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年前的讲话现在才看到！）

毛泽东思想三步曲——革命·空想·反动

辛子陵2016-01-26

明镜新闻网编者按：中国大陆著名党史学者辛子陵，2011年曾写出长篇文章《毛泽东思想三部曲》，是作者应南昌大学邀请拟于2011年3月28日在南昌大学作报告的讲稿。但这项活动，被中宣部勒令取消。明镜新闻网曾刊出此稿，并收入《辛子陵上书政治局》一书。

最近辛子陵来信，认为有重要动态显示中共可能启动重新评毛，希望明镜网重刊此文。明镜网现节选该文主要段落如下。注解因故删略。

辛子陵

取消毛泽东思想的大背景

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由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到1949年发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是基本正确的，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二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发端于1951年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在新民主主义路线上与刘少奇分手，到大跃进失败，饿死3755.8万人，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作检讨，并退居二线；第三阶段是封建社会主义阶段，由1964年毛刘决裂，毛泽东反攻倒算，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化大革命，炮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把韩非子的法家理论引入党内斗争，将国家主席刘少奇迫害致死，在政治和经济上，把党和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直到1976年抓捕“四人帮”，党粉碎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图谋。

毛泽东思想经历了革命——空想——反动三个发展阶段，基本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被毛泽东自己抛弃了，只剩下了错误的部分和反动的部分，党所要取消的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也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这些给党造成毁灭性破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历史遗产。

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这个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的评价是有群众基础的。199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就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调查的结果如下：

（1）高级干部：37%认为毛过大于功，30%认为功大于过，33%不回答；

（2）高级知识分子：67%认为毛过大于功，8%认为功大于过，25%不回答；

（3）记者和理论工作者：48%认为毛过大于功，18%认为功大于过，34%不回答；

(4)教职员工和学生：40%认为毛过大于功，34%认为功大于过，26%不回答。

总的概念是过大于功。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63-72%的人认为不正常。

不回答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过大于功，怕明确表态有风险。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过大于功行列，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高级干部占70%，高级知识分子占92%，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占82%，教职员工和学生占66%，四部分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平均数是77.5%。所谓过大于功就是倒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错误。这是个总的概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建设失败了，革命并没有搞错。肯定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功劳，否定和纠正他使国家陷入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迷途的错误，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为一个使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的历史人物，将受到后世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光辉顶点。

毛泽东出问题出在建国以后。进了北京城，住进中南海，毛泽东逐渐地起了变化，由于长期研读二十四史，封建思想浸透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完成了由革命领袖向皇帝的转化。这个变化是戴着左的面具，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以革命的名义逐渐完成的。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他是一个朱元璋式的人物。

毛泽东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多他算个列宁主义者。不具备搞社会主义条件的时候，他要“创造”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学的是列宁。建设时期毛泽东的著作多是论述穷过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穷过渡的政策和办法，在实践中都是碰了钉子，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在今天看来已无任何科学价值。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像列宁。但列宁没有搞家天下的私心，毛泽东不仅自己做皇帝，而且要搞家天下，所以他在个人品德上（还）不如列宁，是个农民革命家。

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列宁说：能。列宁主义的基础就是这个“能”字。过去认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现在应该说这是他的主要错误。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学的是列宁，不是马克思。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列宁版的。我们说中国要从共产主义误区中走出来，是要从列宁版的共产主义误区中走出来。

在文革中讲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别人都错了，都犯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大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刘少奇、邓小平如何如何反对和干扰了毛的正确路线。现在这段历史公案应该翻过来。我讲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建国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关于是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争论和斗争，刘少奇的清醒、坚定和远见卓识，是很给党增光添彩的。今天重读这些话我们会有肃然起敬的感觉。1951年5月7日他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说：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

二、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刘少奇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我们今天总结出来的建设国家的主要经验就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赵紫阳的解释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还在社会主义这个台阶的底层，所以叫初级阶段。基本经验有四条：一、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共存；三、把资本家请回来，发展市场经济，宪法和法律保护私有制；四、下大力量改善人民生活，调节分配，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原以为是我们经过六十年摔了无数个跟头找到了建设国家的法宝，其实早在六十年前刘少奇就告诉全党了。我们是揣着指北针找方向。如今还要假装天真骗后代，说找到这些经验像唐僧取经一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说毛泽东一个人迷失了方向，全党就都找不到北了；毛泽东一个人感冒，全党就都在发烧；毛泽东一个人发昏，全党就都在犯傻。不能用矮化全党的写法去成全毛泽东之高。中共党内有高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德怀、邓子恢、张闻天等就都是高人，把这些高人的事迹写出来，就是我们党的主流和本质，就是我们党闪光的亮点。(一个人感冒，全党就都在发烧；毛泽东一个人发昏，全党就都在犯傻。因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所谓“高人”就变成本质和亮点。什么逻辑？志)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企图在保留列宁主义、保留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搞改革开放，也就是只改经济基础，不动上层建筑。讲一个最典型的实例。2003年年轻创业者陆煜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煜章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消灭了资本家，说有资本家，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当时上海的资本家起码有几十万。工商局官员可以和张总、李总在大饭店里喝酒，没感到有什么“相悖”，一扭脸到了庄严的法庭，就“相悖”了，不承认中国有资本家。法院经过二审，竟然判工商局胜诉。这个惶遽、尴尬的镜头是我们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缩影。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在天日昭昭之下忽悠百姓：我国没有资本家，只有“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没有私有制企业，只有“非公有制企业”。这样干法政府和媒体怎么会有公信力呢？由于跳不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导致毛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毛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今日毛左理论大回潮，出现了两个毛派政党，他们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弃邓归毛，把改革开放这一套搞掉，回到毛时代去。这是中央决定取消毛泽东思想的大背景。

新民主主义是基本正确的理论

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文章，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体，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正确部分。这些理论文章，并非出自毛泽东一个人的手笔，这是以毛泽东思想命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主干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主干文章《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主干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论联合政府》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主干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于1995年6月中旬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7月21日作了三点批示：

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据此，我们仍然把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看作是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党的正确的理论有他的功劳，有他的荣誉。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成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化和成型。

《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思想是正确地对待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给民族资产阶级吃定心丸。主要的批判锋芒是反“左”的：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由理论形态变成了治国安民的政纲，变成了将要执行的政府政策。共同纲领是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修改了五遍。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有意识地没有提出未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其目的是防止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共同纲领还规定，在经济制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经济政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装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是规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规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种下了“左”倾路线的根苗，这就不能摆脱苏联模式。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但如不急于“穷过渡”，搞十五年至二十年新民主主义，党是有机会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是怎样走向空想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改了主意，要丢掉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急急忙忙地向社会主义“穷过渡”？这源于斯大林的一个许诺。在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个大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斯大林建议中国今后多负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关于革命重心转移到中国和要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坐第二把交椅的谈话，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认为他此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中国革命模式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最后夺取欧洲，消灭美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完成世界革命。而毛泽东将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伟大领袖。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定位。毛泽东决不甘心只当中国的领袖。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要当世界革命领袖，光输出理论和思想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是：“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这便是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的急性病的由来，这便是大跃进的由来。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都是设计出理想社会方案，呈送国王和政府，幻想依靠国王和政府采纳实施。傅立叶（1772-1837）说：“说服一位影响很大的国君是个决定性的步骤。” 10 毛泽东认为国王与学者永远想不到一块儿去，所以社会主义成了空想。如今自己当了“国王”，有了学者所没有的政府权力，知和行统一于一身，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就可以实行了。他相信，运用铁腕政策，空想社会主义就一定行得通。这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本意。毛泽东下决心要搞空想社会主义，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郑重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只要“知”和“行”统一于国王或革命领袖，就能变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为行得通的、现实的社会政策。这里面包涵着一个最重大的理论错误，不承认有不可改变、不能超越的社会发展规律，领袖意志和铁腕手段能改变一切，改造一切。这要从建国以后是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说起。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二把手刘少奇发生了严重的分岐和斗争。

毛刘分歧的导火线是山西省委的一个报告。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给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土改以后，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据几篇调查报告显示，许多贫雇农已上升为中农，中农在农村中已占总农户的70-80%。农村经济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形势。山西省委却出现了忧虑。他们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山西省委建议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逐步地改变私有基础。

以薄一波为书记的华北局于5月4日给山西省委写了一个批复并报中共中央。批复的主要精神是：

“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目前你省有相当数量地区的互助组需要提高和巩固，但提高与巩固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

“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

刘少奇在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听了薄一波的汇报之后，从理论上对山西省委的观点提出四次批评。1951年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正式批示是：

“在土地革命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党内已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刘少奇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的主张则相反，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后来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的主张是基本正确的。按刘少奇的意见办，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错误可以避免，待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道路，根本就用不着合作化了。

毛泽东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刘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华北局副书记）谈话，明确表示：“我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的论点是：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也是可行的。”

请大家不要忽略上面这段话。历史巨人毛泽东在改造小农经济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集体产生分工，分工提高效率，这是一般公理。他的整个社会主义空中楼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中国人多，把农民组织起来，大搞群众运动，大打人民战争，财富就会像泉水一样从地上涌流出来。毛泽东是真诚地这样期待的。他认为革命是这样搞成功的，建设也一定能够这样搞成功。

在中共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据王力说：“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这是上层领导的通病。”“对陈伯达、胡乔木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过《资本论》。别人他并不要求都要通读《资本论》，而中国的大理论家，没有读过《资本论》是不行的。” 12 毛泽东的主要理论顾问是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社可以像17世纪的手工工场那样依靠分工提高生产率的观点，毛泽东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而陈伯达自己并没有弄通原著，误导了毛泽东。这个理论错误，后果非常严重，后来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认真真地搞合作化、公社化，搞大跃进，以他那样高的智商犯那些常识性的错误，都是以这个理论为精神支柱的。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农民抵抗造成农业减产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主要理论助手陈伯达进一步研究，为什么17世纪欧洲的手工工场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20世纪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产生大致一样的结果呢？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17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和20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质上是不同的。进入手工业工场做工的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到工场做工是自愿的，是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被“说服动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国农民却不同，他们是有土地、有农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马克思把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看作是社会一般的分工，这个分工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分工概念。个体农民属于这个大的社会分工的概念，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的。他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

陈伯达经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既然农业合作社社员与手工业工场工人的区别是：一个是小私有者，一个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加速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割掉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尾巴，让他们成为对土地没有产权的农业工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再辅以大规模地、反复地、持久地宣传教育，让他们破私立公，就定能使农业合作社像17世纪的手工业工场一样，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奇迹。因为集体化产生分工，分工提高效率，这是一般公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理论尖兵，他在前面探索，把他的发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步紧于一步地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脱了勾，把土地改革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农民个个成了“赵光腚”（电影《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照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设想，这下你们赤条条无牵挂，只能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了，活命只有这一条路，致富也只有这路一条。但公社照样不增产。为了制造增产的效果，于是乎搞“大会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铁姑娘队”，“老黄忠班”，腊月天叫社员光膀子抖干劲。这些虚的东西登报造政绩可以，但年终一结算，打的粮食更少，社员更穷了。这下陈伯达也傻了眼。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们结合实际生活说一说工场手工业依靠分工是如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合作化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视察一个生产扣针的手工工场时，发现了分工协作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他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全过程：

“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整齐，第三个工人把它切断，第四个工人把它磨尖，第五个工人镟光它的尖端，以为装置针头之用。单是针头的制造，又分两个或三个独立的作业：装置针头成为一个特别的作业，磨光扣针又是另一种作业；甚至把扣针包在纸内也成为一类完全特殊独立的工作。这样一来，制造扣针的劳动约分为18种不同的作业，在有些工场内每一种作业都由独立的个人去执行……我看见一个工场，只雇用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每天能造扣针12磅。每磅有中等长短扣针4000多个，因此，这10个工人共能做扣针48000多个。倘若这些工人各自独立，互不配合，那么，他们之中自然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工作日做出20个扣针，甚至连一个扣针也做不好。换言之，他们能做的，还不如现今在各种不同的作业巧妙地分开和互相配合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240分之一，甚至4800分之一。”

毛泽东期望中国的个体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进行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总是缘木求鱼越搞劳动生产率越低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农业生产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第一、 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散布在广袤的空间中的，无论是种麦、种稻还是种杂粮，你不可能把它装进工场的车间，这就不具备像生产扣针那样每人完成一道工序流水作业的条件，农业生产这个特点被称作空间上的“广延性”。

第二、 农作物的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播种、管理、收获都有一定的季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或推后。北方种麦，有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就是说秋分节气那十来天播种，错了季节就要减产或绝收。这个特点叫做时间上的“继起性”。

再怎么组织起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不能打破农业生产的时空结构，将不同地段和不同节气的农活归类集中作业。“广延性”和“继起性”这个时空的“硬件”是打不破的。有些特殊的农活需要一定规模的集中劳动，如打井、修渠、灭蝗等，这是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产生的集体劳动的需要，不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如果从这里面看出“社会主义因素”来，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就都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在一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一家一户的单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是效率最高的、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营形式。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选择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情况要分清楚：以道义为目的的济贫和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经营。土改后的农村往往出现劳力强、有牲口的种田能手土地不够种，寡妇家分了土地无人种的现象。寡妇家可以把土地卖掉，可以出租分成，如果政府不干预，几年后就会出现劳力和土地的最佳配置，使土地产量最大化。这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调适过程。但毛泽东把这类情况看得过于严重了，认为这是新的两极分化的苗头，要用互助合作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碰巧那位寡妇的儿子参军了，她成了军属，村支部组织代耕队把她家的地给包了。寡妇当然感激，给帮助她的乡亲送水、送饭、洗衣服，这种互助合作是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的，所产生的效果是寡妇家地里也有了收成，但这个收成不会是最高的，如果最高产量是亩产500斤，寡妇家亩产200斤就不错了。这与手工工场基于提高功效增加总产量的劳动分工，是不可类比的事情。

毛泽东忽视了手工业工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本质的区别”，为了防止土改后的农村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不准中农和富裕中农冒尖，强迫他们入社，让他们富帮穷，强帮弱，惜老怜贫，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违反规律的，是行不通的。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主张更多的着眼点是济贫，是慈善家的观点，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观点。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实践证明，大锅饭，养懒人，它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

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之后，刘少奇立即表示赞同主席的意见，重新处理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后来还作了自我批评。

1951年9月，毛泽东委托五谷不分的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据说草案写好后，遵毛指示，陈伯达送给熟悉农民的党员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讲了老实话，说据他的了解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那时毛泽东还能听一点不同意见。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话是这么说，但基本精神是“左”的，并没有重视赵树理的意见，是提倡、发展合作社才作这个决议的。后来由互助组而初级社，由初级社而高级社，由高级社而人民公社，毛泽东在中国开始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烈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实验。
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但他像古代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样，所趟过来的已经不是同一条河流了。土改中的依靠对象（贫雇农），变成了合作化运动中的联合对象（多数贫雇农上升的中农），他没有意识到合作化运动脱离了原来追随他闹革命的农村基本群众。他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让农村80%以上的人口富起来，因而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当这些人果然开始富起来时，他又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许这些人富起来，因而遇到广大农民的消极抵抗。如果他把政策的重点调整为依靠这80%的新老中农，农村会很快富起来，国家也会很快富起来。历史留下的最大遗憾是，他要依靠那20%的鳏寡孤独和二流子，再一次走穷人路线。

“依靠贫雇农!”谁敢说不对呢！在政治上他处在无懈可击的地位；如果不同意他的政策，说你是富农利益的代表，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你就站在了无法辩解的在党内受审判的地位。这就是共产党内“左倾”的厉害。心里明知它不对，明知基本群众不赞成，但你得高声喝彩，在行动上去努力贯彻执行。既然“少奇同志”都受了批评，谁还敢再替那些土改前的贫雇农、现在的中农和富裕中农请命呢！于是，全党上下一致全力推进互助合作运动，而且各省各县在做法上比学赶超，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唯恐自己的辖区落后，总之一句话，越来越“左”。

毛泽东出自崇高的愿望，高尚的动机，但他阻碍了、窒息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应该出现的一段富足康乐的太平盛世没有出现，出现的是贫穷、浮肿病、饿死人等等。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的办公桌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饿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发来了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十一”那天，毛泽东照常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子民三呼万岁。“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农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这是毛泽东一辈子没有想明白的一个问题。

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也是毛泽东自己建国前的主张）建设15年至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农村出一批新式富农庄园，会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等国家工业化了，有足够的农业机械设备装备农业了，由富农庄园演变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就出现了。这才是小农经济的真正出路。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西欧国家，他们的农业现代化都是这样走过来的。1950年至1970年，正当中国把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合作化当作提高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把农民折腾得死去活来，粮食产量却越来越低的时候，美国实现了真正的农业革命，依靠科技进步，美国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但所有制一点儿没有变化，还是个体户，还是家庭农场。1950年至1977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从733万人减至241万人，谷物产量却从8514万吨增至26171万吨，肉产量从1207万吨增至2551万吨。1880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供养5人，1962年增至26人，1983年增至79人。196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不足50亿美元；到1974年农产品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到1980年再度飞跃，农产品出口额跨上400亿美元的台阶。1987年，美国农业县的人均收入比非农业县要高出25%。

历史的局限性和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使毛泽东不能正视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做到丰衣足食的，而醉心于他那个“天下为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

毛泽东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的大同理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他的发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一旦掌权执政，立即把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上日程，心急火燎地搞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凭借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农民不听话。他理智地、坚决地、持续地干了半辈子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先进生产力的事情。自以为是在干一种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的事业，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空前荒唐的在历史上丝毫没有进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凭借专制手段劫富济贫实现人人平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有一些看似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破坏和毁灭了大批生产力，窒息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用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不断地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虽然是越分越小，越分越少，但要在生产萎缩的条件下寻求社会公平，消灭阶级、消灭差别。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造成的。

毛泽东思想与法家结合走向反动

在毛泽东思想深处，主席和皇帝是一个概念，他这个终身主席是现代皇帝的与时俱进的称谓。但他不是普通的皇帝，是具有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 15 大跃进失败后，他的全部精力是维护自己的皇帝宝座，用法家的理论治国。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用韩非子的阴谋权术打败刘少奇，打败彭德怀，打败全党的。

先秦诸子百家是一群游说王侯如何扩充领地完成霸业、如何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韩非（公元前280～233年）脱颖而出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受到秦始皇的青睐。据传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16 韩非的学说得到秦始皇的采纳，成了秦皇的“帝王南面之术”。毛泽东思想与法家理论结合，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了反动。由此产生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打倒党内的民主派，走向帝制、走向家天下的理论。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抛弃它。

在大跃进失败，饿死3755.8万人的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出现了皇位（领袖地位）的危机，共产党出现了执政地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毛泽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要与全党对他的失望、不满作斗争，打击、削弱最后废黜由他选择而又为全党认可的接班人刘少奇，向家天下过渡。毛有了高于全党利益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代表的才是复辟倒退的势力。他推行的才是复辟倒退的路线，他是向秦始皇那里倒退。

刘少奇要纠正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领导国家渡过危机，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争取顺利接班，阻止毛泽东由党天下向家天下倒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这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的共同目标。毛作为领袖、作为旗帜，不能倒，不能动摇，成为重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舆论导向掀起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毛借力打力，扶持林彪和军队，做为倒刘的基本力量和向家天下过渡的跳板。

利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势，毛泽东把党权、政权、军权、文权（文化思想领域的所谓话语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大独裁者。法家关于专制独裁的运用，有提纲挈领的提示：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管仲：《任法》）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六柄”、“四位”的运用，使人瞠目结舌。在党内，他停止了党章，让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靠边站；他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名份，践踏宪法，囚禁国家主席，停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明明是他篡党篡国，他靠强势宣传，颠倒了是非，说他既代表党，又代表国家，是别人另立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高级干部的升降贵贱，去留生死，全凭他一句话，一个御批。

他可以让总书记邓小平、国家元帅陈毅去工厂当工人。

他可以让保卫干事王洪文一步登天当了党的副主席。

他可以让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

他可以让文化泰斗巴金和季羡林去喂猪。

他可以让江青的机要员小谢（谢静宜）去领导清华大学。

法家的理论是专为皇帝一个人设计的。讲的是如何坐稳龙廷、如何驾驭群臣、如何统治百姓的秘籍。皇帝的龙廷都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叫做“君人南面之术”。

郭沫若认为韩非是法术家。18 管仲（？～公元前645年）、商鞅（公元前390～338年）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韩非的贡献主要在“术”的方面，这个“术”的含义就是我们现在用鄙视的眼光看待的阴谋权术。郭沫若说：

“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玩弄起来，似乎很不容易捉摩。韩非自己也说过：“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因情》）不过，无论怎样神秘，已经写成文字、着了迹象的东西，我们总可以追寻出一个大概的。多设耳目的一项已经叙述过了，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大纲， 似乎也不外下列的七种：

（1） 权势不可假人；

（2） 深藏不露；

（3） 把人当成坏蛋；

（4） 毁坏一切伦理价值；

（5） 厉行愚民政策；

（6） 罚须严峻，赏须审慎；

（7） 遇必要时不择手段。”

郭沫若这七条，似乎是给文革中的毛泽东画了一张政治肖像，想想“伟大领袖”的作为，不是每一条都能对号入座嘛。

韩非的著作是靠提供对付各种不同人等的阴谋诡计打动了秦始皇的。他说：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这段文言比较直白，核心意思是说，法是公开的，术要深藏不露，以面对众多矛盾，施展阴谋权术驾驭群臣。术的功能是造势，“偶众端”是面对众多矛盾，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用这个办法制服群臣。

韩非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认为做国君不必讲究德能服人，才能领众，主要是造势。造成一定的势，平常的人甚至流氓无赖照样做国君。这和毛泽东家天下的谋划暗暗相合，坚定了他传位给江青、毛远新的决心。韩非说：

“飞龙乘云，腾蛇逰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正贤者也。”

引文译成白话是说，腾云驾雾的龙蛇，如果失去云雾的依托，类同地上的蚯蚓和蚂蚁。有德有才的好人屈服于流氓无赖，是因为流氓无赖有地位、有权势。上古最圣明的帝王尧如果是个普通百姓，连三个人都管不了；而夏朝昏聩淫乱的的桀当了帝王，可以祸乱天下。弓弱箭飞得远，是借助风力；帝王不贤而令能行，是借助于百姓从众的惯性。尧作为普通人教化百姓，没人听他的；如果南面称王，则令行禁止。可见道德学问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造势得位。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古今帝王最大的一次造势运动。他把韩非关于造势的理论，理解的入木三分，运用的出神入化。他彻底发动群众，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审查全国的干部，让群众评判揭发各级当权派，哪些是毛泽东的人，哪些是刘少奇的人？他自己“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

毛泽东的大跃进闯下了滔天大祸，饿死了3755.8万人。他由“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德和才都输了理，失去了领导国家的资格，在人民中、在党内威信一落千丈。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耦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

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七千人大会是县以上干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会场上，竟然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反动标语”。这个案子被毛压下了，以避免案情扩散的副作用。毛泽东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他要把全国县委书记、县长以上的干部全部打倒。23  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在“四清”运动中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据理力争，不同意揪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毛竟然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24 毛泽东不再讲理了。在丢了真理之后，他要占领“势”的制高点。用强“势”与全党说话，与全国人民说话。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2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29日晚11时，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力的“造势”的支持。其要点是1964年的军事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建军方向上出现了偏差，他强调说：

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份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彪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够容忍林彪这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站在一起，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胜券在握。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泽东语录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三百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由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就发行了1213万册。军队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解放军报》推波助澜地宣传，很快压倒了《人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跃进文章的报章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毛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毛、忠于毛的舆论，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毛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法家造势固位理论的“活学活用”。这就是韩非说的“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

韩非是不讲理的，他讲力，有力就有理。“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26 毛泽东搞运动治国就是这种指导思想，能把10%的人发动起来，其它90%的人就得跟着走。回顾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没有一次是正确的，只要群众跟着走，他在党内就占了上风，就处于“力多则人朝”的地位。

毛泽东还从法家那里学得了强迫干部和群众拥护他的办法。“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27 这个“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就是严惩重罚。在群众语言中有“怕好”之说。一个横行乡里的黑社会老大，百姓见了表示敬意，在市场上拿东西可以不给钱，并不是百姓真敬他，而是怕他，并不是甘心孝敬他，而是怕他砸摊子。这叫“怕好”。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是真心愿意跳忠字舞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早请示、晚汇报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文革中毛泽东把共产党变成了黑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黑老大。广大干部和亿万百姓天天喊万岁，90%以上的人并不是真心爱戴他，而是“怕好”。不慎摔碎毛的石膏像，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造成了这样一种天罗地网般的阴森恐怖的“势”，扭曲了全国人民的心灵和人格。邓拓在自杀之前，在遗书上含泪自责，还不忘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嘱咐孩子们与犯罪的父亲划清界限，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整死你还得叫你发自内心地拥护他，毛泽东就是这么厉害！

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3755.8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同时又是毛泽东搞家天下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毛泽东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序肯定杀不了他们。

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纵指示者最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毛泽东的“伟大”来。

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党和人民的裁判。

第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红卫兵害死政敌。这是毛泽东对法家理论“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顶天立地的彭大将军都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红卫兵就把他收拾了，谁还敢出来挡毛泽东的路呢？

我们回顾一个历史镜头，这个镜头作为毛泽东学习法家的“优秀”作业，应该定格在中国历史上。

1967年7月2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两个造反派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吐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大卡车，由红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愕万分。全世界的观察家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地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二人此时此地见面，太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抛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联络员。你们这样搞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车。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7、8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敢做而不敢当。他不如蒋介石。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让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幅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杀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他自比秦始皇，以不可阻挡的底气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示，他要搞家天下，谁要妨碍他，就是彭德怀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