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怎么错的？错在哪里？（下）

找到一些真正坚强的人” [27]

列宁以革命的名义把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了。在他看来，抢光农民的粮食、吊死他们、饿死他们不算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列宁这个思想对大跃进中毛泽东的决策有深远的影响。

在镇压塔波夫州农民暴动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处决 。契卡的一份报告说：“与匪帮有关的最近的亲族，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被扣为人质。集中营里接收了大量的幼儿甚至婴儿。” 有学者估计仅在1921年9月间，便有7万人被监禁（不包括位于暴动发生地区诸如塔波夫的几个集中营关押人数）。

契卡的酷刑是令人发指的：奥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用绞盘撕为两段；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沃罗涅日的契卡人员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再滚动起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或是用石头活活砸死；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 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将神职人员躯体刺穿，活埋暴动农民；奥廖尔的契卡喜欢将受害人剥光衣服，把他们绑在冬天的街头上，再向他们赤裸的身躯泼冷水，直至他们化为‘冰雕’ ； 在基辅，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门处，打开笼子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种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28]

根据总统平反政治迫害受害者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的证词，神职人员受到的酷刑是最残暴的：教士、修士被钉上十字架，被投入沸腾的沥青大桶中，被活剥头皮，被绞死，被迫饮下融化的铅做的“圣餐”，被投入冰洞淹死……仅在1918年一年，就有3000名神职人员被处死。[29]

红色恐怖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照普京的说法是延续了37年。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红色恐怖由党外转向了党内，谁是“敌人”的认定权转入斯大林手中。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有270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只有3名代表对基洛夫投了反对票，但大会宣布的结果是基洛夫和斯大林各以3张反对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人提议基洛夫担任总书记，但基洛夫没有接受。斯大林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以后的几年内，出席此次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108人（占90％）被捕，其中多数人死于监禁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捕并被处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这是斯大林指使干的，当然永远抓不到真凶，但他操纵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将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14个干部，作为涉嫌暗杀者处死。不久，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全部消灭。随后，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大规模肃反运动。

据《米高扬回忆录》载，苏共二十大以后已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22日，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中有2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契卡工作人员。

1936年8月～1938年3月莫斯科陆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苏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老布尔什维克被当作人民公敌处以死刑。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九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斯大林时期所处死的共产党员是沙皇俄国处死的布尔什维克人数的八倍。

残酷的党内斗争不可避免地牵连到军队。苏联陆军遭到镇压的有36761人，海军3000余人。其中包括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人、四名一级指挥员中三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67名军团长中60人、二名海军最高指挥员（全部）、六名一级海军指挥员（全部）、15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九人、二名一级军政委（全部）、15名二级军政委（全部）、28名集团军政委中25人、97名师政委中79人、36名旅政委中35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被处决或监禁，还有一部分人被开除军籍。在1938～1940年同“人民公敌”斗争中，各军区司令员全部被撤换，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的90％、军和师一级管理人员的80％以及参谋长的90％被撤换。清洗的结果是军队高级干部素质下降，严重削弱了红军战斗力，给苏联卫国战争带来了破坏性影响。[30]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使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14～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他还专门向大会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恶果。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为近2000万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

1988年4月17日俄国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这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留下的记录。

在中国，毛泽东是“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毛泽东运用他对阶级敌人的“认定权”，在1930～1931年，通过肃反抓“AB团”，开始杀人立威。杀害红军将士1300多人。毛不光要杀光江西地方党中反对过他的人，还要灭掉红军队伍中不忠实于他的人。其恐怖手段不亚于列宁和斯大林。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在胜利县，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200多人、“改组派”2万多人。

建国以后，毛泽东操纵无产阶级专政这架国家机器，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绝不比苏联逊色，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革命元勋，毛泽东运用他的认定权，把他们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大军阀、大土匪等等。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要给刘少奇做叛徒、内奸、工贼的结论，永远开除出党。如果按照民主程序办事，八届中央委员会肯定通不过，这就需要先对中央委员会动大手术，使其中的多数人不能到会，换上新选的革委会主任和造反派头头滥竽充数，以便毛泽东为所欲为。为达此目的，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江青这时是个普通党员，九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康生是把她当作皇帝的代表—-皇后来伺候的。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她（他）们俩敢办这种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大事？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29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中的70%左右。

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是，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

到邓小平时代，邓是“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定权传到邓小平手里。1989年6月4日，邓小平一句不可更改的“动乱”，调集国防军，把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开进天安门广场，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据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各高校、北京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学生和群众218人，戒严部队23人）。李锡铭提供的数字显然缩小了事态。张万舒在八九民运期间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年过七旬的张万舒在香港出版《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以每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了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况，包括中央军委从五大军区调集10个军沿六条线路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以及两个军化装进城等。书中引人关注的是张万舒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谭云鹤是站在红十字会立场讲话的，这时还没有与北京市委对口径，所以可信度较高。

“六四”波及全国63个城市，镇压后的政治冲击波殃及千千万万的学生、干部和市民。这个巨大的全民性的创伤至今不能平复。经过二十多年历史之检验，那次镇压的长远后果是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保了驾，护了航，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六四”处置之大错特错，已如十日并照之明。全党上下，如果公决，95%以上的同志会同意平反，我遇到的能够交心的党内同志都是这个意见。

凡事就怕比较。美国1861年4月至1865年5月发生了南方奴隶主的叛乱。林肯领导了共和党政府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1863年1月1日，林肯发布《最后解放黑奴宣言》，平息奴隶主叛乱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63年12月8日，南北战争尚未结束，林肯发布《大赦与重建宣言》。赦免曾与国家为敌的前南方同盟政府人员以及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这与我们党和政府23年不赦免为民请命的“六四” 青年，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

经济上的探索：公有制蜕化为官有制，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失败

列宁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致命错误，是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幌子的官有制。苏联是因为这个制度垮台的。中国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体制，但留了一手，即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为官僚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不断强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以国家的名义，把全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划拨给权贵资产阶级。

共产主义理论经过列宁拼命向左拉，变成对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彻底剥夺。斯大林和毛泽东从列宁手里接过了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接力棒，变成了他们在20世纪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不顾恩格斯晚年的三次忠告：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31] 而坚持要把被恩格斯明确否定了的共产主义理论变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政纲，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震撼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为只要凭借手中的暴力夺取了政权，就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创造历史。

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道路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即“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32] 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33]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这些补充和修正，被有意识地忽略了。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他们先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又对中小企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制，一切归公。那么谁代表“公”呢？回答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谁代表政府呢？被委派到企业的干部，以及领导这些企业干部的政府官员。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是一种“官有制”。把本该回归社会的财富抓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控制全部资源，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成为高度垄断的总资本家，全国人民都成为政府的打工仔。恩格斯早就告诫不要把“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设施了。”[34] 不执行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指示，实行俾斯麦式的国有化，社会主义国家就异化为“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35]

这个“手段”和“线索”就是股份制。国企工人和全国人民要求占有国营企业的一定股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在美欧诸国都已经实现了的公民拥有股份的制度，我国应该实行。光给工人一个“当家作主”的空帽子，是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的。国有制或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这就注定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热情，注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永远赶不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注定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作为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历史淘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原因可以说出许多条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最根本的是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36] 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与“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一切联系。劳动人民欢呼革命之后发现，政府成了“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自己的“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地位丝毫没有变化，所谓“全民所有”完全是欺骗民众的空话。这使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一个著名口号──“一切为了人民, 但一切不要人民参与”。[37] 执政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掌控全国财富；在舆论上，执政党还“代表人民”讴歌这种剥夺了人民一切的制度是“共产主义天堂”。年深日久，官有制企业必然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成为产生特权阶层的土壤。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必然会尖锐化起来。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38]

历史是最权威的审判官。苏联模式在世上存在了74年，它给人类文明增加了什么呢？留下了什么呢？它没有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也没有创造优于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在“共产主义”的炫丽外衣下，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全面向中世纪倒退。残存的某社会主义国家，父传子，家天下，已经传到三世了。这就是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历史怪胎。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1919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曾经盲目地自信：“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39] 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鼓动很快就失灵了。到1921年10月列宁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点在我们党纲里却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基本任务。”[40] 列宁宣布实行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并坦率地承认:“新经济政策就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到恢复资本主义。”[41] 历史的遗憾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就人亡政息了。后来斯大林杀了懂经济的布哈林，用政治高压手段保证极左路线的推行，走上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归路。现在俄国官方承认，苏联直到解体前粮食生产还没有达到1913年的水平。

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42] 这样一种落后的、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样板，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然也就幻灭了。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17000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17000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43]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中国是535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9000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40亿人民币，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10，[44] 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大闹剧。而真正在钢产量上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2006年，这一年中国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的总和（2006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25国钢产量19890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三国钢产量13350万吨）。[45] 现在中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二，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日本。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受到毛泽东严厉谴责、据说可以导致 “亡党亡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大跃进饿死3755万，文革非正常死亡2000万），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有人瞎起哄，罗列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虚夸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为毛泽东时代粉饰。判别制度优劣，政策好坏，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发展速度。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赶美。赶超的结果是：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 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4600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6800亿美元。夸下海口超英赶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历史宣告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彻底破产。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阶段，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多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1300万，中国饿死3700万）。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缺吃少穿，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以抗拒“赤祸”蔓延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46] 外，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的必然，还得回到在改良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中来。

十月革命的重大副产品――催生了民主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段歧路，但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普列汉诺夫是辩证法大师，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做出重大的让步。”普列汉诺夫对事变的估计惊人的准确。这一重大让步表现为：欧美等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在人类主流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加进了公平和正义，在分配方式上向工人阶级和弱势群体倾斜，于是形成了第三道路，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要推进世界革命，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47]。1919年3月成立了第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到1924年在世界建立了40个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革命，是要有巨大的财政支持的。德国不再资助了，列宁到哪里去搞钱？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曾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直接领导的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他的话应当是有根据的。据他披露：

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帝王，贵族和富商，捐献了很多钱财和珍宝……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众所周知，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教堂无法面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宁对这类善举异常反感。他认为任何善举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帮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48]

打劫教堂的行动开始了。1922年5月5日《彼得格勒真理报》报道：“……共夺取30普特珍宝。最贵重的是两件镶满钻石的圣像服饰。一座圣像服饰上镶嵌151颗钻石，其中有31颗大钻石，服饰上还有串起来的珍珠和无数小钻石……另一件圣像服饰上有73颗钻石，红宝石17颗，绿宝石28颗，珍珠22颗。圣像头顶的光环镶满宝石，价值连城……”该报同月22日报道：“5月18日对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财产进行清理并没收。被没收的财产装满两卡车……”

据档案记载：1918年3月，即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俄共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100万卢布；5月——300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1000万卢布。从4月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那里收到640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352万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0.8万和5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12.5万和7.73万德国和芬兰马克。秋天，斯堪的纳维亚局从执委会收到100万卢布和价值6万克朗的珍宝。

自1920年起共产国际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如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东方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等，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需大批经费，全凭变卖珠宝支撑。

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代表们满怀革命豪情，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刻不容缓地在各地发动革命。要各党仿效苏联，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而组成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

列宁在1920年发动“苏波战争”，命令图哈恰夫斯基元帅率领30万大军进军华沙。1921年策动德国革命。[49] 1921年策动蒙古独立脱离中国。图哈恰夫斯基是这样理解形势和使命的：“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资本主义者都在张皇失措，劳动者都在翘首期待，准备揭竿而起。那时毫无疑问的，假使我们在维斯瓦河上获得了胜利，那么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都会爆发。假使不是我们的战略错误，和在会战中失败了，那么波兰战争即可能构成十月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连锁。假使我们能够击败波兰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军队，那么波兰劳动阶级的革命即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于是波兰的边界也决不能挡住这场大火。于是就好像狂潮一样，会淹没整个西欧。”[50] 当时欧洲的情形确实如此，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惊恐，德国正在等候起义的信号，英国也像1905年的俄国那样动荡不安，意大利的工人占领了工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工人拒绝支援波兰的军火经过他们的国家，法国社会党呼呼不要为反共战争提供一文钱和一颗子弹。

这个革命形势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吓坏了。正是在十月革命道路的威慑下，欧洲资产阶级面对本国强大的工人运动，在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之间，选择了改良和让步。第二国际影响下的欧洲工人政党，执行恩格斯晚年的指示，放弃暴力革命，接受改良主义政策。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同工人政党达成谅解，在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轮流执政，保护私有制但在分配政策上向工人和弱势群体倾斜，共享经济成果。1924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1月22日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组成英国历史上首届工党政府。麦克唐纳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内阁成员多数是工人出身。工党执政期间，对内通过了“惠特利住宅计划”，增加国家补助金用于住宅建设，还改善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和失业补助，废除了保护关税的政策。英国工人阶级切身感觉到恩格斯指示的正确，“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51] 于是在欧洲国家产生了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这股潮流强大到缓慢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压迫和剥削愈来愈少，公平和正义愈来愈多。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双赢的结局。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说：“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做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如福山所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201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