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學者與世長辭：被塵封的依法治國
上海的一個弄堂內，103歲的盧繩祖安然辭世。
他出身望族，考入著名的東吳大學學習法律，為了報效祖國，拒絕留洋。按照所接受的法學訓練，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到：“要重證據，以法律為準繩……建立司法隊伍，要法治不能搞人治”。這些文字成為他被打成“右派”的證據。最終，他以銀行點鈔員的身份退休。
他和他的同學們，本該在中國法治史中占據重要地位。
這個被遺忘的法律精英的故事，是時代的悲劇，佐證了建設法治國家之坎坷。
他去世的一個多月後，中國共產黨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罕見地以“依法治國”作為主要議題。盧繩祖曾描述的法治時代圖景，或將到來。
1 東吳法人
盧繩祖和他的同窗們，畢業於民國時代的東吳大學法學院，同屬“東吳學派”。這個而今聽來有些陌生的學校，曾代表着中國法學界的至高殿堂。當時學界提起法學標杆，無不提及“南東吳、北朝陽（朝陽大學，今中國政法大學）”。
考上這所名校時，盧繩祖年僅18歲。他的父親是曾任民國三省教育廳長的盧殿虎，盧繩祖喜愛花草，本想進修植物學或者醫學。父親希望家裡將來能有人從政，就安排盧繩祖學法。這個決定影響了盧繩祖一生。
以英美法學和比較法學見長的東吳法學院，培育了大批法律專才。這所由美國教會於1915年在中國創立的學堂，是中國唯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也是亞洲第一所比較法學院。其教學宗旨便是讓中國的學者研究了別國的法律，從而改進中國的法律。
在校期間，盧繩祖等人系統地學習家庭法、刑法、訴訟法、民商法等知識，並可以選修大陸法、英美法和中國法三種不同法律體系中各類科目，以“適應這個國家需要的法律教育”。當時東吳法學院的教育理念便是，讓學生廣泛學習世界不同的法律體系，自覺地對不同法律做出比較。
1934年，盧繩祖畢業，在校期間，他獲得了斐陶斐獎，斐陶斐是由民國各家高校共同全國性勵學組織，其獎項全國每年只會頒發兩三個。
事實上，同期的畢業生都足夠優秀，和盧繩祖同屆畢業的裘劭恆、梅汝璈、楊壽林、許之森等人，後來在法學界都各有建樹。
1946年，東京審判中的中國法官，幾乎全是東吳師生：檢察官向哲浚，檢察官首席顧問倪征燠，助理檢察官裘劭恆，檢察官顧問鄂森、桂裕，法官秘書方福樞、楊壽林，檢察官翻譯高文彬、劉繼盛、鄭魯達。
人才薈萃的東吳畢業生，共同打造了民國法學的黃金時代，然而因為抗戰，黃金時代被迫中斷。
從學校畢業後，盧繩祖考入交通銀行擔任法律顧問，後晉升為最年輕的首席顧問。他牢記着東吳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相信可以用法律梳理亂世的中國。
抗戰時，盧繩祖和妻子姚慧坤相識。姚慧坤是同盟會上海地區負責人，兩人志趣相同，1937年結婚。
婚禮時，正值上海守軍艱苦抗擊日寇，夫妻二人決定把婚宴費用和禮金全部捐給了堅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婚宴縮減成了茶話會，不少到場親友不知內情，紛紛咂舌，經濟條件優越的盧繩祖怎會摳門至此。
此後，盧繩祖的四個兒子相繼出生，那是一家人最為幸福的一段時光。
新中國成立之初，盧繩祖收到聯合國法律事務廳投來的橄欖枝，給了他6張船票，希望他能出任聯合國官員。
盧繩祖拒絕了這個機會，他說“相信共產黨能建設好中國”。
然而，淒風冷雨即將襲來，盧繩祖的母校東吳法學院，被人指責歷史上與資產階級有着過於密切的聯繫，且外國色彩濃厚。歷史學者康雅信曾在書中寫到，“東吳法學院很難找出一名共產黨員”。
盧繩祖和東吳學派的命運開始悄然轉變。
2 因“法治”獲罪
起初，改變是平靜的。
上海市長陳毅親自任命盧繩祖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第一大科房產科科長。他的工資降到190塊錢，工作內容也發生了變化。
盧繩祖不再需要處理仲裁事物，不再需要做翻譯工作。盧繩祖曾回憶說，“1949年之後，國民黨《六法全書》廢除，法律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軍管會的政策”。
國民黨《六法全書》指國民黨政府制定的“憲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該法律體系和德國、瑞士等國家相同，屬世界流行的成熟法典，至今台灣仍在沿用。
《六法全書》所塑造的法律體系，特別是不涉及政治的部分，本身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和成熟性，但受教條主義影響，當時，這個法律體系不加分辨地被嚴厲批判。
1949年2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的王明，代寫了《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指示中稱，“國民黨的全部法律只能是保護地主與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工具，鎮壓與束縛廣大人民群眾的武器”。指示發出後，周恩來在原文首頁右側做了如下的批示：“對於舊法律條文，在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精神下，還可以批判地個別採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採用，這對今後司法工作仍然需要。此點請王明同志加以增補。”遺憾的是，這段批示在最後的正式文件中並未被採納。
“廢法”變得不可阻擋，新中國法制建設上全盤照搬蘇聯法的模式，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的政策治國，中斷了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那個時期的東吳法學院正在經歷院系調整，學校併入華東政法大學不復存在，而曾經教授的“資產階級”法律被徹底廢止。
東吳校長楊兆龍的女婿、華東政法法學教授陸錦璧評價那段時期，“當時一直強調要用蔑視和批判的態度來看待國民黨《六法》及英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中外法律文化遺產統統被當作反面教材來批判，而自己又無力制定新的法典和創造新的法學。”
東吳法學院的生命至此戛然而止，而遺落各地的東吳法人開始經歷各自的苦難。
上世紀六（疑為五）十年代，盧繩祖受好友之邀，發表文章，“為黨獻計獻策”。文章寫成後，因為觀點犀利且理論水平很高，單位把文章中關於法治問題和蘇聯問題的部分摘錄出來，送到報社發表。
妻子姚慧坤聞之大驚，急忙勸盧繩祖千萬不要發表文章，恐會因言獲罪。夫妻二人第一次意見不合，起了激烈的衝突。最終，盧繩祖妥協，連夜去報社要回了文章。
然而，文章的影響已覆水難收，1958年，反右補課，那篇文章成為鐵證，盧繩祖被指“用資本主義民主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惡毒之極，是徹底的大右派”。
反右運動中，東吳人幾乎都被打為右派。“只要是我認識的（東吳同學），差不多都是右派”，盧繩祖生前回憶道。
東吳畢業生中，盛振為被宣布為反革命分子，判處甘肅勞改十年；陳曉被指控為美國特務，批鬥連番不休；居同匱因留美國歷史，長期受到隔離審查，下放到一個街道的門市部里去賣豬肉；裘劭恆所在事務所關閉，他成了點心鋪里的營業員；許之森被打為右派，降格在中學裡教英語……更有太多的人，或因不堪折磨自盡或因病重早早離世。
晚年，有人問盧繩祖他和同窗是何原因被打為右派。
“什麼原因？沒有原因。”老人回答。
時光跳轉到新世紀，銀行系統清理舊材料，盧繩祖的老同事、老領導，曾任交通銀行總行黨組書記的王愛身，在檔案室看到盧繩祖當年那篇文章。
“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要重證據，以法律為準繩”，“建立司法隊伍，要法治不能搞人治”，一行行語句穿透歲月。
“字字珠璣，放在今天也沒有任何可以挑剔的！”王愛身震驚，盧繩祖當年的文字，正是三十年後法治建設的內容。
她含着眼淚燒掉了材料，後來提起此事，她說，“生怕哪天盧繩祖再因這篇文章獲罪”。
3 退休後重拾法律
從農場改造兩年後，盧繩祖回到銀行，職級連降六級，工資從190降到74，組織安排他的崗位是事後監督，別人點完鈔票，他負責審核一遍。“飯桶都可以做的事情叫他去做！”，王愛身毫不客氣的說。
一家人也因盧繩祖的右派身份受到牽連，盧繩祖的四個兒子，無人繼承衣缽學習法律，“念法律是危險的學科”，長子盧爾健說。
在四人幫被打倒的第三年，盧繩祖的命運終於迎來了曙光。然而此時他已是66歲的老人，銀行點鈔員身份退休，在家賦閒多年。
1978年，盧繩祖進入社科院法律研究所擔任特約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同時從事立法研究工作。此外，他還受聘擔任投資信託公司法律顧問，中信銀行法律顧問，中國國際貿易仲裁促進委員會。此後，他受交通銀行總管理處邀請擔任，交通銀行總行諮詢委員和首席法律顧問。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貿易方興未艾，但從業者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仲裁，甚至連仲裁兩個字都會寫成“眾裁”。
盧繩祖參與組建中國國際貿易仲裁促進委員會，並開設仲裁法培訓班。盧繩祖的二兒媳婦是唯一繼承老人衣缽的人，她至今記得課堂上，盧老師時不時蹦出一兩句英語，口音非常地道。
九十年代初期，因香港回歸在即，需要對香港原有的英國成文法進行審查，然而，因為知識斷層法律空白很多，這項工作無人勝任，英美法系背景的“東吳遺老”再度被想起。
盧繩祖參與其中，組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工作的，正是他的同學裘劭恆。
“文革”結束之後，一位至交好友閒聊時得知裘劭恆竟在點心鋪里賣東西，急忙向中央請示為他平反，裘劭恆才又回到教書，之後才能建樹頗豐。
組織起草香港基本法之後，盧繩祖和裘劭恆多次共事，當年的精英畢業生銷聲匿跡後再度重聚。社科院工作期間，盧繩祖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保密法起草工作，裘劭恆就拿着這份文件送到中央供大家學習。
那時候，盧繩祖也帶過博士生，晚年的他早已忘記了學生的名字，“我當時帶學生的時候，（用的）都是我在東吳大學學的英美法的東西，就是common law（普通法）”。
這些東西被否定了近三十年，三十年後一切才回到應有的軌跡。
4 暮年著書
晚年時，友人去拜訪盧繩祖，時常看到老人坐在窗邊，手裡拿着一本快要翻爛的紀念冊。那是東吳法學院1934屆畢業紀念冊，泛黃的書頁已經全部散落，老人不用放大鏡，應該是什麼都看不見，卻仍然看得聚精會神。
老人在緬懷那個東吳法人的黃金年代。然而，緬懷之外，他更願用實際工作流傳薪火。
事實上，東吳的薪火併未斷絕。1954年，台灣東吳校友會重建東吳大學，繼續突出英美法教學，為學生提供上大陸法或比較法專業的選擇機會。東吳學派的傳人們推動着台灣法治建設，並在各種國際事務中扮演着活躍角色。
在大陸，東吳老人的晚年大致有同樣的一項重任，譯製多部法律著作，盧繩祖參與的有《牛津法律大辭典》、《瑞典的仲裁》、《元照英美法詞典》等。
這些工作並非政府發起，而是老人們自願參加，更多時候甚至不要酬勞。他們希望讓法律回歸學術，讓中國的法學接軌世界。
11年前，南方周末以《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刊發特別報道，老人們奔走相告“終於有人認可我的知識了”。他們並未停下著書的工作，而是繼續與時間和生命賽跑。
為翻譯這些著作，盧繩祖腦血管痙攣暈倒在書桌旁，進醫院後還不肯休息，繼續翻譯詞條。
直到死去，盧繩祖也沒有享受教授級別醫療待遇，因為他是銀行點鈔員退休，兒子盧爾臧多次為父親爭取待遇，但未能如願。
關於待遇，家人從沒有聽過他抱怨，晚年的他只喜歡花草，經常要去門口一家花草市場閒逛，卻總是捨不得買。
有人問老人，你怎麼光看不買，逗得老人咯咯直笑，此景被家人抓拍下來。
2014年9月1日，盧繩祖與世長辭。那張憨笑的照片成為靈堂中的遺照。
當年南方周末報道刊出後，東吳老人們有一個約定，今後無論誰離世，都要用文字祭奠。
追悼會上，有人朗讀悼詞，“盧繩祖世家出身，學有所長……一生兢兢業業，最終安詳離世”。
聽着悼詞，兒子盧爾臧輕聲說，“這不是父親的全部，很多歷史，不得不一筆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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