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凱文：毛澤東的南巡與倒林陰謀
自林彪913事件後，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上自中共中央文件下至歷史教科書無不將毛澤東當年的南巡視為粉碎所謂林彪集團的偉大英明正確之舉，而將林彪說成是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殺毛以篡黨奪權。本文則反其道而行之，分析一下毛的南巡以及毛澤東自己是如何大搞陰謀詭計的，將這一被顛倒的史實重新顛倒過來。
（一） 如何看待毛澤東的南巡？
毛澤東自中共建國後曾多次外出巡視“大江南北”，然而文革開始時的1966年和文革之中的1971年這兩次最重要的南巡卻有着非比尋常的意味。前者是為了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後者則是要打倒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號稱“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對比一下這兩次南巡，有助於我們揭開歷史深層的內涵和真相。
在中共的歷次黨內鬥爭中，毛澤東並非回回一開始就穩操勝券。中共早期的歷史可以不計，因為那時毛澤東並未真正掌握黨內的最高領導權。毛澤東真正開始掌權是從1935年的遵義會議。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從建國後的高饒事件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再從文革中的打倒劉少奇到打倒林彪，毛澤東的黨內鬥爭道路可以說是從開始時的以理服人逐漸發展成後來的以力服人。文革中的倒劉、倒林活動就是毛澤東在黨內非法行事的典型之作。
文革前夕，毛澤東在南方巡視隱居，時而湖南的滴水洞，時而上海、杭州，行蹤詭秘，由江青出面姚文元執筆拋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鬥爭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彭真和其後台劉少奇。這個由毛澤東背後操縱的御用革命完全拋開了中共自己的黨章國法，一開始就將中共自己選出的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當做敵人，必欲徹底打倒而後快。隨着文革的深入進行，劉少奇集團果然被毛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徹底打倒。毛的這次南巡開始時還巧為偽裝，對於自己的嫡系親信們也不完全交底，江青等文革派還要時時揣摸毛的意圖而行事，所以毛的南巡更隱晦更隱蔽，不使自己的對手過早地發覺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以期迷惑他們，然後突施辣手，一舉拿掉劉鄧所依賴的軍中人馬羅瑞卿，完成在北京的軍事部署。這時的劉鄧集團已成為刀俎上的魚肉任人宰割。顯然，毛在南方活動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共黨內的外圍撕開一個突破口，從批吳晗批北京市委出發，一舉突破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封鎖，然後再順藤摸瓜，揪出所謂的黑後台，完成其政變奪權的圖謀。由此可見，毛的南巡以及其所從事的活動在中共黨內也屬非法活動，是典型的陰謀詭計。畢竟毛澤東要靠正常的黨內程序倒劉難度太大，所以毛不得不另闢奚徑通過非法手段倒劉，毛的這一陰謀手段及其做法開創了黨內鬥爭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
毛澤東在1971年的倒林活動則是其5年前倒劉的翻版而已。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由於毛林衝突表面化，雖然毛澤東以個人之力一舉扭轉了會議大批文革派張春橋的浪潮，暫時打倒了陳伯達。但毛澤東不滿林彪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從廬山會議到毛澤東1971年8月的南巡這一年時間內，毛一方面大搞批陳整風，另一方面揪住林系大將們的檢討不放，一直希望從中引導出一個批林的結果，從而廢了副統帥的接班人地位。然而軍隊中批陳整風運動的進展並不如毛澤東期盼的那樣順利，始終無法追根朔源到副統帥林彪那裡。所以毛澤東不免心中急躁，再次動了南巡倒林的念頭，這時的毛不得不再次御駕親征了。毛澤東這次的倒林活動依然採取了倒劉時的辦法，即不循正常途徑，不在中央委員會內通過合法的方式進行，而是以黨主席、軍委主席之威在各地強力散布倒林的意圖，迫使各地黨政軍大員們效忠擁護毛的倒林措施，以達到倒林的最終目的。毛澤東的這一非法活動在後來的官方宣傳和黨史教材中，不僅沒有受到任何譴責和批判，反而被解釋為是毛澤東個人的英明偉大，是毛為了粉碎林彪“篡黨奪權”的陰謀，及時識破了林彪的“陰謀詭計”所應採取的必要措施。顯然，這一解釋從根本上顛倒了歷史是非，混淆了曲直黑白，將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強加於黨政軍及人民大眾。對比毛澤東的這兩次南巡，我們不難看出毛實是玩弄陰謀詭計的老手，其倒劉和倒林的方式方法如出一轍，只不過前者更隱蔽更偽善更富於欺騙性，而後者更直接更露骨更無所顧忌，其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
（二） 毛澤東南巡倒林的特點
毛澤東的南巡倒林活動有何特點呢？特點一，毛頻繁且密集地召見地方黨政軍領導人。從1970年8月15日毛開始南巡到9月12日毛返回北京，前後不過才28天，毛總共召見地方黨政軍大員13次，計有：
8月16日在武昌車站召見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汪東興談話8月17日毛在武漢召見河南省委負責人劉建勛、王新以及劉豐、汪東興談話8月25日毛在武昌召見華國鋒、汪東興談話8月27日下午2時毛再次召見劉豐談話
8月27日晚在湖南長沙召見華國鋒、卜占亞談話8月28日晚毛召見廣東省的劉興元、丁盛，廣西省的韋國清談話8月30日毛再次召見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談話8月31日晚毛在南昌召見了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江西省負責人程世清談話9月2日上午毛再次召見許世友、韓先楚和程世清談話9月3日凌晨毛在杭州召見浙江省黨政軍負責人南萍、熊應堂、陳勵耘談話9月10日下午2時毛再次召見南萍、熊應堂、陳勵耘和空五軍軍長白宗善談話9月11日在上海毛召見王洪文、許世友談話9月12日毛返回北京在豐臺車站召見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和吳忠談話毛澤東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如此頻繁密集的召見各地的黨政軍大員在毛自己以往的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幾乎是平均每兩天就要召見一次這些大員們，有些人不僅召見一次，還要多次召見與之談話，如湖北的劉豐、湖南的華國鋒、廣東的丁盛以及江蘇的許世友等。可見，毛澤東此時對於倒林一事上的急迫性。
特點二，被毛澤東所召見的黨政軍大員中軍隊系統的人占了重要比例，特別是那些掌控北京、上海、武漢、南京、廣州等地的軍隊實權人物，最主要的軍方大員包括許世友、韓先楚、李德生等人。一些被認為帶有林系色彩的軍方人士有劉豐、丁盛、程世清和陳勵耘等人，但在毛的一再明確敲打下，劉、丁、程三人已表態效忠毛，913事件後丁盛和程世清也沒受什麼牽連。許世友、韓先楚、李德生為大軍區司令，握有軍隊實權，他們對政局更具決定性作用，畢竟他們控制了京畿、南京、上海一線，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毛澤東說來，掌握了這些地方的軍隊實權，在與林彪的鬥爭之中毛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特點三，毛澤東對林彪系統發起的攻擊異常猛烈。毛採取了預先定罪、上綱上線的方法，反覆向各地的軍方大員們大講黨內的路線鬥爭如何激烈，建黨50年以來黨內就出現了10次路線鬥爭，明白無誤地向他們表示1970年8月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事並沒完，是黨內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是兩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設國家主席就是反黨的政治綱領，“天才論”則是反革命的理論綱領。毛澤東在與這些黨政軍大員的談話中其矛頭針對林彪已到了圖窮匕見無以復加的程度，必欲將林彪置之死地而後快，其批林的調子甚至遠高於當年打倒劉少奇的程度。
毛澤東這區區二十幾天的南巡，在巡視各地與黨政軍大員們的談話之中，毛一不講如何發展生產力，促進人民生活的改善，二不談如何儘快終止全國因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而是一門心思大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絞盡腦汁要通過非法手段剷除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接班人。在與華國鋒的談話中，毛竟然說“我看你是滿腦子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鬥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鬥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鬥爭。農業也有路線鬥爭。”毛澤東談話思路之荒唐莫過於此。從毛的南巡談話中我們絲毫看不到毛作為國家領導人對國計民生的關注，聽不到毛對民間疾苦的關心，只有荒謬無稽的階級鬥爭學說和撲風捉影的路線鬥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垂暮老人懷着唐吉軻德式的心情在與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敵大戰的情景。
（三） 毛澤東為何突然返京？
汪東興在自己的回憶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裡說“在這場複雜的、激烈的鬥爭中，毛主席表現出來的那種臨危不懼、戰而勝之的氣概，是我終生難忘的。”換句話說，毛澤東面對來自林彪篡黨奪權、陰謀暗殺、另立中央等危險局面時，毛以自己的英明果斷、沉着機智一舉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圖謀，而毛在南巡中的突然返京就是及時打破了林彪的政變圖謀。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從汪東興、張耀祠以及毛的其他警衛人士後來的回憶來看，毛澤東在南巡的前大半段時間裡除了行蹤保密，行程緊湊外，一切都很正常，根本沒有特別考慮防範有可能來自林彪的威脅。毛一方面大談黨內10次路線鬥爭，暗示犯了路線錯誤的人是不會自己改正的，另一方面毛明指陳伯達後面還有黑手，話里話外都將林彪擺在對立面上，迫使這些地方大員們及時調整步調、站穩立場，不要心存幻想再向林系投靠。毛在去杭州之前，一副十分自信的態度。那麼毛澤東何時開始產生了某種“預感”而導致他突然決定回京呢？從毛身邊的人的回憶來看毛自始至終都沒有透露任何口風，這些跟隨毛的人也如墮五里霧中茫然不知其所以。這就更為毛的這一行動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從中共後來公布的那些“林彪反革命罪行”材料以及事後不少當事人的回憶來看，林立果是在9月上旬得知了毛南巡部份講話內容後才開始有所行動，林立果9月8日晚回北京之前還談不上有什麼具體部署或計劃。毛澤東這時真的發覺了什麼異常情況而擔心自己的安全嗎？
從汪東興等人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出部份端倪，即毛在杭州對掌管杭州警備大權的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的不信任。據汪東興的回憶“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另一本《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也提及毛對陳勵耘的懷疑和不信任。該書說“毛主席這次在杭州，隨着時間的延續，他的情緒越來越不安，不知他發現了什麼，還是怎麼了，他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整個杭州的警備大權，都是陳勵耘管着，而毛主席對這個陳勵耘不知為什麼，又很厭惡。越到後來，毛主席了解到可疑的情況也就越多，越覺得問題嚴重，對他們也就更加不信任了。”
可陳勵耘自己後來面對記者的採訪則大喊“冤枉”，說他根本就沒有參與任何不利於毛澤東的活動。毛在離開杭州時，陳還親自送行。陳說“引導車引導主席車隊進一號門（在貴賓室旁邊一點），我先進月台，關照警衛處副處長王英傑把主席座車一直引到車廂門口，我在門口送主席。主席上車時，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親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車後，汪東興、張耀祠還站在車廂門下月台上。汪招呼我過去，問：老陳，還有什麼事嗎？我們要走了。我上去同他們握手，祝他們一路平安。他們上車，我看車子平安開走了，鬆了一口氣。總而言之，沒有一點不正常。”林彪事件後陳勵耘雖遭關押審查多年，但並未找出他在毛南巡時有任何反毛的活動，中共最後對陳只好不予起訴了事。顯然，如果陳勵耘真的為林立果所用參與密謀殺毛等活動，其後果斷然不可能是這個樣子。顯而易見，那種說陳勵耘在杭州的活動有可能對毛澤東不利的說法不過是撲風捉影而已，是包括毛在內的人在那個年代裡過份強調階級鬥爭的結果。毛之所以不喜歡杭州的陳勵耘以及上海的王維國等人，並非他們真的有什麼不軌舉動被毛抓住了把柄，他們無非是被當成了林彪系統那條線上的人，毛對他們格外警惕罷了。至於杭州有人“裝備飛機”一事，無非是當地軍隊按毛“要立足於打大仗，打核戰爭，打世界大戰”的瘋狂設想的指示進行戰備而已，可笑的是竟然還有人向毛打這種小報告。
既然杭州的陳勵耘根本就不存在對毛有任何不利的活動，毛為何這麼不安乃至如此匆忙地離開呢？其實這與毛本人的被迫害妄想症有直接的關係。李志綏醫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有清楚的描述。1966年毛在策劃打倒劉少奇的南巡中曾下榻南昌，忽一日毛對李醫生說“我看這裡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訴張耀祠，立刻去武漢”。在武漢沒多久，毛又懷疑“臥室的天花板上藏有人”，所以毛認為不安全，立刻出發去杭州。事實上李醫生多年前在成都時就已經意識到毛的這種被迫害妄想症，只不過黨內鬥爭越“激烈”時，毛的症狀就越嚴重，而這種所謂的“激烈鬥爭”幾乎回回都是毛自己先挑起來的，毛這次南巡到杭州時一些所謂的“跡象”使得毛這種被迫害妄想症加劇，毛在這種心態下如何能有正常人的思維呢？
但是說毛完全是因為被迫害妄想症而離開杭州乃至匆忙回京還不夠全面，筆者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毛的另一面則是要趁着林彪集團還沒完全清醒過來時全面部署倒林的關鍵活動。事實上，早在1970年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毛就藉口北京軍區批陳不力，一舉改組了軍區領導，將鄭維山、李雪峰等人換下，由毛信得過的李德生、謝富治、紀登奎出掌京畿要地。這一部署實際就是為了防範林彪集團而來。毛甚至在南巡當中還多次說：我要管軍隊了，我光能締造就不能指揮了嗎？毛在整個南巡的過程中不斷將廬山會議的問題上綱上線，指責林彪急於篡黨奪權，廬山會議就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毛的這些談話不可能一點不被透露出去，那麼傳到林彪耳朵里去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毛不可能不深深思慮之。林彪此時還是黨的唯一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手下的黃、吳、李、邱掌握着解放軍總參、總後、海軍和空軍的實權，如果不及時防範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後果。所以毛於9月11日從上海星夜兼程趕回北京。12日下午毛在北京的豐臺車站下車，召集北京軍區的黨政軍大員們談話，除了再次重複老掉牙的那套“路線鬥爭”之外，特別下令北京軍區司令李德生調集一個師的兵力進駐南口。這才是毛要急於回京的真實意圖。此時的毛勝券在握，林彪集團已如同瓮中之鱉，只需找個藉口就可以將其拿下，而這個藉口毛在南巡中就已為林量身定造好了，現成的“設國家主席”就是林彪急於奪權的“罪證”。所以，汪東興那種說毛臨危不懼、化險為夷的說法不過是事後無限美化誇大了毛的這些作為，憑空為毛倒林的狡詐手段塗脂抹粉而已。其實毛澤東玩的就是天威難測、虛虛實實的把戲，使包括汪東興在內的人也莫測高深。
（四） 到底是誰在搞陰謀詭計？
毛澤東在其南巡過程中向各地的黨政軍大員們反覆宣講“三要三不要”， 即“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這裡所指的“搞分裂和搞陰謀詭計”自然是針對林彪而來。913事件後，毛澤東給林彪戴的一頂大帽子就是“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顯然，“搞陰謀”正是毛澤東在南巡當中給林彪欽定的罪名。那麼到底是誰在“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呢？
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一句話就將中共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打成反黨分子，送進了秦城監獄，罪名僅僅是陳在華北組的發言不獲毛的歡心而已，這其實就是典型的政治迫害。廬山會議後毛本想借着批陳整風運動將林系的人馬好好修理一下，最好能順藤摸瓜揪出黃吳李邱的後台林彪，就如同文革時揪出彭羅陸楊而最終揪出劉少奇一樣。只要林彪一承認毛所指證的“錯誤”，毛自然就可以順勢取消林的接班人地位。無奈林系大將們的表現並不能讓毛感到滿意，毛一時又還抓不住林的什麼把柄，再加上林彪不認為自己有錯，拒不檢討，毛的批陳整風計劃難以深入進行，因而廢林的目的難於得逞。這時的毛完全沒有按黨內正常方式來解決問題的思考，即通過黨內合法的途徑完成這一變更。當初毛澤東倒劉時至少還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劉的罪名還僅僅是鎮壓了學生運動。這次毛唯一想到倒林的方法就是再次祭出倒劉時的法寶，不按牌理出牌，以黨主席之威行分裂黨之實。所以毛在南巡過程中故意將火燒到林彪的頭上，拋出“設國家主席”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將這個“謀反”的罪名事先套在林彪的頭上。此時的林彪已是百口莫辯了。毛澤東如此的陰謀活動又豈是林彪等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為何毛澤東的這一赤裸裸的“搞分裂，搞陰謀”的活動事後竟然被反覆吹捧為毛的高瞻遠矚、英明機智，以致不少現代史家們仍然極盡吹拍之能事，反覆美化而津津樂道呢？對此我們有必要予以分析揭開這一畫皮。
913事件後，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實已走入窮途末路，原先向全黨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昭示的“最親密戰友”接班人突然星殞大漠，這如何對世人有所交代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只能將林彪說得越壞越好，即必須將林彪的所謂“罪行”無限誇大，諸如“搶班奪權”、“圖謀政變”以及“陰謀殺毛”等等。再通過專案組的逼供信，製造出各種偽證，做實林彪集團的反黨反革命活動。這樣方能顯示出偉大領袖是如何明察秋毫，早就洞析了林彪的反黨陰謀，在黨和國家面臨危難時臨危不懼，英明果斷，從而一舉粉碎了林彪集團的政變陰謀。與此同時，文革中的種種罪行也正好可以全部推到林彪一人頭上，為毛作了最好的開脫。看看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的表演，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受蒙蔽的無辜模樣，似乎文革當中的種種惡行與他無關，他只是偏聽偏信了林彪的讒言而已。這其實就是毛澤東當政時期一貫所為。事實上自建國以來中共政權可說是冤獄遍地，林彪一案不過是千萬個冤案中一個更為突出的例子罷了。
1976年隨着毛澤東的去世以及“四人幫”的俯首就擒，原來被毛打倒迫害過的老幹部們班師回朝，開始了對文革的清算。然而在這一撥亂反正的過程中，中共當局並不想真正否定毛澤東這面旗幟，只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抽象否定之，將整個文革浩劫定位為“偉大領袖錯誤發動，被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如此一來，文革當中的種種罪行依然要放到林彪和“四人幫”的頭上。因此，在這種解釋下，林彪事件根本無法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所以，毛澤東從事的非法活動，其搞分裂、搞陰謀的所做所為無形當中就變成了合法，甚至天經地義的了，根本不需要人們予以質疑、批判，再加上中共多年來的反覆宣傳和汪東興這些當事人的“回憶”，廣大老百姓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官方的“標準版的說辭”。這難道不是對歷史的歪曲嗎？所以要公正地評價這段歷史，首先就要正本清源，搞清楚到底是誰真正搞分裂搞陰謀。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毛澤東在1971年8月到9月的南巡是其陰謀倒林的一次非法活動。歷史上既不存在所謂的林彪“篡黨奪權”的陰謀，也不存在林彪“陰謀殺毛”的神話，有的只是毛共當局對歷史的肆意歪曲，對真相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筆者相信隨着時代的前進，毛澤東及中共當局編織的天方夜潭遲早都會被一一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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