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運動造就的恐懼和造假風

　　今天人們對於1958年“大躍進”的歷史記憶，恐怕主要源於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經濟鬧劇。人們常常用領袖和群眾共享“烏托邦式”浪漫主義理想來嘲諷當年不可理喻的那種狂熱。這樣的單一解釋其實掩蓋了更深層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標”謊言背後，支配着人們荒誕行為的實際上是深植於內心的政治恐懼。

　　為什麼1958年的荒誕劇未遭到黨內外有力的抵制？不少學者將原因歸咎為1957年的“反右”，他們認為，“反右”運動消滅了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而消滅了社會良知[1].但這些分析忽略了1958年中國的政治氣候。1958年是毛澤東繼續強化階級鬥爭的一年：在國際上，他主動向赫魯曉夫“叫板”，挑起了關於“聯合艦隊”、“長波電台”的中蘇論爭；在台海關繫上，他發動了“炮擊金門”，製造出緊張的戰爭氣氛；在中共黨內，這一年是黨史上整肅出“反黨集團”最多的一年；在民間，1958年還有過一個與經濟“大躍進”平行的“肅反大躍進”運動，在某些地區，甚至連中學生都無法倖免於“肅反”。由於內部檔案的封鎖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有關這一另類“大躍進”的論述，在以往的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研究中被長期忽略。

　　正是1958年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才製造了一種瀰漫於全社會的恐懼和“失語”，並迅速地掃除了黨內外有可能反對“大躍進”的一切障礙。同時，中共原有的趨炎附勢的政治文化及其對行政管理的影響，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於是在高產指標上的層層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風。在這樣的氛圍里，如同經歷了一場互相欺騙的催眠，全中國似乎一夜間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斷能力，轉而相信共產主義福祉會瞬間降臨。這就是經濟“大躍進”得以順利推行的政治社會環境。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大躍進”期間的一切荒謬以及大饑荒出現的必然性了。

　　一、為經濟“大躍進”開道：“肅反大躍進”和其他形形式式的政治運動

　　中共歷史上有過多次“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以下簡稱“肅反運動”），比如20世紀30年代在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曾發生大規模殘殺黨和紅軍各級將領、普通士兵和工農大眾的“肅反運動”，這些事件後來都被“平反”或認定為嚴重“擴大化”。中共1949年建政後仍然沿用戰爭年代急風暴雨式鬥爭模式來肅清（其實是製造）“敵人”，包括1955年7月至1957年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即“肅反運動”）。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底許多地區的“肅反運動”尚未結束，1958年中央又指示各地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2]於是，緊密配合形勢需要的“肅反大躍進”便應運而生了。

　　以山西省為例，根據最近發現的內部檔案，太原市領導“肅反”的“五人小組”在3月31日至4月2日召開了“全市肅反工作躍進大會”；絕大多數單位的“肅反”負責人與專職幹部皆認識到，在全面躍進的形勢下，“肅反”工作也必須來個“大躍進”，否則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他們認為，“肅反”可以找到又好、又快、又省的辦法，經過“整風”和“雙反”，幹部群眾的積極性大大提高，有了這些條件，“肅反”工作也可以來一個“大躍進”。[3]

　　在“調查工作馬不停蹄，定案工作人不停筆”，“要與時間賽跑”，“早上班、晚下班，犧牲工作日，一天當兩天”等“肅反大躍進”口號下，太原市要求所有單位以一天半的時間擬定出“肅反工作躍進規劃”，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保證措施”。太原市提出的辦法包括：領導幹部親自動手，研究問題，審閱材料，指揮工作，親自外出調查，甚至搞“肅反”“試驗田”；各單位在調查上要相互協作，以達到又好、又快、又省地進行調查的目的；採用小型展覽和群眾訴苦的方法發動群眾；流水作業，邊調查、邊訊問、邊定案、邊處理、邊結束。[4]太原市委還明確提出，凡是在“肅反大躍進”中定的案件，將來都不要“複查”。[5]此外，該市還大力評選“肅反先進工作者”，“在當前肅反大躍進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我肅反幹部的英雄氣概，更廣泛地開展學先進、趕先進、超先進的社會主義革命競賽，進一步推動肅反工作全面大躍進，以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安全進行。”[6]“肅反大躍進”的領導者們不斷指令基層進一步擴大“立案面”和“打擊面”。例如，太原市郵電局因該局參加“肅反大躍進”的426人中絕大多數是20來歲的“新學徒”，實在“無反可肅”，因此在1958年底要求結束“肅反運動”。該要求被太原市委駁回，市委嚴令他們迅速“扭轉‘無敵論’”，進行“補課”、“扭轉局面”，其實也就是要求郵電局在20來歲的青年人中製造“現行反革命分子”。[7]

　　在同一時間，江蘇省也發動了“肅反大躍進”。江蘇省委在所有基層單位中對141萬人展開第四次“肅反”，其規模比第一、二、三次“肅反”的總和“還要大一倍以上”。在這次“肅反大躍進”中，據說收到揭發檢舉材料“40余萬件”；通過全省範圍的大抄家，共搜出“反動證件”31，000余件；成千上萬的幹部群眾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例如，江蘇省如東縣從1958年2月開始“第二次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肅反”，到1959年5月還組織了“第五次肅反”。該縣在僅17，000人的掘港鎮就“查出”了1百多名“壞分子”，逮捕了65人。[8]僅從1961年10月後江蘇省對1958至1960年間受批判處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黨員的甄別平反來看，人數便達21萬餘人；此外還平反了受批判處分的群眾22萬9千餘人，錯案比例達到98%以上。[9]由此可見“肅反大躍進”製造出來的冤案數量之大。

　　其實，在大躍進年代裡，山西和江蘇兩省並不是最狂熱的省份，其它省的情況更為嚴重。例如，據薄一波在20世紀80年代的回憶，1958年秋，河北徐水縣宣布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推行了“全民肅反”，自上而下地分配指標，到處抓“壞人”和“消極份子”，“限期完成，送去勞改”。[10]又如，1958年在雲南、廣東等地都有過“肅反大躍進”的衍生物，即“司法（政法）大躍進”。丁抒指出：在雲南省的“政法大躍進”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4個縣共逮捕了2千人，“平均12戶人家就有1人被捕。”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在1958年內大搜捕了4次：“對於有反對大躍進的言行、又不夠逮捕條件的人，……送公安部門辦的‘學好隊’，全縣有183人進了‘學好隊’”。而廣東省汕頭市推行“司法大躍進”的口號是“清除18害”。4月的一個夜裡，該市突襲逮捕了數千人，塞滿了公安局。一天下半夜，那些未經審判的被關押者被麻繩捆綁，3個人一串，趕上卡車，送到粵北山區的錫礦、硫磺礦做苦工。幾個月後，那些服苦役的“犯人”被帶到“革命法庭”，一一宣判。一位20歲的青年因一年前被定作“右派分子”，遂被宣布為“反革命”，不容答辯便被判了4年刑。“大躍進”之前，法院系統雖然時時聽命於當地黨委，但形式上仍然在運作；而“大躍進”期間按照辦案要“多快好省”的要求，“全國有相當一部份基層人民法院，甚至少數中級人民法院、個別高級人民法院與公安、檢察機關合併了，法院的工作實際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實行檢察長、公安局長或法院院長，檢察員、公安員或審判員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謂‘一長代三長’、‘一員代三員’的工作方法，一個案件從偵察、起訴到審判，由一個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給行政機關派出的工作組、工作隊去辦。事後，寫成判決書，送法院蓋個章、辦個手續就算完事。”到了1959年1月，律師制度正式取消。此後，民眾就生活在不受法律保護的社會中，一旦被誣、被冤、被捕，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盼天亮。[11]數年後公安部長謝富治透露：“1958年這一年，就捉了XX人，是大鎮反以後捕人最多的一年，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和不應該捕的人。”[12]雖然筆者未能掌握所有省份“肅反大躍進”的準確數據，但讀者從上述資料中可以看出，“肅反大躍進”的可怕浪潮當時的確席捲全中國城鄉大地，深入到每個角落，這場政治打擊運動無疑在社會各階層製造出深深的恐懼。恰恰是這種政治氣氛保證了荒唐的經濟“大躍進”未遭受任何抵制地蔓延開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次政治運動中，未成年的中學生也成了打擊對象。在“大躍進”禍害最深，大饑荒持續最長的四川省，1958年春天曾開展了一場在中學生中“肅反”和“反右”的“中學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於四川省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未能取得讓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立大功”的“成就”，李井泉便創造性地在中學生中推動了1958年的“肅反”和“反右”運動。由於“反右”運動餘波蕩漾，人們普遍心有餘悸，運動的發動者即使想“引蛇出洞”也困難重重。尤其是對這些只有16到17歲、平時忙於做題、背書、打球的孩子，要讓他們“放出反動言論”，顯然並非易事。於是，在李井泉的指導下，各級幹部施以欺騙誘惑、挑逗暗示、誤導唆使等全套功夫來拖人下水。從1958年1月25日起，在成都市集中了該市全體高中應屆畢業生2，980人，進行為期3個多星期的集訓。事先，主辦者對孩子們“按進步、中間、落後、反動”4類作政治“排隊”；然後信誓旦旦地宣布，“這次社會主義教育的性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反右”，還以動聽的“黨給青年指出了前進的方向，黨從來沒有讓青年去上當”的“貼心話”，來教唆被歸為3類、4類的高中生，讓他們“大膽地放，堅決地放，徹底地放”。[13]一旦這些孩子中了“引蛇出洞”之計，懵里懵懂地講出了一些主辦者們需要的話，便風雲突變，組織對這些孩子們的大規模的“批鬥會”，給他們套上“反動分子”的帽子。這一運動由成都市推向整個四川，從重慶、綿陽、廣元、自貢、內江一直到達縣、涪陵、溫江、瀘州等地，連甘孜、涼山等少數民族地區也未能倖免。據後來統計，全川各地劃為3、4類的少年超過3，200人，占當年全省高中和中專1萬名應屆畢業生的30%以上；有一個縣甚至把運動擴大到初中學生里，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黨分子”——年僅13歲！被迫害者不僅永久失去了升學的資格，不少人還被逮捕勞教，至少成為長期的“群眾專政”對象。1978年以後走上文壇的周克芹和賀星寒當年是四川省農業專科學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學的優秀生，1958年被這兩個學校分別宣布為“壞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政治上遭受20餘年的摧殘，“文革”後兩人都不幸在創作旺盛的中年相繼早逝。

　　實際上，除了“肅反運動”之外，1958年的中國還發動了一系列名目眾多的其它政治運動。據一位當年的西南師範學院學生回憶，“1958年大躍進，政治運動不斷，月月有運動，大運動套小運動，一個運動還未結束又來新的運動，上課、求學，反而被踢到一邊，好像讀大學就是專門搞政治運動，茲列舉如後：大興農田水利運動、‘雙反’運動、第二次‘反右’運動、勤工助學運動、愛國衛生運動、交心運動、拔白旗運動、吆麻雀運動、大戰紅五月運動、反壞運動、全民皆兵運動、‘四紅’運動、大煉鋼運動、大戰三秋運動等，還有一個夭折了的學生公社運動，共計15項之多。”[14]西南師範學院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普通一角而已，借一斑以窺全豹，可以看出，這一連串政治運動加劇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恐懼感，使人們的精神面貌迅速地變得怯懦、卑下、猥瑣和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