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惯例，通告了外交部，【200】外交部立即将它报告了在北平的委员长。他发给了我一 封很长的电报，要求我不要发出这个警告（最少也不能公布它），并且保证他的政府有能力保护我国所有的侨民。一个国家的首脑发出这样的恳求，对此是不能忽视 不顾的。我答应可以等几天再发出警告。我们认为，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最好是将我们的通告的文字发表出来，而不要看到必定会出现的内容歪曲的谣传。我们把 通告推迟了四天；当公开它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恐慌。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无论会发生什么政治改变，之后不想留下来的人，应该在交通仍然通畅的时候做出离开的 计划。不久，我们对华北的侨民发出了一份更为强烈的警告，明确地建议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要留下的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健康不佳的人，使用我们的交通 工具立即撤离。很快，我们就对所有的领事区发出了类似的警告。这些都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混乱。人们认为我们对即将发生的紧急事务有特殊的消息来源，我们的 一切行动像往常一样都处在仔细监察之下。政府的领袖也谴责我们引起了恐慌；我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逃离的疯狂势头。但是，它早已开始了，即便外国人不这么 做，它也已经发生了。
共产党的司令员陈毅在占领了济南之后，开始向南、向南京以北约二百英里的徐州移动。徐州是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集结 着最大量的国军和军事物资。国民军将士处于可怜的失败主义的情绪中，一般都猜想共产党或者会驱散他们，或者会绕过徐州而直奔首都南京。但是那位不知疲倦、 不屈不挠的委员长却不知怎么地、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情绪；最后【201】他们被说服而要放弃徐州，带走所有能带的装备，并把带不走的销毁掉。陈毅显然没有预 料到，但是在他那独眼同事刘伯承的帮助下，他的纵队包围了开始从徐州撤出的军队。徐州以南的整个地区成了有五十多万军队参与作战的战场。战事持续了几个星 期，政府军持续伤亡、失散或向南撤退。共产党也有很大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虽然一般都认为共产党早晚会到达南京和上海，但是对何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是 否会协商解决放过这些城市和避免战争的恐怖，都有很多急切的设想。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三个月，出现了和希腊悲剧相似的某些情况。委员长的孤 立形象清楚地矗立在致命的军事失败、货币贬值、大众非难的背景上；他沉着、冷静地处于他那些困惑、犹豫不决的同事之中。他和他们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意识到 前程险恶。但是，在他的碰运气、冒险的生涯中，以前曾多次在他并不处于优势时，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事务侥幸的转化，总是使他从粉碎性的灾难中转入到胜 利。他是在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威胁战斗。他在太平洋对面的强大、同情的盟国也在这样做。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使美国意识到事到临头的危险，美国就会 来援救他。他必须倔强地坚持住。
从九月开始，他怂恿我为他的目的去一次华盛顿。在十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在巴黎参加了联合国的会议，和 马歇尔将军对此做了长时间的多次谈话。【202】在谈话中，这位国务卿十分友好地问起前行政院长张群；王世杰博士将谈话的实质报告给委员长之后，委员长决 定让张群去华盛顿。幸好张群向我做了咨询，并从咨询里相信了此行不会有成果。从马歇尔国务卿对王世杰所说的，以及从杜鲁门总统对委员长的一封紧急呼吁的电 报的用词礼貌的回信里，这一点应该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在我送交那封回信的时候，我要那位翻译它的年轻中国秘书用不会造成误解的语言，说明美国总统尽管用词 友好、但不同意给予立即的和充分军事援助的要求。中国人不愿意触犯社交的礼仪，不愿意率直地说明不愉快的事实，而习惯于委婉地谈论它们；结果是当美国人试 图同样礼貌地对待的时候，熟悉我们更为直截了当的语言的他们，会从我们所说的里面得到比我们想表达的更多的安慰、宽心。
王世杰博士对他和 马歇尔先生在巴黎谈话的报告，可能就因此而出现了这个情况；也更由于可以理解的王世杰博士想表明他使命的成功，以及报纸愿意对绝望的公众夸大了那一线希 望。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委员长坚信他的航向正确和他的能力，以及他那奥妙的信念，认为他有能力让美国帮助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战斗。
一九 四八年感恩节后不久，蒋介石夫人来电话，兴奋地要我立刻去见她。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她刚刚通过太平洋电话和头一天晚上从华盛顿去了利斯堡 （Leesburg）【203】的马歇尔先生谈了关于访问美国的事情。我强烈地想建议她不要去做那个几乎不会有成果的访问。但是，我约束了我自己，只去帮 助她做实际的安排，尽快使她和她的使团成行。后来，委员长曾询问，她是否找我咨询过（他说他希望她曾经咨询过我），并且说，他自己对那个举动是很疑惑的。
在 那几个月里，我自己的经历是悲痛的。对处于这个巨大的争战、挣扎中筋疲力尽的国家，和遭受由此带来苦难、却又毫无力量避免它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我感到心 痛。没有办法实际统计大量被残酷杀戮的人，由于无人关心、因贫困而死去的人、逃离共产党恐怖的难民、和被政府军队官兵无耻抢劫的人。同样悲惨的是精神上的 绝望、无告。对共产党的厌恶和恐惧是普遍的。但是政府的官员和军队表现得也一样不好。人们认为，不会有比他们目前的困境更坏的了。
我对委 员长的同情来自长期的交往和对他的许多优秀品质的高度钦佩。 我见到当他代表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的时候，受到了整个国家的热烈支持。那时人们自发忠诚，情愿共度难关；而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进行人们觉得失败已 成定局的战争。人们愠怒淡漠，越来越毫无顾忌地谴责；这真是个痛苦的对比。
在十一月，翁文灏博士辞去了行政院长。委员长想让另一位著名学 者胡适组成新内阁，但是没有成功。【204】没有人愿意出任。最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被说服出任。曾经希望他的象征性的价值可能会至少弥补党内正在加大 的裂痕。但实际上总的反应是轻度的沮丧和惊愕。但是他勇敢地要求他的内阁（特别是在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要有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威；而他自己是要和平的。 他在正要到上海的一个医院做手术之前，接受了这个职位，从而使得这个处在严重、紧急时刻的国家，延长了没有管事的内阁的时间。
在十二月 中，他回到了首都，开始了相当无效的组阁。除非能够明了它的政策是什么，没有人会考虑参加。这是在险恶的危险和困扰的背景下的一个滑稽演出。有一天早上， 他要我见他，再一次探讨美国援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意见。他问我，我和共产党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当我说没有时，他问怎么能够和他们直接联系。在那 次谈话后，他公开地表达了对美国漠视的愤怒。在这期间，委员长让吴铁成入阁；吴是个忠心的党员，对于入阁曾很犹豫，但是他同情孙科的改革意图。他被命令担 任行政院副院长，但实际上是去控制它。
但是此时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甚至不听从委员长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在首都以北伸展一百到二百英里战场 内的战斗，已经投入了尽其所有的预备队，实际上政府已经损兵折将陷于失败。在九月底，金元贬掉了它原有98％的价值。公众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坚决。有一位 最高级的将领白崇禧将军，【205】真地从汉口给他去了电报，建议他下野，以取得和平。中山陵附近的那个美丽但从来也没有住人的官邸，被蒋夫人和他改建成 了一个“颂赞胜利”教堂，特别为政府中的基督徒使用，他在圣诞夜参加了颂赞。在圣诞节那天，那是他从西安被释放的第十二周年，是通过采用他所拥护的宪法的 第二个周年，他做出了退隐的决定，并且声明要副总统来接替，要他有十足的权力为国家的利益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他立即将总统办公厅威风的秘书免了职，并任 命了另一位也姓吴的，为这重大的决定做有条不紊的细节安排。吴先生得到张群和张治中的帮助，一同去拜访李宗仁副总统。总统先宣布辞职，之后，副总统立即宣 布一个经过仔细斟酌词句的声明，要求谈判和平和命令停火。
前一个文件已经在起草，准备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这时，共产党广播了一个由蒋 介石和他夫人为首的约四十五个“战犯”的名单，这使得委员长极为狂怒。筹划的人们恐怕他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而他真地改变了。他急切的召集了全国的主要将领 开会。对他，对所有有关的人，那都是紧张的一个星期。情况一直通告给我，但我努力谨慎从事。谣言开始传播，所有的人都急切地等待可靠的消息。他习惯于对国 家发表新年致词，文字常常是在一周以前发出。但是，在这一年，新年的前一天下午才得到可作翻译和分发的草稿，同时还说明，【206】在有了最后文本之前， 不得向外发出。那天夜晚，国民党核心圈子里的人，真是在委员长的住处，于激烈的讨论下送走了旧岁，但是在第二天登在所有报纸上的消息并没有改动。其他的都 取消了。总起来讲，那是一个有尊严的、高尚的声明。但是它有致命的缺点，它是一个有权力的统治者在和棘手的反叛者打交道，用了庄重、亲切的态度，但是忽视 了他的政府的绝望困境。就这样正式打开了和平的途径，但是如何确实能够取得和平，则未曾提及。
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前那两年的军事情况，是一 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多少光荣的历史。那时，马歇尔调停似乎会归结于联合，在联合之中，美国官员要负责将交战两党的军队组编成一个 有效率的但是缩减的国民军，由陆海空军的军官组成一个精密的结构，要有一些需要的部门和器材。后来它被称为“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Join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JUSMAG,”）。它经常有五百个军官和数目相当的士兵。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军官，都带有随军家属。有一个协议，中国政府提供当地的费用，但是，随着政 府变得穷困，货币贬值，对于枯竭的资源，它成了非常沉重的担负。最初的意思是极为理想化的，计划用最高的西方标准使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要它成为不再爆发互相残杀的战争的保证。
在占用了一九四六年绝大部分时间的冗长的协商中，【207】美国联合顾问团全团在一起，忙于改造 国家的军事系统、从事训练，基于一个设想：能够再度实现和平。在那个年底当谈判最后破裂时，美国联合顾问团还无疑地抱着可能会实现和解、自己还能够实现对 中国的和平和进步做出预计贡献的希望。如果将它撤消，而不用另外一个什么来替代它，它会象征美国放弃了任何这种希望、和对国民政府做进一步的援助。但是如 果保留它，共产党会认为是给他们的敌人更多的援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而加重了他们极度反美的情绪。
实际上，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只获 得准许对重建中国军事系统做原则性的建议，以及训练军官和新入伍者。当一九四八年一月大卫·巴尔（David G Barr）少将上任时，准许他可以对作战行动向委员长做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建议。Barr少将是最优秀的军官，在那个困难的时期尽了他最大的能力。但是要出 成效，他的建议必须由直接和中国地区司令官和军需以及财经官员接触的下属来实现。必须保证有充足的物资，才能够使中国人执行他的建议，使得他们的作为具有 成效。委员长很看重巴尔（Barr）将军，总是专心听取他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根据单纯的军事因素和新的运筹学来计划他的行动，他是首先要考虑个人和政治的 中国人。
有着所有那些附属机构和到处存在的外派站点的这个单位，它的存在必然会让【208】人怀疑，也必然使得共产党相信我们是在作战反 对他们。它的名声和花费却没有给政府带来多少好处。当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时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全部活动越来越明显，只是训练一个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的、理论上的武装力量。
社会方面的情况也使人深思。总地说来，那些军官是有能力的，精神良好，愿意把工作做好。为了使他们满意，让他们带 有家属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涉及了要中国当局在首都住房问题十分尖锐的时候，将急迫需要用于其他目的的一些房屋腾空，还要以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规模修建公寓 和所有的附属设施，以满足习惯于美国体面和舒适标准的那些人。但是和同等社会地位的人相比，那是奢侈的，当生活条件变得更为困难的时候，它的差别变得十分 醒目；只有最高的官员的财富方才可能和它相比。那些兴高采烈的美国太太们，完全天真无知地把她们在经济上的优越招摇过市，去摆脱她们不情愿的背井离乡的厌 倦和无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各式各样的汽车在南京的街道上多得似乎让人讨厌。惩罚是严厉的，但是士兵有时还是醉酒并和中国人戏谑，和他们发生冲突；这种情 况虽然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的时候，总是燃起潜在的反美情绪。如果那些军官让军事作战行动占住身子，那就没有道理让他们家属到来，在严酷的战争情况 中，这种社会对比大部分会被忽视掉。共产党的谴责也会不那么剧烈。
国会批准的军事援助是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没有限定它如何使用。中国在 购买上审慎地和巴尔（Barr）将军及其下属咨询。【209】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末，较多的定货才开始到来，而在那个时候，国民军已经腐烂到了美国的器材 只能延迟最后的结局的程度。我们不仅招致了共产党的愤恨，也招致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恨，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尊重政府，他们渴望和平，并且认为主 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而阻碍了和平。政府也抱怨援助的“太少，也太晚”。抱有各种类型政治意见的中国人都批评我们。经济合作署（ECA）的经济援助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一些批评，但是它对防止共产主义没有任何作用。
美国帮助停止内战的军事援助的失败，激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末， 共产党突然终止了马歇尔协调的时候，政府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首先，它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和由此意味的地位和物质资源。它有更大的地盘和更多、装备更好的 军队，并且有虽然不强但对方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在日本投降后，我们给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物资和经济援助，大部分都是直接由政府受益的。
国 民党的掌权主要是靠了要推翻一个腐朽、异族的王朝的消极意愿（然后对地方军阀也是这么做的），而不是靠了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更为积极的目标。民主和社会改革 都强调在“三民主义”中，也强调在官方的词句里。但是迫切要求军事的胜利，和后来抵抗日本，再后来和共产党的冲突，这些都很劳神。在处理这些当务之急的同 时，一种非意识性的逆转回到【210】了中国官场的古已有之的弊端：盗窃公共资财；首先考虑家庭、朋友和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事业和理想；维持表面形 象、官僚主义的缛文繁节、和庸庸碌碌。
这些邪恶的品行可能在军队的官员里更为流行。像在过去一样，一般的士兵是被忽视的，基本上是被胁迫 进来的，对为什么和对谁作战几乎没有概念，靠着菲薄的给养为生。依赖现代化的武器，但是却没有相应的道义纪律和动力。结果是毫不爱护、胡乱使用那些贵重、 精密的武器和装备，而且一旦损坏就随便丢弃。虽然很多军官受过很好的技术训练而且也很内行，但是都太个人主义，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内聚力。指挥官对拨给他 们队伍的军饷有太大的控制权，但却很少具备对军事行动的判断能力。如果没有委员长经常的努力，情况会是更糟。在一九四八年的后半年，士气迅速变得更糟了。
用 主要是美国提供的飞机和舰艇，从空中和海上长距离运送军队，在有了重大消耗伤亡后再转到其他地方或被共产党所驱散。对于这样的一种战争，那个萌芽海军的用 途，从花费上看很难说是值得的。为保卫那些城池（后来毫无例外的都失落了）修建碉堡和挖筑壕沟也是这样；当时军队应该忙于袭击、包围和歼灭共产党的纵队。 所有这些浪费都是在百姓贫困、共产党精明地使用极少资源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慷慨提供的飞机、舰艇和卡车，起了未曾预料的作用：消磨了中国人的主动性和独 创性；并且使得他们过于依赖机械化的设备，除了从单纯的技术角度看以外，【211】他们缺少聪明地使用这些设备的经验；也过于依赖于他们学到的：向我们寻 求钱币。
说明我做大使期间的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更多不是为批评，而是为了将来从这些失败中得到指导。中国人民渴望独立、统一、和平、经济 复苏和民主的政府。这些也是美国的政府和人民寄希望于中国的。由于我和双方的关系，为了这些目标，在忠诚方面应该没有任何冲突。中国人知道我热爱他们的国 家，我关心他们的福祉，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以及我深信他们的内战可以通过范围广、不受约束的合作而取得和平解决。所以，我具有他们对我信任的充分优势。
但 是我没能够做到，使他们失了望。在帮助马歇尔将军说服任何一方对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以便可能达成协议，对此，以及在削减当时我认为是主要问题的恐惧和怀疑 上，我都没有成功。在这些协商终于破裂后，我没有能够影响控制美国和中国双方的政治行动的人，达到可能会取得建设性结果的程度。
过去，即 便中国人证明自己能够实现联合，美国的政策也是要参与实现包含共产党的联合。这时，美国的政策完全反转了。在那多事、不愉快的两年里，我们对全球共产党的 面貌知道得更多了，它毫无疑问说明了我们对中国式样的共产主义的矛盾态度。但是在中国内部，事务基本上还是保持在虽然他们各自有疑虑，我们着手敦促双方联 合起来的时候的情况【212】，只是这时对他们双方都是更为困难了。
我们对出现在无论什么地方的共产主义的真正实质，是否是过于无知，过于不加猜疑？我们是否过多对国民党内部发生彻底的、明显的改革抱有希望？日后如果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做？
由美国的技术咨询、经济援助和贷款，我希望有个和平、统一、进步的中国，这个梦想失败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它是正确的，而且可能会实现。我部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和他们的历史，部分是由于我对自由社会里的民主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中 国总归是个单一文化的国家，深深地被家庭、历史、经济和其他的关系所盘踞着。近来，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充分表明，共产党的策略带来的危险是极为实在的。 但是最为实在的挫败它们的方法，是充分地和自由地公开实情，是在民主领袖之间激起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和献身于公众利益的新标准。一党的制度只能被指责国民 党所犯下的那些错误所败坏。民主总是会坏得像它的人民所允许的那么坏。唯一纠正的办法是更多的民主，人民在其中会决心维护自己。共产党阴险的渗透，他们那 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理论，他们毫无顾忌地采用任何手段，这一切都只能由相信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中还有其他、应不惜一切来保卫的价值的老百姓来警惕、防卫。如 果中国，以她依赖妥协、不走极端、寻求中庸的传统，表明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那么它对这个问题更大的方面不会没有益处。由于这些原则是永恒的，人类的和环 绕人类的精神力量是在一切力量之中的最强者，所以我相信，我对中国的梦想最终会得以实现。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213】 一九四八年的结束也是中国的一种政治制度和一种传统的终结。在那年最后的那几个星期里，围绕委员长的世界正在崩溃，但他仍然在高度沉着、勇敢、和顽强的意志下，静静地制订他的计划。
在 圣诞节那天，他做出了隐退的决定。他任命了一些他信得过的同僚制订程序的细节，并安排李宗仁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进行接管。他想有秩序地移交权力，但要继 续和共产党抗衡。在他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他希望和平，而且他已经准备好引退。但是，他提出了要共产党接受五项条件，作为他引退的先决条件。
一 个星期过去了，共产党没有任何反驳，只是在他们的广播里讽刺挖苦地提到它。政府认为那个和平措施已经确实被拒绝了，所以就着手制订了保卫首都和迁都广州的 计划。又过了一周，毛泽东广播了包括他的八项条件的激烈答复，并且同时命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这使得政府的领袖们更为困惑。那八项条件极为苛刻，最终几乎 是无条件的投降，第一项是要求把“战犯”交出来。
共产党兵分三路前进，到达了南京对岸和南京以东和以西容易渡江的北岸【214】前，实际 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明智地、也没有效果地派了四个军过了江，想阻止共军，但共军邻近时，又把他们撤了回来。在南岸附近的小山上筑建壕沟和水泥的碉堡， 浪费了钱和人力。所有负责的领袖们都意识到继续进行那个战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投降则是悲哀和耻辱。自从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建立了政权后，他们一向是中国无 可争议的国民政府，打胜了抗日战争，最后在联合国里还有了“五强”之一的最高威望。
在绝望之中，政府试用了多种权宜的手段。他们咨询我， 让我去和“五强”的其他四国联系；虽然我指出用这个办法不大可能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还是试着做了。请求那些政府或是单独或是共同施加影响，来帮助将对立的 双方带到一起来。每一个政府都立即并且有礼貌地拒绝了，解释说，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对掌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屈辱的 困境，但是在中国，这样“丢面子”以及无法再充胖子，对一个人和一个党，这几乎比当前困境给予的屈辱更为屈辱。在约一个月以前，匆匆忙忙做了迁都广州的决 定，随后又同样匆忙地取消了它；在长时间的争论后，再次做出了迁都的决定。接着的情况是，对全世界暴露了国民党领袖们内部（很多是个人之间）的矛盾。我和 许多个人谈话时，几乎无一例外都明显地表明了他们希望明确或影响美国的政策，来立即拯救他们。【215】
我所能做的只是表达一种干巴巴的同情，并且让人们不要依赖美国能够起到天降解围之神的作用。
中 国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到广州去，这样就有助于保持他适当的地位。从技术角度上看，我们对此都有授权，是应该随着它去“临时首都”的。路易斯·克拉克 （Lewis Clark）是我的领事，他有公使衔，受命带领一个工作班子去了广州。属于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那些大使，在那些困扰的许多星期间，曾举行非正式集会研讨。 大家都有相同的意见：暂时留在南京；它也得到他们国家的类似的支持。由于这个集团成员的态度，也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国决定的同意态度，使我不得不知道我们在 世界上的新地位。有几个小国家训令他们的代表：美国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里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后来，在所有大使馆中，只有苏联大使迁去了。他和 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说，他的政府命令他这样做，以避免如果他留在南京会出现谣言和猜测。苏联似乎比较谨慎，根据协议、外交礼仪做该做的事。
这 时，中国政府有他自己的问题。对于哪里是实际的首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孙科在他后来安全到达广州之后，还说政府仍然在南京。曾经决定，所有部门的头脑都要 留在南京，但是大多数都溜到了上海，或者自己设法去了广州。不幸的低级官员的困难可以从下面的情况表明：属于外交部的二百人，带着随属四百人，【216】 他们开始了艰苦跋涉，在一个十分拥挤的火车站呆了三天，那时火车的服务都乱了套。当他们最终上了车之后，为了让位于军队，他们以及其他的乘客都在去上海的 某个地方被赶下了车。最后的消息是，他们在吴淞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有轮船送他们南下。另外一群卫生部的八十人，在上海等了四十天。可以想象到，办理公事会 是多么缓慢和紊乱。
共产党在广播中对委员长新年文告驳斥后的一周，委员长悄悄地飞回到在浙江沿海附近丘陵地带、他那风景如画的家乡。一九 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副总统代理了总统。但是忠于委员长的陆海空军下属仍然要他，并且只听从他的命令。对于他的专横、支配人的性格以及中国人高尚的 忠诚的美德有多么深厚，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证明。他极仇恨共产主义，从良心上讲，他既不可能无作作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李宗仁代总统陷入了几乎无法忍受 的处境。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委员长开启了谈判的大门，政府也正式批准了它。但是李宗仁几乎是孤独地留在了首 都的困境中。共产党的先遣队就在长江的对岸。他们的广播天天嘲弄显然在犹豫并且在瓦解的政府，而且不断附加许多无法理喻和离题的要求。剩下的政府军仍然是 由服从委员长命令的军官在指挥着。货币一天天贬值，贬得几乎毫无价值。所有的金银和政府的流动资财，都在委员长的命令下送到了台湾。【217】这表明他和 共产党战斗到底的决心。老百姓渴望和平，一般都认为共产党会得胜。李宗仁自己是在战犯的名单上。在共产党的要求中有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幽默：要和谈，先决的 条件是要把其他的战犯交出来。李宗仁独自留在被遗弃的首都，被他的已经离去的同僚们的争吵弄得无能为力，被共产党批得体无完肤；但是他勇敢地继续寻求和 平。一个非正式的使团到北平去开辟途径，共产党蓄意冷落了它。
一九四八年最后的一两个月和一九四九年的头几个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有意义 但却是感到无能为力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在日本入侵中国后不久，当时的美国大使、我的朋友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Johnson）那时对我说，大意是，我们是坐在前排座位上，观看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齣戏，无能为力做点什么，只能观看它、了解它。那时我怀疑，那位美国 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个观众。但是，现在，我是坐在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个甚至更为悲惨的演出。
前面的那齣戏，至少还有高贵的英勇性质，是意 义明确、联合抵御一个远较强大的外国侵略者；而这次的，却是在两种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战斗，被官僚无能败坏了的民主理想主义的一方，屈从共产主义教 义、偏执、无情、令人难以容忍、败坏了有生气的社会改革的另一方。苦难中无言的广大群众受难者，对双方都不在意，而且对它毫无力量有任何作为。
【218】 我希望能够像往常一样回燕京度圣诞节假期，但是没有那样做，因为那时战斗已经把北平地区包围了，而我在那里露面会引起不合适的注意。计划任何一次旅行，我 都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在希望和平的愿望开始表现得更强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多年以来，我都在燕京庆祝圣诞，为教师的小于某个年龄的孩子，在下午举行一次聚 会。在最初，只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主要是美国的孩子；到近年来，数目达到了两百个左右，主要的都是中国孩子。没有能在北平买到那些物品，所以我要军人服 务部送一定量的蔻蔻、糖果，等等。我知道这些物品在关闭城门（防止共产党进入）前一天送去了校园。校园不久就被共产党控制了，但是进行的圣诞节和宗教的活 动没有受到干扰。
尽管我很失望没有能够去我认为在世界上我最为所属的地方去度圣诞节，但是，最终我很庆幸我被迫留在了南京。我们大使馆的 几乎所有的“从属”和其他被看作是非必需的人员，为了安全的缘故都被送走了。因此，为了在我的新家的成员中维持圣诞节的气氛，并且在他们的孤独中更熟识他 们，就成了我的快乐。我曾两次计划为那时在南京的燕京校友举行圣诞前的聚会，但是觉得在国难期间即便是亲密朋友的聚会也似乎有使人不愉快的味道。因此，在 一天晚上我宴请了二十位左右他们中较重要的人物。一个经心布置的圣诞树和一些适当的庆典，我的家为聚集而来的阴郁提供了一些圣诞节的欢庆。【219】
在 情况迅速发展的这几个月里，在美国也发生了对中国和我都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委员长和他的同志相信多马士·杜威（Thomas E Dewey）实际上保证会当选，这就意味立即给中国有力的军事援助，不再像杜鲁门-马歇尔那样犹豫。这样的干预是否值得以及是否可行，在总统选举有了令人 吃惊的后果之后，成了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我们附加几乎任何条件，委员长都会欢迎接受。
在十二月初马歇尔国务卿 做的那个大手术，以及他后来的辞职，使我深深不安。我和他密切相关的人一样，都不得不对他那伟大的品质十分尊崇。因为是他挑选我担任这个职务、而我同意只 要他觉得还需要我的帮助，我就担当下去，更不用说我早已超过了一般的退休年龄，我当然应该和我的上司一同离去。在我被任命时，艾奇逊（Acheson）先 生当时是国务次卿，在马歇尔任职的头几个月，他继续担任那个职务。因此，我和他在远距离上有些交往。我设法让总统和他不要对我的去留担心，但是他们愿意我 在中国的混乱变得明朗前，留在位上。
这自然就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质这个极其复杂、极有争论的问题以及我和它的关系上。我是全体中国人民 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我的朋友中有共产 党，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很多燕京的学生“去了山的那边”，后来我遇到的一些告诉我说，他们相信是按照燕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而生 活的。这是那个运动的理想主义的方面。我热烈地坚持自由，我无法不用它来理解他们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经历。在马歇尔调停期间，我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来消除互 相间的怀疑和误解，而怀疑和误解在当时可能并不是联合的主要障碍，主要的障碍可能是无法协调的意识形态。
但是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期间， 马歇尔国务卿和苏俄打交道的经验（美国全国都和它有共识，也受到大部分西方世界意见的支持）致使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后来都认识到，各个国家 的共产党都在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下，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要在任何联合中做主宰，并且用它的力量去加强一个独裁制度中所有的邪恶；简单说，共产主义对自由制 度是个阴险的威胁，它为了达到目的，肆无忌惮地使用任何手段；对它要处处小心防范，要与它战斗。
后来，我接到了极其明确的指示：怎么也不 要鼓励、帮助组建包括有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政策似乎已经完全转变了。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它是否会被以下的因素所 改变？如历史的、种群的、和中国环境内在的其他因素；是否可能在如此大量、如此散漫的人群中推行、使用极权主义的办法；以及领袖们是否能够消除民族的意 识。在共产党迅速增长的时候，美国报界的【221】意见普遍反映出沮丧，并且包含很多对国务院的尖刻批评。在纽约市，我的两个好友，都是所谓的中国权威， 在二月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那个辩论报道是情况混乱的一个缩影。一方是斯坦利豪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他自以为是的论点是，还不能说不能帮助蒋介石的军队恢复其军事力量；另一位是那散尼尔·派非（Nathaniel Peffer），他坚持的主张是，要从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撤出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对中国的老百姓全心全意地做点有建设性、有用的事 情，来抵消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所惧怕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作用？在所有这些翻腾的混乱之中，有十分明确的指导原则，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急切地渴望和平。
这 很有讽刺意味。美国是通过争取自由才建立起来的，她还在全世界首先以其所能建立了经受过不断检验和改进的真正的共和形式的政府。我们的历史和大家熟知的我 们对中国友好的帮助，曾经是中国改革精神的灵感所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林肯对民主的不朽说明的巧妙翻版。在苏联标准化了的共产主义，已经蜕变成了充 斥着邪恶的极权主义仅存的一个形式。但是，在中国，那些领导以民主和自由为口号、走向胜利的革命的人，却谴责我们说帝国主义在帮助反动势力和腐朽的官僚体 制。
对和平的期望越来越大，最后凝结成了一个“人民代表团”，由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博士带队，成员中有没有被共产党攻击过的、地位显著的 国民党官员邵力子【222】。（颜惠庆博士曾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我记得他回来后告诉我，在莫斯科有多么无聊。俄国人都不敢和外国人有什么社交来往，因 此，外交界那个小圈子的人轮流互相招待。见到的总是同样的那些人，吃同样的饭，没有其他花样。他幽默地对我评议说，现在外交界使用的粗鲁甚至无礼的语言， 那和他在欧洲许多首都学到、经历的正式的语言和礼仪是非常不同的。）这个和平使团的成员都是受人尊敬的上海人，只有邵力子代表国民政府。一再延迟动身，引 起了共产党的怀疑后，最终在（原文误为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起飞了。这是颜惠庆博士第一次坐飞机，由于怕飞行会对他的心脏有影响，他还带了一 位医生同行。共产党的领袖们接待了他们，这对他们的和平愿望带来了有希望的信念。不要设想这次探索性的行程会包括什么细节，但是答应他们，在三月十五日之 后，尽早在合适的时间，请他们到北京参加一个和平会议。颜惠庆博士和邵力子先生从北京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在的石家庄。但是一到了那里，就告诉他们要坐吉 普车走三十英里的乡村道路去一个村庄。行程结束后，他们累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还僵硬、酸痛。这是颜惠庆博士的又一个新的经历，他瞥见 了甚至是最上层的共产党人生活的俭朴。使颜博士惊奇的是，他发现那个有名的共产党统治者是个和蔼、有时甚至是善良的、可亲的主人，而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厉 尖刻的人。
代表团在二月二十七日返回了，它产生的乐观情绪大大加强了代总统的地位。代总统在那时飞去了广州，去邀请行政院长返回南京。 【223】这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使得他更被认为是愿意做一切的努力，去将他的政府团结在一起，并为和平而努力。在中国这样放下架子、屈尊以求，比如果发 生在美国的意义要大得多。孙科很快就发现他处于两难之中：是拒绝服从（那就是他事业的完结），还是回南京（在南京的立法院已经召集到了法定人数，并且谴责 他迁去广州）。最后，他回来了。
我想在这些回忆录找个地方，对我在中国整个生活期间，以及更是更近以来官方关系中认识的美国武装部队的军 官们致以敬意。这里似乎是合适的地方，因为贯穿的主题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因为这些美国人也是由于传统和环境使得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的。 在北京，我不太正式地认识在我们大使馆任职的海军和陆军武官、轮换的海军陆战队卫队的指挥官、和偶然来访的军官。日本人释放我之后，在当他们去了北平，以 及我去昆明、重庆和上海的时候，我见到了更多的这些军官。
在上面提到的最后那个地方，上海，在我就要飞去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了魏德迈将 军，在和他亲切的谈话中，我个人第一次领略了他的优异的品质。对美国军人的这个总的好印象，后来在我们大家都正式代表我们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时，得到了大大 的加深。即便不是军人，是个老百姓，也能够看得出他们的专业造诣和他们高水平的责任感。他们是我为之骄傲的美国同胞，我深深珍贵他们的友谊。【224】我 首先尊崇、极为出众的马歇尔将军。就我的记忆，和我接触较多的 大卫·巴尔（David G Barr）少将，海军中将奥斯·卡巴志尔（Oscar C Badger），海军少将佛兰西斯·欧尔德（Francis P Old），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默瑞（Stuart S Murray），毫无疑问地还有我自己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官等，也是同样出众。我接触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机会很有限，但是就我所接触过的，他们也都是这 样。
我当然知道还有另外的一面。但是我主要的兴趣并不是无条件地称赞美国的军人，如果中国军官也有同样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同样的较 高的品质。我们军官所具有的那种品质，并不只是由于他们经过很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和受到好的对待，它还由于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从岗位近处观察他们，显然看 到基督教的信仰成了他们文化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因为它在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和特征。中国今天的悲惨状态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科学训练不足，二是在一 个貌似现代化的军事体系中，它的军官却没有道德伦理的标准。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战争的恐怖和仇恨，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制度，能够为了美国和全人类，在 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危急时刻，训练我们可以完全信赖去承受保卫国家责任的军人；我们为此感到庆幸。
在政治上的困惑加深之中，在三月一个阴雨 的星期六，有一个让人高兴的插曲。在我家里，傅泾波的二女儿和李汉铎（Handel Lee）博士（我在南京神学院的学生，后来是那里的校长）的儿子举行了定婚聚会。我这精神上的孙辈、年轻、美貌的夫妇，就这样把南京神学院和燕京大学结合 到了一起。傅太太和傅约翰是从上海来的。我的客厅真地是摆满了代总统和其他中国的朋友送的花篮。【225】我用两种语言主持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理查德 （Richard）和多罗茜（Dorothy）交换了戒指，然后送上了点心和饮料，客人们随意地聚集交谈。那是个不寻常的聚会，有传教士、中国教会的人、 政府官员、燕京校友、还有大使馆的一些人，包括身着军装的海军和陆军武官。他象征了我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它们每一个都激起了我相当的情感。
除 了这个小小的浪漫插曲外，那天还是充满大事的一天。我们收到了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具体条款的消息；陕北共产党广播了包括了至今最为明确、直率的中国共产党和 苏联结盟的声明。这个广播显然是被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激惹起来的，也被认为是由莫斯科授命的。它颠倒是非地指控由美国带头的“战争贩子”阻挠苏联在联 合国为和平的努力。它极力颂赞斯大林。那整个的声明发散着仇恨和偏执，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忠诚。在无疑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的这个和其它广播里，他们谴责美 国帝国主义，其恶毒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谴责国民党。他们开始说我“仍然是（过去是委员长的，现在是李宗仁的）南京的太上皇”，意思是他们是美国帝国主义的 走狗，都在听我的指令。他们要李宗仁脱离开蒋介石和我。
货币的问题很快变得甚至比军事问题还严重，它损害着军事也损害着公众的士气。通货 膨胀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到二月末，全部流通的金元劵只值两千万美元。【226】但是，一个月之后，它贬值了一半。在二月末，发行的钞票达到约为三百亿金元 劵，在一个月后，它增加了150％。对美元的汇率每天大约增加百分之十，日用品的价格也保持在这个速度上。情况变得严酷可笑，因为印刷厂无法足够快地发行 使用的新钞票，因此，利率达到了无法想象的数字。在四月份，政府的收入只有它支出的5％，而且征收的花费超过了他的收入。尽管经济上有所有的这些困难，但 是政府继续付清它所有的外国债务。
这大大地有利于它，但是它却被一些异常的情况所抵消，例如从青岛将食物空运给太原的军队。山西坚定的省 长阎锡山已经长时间被困在他的省会，如果要把它守住，就需要不断的食物供应。太原拴住了共产党的军队，不然，那些军队就可以去进攻其他地方。但是在北平和 天津失守之后，守住太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就减少了。如果太原失守，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尽量把一些武器空运到像汉口那些需要的地方，但 是防空火力使得空运十分危险。最多能做到的可能只是推迟投降。这个穷困的政府决定了每天挥霍三十万美元用于这个和柏林空运相似的空运。它显示了个人之间的 关系是何等重要，以及各处的政治争议如何有违于一般常识。在那时，那个被困的城市里面的居民，成千上万地在挨饿。
在一九四九年的头几个 月，李代总统既有计谋又有勇气地应付着这些重大的问题，【227】赢得了很大的尊崇和同情。我们继续对他说明这一点，但是却无法给他其他什么帮助。最后， 何应钦将军显然是由于值得尊敬的动机，同意担任了行政院长。但却很难组成内阁；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在地位上和能力上都不是第一流的一些较年轻的人，但是 他们干净、清白、有公德心。在中国事务中，已经到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的时刻了。（S Y Liu ，Liu Kung-yun）刘攻芸（音译）先生以这种精神担任了财政部长；我对他说，担任财政部长比在前线打仗还要有更大的献身精神。曾经服务于各种财经岗位、名 声清白的两个燕京校友，被任命为副部长。我建议他们二人接受任命，因为这是表达爱国责任心最有用的形式。将“政府定位”在遥远的广州不是没有很大的缺陷， 政治的压力更加重了管理上的困难。总起来讲，广州的国民政府比较反对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努力，它还怀疑李宗仁正在准备做过多的让步。
此 时，委员长在他的家乡有秘书班子、卫队、长途电话和所有指挥事务的手段。不断有人去看他。人们说他在熟悉的景色中、友好的乡亲间，看顾孙儿嬉戏，过着一般 退隐官员的田园休闲生活。但是，他实际上是在积极地谋划军事和其他事务。他不断给代总统和行政院长发出信息，说他尽力支持他们，他无疑是真诚的。他知道会 谈会失败，战争会重起。他指望着美国最后被共产主义的威胁所唤醒，那时我们会援助他。
中国古老的师生关系超越了所有抽象的权力和宣称。空 军和海军的首领【228】以及高级将领们都忠于他，不是忠于任何名义上的领袖，更不用说忠于并非实际是人的国家了。有近代头脑、在国防部任职的年轻官员认 为，如果他们能够有统一的指挥，有协调的陆海空军，他们就可能使共产党渡长江成为冒险的行为。但是比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发给军队的银圆。军队不要金元劵，每 人每月要四个银圆（两美元），即便是两个银圆也能够维持住士气；否则共产党的间谍用硬通货或者单纯的许诺就能够把他们收买过去。政府有三亿美元的金条银 元，但是大部分都安全地放在台湾；大量的军火也是这样。
一九四九年的头三个月，和谈的准备缓慢地拖延着；就像后来证明那是个四月一日愚人 节可怕的玩笑，正式的和谈六人代表团在那天起程去了北平，带队的是张治中将军。然后是两个星期的非正式讨论，在此期间，从北京来的报道和无稽的传言使得公 众的焦虑和宽心起起落落。货币也跟着起落。和由于军事胜利而骄傲自大的共产党打交道的所有的人都在渴望和平，李宗仁在寻求和平上表现出了勇气。当他谦逊、 耐心地避开共产党的傲慢无礼时，以及恳求他自己团体内部团结一致时，他持续地赢得了民意。
共产党要做目中无人的征服者、毫不妥协的一党专 制的独裁者。他们装腔作势地将和谈代表团说成是“毫无诚意”的，这是他们自己喜爱使用的字眼。他们起草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命令政府的首脑们在虚线的地方签 上字。【229】根据已经熟悉的方式，这些首脑们要坦白他们的罪行，并且要恭顺、单独地请求复职。他们要交出所有的资产，并且要执行自己的任务，直到解除 他们的职务。那时，国民党政府就要自行解散。政府代表团在他们两个星期的耐心讨论中的成就，只是软化了不多的几个词句。
我是极其失望了，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许多领袖具有中国的传统和优秀的品质，所以曾经希望那些传统和品质能够避免那些不可理喻的极端。它有多少是由于他们长年的艰苦奋斗和个人 仇恨加深了的、胜利带来的骄傲自负，有多少是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致，有兴趣的人可以做做推测。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做出了那个致命性的决定。他们对所有 野战军司令员发出了命令，要他们渡过长江，“解放”南方的那些省份。在命令中，他们说，对方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如此“宽大、合理”的方案；这不能不使人再次 怀疑共产党思维的奇特之处。他们的训练是否使得他们的脑筋不能和其他所有人做出同样的判断？他们是否真相信他们定规和平的那个文件，在调子和条件上包含了 宽大、大度、合理、理性？亘古以来，中国人就纪念春季的清明节，到祖坟去扫墓，清明节和在时间上差不多的我们的复活节有类似的精神。我曾打算为此目的在四 月初去杭州，带大使馆的几个人和我一同欣赏优美的春天景色。行政院长通知了省长和市长，这意味着尽管我请他们不要，但是一定会有一定的官方宴请。我说我不 做公开演讲，但是建议【230】和国外的使团、可能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中国的基督教士、以及燕京校友见见面。但是在起程前的一两天，共产党惊吓了代总 统，强制要求说，如果在五天之内不同意，那就是让他们渡过长江的信号。当我告诉李代总统我已经不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感到他宽心了一些。
接 下来的是复活节前的一周，但是在我，它的神圣追忆大部分被一天天的事件、和焦急地猜测北平的会议可能揭示共产党的意图所遮蔽了。他们希望的是真正的代议制 政府，还是一个极权式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涉及到人类的命运。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棕榈星期日）开始，来访我的人数一如既往，但都带有危急即将来临的 意味。来访的有各种级别的政府官员，有没有民主希望前景、但厌恶几乎已经来到了城市大门的共产党、夹在二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有来找我对发生的真实情况做 些非正式说明的美国新闻记者，有处理日常和紧急之间中间地带事务的大使馆官员。那位疲惫不堪的年轻财政部长或他的某个朋友，几乎天天来访，询问美国是否可 能对财政混乱和为发给部队需要的银圆给予帮助，至少在和谈期间给予帮助。
穆斯林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飞来首都参加会议。一天上午，他按照事 先的约定来看我，他希望去美国就医。为避免引人注意，我们是在一个传教士朋友的家里见的面，这位省长的秘书曾是这位主人的学生。中国的西北地区大部分住着 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那个地方有很强烈的反对共产党的情绪。对他们的坚定抵抗，美国要采取什么态度？【231】由于这个地区接近西伯利 亚，所以谈了事先计划的这个问题。报纸说这位独特、有趣的长官体重三百磅，但是他说他只有二百四十磅。我请他和他太太晚间吃饭，因为在晚间猜疑会少些。我 吩咐厨师不要上猪肉。
第二天又是紧张的政治和一件让人高兴的爱情故事混杂到了一起。一个美国陆军军官和一个法国大使馆的姑娘下午在我家中 结婚。大约一个月前，他们问我，我是否能主持他们的婚礼（这种要求的次数已经让人吃惊了），我评谈了一下他们预料这真有可能的冒险勇气。我的客厅用春季的 鲜花布置得很美妙，我的法国同行将新娘交给了新郎，整个的婚礼是个令人高兴的插曲，插在聚拢来的阴暗忧郁之中。
复活节那天的天气也反映了这个气氛。那天很多时间，我都在设法安慰我那些极度烦恼的朋友。我曾经允诺在一个联合的礼拜里用英文讲道，虽然任何讲道人在这样的分心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准备好他的布道，但是在这焦虑和恐怖之中，宣讲永世的基督徒信心却是感召人的。
按 照安排，那天晚间代总统到我家来，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也应该到来。加拿大大使困在上海，后来很不高兴地知道了他没能参加损失多多。多米·戴维斯 （Tommy Davis）是一位强壮、富有精力的人，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李总统的秘书为他带来了共产党最后通牒的译文。它甚至比我所害怕看到的还要傲慢、不逊、强 硬、不妥协。我们听得十分愤慨。当李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僚无法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我们当然无法对他做任何建议，【232】但是我们让他确信我们 衷心同情。这个复活节就以这个严酷的通知结束了。
这时，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已经毫无希望。多快就能够渡过长江？南京的命运会是如何？星期一 上午，李宗仁多年的亲密同僚白崇禧将军来看我。他告诉我，李已经决定，在这个危机中，他坚持委员长或者恢复职务全面控制中国，或者就离开中国。那天下午， 李找了傅泾波并且告诉傅，李本人虽然会留在首都直到最后一刻，但是李促请我和所有使团的首领都立即迁去广州。
两个月来，有一排海军陆战队 保卫着大使馆，预防政府的军队撤离后、共产党还没有接管的那段时期；那段时期可能会有激烈的战斗，或者会有散兵、败兵以及更为无法无天的平民的抢劫和掳 掠。最初的计划是让一艘海军舰艇继续留下，一旦恢复了秩序，就让海军陆战队员上船，或者在需要时，把我和其他人撤离。但是国会的表决砍掉了海军的拨款，使 得在上海的司令官无法为南京保留一艘军舰。但是他向我保证，我什么时候需要，三天之内就会开来一艘。我据此在十天之前提出了要求，但是有了些耽误；对我们 来说真是幸运，舰队司令柏德戈尔（Badger）最后阻止了派船来，除非我对他做出否决。英国人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人也都遵循了同样的做法；由于安全，或 是需要运送必需品时就派船来。
共产党的最后通牒在四月二十日到了期，此后他们就会开始渡江。【233】英国大使腊尔夫·斯蒂文森 （Ralph Stevenson）爵士加快了常规的舰艇轮换，使舰艇会在那个日期安全到来。在星期三早上，他电话上告诉我，溯江而来的紫石英（HMS Amethyst）号最后的无线电报告，说她被炮火攻击了，伤亡惨重，船在下游几英里处。腊尔夫（Ralph）和我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任职的，我们立刻就 成了好朋友。我听着很同情，还带点宽心的意味，因为觉得那也很容易发生在我身上。救援的僚舰（Consort）立即就冒着北岸不断的炮火快速驶向现场，北 岸还击的炮火被打哑了一部分。但是炮弹十分凶猛，僚舰（Consort）无法停下来援救，所以她继续向下游驶去。在同时，黑天鹅（Black Swan）和旗舰伦敦（London）号从上海迅速开来，但经历了相同的情况。紫石英号的一些伤员和其他人游到了南岸，后来乘火车可怜地到了上海。还有些 人经过了很大困难被水上飞机救了去。
所有的这些船一共有百多人的伤亡，几乎半数是阵亡。紫石英号完全丧失了，其他的都受到了重创。实在无 法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事先不做警告，就对中立国的船只开火，而且有意地继续炮轰；为了人道主义的缘故，长期以来所例行的程序却不能那样做。英国的军官最初 以为共产党可能不认识悬挂的外国旗帜，所以清楚地指着船体和立即升起的白旗。也许他们已经得到了准备、或已经在执行渡江的命令，而不幸的是紫石英号开始不 能动弹的地方正是要渡江的那个地方。他们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英国的那些军舰是在帮助他们的敌方，而且是首先开火的。
无法饶 恕、残酷无情的是【234】甚至不准援救死伤的水手，但是我却隐隐觉得其他中国人对这个看成是国家的自豪感。外国、主要是英国的商船和军舰，长期以来就在 这条大河里以自己的愿望、肆无忌惮地来回航行，可是现在终于被英勇地攻击并且被打垮了。鉴于在共产党所咒骂的之中，我们美国是被单挑出来的，所以从更宽广 的角度看，幸亏那是英国海军而不是美国海军。顺便说说，他们陆上炮火的瞄准是优秀的。
第二天下午，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从华盛顿来到了上海。在华盛顿他在国会为经济合作署（ECA）还没有使用的伍千四百万美元做了争论。他、我和我们各自的同事们都认为，根据 美国的国家利益，那笔钱最好是用于平稳币值，使政府能够用银圆给他们长江前线的士兵发饷，而不将它用于救援和重建的项目。它最好也不过只能满足一部分的需 求，而最差则不是在战争中浪费掉了，就是给共产党送去了不该送去的援助。罗杰（Roger）回来的时候带回了自己的太太，以及他同事艾伦格里芬 （Allen Griffin）的太太；那两位太太是为了安全返回美国的。这些太太的来来回回代表着那个时期的犹犹豫豫和意见的变化。我要那两位男性和另外两位直接有关 的人星期五从上海过来，以便了解华盛顿的情况究竟如何，并且看看是否能够做点什么，来帮助心烦意乱的中国官员避免经济和军事的崩溃，同时设法防守住长江前 线。他们来电话说，他们愿意一同乘我们大使馆的一架飞机来，第二天返回，两位太太要陪他们来。【235】
在以前的旅行中，这两位使人愉快 的夫人常常和她们的丈夫同来；但是我打回去了电话，说我很怀疑她们这次是否该这么做，如果只是男人早上来、准备好下午返回，那会比较安全。行政院长何应钦 曾邀请他们一行晚宴，并且想在其他人按时到达之前同罗杰（Roger）和我私下谈谈；但是那天早上他来电话取消了那个邀请。这些细节有助于生动地描述在中 国那段时间里生活的不协调。我们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人，常常遇到不知道怎么会没有发生那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我们对我们四周人类的苦难悲惨遭遇变得冷漠无 情了；我们对价值的颠倒已经熟视无睹了，譬如胜利的敌人实际上已经在渡江，而全军司令官兼任的行政院长却计划招待外国客人，本能地维持这些社交礼仪，并且 还具有愚蠢的希望，希望美元可能奇迹般地阻止敌人的前进。
如果中国政府有意继续它的军事抵抗，长江就是一个天堑，天然的屏障。有一位就职 于国防部的年轻、极其有为的人曾经对我说，长江抵得上三百万军队。我的陆军和海军武官支持他和其他类似的人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国防部有统一的指挥，有陆海 空军的协同，加上用银圆给军队发饷并且得体地对待他们，他们就能够守住长江几个月，并且很可能使得共产党改变自己总的策略。
整个的国民党 军事系统漠视士兵造成的令人震惊的后果，终于完全现实地暴露出来。他们从来就厚颜无耻地不管士兵的生活需要和舒适，并且也不教导他们为什么战斗。传统上就 是这样【236】对待士兵的。在抗日战争时，每个士兵都有自己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缘故。即便在那个时候，军官们的贪污已很猖狂。在国家的资源变得枯竭、前景 变得无告的时候，贪污仍然继续。在我尽力想办法将经济合作署（ECA）的余款用来帮助给军队发饷的时候，我从我们精干的年轻财政代表保罗·派克（Paul Parker）那里知道，几个月以来一些高级将领扣押了三千万个银圆，这真让人恶心。当问及他们时，他们歪曲、抗辩说有些最后实际上已经给了士兵。很容易 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作战的意念。只是单纯的活命本能就该使得军事和民政领导校正这些弊端。
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一行在多事的那个星期五下午离开之后，我们整个外交团体聚会，再次讨论我们是否应该随着政府去广州。政府的代表们正在尽快离开，其中有人要 我们也这样做。但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仍然和过去一样。第二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要我回华盛顿商议。随后的信息往来把事情弄清楚了：不一定立即就这样做，要等到 给我更明确的命令时、或者如果通信断绝了而我觉得该那么做的时候再去广州。我十分希望能够停留得足够长，以便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且给他们机会来讨论和美 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谈，那就相当明确，他们不愿意和任何一个美国官员谈，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来制订我们的政策。我也非常愿意让所有的外交界 继续一致行动，我要求北大西洋组织的人在下星期一再次开会。他们都强烈地和我【237】有同感，这个感受的消息传送去了所有代表的首都，包括华盛顿。
留 在首都所有的国民政府官员们都匆匆忙忙地在星期六上午离开了，警察不见了，也没有了约束。就像任何这种时候一样，抢劫掳掠开始了，不久就变得无法控制。那 天夜晚是恐怖、乱打枪、抢劫、担心未来如何的一夜。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只留下了六个人，其余的都飞去了上海，以避免让共产党误会。使馆的几个年轻人轮流巡逻 我在里面居住的使馆。
四月二十四号星期日一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进到了城里。共产党渡江的效率和静悄悄地夺取了首都，他们那有纪律的行为和高昂的意志，这一切都和政府军的漠然表现以及杂乱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对他们最终来到的征服者不做反应，但是人们害怕冒犯他们。
前 面有一段我谈到了我感到失望，失望共产党在他们胜利的时刻不更为大度、宽容，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顽固地坚持那个党的路线感到失望。我 同样失望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尽一切力量唤起自己精神上的抵抗力。对抗击可怕的优势的那许多就职于国家机构里的、有能力、爱国、尽了全力的青年男女，以及 那些没有更为亲切、厚道、更为值得有个正派可敬的政府的无告的大众，对于这些人，我痛感同情。
我们美国人主要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 但是没有仔细注意任何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中内在的那种不容忍、偏执、诡诈、不顾人的生命和生活和其他的邪恶。【238】我们是按照共产党想让我们做的那样， 去理解进步、民主、自由以及资产阶级、反动派、帝国主义等的含意。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力量至今的成就以及它潜在的力量。因此，失去了大陆中国， 不但是中国，也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巨大灾难；对于这个灾难，我们不能完全推卸掉责任。
第十二章：处在竹幕里面
【239】 对我来说，它真是开始于一次突然的醒悟。共产党的军队渡了江，事实上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在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早上进了城，最后的国民党官员刚好飞离。第二 天早上刚过六点半，我被打开卧室门的声音所惊醒，看到几个武装的士兵进来了。我大声喊，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退了下去，其中一两个人还愤怒地嘟嘟囔囔。我 跳下床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时，整个一个组，约有十到十二个人，回来了，一个代表说话的人很有礼貌地说，他们只是感兴趣地转转看看，没有加害的意思， 问我是否明白。我说，是；他重复了他的保证，发现我一点也不热诚，就带着其他人出去了。
大使馆有位管理我生活的年轻随员爱德·安德力格（Ed Andererg），这时，他也被惊醒了，匆匆地跑来营救我。他被粗暴地推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惊吓的仆人也出来了，并且带领那些来人出去。
这 个事情的本身非常简单。那些士兵只是些征召入伍的农村孩子，受到了经心的思想灌输。他们不太费事地取得了胜利，进入了伟大的首都，出来看看光景。但他们来 到我的大门时，惊恐的夜班守门人昏了头，没有按照规定向房内报告，而屈服于威胁，并让闯入者闯入了。在厨房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40】这些乡下人一点 也不懂得什么外交豁免权。从有个人对一个仆人所说的就知道，他们被灌输了无法消化的概念，他说所有这些财物都属于中国人民，不久就要归还给他们。
但 是，国务院却对此十分认真，指示我对北京也对南京提出强烈抗议。顺便说，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和北京没有外交关系，也完全接触不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但 是，我们间接地听到，这两个城市的权威人士对于这个事件感到十分恼火；在他们的宣传中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事，这也是个证明，因为无道德原则、毫无顾忌地谴责 对方作为最好的防御已经成了规律。在美国，它显然广为传播，因为好几天我从收音机里都听到谈到它。后来我们知道，追查出了肇事人，拘禁了一段时间，进行了 教育。在英国和法国大使馆，也发生了类似的侵扰。
在这权力易手前一天，在这奇特的环境下，国务院给我训令，要我回华盛顿。这可以算是正常 的程序，因为在南京已经没有被承认的政府，而我的总领事、公使级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则在广州代表着大使馆。但是外交使团，特别是由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任命的外交人员，都曾经同意对我们各自的国家建议，不要命令我们跟随中国政府 去广州，并且允许我们在共产党入主了南京之后不规定限期地留在南京一段时间。国务院允许我留下，直到我对我们在共产党控制区的领事馆【241】和我们的侨 民得到了满意的对待为止。
一接到指示，我立即邀请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代表会面。像往常一样，那是在外交使团的首席、法国大使的家中举行 的，是在闯入我卧室那天的下午。那个消息已经传播开，他们所有的人都惊奇、同情、也担心。谁也不知道共产党会对苏维埃以外的国家藐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下级军人的无知会使他们做出些什么粗鲁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几个小事件。此次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谈我们之中任何人如果想离开，那已经为时过晚。国民政府的 官员曾经敦促我们，特别是敦促我撤离。从他们的和我的同事们的态度上，看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位置。但是我们大家这时已经都陷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 放”了、和那里恢复了联系之后才能够脱离出去。
我们去参加会和会后离开都没有受到干扰。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却或多或少地阻止外国人离开 自己的住所。说那完全是为了谨慎、防范。共产党特别警惕我，所以我就没有想离开我的住处。国务院提出了我活动自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要为这个问题施加压 力。它使我隐隐地想到日本人对我的隔离。大使馆的一个职员让我随时知道无线电里面的消息以及那里有什么其他事情。过了一个礼拜的样子，取消了限制。但是我 通常的日常工作突然停止了。没有了约会见面，也没有了社交活动。除了偶尔从北平花两个多星期寄来的信件以外，信件都停了下来。当地的中国报纸立即就变成了 党的宣传机关报【242】，几乎没有了一般的新闻，有的都是歪向党的路线的。非常幸运的是还允许我们继续大使馆的无线电网络，允许我们收听当时的广播。
我 长期以来就知道的一个内部的矛盾，这时变得尖锐起来。它是我个人对那两个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我有许多多年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我衷心佩服的人。我知道 他们正直、有公德心、受过训练、富有智慧。但是这个党几乎从掌权以来就容忍它的各级官员贪婪、贪污、腐败、无所事事、无能、裙带成风、派系斗争，总之，具 有它所推翻的那个腐败官僚所具有的全部邪恶。在打败日本之后，想用军事力量加上秘密警察来摧毁共产党的时候，这些邪恶变本加厉了。这个政府持续地丧失了公 众的支持，甚至公众的尊敬。在共产党的军队向长江胜利进军的时候，在政治争吵、逃跑、叛变、无秩序的退却之中，那些浮夸自大的防御计划破灭了。但是它却是 受益于美国多种形式的援助的政府，而且他们真诚制订的、由许多人的生命护卫的原则和目标也是我们十分相信的。
让人痛感的对比是，共产党没 有个人的贪污腐化，官和兵在一起，生活俭朴、勤奋，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这一切在他们来到南京的时候就十分明显。对老百姓几乎就没有粗暴的对待。他们借东 西很多，但是都物归原主，或者给予赔偿。他们的广播自豪地说，他们在向南方的长途进军、【243】分阶段地早把物资和救护人员开到了前方，以及在运输和宿 营中的顺利和效率。简单说，他们把自己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完美。他们士气高昂。在我们大使馆周围的天天的操练和讲话，使我们亲眼见到，而且太多地听到了那 些明证。这样，共产党就给人以印象：他培养了具有中国如此需要的生气蓬勃、动力充沛的素质的人有千百万，而基督教传教活动和其他文明却极其缓慢地只培养了 极少数具有这样素质的人。这是得自于组织的能力、严格的但大部分是自觉的约束、将主义放在考虑任何个人的和家族的利益之上、无私地服务于无权势的百姓、以 及热情忠心和富有理想的那些青年。和国民党那些缺点对照，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对于事理不明的青年人和历经内战经济艰辛和暴政 的老百姓，这里还有不那么明显的另一面，那就是只要有变革，他们就欢迎。共产党天生就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令人无法容忍的残酷传统，具有各种绝对控制思想 和行动的压迫的伎俩，除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之外，他们对个人人权和原则和其他信仰一概无情地蔑视。联想基督教运动尽管在数量上不多但是已经为中国的好生活 有了好的影响，联想燕京等这样的教育机构等我国的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富有成果的文化往来关系，只是想到对这所有的一切会带来怎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时，我就感 到不寒而栗。
我最大的同情是寄予由于要报效国家但为自己的爱国热情或自己的自我表达找不到可以赞同的其他出路、而加入了国民党的大量青年 男女，或是那些曾经努力进行改革或完成【244】有公德的公民所希冀的目标的那些青年男女。还有类似于他们的其他许多人，他们或属于一些小党派或并无党 派，但都是热烈的希望都已破灭、都遭遇着物质和经济的苦难、家庭和社会的生活都已破坏、是些寻找庇护处所的不幸难民。不但这些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苦 难，而且中国也丧失了在建设性服务中她的百姓应该得到的最伟大的一宗财富。
对我精神上的后果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对美国的政策所最为担心 的，已经发生了。正像在我和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前最后的那次谈话中所报告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或者给国民政府足够的援助和必需的咨询和控制，使它能够打败共 产党，或者就完全退出所有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两种态度都比犹犹豫豫、半心半意地继续援助的形式为好。长期以来，我就看到这第三种途径的不幸后果，这个途 径激起了剧烈的反对美国的谴责，我自己则变成了不可救药的谴责目标。在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下，它变得更为强烈了。
最受痛骂、最受反对的，是 国会在一九四八年春通过对中国政府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不规定用途的援助。中国政府立即将全部款项用于陆海空军的器材补给。或者是由于美国官员的有意拖 延，或者是由于按照急切性给制造商定单的次序，这些物资运送得极其缓慢。因此，我们成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的批评对象。国民政府因为它“太少、太慢”而批评 我们。先是委员长，后是李宗仁多次催促我加快运输并且增加数量。【245】共产党十分恼怒，在他们的诽谤、漫骂中夸大了我们对他们敌人援助的数量。实际 上，他们极大地受益于缴获的战利品和国民党不断投降的士兵带去的武装。他们的奚落和辱骂很是恶毒。另一方面，国民党轰炸共产党占领的城市，投弹不准，造成 了平民的伤亡；这使得精明的共产党用来指出，这是美国训练的驾驶员、美国的飞机的炸弹造成的。
甚至经济合作署（ECA）提供的两亿七千五 百万美元是否有价值，也值得怀疑。关于此事，应该称赞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和他的人员的热情、效率和高尚的精神，这都是美国最佳的传统。虽然它带来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济，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必须把它看 成是助长了反对的政治敌意。此外，中国百姓的经济苦难变得如此深重，这样的救济相对是太少，太短暂。
乡村重建项目没有受到那么大的谴责。 这是我特别热心的项目。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从开始萌发出这个设想到开始正常工作，拖了大约两年。由于共产党向南方和威胁向西方的进军，最初取得的成果的地 区，很快就会被共产党所控制，而这和美国国会的意图是相违背的。面对共产党巨大的组织和经验，这个项目看来是规模小而且幼稚。但是它却是由三个中国人和两 个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的，从工作的勤奋和水平之高来说，真是没有人能够和他们相比。从它很可能得出某种愤世嫉俗的教训：将慈善事业和政治搅在一起 是无奈和无效的。
在我的困境中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246】我一向被看作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友好善意的代表，而这时，我却被诽 谤为“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和她那帮助反动、封建、不可救药的蒋介石统治的机构”的官方代表。各行各业的燕京毕业生都对我没有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的校务长而 遗憾。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学到的（也是最难学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说得太多。我只希望在终了之前，会弄清楚，我自始至终一直 还是我自己那样的人。
对于信奉粗鲁的唯物辨证法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个意味讽刺的情况：它们产生了一些精神上的价值。他们的成功大部分是由于 他们设法造就了对主义的无私献身精神，而这是国民党的一些成员不幸所缺少的。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已经较深地渗入了国民党圈子里，基督教几乎都 只同情这一边。我常常怀疑，如果没有必须用武力进行世界革命、和用荫蔽的和武装进犯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偏执教条，如果不用仇恨做动力，如果不凭仗严 格控制的宣传、以及所有的警察国家的那些邪恶，共产党的精神和社会热情是否还能够保持得住。只要是被这些所败坏了的社会计划和制度，对于我所最关怀的两件 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一是在中国的基督教活动，二是中美互利的关系。不同于这些的表现和调整，都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的。所以，美国的新政策如果不完全消 极，那么还能够是什么呢？
【247】
共产党攻占了南京之后不久，就派黄华去那里主持它的对外事务管理局。王举美（音译） 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立即改名为黄华（在那种情况下，经常是这样改名的）。他曾经在马歇尔将军使团在北平设立的机构“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他在 那时已经彻底共产主义化，但个人对我很友好。鉴于他的地位，鉴于共产党反对美国的路线，以及他们反复声称将所有外国外交官员只看作是普通个人，我就不知道 黄华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我。
他上任几天后就给傅泾波电话，约定时间，并且诚恳地谈了约一个小时。在分开的时候，傅建议黄和他的老校长联系。 黄回答说那只能是在那个基础上联系，但是他会和其他人商议，之后会告诉傅。几天后，黄打来了电话，以他通常的那种友好态度谈了约两个小时。因为共产党已经 定规不承认和国民党密切联合的“帝国主义”国家，我就接受作为普通美国公民的提示，遵循实际的当地权威的代表的指令。很快提出了那个（“承认”的）问题。 这就给了我机会，使我先解释说外国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继续承认共产党也承认的仍然存在着的国民政府；在出现了一个显然受到中国人支持的、至少是被接受的新 政府，而这个政府表现出证据，证明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依据国际标准和其他国家保持关系，到那时，【248】自然就会讨论这事。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外来的人只 能被动地等待。换句话说，要接受考验的不是外国，而是他们自己。他的拜访无疑是得到了北平的批准，他无疑也将透露给他的报告了回去。
这个 事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表明如果要想穿越分隔互相敌对、都自诩为民主解放力量、而谴责对方为好斗敌意的两个意识形态间的壁垒，在无数接触时应该以什么方式 进行。即便这些意见是共产党教义的追随者制造出来的，其造成的思想、精神状态至少也是我们以相反方式对待事务的人必须计算在内的一个因素。黄华是个例证， 他在这方面也有真实的正常人类的情感。
南京很快地落到了共产党手中，接着他们就逼近上海。他们当然了解在那个自负的欧亚式大都会里面有国 际、经济、管理和其他的问题。他们很可能会愿意绕过它，等待安排和平的交接。但是，委员长下了令，退出长江，在上海防御。因此，他的下属采取临时措施来保 卫上海地区。物质的准备是荒唐、意想的，执行得非常浪费。但是上海居民对它的反应以及它造成心理上的后果则更为恶劣。保密局的特务追踪疑为左倾的人。被认 为愿意和共产党谈判和平移交的著名人士则被胁迫去了香港，或为安全起见而逃去了香港。所有的人都按照能够付得起的能力被榨取为防御设施的特殊“捐献”，它 也变成了对个人的勒索。【249】船只和车辆都被强征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十分有效、公众也欣然同意的“焦土”政策，这时则仅仅增加着无言的愤怒。夷平了房 屋，砍倒了树木，阻断了通途，为了赢取公众的支持又强迫张贴标语、组织游行。为了同一个目的，给士兵支付银圆，发放电影票，并给予或许诺其他特殊待遇。这 时，共产党的特务在地下积极活动。但是，委员长对他的追随者的掌握足够有力，使得防御的军队和过去的战斗相比有了一定的协同，并且也激励得他们比较愿意去 作战。如果在过去战斗中能够这样，那会更有意义。但是，没有几个星期，共产党就占据了上海。
新的当权者不理会困在南京的我们这些外交人 员。说是为了防范，我们被禁锢在城墙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甚至不准和他们自己的政府用密码联系，变得十分无聊而且焦躁。我们和英国人有自己的无线电设备，法 国人也有一定数量的。但是由于军事的需要，不准使用商业的线路收发密码信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能够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的众多不正常的事务之一。当局从来不 放过任何机会来提醒我们，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我们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但是他们允许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像往常一样行事。当较小的使团首脑为新闻或咨询来找我 的时候（我愿意他们想来就来）,我才知道他们既不知道新闻，又接触不到中国的事务，是如何完全被隔绝着。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社交和娱乐生活也是这样，那些 亚洲的国家尤其如此，这真是既特别又有讽刺意味。【250】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忙，但是从来也不会没有事情做。单单阅读和处理每天的消息事务就要用一些 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个很大很友好的家庭，有外交的交往，传教士，和少数中国人，有丰富的社交娱乐。总有像朗费罗（Longfellow）所说的那种“甜蜜 宁静的书籍”。但是既代表美国政府，又在中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即便在这个自觉自愿的隔离期间，我还是不断地接触着外界情况。
我 想看看在新的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和美国的公民交换交换意见。在占领后最初的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自然是在混乱之中。过了足够的时间，我请黄华指出 我去上海必须要做的步骤。他又是说，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美国人，但是当然它是个“特殊的情况”。将我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对我大使馆的护卫、傅泾波和我，一 个大使馆的官员和黄华的三个特派人员做了所有的安排。他的代表在上海和我们会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两辆车的便衣警卫跟着我。这样做的原因似乎是由于 怕国民党的特务（他们认为城里还有许多特务）会对我做点什么敏感的事而给新的当局制造麻烦。结果就是我不能像往常那样自由走动，只能呆在总领事的住所，拒 绝社交的邀请，而等待人们来拜访我。我不仅觉得自己过于突出，而且可能招惹特派人员对来访的人（特别是中国人）有不欢迎的注意。对最初共产党统治上海的日 子的印象，是他们【251】控制得有力、有效、清廉；但是他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并以条件差的民众的名义，则会激起变得很剧烈的劳工混乱；国家民族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狂热，撞击着这个大都会，让五百万人吃饭以及保护他们的实际迫切需要，使得上海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实验场所。
我 的外交界同事都很急切地看我是如何被对待的，因为其中有几个人也想这样做。因此，我下决心要争论国际上都同意的外交豁免权，譬如其中的行李免于检查。共产 党的官方立场是：我们是普通人，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可以用它来检测对立的原则。万幸，没有发生这事。但是我的特殊通行证上说我是“前美国大使”，这使我和 我给看它的人忍俊不禁；但是有个欧洲的同事在得到类似的头衔时变得十分恼怒。
在上海，有件事表明英国和美国在处理中国事务上，以及在自己 的处境改变时的一个显著不同。有两家外国人拥有的英文报纸在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在那里存留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的统治下暂时继续下去。那是北中国每日新 闻（中文名为字林西报，英国）和上海晚邮报（美国）。北中国每日新闻的名称是英国从广东和香港北上到了上海的记录，在那个初创阶段，他们觉得上海已经是十 分靠北了。在我和我弟弟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父亲在杭州就订阅这个报纸。那时它有个副标题，叫做最高法庭及领事公报（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那个醒目、宏亮的全名字灌输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成为对英帝国壮丽前哨奇迹的极大尊崇。【252】每日新闻很久以来就占用面对外滩、一 排属于英国官方或半官方企业大楼中的一个；它近年来被谑称为“外滩的守旧老女人”，因为它的编辑作风是典型的严谨、拘谨的。
我在这次旅行 时，这个报纸疏忽地登了一个传言，说国民政府的海军在长江口布了水雷，因而威胁了来上海的道路。马上就有了后果：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个依靠航运才能 生存的城市里，普遍发生了恐慌。对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很有技巧的新当局，在对待这一类问题上却完全没有经验；在一个星期之中，没能采取任何措施。最后，在 英国人的指引下，两艘临时的扫雷船清理了航道，恢复了公众的信心。这个事件如果不是出于愚弄，就是道听途说的。但是不能不找个替罪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报 界把所有的都归于北中国每日新闻，愤怒地责骂它。这部分是共产党标准的伎俩，部分是长期以来反外积怨或妒忌的牢骚发泄。一个几十年来无可辩解的英国半殖民 统治的机关报，怎么对待这种侮辱？它在它的头版上刊登了一封英文信，附上中文译文，向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了真诚、谦卑的歉意，说它有错误，传播了没有证实 的消息，给上海带来了伤害。从中国人有能力让这个报纸停刊，以及英国人在上海有大量的投资来看，这个行为表明了某些性质，是这些性质帮助着英国人在他们过 去的辉煌削减、退缩的时候如何做自我调整。在情况处于变化的时候，这个报纸至少得到了缓刑。
也是在这个期间，美国日报的编辑兰德尔·高德 （Randall Gould）接到了他的经营经理的电话，说【253】他被要求增加工资的雇员锁在报社里。由于最后的这些胜利者的极端宣传，这种事情对中国和外国雇主都不 是极其特别的经历了。高德（Gould）以他对美国同事和对报纸的责任感，虽然知道会有同样的命运，但他立即去了办公室。争议继续下去，直等到来了工会的 代表，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决办法。非常奇怪，当美方提出要将这事提给市政当局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反对。到了午夜，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排字工发现编辑为下 一期写了一个报道，谈了事实发生的经过，他们就又开始罢工。在高德（Gould）看来，这是侵犯编辑部的权力，是不能容忍的，他宁肯把报社关掉也不肯做这 样的让步。但是对于即便是职务低下的中国技工来说，那却是公开的丢面子。新的当局是否后来会不容忍保留一家一向是自由、坦诚、但是基本上是友好的报纸？从 共产党一般的作为看，这至少是可能的。但是高德（Gould）的决定是无可替代的美国式决定，正像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现实主义的决定一样。
只是由于传言说长江口布了雷就对上海造成了伤害，这可能使败北的国民党首脑宣布了关闭所有的共产党港口。他们狡黠地不使用“封锁”这个字眼；他们绝望得已经不去认真注意英国和美国抗议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起到了继续绞杀这个城市生活经济动脉的预期效果。
在 上海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许多事件变得极其麻烦。它们常常是由于工人总的动荡引起的，有时是由于【254】个别的无意违反了新规定引起的。 原先在外国人的居住区英文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突然坚持只用中文，这就在留下的外国人中造成了难为和恐慌。倒霉的那些人遭遇到粗暴的对待，污辱性的言辞极 为伤人，使人感到羞辱。他们被迫签署声明，做出道歉，并且将那些声明和道歉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附有对事实的伤风败俗的歪曲。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用来做社会 学的个案研究。主要是英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具有轻蔑的种族优越感的态度，这是十足的吉卜令（Kipling）的传统。这种“上海头脑”变得极为明显。 随着这个港口和中国民族主义迅速扩大，对这种态度的仇视也在增加，虽然由于情况的需要它是在默默地加深。尽管在日本人占领下，以及在日本投降后将市政权威 交还给中国后，这种旧风气有所改变，但是它还徘徊在那里；愠怒、敌意仍在加重。在最后的那段时间，国民党是如此急切盼望美国的援助，最高层的指示使得美国 人受到了特惠的待遇，而许多美国人也天真地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种族歧视积怨的理由更加大了。
除了所有这些以外，还有共产 党毫无休止的反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宣传，把我们都说成是贪婪的帝国主义分子。没有服从撤离安排而留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留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友 好感情，虽然他们充分理解会有哪些不愉快和危险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成了过去积累的仇恨作用的受害者，他们的受害还由于用旧仇哺育新近共产党灌输的新的民 族主义精神和它的自负。【255】
到了七月底，我开始认真计划我的撤离。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将我们领事人员从沈阳撤回。我还在等 待一位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从北平回来，他很盼望能够和共产党在一个没有偏见的国际项目中合作。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曾经力促他访问北平，我相信他会给我第一手可 靠的关于他们意图的消息。为了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等他从那个情况不详的旅行回来，我把日期定在七月十八日。等待的那个飞机已经修好，做了试验飞行，结果 满意。允许这样做，是共产党愿意促进我离开的明显证据。但是有了个不祥的麻烦征兆。当地的公安局（警察局）准备了一些离境申请表，在末尾有一个“铺保”， 是担保有关的那个人离开时没有拖欠的债务、也没有尚未解决的诉讼问题。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概念的对立，它本身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却完全表明了毫不妥 协。共产党武断地决定将外国的外交人员都只看作是各自国家的公民。他们打算要所有的外国人都填写，而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知道）外交人员离开一个国家的时 候，有豁免权利的惯例。但是已经公布了这种条例，如果再把它取消，那不只是丢面子，而且成了承认一个盲从的制度做出了错误；这个盲从的制度之所以能够保持 士气，部分原因就是坚信他们自己的教条，决不能有任何一点怀疑。
但是，国务院却极为严肃地将这个问题看作是原则、威信和事无先例的问题。 黄华和章汉夫和他们在北平的上司保持联系，【256】并且试图影响他们当地的同僚。黄华一向当然总是防范着不能让人看着像是对他原来的大学校长有感情而牺 牲党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妥协。我则被免除了那个令人生厌的“担保”和行李检查。我可以将三个月来积累的绝密官方文件和所有人员的私人信件带走，而 不受任何检查。他觉得原来允许乘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中国也已经很是例外了。他们接管时，飞机已经在这里，只要海岸线还在被封锁着，这是我外出的唯一办法。
机 组一共有四个人，包括我的空军武官约翰·当宁（John Dunning）上校和他的副驾驶。其他的乘客是上海总领事约翰·卡波特（John M. Cabot）先生，使馆人员亨利·信德里尔（Henry Hinderer）先生，威廉·奥利弗（William Oliver）先生和夫人，和傅泾波先生；所有的人都说是因为医疗咨询而离开。奥利弗（Oliver）先生的身体曾受到上海警方的暴力，为此以及所造成的 心理后果而被命令回国。我们曾经试着探索是否有可能从两个中国私人银行和一两个其他公司取得铺保，但是作罢了，因为得知他们因为不信任共产党的做法而不敢 冒那个危险。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公司也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让我们自己的任何公民去担保他们自己的外交官员，这实在有些滑稽。国务 院发来指示，说一行中的任何美国人都不能接受任何担保人，即便是大使馆作保也不行。这样，在南京的夏天酷暑和令人发狂的焦虑中，日子就滑了过去。在我应该 加快飞返家园的时候，却一次次地出现在教堂和其他聚会中，会见自己的外交同行和其他朋友，实在让人觉得羞辱。
【257】国务院要发表一份 “白皮书”，回顾它近来对华政策的全部情况，来回答国会和在其他地方对它的批评。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它显然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做严厉的谴责，因为国 务院要我在发表它之前安全地离开中国。它要在七月二十三日公布；最初那似乎是要给我多一些机动时间。印刷有了拖延，使它推迟到了八月二号。华盛顿和我以及 黄华和北平交换情况拖拖拉拉，似乎即使发表的时间有了意外的拖延，但它也不会使我免于国务院认为发表它会给我带来的后果。我自己担心的是，它可能会激怒共 产党，会破坏对我离开所进行的微妙商谈。
在焦急的等待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共产党的政策使得我对国务院建议，要做出将美国人撤离共产党控 制度地区（特别是上海）的计划。反美的宣传变得更为辛辣、刻薄，对苏联的效忠变得更为坦率，对外国（实际是对所有的私人）的企业的歧视变得更穷凶极恶，警 察国家的压迫技巧和国家操纵的企业的技巧正在成形。没有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一般都以原来带领他们步入这个事业的灵性面对未知的未来，并且希望在前途不佳的 情况中留下来的本身，会成为有证据意义的有效形式。但是对于企业界，前途的确黯淡，任何理想主义的目标都不能带来宽心。美国商人和英国商人的情况也还有区 别。很多英国商人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上海和其他口岸，如果撤离，就会破产。保持住这个利润丰富的贸易，对英国国家来说也是远为重要的。幸运的是， 我们和中国的贸易【258】在美国对外全部进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三。即便是由于放弃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而受害最为严重的美国人，可能也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开 办商业，而没有太大的困难。
在这样一些考虑的下面，是共产党直率的声明：外国不要涉足中国。那主要是对我们讨人嫌地援助他们对手的政治愤 恨。但是在黄华对我所说的里面多少也有点道理，他说，任何一个农民、商人或学生都会同意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希望我们停止闯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对于所 有的这些还有另外的一面。他们的领袖知道中国在过去从我们这里接受的所有物资救济，也知道他们自己迫切需要恢复经济和工业，而在这方面苏联和任何其他国家 都无法给予足够的帮助。但是尽管有这些实际的迫切需要，他们也不能偏离他们的正统教条。
一定是经过了剧烈的讨论，共产党最后同意了让大使 馆为我们一行的其他人签署所需要的保证。这是极为勉强签署的，我被指令要先提出严重的抗议，仔细说明他们的规定是多么粗鲁地违反了迄今为止的普遍同意的国 际外交礼仪。由于他们粗暴地、不退让地不承认我们的官方地位，他们就坚持拒绝我们反复受命提交的抗议，因为再次出现这些问题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国民。在这 方面，黄华又一次极大地放松了他其他的忠诚，否则他不会听一个美国的大使像对一个过去的学生那样讲话。顺便说说，这个相当愚蠢的态度，我的加拿大同行很高 兴谈下面的故事。在我旅行去上海后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他的护卫抗议要求他做些没有要求美国大使做的事。回答是美国大使根本就没有来过。【259】当提出 我的名字的时候，负责人员淡淡地说，最近是见到过一个叫那个名字的著名教育家。
最后看来我们可以起飞了，日期又定在八月一号。那比最初定的日期晚了两个礼拜，但是还是在计划发表“白皮书”之前。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五）13,14,15章(回到华盛顿与个人的反思)
第十三章：去华盛顿，在华盛顿
【260】我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乘坐大使馆两架中较小、较旧的一架飞机，离开了南京，打道回美国。和 我同行的是傅泾波、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奥利弗（Olive）先生和夫人、以及亨利·信德里尔（Henry Hinderer）。机上有机组三个人，驾驶是大使馆的空军武官约翰·当宁（John Dunning）上校。当时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么多的人，加上那相当数量的行李，那个不是最适于航行的飞机是超载了。无论要冒多少新危险 新，我们都高兴我们已经上了路。在中国的最后那几周，是不舒服、变幻无常、烦恼、愤恼、忧虑、甚至是担心的几周。
在晴空之下、平静的海洋之上安稳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冲绳，受到美国军人的热心欢迎和照料。第二天，我们换乘了较大的大使馆的一架飞机，那是派到中国为大使使用的、设备齐全的B27新飞机。在离开冲绳前，我高兴地在浪里好好地游了一次泳。
这架宽敞、安全的B27载我们飞完了余下的行程。它载我们到了关岛，又受到了热情、令人难忘的欢迎，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滩里我又游了一次泳。
在 八月五日凌晨两点钟，我们到达了檀香山的机场。在那么早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默瑞（Stuart S. Murray）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可爱女儿苏萨楠（Susanne）的欢迎。在两整天里，我都高兴地受到了默瑞（Murray）一家最为殷切的招待。 【261】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德富德（Radford）和他的夫人为我设了宴；檀香山的燕京同学会为我开了欢迎会。我找时间沉湎在瓦胡岛美妙无比的海滩的温 暖阳光下，游了两次泳。
我在檀香山的时候，接到了两份“白皮书”，那是由国务院准备、刚刚分发的，题目是【美国对华关系——尤为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关系】。
在 八月六号晚上，我们和默瑞（Murray）一家和其他人告别，七号我们到达了旧金山，受到了政府官员和其他人的欢迎，其中有我在莫比尔（Mobile）儿 时的老朋友、在北京长期的同事威廉·派塔斯（William B Pettus），还有我的表亲瓦润·麦克布来德（Warren McBryde）。在旧金山我在麦克布来德（McBryde）夫妇家里住了一夜。之后，我们就飞去了华盛顿，在十号下午四点降落到机场。欢迎的人群是众多 的朋友：美国人，中国人，亲属，官方人物，新闻界的人和摄影师们。我特别高兴见到我弟弟瓦润（Warren）和他的妻子安妮（Annie）；国务院的迪 安·腊斯克（Dean Rusk）, 瓦尔顿·布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菲利普·思普卢斯（Philip Sprouse）以及曾经和我同在南京的官员们；还有中国大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其他人。
在华盛顿机场，我就迅速被带去了国务院。在那里第 一个和我谈话的是沃森·波特沃斯（Watson Butterworth），他建议我不要接受采访，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就不要见拜访的人，意思是躲起来几天。甚至建议说离开华盛顿十天或两周。然后，我 和傅泾波就一起坐车去了夏雷顿（Carleton）旅馆。
两天之后，我拜访了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第三天，由艾奇逊（Acheson）先生的陪同，【262】我第一次和杜鲁门总统见了面。我和马歇尔将军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几个星期之 后的事。在私人方面，我感受到了那些交谈的友情，但是，谈话的实质加重了我仔细阅读了白皮书所产生的对华政策的巨大疑虑。
离开檀香山、在飞机上，我有机会审视了国务院的那本【美国对华关系】。从那之后，我有了足够的机会不仅去研究他的内容，而且去观察、反省它的性质并且注意它的影响和它的一些作用。
那 本书用一些叙述、许多文件和文件的摘录，说明了美国和中国在过去和当代的关系，特别关注的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这五年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政策。【白皮书】 的开始是“特送函，Letter of Transmittal”，标有“国务院，华盛顿，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III-XVII页）”，有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签署。这表明这个“报告”的由来以及要赋予它什么目的。开始的一段是这样的：
“总统：根据你的希望，我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编纂成一个记录，重点是最后这五年。这个记录正在印刷之中，因此美国国会和人民就会看到它。”
在 第二段里，它说：“…我责成编纂本文件的人，要将它写成一个记录，用它来展示在那时决定我们对华政策的重要事实，并且反映那个政策的执行。这是长时间以来 美国以亲密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伟大的国家的真实记录。【263】没有遗漏任何现有的材料，因为它包含了批评我们政策的陈述，或者可能作为日后批评我们 的基础。”
第三段，在谈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在中国的传统友谊之后，带有遗憾地说：“鉴于编纂这个记录要尊重事实，所以就需要发表该国国内令人不安的一些事实的说明。但是，我并没有感到由于那个原因可以停止出版它。”
那个信件继续说：“在形成近代中国运命中有两个因素在起重大作用：”一个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它“对那个土地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和西方观念的冲击”，它“在激发酝酿和动荡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 后是谈中国的革命，谈国民党和它主要的领袖，谈中国共产党，谈一九二七年的分裂。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之间这段时间可以写成是国民 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斗争，而共产党显然是在打败仗。在此期间，国民党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相当的进展，统一了国家，建立了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实力。但是，在 这十年里的什么时候，国民党开始丧失了创建它时候的那种活力和革命热情，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却变得狂热起来。”
在这个叙述和紧接的叙述 中，都没有提到在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掌了权，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政府，以及全世界承认了它是中国的政府。从一九二七到那时中国的“内部冲突”或“斗争”，被 简单地说成是两个党派的斗争。但是，后来的确在叙述中出现、提到了【264】“那个政府”、“那个政府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和“国民政府”。
对于开始于一九三七年的日本侵略进犯及其后果，说：“那些战争年度的悲剧是物质和人力的毁坏，在很大程度上毁掉了发展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却一直是自由民主的脊梁、中流砥柱和良心。”
在 这里又谈了中国的发展，以及由美国先后负责的官员解释的“（美国）政策必须适应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情况”；谈了赫尔利将军的出使；谈了雅尔答协议的达成 和与它有关的事情，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还有在它的签署前美国官方的忠告、在签署后美国的警告。日本战败后美国 政策的这个题目是用以下的声明开始的：“当和平到来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可以有三种路线：1）它可以完完全全地撤离；2）它可以大规模地采用军事干预，协助 国民党消灭共产党；3）它可以在帮助国民党在尽可能大的地盘里维护自己的权威，努力使双方妥协，避免内战。”
然后叙述了导致采取第三个路线的理由：“以第三个策略，去面对情况的事实并设法帮助做出避免内战的暂时妥协，以保存甚至加强国民政府的影响。”
赫 尔利将军和在他之后的马歇尔将军都努力去“做出”“一个暂时的妥协”，但是【265】“事实证明了，第一个目标是不现实的，因为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 双方）都不希望它能成功…但是协助国民政府的第二个目标，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我们是积极从事的。国民政府是个被承认的政府，是个友好的力量…当马 歇尔将军在一九四七年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显然是在他们军事胜利和扩大地盘中的顶峰上。但是在其后的一年半，发现了他们貌似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 利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信件的下面几段是进一步谈马歇尔的使命，然后是魏德迈的使命。再就是：
“中国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细节，可见于附上的记录里。它并不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有何不当而造成的。我们在驻地的军事观察员报告说，在关键的一九四八年内，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一个战役是 由于缺少武器弹药而败北的。事实是，我们的观察员在战争初期在重庆见到的腐败，致命性地侵蚀了国民党抵抗的力量… “国民党的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瓦解了…
“完全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在意识形态上是隶属于莫斯科的，我们的政府根据在中国几个力量存 在的平衡来看，认为只有满足了某些条件，才能够取得和平。国民党必须把自己的内部整理好，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这样，一个中国的全国政府不仅只具虚名，才 能够成为实质上的中国的全国政府。这样，所有的政党才可能在政府的宪法制度中起作用。
【266】“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实现。”此外，国民 党不同意马歇尔将军的军事建议，并且招致了国民党更加混乱。尽管如此，“无论是和平或战争，美国仍然维持着历史上的对中国人民友好和帮助的政策。” 我们“以赠款和贷款的方式帮助中国国民党”；我们“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的战争剩余物资出售给中国政府。”在军用物资里“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国民党的领袖 在军事上的无能、愚蠢、不称职，他们的叛变和投降，以及他们军队没有战斗意志，而落入了中国共产党手中。
“对中国过去和目前局势做现实性 的评估，导致了以下的结论：美国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为了一个对自己的军队和人民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政府做全面的干预。这样的干预需要的花费甚至要远远大 于至今已经毫无成效的花费，需要让美国的军官指挥国民党的军队，很可能需要美国的海陆空军武装力量参与因而发生的战争。这样规模的干预，可能会受到中国民 众的怨恨，可能也会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
“中国的民心是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领袖…公开地声称他们从属于一个外国的势力，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人认为完全是本土的和民族的广阔的改革运动掩盖了那个外国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用的。
“不幸但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悲惨后果是超出了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267】在美国力所能及的现实范围内所做过的和可能该做的，都不会改变那个后果；美国所余下没有做过的并没有导致那个后果。
“但是，我们仍旧相信无论中国近期的未来会是多么悲惨，无论中华民族多大一部分人会由一个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的政党所剥削，最终，中国的深远文化和民主的个人主义都会再现出来，她会挣脱、抛弃外国的枷锁。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目前和将来所有朝向这个目标的发展。
“这个共产党政权如果把自己投身于苏联帝国主义的目标，如果试图侵略中国的邻国，我们和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就要面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威胁到国际安全的情况。
“同时，我们会根据我们对那个宪章的尊重、我们和中国的友谊、以及我们一贯支持门户开放和中国的独立和政府和领土的完整而继续我们的政策。”
我 认为将这个“信件”的摘录作为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值得的，因为它是个关键，可以用来解释美国鉴于对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国务院的思维 混乱；它还说明了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以及此后的多少个月份），美国对于中国的官方政策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的政府想要发表这样一本书的时 候，我就有深深的疑虑。我读了那个“特送函”的时候，我更确认了【268】那些疑虑，并且有足以使我惊愕的理由。
在那之后，人们告诉我，我也反复读到，说，任何一个政府在仍然和另一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存在着友好外交关系的时候，却公开发表对另外那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像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国民政府所做的那种敌对的批评，这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我 熟悉了那个报告的内容后，更加大了我的惊愕。我发现它的目录有十七页，大事记五页，四百零九页的记述，和六百四十一页的附录。记述和附录当然是这本书的主 体。那个记述根据大量的文件介绍和摘录和释义来佐证、加强，有个单方面、偏袒的说明，说明从一八四四到一九四九年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我从许多观察角度 上，对所有的这些当然都很感兴趣。但是，使我不得不最注意的那个部分，是“第六章，司徒雷登的出使，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虽然我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 日被任命的，在前面一章，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节”里，也已经涉及了马歇尔将军的使团时期和那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第六章那八十页里，谈了一九四七 年一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的情况。
在整个的书中，都有从“绝密”和我认为属于那种性质的文档里面的摘录。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里，还 有在那有关的三百三十三页的附录里，我发现有从中国大使馆发出的急件、重要消息的摘录或部分内容，从而使得将一些报告公布于世，而那些报告却是秘密的谈 话，秘密传给的消息，大使馆自己对它们的理解、提议和建议等。【269】
“特送函”的内容使我惊愕、惊恐，而报告的内容和其中暴露的秘密 材料则令我十分震惊。我越想越担心：这一切会对美国、对中国、对中美关系都会有什么影响？我很快就问我自己：这对那些被提到了名字的人和他们的言论被引证 了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影响？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美国人的观察、预计和劝告的原话逐字逐句地重复出来，对这些人会有什么影响？对日后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的报 告，会有什么影响？
白皮书的另一个使人不安的方面，是它对美国政府过去声称的政策和后来声称的政策在结论上前后不一。发表了白皮书之后两 个月，国务院声明美国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美国政府声明不再对那时已经迁到台湾的中国的国民政府给予援助；这项政策一直 维持到共产党袭击了大韩民国的一九五零年六月，这时，它就突然改变了。
事实上，读这本不寻常的书、对它的内容感到困惑和忧虑的人很多，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此外，我很快就知道了，国务院曾经把相当数量的白皮书送给美国在国外所有的外交使团，并且指示要将它广为散发，做有效的宣传。
这 本书既受到了高度称赞，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较，我也不愿意评估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有一点，我愿意把它记录在案：对于我来 说，【270】在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决定上，它展示了它所依据的正确的材料。很清楚，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要挑选一些用于 做出当时使用的政策的材料。所省略了的材料，是做出政策的时候所要拒绝的材料，也就是不去依赖的材料。
白皮书用来告诉全世界，说，以美国 政府的看法，国民党已经在“内战”中输掉了。它不承认美国的政策有任何错误，而力图将所有的过失都推给了中国的国民政府。它说，对于那个“悲惨的结局”， 完全和美国的政策无关。按照它声明的含意，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为了使那个政府存在下去的努力，到此就结束了。
这就是我的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正式宣布的态度和立场。我发现这也是我到达华盛顿之后、见到的官员们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在 华盛顿，主要和我谈话的是远东事务办公室的主任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先生。我发现他完全忠实于我们政府所采取的这个立场，并且也忠实于一种观念，就是我应该按照这个立场来想，按照这个立场来表达我 自己。也是他，要我避免和报界和公众接触，要努力让某些报刊编辑“冷静下来”。
当说到公开讲话这个问题的时候，允许我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 金会（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上做一次演说，要依据是我十分小心准备、被审查修改、由国务院批准的一个文稿。我做了那次演讲；又用同一个文稿在新泽西州的拉斯维 （Rahway）中心长老会教堂重复了一次。
【271】
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者在北平（这时他们把北平改回北京的名称）组织了一个新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那个政府模拟了苏联成型阶段的形式。
在十月，国务院召集了一个关于远东的“专家”会议，参加的人是由国务院邀请的不同行业的人，还有国务院指定的官员。邀请与会的人的名字、几个（但不是全部）被指定的官员的名字，讨论的逐字逐句的记录全文后来都公开了。
在 会议上，几个官员“简介”了和远东、特别是和中国局势有关的事项，以及政策的问题。讨论是按照在会前分发的议程进行的。在会议进行中，看得清楚，大部分与 会者（包括几位最具声响的教育家）都认为中国的国民政府已经“完蛋了”。他们对那个政府的命运已经不再感兴趣。菲利普·杰萨珀（Philip Jessup）主席提议讨论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于是，几位与会者就强烈地敦促承认并且援助那个新政权。有少数人反对这个看法，力劝不要仓促采取行动。
我 参加了整个的会议，我所听到的都令人不安, 令人惊惶，令人沮丧。尽管国民政府有那些弱点和缺点（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直率确认过），但是那个政府终归是受到美国民主意识的启发，【272】通过革命的 热情而建立起来的。多年以来，它经受着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共产党）的攻击，并且遭受来自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外交和武装的攻击。从来也没有让它从事 改革“民生”问题的和平安稳的环境。所以毫不奇怪，在抵抗日本侵略八年之后，当它遭受了得到苏联的鼓励和物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全力攻击时，它是无法 使一个倍受战争之苦的人民集合起来做有效的抵抗的。它被迫从一个据点撤退到另一个据点，最后退到了台湾。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相对地很少谈到中国在内外两 方面的困难，而将国民政府垮台的全部责任都推在那个政府身上。
国民政府曾经指望美国的更多、而且和已经接受到的有所类别不同的援助。有些 允诺给予的援助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中国，那时已经没有了什么好处。国民政府没有预料到雅尔答协议将满洲（东北）至关重要的权力交给了苏联，从而也就是交给 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就铺平了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那个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没有预料到苏联政府会很快违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协议，协议是只给予国民政府以 物资和道义上的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五零年共产党攻击朝鲜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急切需要同情、理解、和援助，而美国政府的奇怪、前后矛 盾的政策却是在削弱、而不是加强那个政府。
蒋委员长的密使郑介民将军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来到了华盛顿【273】，那时，我只能对他说，按我所看到的情况，国民政府再不会从美国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援助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它立即就寻求其他政府的承认。第二天，十月二日，苏联宣布了对它的承认。十月三日，中国的国民政府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在十月四日，美国国务院重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虽 然在那时和在那以后，我都没有印象说我的政府有意承认共产党的“人民政府”，但我发现国务院对中国整个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是个困惑的、不同情的、失败主义 的态度。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一九四九年十月到达了最低点，那时美国政府虽然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但是却停止了对它的援助。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八个月之后共产 党入侵了朝鲜，到那时，才判断出共产党在远东的推进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美国和联合国必须对它进行抵制。
一九四九年秋天共产党的军队向南 挺进，国民政府判断需要从广东撤离。十月十二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将政府迁到重庆。但是，几个星期之后，重庆也陷入了共产党的手中。最后，【274】在蒋 介石大元帅的指示下，国民政府迁到了台湾。十二月九日，行政院在台湾省府台北开始办公。李宗仁去了美国，在十二月七日住进了纽约的一家医院接受医疗。
十 二月三十日，印度政府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星期后，在一月六日，英国政府宣布联合王国承认那个政权。这当然包括撤消对国民政府的承认。随后，在一 九五零年的头六个月里，有一系列的承认的变换，有些是亚洲的政府，有些是欧洲的政府。总共有二十五个政府做了自己的承诺。如果美国政府追随了英国政府的榜 样，这个数目可能还会增加，因为许多政府会追随美国的榜样。
美国政府显然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似乎不倾向于国民政府，而倾向于共产党 的政权。但是共产党对美国官员的侮辱和共产党在北平没收了美国的资产，在美国激起了公众愤怒的浪潮，所以，官方对共产党采取有利的行动被排除在外了。但 是，这个政府确实对国民党采取了不利的行动。杜鲁门总统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五日宣布，美国不直接也不间接给台湾的国民党任何军事或任何物资援助，也不派顾 问。一月十二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报刊俱乐部中演说，重复了这个声明，并做了详细阐述。
此后，在报刊上，在许多论坛上，在整个美国 和联合国里，对承认北平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争论了好几个月。【275】一九五零年五月，约有三十五位美国参议员联名签署信件送交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明 确保证不打算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不支持让那个政权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艾奇逊先生做了回答，说，如果不事先得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咨询，该政府 不会承认该共产党政权。
在此期间，蒋介石三月一日在台北重新就任了国民政府的总统；陈诚将军在三月八日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过去的上海市长吴国祯被任命为台湾省长；孙立人将军任陆军总司令。
这 里是我对蒋介石给予最后评价适宜的地方。在我和马歇尔使节相处的那六个月里，委员长总是一位主宰的人物。是他在为政府或国民党做所有的决定，共产党最为惧 怕的或指责的也是他。看到他是多么快就能够明白，以及他说的是什么，多么敏锐地就掌握了它的中心含意，多么顽强地坚持那个开始的感觉和印象，看到这些总是 饶有兴趣。他有很强的意志和坚强不屈的勇气。但是他的缺点常常是发生于他那过了量的最佳品质。对他做任何评论都必须依据他的文化传统背景，依据他是在不稳 定、危险的环境之中执行他那极度困难的责任。理解了这些，并且和东方历史的专制、暴政、专制统治相比，也和当代的独裁者相比，总地来说，蒋介石的行为是克 制的，因此他还是值得赞扬的。
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这位委员长的道德品质，【276】尽管依据我们近代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来看，他采取的某些措 施可能看来是错误的。我相信他是忠诚地按照他相信对他的国家的最大利益来从事的。把个人的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开，对他来说并不总是容易。但是和许多传统的 “朝廷官吏”的受贿、贪婪、好财、懒惰, 好逸恶劳、和怯懦来比，他的高尚品质是杰出的。
孙中山去世后，当蒋介石突然显赫起来的时候，他 是个受欢迎的英雄。在那个年轻领袖下的新运动，是个富有活力、有高尚理想的运动。但是当他有成效地努力追求统一国家的时候，日本在大陆扩张的阴影越来越深 重。蒋介石对此似乎没有做出有成效的事情。他是在同情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是由于贯注于新生的共产党叛乱而没有感觉到日渐逼近的日本威胁？都不是。他知道 必须先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他有意克制，去防止招惹（或可能允许）日本的进攻。
日本无疑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加快了进攻中国的华北，之 所以加快，是在蒋介石改革计划下，国民政府的力量和统一都在加强所导致的。在此后的八年里，几乎全部的民众都在遭受不可名状的破坏和苦难，战败并撤退到极 其深远的内地，他成了鼓舞大众意志和信念的化身。那基本上就是民主，因为他不是靠政治组织，不是靠军事力量来治理，而是靠所有阶层的大众一致的拥护支持； 对这些大众来说，蒋介石就是他们自己要不计一切代价去抵抗侵略者的意志的象征。尽管在战争的行动中出现过肮脏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中国民众在他们的坚韧、耐 性和坚定抵抗上都上升到了绝顶的高度。【277】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领袖，那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投降之时，委员长的声望和受到的爱戴达到 了顶点。和这个几乎是全世界的尊重强烈反差的是：对他的反对却不断上升。三年内战后，他大大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这个奇特的现象需要设法解释一下。第一， 国民党实实在在地想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但是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之外，实际的动力是民族主义的。委员长急切想实行那些改革，但是当他专注在紧迫的军 事和行政问题的时候，那些古老的邪恶又重新大行其事。那个制度还没有把错误都改正过来。第二个因素是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及其造成的经济恶果。在抗日的时 候，人们忠诚地认可了这种困境，但是在这个看来愚蠢、没完没了的内战里，它就激起了并加深了愤怒，共产党巧妙的宣传和渗透更为它煽风点火。不是很少的持不 同政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实实在在地密谋反对委员长；有些还和共产党勾结，所有的这些人都加重了混乱并且在背叛蒋介石。另一个使蒋介石名声衰退的因素是 因为要阻止共产党的渗透，他采取的办法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在粗暴、专横地侵犯人权。从他自己的观点看，他是在和完全不择手段、肆无忌惮的一个敌人在战斗。 他认为，唯一可行的防御就是求助于应急的措施。在几乎所有他的同胞、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还认识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前，他就认识了；他也坚决地决 定了冒不被理解的风险、甚至冒被打败的风险，按照他自己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较好的理解来行事。【278】
根据记录来看，判断委员长，做出判 断的人必然都受到了对民主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所影响。在他六十岁生日的前夕，我对他做了生日的祝愿。我说，他已经通过了两个转变的经历，那两个经历都极大地 改变了他的、也改变了他的国家的历史。一个是在他参加国民党革命的时候，第二个是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希望他现在要有第三个经历，那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 民主派，对他来说，这个转变是和他上两个转变一样困难，一样具有根本的意义。在我这样说的时候，他那明亮的双眼（可能是他最为显著的特征）直射着我，想发 现我心中在想什么。然后他露出他那迷人的微笑，说，他会尽力而为。马歇尔将军对他有个入骨三分的评论：他总是做了正确、该做的——但是太晚了。要对他公 平，就还要加上说，如果要他丢弃他长期以来所了解、所信任的一些人和程序时，能够肯定会从“民主”阵营得到持久的支持，毫无疑问，他会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的 运动。
说到他个人的特点，他生活简单，几乎是俭朴。他饮酒的量只达到中国礼仪所需要的程度。他只做屑少的放松，但是他完全喜爱他太太为他 安排的娱乐。在马歇尔将军夫人教他下跳棋之前，他不会下它；但是在她教他之后，他就变得专注于它了。看他们下跳棋很让人愉快。他们两人无法对话，所以他们 各自嘟嘟囔囔、自言自语。蒋介石幽默，具有一位中国绅士该有的、所有的本能的谦恭和高尚的盛情。对于赢得了他信任的人，他是最好的朋友。无论是严肃的国家 事务，或者是上山假日旅行，这种天赋的友情总是他突出的品质。【279】
台湾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从由大陆苦涩的败退中显著地恢 复起来。进行了很多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蒋介石是否会再次成为中国的一支政治力量，总体上说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现在像是在抗日战争时那样，成了自由中国的 象征。同时代的人的那些批评被忘记掉后，历史会宽容他，他会以具有不屈不挠的决心维持自己的国家不被外国人的控制、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奠定基础、忠诚爱国、 廉洁、足智多谋等伟大领袖的品质矗立在那里。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在北朝鲜建立的共产党政权越过了北纬三八线，入侵了南朝 鲜，挥兵直下大韩民国的首都汉城。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也粉碎了许多乐观主义者的心安理得。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刻采取了行动。安理会宣布这个入 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条款的侵略行为，号召联合国的会员起来帮助受到侵略的共和国。
在七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宣布他已经发出命令，要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支持大韩民国的军队，要美国第七舰队防范任何对台湾的进攻；他还号召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停止【280】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并且美国要计划援助菲律宾和印度支那，以抵抗共产党的进犯。
通 过这个坚决、全面的行动，杜鲁门总统使美国承诺了一个积极行动计划来对抗共产党的推进。在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好几个地区，已经有军事力量从事于武 装抵抗共产党的进攻。现在，在联合国的行动中，美国军队在朝鲜承担了责任，和他们一起，有十五个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分遣队）的军队参与。
这些发展实际上使在美国争论承认大陆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辩论到了头。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朝鲜的武装冲突，使联合国停止了将它纳入该组织的任何严肃的考虑。但是，它并没有使苏联政府和其他几个政府停止向这方面做煽动和外交方面的努力。
这 样，美国就有了一个和中国有关的新政策方针。在朝鲜冲突开始的时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愿意向朝鲜派三万军队参加战斗，但是联合国统帅认为在军事上和政 治上都不适于接受那个意见，而觉得在台湾的军队最需要的是防御大陆共产党可能对台湾的袭击。在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的那个冬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朝鲜之 后，美国向台湾派遣了一个军事使团，去和国民党的军事权威讨论该岛的防御计划。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对它派去了一个美国军事 援助顾问团。
共产党能够攻占中国大陆，【281】靠得是几种巧妙的手段，主要的是宣传、渗透和武力。他们不计其余地利用了持续的社会改 革、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大众要和平的意愿。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在那时（或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是真诚地相信马克思列宁的教导，绝大部分的党员（领袖们和追随者 都在内）似乎都全心全意地接受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教义。从一九二一到一九四八年，那些领袖宣讲、鼓吹“解放”，将中国人民从政治压迫暴政和经济奴役中，从 “帝国主义”势力的“资本主义”的作为中解放出来；这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形容词所指的是西方的势力和日本，但不是苏联。他们仍然继续宣讲、鼓 吹那个教义，但是这时是用团结和防御的词句，而不是用要达到什么政治目标的词句。
直到一九四九年它获得胜利以前，以及此后的几个月，共产 党在公众关系方面的行为是激发信赖和争取朋友。虽然有些适得其反的事件，但是按照中国的标准，不当的行为很少会归于主要的领导人。总地说来，共产党能够给 中国的公众（特别是农民）和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外国观察家造成一种印象：中国共产党的确是献身于为人民的事业，的确是在寻求民主的理想，并且献身于在世界 大家庭里为中国赢得独立和强大的地位。共产党的宣传将这个党描画成是将“土地改革”作为高于一切的党，基本上是以本土为动力的党，是独立于莫斯科、共产党 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一个党。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个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82】
毛泽东所做的相反的论断则没有广为传播，也没有在国外取得什么印象。
将国民党描绘成彻底腐败、无能、堕落的共 产党的官方路线，以及将中国共产党详细说明为诚实、忠心、廉洁、生活民主、思想高尚、目标崇高，这些都有效地使中国人容易接受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统治的转 变。它也促使了在中国国内的和在全世界不懂事故的外国人接受了一个概念：这个转变会加强民主、并加强国际上的和平事业。
真奇怪（真地奇怪 吗？），这个概念会抓住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被称作是有知识的人和团体，或所谓的“知识界”，而且最为相信、最不怀疑那个概念的也是他们。无论忠实的历史 学家有一天会如何解释或称赞这个现象，他必须要记录下，中国的大部分能说会道、口齿伶俐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了共产党政权的到来。在中国以外的共产党政府 迅速地承认了那个政权。许多非共产党政府很快也步其后尘，有几个在最初的时候还在赞许它。
在他们没有在大陆取得优势、权势的时候，在共产 党当局控制管理的区域，他们的控制很少显露出极权主义的倾向；他们看来是亲切、仁慈、容忍、友善，遵守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并且帮助别人活的原则。他们从 一九四七、四八到四九年，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从控制一个到又一个的地区，他们的行为的确像是好心好意、友好、同情的解放者。他们继续如此，直等到他 们在整个大陆建立了统治。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国和从各种“专家”那里发出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光辉报道。【283】许多外国的外交人员、企业家和传教士都有 信心，说新的政权比旧的那个会有很大的改进。
当权后，共产党的确还进行了改革的计划。他们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分给了佃农。这使得佃 农喜悦、满意，并且看来也是向民主进展。但是，后来从新的拥有者那里取去了那么多的税，使得他们竟感觉不到净收入有任何增长。不久，共产党就向所有的人灌 输共产主义原则。他们增加新税、新规定，以及各式各样、数目越来越多的新禁令。他们建立了多种系统，如秘密警察，告密者，人民法庭，大规模审判，和成批处 决的系统。他们 “国有化”了所有的教育。他们接管了私立的学校和医院。尽管他们声称有宗教的自由，但是他们对宗教组织设立了许多限制。他们指责传教士犯有间谍和其他罪。 他们关闭中国的和外国的商号和货运商。他们虐待、辱骂外国官员。他们拒绝和有些国家的外交人员进行工作，甚至是承认了那个共产党政权的国家，特别是英国。 不久，他们就着手一系列的整肃（到现在还在继续），在此过程中，说他们清算了自己的几百万人，和一些外国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意图似乎是特别针对在政 治上反对他们的中国人，但是接着就反对起受到外国影响所“毒害”的人，包括许多基督徒，最后是商界的人和传教士。他们怀疑（或谴责）后两种人有阴谋活动， 并且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
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在中国扎下根的外国人，很不愿意相信，但是逐渐地承认铁幕正在中国四周落 下来，【284】共产党不要他们在铁幕之内工作，意思是要他们离开。他们被迫面对那些艰难的现实。他们见到自己的机构和企业被摧毁了或者被接管了；他们看 到自己的中国同事被迫害或有时被投入监狱；他们见到自己的财产被共产党政府和亲共产党的组织所充公和占用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被虐待、排挤、压榨、有许多是 被强迫驱除了。
近来最使人震惊的事态是，大部分英国商人的撤离和共产党将英国一百多年来的商业贸易成就都夺了过去。对西方创建、支持的文 化事业最近的一次清算，是关闭了燕京大学，把它所有的教师、院系、学生和设备都合并到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其他机构里，成为一个在共产党教育部管辖的 新大学。燕京大学的外国人被强迫离开了。
对于将自己献给无论是哪种事业的男男女女，看到自己一生的事业和工作遭到毁坏，或者被转去用做自 己认为是邪恶的事情，那真是悲惨。更为悲惨的是，亲眼看到和自己共事或为之工作的人遭到迫害或惨杀，看到听自己宣传福音的人、并尽力以基督精神服侍人的人 遭到奴役。我是曾经经受和正在经受这种经历的诸多人们之一。我自己没有受到我毕生的同事和伙伴们所遭受到的身体折磨、侮辱和危险。但是我从报道里听到、读 到造成的那些大破坏的活生生的情况。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被毁掉，不可能被毁掉，将来也毁不掉。【285】在看来黑暗的中国大陆 上，点燃着许多火光，信仰、勇气和自由的火光都不会熄灭。在千百万中国的华侨里、在台湾的社会里，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火光正在照亮，它会在某个时候为 中国伟大的人民再次点燃真正的民主、自由、公理、正义的明灯。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离开华盛顿去辛辛那提，去看曾在燕京任教、辛辛那提大学的我的老朋友乔治·巴鮑尔（George Barbour）院长夫妇。
在 十一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坐火车从辛辛那提回首都华盛顿。在餐车上我感到不舒服，没吃完饭我就离开了餐车。在那之后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到第二天早上，我知 道我被抬下了火车进到一辆救护车里。后来人们告诉我，那天早上火车上的人员发现我昏迷地躺在男厕所里，从我的一些文件里知道了我是谁。也告诉我，给国务院 去了电报，立刻就安排了把我送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对帮助我的那许多人，我永远都由衷地感谢他们。
我得了严重的“中风”。过了 十二天，医生才知道我能够活下去。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军医院里得到了极好的照料。离开了我有一段时间的傅泾波，急忙 地回到了华盛顿，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儿子杰克（Jack）定时来看我。在三月二十六日我和傅泾波离开了医院，到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费尔法克斯旅馆 （Hotel Fairfax）租了一个单元房。过了一个星期，我回到医院。【286】在四月二十八日，我又回费尔法克斯和傅泾波在一起。六月二十四日，是我七十四岁的 生日。我的几个好友来看我们，简单但是对我说却是暖心肠的一个“庆贺”。从七月四日到九月三日，我住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里，之后我回到了华盛顿，健康有了 很大的改善。在十二月，国务院给我一封信，通知我说，国务院给了我一个无限期的职务。
在我那些朦朦胧胧但是清醒的日子里，我特别欣赏、喜 爱那些馨香、美丽的鲜花，它们有不同的来源，都带来同情的友情。在那以后的年月里，很多好朋友的来访使我欣快、鼓舞。自从我开始不能自理，傅泾波就全面、 完全、献身、有效地照顾我，并满足我的需要；那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一九五零年他们来到华盛顿之后，他的一家一直竭尽全力使我在华盛顿的生活舒适、安静、 安全。我们搬到了傅泾波和他太太购买的一座房子，在“骑围骑斯（Chevy Chase）”那里的西北区二十八街；我们目前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工作，我们希望就呆在这里了。
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由于健康不佳而要辞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职务。在十二月十一日，我收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信，感谢我的服务，接受了我的辞职，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
白宫
华盛顿
亲爱的大使先生：
我收到了你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出辞去驻华大使的正式来函。在接受你的辞职【287】（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之时，谨在此向你表达我个人和我们政府的忠实感谢，感谢你在最为困难、最为悲惨的情况下，如此忠实，如此令人满意地代表了我们的国家。
你 出使中国，不只是带去了绝非一般的对那个国家、人民和语言的亲密了解（这是你从一生为它的青年教育服务中取得的），还带去了对中国的福祉和中美友谊事业的 完全的献身。你毫无保留地将你丰富的智慧和精神，给予了要你担负的那件艰巨、困难的工作。我深信你对你的使命的献身，超出了一般的责任的召唤，它无疑和你 回到美国之后不幸长期患病有很大的关系。
我深为遗憾，由于你的疾病，我们的政府在此期间失去了你进一步的服务。但是我衷心希望，当你恢复 体力后，你会继续将你那独一无二的能力致力于促进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当北平的共产党政权目前正在使用如此多的力量致力于毁掉善意、鼓励仇恨 的今天，和任何时间相比，以上的理想和事业是更为迫切的。
你忠实的，
亨利· S ·杜鲁门
司徒雷登阁下
美国驻华大使
国务院
华盛顿特区
这扫清了即将上任的政府任命一个新的驻华大使，也使我可以重新着手处理我个人关心的和公众感兴趣的问题。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288】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影响我生命过程最大的三个外界的因素，是宗教信仰、教育、和中国。更准确一些，可以说中国是场景，其他两个因素是在这个场景中表现着，并且深深地被它所左右。
近 几十年来，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那些书籍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众的性格特点、近来内部的改变、中国在国际场面上的位置，等等。 其中有严肃的和幽默的著作、小说、诗词翻译、哲学、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作者和他们的态度也多种多样，其不同的程度恰如他们各自对待的中国的生活方面不同一 样。很多这些作者是我的熟人，或朋友。看到写中国的书（特别是小说）的许多成功作者是女性，这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多写 中国的文学，我觉得我唯一有意义的贡献，只能是以中国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写我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在很早的时候，外国条约中的羞辱条款和外国人（包 括传教士）享受的特权，都激起了我的同情，同情中国人所应该有的民族抱负。我的潜在信仰是，通过应用科学实现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它复活了起来。 我几乎是不自觉地被带着去【289】理解中国人的苦难和他们的雄心；它们实际上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情感，成了主宰我个人生活的元素，使我有了带色彩的态度， 并且左右了我的行动。
但是这不仅是由于我喜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种情感。长期以来我就坚信，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统一、强大、对其他国家既 不惧怕又不怨恨的中国，太平洋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和稳定。从更积极的方面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基于理念、正义和国际善意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巨大财富。这种 广阔的人文前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以及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和谐一致的。采纳真正共和形式的政府，会满足年轻知识分子的抱负，也会使中国人民以政治表 达、取得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就要取得的社会民主。为实现这个目的，要保持中国政府和领土的完整、中国的独立、免于从任何方向来的侵略威胁。中国并不那么是个 生物和种族的实体，她更是一个单一的文明文化实体。保留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自由和她那优美的民族文化，都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所有人类的进步福祉息息相 关。我就是献身于这个事业的。
一个人对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对另一个国家形成的态度，以及影响到这个态度的作为的，最终常常是要看他个人的 交际、交往、和联系。在中国它是个极其强烈的因素，因为她的文明、道德哲学、伦理准绳等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在其他任何国家，它都不像在中国那 么强烈。许多时候，似乎中国人几乎就没有抽象的道德，而只有对所涉及到的具体一些人有正直、诚实、仁慈、和蔼、和友爱等【290】义务和责任。这说得可能 有些过分，但是他们的基本美德可能就是忠诚于个人。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那本十分称赞中国人优良品质的书【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里，也列举了他认为是中国人的最坏的缺点，如贪财、贪婪、怯懦、胆小、冷漠、无情。我愿意在所有的人们都具有的缺点、缺陷、恶习、弱点之外， 选择相互妒忌和互相怀疑作为更为中国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直接追溯到他们的社会结构之中的那种极其个人化的要素。但是，我和人们的私人关系，对我展示着 他们的美德大大多于他们的缺点，这也是我之所以鉴赏并称赞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和中美之间存在着千千万万私人之间的强烈友谊相比，即使是在现 在，中苏之间只存在着很少的这种友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在今天，有些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下，对这些友谊的暂时否定或背离、背叛，我相信，它们会被更 多仍然存在着的深深的个人忠诚、以及无数牢不可破、将来有一天会更新的纽带所抵消。
中国人的心是和他们的住处一样，一般是对外来的人关闭 着。譬如，北京城里满是私人的住宅，而过路的游客却看不到它们，甚至不会感觉到存在着这些住宅。四周的单调围墙，将那些一层的平房建筑完全藏在里面。那些 用大漆漆过的门总是上着拴、关闭着，即便为来访的客人打开了，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大墙（影壁）。不绕过影壁，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过了这些屏障，就看到由 风雅的院门和廊柱分隔开的一道道院子里的堂皇房舍、花园、亭台、山、洞、莲荷池塘、和同样赏心悦目使人惊奇的景致。在生人面前，中国人带着无感情、无表情 的面容，外国人对这种“东方人的面具”是如此地困惑不解。【291】进到后面的深处，是不轻易、也是不仓促许诺的。但是，一经消除了担心和猜疑，信赖的善 意就会油然而生，就像是那些隐没的中国住处一样，一定会随着准许进入那个园地，而使你发现、探奇和经历那丰盛的款待。在这些回忆里，我已经提到经过多年和 我建立了亲密、珍贵友谊的中国人；如果不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会提到更多的朋友。
读者一再看到傅泾波的名字，我很愿意再提到他，作为一个美 妙、忠实的中美之间的友谊。我说过他在我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时候，他是如何帮助了我。当我被日本人监禁的时候，他拒绝离开北平，觉得他可能设法让我逃 脱、或者会出现谈判释放我的什么情况。在那整个时期，他实际是被监视着，几乎不离开他的住处。当我似乎很快会被释放的时候，他是被允许来看我的第一个人， 在随后的兴奋、精神耗竭的几个星期里，他一直陪伴着我。
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在上海呆了几个星期。燕京大学的有些事体 似乎需要傅泾波的帮助。我给他电报，请他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乘飞机；那可不容易，必须得到盟军当局的特别允许。飞过山东共产党地区的时候，飞机的引擎出了 故障，驾驶员告诉傅泾波，让他把箱子丢出去。傅泾波拒绝那么做，那是有缘故的：箱子里有重要的中国文件。那位驾驶员只有自己用的一个降落伞。当变得更危险 的时候，那位驾驶员面临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两难选择：跳伞，让那位乘客听天由命吧，或者和他同归于尽。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像是出了奇迹，引擎又开动了，他 们平安地降落在青岛，一切都好，只是精神受到了折磨。在青岛，傅泾波赶上了一架商业飞机，但是在兴奋之余，他把那个箱子落（la，忘）在了机场。幸好那个 公司找到了那个箱子，一两天后把它送到了上海。【292】
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微妙协商时，以及在我处于大使职位上和中国人的所有联系 中，我知道傅泾波会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请他和我同去南京，看需要，呆几个星期、几个月，完成马歇尔的使命。在首都南京的住房既困难又昂贵。从此，我就 在我家里和在旅行中都把他做为我家中的人。所以，很合理地就让他和我呆在一起，他就能够在任何时候和中国的来访者打交道。但是，我必须先和美国官方的程序 谈这种情况。让一个中国人做为美国大使家中的一员，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是开了个危险的先例！这里有些社会偏见，但是不太重。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 是“安全”问题，关于安全的重要性，我必须接受多种的教育。马歇尔将军瞪大了眼睛。我的那些对外事经验广泛的同事斜眼、冷眼看我的邀请，认为这个邀请会把 一个“外国间谍”带入大使馆内部的密室。这些担心不仅是很自然，而且很有必要。实际上，如果傅泾波住在外面，只是上班工作的时候来我家，他同样会有做密探 的机会。在所有这样的事情上，信赖必须主要建立在一个人的道德、正直上。我毫无保留地知道傅泾波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的成功比对什么都更关心。没有多久， 大使馆里面我的同事【293】就理解了傅的价值，并且就和我一样地对待起他来。
中国人则十分不一样，他们显然很高兴这个（许多人早已熟知 的）长期以来的关系能够延伸进入我新近的外交作用中。他们来到我家更自由、更经常，正因为他们如果见不到我，还可以见到傅，或者只是先和我谈几分钟。有些 不够尊贵的人，或者由于某些原因不适于我去见、但是我们却需要保持联系的人，他就经常去找他们。在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我几乎都让他和我一同去，他从来也 没有辜负过我的信赖。这些都表明，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和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有更为密切和广泛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疑问地，他可以代表我。他可 以对他们说我最好不说、或者会使我自己尴尬的话，但是，他们知道那是符合我的意思的。因此，他被接受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虽然美国政府没 有花费分文，但是我知道由于他对中国政治的敏锐了解和他和中国人有广泛的接触，而使得美国政府受益非浅。在小事情上，他也帮助我，像在我忽视的时候，提醒 我合适的礼节，以及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参与一些小的事体。他还和另一位干练的中文信件文书，帮忙处理我特别多的中文信件。
这个延续了 三十多年的友谊，结成了完美信任的果实。它证明即便在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也会有质朴宜人、简单美妙的同伴关系。傅泾波之于我，有些像是父子、同伴、秘 书，也像是个公共关系官员。我过去之所能够有点作为，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她的人民上，功劳应该大大归于他，甚至比我以为该归于他的还要多。【294】
开 始于四年多以前我的那个病，是对这个友谊最严峻的考验。泾波是用最深和最忠实的感情对待了我的病。大夫的医嘱说，除了家庭成员最多能够停留半个小时以外， 谁也不能停留十分钟以上。但是没有多久，这些不动感情的科学人马就看到了这个看我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我和他在一起呆多少个小时，能够毫不兴奋，而且总是舒 服、放松。在医院的那近乎五个月里，泾波一天也没有不来看我。自从出了院，泾波，他太太Sarah，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和我，大约在三年里就一同住在我觉得 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家庭环境里。在我那漫长的恢复过程中，他们都用和泾波一样的感情照顾我。他当然是主要的元素，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自动地跟着他。更为有意 义的是，我们迄今所认识的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喜爱这种安排。中国人比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都更认真地对待人们关系中的义务和忠诚，特别是家庭之间的和朋友 之间的关系。对我这倍受折磨的身体的不断的照料，既是天长日久，又是艰难重重，它需要对我的无能有巨大的同情，并且要用巨大的耐心去对待它。一句话，这种 特殊中国式的帮助人的服务，以及与它同在的感情，似乎在医生所说的我那奇迹般的恢复中，是主要的因素。
我曾经两次度过了隔绝的日子，一次 是日本人监禁了我三年半，第二次是近几年我的病。这些经历帮助了我理解、觉察在今日世界上令人惊恐的灾难的份量。我曾经【295】设想遭受比我更为无法形 容的艰辛，贫困、困乏，沮丧、绝望，丧失亲人，受伤，生病，孤独，监禁，等等的人。很多人担负着折磨精神的责任，或面对着战争的巨大灾难。除了这些特殊的 和短暂的悲伤和危险之外，在我们这些人之间，总是还有一部分人忍受着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的苦痛。我的一生是极为幸运、极为快乐的。在我个人的情况甚为如 意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体会到人类的苦难。但是，那可能带有一种居高怜悯的意味。说得最好，那也是旁观者的超然。我这两次巨大的孤独，使我几乎具有了所有 遭难的人们都具有的那种奥妙的感受。我有了一些闪闪烁烁的内省察觉，察觉到不仅是单独的某个人，也是在共同交往里，在精神、道德的成长中，痛苦所起到的作 用。我更领悟到教旨的那些深奥真理：同情苦难、代人受过、替人赎罪、上帝拯救人于罪孽和罪孽造成的那些邪恶和骇人听闻的后果。尽管由于秉性和幸运使我乐 观，但是当在严酷的现实里或在思想上毫无畏惧地面对人类生命的时候，总能接触到、想象到那里面的悲剧因素。
原已无须重复，在这本流年岁月 里的其他地方，我已经写了我强烈信仰个人的自由；它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追求的其他利益会全部或大部分都毫无价值。它是民主的精髓。 民主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便是最好的家长式的或专断式的政府，在管理人民上，都不如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为好，因为人民通过自己的失误、失败，会学到义务 和责任，程序和手续；还有另一个无可比拟的益处——学会自己管理自己。【296】我们谈信仰的奇妙，包括人们的寻求上帝；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在精神道德 中选择时，上帝持有的奇妙的信念，他冒险允许我们自由去选择。因此，在我们这些人们之间，也是要像上帝般地分享这个信念，坚持自由是所有的人的权力，相信 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使它健全地运行发展。在宗教的认同中，争取自由是至高无上的。
在我七十八岁这样看待世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巨大争论的问 题，它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有生命攸关的后果。我们是要一个无神论的、毫无心肝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来征服、统治世界，还是要让 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的原理和准则，以及基督教对上帝和人类尊严的信仰，成为国际大家庭和所有的人的生活道路呢？这两种概念是无法永久并存的。
共 产党宣称高尚的社会目标，但是采用的却是邪恶、恶毒的原则，这使它的目标和它的措施等同起来。他们把欺骗演化成了一种艺术；他们所依靠的是暴力、诡计和谎 言。当他们认为将人性、人道、人类、博爱等等投入悲惨和摧残的巨大深渊中是符合他们的目标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会这样干。多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对我 说，他们会牺牲一切来使世界共产主义化。共产党的战术可以灵活，战略可以更动，但是他们的统治目的却是决不改变的。
共产党有伦理，但是他 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不同。他们的思考、推理也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标准。他们显然将反对革命的活动视为最大的罪恶。他们狂热, 盲目地坚信他们是无比正确的，是战无不胜的。【297】可惜，自由世界的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并不像他们那样激情。
我不相信，建立在唯物 主义和对任何批评都采取粗暴压迫的任何政权和制度会长期存在。如果，共产党是对的，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人就是无可救药地都错了。但是如果我们那美好的理想 和信仰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致力于使这些理想和信仰发扬光大，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机动灵 活的实现民主、社会和经济公正、公益的计划，而且相信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这样，方才能够使自由世界有新的希望和力量。
“人终极的主要目标 是什么？”这是在西敏寺简要问答（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中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在我年轻时每一个受到良好教养的长老会孩子必须记住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人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永远侍奉 祂。”这几乎就是我那多少代苏格兰祖辈传下来的、严格的加尔文教派信条的要领。这个坚定不移、崇高的信仰对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繁荣的影响，是人所共知 的。坚信公正的神的权威以及服从神的本分，造就了所有新教徒具有的一种宝贵特性。但是对于宗教的理想主义来说，它似乎有不合情理、令人不解的地方：它在最 崇高地改善赤裸、粗鲁观念的进程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却反转得变了形、起阻碍作用了。
在中国（在许多其他传教地方也无疑如此）居住的西方人 的行为是它的一个例证。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他们从事非宗教事务的国人互相疏远，并且互相挑剔，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内的时候，无疑会是惬意相处的。【298】即 使是同一家庭的成员，特别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常常会步入这个极端或那个极端。宗教的奉献（如果不是由于宗教的奉献，他们绝对不会选择这个事业）加上安格 鲁-萨克逊人对效率的崇拜，以及取得切实的效果的秉性，使得其他人将传教士看成是讨厌的或狂热的专职人员；而单调、无聊以及没有标准的传统、习俗的生活， 诱惑着其他西方人从事的行为，则是传教士所难以容忍的。这种使人烦恼的表现，在东方普遍存在，并不能完全指责是传教士以外的人们的堕落。当今世界范围的巨 大变动，可能已经永远摧毁了所有我们生活在传教土地上的人所熟悉的那些方式，但是甚至在我们新教徒的虔诚里，和在把生活分隔成信仰的和世俗的行为的倾向 里，它们还可以隐藏在那里，起到危险警告的作用。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将人类生命的含意用真正的宗教信仰整合起来，今天看来涉及到世界的灾难，就预示着未来的 苦难。我深深相信，从整个的生命和目前全球的争战来看，失去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因果关系的，其间的关系比我们一般人承认的要密切的多。
基 督教显然将它传统的信念和神学的说明带进了中国。长期以来，我希望中国的神学家会对基督教的真理做出一些新鲜、有创见的说明，介绍给他们的国人和全世界的 人。中国的教会今天正经历着严酷的考验，这种考验会丰富、加深他们的基督教思想家的宗教历程；我们长期以来就盼望着他们，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实现；正像是圣 经旧约中最为深沉的思想和精神的内省、理解、顿悟是来自在背井离乡、流放（Exile）之后所写的文献中那样。中国的历史、哲学和它所有的确绝伦的文学， 主要涉及的就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关系。在这些猛烈的翻转年月里，【299】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受到了盘查、过筛，也被深为植入在中国思想中的基督 教真理所激活，从它里面理应会对基督耶稣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萌发出新的光辉。
如果有人要我在圣经里挑出一段话来包括我的宗教信仰的精髓，我就要说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将这个信念简洁地用于实际中，我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中耶稣说的两句话编织、编排成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
我 最喜欢的圣诗是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我每思念那奇妙的十字宝架”（ When I survey the wonderous cross）（它可能是最为优美的英文圣诗），以及贝尔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耶稣，每逢思慕你”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另外两个是：乔治·马提逊（George Matheson）的“不肯丢弃我的极爱”（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和乔治·科洛里）（George Croly的“圣灵降于我心” （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最能表达我自己的祈祷的有一首诗，是乔治·艾黎阿特（George Eliot）写的：
我希望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
众多不朽的亡者又复活起来，
他们的存在使今天的众生变得比较热烈。
愿他们活在脉跳激发的宽宏大度里，
愿他们活在诚实无畏的行动里，
愿他们活在远离只会终结成自私自利的卑下的目的,
愿他们活在如同夜空明亮星辰的高尚思维里，
促使人们静静但坚决去寻求更为宏伟的意念。
愿我到达那纯洁无比的上苍，
愿我成为身历巨大苦难人们的杯水力量，
点燃丰富的情感，哺育纯洁的慈爱心肠。
【300】因此，让我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吧，
它的圣乐给这个世界无比的欢畅。
耶稣基督给了我最大的满足，在我老年如此，在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我绝对地敬拜祂，奉献给祂。祂的生命，祂的教导，祂的升天，祂的复活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祂背负的十字架揭示着终极的信仰和热爱。
对基督的生与死似乎最为合理地（我是否胆敢说是最为科学地）的解说，是对于他自己的来源和本质，他本能的理解就该归荣耀于他。我相信，基督徒越多，他们的生命越接近于效法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不同人群、所有各国和所有人类的前途就会更好。
对 基督教中永生的传统争论可能要持续久远，但是由于近代的生活情况，它的说服力逐渐淡漠下来。目前的自然科学似乎并不比它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更为有力。同 样，哲学和心理学也并没有更令人信服的说明。我坚信，信仰永生是和信仰人类精神上的其他理论的直觉一样，都可以使人在科学继续在发现宏大和奇妙的宇宙的各 个方面里，找到鼓励，感到鼓舞。所有试验科学已知的和预期的发现，对于信仰都是一种置疑，都像是在精神事务中，现实更为辉煌，超越了我们最高的假想和我们 最胆大的推理。基督教信仰永生是基于终极的平安和确信在宇宙混乱的现象后面隐在的那个力量，爱心，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表现。
人 类的、和组成人类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可以认为是确实值得有一个创始的设计，【301】它的奇妙和宏伟显然是和我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经历相类似。近代科学 的发展作为宗教信仰的更为崇高的热望和更为深远的认识，应该受到欢迎。 “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让我去吧，
我的轭具已经功成，长日已经过去，
我取得了赏赐，心底里
还有晚归云雀的声鸣；
带我回到那安宁的西土吧，
像是落日，归去得绚丽多彩，安详穆宁。
（翰勒，玛格丽特·叟罗里）（W E Henley，Margaritae Sorori）
第十五章：美国和中国：“现在采取什么策略？”
【302】人们一再问我，我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蒋介石，台湾和在大陆的共产党政府。
“策 略”是个大字眼。“现在”是不断运动的时间里的一个点。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所面对的，也就是她的政府所要与之奋斗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改变。虽然中国是一个 大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资源，但是中国只是我们必须与之周旋的众多国家之一。我认为，要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个合理的策略，首先必须对整体的世界有个合 理的策略。要想有这样一个策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和其他的人民；我们必须以恰当的观点看待世界、它的人民、和它的国家。我们不仅要恰当地关怀我们自 己的权利、义务和利益，也要恰当的关怀其他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在制订这种策略时，从开始时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遵循一些根本性的原 则。它们必须派生于、符合于道德、法律和正义等崇高的概念；在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民的关系中，都必须采用、实施它们。我们在基督教的原则和实施中就有这样的 概念；我们应该在所有的对外策略中都遵循他们。
和世界上众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周旋，必然有，也会有不同的办法，但是不论情况如何，根本的 和指导的原则却应该是一致的。最终的主要目标也是这样。【303】在我们的诸多原则中，最根本的一个是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自由。在我们诸多的目标中，最根本 的一个是保证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为了符合那个原则，以及有效地效力于那个目标，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也必须考虑其 他国家的生存以及他们的自由和安全的权力。
现在正进行着一个世界范围的战斗，一方是少数国家里面的少数人，他们谋划加给所有国家和所有的 人一个制度，其本质是奴役整个的人类。另一方是反对、抵抗这个作为的人们和由美国带头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安全，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必须和像我们一样、在自 由一方的其他人民和政府协作。我们必须支持所有和我们一样受到奴役势力威胁的所有的国家。我国和这些国家都不能支持那些执意奴役政策和统治世界的国家、制 度、政权。自由国家必须保持统一阵营，必须帮助所有寻求自由的人民，来抵抗苏联鼓动的和使用武力的共产主义的全球性威胁。
自由的人们，并 不需要反对以自愿为基础，为了社会和经济的同一目标带来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所说的“共产主义”却是一个制度，它起源于否定上帝的存在，它否认灵 性，声称所有的一切都是物质的，所有的行动都是物质性的，它是用武力、欺诈和谎言来欺骗和维持的，它立志、追求统治世界。这种共产主义则是个邪恶的怪种， 是靠贪婪掠夺而存在的。对它不能实行绥靖。用和缓的语句和友善的姿态都无法使它安详。它完完全全是令人厌恶的。它是必须加以反对的。
我认 为，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美国，我们美国的人民，首先应该【304】一如既往，继续同情于中国的人民；我国政府应该坚定地重申我国对中国的 传统政策，即，相信中国必须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他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他的领袖为建立并实施自由的原则所做的努力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
美 国人应该研究、努力去理解并学会觉察、鉴赏中国人民的品质和能力。美国人应该理会、考虑到中国人的强健，机智，人口数目为四亿五千万，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的这个事实。美国人也要看到，这个民族的国家，中国，面积比美国大，约为四百万平方英里，她位于东亚的中心，有相当的物质资源，有广泛工业发展的能力。美 国人还应该考虑到，中国和她邻国的人民长期以来将这个国家认为是“中央帝国”的这个事实。美国人应该回顾、研究、沉思那块土地的近代历史，以及美国和那里 在贸易、文化、政治方面的关系。美国人应该审视中国的革命历史，民国运动，“国民”政府的创建努力，那个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成功的抵抗，她作 为盟友的表现，在组建联合国中的作用和位置，以及她作为该组织及其安理会成员的表现。美国人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对那个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如，雅尔答协议和波 斯坦协议，苏联的背弃，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最后取得的胜利，以及目前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和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建立的“人民政府”之间仍在继续的那个 斗争，等。【305】美国人应该审查、比较并且对比在后者建立之后的这些年来，这两个政府各自的态度和作为。
目前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和大 陆中国的人民和目前控制了那里的政府直接接触，也不能有什么大作为。经过了一个世纪多的友好交往和互惠联系之后，美国人和美国的利益（连同许多其他国家的 人和利益）被逐出了那个地区，而且从此至今一直被排除在外，这真是个悲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的投 入。美国的投入中最大的是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派遣了大批传教士去了中国；美国各种教育机构和慈善团体扩展了自己的工作， 在中国建立了中心。他们，协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善良愿望的人在那里做的类似事业，曾经送给了中国人民许多益处，如，西方的观念、概念和生活方式，基督教的思 想和实行，“西式”的教育，现代的科学，医学的发展，机械技巧，等等。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人民政府”尽其所能，不仅将有西方影响的经营、代理的人和机 构赶了出去，排斥在外，而且将那些影响的迹象和效果全部加以清除。那个政府在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使中国大陆成了共产主义集团的一个部分，把它的大部分和 绝大部分人民置于铁幕之后，是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进行冷战的成员，并且成了一个侵略者，入侵了一个邻国。【306】它侮辱、迫害、酷刑、在许多情况下杀死 传教人员和信教的人。它驱除了大部分“外国”的商人，并且将其他的人作为人质。它把所有非共产党政权和人民都侮蔑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并且将美 国定为首恶。
但是，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可以为在台湾的八九百万中国人和另外一千多万定居“海外的华侨”有所作为。被逐出大陆的美国的传教界 和慈善机构，在这些“自由”的中国人中坚持教育、医疗和救济的活动。美国政府正在帮助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并且对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给予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但 是，我们可能、也应该做得更多。
为抵抗共产主义，国民政府是可以依赖的。它使任何地方的中国人保持那个抵抗精神的活力。它使中国人的爱国 精神保持在全球为自由而奋斗的一方。它在东亚各国人民之间鼓舞着抵抗的士气。它就这样和美国进行共同的事业。通过它，并通过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人的组织 和个人，可以，也正在维持着和大陆的中国人的接触。的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我们的利益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国人，许许 多多的中国人做许多事情。
一九五零年六月，当北朝鲜的共产党发动对大韩民国（南朝鲜）攻击的时候，美国的决策者很快决定必须为集体抵抗共 产党的侵略采取积极的行动。美国在联合国提议对南朝鲜给予共同的军事支持，联合国决议了给予这种支持。【307】此外，美国政府还进了一步，它制订了一个 策略，含意是美国不仅支持朝鲜，也支持东亚的其他地方：支持中国国民党保卫台湾的抗争，支持菲律宾的抵抗，支持印度支那的抵抗。特别对在台湾的中国国民 党，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经下令美国的第七舰队预防共产党从大陆对台湾的进攻，并且要求国民政府停止从台湾对大陆的进攻。艾森豪维尔总统在一九五三年对这 个命令做了修订，要第七舰队不阻止国民党人从台湾反对大陆共产党人的行动。美国政府从一九五零年六月起，对国民党人采取了一个路线，增加了对它的经济援 助，并且给予物资和顾问形式的军事援助。
我认为，美国方面在态度和做法上的这个改变，政策回转到支持中国国民党人，是个良好的发展。不仅 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抗争中站在自由世界一边，而且他们为整个东亚在抵抗中建立了瞩目的榜样和形式。共产党在东亚的进展受到阻止，对于自由世界的安全 是极为重要的。台湾不被共产党占领，在策略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至关重要。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国民党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明智地维护我们自己的 利益，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真正利益服务，就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国民政府做出理由充分、连贯一致、延续不断的支持。【308】
这给我们带来了过去一向在提到、而且在一九五四年被胡搅蛮缠的共产党和我们一些盟友的代表重新积极强烈地提了出来的两个问题，使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要“承认”共产党中国？2）联合国是否要接纳共产党中国？
这 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承认和接纳中国那个国家，它还关系到对一个新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要采取的行动。这个政府在起源、维持、组成、方法和目标 上都是共产主义的，它正管辖着绝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中国领土和民众。美国长久以来就承认了中国，在一九二八年，它和那时候和以后其他国家一样地正式承认 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治下，中国在一九四二年成为原始联合国宣言的签署国，在一九四五年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在联合国里，中国是安理会的永 久成员。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着中国，为中国代言，为中国投票。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承认中国，不是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是撤回销对国民政 府的承认，而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将国民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拿掉，而将席位给予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这自然是一个程序，如果同意了，其本质就要涉及一种分 裂，会出现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共产党的两个中国。但是在我看来，那很难实行，在这里不要去考虑。【309】美国一向坚持中国统一、独立的原则，并且反 对违背这个原则的作法；任何提议分裂都可能受到所有地方的中国人和正在较量的两个政府的反对。
事实上，大约有二十五个国家从承认国民政府 转到了承认“人民政府”，但是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做；有几个这样做了的国家正在支持“人民政府”和共产党阵营的要求，要美国也这样做；“人民政府”和共 产党世界以及几个非共产党国家正急切地要把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转给“人民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采取并且维持什 么立场？我们要做哪些努力？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如何最好地维护、服从于我国正当的利益和目标，当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正 当利益和目标。情况是，在国际事务的发展中，美国在近年来靠着许多因素，成了自由世界里最强、最有影响的国家。在整个自由世界受到苏联共产党征服计划的威 胁的这个历史时刻，在美国诸多利益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和国际的安全。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关怀世界和平的问题，是因为，第一，他们相信和平；第二，他们相 信自由；第三，他们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的世界上，他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方才能够有安全，方才能够享有自由。由于他的力量和他支持拥护自由和安全， 【310】美国成了抵御共产党威胁的自由国家的领袖。这样，美国主要关注的安全，和各个以及所有自由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相同的。
对采取任何 能够导致会加强共产党世界的任何行动，美国都担当不起；对于减弱自由世界力量的行动，美国也承担不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一方面会大大帮助共产党 世界，另一方面，会大大损害自由世界。它会在共产党在巩固在中国地位的进程中排掉最大的障碍。它会导致中国国民政府的瓦解和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它 会使得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较早地转移，由国民政府（它的发言和投票都是在自由世界一方）转移到会站在共产党世界一方发言投票的共产党政府。这样一来，自 由世界投票力量会减小，共产党阵营的投票力量会增加，这会使共产党在美国和在其他自由国家中的影响大为增大。它会使抵御共产党进展的亚洲人民灰心丧志，也 使他们怀疑美国支持的可靠性，并且削弱许多国家在坚持抵抗中的力量和决心。
长期以来，从共产党主要党魁的声明中，和从共产党取得控制后共 产当局的所作所为中，整个世界都有理由知道，任何一个共产党政权都从事消灭人的自由的原则和实施，对宗教开战，采取一切可以设想的软硬兼施的办法，来巩 固、扩展共产党领袖想要强加给整个世界的无神、唯物的制度。【311】有助于共产党事业的任何行动，都会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想到这些事实和结论，我真诚 的希望，不论是基于伦理道德，还是基于政治，不论是为了美国，还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希望美国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联合国接纳中国 的那个政府，反对加强那个政府的计谋和行动，坚决支持并援助旨于防止巩固、扩展那个政府权威和共产党联盟的努力。
我相信，美国应该维持他 反对和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政策。外界运去的物资，即便是非战略性的，也会加强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从而让那个“人民政府”容易采取像他在朝鲜采取 的行动。自由世界半点也不能帮助并鼓励用武力攻击在联合国旗帜下、为了集体安全原则的军队。很难说，我也不想说，美国要尽多大的努力去迫使其他国家考虑这 种贸易；但是我似乎明白，说起来也容易，和共产党中国贸易越少，就越符合于自由世界真正、长远的利益。
总而言之，我相信美国应该坚决遵循 基于我们广为流行的“生活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外交政策。不论教派和信条如何，我们的人民是基督教的，文化是基督教的，国家也是基督教的国家。总起来说，根 据各种伦理道德、法律、行为准则和是否可行等思想，我们既单独地也集体地，【312】既局部地也全国性地设定我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应该在和其他人民和 政府交往中，也同样遵循这些思想。
我们是自由的国民。但是我们现在和其他的国民一样，都受到奴役着许多国家、并且想奴役所有国家的武力的 威胁。努力挣扎想要自由的中国国民，已经成了这些武力的牺牲品。现在他们大部分都在铁幕后面，受到统治，教导他们说，我们和其他自由的国民是他们的敌人， 是必须要清除掉的。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仍然处于可以继续追求自由和安全，、并为自由和安全而战斗的地方。这些是我们仍在接触的人，我们和他们正像和其他自 由的人民一样，可以有互利的关系。
我们应该依照黄金定律（Golden
Rule）来对待中国国民和国家。我们愿意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我们不愿意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就应该不那样对待他们。无论在 哪里，只要他们的目的和努力是为了自由和安全，我们都应该给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必须制止所有能够导致加强那些镇压、奴役的人的力量和声 望的行为。我们应该和重视并且互相交换善意表现的人交朋友，做好邻居。不仅是在台湾和东南亚，在离我们更近以及在我们中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保持 我们对国民政府和它的追随者的支持，我们政策的固定前提应该是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容忍共产党占领台湾。我们应该不考虑任何会损害或漠视现有的对国民政府的 许诺、义务的提案。【313】同样，我们应该不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任何承认那个政府的地方的纠缠不休的要求所动摇。此外，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 旨在将那个政府置于联合国中国席位上的行为。我们应该制止、有道理地劝阻和那个政府统治的地方和人们进行贸易。
最后，我们应该时时记住， 在美国的妥协中，过去有几次涉及了中国，但是没有一次使美国受益，但是每一次都证实损害了中国。在我头脑里，清楚的例子有一九一七年的蓝兴 （Lansing）石井协议的一个秘密条款；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对日本关于山东的让步；和一九四五年雅尔答的“远东协议”。不讲原则，放弃合理的传统，根据 空想的权宜来做决定，机会主义的路线，“劫甲付乙，以强凌弱”，这些作为都不是“美国的方式和作风”。在我们和中国和她的人民相处之中，应该和对国内、对 近邻的国家以及对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相处一样地，采用相同一致的高标准。
高于一切的是，我们应该确切地清楚明确，我们做出的有关中国的决定 和行动，都要和我们整体外交政策的目标相一致。我们寻求和平和安全。和平和安全是所有不想从事征服的人民的共同目标。为了我们能够取得安全，我们必须和所 有这样的人民共同协作。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行为，绝不建立在引诱惑人的“交易”和闪烁迷人的许诺的沙滩上，而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原则和一贯的诚实和持久的信 赖的岩石上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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