草原上嵌着一個個碧藍色的湖泊，大大小小串成一串串的碧玉長鏈，實在是風景如畫。春天一來，遍野開着各種顏色的花，處處是一簇簇紅柳組成的灌木叢，柳枝低垂，小河裡流水潺潺。美中不足的是蚊子太多，從草原冰雪開凍到下雪，到處都是飛着的和停着的大蚊子，它們可以有本事咬死牲畜，也能咬死人。在畜糞堆邊的綠頭大蒼蠅也不比蚊子少，人畜走近，糞堆樹叢里，蒼蠅和蚊子一哄而起，遮天蔽日，叫人膽戰心驚。所有牧人在野外放牧，夏日炎炎下都得穿皮襖皮褲皮靴子，頭用密的鐵絲罩罩着，或用毛巾一層層包起來，只露鼻孔和眼睛。這片草原，是可望而不可涉足的，是可賞而不可親近的。但是不管怎樣，草原給人類提供了遼闊的牧場，濕潤的空氣，充沛的地表和地下淡水，但是不科學的墾荒卻把有序的生態全給破壞了。在墾荒區，除了居民外，蘇聯人是不種樹修渠的。成片的草原給拖拉機犁掉，沼澤地填掉，小山包堆掉，一片片的灌木叢用挖土機連根拔起，再付之一炬。而鐵路邊，公路兩旁，一根樹也不種，更不用說有新疆軍墾農場那樣縱橫交錯的田間林帶了。夏天一到，冰雪融化，土地開凍，被開墾過的土地沒有任何植被保護。大風一起，沙土飛揚，大白天也變成了昏天黑地。而北哈薩克斯坦是多風的平原地帶，特別是8月份，常常刮黃風。黃風猶如火一般，一吹過去，草，樹葉和莊稼都被燒焦。地表水又沒有一個歸流處，每當化雪季節或雨天，村里村外，到處是爛泥塘。土地有是粘性的，穿着長靴子到外面走一趟，鞋底上就沾上幾公斤的泥巴。每棟房子的門前都豎着一個用鐵條悍成的架子，用以刮掉靴底的泥巴。這裡的居民，不管男女，不分冬夏都穿着長統皮靴，很少見到穿淺口皮鞋或運動鞋的，原因是風沙大，泥巴多。居民的衛生修養水平也是不可恭維，牲畜糞便，牛羊豬馬骨頭，爛土豆，爐灰渣到處都是。村子用垃圾築成的高牆圍成，材料是牛馬羊糞，腐爛了的小麥和土豆。一年四季，臭氣熏天，村莊和住宅是蒼蠅的王國，房內房外都是爬滿了綠頭蒼蠅，食堂里炊事員杆麵條，上面給蒼蠅爬滿了，他也不伸手趕一下。只有我們幾個中國人，在中國養成了“除四害”打蒼蠅的習慣。我們用細鐵絲網自製了蒼蠅拍，下班回家後的第一件事把室內的蒼蠅拍打乾淨，門上還掛有門帘，開門時不讓蒼蠅飛進來。

墾荒地上的農奴和中國逃亡者

（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四）

蘇德戰爭期間和戰後初期，蘇聯的糧荒極其嚴重，斯大林便開始在此時建農場，遷來一部分戰區的居民，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兒童來墾荒，青壯年男人幾乎沒有。我認識一個伊犁來的維吾爾人。40年代初他只有16歲時便被蘇聯在中國的間諜發展成特工，專門打聽中國的軍事情報，1945年成為“三區民族軍”的軍官，1954年以“蘇僑”的身份“回國”。他一過邊界，蘇聯軍官便沒收了他的全部證件，他說：“我是在中國給蘇聯搞地下工作的。”軍官一聽馬上卡着他的脖子說：“閉上你的嘴，你再說一句，我就掐死你。”隨即就被流放到北邊農場裡來了。他一下車，一群年輕的俄羅斯女人圍上來抱着他哭泣：“想不到在我們活着的時候還能看到一個年輕的男人。”北哈還有幾個完全由德國人或完全由波蘭人組成的農場。前者是由蘇聯日耳曼自治共和國解散後流放來的，後者是在德蘇瓜分波蘭後從蘇占波蘭區流放來的。德國人農場和波蘭人農場有的是連在一起的。兩個民族素質的高低有如涇渭分明：德國人勤勞，聰明，認真，會技術，把農場管理得井井有條，沒有貪污，沒有盜竊，農民的收入很高，居民村子都像花園一般，比城市還要漂亮，還要方便。而在波蘭人的農場，貪污盜竊，一塌糊塗，農民的生活還不如別的蘇聯農場。金田村的波蘭人和德國人的居民也不少，農機管理站的工人中就有兩位：一個德國工人開小鏟車，一個波蘭工人管給汽車電瓶充電，波蘭人還當過蘇軍上尉軍官，參加過1945年初的美蘇軍隊易北河會師。這兩個人對我和劉萬瑜都非常友好，特別是德國同事，當我們受人欺負，被人追打時，他和他的妻子就把我們叫到他家裡去保護起來。

在1954年開始的赫魯曉夫墾荒運動中開闢的農場居民是由下面幾批人組成的：第一批來的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從蘇聯歐洲部分各城市被動員來墾荒的共青團員，基本上是姑娘們和復員的年青軍人，配置的比例是一比一。到了70年代，他們中一部分離開了墾荒地，留下來的大都成了農場的大小頭目，他們的子女也長大成人了，接着便是發配來的在戰爭中被德國人俘虜過的蘇軍戰俘，或者在戰爭中有投降德軍嫌疑的人、集中營中釋放的前罪犯或者像我一樣服流刑的准罪犯。60年代後，大批哈薩克放羊人遷來了。而這時哈薩克第一個由他們自己人擔任的哈共中央第一書記古拉夫上台了，派來了大批哈族管理層人員。中蘇分裂後，莫斯科繼續從歐洲遷來了大批移民充實中亞。來到金田村的人多是白俄羅斯人，也有少數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有民族主義嫌疑的反俄分子，上述的戰俘和有投敵嫌疑者，集中營的被釋放者和服流刑者，都是蘇聯的“五類分子”，是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權的農奴。他們沒有公民證，也就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離開指定的農場遷居到外地，也只能從事最沉重的勞動，還有隨時被投入到監獄的可能。農機管理站的看守就是一個60歲的前蘇軍上校，進過德國俘虜營的，他老眼昏花，想進城去配付眼鏡都得不到批准。他的妻子是大學畢業後當過職員的，受丈夫株連發到食堂削土豆皮。農場的上任場長也是蘇軍高級軍官，戰爭中有通敵嫌疑，戰後發配來當場長，監管使用，幹了幾年，以後，又被KGB抓進監牢裡去了。

在金田村的農奴群中有八十多名中國人，都是“文革”中逃蘇的。“文革”前也就是1962年5、6月邊民大外逃後，蘇聯關閉了邊界，再逃來的中國人一般是不予收容的，或叫他自己偷偷返回，或抓住審查後再交還中國政府，一直到文革初期都是這樣。後來中國當局把蘇聯送回的逃犯開公審會槍斃了，蘇聯才不再把逃過來的人送回去。據我的觀察，KGB是按幾種情況處理的：凡屬受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審查後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就像我曾經受到過的待遇一樣。凡帶家屬或孩子逃過來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農民，學生，在審查後安排在城市或農村，大部分在農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問題逃過來的或者在中國有刑事問題的紅衛兵，群眾組織的頭頭或成員，在審查後便會以“破壞蘇聯國界罪”送到國際勞改營服刑一至三年，再送到集中中國逃亡者的北方農場（如金田村）幹活。新疆各少數民族人士逃過來的很多，可是他們對KGB的利用價值不大，大多數即使沒判刑也是送到北方各集中農場勞動。凡有重大刑事問題或重大嫌疑者就送到西伯利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州的一個集中營幹活，受到重點監視。而許多逃過來的共產黨官員，如果KGB對他們的懷疑較大，也是要送進國際勞改隊服刑的。我認識一個老八路名楊涌，據他自稱抗戰時參加八路軍，1954年第一次授銜時即是少校，一直當到南京部隊保密局長，從東北越境到了蘇聯，也是被判了刑的。還有一個左比添，是新疆兵團農5師的幹部科長，逃過來後也要服刑3年。對他們有特殊使用價值的年輕人則是一過界即與中國人隔絕，去接受專門的間諜訓練。如果在中國是殺人犯，逃過來了，要送還中國的。我知道在當時蘇聯大地上有幾個集中中國逃亡者的中心：如遠東哈巴羅夫邊區勝利區有一家林場，哈薩克斯坦柯吉達夫州的金田村，土耳格依州的一家農場，齊木肯特州的“日出”農場，江布爾州的哈巴也夫農場。從黑龍江省的北大荒，逃過來的大多是下放知識青年，比從新疆越境的還要多。這些資料來源於設在莫爾達夫斯卡亞的國際集中營，哪個中國人KGB看不順眼了就蹲國際集中營。全蘇各地的中國犯人都有，釋放後便把中國人的信息帶到蘇聯各個地方。

我正寫到這裡的時候——公元2000年6月19日，轟動全世界的英國多佛爾慘案發生了。58個中國大陸福建省的偷渡者在汽車集裝箱裡窒息而死。他們都是我的同胞。從收音機里聽到這一消息，我欲哭無淚，深夜跑到院子裡仰天長嚎，為什麼中國人的命就這樣苦，就這樣不值錢？1949年大陸政權轉移後發生了持續半個世紀，而且還看不到邊的大批中國人向海外逃亡的大浪潮（包括向我國領土上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台灣、港澳地區的逃亡），其中還有幾大波峰：第一次1949年前後，國民黨軍政人員和恐共人士大逃亡，主要目的地是港台，其次是美國，新加坡，巴西等國；第二次是“西藏平叛”時藏族同胞向印度的大逃亡；第三次，1962年發生於新疆的邊民向蘇聯大逃亡和南方老百姓向香港的大逃亡；第四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了求生，中國人向四面八方逃亡，遍及每一個鄰國，包括越南、北朝鮮、外蒙古和緬甸，人數最多的是從新疆和東北逃向蘇聯。第五次，1989年則是“風波”後民間人士向海外大逃亡，最後是看不到終結的是普通老百姓為得到更富裕的生活，更好的經濟發展偷渡到發達國家或地區。外逃潮流一浪高過一浪，不到中國成為經濟大國，政治民主現代化的一天，是不會有休止的。逃亡者的目的只有兩個，政治難民是求活命，求自由，經濟難民是求生存，求發展。對第一個目的，只要逃出去，一般就達到了；第二個目的，今天要實現都成了問題，大大小小的多佛爾慘案不時出現，逃出國反而把命送掉的悲劇年年都有發生。特別是對流亡到西方的知識分子來說，要政治上出人頭地只有賣身投靠一條路，充當《自由亜州廣播電台》的威廉，北明……引人深思的是，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的生活普遍提高，啼飢號寒的事是在中國大地上消失了，為什麼富裕起來的人們反而要把全部財產孤注一擲，而偷渡海外呢？像多佛爾慘案，遇難的58名同胞中大都是萬元戶，十幾萬元戶。在中國國家貧弱之際，內亂迭起，災荒頻仍，國無寧日，而那些世界級的大學者，大科學家如胡適，冰心，馬寅初，陳寅恪，李四光，竺可楨，錢三強，錢偉長，等等，在國外學成，立即歸國，義無反顧。就是冒險犯難，也要歸國，如錢學森，趙忠良。到了今天，國家安定了，正在走向強盛中，而花掉老百姓上百萬血汗錢培養的留學生，大部分卻視歸國為畏途，為了一張綠卡，竟不惜捏造謊話，賣身投靠，那是為什麼呢？首先要檢查的是執政者，要得人心，順民心，保護愛國心。而苛政猛於虎，政治迫害，思想禁錮，對人民大眾愛國心的摧殘更甚於經濟掠奪。

記得1962年伊犁邊民外逃，赫魯曉夫強權陳兵中蘇邊界，駐伊犁領事館公開進行顛覆活動，而伊犁黨政領導對之卻噤若寒蟬。有感於此，我在《伊犁日報》發表了一篇敘述民族英雄林則徐充軍伊犁造福一方事跡的文章，在文革中卻被中共伊寧市黨委宣傳部長宋植用來作為我反黨的罪證，這些官員們的愚蠢，蠻橫，狠毒和貪婪，大概就是造成中國人偷渡大潮的原因吧。

在金田村一千多農奴中，地位最低下的當然是我們這80多個中國農奴了，我們是舊中國涼山彝族奴隸社會中的娃子，所有的人權都被KGB掃蕩光了，只能被迫地“享受”到一條“勞動權”！譬如說，我們中的大多數從來沒有放過羊，卻大多數被迫當牧羊工。在80多個中國人中，漢族只有六、七個，回族十來個，還有五，六個蒙古人（從博爾塔拉州逃來的），剩下的大多數都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了。逃蘇的中國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自從“三區革命”以來，他們中有不少知識分子，當過教員，醫生，運動員，小幹部，還有公社主任，大隊長和兵團連長，有好幾個是新疆大學下鄉的在校學生，大多是親蘇的，把蘇聯誤當成了他們的靠山和最後依歸，特別是哈薩克人，更把哈薩克斯坦當成他們的祖國。誰知他們到了蘇聯，政府並不看重他們，沒有把他們當作自己人，把他們送到偏僻的草原上放羊。因為漢族人的素質高，待遇反而比他們要好，多數安排在城市工作。他們對自己的處境不滿，一直處於矛盾和衝動之中，酗酒，打架，曠工是他們的日課，特別是對我們幾個漢族人，更充滿了仇恨。因為我們幾個漢人不喝酒，不打架，不曠工，勞動很認真，掌握新技術快，幹活的質量和速度比本地蘇聯農工還強。像我和劉萬瑜兩人能一個工作日裝配完一台新康拜因，本地工人要三個人干一天，還沒有我們幹得徹底。所有本地人一般對漢族人（他們叫真正的中國人）都是友好而尊敬的，特別是非伊斯蘭民族群眾對我們更加友好。而他們因為懶惰、酗酒而嫖，常常是本地居民斜眼而視的。不過，他們有一個大優勢，都會說哈薩克語，語言相通，為警察局和KGB辦事處信任，因此都負有監視漢族人，向上司稟報漢族人言行的任務。各級官員幾乎全是哈薩克人，對中國的仇恨表現得更甚於白種人。於是，欺辱漢族人就成了這些中國來的新疆少數民族同胞的日課，只要他們一喝醉了酒，就會借酒裝瘋打上門來，而我們幾個漢族人又有一兩個不爭氣，常常授人以柄。大概雙方內鬥太多了，太麻煩了，1976年，KGB把漢回兩族人集中起來，發往齊木肯特州恰爾達區的“日出農場”。

在場部的四個漢族人中，李廣諱和劉萬瑜二人還偏偏是個惹事大王。李廣諱也是湖南人，1969年從昭蘇軍墾農場逃過來的，沒上過什麼學，信都不會寫，卻異常奸詐狡猾，到農場待了4年，一直裝病不乾重活，在糧食倉庫當看守，白天時間全是空閒的，每年都有大半年到柯吉達夫城“住院”治病。後來才知道他的“住院”都是KGB派到別地當暗探去了，如陪同新過界在審查中的中國人人坐監。許多同胞都喜歡找女人，而小小的金田村，願意和下三等的中國人來往的女人是有限的，爭風吃醋成為中國各民族同胞幹仗的一個大原因。我離開後來了一個年輕的漢人，當過空軍機械士的，戀上了一位哈族姑娘，被幾個蒙古人吃醋暗殺了，白送了一條命。警察局和KGB也沒有興趣破案。農場集中的8個漢族人中有3個在生產隊放羊，剩下的都在場部，我和劉萬瑜算是機械工作者，剩下的都在蔬菜倉庫和木工廠幹活，到了冬天，我們受不了零下50度的嚴寒，都去燒鍋爐了。我這裡分別介紹幾位。

陳梓，廣西桂林人，1962年高中畢業後考上了廣西師範學院物理系，卻不上大學盲流到新疆了，趕上邊民外逃，又到了蘇聯，也是各地亂跑。先到新西伯利亞市上了機工學校學電工，所以他的修理電視的技術很好，俄語也是中國人中說得最好的。他在機工學校畢業後不認真工作，在阿拉木圖，塔什干各城市遊蕩，靠其他中國人養活他。勃烈日涅夫掌政後加強了對中國人的管制，要固定在一個地方生活，上戶口，外出得請假。他沒法忍受這種管制生活，1970年跑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要求返回中國，可是只走到大門前就給警察抓住了。外國大使館前都有道門崗，崗哨地板上安有電鈕，警察對某個來訪者若有懷疑，便踩電鈕，附近的特務機構室內電鈴就響了，兩分鐘便會有警察抓住他。陳被抓後送進KGB監獄審查。他說一進監獄就給吃了迷藥，什麼都不知道了，在他額頭上和背部都留有大塊紅色的傷疤，看去十分嚇人。他說在那兩處的肌肉內按了微型電子儀器，以探測他的心理活動。半年後把他押送到金田村管制勞動。他對蘇聯不滿到了極點，但拒絕談論。他一天到晚閒逛，可是得吃麵包，就靠別的中國人養着。我和劉萬瑜去後，農場只給我們借支了50盧布和食堂欠賬吃飯的飯卡，生活十分艱難，而他卻厚着臉皮跟着我們吃飯。不久，他又偷跑到塔什干。和一些中國老鄉在鄉下種花生，一去兩年。1973年秋天，警察才把他抓了回來，派到地窖里削洋芋。他還是不想勞動，經常要我們養着他。他有一個廣東老鄉在莫斯科電台當廣東話播音員，他便不斷寫信向他要錢，嫌信走得慢，便偷坐班車到離農場80公里的小城蜀琴斯克往莫斯科打長途電話，又給該市的警察抓住送了回來。KGB正要整他，他自己撞在網上了，區法院以多次非法外出為由把他判了三年，送到國際勞改隊勞改。我們都勸他，安心幹活，掙點錢，等形勢變化一些後再尋出路。本來對1962年過來的中國人，KGB的看管是比較松的，KGB的特務來農場後也只找我們並不找他。他聽不進去好話，總認為自己俄語好，電工技術高，沒受到重用，在農場幹活太委屈了。在他關進監獄後，托本農場的警察特派員給我帶來了一封中文信，信文是：“椅下坐辱，順流而下，江邊有錢——”我讀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猜來猜去，想起來他曾說過他和朋友們說話都用暗語，才解讀了這封短信，是“辱下有錢”我馬上翻開他的褥子，裡面果然藏有30盧布。他到國際勞改隊後來了信，我立即把這筆錢給他寄去了。當時30盧布是很能辦點事的，我們在農場的生活費一天還不到一個盧布。同時我心裡有氣，寫這種低水平的暗語，如果給KGB懂中文的人看到了，我不也要跟着倒霉？好在農場的特派員是哈薩克人，心機不太重。3年服刑期滿要他返回金田村，他用那30盧布坐車去了列寧格勒（聖彼得堡市），想越界去芬蘭，又給抓住了，這次KGB不願再在他身上找麻煩了，宣布驅逐出境，送回了中國，時間是1977年，這時中共三中全會還沒召開，是華國鋒掌政的時代，因此中國又判了他3年勞改。80年代，我們這些漢族逃亡者一部分入了蘇籍，一部分恢復了中國國籍，成為合法的華僑。戈爾巴喬夫執政後，中蘇敵對關係有了改變，我們都得到了回國探親的權利，先後回國探親，受到家人，親人和各地僑務部門的熱情接待。陳的一位廣東老鄉，也是我的好友劉芒（華僑），回廣東探親，在廣西找到了陳梓，仍在一家小工廠燒開水，單身一人，日子仍然過得窩囊。陳和他一見面，就抱着他痛哭失聲，說“我真後悔為什麼當時不在蘇聯好好生活，勞動，現在以華僑身份回來，我又被管制了，”劉告訴我他對中國政府也是不滿，沒有重用他這位俄語人才。

何真，四川人，小個子，聰明而狡猾，在生產隊放羊，幹活十分賣力，晚上跟着一位小學教員用功學俄語，說的不錯。他和人說話開口就是“中國壞，蘇聯好”，對外自稱朝鮮人，很快得到了KGB的信任。農場管職工生活的副場長是個俄羅斯人，KGB的密探，和他是好朋友，經常帶他去野外打獵湖邊釣魚。我們被管制，不能越農場雷池一步，他卻可以到柯吉達芙，阿拉木圖，鄂木斯克這些城市到處玩。1972年KGB把他調走了，名義上是去阿拉木圖工作，後來失蹤了，據說在中國境內，被捕並被判刑。

還要着重提到一個曾經被我黨重點培養過的接班人朱雪琅，是一個給我們中國流亡者帶來無窮羞恥的笑話式人物。他是河南人，貧農出力，高小畢業，是共產黨重點培養的接班人，十幾歲就當了公社一個大隊的共青團書記。文革開始，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一樣要“全面占領上層建築”，縣革委會派他當了縣劇團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主持劇團的鬥批改。此人本質是一個流氓，投機者，在劇團利用職權姦污了幾個女演員，給人告發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隊長當不下去了，正好解放軍徵兵，縣革委會便送他入伍當了兵，派到新疆南部阿圖什中國和前蘇聯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邊界上當邊防軍。因為一直入不了黨，1969年某天乘在邊界執勤之機逃來蘇聯，關在吉國首都伏龍芝市（今改名比什凱克）KGB的監獄審查。審查中他不斷寫一些低級的快板詩對蘇聯表忠心，還寫了入黨申請書，要求加入蘇聯共產黨，KGB對他的懷疑更大了。經長期審查雖排除了他的間諜嫌疑，又懷疑他有神經病，把他送到到哈薩克斯坦庫斯塔奈市精神病院關了一年，最後判了兩年勞改送到國際勞改隊。國際勞改隊有個混血大流氓叫鐵光至，據說生父是中共高幹，30年代出生於蘇聯，1949年回到北京，卻十分不爭氣，流氓成性，他父親只好把他又送回蘇聯，惡性更加囂張，犯案累累，被判長期徒刑，關進國際集中營。服刑時他仗着自己生得人高馬大，俄語說的好就大肆欺負新過界的中國人，還企圖雞姦他們，別人都拼死拒絕了，朱雪琅這個軟包蛋卻接受了他的侮辱。這樣一來朱的臭名在他還在服刑時就傳遍全蘇各地華人中。那個鐵光至後來被一個叫周新的湖南籍中國人聯合其他中國難友給揍了個半死，才老實下來。朱雪琅1973年春刑滿送來金田村，在木工廠鋸木頭，來的第一天就請人用俄文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塞進農場黨委會辦公室的門縫內。漢人中還有一個叫朱生福的甘肅老頭，在澡堂燒鍋爐，黨委書記拾到朱雪琅的人黨申請書以為是朱生福寫的，傳他到辦公室談話，對他說：“我們歡迎你參加蘇聯共產黨，但是要先取得蘇聯國籍，以後才有資格申請入黨。”黨委書記的話把朱生福臊得面紅耳赤，後來他告訴我：“聽了黨委書記的話，當時如果身邊有繩子，我就把自己勒死，地下有洞也要鑽進去。”各族中國人共住一個集體宿舍，房間很大，誰也不願意和朱雪琅住在一起，他一個人住一間。在農場俱樂部掛有一排蘇共政治局委員的肖像，他晚上去把勃烈日涅夫的肖像偷了，用一塊大玻璃板壓在自己房間的桌子上，周圍還用紅布鑲上了邊。再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掛着一首用毛語錄改成的快板詩表達忠心：“領導我們的事業的核心力量是蘇聯共產黨，我一顆紅心獻給蘇聯共產黨，永遠跟着蘇聯共產黨中央”，故意白天晚上把房門開着，讓凡進集體宿舍的人都能看到。蘇聯人見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沒有一個蘇聯老百姓愛勃烈日涅夫，沒人在宅內貼他的肖像。有人問我紙條上寫的是什麼，把我也羞得無地自容。對這個活寶，中國人沒辦法對付，只好相約不搭理他，也不進他的門。一個月後，突然區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勞役。我們不明白，農場特派員告訴我們：“朱雪琅一偷走俱樂部的勃烈日涅夫像我們就發現了，以為他是熱愛勃烈日涅夫，就沒說話。後來因為沒有接受他當共產黨員，他把肖像的眼睛挖了，我們才以流氓罪判了他”。這事兒如果當時放在中國，馬上會被殺頭的。朱雪琅想當共產黨員真是想瘋了，其實，他並沒有神經病，只是太愚昧，以為外國統治者和中國一樣，欣賞這種愚昧的積極分子，成為大笑話，真不明白這種投機的軟骨頭為什麼能受中國共產黨賞識。不久，他鋸木頭，愚蠢地用腳去踩大盤鋸和木頭之間緊拉着的鋼絲繩，被鋼絲繩割斷了大腳趾頭，送進區醫院。看到都是流亡異國的中國人分上，大家派我帶了食品去醫院看他。其實，醫生盡心給他治，少了個大腳趾也不是什麼要命的大事，他卻白天晚上在醫院嚎哭。同院的蘇聯病人對我說：“你這位老鄉真軟包蛋，一天24小時哭叫，叫我們無法休息，無法睡覺。”

劉子利，河南人，快50了，也是名出身解放軍的老革命，共產黨員。他自我介紹，1946年和村上幾個年青朋友從河南跑到延安參加八路軍，楊得志將軍親自接見了他們。內戰時彭德懷元帥指揮的每次陝北和西北戰役他都參加了。他說：“初期我們可真苦啊！為了躲避國民黨軍的追剿，部隊一次次進出淹沒長城的毛烏素沙漠，口渴得只有喝馬尿，晝夜不停地在沙漠上走路，有時困極睡着了，兩腿還是條件反射地走路。”授銜時是中尉，在寶雞解放軍步兵學校上學。認識了一位河南籍的女中學生，結了婚，生了7個孩子，逃蘇前他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五師塔城團場的連長。逃蘇的原因只有一條：文革時他管的連隊也辦起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裡面有個叫馬曬妹的回族小姑娘，又會唱又會跳，又風流，劉利用連長的權位與她好上了，被人發現，害怕挨斗，就丟下老婆和7個孩子帶着馬曬妹逃來了蘇聯。KGB審查完畢後，把他們分開了，劉被判刑入國際集中營，馬則釋放，送到塔拉斯市江布爾皮革廠當工人。1975年秋我來塔拉斯後認識了她，她已和一個叫陳岸勝的四川年青人結了婚，還生了個兒子。馬曬妹是位不錯的女同胞，對人熱情，為人大方，也會持家，中國飯菜做得好，流亡朋友們都喜歡和她家來往。可惜月老又一次把她的紅線牽錯了，陳岸勝是個二流子，最大的本身就是吹牛撒懶，從來不在一個單位正經幹活。馬曬妹以後自己另找了回族丈夫，陳岸勝則當了流浪漢。可憐的是他們的大兒子，大概是1992年，才16歲，一個人從俄羅斯跑回塔拉斯和李廣諱的大兒子等三，四個中國人的兒子混在一起，結成了個小流氓團伙，吸毒，喝酒，偷盜，在偷商店給警察抓住了，判了4年。關在江布爾監獄時，他在此地沒任何親人，我曾冒充他的伯父想去監獄探視他，因為不是他的直系親屬，被監獄當局拒絕。可憐的小伙子，不知今天還活着沒有？又到了何方？

柳正松，也是一名解放軍軍官，共產黨員，山東人，原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4師某團場當作戰參謀，據說是受到了林彪事件牽連，棄官逃亡了。柳也是個牛皮大王，常常拿着俄華大辭典，在蘇聯人特別是年輕姑娘面前吹牛皮：“在中國我是大官”，“我當過司令官”，騙得了一名比他年青十幾歲的俄羅斯姑娘和她結了婚。1976年冬天，通過別人介紹，他和另一位山東老鄉戰繼元到塔拉斯來，住在我家幾一個星期，天天喝酒吹牛。後來她的老婆帶走了全部存款和小孩逃回俄羅斯，柳又和一位混血老姑娘結了婚，繼而離婚，無兒無女，一個孤老頭，又住在鄉下，晚景大概是很淒涼的。

左比添也是解放軍，還是比較高級的軍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掌管一個農業師超過10萬名職工的人事組織關係和生命線—人事檔案。按照常規，在極看重個人資歷的軍隊，要當上像左那樣的官，一般都是抗日戰爭時入伍的“老革命”，不知為什麼，KGB並沒有優待他（按理是應該得到優待的），坐了一年的牢，又判刑在國際集中營勞改兩年。中國人所到之處都是一片散沙，國際集中營也一樣，那裡關着上百個中國人，卻矛盾重重。左進來後，曾想利用他的老革命大幹部的餘威，來團結中國囚犯，自己當頭領。願望是好的，用的辦法卻太差勁了，結果反而遭到一頓毒打，幾天起不了床。別的中國囚犯對他的評價是：“你是真正的毛澤東培養的幹部，既無文才，也無武才”，刑滿以後KGB才想起來該優待他，把他安排在阿拉木圖近郊的一個小城市生活，當起了江湖針灸醫生，很掙了些錢，自己買了房子。大概他和KGB的關係不同一般，江布爾州KGB管理局一個專管中國人的哈族少校的女兒在阿拉木圖上大學，就借住在他家裡。

不知道為什麼，流亡外國後，我接觸到的那些解放軍軍人，不管是朱雪琅，劉子利，左比添，還是後來認識的楊涌，全是一路貨色，“既無文才，也無武才”，只吹牛是行家，特別是沒有氣節。大概像宋子文批評蔣介石那樣“你只用飯桶，不用油桶”。中共取得政權後，在一次次政治運動把油桶都砸爛了，大批起用的都是飯桶。

孫林，是我1973年在阿拉木圖中亞軍事法庭審判牛水時認識的年青逃亡者，新疆大學政教系畢業，父兄皆是中共高幹。“文革”後期毛澤東把大中學生發配到鄉下，他帶着新婚的妻子（烏魯木齊第一師範畢業）越界了。他告訴我，他們新疆大學學生為逃避艱難的鄉下生活，不斷從南北疆邊界往外國逃亡，演出了一幕幕悲劇。有一次7個大學生結成了小分隊翻越帕米爾高原，想出逃巴基斯坦，全凍死在冰山上了。他們一起越界逃離的有6個人，5個新大學生。過界後KGB把他們全分開了，各人下落彼此都不知道。KGB是同情和優待他們的，也相當信任他們夫妻。在阿拉木圖市給了住宅，他妻子在商店當售貨員，晚上則在KGB中文訓練班教中文。他本人買了小汽車，在最接近中蘇邊界的維吾爾聚居區流動照相，以方便打探消息。

柯吉達夫是北哈薩克斯坦一個偏僻的小州，首府柯吉達夫市才5萬來人，中國人卻不少，因為是墾荒地，需要大量勞動力。中國人大部分是50和60年代隨蘇僑家屬來蘇的華僑，也有少數劫後餘生的“九一八”事變後從東北逃亡來的老華僑，許多是當年馬占山抗日義勇軍的戰士，還有1962年新疆邊民外逃時過來的和“文革”中的逃亡者。其中形形色色，無奇不有。柯吉達夫城裡有一個照相的哈爾濱人，姓孫，人們叫他孫牙醫。偽滿時期，他在日本早稻大學留過學，畢業後在偽滿政府做事，娶了個中俄混血女人。在斯大林還沒有把中東鐵路的股權賣給日本時，中東路管理局的蘇籍職員充斥着各式特務，孫被發展成為蘇聯間諜。日本投降，林彪率領大軍進入東北，他這段“光榮的蘇聯間諜史”成了他的本錢，在哈爾濱公安局當上了幹部。後來混不下去了，1954年第一批蘇僑回國時來了蘇聯，一直在柯吉達夫市照相，同時當業餘暗探。他會一點牙醫，業餘給人治牙痛，他的藥是用樺樹皮，鴉片，海帶熬成的黑汁，說是從中國帶來的包治百病的中藥，也真有點效力，找他治牙的人不少，於是人們稱他為孫牙醫。他有個嗜好，見到了中國人就吹他的光榮歷史，從皮包里拿出早稻田大學畢業證書炫耀。我從金田村去阿拉木圖時來回都要在柯吉達夫市等飛機票或火車班車，有時也停留一兩天，逛市場時認識了好幾位中國人（老華僑大多種菜賣菜，不管在前蘇聯的哪個城市，一上市場就能找到中國人），也知道了孫牙醫不光彩史。一次見到了他，他又拿出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證給我欣賞。分別時，我開了個玩笑，對他說：“你當過偽滿洲國的官，又給蘇聯人辦過事，現在又常常跑勝利路21號（柯吉達夫州KGB管理局辦公樓），可是三料特工啊。哪一天中蘇開了戰，解放軍打倒中亞來，你怎麼辦？趕快向西走吧。”他聽後一下給嚇呆了，話也說不出來。

我這裡要特別表揚一位老華僑的俄羅斯孝順兒子。可惜老華僑和他的兒子我都沒見過，也不知道姓名，故事是別人告訴我的。說是有位中國人從西伯利亞集中營釋放後，發配到柯吉達夫市，娶了一位帶着個小兒子的俄羅斯戰爭寡婦為妻。這位華僑年紀大了，無兒無女，和俄族妻子過的很恩愛，也特別喜愛俄族兒子，白天上班，業餘種菜，掙錢養兒子。兒子假期要旅遊，上中學後要買摩托車，他都盡力滿足。經過艱難的戰爭年月後，他兒子和中國爸爸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也很愛自己的爸爸。中學畢業後兒子考上了飛行學校，畢業後當了飛行員，在某歐洲大城市安了家，娶了一個醫學院畢業的女醫生作妻子。飛行員工資高，社會地位也高，是人們羨慕的對象，母親去世後，他把中國父親接到家裡瞻養。其時中國人到處受歧視，老人俄語又說不好，翁媳間語言不通，生活習慣兩樣，兒媳對中國公公便不免口出煩言，面帶怒容。每逢此刻，兒子便警告自己的妻子：“憑我飛行員，你這種老婆我隨時隨地娶得到，而我這個中國爸爸，走遍全蘇聯也找不到第二個。你再對我父親不尊敬，我就把你攆走。”每年夏天還給老頭子兒百盧布，叫他回柯吉達夫市看望老朋友。我在柯吉達夫時，老華僑們都要向我述說這個動人的故事。要知道，當時老華僑的妻子一般都是俄羅斯女人，生下的兒女是混血蘇聯公民，也自報為俄羅斯族。外國人是只要父母撫養，而不贍養父母的，加上民族，語言，文化程度，生活習慣差別而形成的不同心理狀態，一般華僑父親和子女都相處得不好。老了，老華僑都孤苦伶仃地生活着，因之，這個俄羅斯兒子孝順中國老父，又有始有終的故事更是令人稱道了。

柯吉達拉甚至還有被港英當局驅逐出境的前蘇聯大間諜。

離金田村80公里，離柯吉達夫市40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小城市叫蜀琴斯克，也叫浦諾沃衣，是哈薩克斯坦最好的休養城市，也是俄國殖民者在北哈薩克斯坦最早占領的據點。那裡有許多長滿青松，白樺和櫻桃樹的小山，山間是一個個長形的彎彎曲曲的湖泊，湖水清亮，碧藍，山坡上有一座座白色小洋房，大多是各種療養院。小城臨山環水，林間小樓處處，花香果香，小鳥鳴啾啾，蜜蜂和蝴蝶在花間起舞，景色優美極了。劉立中來此地度假，認識了何洪恩，把我和劉萬瑜介紹給了何，何給我們寫了信，我們也回信了。1973年8月我第一次獲准去阿拉木圖度假，到何的住處看望了他。我和他都能豪飲，健談，兩瓶伏特加，我們一起長談了半天半夜。因為兩年前我就從《美國之音》和《英國BBC》的中文廣播裡知道香港英國當局驅逐了一名名叫何洪恩的中國商人，是蘇聯間諜，不料能有機會和他見面長談。我想不少中國讀者也知道此人，因為在中國出版的介紹前蘇聯KGB對中國進行間諜活的書裡也常提到此人。

我在柯吉達夫市建築公司所屬的一個集體宿舍里和何洪恩第一次見面時，他住的房間裡有兩張床，同住的是一位哈薩克年青建築工程師。進他房門後，何告訴我這個哈人很少住宿舍，床空着，你可以在他床上睡一晚。但是，晚上10點鐘，那個哈薩克工程師回來了，我只好去住旅社。也許那個名為工程師的哈薩克青年其實是KGB的特務。何當時已快60歲了，乾瘦，中等偏高的骨頭架子，一口上海式的國語，會英語和日語，KGB人員找他時都用英語對話。見面後，何對我的第一句話是：“雷兄弟，我是死有餘辜”，第二句話是：“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下面是何洪恩對我敘說的他的驚險而詭異的故事，不知道真實性有多大，但至少我知道，他說的參加孫立人兵變的故事全都是吹牛。

何洪恩，浙江杭州人，他母親在杭州還活着時，由一家香港銀行每月從他的存款中給她寄生活費。他有兩個妻子：中國妻子住在香港，兒子在美國留學讀博士；日本妻子住在日本。抗戰發生時，他高中畢業，流亡到了重慶，逃亡途中請一位算命先生給他算命，結淪是：“生於東南，死於西北。”現在可真兌現了。到重慶後，他考入一個軍統敵後工作訓練班。他說：“我是一個天生的間諜，不信，你看！”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手和腳轉給我看。原來，此人的生理結構真有點特別：腿和手臂不動，手腕腳腕就可自由地左右上下轉動，就象安了機關一樣。後來他被日本鬼子抓住後嚴刑拷打時，比別人占了便宜。訓練班畢業，軍統派他到上海秘密收集日寇情報，沒多久組織被日寇破壞，和他一起在敵後工作的軍統人士都被關進了日寇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受盡了各種酷刑。後來傳來了戴笠的指示，全體向敵人投降，伺機待命。之後被送到日本本土，在鴨巢監獄關了2年，參加了日本軍的間諜工作，伺機把日軍在東南亞活動的不少軍事情報秘密報告了重慶中國軍大本營，並轉給太平洋的美軍，為盟軍的反攻太平洋立了功。抗戰結束時他是軍統的中尉情報官。他英語日語都會，被派到日本美國占領軍當翻譯。1948年返回上海，仍在軍統工作。何說1948年在上海某次宴會上，他和蘇聯在上海的特務機構蘇商時代書局的蘇聯特務認識了，才上鈎當了蘇聯間諜。1949年，國民黨軍隊退守台灣，他也隨軍去了台灣，仍干老行當。何說，到台灣後，50年代中期他參加了國軍參謀長孫立人領導的兵變準備活動。我問：“你們兵變的目的是什麼?”他回答：“孫立人的兵變完全是美國政府指示的，目的是打倒蔣介石，推翻中華民國，讓台灣加入美利堅合眾國，成為美國的一個州。”我聽了心裡發笑，這是不可能的。雖然美國佬一直想抓住台灣不放，作為他在遠東不沉的航空母艦，卡住中國人的脖子。可是韓戰時，美軍在中國志願軍手裡吃癟以後，美國佬是不可能發昏到企圖兼併台灣的。而且，後來我在某些海外期刊上的文章里讀到，孫立人兵變本身就是個“莫須有”。何說，兵變失敗以後，他和幾個朋友在高雄搶了一艘漁船，逃到了香港，從此定居香港，棄諜從商。在香港和日本之間奔忙，也很賺錢。蘇聯駐日大使館的商務參贊是一名KGB的將軍，蘇聯派駐遠東間諜的總頭腦，在一次商務活動中認識了何洪恩。何在蘇聯在中國發展的間諜名單上也赫然有名，就被再一次拉進了蘇聯遠東間諜網，何“死於西北”的人生厄運也就開始了。何說，他當了蘇聯遠東情報網香港間諜站的間諜後，受設在海參崴的軍事情報機構指揮，任務是偵探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活動。上司也曾要他去廣州參加廣交會，收集大陸情報。他知道大陸反間諜的厲害，嚇得發抖，沒有答應。所以每年他都要潛入台灣幾次。蘇聯派在香港的間諜不少，港英當局一次就在香港造船廠抓了5名中俄混血工人，都是蘇聯的走狗。何述說的他幾年在香港當蘇聯間諜的經歷很有意思，並讓人發笑。那時蘇聯的每一艘遠洋艦船都是間諜船，不管是貨輪，郵輪還是兵艦，船上都有專門的間諜設施，保持與莫斯科或海參崴特務大本營的直接無線電聯繫。香港是以前全世界最興盛的情報交易市場，充斥着各國各種特務，有幾個固定的酒樓和茶館，各國間諜定時在那裡公開地做情報買賣。某諜在餐桌上或茶桌上申明我要某國某種情報，該情報的掌握者報出價錢，雙方討價還價後，現金成交。何收集到或買到情報後，就坐飛機去日本。日本港口對停泊外國輪船的碼頭管得不嚴，何混上停有蘇聯輪船的碼頭，再混上蘇聯船，用暗號與船上的特務接上關係後，用船上的通訊設備發無線電報給他在海參崴的上司，並接受指示。一次，一艘蘇聯貨輪把他悄悄帶到了海參崴，受到蘇聯軍事情報機關極隆重的禮遇，很風光了一番，有將軍陪着他在海參崴，伯力和莫斯科遊玩，日日宴會，每次宴會都有幾名將軍作陪。不過蘇聯情報部門太吝嗇，每年只給他兩三萬美元的間諜活動費，還要一筆筆報賬。何告訴他的上司，“要報賬可以，但你們不能來香港查賬，我可以到日本混上你們的輪船來報。”蘇聯上司沒聽。1972年，一個蘇聯特務直接到香港何家裡查賬，被跟蹤的港英便衣發現了，兩個人當場落網，何說那時蘇聯派在香港的特務幾乎被一網打盡。何還說一個1962年逃來蘇聯的中國人在莫斯科間諜中心受了多年訓練，派到香港去當間諜，這個中國人一到香港登陸便直接去警察局報到，把他所知道在香港的蘇聯間諜全交待了，那一次，蘇諜也個個落網。何說他知道有一位大陸的地下工作者，在港英政府的政治司當了高官，被港英當局發現後遣送回大陸，在廣州當了檢查處處長。這是令人十分悲痛的，因為毛澤東把受中共鬨動的香港紅衛兵全出賣了，那時我還在中國，在報紙上我也讀到了“香港進步青年和英國殖民政府開展鬥爭“的大篇報道。香港紅衛兵從遊行示威，貼大字報到在大廳上放定時炸彈，弄得香港人人人自危。英國政府派人在瑞典斯德哥爾莫和中國官員談判，中國官員回答說：“那些事件不是我們組織的，是香港左派人士自發搞起來的。”於是港英軍警把香港紅衛兵都抓起來了。何說在香港坐牢相當享福，比蘇聯一般人的生活還好，不過，在關進的第一年是要受到各種嚴刑的，熬過去就成了。監獄建在海邊，牢房是橡皮牆，自殺也沒有辦法，吃飯時犯人自己點菜，點飯，每天下午都可以在海灘上自由散步。在香港坐了一年多牢，港英當局把何扔到一艘行經香港附近海面的蘇聯輪船上，被帶到了莫斯科。這一次到蘇聯和上次風光訪蘇全不一樣了，一到莫斯科就關進了KGB大牢，和他關在一起的都是在外國出了事的蘇聯派外間諜。在監獄裡天天接受審問，主審官是個將軍，有4名翻譯同時出席，兩名譯漢語，兩名譯英語。何說KGB擔心的不是他在香港當蘇聯間諜被暴露了，而是害怕他是中國間諜，用此種方式打進蘇聯情報機構的。坐監時伙食也不好，頓頓紅茶，麵包，麥片，蘇波湯。在莫斯科審查大半年後，流放到了柯吉達夫。原來柯吉達夫也是KGB流放出了事的派外間諜的基地。何剛到柯吉達夫市後，還不滿60歲，無權領養老金，派他在一家照相館上班，領KGB上尉的工資。和他在同一間照相館工作的就有曾在法國、英國當過間諜的人。其實在金田村我也認識一對開拖拉機的中年波蘭族夫婦，原來在波蘭給KGB當特務，後來KGB對他們起了疑，召回蘇聯流放到墾荒地當被監視農工。何說他拒絕上班幹活，KGB不發工資就跑到大街上拾酒瓶賣，向當局示威。KGB要面子，給他發養老金了，每個月120盧布。何很有上海人精明聚財的本領，我們見面時他告訴我已經存下了300多盧布了，何說他打麻將的本事高，如果讓他的在塔什干，阿拉木圖等中國人多的地方生活，不用領養老金，光靠打麻將贏錢也可以過活。1975年10月15日我被允許解除“有條件的自由”，來江布爾生活，在柯吉達夫市乘火車時又一次與何見了面，他還送我上了晚上10點開往哈薩克斯坦南方的火車。臨別時他對我說：“到哈薩克斯坦後我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象劉立中，你，劉萬瑜，還有別人，我發現你們逃到外國後還很講民族氣節，與台灣，香港的中國人不同。“他還告訴我說，夏天他去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時認識了一個叫阮松的中國人，阮答應幫助他去塔什干居住。後來我幾次去塔什干看望我的好友麻明，凡我認識了的當地的中國人，都要談到阮松其人。原來阮是KGB派在當地中國人中的一個大暗探，凡有中國人聚會的地方都有阮氏夫婦出現。阮是越南人，在中國和蘇聯都上過學，中國話也說得不錯。他的妻子是中國女人，原來是外貿部的俄語翻譯，一次隨一個中國外貿代表團訪問蘇聯，偷偷叛逃了，KGB撮合她和阮結了婚，派在塔什幹當暗探。果然，我離開柯吉達夫後不久，何洪恩也被送到塔什干生活了，KGB當局在市中心給了他一套三間的套房和一棟郊外別墅，請他在海關英文學習班教英文。1988年我全家第一次返國探親，在北京聽人說何獲准回中國探親，人已在上海，走在了我前頭了。我1993年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時他已得了嚴重的霍金森病，口舌手腳都不斷地顫抖。他回中國探親，在上海住的旅館就是原三青團勵志社的招待所，是他曾經住過的地方。中國某些部門對他的接待很是客氣。回來後又去美國看望了兒子，到塔什干後他沒有再討老婆，一個20多歲的維吾爾小姐和他住在一起，照料他的生活，跟他學英語，他應允要幫這位小姐。

在相識的這麼多中國人中，我還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朋友，但不同於和劉立中的關係那樣有過命運的交情。這位朋友原名馬平，逃蘇後改名麻明，河南人，來蘇時快50歲了，在開封當過小學校長，1957年成了右派。三年大饑荒中河南，安徽，四川是全中國餓死人最多的地方，50年代的中共河南第一書記吳芝圃是毛澤東最得意的學生，他的毛澤東思想學的最好，執行的最堅決，什麼小麥萬畝田，用木軌修土鐵路啊，建立第一個人民公社啊，掛紅旗拔白旗啊，都是首先在河南興起的。結果河南也就最遭殃了，餓殍遍地，河南盲流遍及中國。也就在1959年，他帶着老婆和五個孩子，全家逃到新疆，在最挨近中蘇邊界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四師61團場當起了農工，靠近中國西北最大的邊境口岸霍爾果斯。“文革”中他被斗得沒有辦法，只得拋妻棄子逃來蘇聯。不知為什麼，河南是中原之地，是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最早發展的地方，到了現代中國，河南卻成了中國最貧困落後的省份，河南人成了中國人中最不受歡迎的一部分。他們長相土氣，穿着，說話也都土氣，許多人心眼狹窄，自私自利，奸詐狡猾，在政治運動中總是最愛當打手，所以處處遭外省人白眼。1962年邊民外逃來蘇聯的中國人中，河南人和四川人一樣多，給KGB當暗探的也是河南人和四川人一樣多。馬明有着他的河南老鄉擁有的缺點，但也有着他的同鄉所沒有的優點，懂得人情道理，不占人的便宜，古書讀得多，我們在許多地方能談得一塊。他又極重感情，每當思念妻子兒女時就失聲痛哭，也和我的感情相通。他原來在生產隊放羊，非常認真，工資比一般牧工都高，年底還能領到300到500盧布的獎金。所以他是金田村中國人中的最大富翁，也成了某些害群之馬的中國人欺騙，敲詐的對象。他年紀大了，無法放羊，1973年我和劉萬瑜幫他搬到場部來，在我們工作的農機站當看守。

當時在柯吉達夫市住着一個1962年過來的河南汝南人，姓劉，妻子是韃坦女人。他加入了蘇籍，還當了警察局的民兵，家裡住着一個東干族房客，是檢察院助理檢查員。蘇聯也有民兵，不過人數很少，承擔的任務也不一樣，充當警察的助手。這種人大多是行為卑劣的小人，犯了偷摸詐騙之類的小罪，警察局抓住了小辮子，不懲罰他，發給一個小紅本子，當民兵，也就是暗探，要定期向警察局報告他周圍人的不軌行為，也享受某種優待，比如亮出紅本子，坐公共汽車可以不買票，犯了小事也不害怕警察找麻煩。蘇聯老百姓都討厭這些人，民兵們也都不敢公開表露自己的身份。這個劉姓民兵原住在阿拉木圖，無正當職業，以在中國人中偷騙為生，後來混不下去了，金田村又監管了幾十個中國人，KGB就派他到了柯吉達夫市，在州里給了一個很掙錢的職業，賣烤羊肉，是中亞人最愛吃的風味小吃，生意很好，又可以缺斤少兩，劉說他每天都能有三五十盧布落入腰包。此人常同他的東干房客到金田村認中國老鄉，來了以後就大吹，說在州商業局工作，亮出紅本本嚇唬人，說他還是警察局的幹部，職務是專管從切林諾格拉到柯吉達夫的無國籍人。因為”文革“後逃蘇的中國人所持的都是無國籍護照，此地的中國人被禁錮一地，對外面的事一無所知，為劉姓河南人和那名東干小子的威風嚇倒，只好向他們10個20個盧布地進貢。我在阿拉木圖生活過，知道這一套，也不去搭理他們。1974年秋季某星期天，劉又來了，專門問麻明詐錢。一來就帶着麻明等幾個中國人到場部商店買了一塊衣料說：“我和你們瓦里漢諾夫區KGB特派員是好朋友，我買下這塊料子明天到區上送給他。”然後就問麻明借錢，一開口就是600盧布（按那時蘇聯的官價有1000美元之多），麻明嚇住了，找我想辦法對付。我進了麻明的房間向劉民兵說：“老鄉，我們歡迎你來農場做客。你口袋的紅本本我還從來沒見過，給我見識一下行嗎。”他很神氣地從口袋裡掏出紅本本遞過來，我看了一眼，對他說:“我俄文不行，裡面好多字不認識，想請教一下蘇聯人，明天還你行嗎？”聽到我的話，他嚇壞了，不斷向我求情，要回紅本本。第二天天一亮就灰溜溜地走了。麻明更感謝我了，把我當作他來蘇聯後的唯一知己。

麻明有文化，又膽小怕事，KGB就利用他報告我的言行。有一次我早上上班，麻明值夜班後回家了，在值班室里留了一本中文的俄語語法書，我一翻，裡面有寫着麻明的筆跡的一封信，寄到柯吉達夫勝利路11號州KGB管理局的，看到以後我也裝成沒事一樣，仍把麻明當朋友。因為第一，我在農村只有反蘇言論而無行動，蘇聯當時已經不以言治罪了，我不害怕；第二，我相信麻明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不會說我的壞話，有他的監視，KGB會對我更放心，我反而更加安全。1976年，他和其他金田村漢回人遷到齊本肯特州的“日出農場”，還在那裡當看守。1977年我帶着新婚妻子李巧雲去看望他，他極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還送我60盧布的禮金和一件風衣。以後他又來江布爾在我家玩了幾天。“日出”農場離塔什干市只有幾十公里，70年代末他在塔什干和一位中俄混血寡婦結了婚，遷居塔什干市，入了蘇聯籍，還買了棟帶花園的小房，之後又離婚了。1992年把他在中國的老妻和女兒馬金鈴接到了塔什干，我也曾兩次帶着妻女去看望他們，接他女兒來我家做客，給老嫂子和小侄女都送了點錢，以回報他對我的友誼。離今快6年了，我沒法去塔什干看望他們，相互間也沒有通信。前兩年，聽塔市的中國朋友說，他們老兩口都還活着，女兒回中國了，但很快會再來和他們團聚。

金田村監管着80來個中國逃來的少數民族人士，有4位回族，即東干族人，和漢人是團結的，宿舍也在一起。有6個蒙古人，之中有一個當過兵團邊境農場畜牧連長。6名蒙古同胞中只有一個叫桑布的是個壞蛋，和維吾爾壞人勾結一起專門以欺負漢族人為能。其他幾個只是喝酒，喝醉了在集體宿舍前用哈薩克話罵大街，對我們尚算友好。他們極懶，不出工，常常麵包都沒得吃，在他們挨餓時我也常常送給他們幾個麵包幾斤凍魚。可是就在我離開金田村的那個冬天，為爭奪一個哈薩克姑娘，他們把一個新來的漢族年青人暗殺了。一個蒙族同胞告訴我，他們是結夥騎馬衝過邊界逃來蘇聯的，帶頭的是某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名字忘掉了，此書記還帶着他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妻子卻在途中走失了。KGB很看重他，把他們全家安排在江布爾州的恰巴也夫農場，很快被批准加入蘇籍，兩個兒子都入伍當兵了，休假時他們幾個蒙古人常去看望他。此人的牛皮可大了，一見面就吹噓：“別看我在農場放羊，誰都看不上，可是我是KGB的大尉，每年都要去中蘇邊界，穿着大尉銜軍官服，可神氣了，蘇聯邊防官兵見了我都得向我敬禮。我也常化妝成中國牧民，混進邊界線中國那邊打探消息。”1976年某天，州公安局傳我去登記戶口，在接待室里見到了此人，大個子，挺精神的，漢話說的極好，主動向我打招呼，說自己已離開恰巴耶夫農場，搬到另一個離城市近的郊區農場住了。大概出於KGB的有意安排，後來再沒有見到此人，也沒有聽到他的任何消息。

中國流亡者中的大多數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在新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當局人為地製造了許多民族隔閡，在各民族內部，各民族之間挑起各種矛盾，叫漢族人去反對少數民族的地方主義，又嗾使少數民族人去反對漢族人的大漢族主義。鬥爭台上彼此楸斗。如果說中共掌政前的中國人是一盤撒沙的話，那麼中共掌政後經過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國人更變成一堆只能互相碰打的卵石了。此種歪風當然要帶到逃蘇的中國的各族逃亡者中來。在金田村的80多名流亡者中，中國來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自認他們和哈薩克斯坦的本地民族地域相連，語言相通，宗教共同，有些人的先人還是十月革命後逃亡中國的，逃蘇便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國，是蘇維埃政權的忠誠分子，和漢人一見面就用威脅和諷刺的口吻說：“在中國你們壓迫我們，我們逃來蘇聯了，你們又跟來了，我們要認真摸摸你們的底，看看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他們愛喝酒，一喝醉就來找我們打架，事情鬧大了，農場警察局特派員或區警察局知道了，都偏向他們，漢族人有理也變成無理。在那裡，我們生活在恐怖中，白天呆在幹活的地方，晚上一進宿舍就把門上的幾個大鐵鈎扣起來，足不出戶。

我們幾個漢人在金田村給80多個賤民做了件大好事：我們這些中國人，不管什麼民族，除了被批准加入蘇籍的，拿的都是“無國籍護照”，應當作外國人看待。蘇聯法律規定外國人是不交納占工資總額百分之六的無子女稅的，而他們多少年來一直在扣交。我們在第一個月領了工資後發現了這一點，寫報告給州政府，政府下令全取消了，大家都受益。但是少數民族中國同胞並沒有想到要感謝我們，當地政府又把我們記恨上了。

少數民族人士中有兩個壞頭頭，一個是前面提到的蒙古人桑布，另一個是維族人木哈江，兩人都在麵包房燒鍋爐，不過桑布只是個打手，而出謀劃策的都是木哈江。此人獐頭鼠目，一臉奸相，陰毒極了。KGB和警察局最害怕中國流亡者的團結，在我們中間極盡挑撥離間。算了吧，都是中國同胞，都流放到異國他鄉，內部鬥毆的小事就用不着多寫了，何況一些有文化知識，見過世面，懂道理的少數民族同胞對漢族人還是友好的。有一位在生產隊放羊的哈薩克同胞，當過博羅縣一人民公社社長，常當面指責自己同族人不懂事，受人利用。每到場部辦事，他不住自己同族人的房間，而住在我們的房間裡。還有一位叫謝力甫的哈族同胞，在塔城縣當過醫生，逃蘇後也通過了醫生資格考試，可農場當局不讓他從醫，派他到木工房鋸木頭，一次機器出事，把右手的4個指頭都鋸掉了。他一直對我當知心朋友般地訴衷情，道不滿，我們受欺負時還把我拉到他的房間內保護起來。不過，農場的大部分非伊斯蘭民族都對漢人很友好，認為真正的中國人是愛勞動，講文明的優秀民族。在我們挨打時，只要他們看見就上來幫忙。發生一次打架，總會有幾天緊張期，我們就分別在俄羅斯或德國人朋友家裡躲藏起來。在我離開金田村後不久，木哈江和桑布兩個壞頭頭都死掉了，天道有眼，壞人總會受到天譴。

談到死亡，在我知道的中國逃亡者中不正常死亡是經常發生的。比如生產隊的一名維族同胞，還是霍城縣人，盲腸發炎，送的到區醫院動手術，卻給本地醫生割死了。前述的那個漢族青年給人暗殺了，我的哈族朋友謝力甫也不明不白地抓去坐了牢，出獄後又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在“日出”農場，兩個漢人在公路上騎摩托車行走，被後面的本地司機開的大卡車壓死。一個從陝西安康逃過來的人在城裡找到了對象，想遷離農場進城結婚，區警察局不允許。他一氣之下，放火燒掉了自己買的房子，然後投河自殺。諸如此類的慘事，不時能聽得到。

《夢想新中國》

我不厭其煩地寫了這些事，並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有多麼大的重要性或價值，而是希望通過我的親身經歷和親見親聞，為國內同胞更多了解流亡在蘇聯的這一群同胞，提供一些往往並不為人知的真實材料，並進行進一步的思考。

我往往會想到，為什麼在擁有960萬平方公里之大的中國，我們卻沒有立足之地？為什麼中國的鄰國和港澳台灣到處充斥着中國逃亡者，為什麼流落到異國他鄉的中國人到處受欺辱，被勞役，慘死外國？在零下50度嚴寒的漫長冬夜，我常常徹夜失眠，我痛苦地思索着。我夢想中國能出現一個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力量，有一個真正愛護自己百姓的政府，使中國人能在自己的家園安居樂業，炎黃華胄再不流落異國他鄉。我夢想這樣的新中國，在1973年和1974年的兩個冬天裡，我寫了一部《夢想新中國》的書稿。我引用了屈原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書稿扉頁的題詞。

中華立國五千年，中華文化綿延五千年，漫長而修遠，獨立而綿延，從未中斷。在中國文化中，當然飽含着優秀的成分，但又充斥着專制王朝吃人的文化因素。朝代更迭，爭位奪權，造反砍殺，視民命如草芥，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奪權者和掌權者手段之殘酷，屢屢見到。中共在奪權戰爭中和在執政後製造的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中，又把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優良的部分，如儒家倡導禮儀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墨家主張的兼愛，道家尊奉的天人合一，無為而治，佛教講究的善惡因果報應，普渡眾生，都掃蕩得一乾二淨。就象鄉下老百姓所說的那般：聽毛主席的話，就是要作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事。時刻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一個權字，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階級鬥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成了中共治國的最高標準。中國大地上不僅有有形的長城，還有一條無形的長城，隔絕了外來的先進文明，把長城之內的廣大中國變成了一個大染缸，一個歷史大垃圾堆。馬克思主義的合理內核被染成領袖獨裁和執政黨的專制，民主和科學被染成獨裁和荒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便染成聖旨一家，一臭熏天。終於，在“文革”中，中國古代所有荒政現象都出現了，諸如的皇權專制獨裁，藩鎮專政，後宮（江青）干政，宦官掌政，用閉關鎖國再加上外國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列寧斯大林等恐怖獨裁主義，天主教的排斥異端主義，恐怖主義，都屬於此類。給黑幫分子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剃陰陽頭都是從希特勒那裡學來的。1973年以後，批孔批林，又喧嚷神州大地，電波里傳來了張春橋和姚文元寫的批判文章，聽了真叫人毛骨悚然，心膽俱裂。祖國的沉淪，時刻刺痛着我的心。我真盼望中國人民高舉民主，科學，改革的大旗在中國土地上來一個歷史大掃除，砸爛大染缸，把古今中外的歷史垃圾堆全清除掉。書稿里我提出了要重新樹立治國思想，首先實行我國傳統的儒家仁政，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作為施政的唯一依歸，用孔夫子的“仁者人也”，孟夫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作為執政的第一指導思想。全面實行法治，用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獨立戰爭時的《獨立宣言》定為制定憲法和法律的指導思想。當代中國最大的悲劇是中國人不能和世界聯繫起來，應該加快中國的全球化過程，儘早融入世界。當務之急：第一個就是軍隊由黨有變成國有，中國軍隊只有保衛國家安全和幫助重大自然災害兩項職責，決不能干預政治。第二，解散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中國的歷史大倒退，公社的農民比農奴還不如，五類分子的地位更在奴隸之下。劉立中常和我發表笑談，說：“西方國家如果要整共產黨，不要抓他們，關他們，把他們都放在中國來當人們公社社員就行了，只要一年，全世界的共產黨都會自動消失。”我也回應說：“要整吳芝圃，曾希聖，李井泉，康生這些奸官、惡官，不要抓他們，判他們的刑，只要送到人民公社當社員就行了。”第三，恢復《共同綱領》，真正實行。要達到上述目的，中國必須徹底改造，而改造的手段，再不能是革命而只能是改革，即大範圍的改良，從上而下和從下而上相結合的改良，前者是決定性的。一個多世紀來，中國吃革命的虧太大了：革命帶來的是暴力，混亂，破壞，和在革命的旗幟下更徹底的強暴的專制。義和團的反帝革命帶來了八國聯軍，中國己被瓜分，20世紀開始的三次大革命——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共產黨奪取政權的22年武裝革命，都取得了“勝利”，但勝利換來了什麼？是三次大暴政：袁世凱稱帝和北洋軍閥專制，國民黨一黨專政和1949年後“秦始皇專制”，後來者居上，一次比一次更血腥，對國家的破壞更大。三次武裝革命一共歷時25年，四分之一世紀的革命帶來的是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破壞，混亂和專制。我們的經濟倒退了一個多世紀，還使我們喪失了超過百分之二十的領土。19世紀下葉以來，全世界最熱衷於革命的國家是歐洲的俄羅斯和亞洲的中國。俄羅斯人用了一句話形容俄國革命的下場：“阿芙樂爾巡洋艦的一聲炮響，帶來了世界的70年混亂。”中國老百姓受革命之殃是太大了，我們只需改革。和平的，合法的，不屈不撓的改革。孫中山先生早已看到了這一點，《總理遺囑》全篇諄諄教導國人的是改革，是“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貫徹《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不久前，我從外電中聽到了李澤厚，劉再復兩先生的大文《告別革命》中的部分內容，我是十分贊同的。新加坡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快，政治治理最成功的國家。他的獨立是在議會的和平表決後得到的，是李光耀先生在馬來西亞國會中24小時滔滔不絕的雄辯中得來的。泰國和馬來西亞也是用和平的改革取得經濟成功的。而我國台灣的政治，經濟進步讓外人對中國人刮目相看，也沒有動過一兵一卒。我也欣賞孫中山先生的訓政，訓政也是改革，是要政黨，官員和民眾都得到民主訓練，養成民主習慣，培成民主大潮才能形成民主制度的。不是誰訓練誰，是要舉國上下都在和平的，法治的改革中都得到訓練。而沒有訓練的民主，如印度的血腥選舉，腐敗政治，菲律賓的全民投票選總統，而選不出好總統，這都只是徒有民主之名而已。我們要用全民愛國主義，用中華民族最深沉博大的民族精神來振奮中國大眾，創造出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繁榮，國防強大的新中國來。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算做了件大好事，把恢復中美關係的大門打開了。我熟悉中美關係的歷史，也熟悉中俄，中蘇關係的歷史。1840年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列強和日本競相侵略中國的狂潮中，美國是唯一沒有下大勁掠奪中國的西方強國，它沒有發動侵華戰爭，沒有強占中國一寸領土，也沒在掠取租界，相反地，在每一次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美國都幫助了中國，甚至挽救了中國。這些都是歷史：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列強要瓜分中國，美國提出並堅持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對華政策，制止了列強瓜分，保持了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中國能夠繼續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占領了我國青島，控制了山東全省，1921年美國提議召開的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公約”，迫使日本鬼子退出山東和青島。1937年日寇侵華戰爭全面發動，特別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美國在經濟，軍事，人員各方面，全面援助了我民族自衛戰爭，多少美利堅優秀兒女的鮮血灑在了中國的土地。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即大力培育中國留學生，退回“庚子賠款”幫助中國發展教育（這裡要着重說明的，“八國聯軍”中的六個侵略者都把庚款退回了，而俄國和日本卻沒有）。中國的清華，燕京、協和，湘雅，華西這些世界第一流，也是今日中國第一流的大學和醫學院都是美國在中國土地上開辦的。沒有美國培養的中國科學家和學者，也就不會有中國現代化的科學與文化。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和以後的中美建交，大大幫助了在當時中蘇對立中嚴重處於不利地位的中國一方，又在嚴重歷史關頭美國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幫助。相比之下，俄國和它的繼承者蘇聯，同倭寇一樣，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是侵略中國的最大受益者，在清朝全盛時期，我國版圖有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現在只剩下900多萬平方公里了，失掉的領土之中的絕大部分是俄國人搶走的，因為外蒙也是在蘇軍占領了幾十年之後強迫中國接受它獨立的。十月革命硝煙未息，列寧和斯大林就向中國開刀，武裝占領外蒙，挑起中東路戰爭，特別是把外蒙從中國領土上分割出去，是斯大林遵循的列寧遺願實行的。列寧說，中國總有一天要強大，強大後與俄國開戰，中國軍隊從外蒙出發，一下子能把西伯利亞鐵路切斷。所以，從50年代開始，我從不認為列寧是什麼國際主義的革命家，而是一個繼承沙皇遺志的大殖民者。1945年8月日本已決定投降，蘇聯紅軍乘機占領東北，大發戰爭財，俄國兵在東北姦淫燒殺，一點不輸給日本鬼子，他們把東北的地皮刮光了，連鐵路上的鐵軌都搶走了。我親眼看到，直到70年代，某些蘇聯工廠里車間主任保護的最珍貴的車床還是“滿洲株式會社”生產的。所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還沒有在俄羅斯建立起來以前，中國要與俄國結盟，將同當年的中蘇同盟一樣，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民族災害。

公道自在人心，1949年後，政府要中國人民“親蘇”，“反美”，學習和歌頌“蘇聯老大哥”，“輕視”，“蔑視”和“仇視”美國，為此不知把多少人打成“美國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反蘇分子，多少人被槍殺，勞改和被迫自殺。幾十年來，我國對美國的敵對，是對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和技術的敵對，對民主和自由的敵對。反美和親蘇，是造成當代中國貧困落後的主要原因。當然歷史時刻在變化中，二次大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的對華政策，有許多是錯誤的，是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在本書後面的章節里，我也要着重提出我的看法。

《夢想新中國》開始寫於1973年冬天，1975年我遷居江布爾後，最後完稿，有五十多萬字。也不知是哪個耳報神向KGB匯報了我，定居江布爾後，KGB撒沙少校幾次從阿拉木圖來江布爾找我，要我把書稿交給他們，還答應給我出版，我都婉言推脫掉了。1976年9月，收音機里傳來了毛澤東去世的消息，我一想，毛澤東過世，中共也許會返回正統的蘇式社會主義軌道，中蘇友好可能恢復。如果KGB把我交回中國，這本書稿將成為我最大的反動罪證，而且，我的個人心語，怎麼能讓他們看見。當晚，我忍心把厚厚4大本書稿撕成一片片，在煤氣爐子裡燒掉了。

還記得在《夢想新中國》的結尾我題了兩首詩：“窮史究經竟如何？白日說夢夢話多。想來仰頭向天笑，懵懂糊塗醉安樂。” “粉墨春秋學周郎，居然生旦淨醜行。何期再演心頭戲，大向人間哭一場！”我還是有一絲自知之明的。

沉重的勞動和無休止的迫害

讓我們再回到我4年流放生活的實錄上面來。我和劉萬瑜1972年3月初被押送“金田村“，在農場農機修配廠上了一個月多的班。4月中旬，農場警察特派員突然通知我，阿拉木圖KGB傳我回阿拉木圖去，原因不知道。我原來的無國籍護照在出逃伊朗失敗後讓KGB沒收了，特派員用村蘇維埃的公章給我開了一張通行證，叫我先坐班車到柯吉達夫市。劉萬瑜以為我要脫離流放的苦海，高升到阿拉木圖了，送別時抱着我親吻說：“要離開這個地方，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我自己心裡卻明白得多，不會有這種好事的。到柯吉達夫一下汽車，州KGB的人接着我，給我一張飛阿拉木圖的飛機票，三個多小時後抵達阿拉木圖，撒沙少校在飛機場等我。他先把我送到列寧大街後面平房區一戶人家住下，給了我一個月的生活費，每天5盧布，共150盧布。房東是俄羅斯人，退休的老兩口子，和我剛到阿拉木圖後寄住的那老兩口完全不一樣，說話很刺人。當晚我洗澡換了衣服，襯衣在行李袋裡揉皺了，借他們的熨斗熨一下，老太婆便嘟嚕地說：“你們中國人也講摩登。”老頭子說話一開口也是：“我們俄羅斯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是最講人道的民族，1945年我們解放了旅順，大連，交給你們中國人了，你們還反對我們。”我真受不了諸如此般反覆不斷的窩囊氣。第二天，哈薩克斯坦KGB的那位中國話說的好，有學者風度的付主席來談話，說：“雷同志！你來蘇聯後犯了幾個大錯誤，但是我們還是想重用你，準備把你介紹到莫斯科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去當中文編輯，你現在主要的任務是學好俄語。”過一兩天撒沙少校和另一個哈薩克族翻譯都來對我進行視察，反反覆覆說着同樣的話，叮囑我：“現在就看你的表現了。”有一次還要我寫一篇評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關係及中美關係的文章。前面我已提到過，我一進入蘇聯就從他們給我的小冊子裡認識了“和平與進步出版社”，是一家專門印行蘇聯宣傳自我和反中國書籍的出版社，我死也不能到那種地方去，卻又不好大明大白地拒絕。我想，只有用“表現不好”的法子才能推脫。房東老兩口子不喜歡我，我對他們更反感。正好劉立中住的房子離這裡只有兩站路程，我便晚上住在他家，不回來。而劉萬瑜和李廣諱以為我到阿拉木圖當官了，有本事幫他們離開柯吉達夫，在我到阿拉木圖不到兩個星期，他們就自己跑來了，通過劉立中找到我要我給他幫忙。結果是他們前腳到，KGB人員後腳就把他們又押回柯吉達夫了。劉立中見到這種不顧我安危的做法也很生氣，批評他們說：“你們也太不體諒雷光漢的處境了，他還沒安頓下來，你們就跑來找他，不是硬要把他拉回柯吉達夫嗎？” 我心裡在生氣之餘也暗暗地有些欣慰，我是寧肯回金田村也不去“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做反華工作的。

在阿拉木圖的兩個多月，還有兩件事值得記下來。一是我第一次聽到了中文現代流行歌曲，也就是搖滾歌曲。原來在中國，我就聽說了國外興起了一種全新的音樂，用電子樂器伴奏，歌唱者一邊唱一邊扭腰，當局稱之為“阿飛歌曲”或“扭屁股舞”，是被禁止的。到了蘇聯，正是這種新音樂剛剛興起並大行其道之時，年青人一聚會就打開錄音機，一邊唱一邊跳。提着個手提錄音機在公園裡或大街上一邊走一邊聽是年青人最嚮往的摩登，也是炫示富有的方式。我一聽到流行歌曲，第一個印象是“野性的呼喊”或“力量的呼喚”，後來發現不僅有力感，樂曲和歌詞也都不依常規，不講究和聲對位，也不講究歌詞的典雅，是自由的旋律，突破了各種傳統的常規的生活牢籠的呼喚，我也喜歡聽它了。徐英斌認識一位住在阿拉木圖的混血女人，姐姐嫁給了一位畢業於北京醫學院的新加坡華僑學生，回新加坡定居了，邀請她去新加坡探親，經過蘇聯政府各種複雜而曠日持久的審批，批准去新加坡兩個月，回來時帶了兩小盒流行於台灣，香港，新加坡的中文現代歌曲錄音帶和一架日本產的小錄放機。徐英斌把他一個夏天在郊區種洋蔥的所得，買了一架有小皮箱大的蘇產收錄機，把那兩盒錄音帶轉錄了，提到劉立中家放給我們聽。一聽到有點中國味的流行音樂旋律，一聽到中國歌手的吶喊，和鄧麗君如泣如訴的心曲傾瀉，我簡直震動了，心和身子都顫抖。劉立中有一架帶有電動留聲機的大收錄機，去錄音社轉錄了帶子。以後，一到休息天，我和劉立中打開留聲機，身心沉浸到現代中國音樂中。樂曲中還有一首流行歌曲化了的黃梅戲《江山美女》，唱的是《梅龍鎮》的故事，李鳳姐罵皇帝，大快人心，聽後有《老殘遊記》裡描寫的老殘聽了王小玉說書後的那種感覺：像豬八戒吃了人參果，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孔孔舒暢。

5月份的一天，哈薩克族翻譯來我處視察，破例地帶我到列寧大街一家小飯館吃飯，巧遇了另一個年輕中國人，由一位俄羅斯小伙子陪着，介紹說叫陳岸勝，四川人，還不到20歲，逃來蘇聯才兩個月。他很矮，不到1米60，大四方臉，大嘴巴黑皮膚稀牙齒，不能給人一個好的第一印象。這個陳岸勝後來也分配到江布爾生活，可憐的馬曬妹嫁給了他。分手時陳告訴了我他寄住的地方，距我的住處不到一公里。哈薩克翻譯要我常去和陳岸勝見面，一起玩玩，看陳到底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我去看了他三次，他說他是四川涪陵人，孤兒，“文革”時是一派造反派的頭目，搞了不少打砸搶的事。現在清理階級隊伍，抓壞頭目，他逃到新疆找他一位從軍隊退役轉業到新疆生產兵團農場當連長的哥哥，也待不下去，又逃到蘇聯。他又是一個牛皮大王，吹噓“文革”時手下有上百人的武鬥隊，說是來蘇聯後準備寫一本書，叫《十萬個為什麼》，要向毛澤東發出10萬個問題。其實他的文化水平很低，不到小學四年級。不過KGB很看重這樣的年青人，原因是他們在中國的社會關係不多，又年青力壯，活動能力強，是派遣去中國間諜的好對象。陳岸勝於是占了點小便宜，沒有進國際集中營。後來我直接告訴翻譯“陳岸勝言語無味，面目可憎，不想再見他”，他們也沒勉強我。我曾向陳說了沙俄和蘇聯侵略中國的歷史，流亡蘇聯的中國人的悲苦處境和KGB是個什麼樣的組織，要他學會自我保護。大概陳也把我這些話也匯報上去了，因為少校撒沙幾次訓我：“你一天到晚罵大街，這可不行！”他們不厭其煩地勸說、利誘、甚至厲顏厲色的警告我，要我聽他們的話，好好與他們合作，到“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去，並加入蘇聯國籍。後來我實在沒法子搪塞了，只好明明白白地正告他們：“我死也不當外國人。”為了表示與他們對着幹，乾脆，我全搬到了劉立中家住。我的“表現”實在太差，他們已對我徹底失望，不再找我了。一晃到了6月中旬，一個翻譯通知我明天去KGB辦公室，領飛機票回柯吉達夫金田村。我準時去了，又叫我3天后再去。阿拉木圖天氣暖和，6月已經有了不少新鮮蔬菜上市，我用節餘下來的生活費買了一皮箱黃瓜和幾把韭菜，給金田村的中國朋友們帶去嘗新。第三天上午，一個我只見過一兩面的俄羅斯族翻譯把我送上了返回金田村的飛機，見我提着一皮箱蔬菜，嘲笑說：“你老是給中國人幫忙，中國人有幾億，你幫得了嗎？”KGB最忌諱中國人有集體行動，哪怕是一個人的行動能代表某個其他中國人的。飛機在卡拉干達停留，上來幾位乘客，其中有一個金田村我熟悉的哈薩克人面孔，坐在我旁邊一排座位上。

就是這樣，我是寧可永遠干體力活，也不肯到莫斯科坐辦公室從事反對我的祖國的工作，回到了金田村。第二天，我就到農機站上班了。春播已結束，要準備秋收的機具，我們每天的工作便是保養和組裝收割麥子和玉米的康拜因，打草機，捆草機，和電焊切割舊機器，完成廢鐵上交任務。當時的蘇聯，機械化是相當到家的，幾乎每一種勞動，包括切麵包和土豆都有機器。機械每年都是由政府農機部門分配給國營農場，農場野外基地上就到處堆滿了各式新的半舊的和舊的農業機具，也就是到處都是“廢鐵”。俄羅斯人或者蘇聯共產黨人是世界上最吝嗇，最刻薄，最不講信義的人，他們大量浪費農業機器，而和第三世界國家做生意，常常是把舊機器重新油漆，當新的賣出去。我們中國就上過不少這樣的當。好幾次站長要我們把一些半舊的康拜因，拖拉機認真油漆一新，把零件擦拭乾淨，據說就是用來向蒙古和阿富汗出口的。

到了10月，秋收開始了，開康拜因的司機，運小麥的卡車和司機，曬麥場上忙活的都是從城市裡來的工人和部隊士兵。本地農工只是帶路的嚮導。這下農場可熱鬧了，本地的小媳婦，大姑娘，常年不接觸外人，一下來了這麼多小伙子，可把他們高興得發瘋了，整個村子都變成紅燈區。秋收一完，總有幾個小媳婦，大姑娘失了蹤，跟外來人跑了。在與我們集體宿舍並排的小平房裡，原來住着一對20幾歲的年輕夫婦，是烏克蘭來的支邊共青團員，有一個5歲的小女孩。丈夫開拖拉機，妻子季娜在食堂做飯，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人之一。1973年秋天，一支來自高加索的部隊到農場幫助秋收，帶隊的是個少校軍官，40幾歲了，把季娜勾引上了，叫她和丈夫離婚，說秋收一完就帶她去高加索當官太太享福，燎得季娜高興的心發火起泡，把丈夫趕到集體宿舍，自己和少校同居了。丈夫一氣之下回了烏克蘭，部隊回去時少校把季娜的家具衣服裝了一卡車，帶着她走掉了。不料兩個星期後，同一輛卡車又把季娜和她的女兒送回了農場。她向鄰居哭訴：“一到部隊住地，見不到少校的面，他有老婆兒女。他的老婆和女兒把我打了一頓，趕回來了。”這時，季娜的丈夫沒有了，房子也沒有了，女鄰居又氣得把她罵了一頓，她只好帶着小女兒坐上同一輛汽車回了烏克蘭老家。

秋收還沒完，北哈薩克斯坦草原已是冰封雪蓋，氣溫冷到零下30度。第一次遇到如此寒冷的冬天，農機站沒有廠房，都是室外幹活，我和劉萬瑜實在無法忍受。站長是楚瓦什人，他們夫妻對我倆非常友好，她妻子養了幾頭大肥豬，一宰豬就叫我們去幫忙，之後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他可憐我們沒法度過第一個嚴冬，幫助我們調去農場十年制中學燒鍋爐。燒鍋爐十分累，一個人值班一晝夜，每隔20來分鐘要用大鐵鍬往爐子裡添一次煤，一晝夜要燒一噸多煤炭，全要用手推車從20米外的煤廠推到鍋爐前。下午4點接班，首先得推煤兩個小時。推煤時，在零下30-40度的寒夜，大汗把內衣全濕透了。全部工作時間都呼吸着煤灰煙塵。校長是個哈薩克人，吸血鬼，除了撈錢外什麼本事也沒有。他對我們用如此沉重的勞役換來的一點微小的工資也要貪污一半多。按規定鍋爐工一個月工資是150盧布，他卻按天數計算，每個月只算28天，一天三個盧布，還要扣別的錢，一個月給我們的工資就只有60個盧布了。蘇聯每個單位的頭頭都是吸血鬼，以猶太，哈薩克人和朝鮮人為最，是連遮羞布都是不要的。一次清早7點，鍋爐出了毛病，我去他家找他，是一棟獨立的小洋房，進房後看見房間裡各式家具齊全，可是他和老婆，兒女卻不睡床，客廳里舖着一張大地毯，全家睡在上面。我出來後大笑了，接受文明生活多困難啊！不過燒鍋爐也有別人不能得到的好處，就是安靜。門一關，無人敢來打擾，可以遠離木哈江，桑布之流，用不着夜夜提心弔膽。還有就是暖和，時時有熱水，可以天天洗澡洗衣服。特別是鍋爐房裡有一間小休息室，裡面床鋪、桌子、電爐齊全，還給換被褥。加完了煤就可躺在床上休息，特別是晚上10點鐘睡覺後。只要保持暖氣管的水是溫的，不至於凍壞管子就行了，可以一個小時加一次煤。靜靜的長夜，溫暖的房間，我打開收音機，從世界各地的電波中尋找溫暖的慰藉。

我的語言能力很差很差，在新疆10年，我學不會維語，來蘇聯快3年了，俄語還說不好，沒有閱讀能力，在這漫長的歲月里，幾乎與世界完全隔絕了。災難性的“文革”在我多災多難的祖國土地上又造了多少孽？我的心被咬噬着，卻無法知道。北哈薩克斯坦草原是世界上最平曠的草原之一，海拔高，離中國又遠，干擾不到，大概是是世界上收聽無線電廣播最好的地方。從阿拉木圖回來領到第一個月工資後，花了120盧布買了一台蘇聯最好的“海洋”牌半導體收音機，有4個短波，收聽效果極好，幾乎每天24小時都收得到國內和台灣的廣播。從下午3點開始，各種外國電台的漢語廣播就開始了，《美國之音》每天11個小時，從下午3點到晚上12點，早上重播。英國BBC有3個小時。從“科隆發音”的“德國之聲”每晚有一個小時，日本NHK，澳洲廣播電台，還有新加坡的，印度的，土耳其的，南北韓的，蒙古的，後來阿爾巴尼亞的反修漢語電台也加進了大合唱，更不用說莫斯科電台與“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了，每天喋喋不休用極難聽的腔調滿口胡說十幾個小時。電波給我帶來了安慰，帶來了知識和力量，也帶來了無窮的憂思。陳伯達打倒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好些大紅人先後進了牢房。林彪夫妻摔死在外蒙溫都爾汗。王洪文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當了常委，開始了“批林批孔”。中央台不斷播放着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文章，聽了叫人心驚肉麻。終於，一拖再拖的“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了，建立了新的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領導班子。英國BBC抑鬱地報道：“一個90歲的委員長（朱德）任命了一個75歲的總理（周恩來），75歲的總理又任命了一個75歲的國防部長（葉劍英），他們又共同拉了一個71歲的人（鄧小平）來當接班人。”誰知道這位71歲的接班人也是好景不長，不久又在批鄧潮中打倒了。祖國啊，你就會如此無休止地亂下去嗎？我還知道一個蘇聯間諜在北京郊外和蘇聯駐華使館人員交接情報時落網了。台灣的廣播水平不高，反共八股叫人反感，特別是有一個反共專家教授，每天都教授人民如何去當特務，破壞公路電信，水電，輪船，太下作了。不過，對大陸的消息的報道卻屬它最快，最詳實。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我就是首先從台灣電台中聽到的，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文件，概括，精確，深刻地道出了中國現政權的本質。至今我記着其中的一些句子：“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擊另一股力量。他歷次革命的對象都是中國人民，首先是軍人，二十多年來在他周圍象走馬燈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他把國家機器搞成互相傾軋，互相殘殺的絞肉機。他連自己的兒子也不放過，把他逼得發瘋。他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行社會封建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之實。借馬列之口，執秦始皇之法。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缺衣少食。幹部下放五七幹校是變相失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實在是寫得好，和唐朝徐敬業造反時駱賓王寫的《討武（上明下空）檄》有異曲同工之妙。從台灣的廣播中我還知道了70年代台灣經濟的全面起飛，1973年平均國民所得只有466美元，兩年後即猛增至760美元。50年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把地主資本成功地轉移成工商資本。在台灣電波里我聽到了鄧麗君的現代歌曲和師義桂的世界古典名曲演唱，還聽到了久違的京戲《汾河灣》《龍鳳呈祥》和《武家坡》，知道了著名國畫家張大千旅居巴西，住所是中國式庭院，全家都說國語。他的小孫女也常說：“我要回中國，我是中國人，我一定要多知道一些中國的事.”1975年4月5日電波傳來了蔣中正因心臟病不治逝世於台北石牌榮民總醫院的消息，享年85歲。我和劉萬瑜都很悲傷。我始終認為蔣公是位偉大的愛國者，只不過不是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缺乏現代政治經濟思想，為人又不太奸詐，不斷受到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和毛澤東的愚弄。他的固執和輕率使他丟棄了大陸，把我們這些中華民族的子孫丟進了刀山火海，欠了我們的帳。不過，到台灣後他終於痛定思痛，接受了教訓，保住了中國這片和平土地，政治和經濟也都走上了正軌。我用白布剪成小白花，和劉萬瑜兩人佩帶了一星期，別人好奇地問，我們也不回答。在我們宿舍內側門邊，我們貼了一副用白紙寫的長對聯，全聯忘了，只記得幾句：“北伐三載，抗戰八年，滄海浮屍，荒野埋骨，終保全我金甌無大損。”不知道是哪個中國人告密了，農場警察特派員來要我撕掉，我拒絕了，回答說：“我沒有貼在門外面。”後來也沒再找麻煩。

我很喜歡澳洲電台的文藝節目，每天都有聽眾點唱，在“懷念的旋律”中播送各種舊的中國名曲，如《五哥放羊》特別是“金嗓子”周璇和鼻音歌喉吳茵茵唱的歌，崔萍和劉詠唱的《南坪晚鐘》《林黛玉葬花》《送君》《我有一段情》……那些如泣如訴的歌聲，喚醒了我逝去的回憶，把我帶到了遙遠的童年和遙遠的祖國。每周的“星期劇院”和長篇小說連播也都十分精彩。我聽了長篇小說《海那邊來的人》和四川作家郭嗣芬的《雲霓》，聽到了流落在美國鄉下的中國留學生的朋友對他說的這句話：“祖國有如慈母，隨時張開臂膀擁抱她從海外歸來的兒女們。”我聽了以後大哭，我的祖國，我的大陸，什麼時候才能張開臂膀喚我回去呢？《雲霓》裡男女主人公在家國之亂中發生的纏綿哀思的故事十分動人，這本書後來拍成電影了，主題歌《望白雲》中的一些句子至今還深深留在我的腦海：

“望白雲，你有多少愁？望白雲，你有多少憂？流水流不盡，寂寞藏心頭，故鄉望不見，只是一場夢。遮住了歡笑……”

在那些年代，各海外電台傳送的台灣同胞，海外中國同胞思念家鄉，哀我中華的情思深深引起我心底的共鳴，給了我希望和在苦難中還能生活下去了的力量。我在台灣，美，英，德，澳各國中文台波段上都用紅筆劃上了記號，如果哪一天要把這台小收音機送到台灣華僑博物館（如果有這樣的博物館的話）作為紀念保存起來，也是很有意義的。那些年來，台灣廣播所宣傳的中華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都遠遠勝於大陸。我沒有想到，今天陳水扁，呂秀蓮這些台灣的新貴們卻絞盡腦汁要把台灣和中國分割開來，連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承認了。

英國BBC的廣播節目簡練，詞語精當，中文文字水平高極了，而且播音員都持着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常常在播出有傷中國的內容後，播音者再用自己的話糾偏。還有《美國之音》倫敦特邀記者陳真，真是個文章大高手，對事件的報導詼諧而入木三分，雖然國語說的不太如人意，我三十幾年來聽各種中文廣播還沒有發現那位廣播記者的水平有出其右者。我最欣賞的是新開播的《德國之聲》的漢語廣播，因為它的報導和評論都客觀公正，勇敢體現了德國人的嚴肅和科學態度。當時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國力正是如日中天，在地球各方處處咄咄逼人，除《美國之音》外，許多外國電台對它的各種無理行徑都噤若寒蟬，而中國電台雖也在大叫大嚷地“反修反霸”卻說不出什麼道理。只有《德國之聲》，對它東方強鄰的不義之行能夠及時報導，深刻揭露，勇敢批判。在蘇聯領導人不止一次發出我們要讓聯邦德國知道，作為一個國家它是否能存在下去的赤裸裸威脅時，這需要多大勇氣，冒多大風險。最難能可貴的是《德國之聲》能勇敢地批判自己國家的過去，一次次批判它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特別二戰時希特勒的反人類罪行。還用講座的方式把明代以來的中德關係歷史報導出來，誠懇檢討侵略中國和二次大戰期間同日本結盟，危害中華民族利益的各種歷史錯誤。德意志民族是一個負責任的民族，德意志國家是一個對世界負責的國家。反觀日本，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來，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各種滔天罪行比希特勒法西斯在歐洲干的要超出十倍百倍。南京大屠殺，海南島20萬人的血債，細菌戰，瀋陽，大連，撫順，大同各地屠殺中國人民的萬人坑，日本政府卻從未公開承認過自己的罪行，向中國人民陪過罪，更不用說賠償了。

聽“美國之音”三十年如一日，成了我們的日課。當時正值中國“文革”大混亂的時期，政局不穩，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蘇敵對到了最可怕的程度，“美國之音”的評論員常常憂心忡忡地評論說：“如果毛澤東江青的野心不加收斂，中國的政局會進一步混亂下去，經濟上和軍事上的中蘇對比差距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對中國不利。”美國人聰明靈巧地乘機拉了中國一把，中美修好合作成了後來蘇聯解體的重要外部因素。長達四年的流放歲月，我沒有遇到過一件高興事，只有“美國之音”詳細報導了兩次外國改變，使我興奮不已：它們是智利和孟加拉的政變。1971年還在阿拉木圖時看到蘇聯人興高采烈，競相議論，說智利的阿連德當了總統，馬克思主義在拉美有了根據地。我悲傷智利老百姓又該遭難了。兩三年後，聽到皮諾切特將軍發動政變，把阿連德政權推翻了，使我高興。想不到的是中國政府的立場居然和我一樣，承認皮諾切特政府，皮諾切特也投桃報李，在毛澤東生日的前一個月就給他發出了熱情洋溢的賀電。蘇聯，蒙古各國漢語台便大諷刺，嘲笑。在阿拉木圖坐牢時，正值孟加拉獨立戰爭，審訊我時，預審官給我一本蘇聯時事畫報：大街上到處是婦女、平民的死屍。他指着畫片對我說：“這都是你們中國幫助巴基斯坦獨裁者皮雅哈克將軍干的。”不久印度出兵了，拉赫曼投靠蘇聯和印度，印度大軍肢解了巴基斯坦，把拉赫曼扶上了台，蘇聯軍艦開進吉大港，幫拉赫曼掃雷。我又一次感到悲傷，蘇聯在中國西南部又占據了一個包圍中國的大據點。不久印度又乘中國文革，無力顧及境外之際，併吞了喜馬拉雅山的文明小國錫金，錫金大公出逃美國。我感到更大的悲傷，印度擴大了對我國西藏的包圍。我真不明白，我國在我固有領土西藏行使主權，美國和西方各國說三道四，扶持達賴，幫助印度包庇下的西藏流亡之偽政權，人為地製造了西藏問題，對印度一次次赤裸裸的對外侵略併吞錫金，肢解巴基斯坦，卻不聞不問，還暗中幫忙，公理何在？

印度新德里電台每天有半小時的漢語廣播，廣播員連漢話都說的結巴，是所有外國漢語台中最沒有水平的，大概也代表着“印度當時的水平”，莫斯科的漢語台水平也只稍勝一籌，大概翻譯和播音員都是一些半文盲，只有本事潑婦罵街般地罵中國。他們把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播成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和吐溫，把中國古典名曲《陽春白雪》講成暖和的春天和雪，叫人聽了不禁捧腹大笑。後來我和劉立中把各主要外國中文電台按中文的語言文學水平排了一個隊，英國BBC是冠軍，接着是“美國之音“，澳洲電台，德國之聲，中國大陸，台灣，日本NHK，莫斯科和蒙古電台押後，印度電台墊底。當時還沒有法國的中文廣播，90年代開播了，起初喜歡自吹自播，不時損害中國人的民族感情，還在新書介紹里出現了《上海法租界》一書的介紹，炫耀它的侵華歷史。法國也是個自不量力的國家。我聽了幾次後，很生氣，1995年曾用國際郵件給它寄去了兩首打油詩：“世事擾擾令人驚，矮子偏充長子身，自家房頂不打掃，反笑他人雪裡行。”“大戰勝利五十年，中美英蘇浴血戰；縱有總理凶似虎（指一戰後巴黎和會上咆哮全場的法國總理），凱旋門上降旗懸。”

在如此險惡的地方，過着如此卑賤的流放者生活，隨時會禍生不測。我不知怎麼把那漫長的4年活過來了，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特別是我的前半輩子，離開家門，即入校門，在各級學校之間轉來轉去，都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生活，很少接觸下層社會，對其中一些人的奸猾無信，損人利己，惹是生非，甚至在生死關頭出賣朋友的種種，都毫無戒備，所以給牛水出賣了。

劉萬瑜和另一個老鄉李廣諱是兩個惹事大王，共同的愛好是找女人。哈里木江，桑布這些人挑動比劉，李還年青也有錢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與他們兩個作對，爭風吃醋，打架也就常常不斷。李廣諱還是個見利必爭的人，即使是針頭蠅利。只要集體宿舍住的中國人調走了或者跑掉了，留下有衣服他都當自己的財產，理由是“他借了我的錢”。還常常吹噓他在湖南老家當過生產隊的民兵連長，是中共預備黨員，只不過晚上上廁所拿了舊信封當手紙，信封上有毛主席像，才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挨不了斗，跑來蘇聯的。當過大躍進時的民兵連長，難怪品質如此之不令人欣賞。

冬天，不知從哪裡來了一位維吾爾姑娘，長的很漂亮，也會說幾句中國話，見了中國人就熱情招呼。一天，李廣諱在我們住的宿舍請她的客，要劉萬瑜作陪。當天燒鍋爐是劉萬瑜的班，他要和我換班，正中我下懷，好遠離他們。下午4點劉李兩人買回了肉，魚和大米，準備宴席，我悄悄燒鍋爐去了，但心裡忐忑不安，覺得今晚要出事。果然到了晚上10點，陳梓急急忙忙跑來叫我：“老雷，劉萬瑜和李廣諱叫你快回去，哈里木江帶着人把我們的門砸了。找他們打架。”我工作服都沒脫，披棉衣跑回去一看，只見房門給砸了，碗碟扔得滿地，那個維吾爾姑娘不見了，兩三個中國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和劉，李對恃着。我一進門，李廣諱馬上說：“我去找我倉庫的夥伴來幫忙。”劉萬瑜說：“我去把管鍋爐的小暖工叫來。”丟下了我一個人，一個哈薩克人和一個蒙古人上來扳倒了我，拳頭像雨點般落在我身上。我從來沒和人打過架，剛開始不知如何招架，後來下了狠心，拼命咬着一個人的手指。有人把我送進了農場醫院，醒來後，發現我額角上，上嘴唇和胳膊上都貼着膠布，嘴唇上的傷口至今還清晰地保留着，我打輸了。誰知一個星期後，蘇聯的區警察局，那幾個哈薩克局長和副局長卻把我關進了牢房。蘇聯法律規定住宅是不受侵犯的，哈里木江他們破門而入把我打傷，起碼得判3年徒刑。劉萬瑜去告，沒人理，兇手仍逍遙着，還不時來醫院向我示威。出院後，劉萬瑜提議我們3人一起去警察局告狀，一到區上，兩個警察就逮着我們押到了局子裡，哈薩克副局長一見我們就說：“關他們10天”，理由是別人到我們房子作客卻找客人打架，又不經允許離開農場。10天拘役，白天是要幹活的，我告訴劉李兩人，拒絕幹活，警察來拉我們就和他們打，至多不過打死。他兩人同意了。每天兩頓飯，3個人分一個麵包，早餐每人一杯茶，晚餐每人一小勺豌豆湯，每天挨餓。一個星期後我們主動要求出去幹活，好在外面買點東西吃。警察帶我們到一個木工房，把我們帶的錢搜走了。我們先有準備，在鞋底藏有鈔票，拿出10盧布請一個俄羅斯小木匠買了一大堆香腸和麵包，花了7盧布，剩下的3盧布給小木匠貪污了。出獄時，我問少校局長：“你憑什麼把我們關10天？”他回答：“我不知道，是副局長關你們的。”我對他說：“我們中國人總有一天會收拾你們的。”後來那個局長遇到我時說：“上司把副局長調走了。”

在墾荒區，除牧民外，當官的和當警察的幾乎全是哈薩克人，但軍隊和KGB不掌握在他們手裡。哈薩克人也最喜歡當警察，不用幹活，大街上訓幾個人就白拿工資，不用動腦子，也不要讀書寫字。有這樣一個訓練哈薩克人當警察的笑話：“俄羅斯教官對哈薩克警察說，如果你們在商店裡看到顧客搶購某種商品，就要前去勸阻，和和氣氣地對顧客們說：“同志們，你們不要吵鬧，不要打架，排好隊，按次序，我們這種商品多得很，保證供應。”後來學員出去實習，在公園裡見到幾個流氓圍着調戲一位姑娘。就上去勸阻，對流氓說：“同志們，你們不要鬧，不要搶，我們的姑娘多得很，保證供應。”

坐了10天牢，忍受了無法洗雪的奇恥，也算有收穫。同牢的韃靼囚友告訴我警察局長是個大壞蛋，大貪污犯，向我說了他的貪污故事，相當典型。牢房裡有時間思想，我把這個故事編成了一個話報劇，出獄後立即記下來了，原稿尚存，照抄如下：

警察局長，盜馬人，失馬人

第一幕：警察局長辦公室

警員：報告少校同志，那個被人告發了的偷馬人請求您的接見。

局長：幾個人？

警員：就他一個人，還開着自己的小汽車。

局長：去告訴他，我現在沒有時間，叫他中午一點午休時在我家門前等我，你把我的住址告訴他。

警員：是！

第二幕：警察局長家

盜馬人手裡提着一隻大網袋，裡面裝有4瓶白蘭地酒，看見局長走出自己開的吉普車，立即上前向他微笑，鞠躬問好，說：少校同志！您好！

局長：您好，有什麼事？

盜馬人：少校同志，我請求您幫助我。我可以把這幾瓶白蘭地送給您嗎？

局長：你是傻瓜？在我們家門前就這個樣子，進去！

盜馬人：我錯了，請您原諒。（他們進了警察局長的客廳，盜馬人把4瓶白蘭地放在小桌下，還遞給少校一疊鈔票。）

局長（指着沙發）：請坐！

盜馬人：謝謝您。首長，您知道我是個奉公守法的老實人。我怎麼向您說呢？我和我的朋友在草場上找到了幾匹沒有主人的馬，我們牽走了。卻有人告狀，污衊我們偷了馬，告到您這兒。我們很害怕。只有衷心、衷心地請您幫助。

局長：馬呢？

盜馬人：賣給肉聯廠了。

局長：什麼價？

盜馬人：一匹一千盧布，一共4千。

局長：你們一共幾個夥伴？

盜馬人：3個。局長：那麼，那麼再給您們增加一個夥伴行不行？

盜馬人：行行，太好了（又從口袋掏出一疊鈔票遞給少校）這是一千盧布，是您的一份。感謝上帝，首長您是我們的朋友了，我真高興（向局長伸出手）您好，親愛的朋友！

局長：緊緊閉上你的嘴，沒事了，你走吧！

盜馬人：再見。

局長：再見。

第3幕：局長辦公室，午休後。

警員：報告少校同志，那個丟了馬的牧民要來見您。

局長：叫他進來（牧馬人進來了，謙恭地向局長脫帽敬禮）

局長，（正顏厲色地）：你找我有什麼事？

失馬人：報告首長，我負責放牧的馬群中丟失了4匹馬，我已經找到了盜馬賊，早就寫報告到您這兒了，好長時間了，我想知道什麼時候您處理我的案子。

局長：閉嘴！你倒審問起我來了。我問你，為什麼別人的馬群里沒有丟失馬，你的馬群一下子丟了四匹，你是如何保護國家的馬匹的？

失馬人：失馬不是我的過錯，是別人偷走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盜馬賊，告到了您這兒，現在就請您按法律執行任務。

局長（拍桌子）：住口！你自己丟了馬，倒還賴我們警察局沒有執行法律。蘇維埃警察局是給你們看守馬的嗎？我們區有幾萬匹馬，警察局管得過來嗎？由於您的失職，國家財產受到了損失，反而侮辱我們蘇維埃政權。你才是罪犯，是誣賴蘇維埃政權的流氓，再多說一句，我就判你10年徒刑，送你去西伯利亞。（失馬人哭了）

局長：趕快滾回去，湊錢給農場賠馬，趕快離開我這裡，把你的靈魂也帶走！我永遠不再想見到你，明白了嗎？中士！

警員：局長，您？

局長：把這個人給我帶走，再也不讓他進我的辦公室的門！他想到哪裡告狀就到哪裡告去。不管他告到哪兒，我們蘇維埃法律都不保護不盡職守的人。

警員：是！（回過頭來對失馬人說）跟我走！

囚犯朋友說，每到冬天下大雪，警察就到各農場去抓酒鬼，抓罪犯，抓到區上來給各機關的屋頂和大院掃雪。每年判多少人，把多少人送進集中營都是有計劃的，完不成計劃警察就沒有獎金。有了錢，殺了人也可無罪釋放；沒有錢，喝醉了也是犯罪。我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告訴我，蘇維埃政權已經完全腐朽了，遍地貪官污吏。警察，小偷，騙子和盜匪都是一家人，蘇聯已經病入膏肓了，別看它外表強大得令別國發抖，骨子裡全腐爛了。

坐完牢回到農場，我們鍋爐工的活給兩個維吾爾人搶走了，只得回到農機站。站長博格劉波夫客氣地接待了我們，說：“你們勞動好，真正的中國人我很尊敬，就到我這兒干，哪裡也不要去了。”當了10天冤枉囚犯，我也發現了一個真理：在蘇聯當流亡者就要真正破罐子破摔，別人欺負了你，就和他打架，打傷了養好身體再打，坐牢了出來後再打。此後我和劉萬瑜隨時在身邊準備一根鐵棍，只要有人無故欺辱我們，只要有人罵中國人，就拿着鐵棍敲過去。蘇聯最重政治宣傳，反華宣傳無孔不入，蘇聯人喜歡罵毛澤東。後來發展到只要有人在我們面前罵毛澤東，我們也和他幹仗。有的蘇聯人奇怪地問我們：“你們如此地熱愛你們偉大的領袖，為什麼還跑到我們蘇聯來了呢？“我們回答：“中國的事不能叫外國人管，中國的毛澤東不能叫外國人罵。”蘇聯從國家到個人，都欺軟怕硬，特別是哈薩克人。他凶你更凶，首先軟下來的必定是他們。以後，不管是警察還是蘇聯流氓都不太找我們的麻煩了，而新疆來的民族同胞對我們的無端挑釁卻沒有大改變。

80年代末。我回國探親時買了不少金庸大師的武俠小說，愛上了，讀《鹿鼎記》時，發現韋小寶對付羅剎鬼的辦法原來金大俠總結出來了：“這些蠻橫之輩欺善怕惡，眼見對方更蠻更惡，便只有乖乖地投降了。”針鋒相對，以蠻制蠻。不過話也得說回來，蘇聯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一般人都中學畢業，官員們都上過大學，面子上的文明還是要保持的。蘇聯共產黨天天對外宣傳它的共產主義人道主義，不願意在外國人面前太撕破臉皮，不象中國的“反右”“大躍進”“文革”中共對階級敵人那樣絕對兇狠，那樣毫無顧忌。出獄不久，州KGB來人通知農場供銷社：要保證對中國人的大米供應。我們每天早上8點日出而作，下午三點日落而息，星期天休息。蘇聯實行5天工作制，農場6天，所以每天只工作7小時。下班歸來，第一件事是打開收音機，然後開煤氣爐炒菜做飯，吃得不錯。草原上蘑菇生長得十分茂盛，只有不是大雪覆蓋，什麼時候都拾得到，出農場半公里，半小時就可拾得一大筐。肉炒新鮮蘑菇，聞到香氣就誘人了。我們好好過了蘑菇癮，也過了大米飯癮。在新疆10年，完全沒有大米供應，在阿拉木圖時吃食堂，以後坐牢，都很少吃大米。我是湖南人，是洞庭湖邊的大米把我養大的，大米幾乎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現在，在不出產大米的寒冷北方，農場商店隨時有大米賣，，很能說明當時蘇聯還是富裕的。蘇聯人除伊斯蘭教民族外，斯拉夫人，摩爾多瓦人和日耳曼人都愛吃豬肉，特別是醃肥肉和熏豬肉。餵豬的飼料全是小麥，家家養有大肥豬。他們還沒有學會吃豬下水，宰豬取肉後，把下水挖個坑埋掉，我們教給他們下水的吃法，一些鄰居或同事宰豬時把下水送給我們。劉萬瑜很會清理肚腸，沖洗乾淨，用蘇打水一泡，再洗淨，做粉蒸肥腸或洋蔥炒豬肚，都是美味。幾盤自炒的佳餚，三杯伏特加一下肚，一時也把憂愁和煩惱忘掉了。

一次進城，一位老華僑、李廣諱的第一個岳父送了我8張中國古典音樂唱片，《步步高》《彩雲追月》《梅花三弄》《良宵》《三譚印月》和《二泉映月》全有，我又買了一個帶電唱機的大收音機，晚飯後床上一躺，被熟悉而喜愛的中國古典樂曲帶入夢境，帶回了遙遠的故國，故鄉。我想，我祖宗真是積了德，使我一次次逃出鬼門關，流放到了西伯利亞，還能自得其樂地活着。于右任老大爺在台灣寫詩“悲莫悲兮國分裂”，應該加上一句“痛莫痛兮人別離”。我幾乎夜夜做夢，夢境幾乎只有兩樣，要麼是我在中國彎腰折背挨鬥爭，要麼就是我和親人團聚。團聚總要被惡霸打散。我非常想念我的祖父，爸爸媽媽和弟妹們。

我是祖父最鍾愛的孫子，1960年祖母餓死，80歲的祖父孤苦伶仃地生活着，我想哪怕我能在他面前盡一日之承歡也好。我祖父不識字，可最勤勞，最智慧，是最有開拓精神的老一輩中國農民，是老家遠近幾十公里最了不起的開發功臣。祖父的爸爸，我的曾祖父是個紈絝子弟，在他父祖兩代有功名的先輩先後去世後，還是積習不改，三拳打死了下鄉收稅的衙役。一場人命官司下來，我們雷家長房由巨富變成了赤貧。曾祖母是出身官宦家的小姐，家道中落後忍飢耐寒，把祖父帶大了。當時家裡一塊稻田都沒有，祖父7歲就上山開荒種雜糧，13歲獨身出外做生意，跑湖北沙市到鄰縣，長途販賣食鹽。那時我們湖南不出鹽（誰也不知道我們腳下就有一個江南最大的澧縣鹽礦，60年代才發現），吃的大部分是川鹽，鹽船從長江順流而下通過沙市，再批發到湘西，鄂南各地。祖父曾經對我津津樂道過他少年時代的一次奇遇：有次在沙市一家酒樓上吃牛肉大面，上來一個滿面紅光的老者，長着一付其長及胸的濃密的白鬍子。祖父想，鬍子把嘴巴全遮住了，如何吃飯呢？一時童心大起，叫酒保端來幾盤菜餚，一大碗牛肉麵和一壺酒，請白須老人吃飯。老人沒有拒絕，坐下後從懷中掏出一個錦緞盒子，從盒子取出了一對金鈎，掛在耳朵上，再從唇中央把長鬚分開用金鈎掛在兩邊，之後很方便地把牛肉麵吃光了。分手時，他對我祖父說：“後生家，不管你在哪裡行道，遇到劫道的就高喊‘金鈎李鬍子’，馬上會免災。”那時從沙市到石門是山道，一路上“替天行道者”不少，我祖父有了這位無形的保鏢—金鈎李鬍子，再沒有出過一次事。做生意賺了些錢，回家全力開發小農場，低價買下了長達1公里的蔡家灣兩邊的土地，雇了幾個短工，自己帶頭，除去雜木雜草，把沙質的土地翻挖過一遍，在山嶺上種上松樹，陡坡種上樟樹和杉樹，緩坡上種油桐，油茶和烏桕樹，住房後面和兩側種竹子，房前種芭蕉和天竺，園子裡種上桔，桃，李，杏各種果樹。三年桐子九年橙，到我父親成人後，建起了榨油廠，榨桐油、茶油和烏桕油，方圓幾里的人家也都來我家的油廠榨油。日本鬼子投降後，美國大量進口中國桐油，生意興旺，日進斗金。共產黨來了，榨油廠被徵收。1958年北京一聲令下，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爺爺幾十年辛辛苦苦種下的樹和家鄉鬱鬱蔥蔥的樹林一樣，和全中國大部分森林一樣被砍光了，燒光了。1963年，我家鄉全公社一年的桐油產量還抵不上我家原來一年的產量。我父親上過民國初年舊制4年的中學，古文程度比我高，字也比我寫得好，沒畢業就回家經營榨油廠。30年代抗戰軍興，父親到縣上接受了抗日自衛軍的訓練，二叔投筆從戎上了中央軍校。記得1942年常德保衛戰，祖父捐出一袋袁大頭和孫中山頭像的銀元作軍費。國民軍死守常德，一個師打得只剩下20幾人，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要用軍法嚴懲師長。我父親拿着請願書到處請人簽名，上書中央挽救師長的性命。母親出身石門縣顯赫的唐氏家族，嫁到我家後成為賢惠的媳婦，服侍我雷家祖孫6代人。他們都是勤勞而善良的人，樂善好施。1949年前我們灣里也有兩三家窮鄉親，是我母親救助，沒有一家挨過餓。每到舊曆新年，從湖北過來和山上下來的苗人討年飯，我母親都用大塊的肉和豆腐，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和炒米花打發他們。1952年土改，我祖父被劃成為地主，民兵把他繩索捆綁，在他的穀倉里關了一個多月。文革伊始，父親成了全公社鬥爭的重點，捆綁着跪木柴，跪瓷片，我兩個教書的弟弟也押送回家“監督勞動。1968年我偷偷回家跟着他們吃紅薯，悄悄流眼淚。幾個侄兒侄女有4個已經分別3歲，4歲了，對我十分親熱，白天晚上跟着大伯不分開。特別是大侄子昌俊（小名金平）長得十分像我，也十分親近我，一次病了，在弟媳的懷抱里要大伯陪他。現在，他們活得好嗎？我還能見到他們嗎？1972年一個晚上我做夢上牙全掉了，掉牙是親人去世的凶兆，果然後來得知祖父在這年去世了。我還經常夢見青年時代的女友小吳，一位聰明而能幹的錫伯族姑娘，我們相愛了3年。“文革”前我們建立家庭已初具規模，只等她中專一畢業就結婚，她給我的信上寫下了”生是雷家人，死是雷家媳“的誓言。文革開始後，專整我的那個中共縣委書記宋植就一次次跑到伊寧市強迫她和我分手。不久她另嫁他人了，我沒有抱怨她，她一個弱女子無法承受比天山還沉重的壓力。在異國土地下，這段年青的純真的愛情使我回味無窮。60多歲以後，老大思鄉思故人，我夢見她的次數更多。

在金田村我也交了幾位好朋友，常到他們家裡避難，除站長博格劉波夫外，還有一位波蘭人波勒科夫斯基。他50多歲了，是斯大林屠殺一萬多名波蘭軍官的“卡亭事件”中的倖存者，參加蘇聯紅軍後，同德軍作戰勇敢，一直升到上尉，打到易北河邊。他回憶往事說易北河蘇軍和美軍會師場面極其熱烈，大家擁抱在一起。美國士兵把他軍服上的扣子都摘光了，拿去當紀念品。但大家友好相處只有一個星期，上頭下命令建起隔離帶，再不讓蘇軍官兵和美國人接近了。他說他們部隊解放了一個法西斯的集中營，關的都是法國女囚。蘇軍把集中營一打開，成百上千的法國女人就湧出集中營，到田野上抓青蛙，做蛙肉餅吃，她們俄得太厲害了，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法國人和中國人一樣，也是吃青蛙肉的。每逢節日，他都叫妻子宰一隻大肥鴨，請我去喝酒。場部的兩家德國人家庭對我們也十分友好，我們出了事就來幫忙，一位開拖拉機的德國朋友還想把他的妹子嫁給我。柯吉達夫是集中流放德國人和波蘭人的地方，有幾個波蘭農場和德國農場。德波兩大民族的素質，一比之下涇渭分明。德國農場當官的不貪污，農工不偷盜。農場規劃得十分科學，屋宇整齊，綠樹成蔭，鮮花遍地，比城市還漂亮，農民的收入也是州里最高的。波蘭農場則是上下一齊偷，破爛不堪。60年代後，波蘭人在領護照時把自己登記成俄羅斯族，全變成俄羅斯人了。1974年農場修辦公大樓，建築隊是德國人組成的，幹活講質量，效率也高，隊員們和我們住在一個集體宿舍，下班後常來找我們談天。當年夏天，德國人在柯吉達夫和蜀琴斯克兩個城市遊行示威，要求恢復被廢除了的日耳曼自治共和國，被鎮壓了，領頭的都失了蹤。我們的德國鄰居們談起這件事都一個個義憤填膺，有的還摩拳擦掌地說：“我真想去和他們干一場！”不久德國建築隊就解散了。不過，對德國人的遊行和要求，蘇聯其他民族的居民並不同情。二次大戰後，蘇聯對德國人的積怨太深，即使蘇聯政府向德國索取了巨額的戰爭賠款。日本人在中國造下的罪孽比德國人在蘇聯造下的要超過一萬倍，日本卻沒有給中國賠償，要中國人對日本友好，辦得到嗎？

還有兩三個小青年也常來找我玩，兩個是俄羅斯族，一個哈薩克族，包括村蘇維埃主席（村長）的兒子，都是高中畢業後沒考上大學在農場就業的。他們愛好文學，也喜歡雜學，看我懂得多，便常來找我問東問西，也一起喝酒，給我講一些蘇聯政治笑話，後來都分別服兵役去了。一位俄羅斯青年上了士官學校，哈薩克青年則派到蘇聯在捷克的佔領軍中。哈族的那位在信上說：“捷克人扯蛋的很，官長都不放我們出軍營。節日來了，回想我們一起喝酒談笑多麼快樂，現在你們過節，我卻給關在營房裡。”一次喝酒，他悄悄告訴我說：州KGB的一個哈族上尉每個月都要到農場，每次吃住在他家，給他父親說：“阿列克是個很有頭腦，知識淵博的中國人，對我們蘇聯十分危險，有一天我們要殺死他。”看來，他和我接近也是帶有任務的。但他是一個正直，誠實的青年，心地也好，沒有對我做過壞事。

他們說過這樣一些笑話：

一個美國人說：“我有兩個農場，一個別墅。”一個英國人說，我有一個農場，兩個別墅。“一個蘇聯人說：“我有一把鐵鍬，供3個農場用。“

經濟部門的兩個職員上班時相互報導新聞，一個對一個說：“聽說明年不給長官發羊羔皮帽子了。因為經濟學家長期研究後得出結論：把一隻羊的皮子剝下來套在另一隻羊的身上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

一頭大熊坐在小刺蝟身上，把刺蝟壓死了，自己的屁股也給刺痛了。熊說：“沒關係，雖然我的屁股刺痛了，我還是很欣賞從下面來的批評，特別是批評者被我整死了之後。”

區黨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員到瘋人院作政治報告，大談蘇共的英明領導和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聽完報告後瘋人都鼓掌叫好。只有一個人靜靜坐着，動都不動。報告員問他：“你為什麼不鼓掌？”他回答說：“我不是瘋子，我是瘋人院裡的電工。”

幾個朋友集會在一起，互相詢問生活狀況。一個說：“像住在輪船上，前面是茫茫大海，看不到目的地，還不斷嘔吐，但是也在前進。”一個說：“象紅場上列寧墓里的列寧一樣，不能吃，不能動，卻也沒有給埋掉。”一個說：“象樹林裡橡樹掉下的橡子一樣，周圍都是木頭人，每一隻豬都想來把我吃掉。”一個說：“像土豆一樣，冬天沒吃完剩下的，春天又埋到地里去了。”一個說：“像印第安人一樣，身子光光的，上頭卻有一個領袖。”一個說：“像衣服的扣子一樣，早上一起來就把它扣起來。”一個把大家的生活做了總結，說：“我們的生活就像恐怖電影一樣，越往下越可怕。”

阿塞拜疆和阿爾明尼亞兩個共和國境內發生民族衝突，兩國領導人去請求斯大林解決。斯大林說：“給你們建立一個共同的首都，不在巴庫，不在埃里溫，而是在馬加丹（馬加丹是蘇聯北極地區最大的勞改營地，在那裡被折磨死掉的人達60萬。）

課堂上教授問學生：“如果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建設社會主義，會得到什麼結果？”一個學生回答：“結果是，先給老百姓發票證領沙子，用不了多少年，沙子就會發光，撒哈拉大沙漠也就消失了。”

某國營農場一頭母豬下了一頭小豬，黨委書記聽後發愁了：只下了一頭小豬，太少了，怎麼向上級交代呢？不過下了總比沒下強。想了想，匯報區委會說母豬下了5只小豬。區委會匯報州委會母豬下了7頭小豬。州委會匯報農業部，下了12頭小豬。農業部匯報黨中央，母豬下了15頭小豬。黨中央最後給勃列日涅夫匯報母豬下了20頭小豬。勃列日涅夫聽了很高興地下命令：“3頭小豬送給列寧格勒市的工人，3頭小豬留在英雄城莫斯科，5頭出口，5頭援助非洲人民，剩下的送到軍隊食品倉庫給凍起來。”

一個楚克齊人站在白令海峽西岸向東高喊：“美國人，你們的錢不夠使嗎？”對岸的美國人聽後反問：“你問這個問題幹什麼？“楚克齊人回答：”那麼，為什麼你們在買阿拉斯加時不把楚克齊也一起買走呢？”

我也交了兩位俄羅斯女朋友，都叫劉達。小劉達是鄰場“共青團農場”中學的數學教員，大劉達是建築隊的油漆工。我們剛到金田村不久，我到區上拔牙，天下着大雨，拔完後在路邊等便車，過路的車一輛也不停，直到我們農場的一輛卡車見到我這個中國人後停下了，一位俄羅斯姑娘，也急急忙忙趕來，和我一同上了車。後來我知道，凡是中國人攔車，只要是金田村的司機，就會把你帶上，是上司吩咐了的：把中國人放在監管地外不放心。姑娘說她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共青團農場中學裡教數學，家在區中心附近的一個農場，隔幾個星期就回家一趟。共青團農場是金田村近鄰，相距20多公里。車開回場部。大雨還下個不停，我就請小劉達到我們宿舍休息。劉萬瑜一看到我帶回來了一位漂亮姑娘，真是天上掉下來個大寶貝，高興得發了昏，馬上燒水給她洗臉洗腳，到商店買回魚和牛肉罐頭，還有伏特加，炒菜招待她。劉的俄語比我說得多，說的好，不停和劉達說笑。介紹自己也當過教員，朋友在中國是作家。雨停後，我和劉送她回去，走了兩三公里，碰上便車把她帶走了。路上她似乎對我比對劉萬瑜有興趣。快步拉着我走到前面，把劉丟在後面，脫下黑絲絨手套，緊握着我的手。以後她過金田村時，都要來做客。秋收時，站長派我到共青團農場運康拜因零件，見到她帶着學生在曬麥場曬麥子，就去看她。她把我帶到住處，用啤酒和罐頭招待我。他們單身教員住的集體宿舍和我們住的一模一樣，兩人一間，陳設也很簡單。回到打麥場，我看見俄羅斯場長把一個中暑的小學生抱起，開着吉普車送去醫院，與我們農場的土著場長依斯馬衣諾夫的官氣有天上地下之別。依斯馬衣諾夫每走出辦公室，即使只到相隔幾十米的地方，也是前呼後擁一大群人，像皇帝出巡一樣。我在他手下幹了幾年活，見到他幾十次，沒有一次笑容。和小劉達若斷若續地交往半年多，常對我說：“農場生活、蘇聯生活已經使我厭煩透頂了，真想到外國去，不管是哪個國家，只要不是蘇聯，誰帶我去我就跟誰。”我迷惘了，能帶她去中國嗎？決定與她分手了。

大劉達是1973年冬修辦公室的一位油漆工，30多歲了，胖呼呼的，面目姣好，丈夫在勞改營，一個人住單間宿舍，就在我們宿舍的斜對門。這個女人好吃的很，下班後一聞到我們住室散發出的中國菜餚味就不請自來，不請自吃，非常隨便，但守身甚嚴，劉萬瑜幾次勾搭他都不成。好幾次在夜裡，建築隊的男工去敲她的門，都給她罵走了。一天下班後到了我們居室，叫我給她燒盆熱水。我燒好熱水，她當着我的面寬衣解帶，洗過身子後躺在了我的床上。冬天來後，她到區中心一個單位當鍋爐工，還領了一處套間住宅，叫我去區上辦事一定到她家。幾次我到區上就去她家，兩人一次能喝光一瓶伏特加。在如此地方我不敢多交朋友，怕麻煩，干擾我聽收音機，也花不起錢。

蘇聯人臉皮厚，一進門就要酒喝，一瓶酒喝不完不會走。中國人去後不久，大家都知道漢人最講究過春節，每逢春節，中國少數民族同胞就成群結隊來給我們拜年，目的是為了喝酒。以後蘇聯人也聞訊來了，真難招架。還有一次，上面派來一個測量隊，住進集體宿舍，領頭的是位俄羅斯老頭，也上門賀節，向我們介紹了他的經歷說：衛國戰爭前在莫斯科上大學，戰爭發生後入伍了。他從小仇恨蘇維埃政權，隊伍一開到戰場就向德國人投降，關進了俘虜營，戰後被送回國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勞改了幾年，當局沒發現他投過敵，放出來當了測量工程師。他向我們說了好多蘇聯的黑暗面，也講了許多政治笑話。當時離珍寶島自衛戰為時不遠，中蘇邊界爭端不時被議論，我談及俄國和蘇聯占領了中國大片領土，老頭子馬上一改常態，站在蘇聯立場上臉紅脖子粗地和我們吵架式地爭論。

除春耕秋收兩三個月內忙於給各生產隊清理，分配機器，秋收完後把康拜因保養一番外，我們主要的活就是拆機器，收集廢鐵。裝牲畜過冬吃的草也是極沉重的勞作。這裡一年中有半年是冰封雪凍，牲畜要關在圈裡，用乾草和飼料餵養。一當秋高草長之際，農場就要打牧草、割草、捆草，裝草上車和壘草堆都有專門機器，不過裝草機性能不好，一用就壞，只好廢棄不用，人工裝車。草捆有30公斤，兩個人用鐵叉舉到卡車上，再由上面人裝整齊，非常吃力。農工們家家都有奶牛，也要準備草料。我們白天給公家干，晚上就給本單位同事裝。農工儲草都是半分配半偷竊，必得在晚上進行。春天剪羊毛和裝羊毛捆也是累死人的工作。全農場有幾萬隻羊，集中到場部剪毛，打捆和裝運。如果在各生產隊分散剪毛，大部分就得給偷掉。一捆羊毛80-120公斤，全場幾千捆，從卡車卸下來裝上火車，都是我們一些單身中國人的活。日夜趕工，晚上兩三點鐘還得坐卡車趕到60多公里外的火車站卸車裝車。指揮這項工作的是農場總畜牧師，俄羅斯人，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吸血鬼。多少年來我們當裝卸工加夜班的工資都給他貪掉了。農機站的4個工人還另有一項任務，在公墓給沒有親屬的死人挖墓。墾荒區人口的死亡率很高，非正常死亡很多，常常聽到，不是某人拼刀子死了，就是某米沙喝酒醉死了，還有翻車砸死的，爭女人給人暗殺的，都不把死人當成新聞了。場部和各生產隊都有公墓。場部的公墓的墳堆有300多座，而場部人口只有400來人，20年內死了300人。一天中午我正在檢修一台康拜因，一位拖拉機手在十米外給拖拉機換輪胎，突然一個大漢跑來給他胸部就是一刀，當場給捅死了。把我們都驚呆了，幾個人把兇手掀到在地，他毫不反抗。兇手和死者都是俄羅斯人。兇手是個老囚犯，本農場的居民，大部分生命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剛出獄又殺人了。原來他在監獄裡和同犯打撲克，賭的是人命，誰輸了，出獄後得殺死兩個人。此次他剛出獄回家，物色了兩個對象，一是場部修建隊的領班，一是剛被殺死者，都是搬來不久的外來戶。殺了一個還剩一個，不過他怕再也沒有機會殺第二個了。不久後在農場會堂開審判大會，判了兇手無期徒刑，要送到北極圈內的鈾礦去挖鈾礦，用不了三五年，鈾輻射便會要了他的命。

1973年夏天，KGB把我和劉萬瑜又傳到阿拉木圖，在旅社住了3天。KGB在審理牛水，要我們作證。牛水在1971年到基米爾道夫市，在鋼鐵廠當鉗工，沒多久和一個在公共汽車上認識的烏克蘭姑娘結了婚，還懷上了娃娃。幾個月後又拋棄了妻子，和一個縫紉工俄羅斯寡婦同居。基米爾道夫是哈薩克斯坦最大的鋼鐵工業中心，產的鋼鐵比當時的鞍鋼還多，離哈最大的工業城市卡拉干達只有30來公里。在卡拉干達他也認識了不少中國人，又把一個老華僑的獨身混血女兒當作了未婚妻。他還在當地中國人中發起組織反毛政黨，要把已被KGB取締了的“中國勞動人民革命小組”恢復起來。在我們約定的出走伊朗的前一天即1971年7月21日向KGB基米爾道夫市派駐局告發了我和劉萬瑜。KGB的一位少校預審官對我們說：“我們知道劉萬瑜在中國坐了十幾年牢，雷光漢也是中國文化革命定性了的黑幫分子，都是真正受中國政權迫害的。為什麼牛水出主意和你們一起逃伊朗，又來告發你們？為什麼他要迫害真正被毛澤東迫害的人？為什麼我們不許他在蘇聯從事政治活動，他卻一再組織反毛政黨？我們認為他是真正的毛澤東特務，在製造事端，在挑釁，在你們去柯吉達夫的第二天我們就把他逮捕了。你們要和我們合作，向牛水報仇。”我聽後一言不發。自從我挨打後又坐牢，決心再不和KGB有任何來往，拒絕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我告訴他們：“你們蘇聯有法律嗎？我被人打傷了，瓦里漢諾夫區警察還抓我去坐了10天牢。我不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不管對我，還是牛水，你們就按照自認的法律辦好了。“僵持了兩天，我被傳到KGB辦公室，仍是一言不發，一位上校向我施加引誘加威脅，還是這樣。他們也軟下來了，第二天下午，上校又和我談話：“你把在柯吉達夫受到的委屈告訴我們，我們一定去處理那些違法者。”還說已經向柯吉達夫打了電話，把那個下命令關我們10天的區副公安局長調走了。第三天上午，我只好向他們陳述了牛水和我們商量出逃伊朗的全部經過，在記錄上簽了字。簽過字後，預審官從抽屜里拿出已備好的火車票把我們送上了返回柯吉達夫的火車。到了這年冬天12月，又把我們傳到阿拉木圖，是坐飛機去的。在阿拉木圖住進阿拉道烏旅社，大吃一驚，第一層和第二層全住上了中國人，不下200人，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許多還是我們金田村的維吾爾和哈薩克。聽有人說凡是“文革”中從阿勒泰地區逃蘇的都傳來了。牛水是從阿勒泰跑過來的，大概是要判他。第二天上午10點，小汽車把我和劉萬瑜拉到一處戒備森嚴軍事機關，我一讀大門邊的門牌，寫的是“中亞軍區軍事法庭”。上到二樓，只見審判廳外過道上坐滿了各式各樣的中國人和蘇聯人，還有三個年青女人，就是牛水在不到一年中找的兩個妻子和一個未婚妻。一位軍官來向我們宣布：“現在中亞軍區軍事法庭審判牛水，你們都是證人。軍事審判官向你們提出什麼問題你們就回答什麼。”還特別對我和劉萬瑜說：“你們回答完問題後可以向牛水提出問題，叫他當場回答。”把我傳進去後，中校法官問過我以後又問我有沒有問題問牛水，我問牛水道：“我們出逃前是對着祖國宣了誓的，誓書上寫誰背叛了，就要用他的血來償還他的罪。你現在還記得嗎？”牛水聽了冷笑了一下，沒有回答。他坐在被告席上，穿了一套黑色西服，面色蒼白，法庭最後以中國間諜罪判了他14年。1982年我已經定居塔拉斯市了，KGB還派人來找我複查牛水的案情。幾年後牛水給我來了信，說他被無罪釋放了，安排在哈巴洛夫市生活，加入了蘇籍，也結了婚，妻子是波蘭女人。90年代以後，他曾多次給我打長途電話，說在伯力開了一家遠東國際木材公司，和中國做木材生意，每年可賺100多萬美元，在武漢買了一家大家具廠，成了大款了。還在阿拉木圖找了個外室，生了一個女兒。牛水不是中國派蘇間諜，卻被KGB派到中國活動過，當過蘇聯間諜。他的話動能力強，認識的俄國官場人士多，發大財了，變成了回國投資的“愛國華僑”，成了中國政府的座上客。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啊！

1973年夏天，我又完成了一次我流亡生活中的壯舉。大概在7月份，農場警察特派員把劉萬瑜和我，還有朱雪琅、朱生福4人用卡車裝到了區警察局接見室，一個人先把我帶走，進了一間大房子，中間大辦公桌上鋪着紅色金絲絨布，擺了咖啡和糖果。桌子邊坐着4個人：警察局長，KGB區特派員，一個俄羅斯譯員和一個年青的阿爾明尼亞模樣的人。我一進去，他們全都客氣地站起來，一個個與我握手，招呼我坐下喝咖啡，譯員先發言:“雷同志，我們知道你是愛國的，你現在雖然逃到蘇聯來了，我們還想給你一個幫助中國人的機會，你接不接受這個機會呢?” 我回答說:“那要看是什麼樣的機會。” 他說:“我們要拍一部電影，是揭發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的，要叫你在電影中出現，發表一個反毛聲明，你不會反對把?”聽後我腦子一閃，幾秒鐘內就想全了應付的辦法.立即回答：“很對不起，我不能在這樣的電影裡出現，更不能發表任何公開的政治聲明。”四個人一下驚得跳起來，問我原因，我回答說：“我在中國還生活着父母兄弟，如果我在你們的電影裡發表反華聲明，他們不就都完蛋了嗎？”在以上對話中我都說俄語。阿爾明尼人模樣的人聽了笑了一下說：“雷同志！你放心，我們蘇聯的電影技術很高明，完全可以把改變你在電影裡的模樣和聲音。”我說：“既然樣子和聲音都可以改變，你們可以找任何一個別的人中國人來。”KGB特派員又說：“我們需要你，因為你畢業於北京大學，當過教員，是有身份的人，你說的話影響力要大一些。”聽後我也不管處境危險，哈哈大笑說：“一方面又要我的身份，一方面又說改變我的模樣和聲音，你們不是又在編織騙局吧？”幾個人還是不放手，糾纏了兩個多小時，有時和顏勸說，有時厲色嚇唬，反正我不上圈套。他們不耐煩了，警察局長火了：“你不和我們合作，我們要把你關進監獄。”我回答：“槍斃也沒關係！”譯員說：“就是，我們可以槍斃你。”局長叫來一名警察，帶我從另一個門走出去，在門邊我聽到譯員打電話向上級匯報：“他也拒絕了。”可知他們找了好多中國人，拒絕的不只我一個。警察帶着我從警察局後面出來，進了我被關押過的看守所，打開一間牢房推我進去，關了起來。我一想又得受牢獄之災了，槍斃是不會的，大概得走北極圈。想不到一個多小時後，警察打開門，叫我立刻回金田村，大概他們是擔心我向劉萬瑜等三個人通風報信吧。天色傍晚，我走到鎮子西邊通金田村的公路邊等車，幾分鐘後劉萬瑜也來了，告訴我說兩朱比他先傳進去，他是最後一個進去的，只說了一句話：“你們知道我是個反共人士，我和你們走的不是一條路。”第二天上午，二朱回家了，朱雪琅大吹他在電影裡談了哪些問題，朱生福則生氣地說，他們騙人，原來答應拍完電影后送他們到餐廳吃飯，到旅社睡覺。結果拍完了把他們帶到一所學校的學生宿舍住下，一個人給了3個冷的烤包子。學校放假了，床上連被子也沒有，凍了一夜也餓了一夜。朱雪琅還告訴我：“朱生福看到拍電影時沒有你們兩個人，對我說，他們真行！”這部電影后來在電影院和電視上都上映了，片名叫《恐怖的長城》，裡面有朱雪琅，也有朱生福。拒絕拍反華電影，在我和劉萬瑜面前，KGB受到了個小小的挫折，接着便會對我們有更大的報復。我們的兩年流放期在三月份就該結束了，他們有了新的口實，把流放期延長了快一倍，讓我們在金田村多待了一年半還多，作為對我們的懲罰。

1974年相對平靜，前幾次新疆少數民族找我們打架，我們勇敢抵抗，毫不輸志，打出了威風，他們也不敢再多招惹我們了。特別是一位在中國當過翻譯，漢語說得十分流利的哈薩克同胞名叫土爾遜的，在生產隊娶了個十分漂亮的本地哈薩克姑娘，是個小學教員。一天來到他朋友家做客，他朋友還請了警察特派員、我和別的一些哈薩族同胞，喝了點酒。警察特派員借酒裝瘋要調戲土爾遜的老婆。我立即把他老婆護送到我的房間保護起來。事情過後，哈族同胞對我刮目相看，哈里木江之流也收斂多了。

秋天，KGB把李廣諱調離金田村安置在塔拉斯市定居。他多年來在柯克達夫市“住院”，住出了成效。他一走，我們的精神負擔大大減輕，不再為他的安全擔心了。時輪轉到1975年，金田村一年到頭給我們中國人忍受的徹骨嚴寒突然放暖和了一些。年初，KGB柯吉達夫州特派局局長，一個俄羅斯大個子上校和州內務部局長即州警察局局長、一個哈薩克族麻子中校來金田村視察，找中國人開了座談會，回答了我們一些問題。解決了我們一些生活上的困難。不久，農場廠長換了人，新廠長也是哈薩克人，官氣要比他前任依斯馬依諾夫小得多，也找中國人開了個座談話，說：“你們也是人，我們要和對待蘇聯人一樣來對待你們。”“你們也是人”這句話對我來說真中錐心刺骨，原來，蘇聯當局把中國逃亡者就沒有算做人哪！農場當局改善了我們的居住條件，宿舍全部油漆粉刷了，每間房都運來了一套油漆閃光的新式家具，包括大衣櫥，床，桌子和椅子。5月，我在卡拉干達的好朋友劉芒也獲准遠道來看我。劉是廣東合浦人，後來劃到了廣西省。他出身貧苦。十來歲便在皮鞋作坊當學徒，做得一手好皮鞋，師傅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只有13歲時師傅便帶他參加了東江縱隊，當小交通員，解放後當了供銷社的幹部。他嘴巴說話沒遮攔，1957年下放當農民後自流到新疆，1962年跑來蘇聯。

7月，輪到我們休假，農場警察通知我們，休假時可以申請簽證到哈薩克斯坦任何一個城市旅遊，此種寬大是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我和劉萬瑜先到區警察局領了新的無國籍護照，他們在護照上給蓋上了准許到阿拉木圖，卡拉干達各城市短期居留的簽章。我們錢原是合在一起的，劉萬瑜不願和我一起行動，怕我拘束他的放蕩生活，拿走了存款的三分之二，去了塔拉斯市和卡拉干達市。我拿了剩下的三分之一，去了阿拉木圖與劉立中團聚，只在阿拉木圖立中兄家住了一個星期，把他找來的一本清代學者俞正燮寫的《癸巳類稿》借到手，就回來了，讀了一遍，想多干點活，掙些錢，冬天再好好休息一下。劉萬瑜卻在卡拉干達玩了一個多月，還遲遲不歸。我給劉芒寫信，才把他催了回來。回來後，離開了農機站，同一個韃靼工人去干打火牆的活，與我分開了，只晚上回房子睡覺。十月初一個晚上，他突然告訴我又要冒險越境，路線也計劃好了，先坐火車到巴庫，然後經阿爾明尼亞首都埃里溫，偷越阿土邊界到土耳其。我只回答說：“一切要小心。如果能到台灣，請告訴我在台灣的親戚，把我弄出蘇聯。”我把全部剩款300多盧布和徐英斌送給我的一件非常摩登的捷克短大衣給了他。

第二天天一亮，一個俄羅斯朋友開着摩托車把他送走了，我回房後大哭了一場。只隔兩三天，一名警察大尉和一名KGB中尉來到宿舍向中國人詢問劉萬瑜的下落。警察大尉問到了我，KGB中尉對他說：“你別問他，反正他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他是吃過我閉門羹的。他專管金田村的中國人，每個月都要來農場一兩次，見到中國人就訓斥一番。一次又到我的住房教訓我，當時我正在幫李廣諱和桑布吵架以後的火頭上，打斷了他的話向他大罵：“你憑什麼一次次教訓我？你知道嗎，我們中國人有5000年文明。我們有了人類文明後，你們還是猴子呢！猴子有資格教訓人嗎？”打開房門攆他走。出門時他氣洶洶說：“等着瞧吧！”以後見了他我從不和他打招呼，有時他見到我主動伸手出來，我要先戴上手套，才把手伸過去（即使夏天，我的口袋裡也裝着工作手套）。1975年10月，少校撒沙從阿拉木圖來了，通知我已把我和劉萬瑜的“有條件自由”解除了，讓我們到江布爾州定居。對於金田村中國人來說，能夠這樣本是最盼望的好消息，我卻沒有一點興奮的感覺，不由自主地回答少校說：“在蘇聯生活，哪裡都一樣，我已經習慣了這裡的生活了。”他說：“南方總比北方暖和。”朋友們都設宴給我送別。12號，我離開了生活近4年的金田村，到柯吉達夫市後乘火車來到江布爾。

1976年，集中在金田村的全部漢族和回族中國人都轉到哈薩克斯坦最暖和的南部邊區——齊木肯特州的“日出”農場了。

第四章 定居塔拉斯，重為中國民

在中蘇交惡中的新老華人（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五）

1975年10月15日正好是我40歲的生日，我來到塔拉斯（江布爾）市，看來，我的後半輩子將要與這塊土地融在一起了，又認識了好些形形色色的中國人。KGB原來要把我發配到離城61公里的哈巴耶夫農場，也是一個集中中國少數民族逃民的地方。到塔拉斯後，李廣諱介紹我認識了柳松壽、李玉霞夫婦。柳的女兒加尼亞俄文文筆很好，給我寫了一份要求不去哈巴耶夫農場的很懇切的俄文申請書。我在州委書記接待室見到了州委第三書記，一個中年哈薩克女人，聽了我的請求，看了申請書，答應幫助我。三天后，州公安局就通知我說已批准我定居在市內，在我的護照上蓋上了在市區登記戶口的戶口章。

塔拉斯原名江布爾，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江布爾州首府，為紀念哈族歌手江布爾命名，1996年改成塔拉斯市，是中亞最古老的城市，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大驛站，是中國人首先把它記載在史書上的。公元2000年也是它建城2000年紀念，哈薩克斯坦政府在一年多前就在準備大慶祝了。城在塔拉斯河中游，東有伊犁河和楚河，西有阿姆河，南部是天山，天山雪水源源而下，灌溉着草原，土地十分肥美，是一代代中亞小王國爭奪的地方。塔拉斯是自古即有的河名和城市名，《漢書》譯稱都賴，唐代史書稱怛羅斯。張騫通西域，玄奘法師印度取經都曾經過此地。公元751年，唐玄宗的高麗名將高仙芝率領3萬唐軍與大食（阿拉伯）軍隊在此決戰，唐軍幾乎全軍覆沒，從此中國勢力就很難再往西發展了。許多俘虜被抓到了大馬土革，其中有造紙工匠，把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西方。俘虜中有一位名叫杜環的，歷盡千難萬險從大馬土革經海路回到了祖國，寫了《經行記》一書，記載了這段歷史。12世紀時，塔拉斯屬於我國契丹族建立的西遼王朝，以後屬於蒙古帝國的汗國，直到19世紀初期，清朝政府還在江布爾地區收過稅。突厥語把政府稱“衙門”，直接借用了漢語，哈薩克語又把衙門稱做江布爾，可見，塔拉斯和中國的淵源極深。聽說這裡不管是基建或考古挖掘，只要能挖到古物，就有中國文物。不過這種文物從來不在博物館裡出現，蘇聯和它的後繼者要割斷中亞與中國的一切聯繫。60年代，附近的卡拉道烏和讓拉塔斯兩地發現了蘇聯最大的磷礦，成了蘇聯共產主義建設工程的重點，徐英斌曾在卡拉道烏幹過兩年。計劃要在江布爾和卡拉道烏兩地間興建10個大化工廠，蘇聯解體前已在塔拉斯市西郊建成了3個，規模都很大，工人接近10萬，生產磷肥，黃磷和炸藥。工廠同時也是勞改營，有成萬的服刑犯人在裡面幹活，魚龍混雜。江布爾居民很複雜，社會秩序也很混亂，駐軍也多，市區到處都是軍營和監獄，KGB和警察局的力量都很強，兩個機構的辦公樓都是5層大樓。一些在解除集中監管後當局還不十分放心的中國人和另一些被KGB利用的中國人都安置到了江布爾。

在哈薩克斯坦，中國居民較多的城市有4個：卡拉干達，阿拉木圖，塔拉斯和齊木首特。據說塔拉斯城裡和郊區住的漢族人和有漢族血統的混血人超過千人，但戶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華僑只有十幾家。“文革”中逃過來的中國人包括大人、小孩共23人，先後建立了10個家庭。在中國人中有兩道大鴻溝，第一道存在於貧富之間。1962年以前來的人或靠自己能幹或者是享受特殊待遇，有掙錢的職業，住的時間長，組成了富翁階層，來往密切，子女相互嫁娶，看不起我們這些新來的同胞，害怕我們窮，會沾他們的光，鄙視我們還受着KGB的監管，更不願意我們知道他們不能為人所知的身份。這道鴻溝是被人為地劃出來的，帶頭的是下面將要寫到的方麗夫婦。第二道鴻溝存在於華僑與外籍華人之間，帶有感情色彩。華僑一般在感情上親中國，處處以中國人自居，後者就大都忠於所入籍國家了，交談時常出現“我們中國，你們蘇聯”這樣的詞彙。當然也有超然於鴻溝之外的,一是老華僑，只要是中國人,他們就很親熱地對待，覺得人不親土親，不能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其他國家的華人我不知道，至少在解體前的蘇聯和解體後的獨聯體各國，華僑或華人最多只能維持兩代，作為中國人的祖父或父親過世後，子孫便和中國脫離了關係，融入本地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了。中國人形形色色，有些都可用濃墨重彩畫出來。我到江布爾不久，就見識了所謂“四大金剛”：一個在飛機場賣烤羊肉，一個在巴扎大門前賣啤酒，一個在長途汽車客運站管餐廳，還有一個中國女人雄踞於集市的一間房內賣假髮。他們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對中國人掌握得很清楚。

四大金剛中的女金剛叫方麗，是華人中最有影響的人，在中國人大受歧視的年月幫助KGB推波助瀾，在中國人中製造出各種矛盾。她是河南人，抗戰孤兒，進過重慶宋美齡設置的戰時兒童保育院，解放後參加解放軍文工團，60年代初轉業到了新疆石油城克拉瑪依，分配到該市文工團，與山某結了婚。山是中俄混血，沒上過學，一個大文盲，人倒很聰明活潑，但是沒有知識的盾牌，只能流於奸詐狡猾。1962年他們夫妻帶着剛生下來的小女兒跟着山的蘇籍俄羅斯母親來到江布爾。方在糖果廠包糖，山在公共汽車公司當鉗工。初來乍到，生活很苦，方的俄羅斯婆婆虐待她，有時還動手打她，但不久她得到機會，攀上了高枝，認了莫斯科一個中國老頭為乾爹。那個老頭是共產國際時期中共代表團團員沒有歸國留下來的，據說在莫斯科某大機關當翻譯，無兒無女。老頭每年都帶她去莫斯科。山某夫妻很早就加入了蘇籍，在江布爾製造假髮，山還在少年宮教中學生照相。60，70年代，蘇聯女人戴假髮是十分摩登的，年青女人人人戴假髮。“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有的女人頭上的直筒假髮幾乎半米，是個大奇觀，做假髮，當然十分賺錢。蘇聯政府在教育上也十分捨得花錢，每逢寒暑假，少年宮都組織學生到蘇聯各大城市和黑海邊、波羅的海邊的各處名勝旅遊，增長學生見識，花費全由公家報銷。山的主要工作是帶學生旅遊，既可多報路費，又能吃空額，中國人中他們家首先發起來了，領了房子，買了汽車。70年代初，KGB人員還帶他們夫妻到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活動，他們倆口子對蘇聯感恩戴德，把唯一的兒子送去了西伯利亞某地的間諜學校，學中文和日文，每當中國人在一起，方麗一開口說話就是“我們蘇聯”，驕傲地向我們介紹，我的父親在莫斯科，我的丈夫是教育界的。70年代末，中蘇關係剛解凍，本市華僑柳松壽獲准第一個回中國探親，回來請客，介紹四人幫跨台後的中國新氣象。方麗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老柳，中國還有黃包車嗎？”我一聽火了，駁斥她：“中國的最後一輛黃包車1958年便在上海進了博物館，你不要把我中國看得太扁了。”山也大言不慚地說：“哪一天我找到一個中國部長當乾爸爸，也可能去中國探親。”我也對他嗤之以鼻：“中國的部長是不要文盲當乾兒子的。”這種人最能看風使舵，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力強大，在前蘇聯和以後獨聯體各國的聲望也越來越高。中國駐蘇大使館領事部還每隔兩年派人來探望華僑。每當訪僑官員一到，他們夫妻馬上向我們華僑靠攏，還使勁巴結我，好像我是中國駐蘇大使館在江布爾的代表一樣。蘇聯解體後，新疆與中亞各國的貿易繁榮起來，他們乘機發了大財。他們和官面上熟，有過硬的後台，經他們做中介的生意都辦得成。名聲傳出去了，有的新疆商人一過來就找他們，他們坑害人的殺手鐧也就大逞其威。有一個烏魯木齊人，據說是新疆軍區某將軍的兒子，從銀行貸了25萬美元過來做生意，到江布爾後。他們和另一個姓鄭的四川人一起把25萬美元全騙光了，此公害怕回中國後受懲罰，跑到一個偏僻農場躲了起來。前年，一名石河子的商人國力和他們合開了一家中餐館，不到半年，全部資金被一騙一搶而光，石河子商人只好形色倉惶地逃回去了。現在他們夫婦找到了本市一個大佬當靠山，又開了一家中餐館，生意十分紅火。徐英斌生前常對我說：“過去前蘇聯的紅人在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仍是紅人”，是一點也不錯的。儘管他們是紅人，黑手黨可不怕他們，幾年前他們的間諜兒子在西伯利亞給中國商人當翻譯，強盜破門而入把他的俄羅斯妻子掐死了，將財產一掃而光。

那些年，KGB正廣種薄收着大量往中國派遣特務，只在江布爾的漢族人中就有下面這些：

陳聞幼。妻子叫羊健芳，都是重慶人，出身都好，陳當過兵，復員後在伊犁察布查爾某兵團農場當武裝民兵，1972年帶着妻子和兩個小孩跑到蘇聯，在電廠當工人，工資很高，一家5口，有住宅，菜園子，是新來的中國人中日子過的最好的。1977年7月，陳聞幼說是到外地療養，從此一去不返，被派到中國當特務去了，抓住後判了無期徒刑，在烏魯木齊服刑。一年多後，羊健芳帶着三個孩子改嫁給李廣諱。1998年，陳聞幼突然又出現在塔拉斯集市李廣諱的百貨攤子上，幫羊健芳賣貨，說是哈薩克斯坦獨立後，中哈關係不錯，改判了20年徒刑，刑滿被逐回哈薩克斯坦。這時KGB的大樹已倒，原來應允的當間諜的各種優待，哈國KGB（民族安全委員會）都不予兌現，陳聞幼只好在塔拉斯過着無護照，無戶口，無職業，無養老金和無住處的五無生活，還一妻二夫，中國人也不搭理他。都什麼時候了，自己過着一無所有的日子，還幫哈國的KGB當包打聽。我在市場上也擺了一個小攤子，以謀錙銖之利養家。1998年5月，我國駐哈大使館的兩位一等秘書——盧玉玲和王建中來塔拉斯市看望華僑，陳聞幼跑到我的攤子前問我：“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問開什麼會，他說：“中國大使館不是派人來了，召集你們開會嗎？”我又一次發火了，大聲說：”你真無恥，你祖先和家鄉故土都在中國，你給外國人派到中國當特務，和回家鄉挖自己祖墳有沒有分別？你還神氣，要是我當新疆的法院院長和公安局長，一分鐘也不考慮就判你死刑，馬上槍斃你。“他灰溜溜地走了。

李英村，妻子是中俄混血，達瑪拉，也是1962年來蘇的，有兩個兒子。李在中國是個小衛生員，會針灸，來蘇聯後在郊區一個農場當食堂管理員，業餘給人扎針。在無官不貪的蘇聯，食堂管理員當然是個肥缺，油水大着呢。他得了KGB的一點好處，就得給它賣命。李英村當了多年食堂管理員後被KGB封了個少校，1974年派往中國，也是一入中國國境即落網，在南疆塔克拉馬乾大沙漠邊緣老公安農場勞改了20年，1994年被驅逐出境，回到哈薩克斯坦。李被派遣後，KGB給達瑪拉在城內發了一套標準很高的房子，安了電話。和羊健芳一樣，李一走她就改嫁哈薩克人了。達瑪拉長得俊俏，人也利落，哈薩克丈夫和她生了個女兒，晚上開着卡車到淨毛廠去偷羊毛，坐牢了。十多年裡達瑪拉沒有再找正規丈夫，主要是和汪鏞來往（下文要寫到），李英村回來以後又和她住在一起，沒有鬧出羊健芳那種一妻二夫的笑話。

崔進唐，河南淮陽縣人，文革中和朱生福一道逃蘇。他有一個哥哥在哈爾濱市公安局工作，KGB很看重他的這個社會關係。他在拖拉機零件廠翻砂車間倒鋼水，同本地一個混血姑娘結了婚，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在工廠時，每年都有幾個月不見蹤影，人們說他接受特務培訓了，後來乾脆退了廠，說是到農村包地種洋蔥，一年有大半年不在。其實，他早就每年都被派回中國。陳聞幼說在伊寧市大街上見到過他。大概是1980年左右，崔進唐突然在他房前一片樹林子裡，用鐵絲勒着脖子上吊自殺了，還給老婆留了遺書。人們聽到後很納悶，有人說是在中國活動時出了漏子，給KGB勒死的，直到陳聞幼回來後，崔的自殺之謎才真相大白。陳聞幼說：“崔第一次回到中國就徑直向公安局報到了，公安局又用他當兩面間諜，重遣蘇聯。別的特務一入境中國便落網，崔進唐卻像回國探親一樣，每次都平安歸來。老奸巨猾的KGB還有不懷疑的嗎？大概他也明白當兩面間諜的危險性，就先上吊自殺了。

還有一個混血青年劉某（其父老華僑劉大爺我見過好幾次），也被派遣到中國，勞改了10年，又驅逐回來。

上述4名小特務都是塔拉斯市的，也都是漢族。我還知道阿拉木圖有一名新疆人，彼什凱克有一名混血，齊木首特有一名甘肅人和一名河北人，都是KGB派到中國的間諜，他們4名中有3名我見過，我不知道的其他民族的人當過派遣特務的還有多少。新疆是維吾爾聚居地，派往新疆的維吾爾間諜要比漢族人多得多。這些被派往中國的小特務一般都不是聰明人，文化水平也低，沒有經過KGB的專業訓練，常常是有去無回。為什麼KGB一批接着一批地派還要樂之不疲呢？我想一是完成上級的遣諜計劃，一是在中國反諜部門中製造混亂，魚目混珠，以掩護更重要的間諜。

還有幾個，常常主動地來和我結交，是不是到中國活動過，我只能存疑了。1977年，中國醫生賀漢秋去世，辦了一場大喪事，遺體停了三晝夜，白天晚上都有許多中國人守靈，守靈時我認識了丁氏兄弟，是哈爾濱來的中俄混血。交談之下，老大成了我的朋友之一，不過我一直對賀漢秋的死因心裡有懷疑，不願和他深交。丁老大在石家莊當過軍醫，弟弟是江布爾監獄的律師，多年了，他們兄弟一直深瞞着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在賀漢秋喪事中，他們兄弟跑里跑外，十分賣力，在中國人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丁老大對人說：“江布爾的中國人除了雷光漢還有兩掃帚外，剩下的——唉！”使有的人就對我不免側目而視。一次我與丁大夫談到了他和他夫人離婚的事，他揭了他弟弟的底，說：“我弟弟不是個人，一直在給KGB當特務，每年好幾個月到遠東去受訓，也許還過邊界到東北活動過。”兩年後，他弟弟到我家裡來告訴我們：“我哥哥去世了，才活了40幾歲。他常到x光室去看病人的透視照片，接受了超量的放射線，送了命，臨終前叫我來向你致最後的告別。”我們夫妻聽了，都十分難過，對他真正死因也弄不清楚。

賀漢秋，湖南湘潭人，在60、70年代是江布爾最出名的中國人，也是當時蘇聯最富有的中國人。盧溝橋抗日炮響，他投筆從戎，當軍醫，參加了有名的廣西崑崙關血戰。勝利後隨部隊開到蘭州，內戰時隨部隊起義當了解放軍，進軍新疆。復員後在克拉瑪依做針灸大夫，同漂亮的混血女人劉玉蘭結婚，1962年以蘇僑家屬的身份來到蘇聯。在江布爾仍然是針灸大夫，醫術高明，聲名遠播，連遠到歐洲的烏克蘭都知道。四面八方的病人聞訊而來。要能到他看病常常得排幾個星期的隊。他沒有忘記自己中國同胞，不管認識與否，只要是自己同胞要求治病，常常免費扎針，有困難還借錢。中國人團結，是KGB最不願看到的事。1976年賀做了肺癌割除手術，丁大夫是手術大夫之一。賀在醫院裡躺了很長的時間，我曾經幾次去看望他。我們剛相識時他贈我八個字：安下心來，紮下根來。叫我首先要在江布爾安身立命，娶妻生子，齊了家，才能談別的，當然決不能給外國人利用，我一直感謝這位湖南老鄉。這年10月15日，賀漢秋出院不久在家裡去世，享年56歲。3年多後丁大夫又在埃里溫不明不白地撒手歸西天。給賀漢秋做喪事時，我用江布爾全體中國同胞的名義寫了一副輓聯：

行醫三十年，前治國人，後施鄰邦。惜百歲功業才一半，遽爾長逝，悲夫！

立世五六載，上報祖先，下蔭兒孫。盼一點仙靈返三湘，魂歸故土。哀哉！

1978年，一個叫汪鏞的中國人帶着俄羅斯老婆和小兒子來到江布爾，在各處流動照相，入籍成了蘇聯公民。王當過解放軍和志願軍，復員後考入新疆語文學院俄語系，1957年當了右派，在烏魯木齊中醫學校教俄語，1962年來蘇。汪鏞住來江布爾後，和每一個中國人都來往，不怕花錢，不斷找理由請中國人，一出去幾個月不歸家。有次他又請客，席上我說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口頭廢除一切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接收了沙俄的一切侵華權益，九一八事件後，斯大林又把蘇聯所占的中東路股權賣給了日本。一個姓曹的擁蘇分子說沒有資料可以證明，我和他吵起架。我向姓曹的說：“你再說一句蘇聯好。我就把你推下陽台。”汪鏞跑來把我們拉開了。王的老婆加尼亞行騙，中國人發現上當後去要回款子，加尼亞威脅說：“汪鏞是KGB的工作人員，我們什麼都不怕，你想告告我們去。”汪鏞曾領頭髮起成立塔拉斯華人協會，他當主席，他老婆管財務，簡直財迷心竅，異想天開。我在旅蘇華人中有點聲望，他們派李廣諱當說客，要我支持他們。我對李廣諱說：“誰都知道汪鏞的老婆是個大騙子，我可不上這個當。” 勃列日涅夫塔拉斯齊木肯特有一個壞小子，甘肅天水人，名字忘掉了，對別人吹噓，曾經化妝成解放軍進入中國，一直活動到了天水，又安全越境回蘇。一次闖入我的二小姨家去中，並對他起了不良之心。我知道後，給二妹夫去信，告誡他們不要和此類小特務來往。此人知道後跑到江布爾來找李廣諱，要李廣諱與他合力揍雷光漢一頓。旁邊一個中國人聽了說：“雷光漢也有朋友，你闖他的門可沒有好果子吃。”才沒敢來。當時我的小舅子還在我家做客，是個身強力壯的運動員。可惜，此壞小子沒有來找我，不然非打他一個半死不行。

80年代中期，從遠東來了一個四川人，名叫陳軍建，是位畫家，當場幫我妻子畫了一幅宣傳畫，畫得不錯，俄文字也寫的極好。從塔什干到阿拉木圖的幾個大點的中亞城市他都跑過，我的幾個朋友他都認識。我覺得此人行蹤詭秘，不過他俄語說的極好，也很有中國文化水平，知識廣泛，言談中對中國也有親近之情。以後他每年都要來我家一兩次，也常去李廣諱家，談到他們那裡放映電影《少林寺》，俄羅斯青少年都瘋狂了。他介紹了審判“四人幫”時江青在法庭上的潑婦表現，令人捧腹不止。直到蘇聯解體的1991還來了我家一次，不無得意地吹噓正在幫助過境商貿代表團做生意，每到哈爾濱，各個大公司排隊宴請他。還教給我：“共產黨的飯不吃白不吃，共產黨的錢不要白不要，凡有中國代表團來找你，你首先伸手要勞務費。”不過我既無本事，更不能黑心這樣干。不過，沒聽說他做過什麼壞事。

我認識的中國人還有不少，良莠不齊，不能盡言，也就不多說了。其實，因於西方文化的傳統，前蘇聯政權也不是處處專橫無理的。中國人只要下決心不受人利用，還是可以苟且偷生地生活下來的，並非非當KGB間諜不可。

塔拉斯也住着幾位受人尊敬的老華僑和老華人。有一位名朱劍南的湖北人和一位姓譚的四川人，都是遠征軍軍官，在緬甸和日本鬼子血戰過，以後在新疆跟着陶峙岳起義了，1958年隨蘇籍妻子來到蘇聯。他們一直潔身自好，正直而勤懇，養育兒孫，從沒有淌過混水。在幾十年的流亡生涯中，在我認識的上百個中亞和西伯利亞的中國人中，發現只要是在國民黨時期上過學和在50年代受教育長大的，一般都具有中國人的骨氣，講愛國，講愛同胞，講品行端正，和那些受過黨的教育人不可同日而語。難道我們是老古董嗎？但這種情況在流落西方各國的中國人中也有共同性。我從法國巴黎廣播電台的漢語台上聽到了旅居巴黎的兩位著名華人知識分子的講話，一個是張廣達，法蘭西學院的院士，我在北大歷史系讀書時他是世界史助教，1957年和我一樣的右派。一個是林希翎，反右派運動時的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名聞全國的大學生右派頭頭。他們在中國受到九死一生的折磨後出國，卻仍然摯愛着中國、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敢於在電台上公開宣布自己的愛國之情，更敢於大義凜然地斥責台獨分子和美國現行對華政策中的許多不義之舉。

蘇聯工業 世界最大的次品加工廠

定居塔拉斯後，我由農工變成了產業工人，從1975年10月到1995年5月我退休養老，20個年頭，除了兩次短期調動，一直在市里最大的機械廠拖拉機零件廠當工人，先後當過衝壓工，裝配工，鉗工和車工。當車工時間最長，有15年，深深認識了蘇聯工業幾大特點：規模極其龐大，技術十分落後，產品質量低劣，原材料浪費驚人。可以說蘇聯工業是世界上最最的浪費經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次品加工廠。造成如此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兩條：一是計劃經濟，一是地區分工。

蘇聯的計劃經濟真是是到了家，每家工廠，工廠的每個車間，車間的每個工段，工段的每個班組都有產品數量的日計劃，月計劃，季度計劃，年計劃。定額十分高，常常是花掉了工人吃奶的力氣也不容易完成。完不成計劃，工人沒有獎金，頭頭會撤職，再嚴重的還得坐牢。如果超額了，會有大獎。整個蘇聯經濟的最大準則是“計劃就是法律”，只要有數量，什麼質量啊，原材料節約呀是不大考慮的。

蘇聯不僅繼承了俄羅斯帝國的龐大版圖，還繼續分割了許多鄰國領土，如我國的唐努烏梁海，東部波蘭，捷克的外克爾巴阡山地區，羅馬尼亞的摩爾多瓦，德國的東普魯士東部等等，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在兩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土地上建立了15個加盟共和國和幾十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要統治這一大片歐亞土地，莫斯科除了產酷的政治軍事控制外，也很懂得運用經濟手段。從斯大林掌政以來實行各共和國地區分工政策，有的專門生產棉花，有的只放牛放羊，有的只有加工業，有的只有採礦業，決不允許任何一個共和國有自己完整的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任何一件產品，只要是由兩個以上零件組裝的，就決不在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共和國生產。比如我做車工時車的輪軸，鋼是基米爾道烏煉的，往北運了3000多公里在西伯利亞一小城市翻砂成坯再往南運5000多公里在塔拉斯加工成車輪，輪中心的滾珠則由烏克蘭運來，組裝好輪子後再往北運2000多公里的一個城市裡裝配在拖拉機上。工廠有一個很大的翻砂車間，卻只生產拖拉機履帶一種產品。沒有一條完整的產品生產系列，是蘇聯解體後獨聯體各國一直經濟蕭條、絕大部分工廠都關門大吉的重要原因。殊不知砸壞一張桌子容易，要把它重新拼湊起來就困難的多了。

當時蘇聯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處處缺乏勞動力。工廠里車床比工人多，汽車隊裡汽車比司機多。只要願意干體力活，任何地方任何工廠都可以進去當工人。車床都是自動化的，會按電鈕、會取放零件就能上崗。也沒有這樣那樣的學徒制度，工人進廠學會開車床後就上崗生產，至於修車床，安車刀，磨車刀，都有專門的保全工來干。我剛進廠時是做的最苦最重的活，干衝壓工。給我的沖床是壓力250噸和500噸的大衝壓床，有兩層樓高，人得站在高高的木製踏腳板子上幹活，用鋼板或鋼條紮成各種零件。一塊鋼板幾百公斤，一根鋼條幾十公斤，用安裝在車間房梁上的自動吊車吊起來放在自動滾動的長而寬的鋼架子上送進模具口扎制。電鈕一按，哐當一聲巨響，天搖地動。原材料中次品很多，有的不合符尺寸，窄了沒關係，寬了進不去磨具。管他零件的尺寸合不合格，反正不是我的責任。寬了放不進磨具，就只有把寬的地方一小塊一小塊地扎掉，到全部能放進磨具後再扎零件。長鋼條常常是彎彎曲曲的，無法放進模具連續軋制，也是一段段地白軋掉，到了能成型的地方才製成成品。有時一個班下來，成品只有一箱，廢品倒有兩三箱。後來我當車工，鋼坯的翻砂質量不好，氣孔多，車刀一削就是一個窟窿眼，只得扔進廢品箱。工人都希望坯子廢品越多越好，廢品用不着干到底，還可以照樣計件算錢。工廠實行計件工資制，每件產品每道工序都有規定的價錢，干的越多掙的越多。出了廢品，只要不是工人自己做出來的也當作成品算錢，因為不是工人的錯。工人自己造出了廢品按規定要扣工資，不過可以悄悄丟進垃圾箱或埋在下腳料裡面，不叫管事的和質量檢查員知道。檢查員都是些小姑娘，麵皮薄，即使知道了，給她們10個20個戈比，她們也就馬虎了。有時給車間主任，或工段長看見了，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般說來，車間頭頭對工人的態度都好，因為他們需要工人好好幹活，完成計劃，才能領到大筆獎金，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敢得罪工人。我們中國人是勤儉節約慣了，剛看到如此規模的浪費，真有點替他們心疼。我們車間的浪費還不是最大的，翻砂車間配錯了料，有時煉出的整爐鋼水都是廢品，人們在車間後面挖一個大坑，把鋼水倒進去，冷了以後埋起來。工廠浪費鋼鐵材料不是故意的，建築業卻是有意的浪費了。每立方米牆要用多少鋼筋，工程手冊里都有硬性規定。鋼筋運來了，頭頭要趕時間，工人要偷懶，常常是用掉三分之二，把三分之一在房子前里挖個大坑埋起來，再灌上混凝土。70年代，蘇聯的鋼鐵產量世界第一，最高時達到年產1億6千萬噸，數目大的嚇人，但又有幾分之幾派上了真正的用場呢？農業經濟的浪費也不比工業經濟的浪費稍為遜色，前一章里我記下了在金田村的見聞。戈爾巴喬夫掌政伊始，揭露了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黨第一書記拉希多夫大貪污案，報紙披露，每年共和國政府都要向莫斯科虛報多少萬噸的棉花產量，只領錢不交貨。莫斯科來查數字，便放火把一些淨棉廠的棉花堆燒掉，用遭災頂數。偷盜是原材料被浪費的另一途徑，蘇聯工人偷起廠里的東西來十分嚇人。誰要蓋房，廠里的鋼筋鋼條、木料、油漆，在晚上就成車的往外偷運。零件廠有兩個大門，晝夜24小時有門衛站崗，不向門衛行賄，往外拿不走一丁點東西。但在兩個大門之外，工人自己在圍牆上開了無數的豁口，汽車可以開進開出，從豁口往外運東西，門衛看到了也閉着眼不聞不問。李廣諱修別墅用的材料就全是從工廠偷的，到了晚上，他在廠里往圍牆外扔，他老婆孩子在圍牆外守着，裝上小推車推走。我同組的有個工人，每個晚班都要用一個能裝十來公斤的塑料桶裝一桶油漆帶回家，十年如一日，真有恆心。翻砂車間的一個女工比他的耐心更大，每個夜班都偷幾塊砌煉鋼爐的耐火磚回家，十幾年後用昂貴的耐火磚砌了座二層小洋樓，警察發現了，抓去判了刑。蘇聯有法網，只不過撞在網上的只是蝦米，不是大魚。1996年，零件廠的俄羅斯廠長高升去了阿拉木圖，換了個哈薩克廠長。此人在一年之內，用廠里的運貨車運廠里的建築材料，再用廠建築隊的工人幹活，給兒子和女兒各蓋了一棟三層樓房。零件廠倒閉快5年了，其他工廠也一樣關着門，失業的工人都得集市上去謀日子。市中心集市北邊有一大片金屬製品專賣區，螺絲釘，螺母，墊圈，齒輪，鋼絲，銅絲，鉗子，扳手等等，零件和工具，琳琅滿目，品種齊全。好幾個攤主是我原來車間的同事，還有一個當過我的工長。有用沒用的東西他們全偷回去，現在派上了用場，成為生活的來源，比我有遠見多了。中國也有“大家拿”，也是從俄國人學去的。真不明白，現在老師把那些全棄若敝絮了，連政治制度也掃進了歷史垃圾堆，當學生的中國也把經濟制度改變了，而在政治制度上，為什麼卻仍然抱殘守缺？

說到蘇聯的浪費經濟，最大的浪費還是盡造出不合乎規格的產品。出廠的是次品，是一用就壞或者不用已壞的廢品。車間每個工段都有幾個女質量檢查員，厂部的質量科也不時大抽查，不過都是走過場，花樣文章。顧得上質量便顧不上數量，而從克里姆林宮到基層頭頭，首先要的是數量，要在產量上占世界第一，超過美國。發現了廢品。按規定要丟進廢品箱，當下腳料運走的，車間主任卻不叫運走，放在一個角落堆起來，到了月底，計劃完不成了，便交出去頂數。當然也做點掩飾工夫，油漆一遍，凡是窟窿眼便先用油泥塞起來再刷漆。世界給蘇聯商品有一個共同的評語傻，大，粗，黑。一切為了計劃，而一切計劃又都是亂糟糟地完成的。正如蘇聯人自己形容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麼？資本主義在生產範圍內說一不二，在銷售範圍內亂雜無章。社會主義在銷售範圍內供一不二，在生產範圍內亂雜無章。”他們也自編出了形容自己產品質量的故事：美國卡車的車頭是包着薄鐵皮，蘇聯卡車的車頭釘着原鐵板。卡車撞到水泥牆上，美國車把水泥牆撞壞了，蘇聯卻把車頭撞壞了。

80年代初蘇聯宣布，它的鋼鐵產量、拖拉機產量和車床產量都占到了世界第一，蘇聯也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次品製造廠。生產次品，浪費了原材料，破壞了環境，更浪費了寶貴的勞動力資源。

有這樣一則笑話：

逢到共產主義義務勞動星期六，工人在大街兩旁植樹，行人見了很奇怪，問他們：“夥計們，你們在幹什麼？第一個人剛把坑挖好，樹苗還沒放進去，第二個人就把坑填掉了。”挖坑的工人指着填坑的工人回答：“他不是第二個而是第三個，負責放樹苗的第二個工人今天曠工了。我們是嚴格按照計劃和流水作業法幹活的。”

蘇聯的工廠規模非常龐大。拖拉機零件廠有兩千多工人，5個車間，占地大約有3平方公里多。因為蘇聯國土面積大，沒有用地問題。每個車間都是獨立的建築，車間之間有林蔭道相連，廠區里綠樹成蔭，小花園、噴泉處處皆是，象大花園一樣。工作時間只聽到機器轟鳴，看不到閒雜人員來往，，工廠文化比當時我們中國遠遠進步。管理層人員也不多，如此一個大工廠，只有3個廠級領導：廠長，總工程師兼第一付廠長，還有一個管總務的副廠長。廠共產黨委員會只有兩個人，書記和秘書。廠工會只有工會主席一個人。一座3層辦公樓，才20幾個白領職員。車間非常大，排滿了車床，車床比工人多，像我一個人，就有同樣的3台車床，擺成一圈，這台壞了上那台干，停車修理不停工。有技術先進的車床，落後的更多，有的還是30年代的，不過都是自動化的。蘇聯沒有技術員這一階層，大學畢業後即使干工人的活，頭銜也是工程師。工程師和工人的技術水準都不高，大家也不愛學，許多現代化的機器運來以後也是浪費着。像我的3台車床，都是德國生產的，大圓工作檯裝着十幾把車刀，團團轉，一次就能完成十多個工序，本來由電腦控制，但誰都掌握不了也不想學，把電腦控制器拆掉，改成電動的，開、關都按電鈕。有的車床更複雜，運來以後乾脆擺在那裡沒人用。對這種現實，蘇聯人也有他們的說法：“鐮刀和斧頭是技術進步的終點。”但蘇聯工廠也有一個大優點，重人輕物。工人把車床弄壞了沒什麼關係，小事故沒人過問，大事故最多也只是扣點獎金以示懲罰，但只要有人受傷，卻是大事件，安全工程師馬上會來寫事故單。受傷的工人是沒事的，急救車送去醫院治療，可是從工長到車間主任都得受罰，最輕也要扣掉一個月的獎金。我當衝壓工時，一次一塊鐵片跳出來打傷了我的下巴，把工長嚇壞了，馬上把我送到市醫院工傷站打針，包紮，再把我送回家。他叫我悄悄在家裡養傷，什麼時候痊癒了再上班，對誰也不要說，我給你每天都寫工資單，比你原來的平均工資還要多。他害怕傷了工人扣他的獎金。而給我多寫工資，經濟損失則由國家負擔。而我們中國領導人教育工人，卻是用鮮血和生命捍衛國家財產，人死了沒事。工廠里只講生產，不講政治，沒有政工幹部，也不開學習會。偶爾上面派人來作時事報告，也是聽者寥寥。工人中很少有黨員，人們也不願入黨。但發展黨員是有計劃的，黨委書記看中的人不想入也得入，看不中的想入也入不了。大家對黨員都討厭，因為他們幹活沒有一個是能稱作榜樣的。黨員的職責只有交黨費和告密兩項。一次我看見同班組的一個幹活很不起勁的工人去開黨會，就問另一個同組者：“他也是黨員？”他回答我：“對，他是狼群中的一員。”但不管你是不是黨員，只要活幹得好，就給獎金，當模範，登報表彰。我幹活認真，幾乎天天超定額，江布爾州報幾次登報表揚了我，還刊出了我的照片，被指定為模範工人，領到了獎品、獎金和獎狀。工資中含有百分之四十的獎金，完成了定額，不違反紀律，上班時間不喝酒，百分之四十全額發給，否則按情節輕重扣除一部分或全部。這種用經濟辦法管理工人最為有效。還有第13號工資或第13個月工資，即每年元月分多發一個月工作，不過只是本額，不包括百分之四十的獎金。工人如果一年內沒有違犯勞動紀律，就能全額領取。工廠頭頭要貪污工人工資，主要是在13號工資中上下其手。1984年以前，廠長是個俄羅斯人，總工程師兼副廠長是朝鮮人，每年的13號工資都能全額發放。後來二者都換成哈薩克人，便年年剋扣了。有一年我平均每月工資達330盧布，只領到110盧布的13號工資，其他的給他們貪污了。自從土著人掌了權，工廠變得亂糟糟，澡堂更衣室起火、工廠變電站燒了，停產了好幾天。停工待料，事故死人，有的工人整隻手掌給切掉等等各種怪事都出來了。工廠有工具車間，做車刀的鋒鋼，做鑽頭的鑽頭鋼都是高硬度的合金鋼，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才能製造。那時蘇聯也常派人到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和一些亞非國家旅遊，一些人便偷走合金鋼到國外賣錢。出了大事故夠不上刑事罪的，由工廠各車間設的同志法庭審判，法庭成員是由工會和黨委會指定的工人和工程師組成。同志法庭只審判工人，輕者扣獎金，重者開除，從來沒有審判過幹部。土著人當頭頭以後，同志法庭也不開庭了。蘇聯教育發達，百分之六十的年青人受過高等教育，體力勞動者缺乏，政府要鼓勵人們干體力活，待遇上實行腦體倒掛，工人的工資常常比白領階層高好幾倍。象我每月平均工資有300多盧布，車間主任的名義工資才220盧布，教員，醫生月工資才100多盧布。大學畢業了，一律每月130盧布。不管做什麼工作，職務升不上去工資也升不上去，到老也才這點錢，完全實行職務工資制，比中國合理得多。大概是西方傳統的那種博愛，平等精神還沒有給阿芙樂爾巡洋艦的大炮全轟掉吧。其實蘇聯普通人社會還是相當平等的，全民公費醫療，全民義務教育，全民社會福利，人人都能享受，只要在蘇聯土地上，不管戶口在何處，看病，上學都不花錢，住院了還發全額工資。有的中國人象李廣諱到中國探親幾個月，拿來中國醫院開出的病假證明回到蘇聯，照樣可以領到工資。有的國人有親戚生活在蘇聯的，要超生小孩，便挺着大肚子到蘇聯生孩子，在產科醫院領取出生證，每個月政府還發給兒童補助費。青年男女婚姻嫁娶，也不講究文化程度，出身門第之類。愛上了就結婚，誰也不笑話。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青年找丈夫都願找工人，是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如果找自己的大學同學，兩個人的工作加起來才260盧布，勉勉強強過日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領上房子，買上汽車。找個工人，丈夫工資高，工齡只要超過5年，就可以領上住宅，買汽車也不困難。零件廠辦公大樓里坐着20來個秀臉媚目，衣着摩登的女職員，充當各式工程師，會計、統計師、秘書、廠醫等令人羨慕的職務，她們的丈夫都是滿身油污的工人。不過蘇聯的養老金制度很不合理，只有工資的一半，一般職員和工人最多只能領到120盧布。職員的工資低，相應的養老金更少。有的工程師，車間主任什麼的在領養老金前還自我下放一年兩年，當工資高的工人，能領到120盧布的養老金。有些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先干兩年國家分配的工作，領到畢業證書後，再當三，五年工人，領了住宅，買了汽車以後，再去干本職工作。特別是分房子，全靠工齡分配，沒有職務高低之分。當然進入了特權階層的高官除外（至少得到共產黨的區委書記這一級）他們都有獨立的專門的官邸。分房一般要在單位的工會排隊3-5年，持工齡和戶籍證明就行。城市裡每人不少於12平方米，住宅都是套間，冷水熱水，廚房，廁所，浴室一應俱全。一對夫妻無孩子分一間房的套間；有一個孩子或兩個孩子，孩子為同性，分兩間正房；兩個孩子為異性或者3個，4個孩子者分3間正房；5個或5個以上孩子者分4間或5間正房，孩子多了可以不排隊，優先領得。我只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就領了3間正房。和我住同一棟房的，有設計院院長，校級警官，法院院長，消息報記者，功勳演員，也沒有住得比我特殊。有的西方學者說社會主義是封建主義的復辟，但在蘇聯平民社會中並不是這樣，而中國卻處處把人劃分成不同等級，中間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農民和工人之分，幹部和群眾之分，幹部中一般幹部和高級幹部之分。如部，司，局，科，中央、省、地，縣，鄉，村級官員的嚴格區分。還有“地富反壞右”的賤民，等級區分比講究門第的魏晉時代還徹底，那可真正是封建制度的大復辟了。

因為工資不多，所以房租低廉，水電煤氣和公共交通費用都只是象徵性的。一個盧布有100個戈比，市內交通一次，不分遠近都是5戈比。1個人1個月煤氣費50戈比，水費20戈比，一度電2戈比。免費福利多，物價也十分便宜。只要不喝酒，日子是過得不錯的。我平均每月領了330—360盧布，按官價折合540—590美元，能買到3台大冰箱或3台黑白電視機，一輛半輕型摩托車或7輛自行車，5套高級西服或3件呢子大衣，180公斤牛肉或豬肉，一噸又100公斤麵粉或425公斤大米，乘飛機去莫斯科6趟或乘火車去莫斯科10趟。物價十分穩定，只見降價，少見漲價。價格全國統一定死，印在商品上（如衣服印在布條上再縫在衣服里子上）或鑄在商品上（金屬，玻璃或塑料商品在鑄造時就把價格鑄進去了），那時的蘇聯人不愁衣食，不愁教育和就業。笑顏常開，神采奕奕。有時看到討錢的，都是酒鬼或土兵。土兵的津貼太少，每月才3個盧布，要點錢買煙抽。專業乞丐是沒有的，流浪者並不都是生活困難。

蘇聯解體已經10年了，獨聯體各國沒有迎來民主，經濟破產的苦果卻人人都得吃，處處是乞丐和流浪者，社會競爭條件更不公平。人們特別是年紀大的人，不管哪一個民族，都留戀前蘇聯社會無所憂愁的日子，回憶那夢景般的生活。所以，我覺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有着許多合理的地方，如勞動和分配的相對平等，全民就業和全民福利，尤其是全民免費醫療和全民義務教育。沒有投機性的泡沫經濟，特別是對普通體力勞動者尊重，這些，在未來人類社會發展中還是要吸取的。而我們在改革中，把社會主義制度一切合理的地方都改革掉了，只留下最不合理的一條：一黨專政。

60年代和70年代是蘇聯經濟發展最快，國家最富庶的時期，中國卻是社會大倒退的時期。1983年，1984年是蘇聯盛衰的分水嶺，之後，蘇聯的經濟狀況一天不如一天，每況愈下。我們在生活里的實際感覺很強烈，以前是年年漲工資，以後工資是不漲反降；以前每年每季度和重大節日都發獎金，以後很少能看到獎金了；以前商店裡的商品雖然不是琳琅滿目可也也是必需的盡有，以後逐漸少起來了。特別是食品供應缺乏，各式各樣的香腸、熏肉、黃油，奶酪全不見了，有時買牛奶也得排長隊。節日供應點黃油、牛肉，得排隊三，四個小時。小女兒出生後，不能沒有牛奶，我每天凌晨5點起床到牛奶店排隊，在排隊名單上寫下自己的號碼和姓氏，然後去上班，商店開門後，由妻子購買。不過，十月革命後的大部分時期物資都供應缺乏，訓練出了蘇聯人的排隊文明，可稱為世界上最好，規規矩矩，有條不紊，很少有插隊的和一擁而上的。“誰是最後一位？”是在蘇聯生活必須學會的一句俄語。蘇聯解體以後，前蘇聯人臉上的笑容逐漸消失了，說話的嗓門也低了。老百姓不滿日多，編的政治笑話也越多，本書中記錄的大部分笑話都是80年代以後編出來的。這裡，再記錄幾條：

一個人走進魚店，指着貨架上掛着的一條魚問售貨員：“這條魚是新鮮的嗎?”售貨員回答：“不清楚，因為我才來這間商店工作兩個月。”

顧客問菜店售貨員：“有西紅柿嗎？”回答：“沒有！”又問：“有黃瓜嗎？”回答：“沒有！”再問：“有蘋果嗎？”回答還是沒有。顧客生氣地說：“怎麼你們什麼賣的也沒有？”售貨員回答：“我這裡是商店，不是問事處。”

諾賓諾准奇從商店門前經過，看了一眼商店的櫥窗說：“唉，肉沒有，牛奶沒有，咖啡沒有——什麼也沒有。”門前站崗的警察聽到了訓斥他：“閉上你的臭嘴！你再說一句，我就開槍打碎你的腦袋。”若賓諾維奇笑着說回答：“我不害怕，我知道你們連開槍的子彈也沒有。”

一個列寧格勒人問他生活在莫斯科的朋友：“你們莫斯科商店裡商品擺的很多嗎？”朋友回答說：“我們商店裡的商品擺的象赫魯曉夫頭上的頭髮一樣多。”（赫氏是個大禿頭）

為什麼肉店沒有肉賣？因為羊去搞科學研究了、母牛嫁給了將軍、公牛當了運動員、而豬都走上了黨的領導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