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学者与世长辞：被尘封的依法治国
上海的一个弄堂内，103岁的卢绳祖安然辞世。
他出身望族，考入著名的东吴大学学习法律，为了报效祖国，拒绝留洋。按照所接受的法学训练，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要重证据，以法律为准绳……建立司法队伍，要法治不能搞人治”。这些文字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证据。最终，他以银行点钞员的身份退休。
他和他的同学们，本该在中国法治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个被遗忘的法律精英的故事，是时代的悲剧，佐证了建设法治国家之坎坷。
他去世的一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罕见地以“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议题。卢绳祖曾描述的法治时代图景，或将到来。
1 东吴法人
卢绳祖和他的同窗们，毕业于民国时代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属“东吴学派”。这个而今听来有些陌生的学校，曾代表着中国法学界的至高殿堂。当时学界提起法学标杆，无不提及“南东吴、北朝阳（朝阳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
考上这所名校时，卢绳祖年仅18岁。他的父亲是曾任民国三省教育厅长的卢殿虎，卢绳祖喜爱花草，本想进修植物学或者医学。父亲希望家里将来能有人从政，就安排卢绳祖学法。这个决定影响了卢绳祖一生。
以英美法学和比较法学见长的东吴法学院，培育了大批法律专才。这所由美国教会于1915年在中国创立的学堂，是中国唯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也是亚洲第一所比较法学院。其教学宗旨便是让中国的学者研究了别国的法律，从而改进中国的法律。
在校期间，卢绳祖等人系统地学习家庭法、刑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知识，并可以选修大陆法、英美法和中国法三种不同法律体系中各类科目，以“适应这个国家需要的法律教育”。当时东吴法学院的教育理念便是，让学生广泛学习世界不同的法律体系，自觉地对不同法律做出比较。
1934年，卢绳祖毕业，在校期间，他获得了斐陶斐奖，斐陶斐是由民国各家高校共同全国性励学组织，其奖项全国每年只会颁发两三个。
事实上，同期的毕业生都足够优秀，和卢绳祖同届毕业的裘劭恒、梅汝璈、杨寿林、许之森等人，后来在法学界都各有建树。
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检察官向哲浚，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
人才荟萃的东吴毕业生，共同打造了民国法学的黄金时代，然而因为抗战，黄金时代被迫中断。
从学校毕业后，卢绳祖考入交通银行担任法律顾问，后晋升为最年轻的首席顾问。他牢记着东吴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相信可以用法律梳理乱世的中国。
抗战时，卢绳祖和妻子姚慧坤相识。姚慧坤是同盟会上海地区负责人，两人志趣相同，1937年结婚。
婚礼时，正值上海守军艰苦抗击日寇，夫妻二人决定把婚宴费用和礼金全部捐给了坚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婚宴缩减成了茶话会，不少到场亲友不知内情，纷纷咂舌，经济条件优越的卢绳祖怎会抠门至此。
此后，卢绳祖的四个儿子相继出生，那是一家人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
新中国成立之初，卢绳祖收到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投来的橄榄枝，给了他6张船票，希望他能出任联合国官员。
卢绳祖拒绝了这个机会，他说“相信共产党能建设好中国”。
然而，凄风冷雨即将袭来，卢绳祖的母校东吴法学院，被人指责历史上与资产阶级有着过于密切的联系，且外国色彩浓厚。历史学者康雅信曾在书中写到，“东吴法学院很难找出一名共产党员”。
卢绳祖和东吴学派的命运开始悄然转变。
2 因“法治”获罪
起初，改变是平静的。
上海市长陈毅亲自任命卢绳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大科房产科科长。他的工资降到190块钱，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卢绳祖不再需要处理仲裁事物，不再需要做翻译工作。卢绳祖曾回忆说，“1949年之后，国民党《六法全书》废除，法律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军管会的政策”。
国民党《六法全书》指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该法律体系和德国、瑞士等国家相同，属世界流行的成熟法典，至今台湾仍在沿用。
《六法全书》所塑造的法律体系，特别是不涉及政治的部分，本身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和成熟性，但受教条主义影响，当时，这个法律体系不加分辨地被严厉批判。
1949年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明，代写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指示中称，“国民党的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指示发出后，周恩来在原文首页右侧做了如下的批示：“对于旧法律条文，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精神下，还可以批判地个别采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采用，这对今后司法工作仍然需要。此点请王明同志加以增补。”遗憾的是，这段批示在最后的正式文件中并未被采纳。
“废法”变得不可阻挡，新中国法制建设上全盘照搬苏联法的模式，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政策治国，中断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那个时期的东吴法学院正在经历院系调整，学校并入华东政法大学不复存在，而曾经教授的“资产阶级”法律被彻底废止。
东吴校长杨兆龙的女婿、华东政法法学教授陆锦璧评价那段时期，“当时一直强调要用蔑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国民党《六法》及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中外法律文化遗产统统被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而自己又无力制定新的法典和创造新的法学。”
东吴法学院的生命至此戛然而止，而遗落各地的东吴法人开始经历各自的苦难。
上世纪六（疑为五）十年代，卢绳祖受好友之邀，发表文章，“为党献计献策”。文章写成后，因为观点犀利且理论水平很高，单位把文章中关于法治问题和苏联问题的部分摘录出来，送到报社发表。
妻子姚慧坤闻之大惊，急忙劝卢绳祖千万不要发表文章，恐会因言获罪。夫妻二人第一次意见不合，起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卢绳祖妥协，连夜去报社要回了文章。
然而，文章的影响已覆水难收，1958年，反右补课，那篇文章成为铁证，卢绳祖被指“用资本主义民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恶毒之极，是彻底的大右派”。
反右运动中，东吴人几乎都被打为右派。“只要是我认识的（东吴同学），差不多都是右派”，卢绳祖生前回忆道。
东吴毕业生中，盛振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甘肃劳改十年；陈晓被指控为美国特务，批斗连番不休；居同匮因留美国历史，长期受到隔离审查，下放到一个街道的门市部里去卖猪肉；裘劭恒所在事务所关闭，他成了点心铺里的营业员；许之森被打为右派，降格在中学里教英语……更有太多的人，或因不堪折磨自尽或因病重早早离世。
晚年，有人问卢绳祖他和同窗是何原因被打为右派。
“什么原因？没有原因。”老人回答。
时光跳转到新世纪，银行系统清理旧材料，卢绳祖的老同事、老领导，曾任交通银行总行党组书记的王爱身，在档案室看到卢绳祖当年那篇文章。
“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要重证据，以法律为准绳”，“建立司法队伍，要法治不能搞人治”，一行行语句穿透岁月。
“字字珠玑，放在今天也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王爱身震惊，卢绳祖当年的文字，正是三十年后法治建设的内容。
她含着眼泪烧掉了材料，后来提起此事，她说，“生怕哪天卢绳祖再因这篇文章获罪”。
3 退休后重拾法律
从农场改造两年后，卢绳祖回到银行，职级连降六级，工资从190降到74，组织安排他的岗位是事后监督，别人点完钞票，他负责审核一遍。“饭桶都可以做的事情叫他去做！”，王爱身毫不客气的说。
一家人也因卢绳祖的右派身份受到牵连，卢绳祖的四个儿子，无人继承衣钵学习法律，“念法律是危险的学科”，长子卢尔健说。
在四人帮被打倒的第三年，卢绳祖的命运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此时他已是66岁的老人，银行点钞员身份退休，在家赋闲多年。
1978年，卢绳祖进入社科院法律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时从事立法研究工作。此外，他还受聘担任投资信托公司法律顾问，中信银行法律顾问，中国国际贸易仲裁促进委员会。此后，他受交通银行总管理处邀请担任，交通银行总行咨询委员和首席法律顾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贸易方兴未艾，但从业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仲裁，甚至连仲裁两个字都会写成“众裁”。
卢绳祖参与组建中国国际贸易仲裁促进委员会，并开设仲裁法培训班。卢绳祖的二儿媳妇是唯一继承老人衣钵的人，她至今记得课堂上，卢老师时不时蹦出一两句英语，口音非常地道。
九十年代初期，因香港回归在即，需要对香港原有的英国成文法进行审查，然而，因为知识断层法律空白很多，这项工作无人胜任，英美法系背景的“东吴遗老”再度被想起。
卢绳祖参与其中，组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正是他的同学裘劭恒。
“文革”结束之后，一位至交好友闲聊时得知裘劭恒竟在点心铺里卖东西，急忙向中央请示为他平反，裘劭恒才又回到教书，之后才能建树颇丰。
组织起草香港基本法之后，卢绳祖和裘劭恒多次共事，当年的精英毕业生销声匿迹后再度重聚。社科院工作期间，卢绳祖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密法起草工作，裘劭恒就拿着这份文件送到中央供大家学习。
那时候，卢绳祖也带过博士生，晚年的他早已忘记了学生的名字，“我当时带学生的时候，（用的）都是我在东吴大学学的英美法的东西，就是common law（普通法）”。
这些东西被否定了近三十年，三十年后一切才回到应有的轨迹。
4 暮年著书
晚年时，友人去拜访卢绳祖，时常看到老人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本快要翻烂的纪念册。那是东吴法学院1934届毕业纪念册，泛黄的书页已经全部散落，老人不用放大镜，应该是什么都看不见，却仍然看得聚精会神。
老人在缅怀那个东吴法人的黄金年代。然而，缅怀之外，他更愿用实际工作流传薪火。
事实上，东吴的薪火并未断绝。1954年，台湾东吴校友会重建东吴大学，继续突出英美法教学，为学生提供上大陆法或比较法专业的选择机会。东吴学派的传人们推动着台湾法治建设，并在各种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活跃角色。
在大陆，东吴老人的晚年大致有同样的一项重任，译制多部法律著作，卢绳祖参与的有《牛津法律大辞典》、《瑞典的仲裁》、《元照英美法词典》等。
这些工作并非政府发起，而是老人们自愿参加，更多时候甚至不要酬劳。他们希望让法律回归学术，让中国的法学接轨世界。
11年前，南方周末以《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刊发特别报道，老人们奔走相告“终于有人认可我的知识了”。他们并未停下著书的工作，而是继续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为翻译这些著作，卢绳祖脑血管痉挛晕倒在书桌旁，进医院后还不肯休息，继续翻译词条。
直到死去，卢绳祖也没有享受教授级别医疗待遇，因为他是银行点钞员退休，儿子卢尔臧多次为父亲争取待遇，但未能如愿。
关于待遇，家人从没有听过他抱怨，晚年的他只喜欢花草，经常要去门口一家花草市场闲逛，却总是舍不得买。
有人问老人，你怎么光看不买，逗得老人咯咯直笑，此景被家人抓拍下来。
2014年9月1日，卢绳祖与世长辞。那张憨笑的照片成为灵堂中的遗照。
当年南方周末报道刊出后，东吴老人们有一个约定，今后无论谁离世，都要用文字祭奠。
追悼会上，有人朗读悼词，“卢绳祖世家出身，学有所长……一生兢兢业业，最终安详离世”。
听着悼词，儿子卢尔臧轻声说，“这不是父亲的全部，很多历史，不得不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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