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炬成灰泪始干！）

我的父亲周信芳：传奇之恋与生离死别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袭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袭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50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10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传奇之恋

　　平时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尔喜欢开个玩笑，他说，曾经幻想娶个外国女人，做个官，结果是娶了半个外国女人，做了半个官。

　　我对妈妈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国探望三姐采芹，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很多见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超级大明星加利·格兰特当时也在，他第二天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的首映式。

　　爸爸与妈妈的恋情，当年曾轰动一时，后来还有人以此为蓝本拍了电视剧。是的，他们的爱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传奇。

　　我的妈妈裘丽琳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上海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妈妈8岁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据说当时他的墓地建得特别大，长500米、宽60米，墓前还有两个专供人祭拜的区域，不过后来被毁掉了。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几年前我到绍兴，问起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我小时候也见过裘仰山的坟，有1里多长。

　　我的外婆玛丽·罗丝，是一个苏格兰裔海关官员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后生下的混血儿。外婆虽然有一半的苏格兰血统，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裹着小脚、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

　　苏格兰太外公死了之后，外婆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因为她从小自己有钱，而不是靠夫家来的钱，用今天的话来讲，我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很阔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结婚后，夫家的钱她用在儿子身上，她自己从娘家继承的钱她全用在两个女儿身上，我姨妈家的表姐后来到牛津去读大学，都是用外婆给的钱。

　　妈妈是裘家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非常受宠。小时候在乡下，除了一个洋娃娃是她从外面自己带回来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什么，就叫木匠给她做什么样的。她甚至还设计图纸，让木匠给她做了个小马桶。妈妈后来到教会学校住读。

　　长大后，妈妈被外婆送到上海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读书。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妈妈的自理能力很强，也很有主见，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修女吵架，她也都会占上风。

　　用古今的眼光看，妈妈都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后来也有人说她是“首席名媛”。她穿着时髦，烫着最流行的发型，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大班举办的聚会，出入各种社会场所。不过，那时的社交跟现在不一样，出门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而是有两个丫头随时跟在身边的。

　　妈妈是在看爸爸的戏时，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岁，从这第一眼起，她的心里从此便只有这一个男人的影子。妈妈煞费苦心地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慈善筹款会，用这种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请了过来。那时候，文艺界人是不被邀请到这种地方的。妈妈爱得很执著。

　　他们的阻力当然非常大。从社会地位上讲，妈妈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尽管“麒麟童”名声再大，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妈妈的地位远远高于爸爸的。而且那时爸爸还有一位原配妻子，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坟场约会。

　　但是他们的恋爱最终还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外婆非常生气，她一方面把最宠爱的小女儿软禁在家。一方面马上张罗给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人家的聘礼。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妈妈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她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当天晚上，爸爸带着妈妈逃到了苏州。后来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听姨妈的女儿告诉我的，她说你妈妈真厉害，跑出家那天一个包裹两个丫头，私奔还带着丫头。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有说法是我的舅舅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但一无所获。原来爸爸把妈妈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爸爸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我后来经常想，我爸有些时候真的很“木”，可在关键时刻又很机灵。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妈妈给外婆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另一方面，裘剑飞又四处扬言绝不放过周信芳。妈妈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几天后，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这样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外婆后来还是原谅了我妈妈。我记得我6岁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们家里。那时候很流行租公寓，妈妈就在现在的衡山宾馆租了两套打通的公寓。妈妈跟爸爸住一个主卧，我跟外婆住另一套连卫生间的主卧。房间里有一台收音机，她要听说书，我要听儿童故事，我们两个就为了这台收音机吵架。

　　相依相伴

    我后来听表姐说，其实在苏州躲了两个星期后，妈妈就回来了，他们在上海租了弄堂房子住了下来。

    上海滩上鱼龙混杂，唱戏的人地位低，又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本是大户小姐的妈妈从此跟着爸爸过上这种生活。妈妈经常跟着爸爸到戏院，她很快就对戏班子的财务制度产生质疑。爸爸虽然很红，唱戏场场满座，可是他自己却拿不到几个钱。因为那时候是包银制度，也就是说，戏院给你一笔钱，需要钱的时候，就去戏院支钱。那时候奶奶喜欢赌钱，她经常去戏剧支钱。爸爸又很孝顺，钱被我奶奶支走了，没钱怎么办？他就当东西，爸爸还有一个班底，揭不开锅了，跟我爸一说，爸爸回答：钱我没有，这个行头箱子里，晚上我要穿一套演出，其他的你随便拿一套去当好了，当票拿来。所以妈妈后来跟我说：“我跟你爸的时候，他袋袋里什么都没有，就是当票。”所以妈妈要慢慢地把他的当票全部赎回来。

　　妈妈找到戏院老板，跟他们“谈判”，要求从票房里提成，要分红——妈妈后来跟我说，“和戏院三七分账，就是我发明的”。妈妈还直接告诉对方，钱的事情以后我裘丽琳管，你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我。

　　其实妈妈的这股冲劲当初也惹恼了不少老板。妈妈后来学得聪明了，私下里跟方方面面的“老大”磕头赔罪，等麻烦都了结了以后才把这事告诉爸爸。而爸爸还真的领到了剧院的分红——不再是纸票，而是金条。后来，他们还租下了自己的剧院，爸爸是主演兼经理，妈妈负责财务。妈妈，这位大小姐，后来变成了特别精明的一个女人。外界喊她“铁算盘”。

　　现在想起来，我仍为妈妈那份爱的执著而感动。一直等到了我的三姐周采芹出生以后，他们的婚姻才被世俗承认。他们的婚礼在上海最著名的一个饭店里举行。妈妈终于披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婚纱。为了配合妈妈，爸爸在婚礼那天也穿了一件燕尾服。妈妈后来说：“我那天早上在婚礼上走出来的时候，四下里寻找你父亲却不见他的身影。原来他混在客人们中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嗑瓜子！”

　　在外人想象中，爸爸当时的名气已经那么大了，很多事情肯定是他出面搞定。但恰恰相反，这些事情爸爸一点都应付不来，他的性格是宁肯饿死都不会开口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妈妈扮演了“保护神”的角色。妈妈曾随身带着一支枪，陪爸爸时常在外埠跑码头唱戏。妈妈后来告诉我：“尽管我现在记不住怎么使这支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么危险，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瞬间记起来的，也会毫不迟疑地对准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

　　上海沦陷后，当时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找爸爸去演出。爸爸历来就不喜欢唱堂会，他觉得你要看戏，就到戏院里来看。把演员叫到家里来演，在他眼里是对演员的污辱。给汉奸演堂会，那就更不可能了。爸爸找了借口推辞未去。有一天，吴四宝开了辆车到家里请爸爸去吃饭，之后别有用意地请爸爸去参观他们的行刑室，这也是外界闻之胆寒的地方。回到家后，妈妈立即把爸爸送到一个外国朋友家里，然后她去找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送了她很多珠宝首饰，包括爸爸给她的一个很名贵的首饰，最后终于过了这一劫。

　　爸爸和妈妈共同生活了45年，这45年里，爸爸一直是妈妈生活的全部重心。爸爸有一个生活习惯：只吃肉不吃菜。一个领导近年告诉我，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和我爸爸一起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在一个桌上吃饭。各代表吃的都是素的为主。服务员单独给我爸拿出一个小砂锅的蹄髈，他说：各位不客气了，我吃饭了。那时已是非常困难时期，在家，妈妈还能想办法为爸爸每天准备个蹄髈。为了让他多补充些营养，妈妈也费了一番心思。那时候卫生条件不好，妈妈每天拿火酒洗过所有的东西，然后亲手给爸爸榨西瓜汁喝。

　　各自飘零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13岁起，我就是“孤儿”了，从此没有爸爸、妈妈的庇护，一个人闯荡，面对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也感谢妈妈，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后时刻保护了我。

　　1966年6月，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从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后又一路阴差阳错地逃到了罗马。罗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计问题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起了黄页。打开一看，上面有4家中国餐厅，第一个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国餐厅。餐厅恰好需要个会说英文的服务员，就这样，我在餐厅当上了服务生。

　　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快11点了，趁客人来之前，我和另外一个意大利服务生在餐厅吃工作饭。这时身后有人用英文问：“Winnie在吗？”我扭过头看了一眼问话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会来，白天不在这儿。”他说：“噢，那我晚上来吧。”

　　我心里突然一动，说：“等一下！”我问他：“你叫Michael吗？”他奇怪地说：“是啊！”我又问：“你是Michael Chow？吗”他说：“对啊。”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满脸疑惑地说：“不知道。”我说：“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惊：“啊，No，No！”他当然认不出我来了，他离家的时候只有13岁，我才6岁，他怎么会知道我14年后的样子呢？我能一眼认出小哥哥来，是因为之前他在香港拍过一个打乒乓球的饮料广告。如果我没有看过那个广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长大后的样子，我们走在街上，也许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

　　我和小哥哥就这样戏剧性地相遇了。当时小哥哥正在罗马度假，之后连续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里，不停地讲。那时候小哥哥也好久没有同爸爸、妈妈联系了。他刚离家的时候，会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约好时间，打国际长途回来。那时，在国内很难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着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钱又不多，所以信息越来越少。关于父母的情况，关于大陆的情况，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们俩人不停地讲，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最后的“团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我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上面的头条说：“中国动乱，采芹的父亲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但是直觉让我不相信爸爸会自杀，我跟二哥说，爸爸不是那种人。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在英国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电话，但没什么结果。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总算有了消息，但是妈妈呢？谁也不知道。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1975年。

　　我们后来才知道，让爸爸卷入灾难的，还是他的戏。1959年，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后，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演了《海瑞罢官》。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不久，爸爸很快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也必然受到了牵连。我想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智慧，他们很快就想出应对之策。爸爸就是装聋作哑，斗他什么，他都是听不见，眼睛又看不见；妈妈则是不管被问什么，她是一问百不知，所以就被别人打。

　　我和妈妈最后的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我后来听说是妈妈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3天，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岁。

　　我们后来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获释”回家的，那时爸爸已经74岁了。从监狱回来，一进家门，有人就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他听到之后并没有哭，也没什么过多的感情流露。虽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还会有一个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实是软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我后来看有人写文章说，当父亲的遗体被推出病房，当人们知道这是周信芳的时候，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别忘了那时候父亲身上还贴着“反革命”的标签啊，足以说明人心还没有泯灭。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英国，我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1978年8月13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告知8月16日将为爸爸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清楚地记得，接到电报那天是个星期五，而平反大会的时间是下周一，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3天，而那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畅通。但我没有半点的犹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爸爸的追悼会啊，我一定要赶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国旅行社的香港副总经理，我说我一定要赶回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但我只有一个英国护照。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说：“你不要急，我现在就打电话到深圳去。”打完电话后，他说：“深圳那边给你特批了一张纸，我叫人给你送到罗湖桥头，但是你的护照不能带进去，到了海关之后，会有人收走你的护照，换一张临时通行证，3个星期后再用临时通行证换回护照，你有胆子这样做吗？”我告诉他们：我不怕。

　　我就这样进了深圳，再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换飞机，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亲戚和上海京剧院的领导都来到机场接我。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们没想到48小时之内，我会想方设法赶回来。

　　追悼会当然很隆重，满屋子全是花圈，摆在最中间的，是邓小平送的花圈，而为爸爸致悼词的是他曾经的好友巴金。看着爸爸挂在墙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里跟他说：爸爸，我终于赶回来，送你最后一程。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和妈妈同葬一墓。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这一次，我们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35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