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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红都皇帝 6， P.95-111	2012-10-31 14:25:23

14、中国向何处去？

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多次强调中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毛泽东答外国记者提问）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政权如何摆脱“兴勃亡忽”的历史怪圈时，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这是当年各民主党派和广大青年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是毛泽东背叛自己的承诺，中国人民早在民主宪政的道路上，饱享自由幸福的生活。现时，农民成了失去土地的农奴。在国有企业里，没有一个职工（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管理权、参与权和对资金、利润的支配权，哪里谈得上什么“全民所有”呢？以言定罪，使广大知识分子成为落水狗似的、夹着尾巴的驯服工具。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使中国成了非正常死亡超过八千万的人间地狱。邓小平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其实也只是部分采用了解放前经济自由化制度），经济上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功。利用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可在政治上毛泽东主张“大权独揽”，“党領导一切”。邓小平则主张：毛在，毛说了算，我（邓小平）在，“我说了算”，将來，由我的接班人说了算。人民说话算什么？什么也不算。用家庭生活会、政变的方式搞掉合法的党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在武装政变的同时，又在六四事件中武装镇压了学生反腐败的民主运动。硬是把“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坚持一党专政、维护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以致目前的中国反腐败愈反愈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不可逆转。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仆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民怨沸腾。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现实告诉人们，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辛子陵沉痛地说：“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事件，也给我们搞起警钟：一个全面仿效中国，将“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作为基本国策，把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并被称为非洲“最稳定”国家的种种神话，随着本·阿里总统的仓惶出逃而破灭了。一个靠暴力和铁腕维持了23年的政权，在短短28天里轰然倒下，让全世界的人都颇感意外。这不是政治幻想，而是公元2011年发生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的真实故事。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统治的国度，政权自身的高度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本阿里政权垮台的内因，无药可救，只有政权更迭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有趣的是，本阿里政权是在没有反对派的情况下垮台的。这一方面说明本阿里政权的维稳工作扎实有效，另一方面也证明，扎实有效的维稳工作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变成了反对派，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一个敌手，实际上处处都是对头。这一点，与中国现在的情形极为相似。中共依赖军队警察让唐福珍、钱云会闭上了嘴巴，表面上换取了“局势稳定”的大好局面，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地下的怒火，早已在人们胸中燃烧，只等出现布瓦齐齐这样一个导火索。埃及革命是从2011年1月25日开始的，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已经下台，并被逮捕，有可能判死刑。利比亚人均GDP有上万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远高于中国。面对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卡扎菲公开宣布学习中共六四武装镇压民运，结果他在利比亚的42年独裁统治被人民所推翻，独裁者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得到他应有的下场。茉莉花革命席卷非洲，说明独裁总要灭亡，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加速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步伐。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救党派和每一个有志改革的中国人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我的看法如下。

首先是要清除毛的遗毒，解决20世纪在中国从未解决的专制问题，追究毛泽东背叛在延安时的诺言的罪责与根源。毛所领导的革命是农民革命，是农民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自己的新王朝，自己称王称帝的革命，它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它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他领导成立的“中国”也不能称作新中国。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毛原先许诺的，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为此，当务之急是去除宪法和党章中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文，回到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上来。政治上引进竞争机制，允许由中共分裂出几个各自独立的政党，也允许党外人士组织新党。

为什么需要多党制？原因之一，如赵紫阳所说：“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一个党之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后，军阀割据。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赵紫阳还说了什么——杜导正日记》第178页)

其次，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是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中共实行了暴力土改，斗了、杀了地主，却没有允许“耕者有其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有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使大多数人富起来，最根本是要使农民富起来。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2004年10月，四川省汉源县发生解放后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動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

第三，彻底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切实全面执行“两个人权公约”，使知识分子从夹着尾巴的狗站立起来，成为真正的人。现时，我们也要批邓、批江、批胡（胡锦涛）、批掉一切反对自由化，反对政治改革的主张。中国才能建设成为一个承认“普世价值”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文明国家。

在毛泽东的残暴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处境是人所共知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但是千万不能忘记，知识分子的境遇是与国家境遇息息相关的。五七年知识分子成了被打断脊梁骨的狗，国家就遭殃，比如，信阳地区右派揪得最多，饿死人也最多。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接着就发生大跃进、文革等更大的灾难。目前情况有所好转，但仍差强人意。比如李锐先生发起的为实现宪法第35条的网上签名，凡签名的人都遭到公安部门的家访、“河蟹”。李锐、赵紫阳、辛子陵甚至李鹏的书都不能在国内出版，要拿到香港出版；还有民运人士如诺奖获得者刘晓波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等还在监狱里；六四事件和法轮功等至今没有平反；毛泽东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的遗体也还在纪念堂；“二奸二假”的江泽民也未向全国人民有所交代，更未得应有的处理等等。中共党魁毛泽东、江泽民都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卖国贼，无独有偶他们俩还都是假党员，对于毛江这样汉奸卖国贼我们理应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相反的，据了解2011年有关部门对舆论的控制比2010年更严。

应当撤消舆论导向与监督新闻，取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检查官职能，废除限制文化自由的部门法规，制定保证公民权利的《新闻法》、《出版法》、《文化事业法》，以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为止，指导思想上恐怕连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没有。相反，他们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敌对势力的鼓噪和破坏。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吗？那么，共产党何以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

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的加入和批准，对我国目前的基本权利体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人权，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宗教和伦理的。人权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种族，跨越时空。用路易斯·亨金的话来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切望两个公约能在中国获得全面贯彻执行。

第四，辛子陵先生指出⒂：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辛先生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五，辛子陵先生还主张：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万亿财政收入，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的世界级形象工程。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龙应台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中说：“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來会有免於恐惧的自由。”龙应台也说出了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希望。

因为害怕失去财富、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人们选择说假话。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恐惧，连同与毛战斗在同一战壕中的战友，像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邓小平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恐惧？

林昭、遇罗克、彭德怀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彻底贯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实现免於恐惧的自由，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八、“爱人如已”应成为和谐社会的第一道德准则

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克思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圣经上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6：31）。都说明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天主教导我们的，要“爱人如已”。

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玛22：37-40)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迦5：14）。

我老是想，但愿权力能成为一种责任(掌握权力就是要担负起一种责任)――一种爱的责任、一种爱人如已的责任、一种创造和谐公民社会的责任、一种扶助弱者的责任。那时，中国人民是有福的。最近有媒体报导，汪洋指出，“权力就是责任，工作就是服务，公务员就是服务员”，我深为感动，衷心希望汪洋的话能成为每个干部的座右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是个无神论者。在他的统治下，仅解放后就有八千多万无辜百姓死于非命，他理应向中国人民请罪，他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在他死后，共产党也没有向人民请过罪。日本人屠杀了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小泉首相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也不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请罪。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只有武士道精神。德国是个敬拜神的国度，他们的总理就虔诚地向犹太人、以色列人以及欧洲人民请罪(勃兰特1969年担任总理后，1970年访问波兰时向华沙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献花后，肃穆垂首，突然间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勃兰特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1971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良好的范例是很值得效法的)。勃兰特是替所有应该跪下而没有跪下的人跪下了！当时人们评论说，跪下去的是一个总理，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教育部将德国法西斯暴行，写在历史的教科书里，让下一代永远记住，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德意志联邦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一个不想让人民知道真实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不是有的国家至今还在为他们的侵略战争辩护吗？我们国家也是一样，新中国六十年来，经历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将五十五万(实际是317万多)知识精英打入另册，接着便是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反右倾，又将数百万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让党内外没有了不同的声音，这才出现了三年非正常死亡四千万百姓与人相食(如安徽有记载人相食事件1289起)的大悲剧；到了文革，有上亿人受害，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后来的权力继承者，不应为这些惨死的人民下跪忏悔，进行历史反思吗？然而可悲可怕的是不让人们提起这历史，只许歌功颂德，不能揭示真相。不揭示真相，便不能探求真理，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便没有科学的发展观。这应成为政治家的常识。我们的国内出版社，竟不能出这些揭示真相的书，将反右、文革等被视为禁区；这些宣传出版部门，实在是在害我们国家，害我们民族。但是真相是不能掩盖的，真理的声音总要发出来。做为国民，每个经历过新中国历史的人，都应写出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写出来的经历，综合起来，便成了一个国家真实的历史，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是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之举。

谢韬老先生大声疾呼：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清理几十年来的历史。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不清理专制独裁顽固腐朽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专制者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就不能前进。彻底清理专制独裁思想之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进之时。（参见《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香港大学的演讲》）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感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是中国的大环境造就了永不罪已的毛泽东，也因了毛泽东更加剧了对宗教的摧残，使中国人更缺乏信仰、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感，内斗更残酷、更不择手段、更无人性。在毛时代，反文化、反精神、反宗教、反信仰、反普世价值、反人权、实行“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所有传统和外来文化，宗教、鬼神，或者被认为精神鸦片，或者被认为封建迷信。不论学者、神父、牧师、和尚、居士，还是道士、阿訇，统统被扫地出门，中国的精神世界赤壁万里，荒芜一片。从那以后，中国的宗教基础、宗教感，受到了彻底摧毁。这是中国历史上，精神世界的最大沙漠化。没有宗教的文明，从来是缺憾。让宗教感回到中国，人民才能回归善良，才能有感恩心、忏悔心、敬畏心、仁爱心。在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中，民主、自由、平等被视为天赋人权。无须提倡，就已深入人心。

我们天主教认为，天主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赋予我们灵魂和自由。所以，人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宗教自由是人的天賦权利的具体体现，是人作为人的根本权利。在根本上，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可见，自由的观念本身就來自基督宗教，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层的根基。

有人说：“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精神、文化毁灭之后，中国需要精神、文化重建，而精神、文化之根在宗教信仰。”我赞同这一观点。足见宗教信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宗教自由还是政治自由的风向标，在現代世界中，沒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沒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自由，也沒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要宗教自由，必然要有结社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於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把宗教自由置於一切自由之首。宗教自由一定外化为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组织家庭教会是宗教自由引伸出思想言论自由与结社集会自由的典型例证。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可以保障並巩固更大的宗教自由。财产与产权的保障与宗教活动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沒有产权，就沒有捐赠与教产。

宗教自由绝不仅仅是信教人士的自由，而且是所有人的自由，因為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有良知。宗教的自由，本质上是心灵的自由。因此，自由信仰的权利是一項应该受到保护的绝对权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公民接受或放弃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宗教自由是民主政治下的第一自由。宪政民主本身就是宗教观念的产物。宪政民主的价值基础源於宗教信仰，也是宪政下的宪法的价值源泉。沒有以神圣为依托的宪法，就不是神圣的宪法。无怪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把宗教看成是美国宪政民主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沒有宗教，不保障宗教自由，就沒有宪政民主。冒犯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冒犯宪法所保障的其他一切自由。宗教的自由是人的灵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价的自由。所以，正是宗教自由賦予自由自身以意義。沒有灵魂的自由，就沒有获得良知的主体。沒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价值。顺应自己良知而不是强权的自由，是人的尊严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核心。

“君权神授”。宗教自由还有一个特別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它能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权力，顛覆任何专制统治的虚构的神圣性。宗教自由的存在，排除了国家权力是终极权力的可能性。宗教与宗教自由的存在，说明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不是绝对的至高，而是理应受到限制的权力。因此，宗教信仰自由是极权主义的一支巨大的拦路虎。宗教信仰自由大大地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必然是政府权力无限的地方。因此，如果政府试图控制人们的信仰，决定人们该信仰什么，这样的社会在精神上是分裂的，在政治上是专制的。教会和教友团体的活动，特別有助于在社会中培育自治的美德。只有基於自治的政治秩序才是充分自由的政治秩序。因此，宗教自由有助於市民社会的成長，有助於自治的政治秩序的形成。

我们强调“君权神授”，因为不承认神的主权，人间的一切权力都失去了最终的可靠的来源。若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靠暴力夺取政权，靠暴力维持政权，靠暴力说明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强盗的政权，不需要民主和法治；若凭“钱眼子里出政权”，靠金钱夺权政权，靠金钱维持政权，靠金钱说明权力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窃贼的政权，也不需要民主和法治；若凭“心眼子里出政权”，靠权谋夺取政权，靠权谋维持政权，靠权谋说明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阴谋家的政权，也不需要民主和法治。不以神所启示的律法为高级法，为绝对法，就丧失了客观、超验的公义尺度，法律就是朝令夕改，成为施行私欲的工具，这样的法律是恶俗恶规，既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也不会得到人民的尊重。

一位老共产党员何家栋说：『“宗教是人的精神家园，灵魂的栖息之地，不能简单地以迷信视之。无神论者不信上帝，却将毛泽东乃至邓小平神化，……无神论轻生，有神论重生，你说谁的危害更大？无神论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唯物论者光说假话，你说谁更有麻醉性？有人说，敌人披着宗教外衣活动，但贪官污吏也披着共产党外衣活动，难道也取缔共产党？政府本来就不该管人灵魂的事，你花钱修庙建庙，好像是对宗教的重视，其实是对宗教的捆绑，不骂你骂谁？你掏了腰包就要管事，给他定级别、发工资，处级和尚，科级喇嘛，都成了公务员，这也请示，那也报告，比神管得还宽，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寺院里了。不插手宗教事务，你又不放心，怕它造反。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管越反，越反越管。”

共产党提倡无神论，其实无神有神，很多人认为，现在还无法确证。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相信有神论，相信神佛和天主(上帝)，相信善恶有报，其对人心向善，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是有很大好处的。从这个角度讲，宗教信仰是对人类心灵的救赎，是对地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功劳之大，实是善莫大焉。

文革时，乱搞打砸抢，父母亲人之间也反目，社会完全失序，这既是专制政权和独裁者有意推动的恶果，也与当时把所有宗教当成封建迷信来打压有关。结果这样一来，却形成了新的宗教，而且是邪教，就是毛教。毛就是神，一切只能无条件相信毛，崇拜毛，听毛的话，按毛的指示办事，而且要早请示晚汇报。

很多人总结欧美民主国家为何几百年来那样稳定详和，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为何如此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结论是：那儿的国民基本上都信教，多数是信基督教，也就是信仰天主(上帝)。他们认为，人人都是天主(上帝)的子民，人生而自由平等；天主(上帝)给了人们衣食，所以大家要有感恩心态。我想，这个结论算得上一个宝贵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马克思说，“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就是说，解决宗教问题的办法是在宗教之外，使穷人获得温饱，使病人得到治疗，使负屈含冤的人有处申雪，使处于绝境的人获得希望。延安人挨饿时诅咒毛泽东天打雷劈，但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时就欢呼“他是人民大救星”了。说到底，宗教是一个道德体系问题，一个文化问题，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是人类为自身安全在法律和道德之外筑起的又一道防线，也是加于人自身的又一种约束，没有哪个宗教是教人为恶的。没有宗教的救赎精神，解决不了宗教问题，把它政治化，就是把它妖魔化。逼到无处可退，人就要跳墙了。宗教是一种信仰，时时唤起人的良心，给精神一个安慰，一个寄托。和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提倡延安精神，其实是一回事，只是教徒们比某些共产主义信徒要虔诚一些就是了。』

下面以藏传佛教为例，说明我国的宗教政策。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班禅喇嘛视察青海时，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進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進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七万言书到了毛泽东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

我们国家总是把宗教统统当做“迷信”来批判，就算是迷信吧。可即使佛学的理论基础（轮回和因果）是完全错误的，相信佛的教导，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百姓们如果相信和遵行“五恶十善”的教导，他们就不会去做坏事，国家的监狱就不会拥挤。如果他们相信轮回和天堂的存在，他们的精神就不容易绝望崩溃，他们对世界会有更大的爱心和耐心。如果他们相信有因果和报应，很多人就不再敢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干出种种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相信佛，难道比相信“金钱教”的人群更危险吗？相信轮回，难道比无所顾忌的“无神论者”更可怕吗？善男信女们参加的宁静的宗教集会，难道比场面疯狂的传销会场更让人恐惧，难道比刘少奇、彭德怀的批斗会更具有社会破坏力吗？何况我们无法“证明”佛陀的学说是“错误”的。现在的科技似乎越来越多地证实佛的很多说法还是有依据的。美国很严肃的名牌大学，虽然极为缺乏东方文化的基础，却基于尊重科学和事实的原因，而开展了专门研究轮回现象的科学研究项目。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去试着去研究和了解一下佛学的奥秘呢？她原本就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排斥呢？

很遗憾，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如果真是要建设“和谐社会”，要追求“社会稳定”，我倒以为宗教能够帮助我们国家很多。比如，佛学是一个很和平，很宽容，内容极其丰富，同时系统很开放的古代教育系统。对于源出中国的道家，我们就更陌生了，以为就是驱鬼烧符炼丹这种怪异荒诞的东西。这不是道家，而是民间迷信。真正道家的核心精神，就是“道法自然”，就是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这难道不是与我们的国策“科学发展观”高度一致吗？

道家的生活态度就是“清心寡欲”，反对人心和欲望的无端膨胀，恪守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生活原则，这与“八荣八耻”提倡的生活态度，难道有任何矛盾吗？如果说“八荣八耻”还仅仅是简单的口号和理念，但是，道家已经把这种生活态度深化到了一个严谨而丰富的理论体系和详细的执行方法。我们直接搬用，不是省了很多事情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不去用不说，为什么还紧张兮兮地防范他们的“险恶用心”？我很难相信古人留下这些学问，是为了想要害自己的子孙后代。

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道家了。可是道家智慧却在国外受到巨大的欢迎，老子被誉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李约瑟说过：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是一颗烂掉了根的大树。中国这棵大树，在枝繁叶茂的表面繁荣下面，埋藏着深深的危机，为什么不赶快把中华民族的“根”接上来呢？我认为佛陀、老子和孔子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学说和智慧，两千五百多年来教化了数不清的人，帮助了数不清的政权。因此，我尊重他们，虽然我是基督徒，不能拜他们。实际上，我认为他们也不需要世人的膜拜，他们只是需要理解。准确地说，不是“他们需要”我们的理解，而是我们非常需要去真正理解他们，为了我们自己生活的幸福和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需要他们的智慧来帮助。

当然，我知道政府的顾虑，是担心宗教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反对我们的政权，所以一向非常小心地“严防死守”，生怕出一点问题。我不排除有些坏人会利用宗教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是，我迷惑不解的是：这些坏人为了达到自己的不良目标，都要来“利用宗教”，恰好说明宗教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它就像是一把倚天宝剑一样，如果怕坏人把它拿在手里干坏事，因此到处搞“封杀”，不让别人碰。如果我们自己拿起这把宝剑来用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正当地，合理地“利用宗教”？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正当地利用宗教的价值”，怎样才能防止别人“不正当地利用宗教”呢？

宗教对人类的心灵一向就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我们简单地排斥它，只能让某些“意图不轨人士”有机会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的这种排斥态度来壮大自己。所谓的“佛有魔缠，道有正邪”。如果我们积极提倡和鼓励佛学，道学（包括佛教，道教）的正念，倡导其积极的一面，想利用宗教来达到不轨目的的“邪魔外道”又如何能够得逞呢？最后的疑问就是：就算是有当代的白莲教等利用宗教信仰造反的潜在可能性。难道在导弹时代，这些依然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民间组织，我们居然会去担心他们有可能“推翻政府”吗？封建王朝即使知道有可能被造反者利用的宗教，他们都不担心，我们居然会害怕吗？

我们用“提倡科学”的名义作为反对宗教的理由也一样不能成立。宗教绝非与“科学和文明”水火不容，西方各国一向鼓励宗教信仰，这并没有妨碍，反而有助于他们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日本传承于中国的佛教，以及本土的神道教等，已证明相比西方的宗教信仰具有更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稳定性。为什么我们国家会认为宗教，特别是佛道两家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一定会带给我们麻烦而不是好处？我认为目前惧怕排斥宗教的种种表现，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部门至今还太不了解宗教，不了解佛道两家的思想，因此带来的盲目排斥。

要建设一个伟大、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没有基督徒是不行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二零零五年我有幸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深深感受到在主内的友爱、和谐和平安，这与毛泽东时代蓄意挑起階级仇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无奈、无助和不安，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很欣赏1990年亚运会唱出的“让世界充满爱”。主爱世人，天主就是爱。天主谆谆教导祂的子民要“爱人如已”。我想“爱人如已”应成为和谐社会第一道德准则。爱，人与人之间的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爱，是普世价值的基石。只有爱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爱，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回归宗教感，就是要讲博爱，讲大德大善，讲仁义，讲天人合一，而不是相反。这是真正的“精神文明”所在。建立在毛泽东思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社会，决不可能是和谐社会，更不可能是和谐的公民社会。

我是天主教的新教徒，偶而看到教会办公楼有一爱国会的办公室，冷不丁产生一个疑问：信了基督就会不爱国吗？基督徒有了问题，自然要求教圣经。圣经上说：“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凡人应得的，你们要付清；该给谁完粮，就完粮；该给谁纳税，就纳税；该敬畏的就敬畏；该尊敬的，就尊敬（罗13：1－7）。”

圣经上又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要尊敬众人，友爱弟兄，敬畏天主，尊敬君王（伯前2：13－16）。”圣经上还说：“首先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为叫我们能以全心的虔敬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弟前2：1－2）。”圣经要求基督徒应服从官长、服从政权，甚至为掌权者祈祷。很显然，每个虔诚敬主的基督徒必然是爱国的。

耶稣基督就是爱国者的典范，他为救赎人类而死，也是“为（犹太）民族而死（若11：51）”。后来查考历史，斯大林时代，苏联也认为基督徒不爱国，可是经历卫国战争的洗礼，历史证明基督徒甚至比一般苏联公民更爱国。

圣经上又说：“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栈，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若10：17)。”“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弗4：5)。”“圣父啊!求你以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若17：12)。”我们天主教信奉惟一、至圣、至公的普世教会，信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可我们的爱国会要分裂教会，自办教会，自圣主教，违反圣经的教导，每一个虔诚敬主的基督徒能信服吗？!能接受吗？!

宗教是一种信仰，与爱国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信仰”与“爱国”作为两个概念，风牛马而不相及(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叛国罪”、“特务罪”自有相应的法律惩处，不必在此掺和，挑逗群众情绪)。爱国应是所有普通中国公民的情愫，无论那个政府部门都没有“爱国会”的办公室，为什么要用“爱国”来剌痛普通基督徒的心呢？！我认为基督徒必须爱国爱人民，否则就不配称为基督徒。但我不同意将天主教的领导机构叫做爱国会，因为这分明含有对基督徒的侮辱和歧视，追究历史原因就是认为天主教是外国传过来的宗教，信的人会受外国思想影响，导致不爱国。如果“爱国会”是政府领导宗教的机构，建议称为“共融会”“教务委员会” “天主教协会”“政教联谊会”等是否与基督徒更贴心些！

列宁认为，宗教对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所以国家大可不必多加干涉。宗教信仰是一种基本人权，应受到国家的尊重、保护和满足。改“爱国会”为“共融会”或“天主教协会”(就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更好实现政府与天主教会的共融，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共融，基督徒与非基督教之间的共融，实现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宗的共融，对国家的法治也是一个贡献，同时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如果真有人不喜欢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宗的共融，不愿意服从教宗的领导，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把中国天主教会改改名称，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就是要实行圣统制，一定要接受罗马教宗的领导。不接受罗马教宗领导，就不是天主教，是基督新教或东正教。历史的榜样，像“英国国教会”一样，改称“中国国教会”。如果经过分辨，确实证明天主真有这个旨意，中国天主教的领袖们也有这么大的信德，愿意奉行主的旨意，我想这时，天主的爱必会充满整个中国，“主的旨意奉行在中国，如同在天上。”这对创造永远充满主爱的“和谐社会”会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现在各个领域都在与国际接轨，天主教也应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与罗马教宗通话共融，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无论是共融会、爱国会或宗教局等宗教团体，均不宜有无神论者以领导者的身份参加，因为无神论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宗教，让无神论者作为领导者，岂止非常可笑，对完善宗教信仰自由非常有害。因为无神论者无论水平多高，不把“宗教信仰”作为“普世人权”来保护，而只作为权宜之计，怎么能真正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呢？比如，毛泽东是“无所畏惧的”，他无法无天，他对宗教的领导(其实是迫害)在藏传佛教中已充分体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红卫兵，旨在消灭一切宗教，文革对宗教信仰的摧残、对宗教设施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的。像毛泽东这样的无神论者能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吗？!毛泽东带着专政的目的来管理宗教，这是宗教的悲剧。毛泽东对宗教的迫害和奴役政策必须彻底批判。常有人居然应用毛泽东语录来阐述宗教问题、宗教政策，真不知是否要为宗教迫害造势？!解放后，大批和尚尼姑，还有神父修女被强迫还俗，连同上文所举的藏传佛教的例子，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如果，结合文化大革命中的实例，毛泽东对宗教的迫害就更加触目惊心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至，还没有看到谁声明对这些事负责，作出道歉赔偿，并作过认真的检查，吸取必要的教训。

黄河清先生说：“任继愈不行。任写了篇文章评论宗教的，也可以说是诋毁宗教的。毛看到了，也许是送给他看的。毛大为欣赏，马上成立宗教研究所，派任继愈当所长。所长不能光杆一个，要网罗一批人，我记得我一个最熟的朋友叫朱谦之的被拉去参加这个宗教研究所。”毛甚至叫嚷：“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来的两只反革命别动队”。故此，毛成立宗教研究所只为诋毁、迫害、消灭宗教，那些企图用毛的话来阐述宗教问题的人，是该醒醒了。

正因上述原因，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上主，求你让心中没有天国、没有地狱的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平安地进入地狱。

上主，请让我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祈祷，求你赐福给他们，愿他们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圆圆满满，运筹帷幄、实事求是、货真价实、政通令行、宪政民主、改革成功、个性自由、国泰民安。

上主，求你垂念由于毛泽东的罪恶而被迫害无辜死去的八千多万(如从井冈山肃AB团始则有上亿)百姓，你从人世间将他们召回，他们既然是无辜的，求你也使他们和你的圣子一样复活。我愿“和谐的公民社会”早日实现，我愿“基督精神”普及全社会。阿们。

九、毛泽东最大的“功绩”

问及毛的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很多人会回答：“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站了起来了”。甚至连辛子陵先生在他的巨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了这样的答案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1、“帝国主义统治”是指那些帝国主义国家？

首先我们要问：推翻的“帝国主义统治”是指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人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谁都知道,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主权全部收回，还要说中国是半殖民地，有什么根据呢？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非要找帝国主义，那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1929年由中东路事件引发对我国的武装侵略，命令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暴动，武装保卫苏联，扩大武装叛国，建立苏维埃制造两个中国(王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中说：“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在“雅尔达密约”中还对中国提出了领土与主权要求。以致在不久前，江泽民还出卖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俄国。

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完整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讲话是在1948年4月，日本早就投降又何来帝国主义这座大山呢？

2、何为封建主义？

其次，再说说封建主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面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其实，如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郡县、废封建、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就已经废除了封建，中国也就不应该是封建社会了。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已久，病源在哪里？病源就在于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专制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强调封建主义只能证明毛泽东的浅薄。毛泽东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是违反人权的强盗残暴行径，只能说明毛泽东的嗜杀成性。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过，实行耕者有其田，“由国家按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不损害地主的利益，要使地主与农民获得双赢的结果。蒋介石在台湾忠实地执行了孙中山的主张，完成和平的土地革命。

3、如何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至于官僚资本主义，特别是抗战之后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我倒觉得毛说得不无道理。官僚资本主义，更是当今中国的社会祸害，他们是通过权利寻租，以获取超额暴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形态。当今中国，贪污腐败层出不穷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另据有关资料，近10年贪官外逃转移资产500亿美元到海外。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00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三公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确实证明官僚资本主义对国家的危害。如果不是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野心，执行双十协定，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作为反对党的共产党也完全有能力制止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又何止三年解放战争造成全国范围巨大的生灵涂炭呢？!让我们设想：抗战胜利后如果不打内战，中共不为夺取政权发动战争；中共能够遵守自己亲自参预和通过的“双十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各项条约，包括它亲自参预修改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并参加国大。则战后的中国，不仅能够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够象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发展起一个美好的国家。毛泽东不是骂蒋介石专制独裁吗？正是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复辟统治，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辩明谁是专制、谁是独裁的历史一课。虽然，中国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由此可见，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是一场民主进步与专制复辟的残酷较量，是农民战争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4、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后来，很多人误传为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证明，中国人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能够站起来---毛泽东站起来了，亿万国人趴下了。

旧职人员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是黑五类。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是臭知识分子(臭老九)，或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邦分子等等。当年用自己的性命为他打下天下的农民成了没有土地的农奴，在三年大跃进的年代里还被饿杀四千多万……。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死于非命，接班人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被逼得机毁人亡，“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笼罩中国，在和平环境中把中国变成为非正常死亡达八千万的人间地狱如此等等。

有报导说，“曾经看到大陆非法移民在国外受到警察驱赶；也曾经看到东北四川的卖春团为了几个钱受到日本男人的变态欺凌。大陆人要7年以上才有绿卡，台湾人只要2个月就可以拿绿卡。在飞机上看见台湾人的护照，得知他们去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西欧几个国家都不用签证，再看看他们的美国签证，竟然是：10年内不限次数入境。而大陆人的待遇是：6个月2次入境。日本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为大陆居民签发个人旅游签证，对香港和台湾居民则完全免签证。美国公民，去40几个国家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可以无签证进入近200个国家，所做的只是线上订机票和酒店。即使台湾居民也可以轻松地拿到别国的签证甚至免签证。但大陆居民就有诸多的不可能。”“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它被承认的世界各国几成‘无效护照’，而一本中华民国护照，在它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却能够畅行无阻的事实，都实在地证明了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实际名声和地位。”(台湾免签证的国家124个，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陆免签证的国家则只有十八个，有十四个在非洲，连去港澳也要签证。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中国大陆因私护照在世界各国的待遇，不难看出中共政权下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大陆因私护照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的免签待遇上，排级倒数有名，后面垫底的是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战乱或独裁国家。正是因为政府名声不好，没有信誉，才令中国大陆因私护照不好使。”这就是中国人站起来了的现实。

十、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中共曾在建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必须要让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并且将他们转化为民主联邦。”实际是要他们“化入苏俄联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并赞成苏俄在外蒙古驻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宣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及分离权，中国是无法统一的。”一九二九年，苏俄曾为中华民国政府要收回在东北的主权而大举侵略中国，这也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第一次遭受外敌的大规模侵略。但那时的中共，却决策“武装保卫苏联”以里应外合，并连续发出十数号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红军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以策应苏俄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判断一个人卖国与否，当要听其言、观其行。

毛泽东说：“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的、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我们要让日军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对政府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量杀伤国军以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上文我已例举了许多毛泽东汉奸卖国的例证，毛还公开说：“我早就对日本公明党、社会党的朋友们讲过，作为共产党我们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感谢你们，你们是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我们才能来到北京。”“让日本多占领，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慈禧太后有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宁予友邦，不予家奴”。这句话应用在毛泽东身上，那就是：中国宁可亡国，做日本人的亡国奴，也不能给了蒋介石。

在国民党政府对日抗战正酣时，毛泽东却与日本人在偷偷摸摸地进行着卖国交易，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出卖中国抗战的有力证据，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潘汉年就是中共与日方卖国交易的牵线人之一。毛泽东为了不致暴露汉奸卖国贼的内幕，上海一解放，毛就把这位上海副市长秘密抓了起来，进行杀人灭口。

随着历史档案的揭密，毛泽东和日汪之间秘密合作关系日益暴露无遗。饶漱石接到毛泽东秘密指令之后，当即嘱咐潘汉年与日汪商谈合作反蒋事宜。潘汉年在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中共党员，因参加共产国际情报活动被国民党逮捕，事后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工，后来又成了日寇特工，当时任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的负责人），偕同去见日本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头头岩井英一，当岩井英一知道潘汉年是毛泽东的特使，就刮目相看，优礼有加，当即发给特别通行证（全国畅通无阻），让他利用“岩井公馆”电台与延安、新四军联系，并为潘汉年在上海最豪华的汇中饭店长期租用一大套房，又让潘汉年以“胡越明”假名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而后又带潘汉年去见日寇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头头影佐侦召少将，影佐对毛泽东特使深表欢迎，隆重接见，并批准李士群陪同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原是毛泽东的上级（汪早年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曾提拔毛泽东为副部长），对潘汉年颇为亲切，当面邀请毛泽东派员参加他的议会和政府。潘汉年也当面表示：如若汪精卫与日合作有困难，也欢迎汪精卫参加新四军。中共和日汪就此建立见不得人的秘密联系。

潘汉年与日汪商谈取得多项重要默契：1、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不攻击；2、中共部队不再破坏铁路，保持交通畅通；3、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物资，不受查禁；4、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通过汪伪管理的长江封锁线。这一默契给中共和日汪带来极大好处：中共部队停止抗击，日寇得以腾出大量兵力进攻国民党部队；中共不再破坏铁路，日寇兵力调动和物资运输畅通无阻；日寇不再扫荡，中共可以放手大胆抢占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大量扩充军队，为日后推翻国民党、夺取其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默契却苦了中国人民。

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在苏北一带活动，他也曾奉命到上海、南京与日汪私下谈判，要求日军、共军互不攻击、而是合击国民党军队。这一事实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发现，造反派指责曾山是大汉奸，批斗甚为激烈，曾山求救于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当即下达中央文件力保曾山，文件内容大致是：1、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须中央定性；2、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得干涉；3、外来学生不得干预内部事务，要立即撤出；4、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违背中央规定，今后不准体罚和变相体罚。研究文革史料的美藉学者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编者）批露，上述档案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中找到。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曾主动诱降蒋介石，蒋介石曾派秦德纯赴香港谈判，由于日寇要价过高，蒋介石无法接受，谈判未果。汪精卫叛国投敌，纯系个人行为，与蒋介石、国民党无涉。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则不同，他是主动派员暗地勾结日汪，破坏抗战、出卖国家民族的。文革期间，人们将对内“打倒蒋介石，打倒刘少奇”，对外“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毛泽东看成是时代的英雄，殊不知毛泽东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佟�

明明是毛泽东指派饶漱石、潘汉年勾結日汪、背叛祖国、出卖民族的，可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大权在握，反诬潘汉年“瞒着党中央勾结日汪，违反党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足以证明潘汉年是听命于毛泽东的。毛泽东这种贼喊捉贼，栽赃灭口耍权伎俩，是无法瞒天过海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发表不少更令人吃惊、歌诵日寇的言论：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本更三来访，致歉，毛泽东对曰：“没有什么好抱歉的，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利益，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泽东致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伤害。”毛泽东回答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啊？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日本侵略中国八年，光人就死了2000万，不能抱歉了事，日本必须向中国人民请罪。毛泽东不但谢绝日本致歉，还给日本表功，说什么“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中国人民贬称日本军人为日本鬼子，而毛泽东褒称日本军人为皇军。毛泽东认贼作父，出卖人民，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毛泽东给田中角荣的回答，使日本人民十分吃惊，承诺日军、共军互不进攻，日军不扫荡，竟换得免除一切战争赔偿，毛泽东真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典范，真伟大啊！毛泽东给田中角荣的回答，也使中国人民十分吃惊，中国人民口口声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不知道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却是“没有日本佬，就没有共产党啊！”可恶的小日本，却成了毛泽东的大救星。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郑义：《红色纪念碑》)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

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取得了胜利，却成了彭德怀的罪证之一，“抗日有罪”这是毛泽东大汉奸大卖国贼的逻辑。

中共正是在其决策“日蒋火并”和假抗日总方针下，到敌人后方去，全力扩大地盘并秘密勾结日本人。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才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

现在,东南亚几个小国又公开地占据了中国南海的岛屿，史学家苏明揭示了原因。

史学家苏明：「中国人都知道，南海一直到最南端的曾母暗沙都是中国的领海。20多年前，越南曾照会中国大陆，要遵守两国领导人曾经在南海主权一事上做的协定。至于什么协定，中国人肯定不知道。越南人都知道，当初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把大面积的海域送给了胡志明。」

有资料披露，抗日战争时期，毛规定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 (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 (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共产党打的有名的战役就只有“百团大战”和“平型关战斗”。其余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之类。即使是这两个战役也受到毛的严历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

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的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

“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

“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

“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

“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

因此，1937年共产党的军队总共不超过3万人，到日本投降时，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日本刚刚宣布投降，迅即派部队赶往各个敌占城市受降，抢夺胜利果实。但是毛泽东却说：蒋介石不为桃树浇水，“坐在峨眉山上观虎斗”，现在下山来摘桃子。

其实，从现在披露的很多资料可见，恰恰是毛泽东坐在延安清凉山观虎斗，积蓄力量等候摘桃子。毛泽东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做了什么？最有名的事是“抢救运动”和“整风运动”。前者是把大批（受到欺骗宣传）到延安的抗日青年打成特务；后者是批判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批判王明、周恩来接受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真正在“浴血抗战”，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毛泽东在延安一面整抗日积极分子，一面玩女人，玩吴莉莉、玩史沫特莱，然后抛弃贺子珍和江青结婚。

到了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还再次算旧账，说“百团大战”是帮了敌人的忙。毛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看到上述那些事，我们再看下面毛泽东的言论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毛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毛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佐佐木表示歉意：“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立即回应道：“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佐佐木表示感谢。毛回答说：“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533-534）。

1972年中日建交，毛泽东正式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再次公然表示了这种思想。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表示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竟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是不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怎么能强大？我们怎么能夺权哪？怎么能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竟然进而表示要感谢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

据日本方面提供的资料：

百团大战击毙日寇302人。

平型关大捷击毙日寇167人。

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击毙日军39人。

19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击毙日军37人。

19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击毙日军27人。

1940年冀中春季反全面扫荡击毙日军11人。

115师陆房突围击毙日军16人。

8年抗战共打死600日寇，

还好意思管自己叫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王塑说：“……打日本他在后方窑洞，国军共4万多次战役伤亡350万将士。抗战胜利后，不配合政府维护和平，顽固违反宪政原则，打内战血流成河，再充当苏联炮灰打朝战，死伤上百万青年，被拒世门之外。镇反时冤魂千万，再玩大跃进空村绝户，饿死几千万，打右派，几百万知识分子蒙难，窝里斗玩文革十年、国家变成疯人院！你还歌颂它，你是人吗？”

不必多说了，究竟是抵御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重要，还是共产党夺取政权重要？我想，凡是爱我中华的中国人，都是分得清楚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是分得清楚的。以上表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思想。

注释：

⑴ 见农民诗人金定强《糊涂轩集》

⑵ 见《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作者王泓，《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

⑶ 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

⑷ 《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作者祝世华

⑸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等编写的《中国现代史》

⑹参见《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三八页

⑺《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四九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⑻同上

⑼中共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编《知识分子工作手册》第93 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 年5月。

⑽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年5月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