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对胡耀邦说：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核心提示：当时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达到13亿（不包括港澳台约3,000万），占世界总人口65亿的五分之一。据预测到2040年，中国人口将达16.5―17亿。过去有科学家测算，根据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地域环境，只能养活16亿人口。如此，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呈超饱和状态。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人口约为4.5亿，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已突破6亿大关。

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时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马寅初：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 

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回浙江老家研究人口问题，随后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建议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意见。当时人口增长率已达20‰以上，周总理支持并鼓励马老专注于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马老时已年逾古稀，不辞劳苦，率领助手和学生，奔赴浙江、江西、陕西、山东、上海、江苏和北京郊区各县进行调查，掌握了更多的人口增长数据。

1953年12月7日，在刘少奇召集的“提倡节育”专门会议上，马老谆谆告诫：“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但毛泽东持不同看法，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杞人忧天”，有的地方还在号召学习苏联的“母亲英雄”，对多生育妇女进行奖励。

1954年，马老以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三个不得了，表达了马老的忧心如焚。他和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等商量说：“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率已达22‰以上，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多万。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在他们支持下，马老参阅了古今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典籍，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于1955年7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以正式提案提出。却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马老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

毛泽东：马寅初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1957年春，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马老再次提出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六亿，如果按挣增率20‰计算，15年后将达到八亿，50年后将达到十五亿。这绝不是我马寅初的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表示赞同，毛泽东则笑了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 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马老以为有了结果，加紧人口问题的研究写作，完成了他的名著《新人口论》。1957年6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康生首先发难，用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有人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这完全是右派进攻。

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针对“中国人口多，难于前进”的 “反动观点” ，提出 “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随着 “反右” 运动的深入，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达200多篇，给他扣了三顶大帽子：宣传马尔萨斯主义，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老要求会见毛、刘、周三人中的任何人未果，却传来毛的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马老义无反顾，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马寅初：应该检讨的不是我 

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1959年夏，马老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灾祸，感到痛心疾首；未免发些牢骚。回京不久，周总理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但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总理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

他沉思良久，最后迸出这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几天后，马老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杂志发表，文中说：“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二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l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 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显然这位好友就是周总理。

康生：一定要从政治上把他批臭 

毛泽东读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指示秘书：“反右斗争已取得全面胜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可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

1959年12月5日，康生向应召而来的北大党委书记指示：“马寅初仍在负隅顽抗，死不投降，他是在搞右派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矛头指向党中央，一定要从政治上把他批臭，不能再做北大校长，通知他不辞职就撤职。” 这番话当然不是康生个人意见。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马老的院子里、书房里和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小会批也变成了大会斗。“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新人口论》！”、“打倒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 “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些口号声响彻北大校园。

1960年1月3日，马老被迫搬出北大燕园，迁到城内东总布胡同32号居住，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朋友和海外亲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视之中，实际上遭到了软禁，被冷藏了20年。

1965年夏，他从报端敏锐觉察到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弥漫全国，如不纠正，将会祸害无穷。他又上书党中央，希望人民领袖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作风，保持客观冷静头脑，决不可行 “领袖至上” 那一套。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神州大地，马老这个“反共老手”、“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上门轮流批斗，动嘴加动手，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后周总理发话 “马寅初是只死老虎，早就批倒批臭，再批他意思不大吧！” 才幸免于难。马寅初铮铮铁骨，为坚持真理而威武不屈、万死不辞的崇高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将传世于中华民族千秋万代。实践已经证明，他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当初听他一句话，现在人口不是13亿，可能是八九亿，可减少四五亿。这个沉重包袱已经背上，后悔莫及，但愿如胡耀邦所言“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但愿决策者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不搞“一言堂”，坚决地、真正地贯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和 “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政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会愈辩愈明，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杨勤民/《炎黄春秋》)