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效应拒绝信息不透明恶果·张倩烨 ·《一九四二》重现国民党统治时河南三百万人饿死的历史，令观众联想到一九六二年共产党统治下逾三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希望导演冯小刚能拍《一九六二》。两场悲剧的关键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官僚层层瞒报，自欺欺人，灾难源头是人祸，也是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在信息不透明的黑盒子中被扭曲、被牺牲的结果。《墓碑》作者杨继绳呼吁习近平敢於面对历史，不再禁绝一九六二年真相公布。 -------------------------------------------------------------------------------- 在二零一二年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导演冯小刚以一部《一九四二》的电影，送别了这个好戏连台的中国政治年。「大饥荒」这个在中国公共舆论中长期冰封的话题，被《一九四二》以文学的形式激活融解。尽管影片关照的年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九四二年，但饥荒、政治、几百万人死亡这样的关键字总会令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想到另一场饥荒——在共产党统治下，发生於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的全国性大饥荒。这个数字，十倍於一九四二。 尽管影评界对这电影有不同的评论，但对中国的苦难史有着深刻理解的观众与媒体都向这部影片献上了敬意。在《新周刊》杂志评选的二零一二年「中国新锐榜」上，导演冯小刚获得年度新锐人物大奖，《一九四二》也获得了年度电影大奖。知名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在青岛颁奖晚会上对《一九四二》大加称赞，并表示应该不要忘记一九六二的悲剧。不少在这颁奖晚会上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同感：追念一九四二，就不应忘记一九六二。许多看过《一九四二》的观众，都在冯小刚的微博上留言：「下一部，拍《一九六二》吧。」 其实，莫说七十年前的一九四二，就连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二，被遗忘的速度也那么快。今年四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公然否认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震惊了中国民间，引发了二零一二年中国民间对於大饥荒话题的第一次全民讨论。 有一个网络段子是这样说的：假如你生在河南，在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中饿死，转世投胎，「二十年後又是一条好汉」，到了一九六二年，再来一次大饥荒，又被饿死了。更可悲的是，到了二零一二年，你的坟墓在河南平坟运动中还要被平掉。 这个段子以这电影的原着作者刘震云式的幽默，嘲讽了中国近代史中止步不前的一面：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记取，因此人为的灾难才会一次次重现。 如果说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由於日本侵华战争与自然灾难，那么在一九六二年的和平时期与全国统一、风调雨顺的年景里，发生一场全国范围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实在不可思议。关键就是信息的透明化，为何官僚层层瞒报，自欺欺人？ 因而比灾难本身更无法令後人释怀的，恐怕是这个国家面对灾难的态度。灾难的源头原来就是人祸，也是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在信息不透明的黑盒子中被扭曲、被牺牲的结果。 历史是怎样被遗忘和遮蔽的？记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墓碑》作者、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周恩来命令当时的国家粮食局局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给各省打电话，统计灾情，统计出的死亡人数有几千万。下属们把材料报告给周，周令其马上销毁，不要扩散。过了一个礼拜，周又打电话问，销毁了没有，他们说，连版都销毁了，三个人一起销毁的。後来我又找周伯萍，老先生不说，他问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统计局曾经承认过一千六百万的死亡数字，但当年的真相已永远湮没在被销毁的历史灰烬里。如今的中国大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只用「三年困难时期」将那一场人为的灾难一笔带过，就难怪会有林治波等人的无知言论屡屡出现。 遮蔽历史等於二次谋杀 在林治波否认大饥荒後，有评论称，当年由於层层瞒报、遮蔽信息，导致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如今要是继续遮蔽历史，就等於是对当年死去的几千万人在史书里的二次谋杀。如果大饥荒的真相不能被公开、三千多万人命的惨痛教训不能被记取，造成大饥荒的制度性顽疾无法被根除，大饥荒式的民族灾难就总像潜伏在这个国家记忆里的病毒，总有再次发作的可能。 为何真相不能公诸天下？杨继绳表示：「一九六二年，没有战争、没有瘟疫，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历史负担太重了，他们（中共）没有勇气来承担，可能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怕人清算。」 杨继绳认为：「共产党应该趁目前执政比较稳固的时候主动放下（历史包袱），比（以後）被动清算要好得多。」 借电影《一九四二》刮起的舆论风暴，五十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有没有重见天日之时？「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大胆一点，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的书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内地不被禁呢？」杨继绳说：「我有这个期待。」 杨继绳认为，毛泽东时代的领导集体，「与习近平今天的领导集体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承认这段历史，对习近平来说，「是一张好牌：主动承担责任，向天下请罪，这是多少的分量、多少的信誉啊！」 「我对改革还是有期待的」，杨继绳说，「尽管改革缺乏权威人物，但是权威很容易建立，你做两三件大事就建立起来了。对党内民主也有期待，党内派别可以合法化、公开化，开展政治竞争，这是多党制的雏形。党内民主的空间很大，首先是党内的不同意见可以公开发表，第二个选举制度，总书记可以选举产生，最後就要达到党内派别的合法化。」 杨继绳：一九四二与一九六二有何不同 四年前在香港出版、至今仍在中国被列为禁书的《墓碑》，作者杨继绳曾走访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参阅了无数党史与地方志资料，亲自走进农村采访，将五十年前的大饥荒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按他的计算，那一场全国大饥荒，中国的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人。对照过去，才看得出历史前进与否。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杨继绳讲述了一九四二年饥荒与一九六二年饥荒的不同，以下是杨继绳口述： 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旱灾造成的大麦小麦秋收时大量减产。而且在战乱和天灾情况下，而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古代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还是做不到的，还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饥荒的规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全国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个省。 三，大饥荒中媒体的表现不同。《一九四二》里讲媒体没有缺席（当时《大公报》有报道），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震动。六十年代，媒体也没有缺席，但干的是反面的事情，媒体跟着造势，「放卫星」，亩产五千、一万、三万到十万斤。但当时吹牛是纳税的，亩产十万斤的话就得按十万斤的粮食纳税的，所以粮食徵购非常重。平时徵百分之三十农民就受不了，但那时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饿死人的时候，媒体还在说形势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饿死人的时候，《河南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继续鼓吹大跃进和毛的错误政策。 当时有位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在信阳，九八年我到信阳去调查，我说你当年看到饿死人怎不报道啊? 他说哪敢报道啊，我写完了也发不了。我说你写内参也可以嘛，他说彭德怀一个元帅说了句话就被打倒了。 高层对下面的情况是不了解，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任。省委书记只要说让毛泽东高兴的话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样。所以极权制度不仅封锁了信息来源，也封锁了自己。後来六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来，让警卫员、亲友去调查，他的确不知道情况。知道饿死人，不知道这么严重。 四，农民的处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户，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来的。我在信阳看到逃荒的人用绳索一个人串一大串，游街、挨打，被关起来，劳动，不给饭吃。被关起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饿死了，见粮库更不敢抢了。逃荒也是一种自由，是求生的一种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丢了我的脸。我向上面汇报这里形势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机密，影响我的政绩，跟现在截访一样。 五，政府的态度不一样。尽管当时白修德报道後蒋介石也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减少影响，给钱、救济粮食，做好这些工作，是一个挽救农民的态度。蒋介石的两次日记里写到过，把大饥荒当作很大的事情来看待的。咱们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难时期，粮食储备最多的时候，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当地粮库就有大量的粮食。把信阳当地的粮库打开，信阳就不至於饿死人。当时是粮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是粮食，鸡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点、进口一点粮食（也会少死人）。起码作为一个执政者，不管从皇帝到专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还有开仓放粮嘛，但当时都没有。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政治体制非常僵化、行动迟缓。 特供的情况存在，但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各级领导人层层克扣粮食，甚至生产队长、公社这一级多吃多占，挥霍农民的粮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级干部是为了享受，基层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点权力都想多占食品，这是很厉害的。到食堂吃饭，饭勺——农民的生存权——就掌握在领导手里。如果你不听话，偷吃庄稼，就扣你的饭，有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六，走出大饥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饥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济也来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各级农民自救。当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安徽的曾希圣明确跟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讲了几次，试试看。当时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己寻找食品。当然气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开一点，农民就不至於饿死。但放开了一两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了。 七，政府的高层不同。蒋介石时期议员可以批评政府。六十年代大饥荒不同，彭德怀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就被打成右倾。 八，民间组织救济。蒋介石时还有民间组织，包括教会，可以救济。六十年代没有民间组织，没有地主，大家一样穷。社会状况不一样。 九，大饥荒过後的认识不一样，我们先是隐瞒，不让讲，农民饿得不行了，上面来调查，农民饿得走不动，要拄拐棍，但不让拄拐棍，要装作没有饿到的样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话就封锁信息。信阳公安局扣下了一万两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邮局，是公安局查信。写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没有反思，压制舆论。基层就向上隐瞒情况，高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九六一年说是天灾、苏联逼债。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惹毛不高兴，成为後来文革的动因之一。 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後，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